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骑虎
郁平路遇释放出来的宗进庭。医校发生武斗事件。
乔丽身体渐渐复元，已经正常上班。他在家里看《易经》打发时光。这本书，不看时就往杂物里一塞，看时再拿出来。不是怕别的，怕的是这本书上有八卦六十四卦图样，不可随便放在桌上，以防不懂的人看到后乱说。时代空气就是这样，要与“封、资、修”文化实行彻底绝裂，但往往简单化。连郭沫若也说，他写的那些书都应当烧掉，他也要到越南向美国鬼子扔手榴弹。这种话，学生听了也发笑，觉得何必这样说?但郭老确实就是那样说的。
他出去散步，在很少行人、曲曲折折的小巷里独行，没想却遇到了宗进庭。他问，老宗，你，啥时候出来的?老宗却不答，把他一拉，出了巷子，往右一拐，却见一泓清水的小湖，四周长满芦苇、树木，湖边有一面是居民的房子，有一面是种菜的园田。老宗领着他向农村似的那边走，走上一条芦苇之中的小道。恍然之间他竟想起了当年他被卷进去参加“除奸”的景象。他下意识地朝宗进庭的后背看了一眼。真是世事白云苍狗，一对仇人冤家如今成了秘密碰头的朋友似的了。
他被领着走到小湖边一户菜农的院子里，里面的老农一见到宗进庭就认识，忙着要招待，但不知用啥来招待，嘴里说着，唉呀，连一口热水也没有，我来烧，我来烧。宗进庭说，你不用忙，你去有你的事，我借你这地方跟人谈个心。那农民说，好，好，家里没有别的人，堂屋里、房间里，随便你们坐。宗进庭顺手拿了一张小凳给他，说，我们就在这里。他们坐了下来。那农民说着“好，好”，就钻进了厨房。宗进庭问，你最近咋样?
他说，没啥事，在家里看看书。你是啥时候……?
宗进庭说，我是昨天才放出来的，正好就在这四不靠的地方遇到你。我们一起的几个人都放出来回家了。军人对我们说，你们是“一月风暴”的时候，群众要求、旧市委批准，关进来的，把你们留到现在才放，有多方面的考虑，总的来说，你们要理解成组织对你们的保护。
他点头。
宗进庭说，那就认这个说法吧，不然又咋样呢?我们在里面有报纸看，不断有人去看望我们，外面的情况，我们都清楚。“一月风暴”之后，中央提出“革命的三结合”，眼看又要用干部了，但还轮不到我们这几个人，我们心里有数，所以坐在里面也不着急。从提出“三结合”，到现在，八九个月了吧，“三结合”的事情全国也没有个眉目，就连真正实现“大联合”，也早着呢。还是只有上海一家算是弄好了，上海一定要不惜代价先稳定下来。亭州两派表面上也“联合”了，是在九月底嘛，成立了“工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双方各派五人负责总部工作。但实际上呢?砖头撂进去打不到一个人。两派根本没有走到一块去，还是各占各的山头。要不是刘克成打鹊湖，犯下这样严重的错误，他还没有这么老实，军管会算是抓住了一个机会，把他拉到了谈判桌上。当然，能有个空架子，也是个进步，总算是把“大联合”摆在全市人民面前了。现在群众的两派之争，好像是“争天下”的样子，其实，荷花池里打架，哪有他们的藕?但他们认为有，而且还想多得一点。眼前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出戏。你说这运动，弄来弄去，变成这样，始料不及吧?想不到“无产者神”是这么个水平吧?都说人民无限崇拜领袖，我看是领袖无限崇拜人民，或者说是太把人民当回事了，不晓得他的人民是这个德性。鲁迅对群众最看得透，这才写出了那些小说嘛，啥华老栓、阿Q、祥林嫂，我这个没多少文化的，也读过几篇。群众是麻木无知得很的。几十年流血牺牲打敌人，内部反对右倾投降、“左”倾盲动，好不容易有这个党、这么多干部，倒反来用群众来整我们，这能行吗?要克服啥，也要依靠党自身来克服嘛，咋能用群众从外面攻?还让他们满天下都竖起旗号、当起“司令”来!“无产者神”这话，我是听党校老师讲的，是马克思文章里的，当然是一种讽刺，是说把群众当成“神”也不行，一定会弄得自己被动。“灾必逮身”，自讨苦吃，我还是这句话!
