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蜗居》看到的令人吃惊的房产商能量
崔士忠
房地产商竟然能够控制中国的主流媒体？
有人说，现在拍张全家福，需要有电视参加。
这是因为，在当今的时代，电视俨然已经成为家庭的一份子，成为重要的家庭成员，成为对家庭教育影响最大的24小时不休息的优秀教员。
目前，中国大约有3亿台电视在中国家庭教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寓教于乐，把自己或正面、或错误的观点通过精彩美妙的故事和画面，润物细无声的深植进中国人民的心田。电视对中国的影响力不容忽视。电视台播放什么内容，电视台掌握在谁的手里，对中国的发展显的尤为重要。
当今中国，电视台受金钱控制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这应该引起所有中国人的注意。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说房地产商不但控制、绑架了政府的政策走向和决策，竟然还控制了电视台播出的内容。这个消息乍听惊奇，细想却也有些道理。你电视台不就是想利用播出收视率高的电视剧挣广告费吗？我房产商有的是钱，我买个年票，让你播什么你就播什么，直接给你钱就是了。
但愿文章说的不是真的，否则就太危险了。
附：郑风田：《蜗居》被开发商逼停？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蜗居》涉高房价疑惹恼开发商遭停播。
联合早报转引《二十一世纪经济》的报道讲，北京电视台一名不愿具名的内部人士透露：“我们停播《蜗居》，是因为房地产商的公关。”北京电视台这位人士称，“现在房地产商的能量，比你想象的要强大。”因《蜗居》对房地产商的形象刻画“过于负面”，有房地产公司“出手”，说服电视台停播此剧。
对《蜗居》被叫停，网友反应还是挺激烈的？
另据《中国新闻网》12月11日)引用广电总局电视剧司管理司司长李京盛直批《蜗居》的话：“有很大的负面社会影响，靠性，靠荤段子，靠官场腐败，靠炒作来吸引眼球。”他表示：“绝不能靠别人不敢说的话我敢说、别人不敢写的我敢写来赢得影响力，电视台也不能靠你这个台不敢播我敢播来提升电视台的影响力。靠性、靠耸人听闻的炒作、靠揭露官场腐败、靠这些低俗的佐料只能把电视剧品质拉向下滑。”
但李司长严厉的批评在网上立即引来了质疑的声音。全国人民的眼睛还是雪亮的，有观众写文章质疑说：“听到这样的批评，公众的第一反应不是《蜗居》是否如李京盛说的那样，而是广电总局是如何审查放行《蜗居》的”，网民还要请教李京盛司长几个问题：“《蜗居》中的性、荤段子、官场腐败是不是当前社会现象的写照？”，还有网友质疑：且不说李大官员如此批评电视剧《蜗居》，明显的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是舍本逐末，不顾大多数观众的的真实心理感受和不相信他们的鉴别能力。这样武断地否决一部现实剧，只会吊起或吊足还未来得及观看的观众胃口，从而进一步加剧“负面的社会影响”。
开发商等特殊利益集团不断挑战社会底线，公共强烈质疑不能让这些恶魔绑架了社会舆论高地与国家政策。
其实社会上早就对开发商或直接出面或者雇用写手来为本部门鸣罗开道发出警觉声音了，不曾想，这次的叫停行为会如何快而又如此公然挑战民意。如果果真如报道所言的那样，那才是最值得决策层反思的。究竟这次的叫停是主管部门出于社会责任叫停还是被开发商搞掂？
我国的开发商事实上早已形成特殊的利益集团，并且利用其在房价涨价中获得的巨额暴利为本部门进行包装，对任何对本部门有负面作用的政策舆论进行拚命打压。对于这种现象，人民日报前总编周瑞金在他那篇震耳发馈的“中国高层应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进行了痛陈，他认为以公权力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团”不断坐大会，已对中国社会造成伤害，呼吁中国高层拿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勇气，与政商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切割。
奥尔森在他那部《国家的兴起和衰落》中对特殊利益集团进行了深刻解剖，他认为只要一个国家有足够长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利益集团，而这些利益集体会使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行政、法律等方面的体制、政策、组织，变成最符合特殊利益集团的安排，使得该国发展的新动力越来越被抑制，各个部门越来越僵化，这必然导致国家的衰落。
我国目前已出现不少“特殊利益集团”势力坐大的现象，正如周瑞金先生分析的那样，他们收买专家为其特殊利益行为辩护，制造话语权，还给自己涂抹一层意识形态合法色彩：用各种冠冕堂皇的口号索取政策保护，上下要挟，左右逢源。他们对社会公平和普通民众的伤害，对中共执政宗旨的践踏，对政府公信力的玷污，正在造成严重后果。权力、资本和资源的结合不仅滋生腐败，还会导致权贵集团粗暴地垄断经济增长成果，放肆地侵占平民百姓的利益，这恰恰又容易成为社会矛盾的爆发点。
如何抑制特殊利益集团化解消解社会积怨，我国特殊体制面临挑战。
虽然欧美等国早已形成各种千奇百怪的利益集团，但由于有选举政治、有国会充分辩论空间，能够给各个阶层提供充分的说话机会，所以整个社会一般不会出现被特殊利益集团“绑架”的现象。但也有例外，比如美国总结小布什，因为靠军工企业的大力捐款上的台，所以在第二任期就投桃报李，发动伊拉克战争，让人感觉到即使是美国这样已有完善机制的国家对付特殊利益集团也缺有用的招术。
相比于美国，我国在如何防止国家政策被特殊利益集团绑架方面面临的挑战更大。主要原因是我国的公共政策一般由行政部门规划设计，很难形成辩论机制，虽然也有征求意见的程序，还有听证会等社会表达声音的机制，但从目前来看，实际效果并不太好，出现大量的被操纵现象。以最典型的价格听证会为例，由于程序上的不健全，听证会的代表不是由有公信力的机构选出，每次的价格听证会基本上已演变为“长价会”了。所以在这样一个格局下，很容易出现我国的公共政策被某一特殊利益集团绑架的可能性。这才是最应该引起警觉的问题。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目前我国有一个互联网，可以给群众提供一个表达的空间。所以决策者应该多倾听一下他们的意见，才不致力形成国家政策被某些利益集团给绑定的危险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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