辩白，无须激烈--评《毁誉参半说浩然》
刘国震
在新华书店见到一本《2008中国最佳随笔》（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便翻看起来。一翻就翻出了一篇《毁誉参半说浩然》。因我最近正在整理一部有关浩然的书稿，对这个话题自然比较留意，加之此文又标明是“最佳”的那种，便怀着极大的希望与虔诚，想从中获取一些有关浩然研究的真知灼见，以弥补自己的孤陋寡闻。然而，读过之后，终归是失望。
我失望的原因在于，我本想从中有所得，而结果却是要有所失——放下手头的一大堆事物，挤出点时间，冒着酷暑写这篇文字，以更正被《毁誉参半说浩然》一文所篡改的史实。
《毁誉参半说浩然》一文，原载于《随笔》2008年第3期。此文不同于以往某些否定浩然的文字的尖刻与激烈，而是在浩然逝世众人悼念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比较知趣地努力摆出一种“客观公正”的架势，用语也比较平稳。但文章的主旨还是否定，只是笔法不同而已。这一点，除了白痴，都能够看得出来。
你要否定浩然也是你的自由，毛泽东那样的伟人，某些人不是一直咬牙切齿地企图全盘否定吗？何况一个农民作家！但作为执笔为文者，既然还维系着那一份斯文，又摆出了一副“客观公正”的摸样，就要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无论否定谁还是肯定谁，总要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尊重史实，不能如小儿掐架般信口雌黄。《毁誉参半说浩然》一文，恰恰是在这方面破了规犯了忌。此文洋洋4000余言，有违事实之处绝非一处，我只捡一两个容易说清楚的问题予以澄清。
《毁誉参半说浩然》一文说：“浩然的不幸在于，在极左路线猖獗的数十年，正是他写作的青春期。从合作化、人民公社，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他几乎是亦步亦趋地跟着走，为党和国家的失误唱了一路赞歌。歌功颂德不是不可以，问题是浩然在一个错误的时空，献给了错误的对象，那不是功德，是罪错。”在这里，此文无疑把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也当成了“极左路线猖獗”的产物，并予以彻底否定。这是十分荒谬的。农业合作化这种粉碎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生产关系的革命，是一个国家走向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前提与基础。农业合作化的伟大意义与历史功绩，农村实行互助合作后比个体单干时是增产还是减产，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广大农民的积极要求还是来自“上面”的强迫命令，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所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1991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都有比较全面的论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也有相关记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总的说来，中国农村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完成了两次历史性社会变革。不仅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民主主义革命目标，而且完成了对于分散落后的农民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场广大而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没有引起社会震荡，没有出现毛泽东所担心的牲口大批死亡和粮食减产的情况，相反，粮食连年增产。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办了许多单家独户的个体农民根本办不了的事情，在抗御自然灾害中显示出力量，特别是在全国普遍开展规模不等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以后农业的发展提供了长期发挥效益的重要物质条件，为实行机械耕作、机械排灌和科学种田，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都是有着深远影响的。”邓小平同志也说，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成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杰出贡献。“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描写的就是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宏伟画卷。党中央的决议和党的主要领导人所说的“最成功” “最大功劳”，在《毁誉参半说浩然》一文的笔下，全成了“失误”与“罪错”。这是由于对政治与历史的无知呢？还是有意与党中央唱反调？这种含有明显政治错误与背离历史真相的言论，为什么这些年总能一路绿灯，发表于主流媒体，而且频频入选“最佳”年选？