宗进庭出了狱还坚持这样说，言词锋利，全无顾忌，他觉得不好应答，另一面也有些佩服。他含含糊糊点个头，表示自己是认真听着，是有所领悟的。
你不是光点头，你也跟我说说呀，我也很想听你谈谈呢。我们同坐一个牢间的那天晚上，外面下着雪，你谈得多好，真的对我触动很大!一个你，还有一个叫范公望的，我出来就想跟你们交流交流……
听到宗进庭提起范公望，他心中一动，他也有好久不见这位老兄了。他认真想了一下，似乎想找出点儿深刻的思想来，以便对得起宗进庭这样重视他，但最后只有摇摇头，说，我没有思想，头脑一片空白，最近更是啥都不去想，在家里读古书打发时光，还有钓鱼。我就等着运动结束。好在很明确有“三结合”的政策了，你们迟早是要回到工作岗位的，一切还是要由你们来操持，离不开你们，丢不掉你们。
宗进庭点头赞赏他的话。
他说，历史是所有的人共同的创造，历史不是一厢情愿的，是诸多力量交织的。我不是在你面前为造反派说话，事实上他们第一天造反，第二天以后一切的努力，都只不过是想拒绝“秋后算账”的命运。就像无知的小孩，用手去抓一个东西，一抓才知道不能去抓，但粘在手上了，于是就甩手，一直地甩手，就是甩不掉，这就是个悲剧的动作，悲剧到有点可笑，就有点像鲁迅笔下的人物。
宗进庭把头点点。
他继续说，现在刘克成他们，其实正在做最后的挣扎，带有绝望的意味。我同意你的分析，他们可能还要出事，还要犯错误。刘克成肯定没想到会犯鹊湖这样的错误，这个错误是出了格了，但他当然也不情愿出这样事情。我听说，他想躺倒不干，但群众还是要他出来。他们现在硬着头皮，跟运动初期那种干革命的好感觉是不同了。他们就像一个拉车下坡的人一样，人反而被车推着往下冲，最后结果真要为他们担心。他们里面比较清醒的人不是没有，也就是比较讲“策略”的，但不占上风。我既理解你们领导干部，也理解这些造反头头。我是从人的角度来理解人。他们的那种痛苦，我看得很清楚。响当当的造反派该是不说自己的痛苦的，但我偶尔也知道，他们的痛苦其实是很深的。即使你们宽洪大量，不跟他们“秋后算账”，从心理上也是排斥他们的，这个结，怕是过几十年都解不开。
宗进庭说，所谓“大革命”，应当是自然发生的，而不是人为叫它发生的。
他被宗进庭这句话说住了。是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一个人发动的呢，还是按规律而必然发生的?如果是一个人发动的，而没有时代社会的必然性，那就该算是人为的，它虽然也成了历史，却是不自然的，是非历史以至反历史。但是，文化大革命虽然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但也是中央委员会举手通过的，更是全国亿万人民都这样热烈参加的……
宗进庭在等他的回答。
他说，凡历史都是人为的历史。一个人能把历史像文革这样发动起来，说明它就不是一个人的历史，它就从一个人的历史，成了人民全体的历史。从一个人来说，“戊戌变法”的历史是康有为这个人发动的，“辛亥革命”的历史是孙中山这个人发动的，“王安石变法”、“商鞅变法”，都主要与一个人有关，这个人代表了历史站出来说话并且行动，古史干脆以这个人来命名这一段历史。秦国统一天下，一般也说是秦始皇统一天下。文革已经影响了我们的一切，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历史。也许历史就是强加于人的，就是强加过来、强加过去，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是不同方向的力的相碰和较量。
宗进庭笑了起来，说，这个运动，尽管已经变成了所有人的历史，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历史是由一个伟人带给我们的!
