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

是《让子弹飞》里鸿门宴的一个场景。

       先看里面的一段对话。
       黄：“张麻子非同凡人，二十年前，我们有过一面之缘...灯火阑珊处，他蓦然回首，而我，却隐藏在灯影里。”
       张：“那么彼时彼刻？”
       黄：“恰如此时此刻！”
       然后就是两人互相打量了。这两幅图，两人表情一样，头歪的角度对称，身后的背景也对称。
       张：“竟能如此相像？”
       黄：“像！很像！...只不过，你比他少了一样东西...你不会装糊涂...看看这位师爷，就是装糊涂的高手...”
       二十年前，张牧之与黄四郎就像硬币的两面。两个人有着相似的经历，相似的志向。
       那现在两个人的差异是什么？
       装糊涂。
       所以，单从性格元素上来说，张牧之+马邦德=黄四郎。把装糊涂发挥到极致的马邦德，加上不会装糊涂的张牧之，就等于黄四郎。
      什么是“装糊涂”？随波逐流，贪财，好色，贪恋权势，跪着。
      总之，张牧之几乎是个完美的人物，他寄托了导演的某种愿望。《看电影》午夜场12月份封面上印着姜文的这么一句话“我过了四十岁，才觉得社会是需要认识和适应，也不是随意能改变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让子弹飞》可以说成是一个人的战争。理想中的我与迷失的我，尘世间的我之间的战争。

     “那一年，我十七”
       十七岁，不只是一个年龄，更是一种状态。
       张牧之说他十七岁时，“从讲武堂出来，我追随过松坡将军，给他做过手枪队长…”讲武堂，是军事学校。松坡将军，是蔡锷。
    “后来泸州会战，将军负了伤，再后来，将军死在了日本。我回来了。正碰上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我只得浪迹江湖，落草为寇…”泸州会战和蔡锷的死，都是在1916年。张牧之之所以上山落草，也是因为不愿他们同流合污。他要安身立命，便只能落草为寇。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了，皇帝没了。
       黄四郎：他的一颗地雷是“辛亥革命第一响”。由此可见，他是参与过辛亥革命的，并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革命后，代替了旧的统治者。
       张牧之：追随蔡锷。蔡锷时任“临时革命总司令”，张牧之的作用就不言而喻了。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称帝，蔡锷发动护国运动，继续革命。
       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随后发动护国运动。

       黄四郎和张牧之在年轻时都是追求国家富强民族独立自由平等的理想主义者，都是才华横溢并且都把生命置之脑后敢于放手一搏的人，但20年后，双方竟然走到了极端对立的敌对。张牧之继续他的理想，成为了传说中“无恶不作”让人“闻风丧胆”的麻匪头子；黄四郎则成了无恶不作却地位显赫受人尊崇的铁打的老爷。51任县长，5顶万民伞留在了假张麻子其实是黄四郎的手里，成为了想干点正事的理想主义者供后人凭吊和嘲讽的花圈，剩下46任县长都是如马邦德一样的识时务名利双收的成功人士。曾经是理想主义者的黄四郎面对着同样是理想主义者的同仁，下手毫不留情，而且极为怕死，不但住的碉楼极为坚固，而且还搞了个替身。这让人想起了“引刀成一笑，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

        魔鬼和天使是心的两面，他们的区别在于魔鬼把理想当做口号和招牌，实质追求的是现实；天使则把理想当做一生的使命，现实只是实现理想的手段。魔鬼会编织美丽的谎言蛊惑人去追求私欲最终走向为他们设计好的陷阱，天使则是试图使人觉醒，所以天使在普通人眼里就是魔鬼，因为她让人纵欲的不自由，便如和张麻子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也毫不掩饰自己的这种不满和压抑。同样“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使又是无情的，当人人平等时，远近亲疏的私情就消失了，普通人要的是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的私情，至于这种私情会不会给其他人带来伤害，他们是不管的，天使要做的是天下平等和睦的大情，而这恰恰要消除和利益相关联的私情。

       20年前的彼时彼刻恰似现在的此时此刻，同样当黄四郎死后，张麻子的兄弟带着大量财富坐拥美女去浦东享福时，又成了新的“黄四郎”，落寞的张牧之又将去向哪里？此时此刻在20年后又会是彼时彼刻，“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这种巨大的思考伴随着换汤不换药的马拉火车留给了一代一代的少年人，世界的希望最终在年轻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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