事实上，热情歌颂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五六十年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主流，许多作家都在这一时期写出了他们的重要作品或代表作，如赵树理的《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和《李双双小传》（这个小说在时限上更延后，已经到了公社化阶段）等等，浩然只是一个后来者。刘绍棠50年代也写过一部歌颂农业合作化、以“反右倾”为内容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只不过此书即将出版时，因他被划成右派而导致书稿被退回。其他作家歌颂集体化道路基本上没什么事，唯独到了浩然就成了“罪错”，就需要“忏悔”，这除了他的影响力导致“树大招风”外，大概还在于他在“文革”时期没有被“迫害致死”而使某些同行心理失衡。不是有人总爱拿“一个作家”说事吗？（这其实也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谎言），在某些人看来，留下这“一个”也是多余的，应该全部干掉。你当年没有被“迫害致死”，现在也得让你被“谩骂致死”。（据著名军旅作家胡世宗披露，在70年代末的第一轮“批判浩然”浪潮中，浩然曾给他写信，流露过轻生的念头）
太原某报还专门刊发过一条消息，报道说《毁誉参半说浩然》一文“发表以后，反响强烈”，还同时入选了花城出版社《2007－2008中国文学评论双年选》。看来，无论是本人，还是“年选”的编选者，都对这篇文章颇为得意。我们不妨再看看此文对《艳阳天》的责难：“《艳阳天》的故事背景在上世纪60年代初，好多人喜欢称道它的故事生动、人物鲜活，它理所应当地代表了浩然最高的艺术成就。但《艳阳天》也是最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作伪。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们都还记忆犹新，他所歌颂的中国农村的欣欣向荣、中国农民的蓬勃向上，完全不符合那一时期中国乡村的民众精神。几十年的风雨曲折，回过头来反思，究竟是《艳阳天》，还是《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能够让后人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中国农民当时究竟是在啼饥号寒，还是在意气风发地奔向共产主义？这是再清楚不过的历史事实。一旦改革开放，中国农民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他们立刻毫不留情地抛弃了合作化、公社化，此时，公然篡改历史美化罪错的那些文学作品，难道不觉得自己的脸面很尴尬吗？”《艳阳天》的故事背景是1957年，那时中国农村还没有“公社化”，农村的集体经济形式是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任何一个读过这本书或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应该知道。即使你没有耐心通读这部100多万字的巨著，但该书扉页的“内容说明” 也清清楚楚地写着“这部长篇小说，以1957年麦收前后京郊一个农业合作社为背景”。然而，奇怪的是，这么一个“再清楚不过的历史事实”，我们的热衷于“说浩然”的“知名文学评论家”却不清楚。在他的笔下就成了“《艳阳天》的故事背景在上世纪60年代初”。这么一篡改当然是大有深意的，众所周知，60年代初是中国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你把那个时期描绘成“艳阳天”，岂不是歌颂困难“美化罪错”？其实，对于并非“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50年代，浩然也没有让艳阳天下的劳动人民那个时候就放开肚皮“吃大米饭喝肉汤”，而是如实写了农业社遭受自然灾害后农民生活的困难，其典型的情节就有饲养员马老四吃野菜，支书萧长春在家中招待乡领导吃饭，竟拿不出一两细粮等等。但可贵的是，浩然笔下的新时代农民，面对困难和挫折，不是一味怨天尤人、“啼饥号寒”，而是勒紧裤腰带，以战天斗地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不等不靠，为国分忧，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辛勤的汗水，开创美好的未来。社会主义定胜利的坚定信念，就是他们心中的一片“艳阳天”。这才是时代的精神，民族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和信念，没有那么一股气，没有那一代人的吃苦耐劳和无怨无悔的奉献，面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面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捣乱破坏，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我们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走不出重重困境，也撑不到今天。请问，“啼饥号寒”和艰苦创业，哪个更能体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
《毁誉参半说浩然》一文结尾说：“浩然晚年给众人留下的印象，是忠厚近于慈祥。我能想像到他此刻听着我的责难，也是慈眉善目、沉默不语的。我出手是否太狠了？我有没有资格评说他？我又做了一件得罪人的事，我宁愿他能站起来激烈辩白，无奈他已经言行两亡，这让我更加进退失据。”即使浩然依然健在，让他与一个“知名评论家”为了《艳阳天》的故事背景是50年代还是60年代而“激烈辩白”，也是十分可笑的。但这件事总要有人来做，放任谬种流传是不负责任的态度。这件“得罪人的事”还是由我来做吧。然而，辩白，无须激烈。我只须以平静而内敛的声音说：你要说浩然，就请买一部《艳阳天》读读再说，正如我要说说这篇《毁誉参半说浩然》，就花35元钱买了这本中国“最佳”随笔一样。
200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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