宗进庭眼瞪着他，他点点头。宗进庭不说言下之意，他也不言是与非。
老农用两个洗得很干净的白瓷碗把开水端来了，为没有茶叶而再三抱歉。他们感谢他烧了开水来，让他去有自己的事。老农就拿了锄头，有点佝偻着腰，到院子外面菜地上去了。
他们喝着水，丢开沉重话题，闲谈了一会儿，互相勉励和叮嘱了几句，就在老农家的门口分手作别。
想不到竟有这样一遇。他好像忽忽有所失落。失落了啥呢?他本来似乎是想多听宗进庭说说的，但后来他好像也说得不少。而他所说的，到底表达了啥，似乎已经模糊不清。但老宗的话，他听得懂，他的话，老宗也听得懂。
老宗在狱中几乎明确说出来的很“反”的思想情绪，是考虑得更成熟更坚定了。从这里能体会到，这个运动在老宗一类人们的感受上，伤害有多深，而文革的一切的一切，也都在这里面。《史记•夏本纪》记载：
诸候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
他一直觉这句话特别惊心动魄，所以记得。现在，老宗这样的人意味着的，就是我们将“去”啥而“朝”啥呢?多么尖锐的对立、多么不可调和的矛盾。老宗是准备好了，他就要倒转眼前历史的车轮，朝着相反的方向猛推，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是一定要这样做的。老宗虽只是县团级，却也有要挥手改变一切改写一切的气概和能力。老宗他们就是现在的“诸侯”，看来，他们将重演“去益而朝启”的历史戏剧。范公望夫妇的身影也将尾随其后，以他们的《形式论纲》为之出谋划策。但老宗仍会来给他的“历史问题”甄别平反，显示从未有过的宽洪大度。他感到，这一切已经不能算是历史的秘密，有另一种潮头的声音，愤怒而又沉着，从阴云密布的海天，向着眼前越来越逼近了。
不日之后的一天，来了两个人，江进海、林集。他们还没有开口说话，他就从他们身上嗅到迷惘、徬徨、沮丧、苦闷所发出的气味，某种无可奈何，某种欲罢不能，表面的镇静，骨里的焦虑，稚嫩的气质，坚定的意志，尚未真正起步的人生，满腹革命的经纶，他为之喜，他为之忧，他为之爱，他为之愁。
他不禁油然而生一种爱惜的心情。他也就发现林集的眼镜架子用白胶布粘着，脸上也青肿着一块，一问，原来是在学校里挨史宏那边的人打了。情况是这样：林集在“井岗山”的大标语上写了一段批语，立即被对方几个学生围住，恶意地把他的眼镜打坏了，“东方红”这边的学生闻讯援救，而那边的学生也围来更多，双方混战一场，后来是他们这边的大个子赶来，一拳将对方最厉害的一个击倒，才把林集从人堆里救出，双方也就鸟兽散。
他听了说不出话来，叹了一口气，说，以后要尽量避免这样的事情。林集把一份刻印得很清楚的油印材料给他，一看，是《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讲话》：
毛主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在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的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毛主席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毛主席说，再有几个月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毛主席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对方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在谈到革命的大联合以谁为核心时，毛主席说，啥“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啥是农民，啥是工人，啥打仗，啥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
毛主席说，要正确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向坏人专政的问题。毛主席说，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一个组织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发动群众自己去处理。
关于干部问题。毛主席说，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啥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毛主席说，正确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关于上下级关系问题。毛主席说，有些干部为啥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者会议上讲。我们现在有的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
关于教育干部的问题。毛主席说，干部问题，要从教育入手，扩大教育面。不仅武的(军队)，而且文的(党、政)，都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地轮训。每省都要开县人武部以上各级干部会，一个省二、三百人，多则四、五百人，大省应到千人左右。半年之内争取办好此事，否则一年也可。今后，争取每年搞一次，每一次的时间不要太长，大体上两个月左右。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政治思想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毛主席在视察各地的过程中，高度赞扬了广大工农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功勋。毛主席号召他们，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工作做得更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江进海问，郁老师，你说我们现在咋办?
他说，“咋办”不都在这上面说了吗?现在的问题是，你们肯不肯照着办?对于毛主席这些话，你们，还有刘克成他们，心里想通了没有?甚至有无抵触情绪?现在好像是你们“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了，跟运动初期的干部们的思想状况对调了一下位置。报纸社论叫你们不要“迷恋小山头”，叫你们跳出“小资产阶级派性的小天地”，你们是不是听得进去?要你们“斗私批修”，你们“批修”好像没问题，但“斗私”好像有点难，首先是对“派性”的认识有点难，认为自己的派性是正确路线对错误路线的斗争。其实，如果说当初是“革命性”，那么现在就变成“派性”了，你们自己的东西多了，顾全大局的东西少了。现在你们根本不想真正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现革命大联合，你们好像是要为革命而革命下去，运动就是一切。你们已经不能推动历史前进，已经成了历史前进的阻力，成了让中央头疼的麻烦。中央对你们一而再、再而三，有这样说服教育的耐性，对你们太仁慈了，毛主席已经亲自出面来点拨你们。你们应当好好坐下来想一想了。
林集说，郁老师，现在的问题有三个方面，我们力不从心，左右不了，好像只能一边观看、一边随波逐流了，你想，中央现在都没有办法令行禁止，我们能咋样?
他问，你说哪三个方面?
