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了“神”，“鬼”必然泛滥

 

 

 

xx同志：
    你好！这些天我依然事情很多，工作的事，家里的事，朋友的事，疲于应付，感觉很累。你发过来的那篇论文，我是很久以前看的了。刚才找出来，这么长的篇幅(35000多字)，未能再次通读，请谅解。而且，你的论文是否定浩然作品及其创作思想的，一切选材和论说都为这个既定的目的服务，我也就不便具体评说了。只是，我以为，观点可以不同，认识可以存异，但事实是必须准确的，不能虚拟与歪曲。今天偶然看到论文中这段文字——

 

     我不知道你是否通读过四卷《金光大道》，读过几遍。但上面这段文字中，对小说的批评指责多有不实之处。高大泉的出场，是很普通的，绝对上升不到“造神”的高度。到农村走走，这样的场景司空见惯，拉土垫道的事，我就干过，但没有人因而说我是“难以企及的”的“高、大、全”。而且，在小说的引子中，高大泉早就出场了。那时，他还是个逃荒要饭的孩子，有对命运的抗争、对人间不平的困惑与质疑，有朴素的阶级意识和感情，但还根本不懂得革命的道理，更谈不上“无所不知又一贯正确”。而小说中“勇拦惊马”的，是区长田雨，不是高大泉，这个场景也谈不上什么“富有传奇色彩”。拦截一辆受惊的马车，是需要勇气、力气与正气的，这样的事，“小算盘”干不了，“冯少怀”不肯干，“张金发”躲得快，但总会有人干的。危难关头，总要有人担当。正如汶川那地动山摇的一刻，“X跑跑”溜了，自有谭千秋们来担当。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需要英雄，而且也确实造就了千千万万的英雄。欧阳海、刘英俊不就是这样的英雄吗？他们真实地存在于现实生活中，而非艺术家的塑造。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一穷二白、艰苦创业，苦干是必须的。而帮贫济困、忘我工作，是时代对一个共产党员的必然要求。是一个优秀的党员和先进的村干部必须具备的品质。否则就不配当党员，不配当干部，更不配成为小说着意塑造的社会主义时代新人。这样的党员和干部，在那个时代，是真实的存在。现在可能少了点，也不是没有。所谓“不容分说将自家仅有的玉米种子即刻送人作口粮”，也与小说中的描写不符。同名电影中也说的很明白，“那不是种子”（高大泉妻子吕瑞芬的台词）。对弟弟的落后思想，高大泉感到伤心和痛心，曾给予耐心地开导，但不曾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大加批评”。小说和电影中都不是这样表现的。虚构一个事实然后进行批判，这样的方法是要不得的。即使是现在，如果你的一个好哥们穷乡亲突然遭了刘祥那样的天灾人祸（汶川地震中的感人故事，听说过吧），濒临走投无路的绝境，你虽然也不富裕，但还是尽力帮助了他（即使你不是党员，只是一个普通群众），有人说你是违背了“正常的人伦世情”，是“神话”，你能够接受吗？
    对一部作品可以批评，但批评时，要实事求是，不能对原著中的描写进行歪曲，以使其合乎批评的需要。这样是没有说服力的，也不符合严谨治学的学者品格。如果为了否定一部作品而罗织作品所不存在的问题，或无限放大其固有的瑕疵，为了成就一篇论文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刻意吹毛求疵，这是不是也算一种“主题先行”呢？记得你曾经说过，你对浩然的否定，主要是受这些年来“主流思潮”的影响，但做学问，最可贵的是独立思考。
    时间关系，只拿这一段作为一个例子。类似的问题，其他章节似乎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如你觉得我说的还有一点道理，可以自己梳理一下，并在修改论文时予以考虑。
　  你选择浩然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以评述浩然创作思想作为自己博士学位的论文，很好。浩然作品以及浩然现象，是值得研究的。正确的研究方法应该是肯定其正确的优秀的东西，探究其失误的所在，指出其历史的局限性。这才是于历史于文学于社会有益的。全盘否定之，不是聪明和理性的选择，也是否定不了的。退一步讲，即使你否定了他的“政治”，他的“文学”还在，他笔下的栩栩如生的人物还在，依然鲜活地存在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存活于人民大众永恒的记忆。正像豫剧《朝阳沟》一样，现在不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了，这个以“大跃进”为背景的题材可以说是“过时”了，但作为一个优秀的剧目，它几十年来常唱不衰，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至今人民依然喜欢“栓宝”，爱戴“银环”。你到农村走一走就会知道，婚丧嫁娶，节日喜庆，高音喇叭里响着的，依然是那些历久弥新的优美旋律和脍炙人口的经典唱腔。
　  把《金光大道》的主人公高大泉定位为“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大、全”之“神”，极言其虚妄与虚假，是你这篇论文的一个核心观点，也是几十年来（自改革开放以来）对浩然诟病最多的地方。究其原由，盖源于高大泉的扶贫济困与无私奉献。再就是他名字的谐音很“倒霉”，如果他名叫“孟发佳”（梦发家）或“艾小缺”（矮、小、缺），可能今天挨骂就会少多了。但乐于“扶贫济困与无私奉献”的，就一定都是假的吗？我们能够把生活中真实存在的雷锋尊为我们民族的道德楷模，却为什么容不下一个“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典型高大泉，必欲打倒而后快呢？20年代的中国会出现“骆驼祥子”，50年代的中国会造就“高大泉”，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伟大的毛泽东时代能够造就雷锋，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为什么就不能塑造一个高大泉呢？如果说，无私奉献、助人为乐的高大泉们是“神”，那么，损人利己、见利忘义的冯少怀们，必然是“鬼”。否定了“神”，“鬼”就会泛滥成灾。当今社会滋生出的种种腐败堕落现象，我们都深恶痛绝。一些新中国成立后已经绝迹的旧时代特有的丑恶现象又卷土重来，大有泛滥成灾之势。究其源头，这与我们意识形态的错误导向有没有关系？
    我的话只供你参考，如有说的不对的地方，恳请你批评。谢谢你对我的信任。也请你原谅我的坦率、直言。你论文的优点，正确的见解，我没有提到。没提到不等于没有，相信你能理解。
    另外，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要做具体分析，并不都是错的，绝非都是错的。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庸俗化，那是另外一回事。
　　祝好！
  
                                           刘国震
                                               2010.3.14夜 匆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