林集说，一个是“文革联合会”方面，一个是“联合促进会”方面，一个是军管会方面。从表面看，两派大联合的工作有了成果，但并无实质性成果。在军管会心目中，一向认为刘克成“文革联合会”这方面不算好人，这是沿袭了运动初期资反路线的思想，所以才有“三月镇反”。事实上运动初期、“一月风暴”之前，保守派在帮助干部镇压群众方面做了很多坏事，因为是当权派叫他们干的，所以都不算账，从不当成啥问题。我敢说，将来，如果仍是让他们得了势，他们还会变本加利这样干的，因为这是当权派方面所需要所喜欢的。刘克成他们这一边从文革以来的历史、从人数上，都应当是革命大联合的核心，军管会应当公道，应当贯彻文化大革命的原则。比如刘济武厂里，本来就是革命造反派当家，生产也弄得好好的，可现在冒出另一派来了，另一派原来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现在反而在扩大山头，来要求“对等”，这咋行?反过来看就很清楚，比如亭州电机厂，一向是陈安国他们的势力，现在如果刘克成在那里扶持一个基层组织，让他们去要求“对等”，能行吗?现在问题是，这种情况并不是出在刘克成他们这边，而是出现在“红旗派”的那一边。战火在基层燃烧得更厉害，直接影响到生产。这问题的根子在哪里?就是军管会带有派性，做了“红旗派”的后台。
现在，不是我们以啥“核心”自居，而是他们那边要做“核心”，并且把我们踩在脚下。我们静坐军管会，甚至抢枪这些事，都是有当时原因的。但他们那边就是洁白的猫儿吗?他们那边也有枪的，只不过他们不需要抢、也不需要“借”，军队就站在他们那边。如果形势需要，他们手中的枪将会比这边还要多，而且没有“抢枪”的恶名。中央《九•五命令》的第三条说，“军队不经中央批准，绝不许将武器、弹药、装备发给任何组织、任何人。”这句话可不是毫无针对性的，说明在有些地方就是这样做的!
他说，你说的这些都有可能，但目前军管会对自己总的工作职责应当是清楚的，“大联合，三结合”这些工作如果老是不能完成，他们也会有压力。你们也要让他们在工作中学会工作。你们要用自己的正确行为让军管会从心眼里承认你们是有觉悟有水平的。我认为总的来说，军管会不至于成为亭州革命大联合、三结合的障碍，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两派。人家咋样，不能成为你们去犯错误的理由。这样下去，你们不是享有专门犯错误的权利了?你们不是被人家牵着鼻子走了?如果多少错误堆积起来，本来再正确的凭啥永远正确呢?最后非垮台不可。历史上正义的一方如果自身不断犯错误，那也不能取得胜利。，还有可能被消灭。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你们不能一点也不退却，你们现在要学会退却。
这番话说得二人沉默了一会儿。
江进海说，那天我们两人也跟着到刘克成家里去的，刘克成说不想干了，干到临了不会有好结果，鹊湖这事总有一天要算到他头上，这个账是让人家算定了。刘克成说想不到革命这样难!上对不起毛主席，下对不起群众。当时大家听了眼泪都流了下来。刘克成还说到以前杨敬尧让他背诵“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事，说假如真正能做到“公报”上的话，就好了，可是回头来看，就是没有做到，你们选别的人来代替我吧。但后来刘克成还是被大家说服，继续当头头。他出来之后，就把那个在鹊湖死的工人葬到烈士墓去，还请人写了啥《芦荡的枪声》。我们也觉得不妥，但我们好像只有沉默，我们不能揭露事实真相。对于他们来说，公布事实，向全市人民作出检讨，目前情况下，确实很难做到。现在是进不得退不得，真是骑虎难下。毛主席说，现在是革命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小将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其实，造反派的错误已经犯下来了。我们学生并没有到鹊湖去，事先也不知道，但学校里一些人捋捋袖子也借着这事要整我们这边。社会上人说，还是当保守派对，造反能造出好事情来吗?中央要我们正确对待保守派，但事实上，造反派根本就没有资格去正确对待保守派，保守势力一直很强大，这反过来也是激化造反派犯错误的原因。现在，是要人家正确对待你的问题，而不是你能够正确对待人家的问题。这就是实际情况。这种时候，对刘克成他们，我们不想站到反对的立场上去。我们现在有点成了一个旁观者。我们能做的事，只剩下写大字报，但渐渐有了自我辩护的味道，驳斥种种的非议。我们感到了悲哀的、悲愤的意味!
他听了心头有点沉重，谢谢你们给我送来这份材料。关于今后咋办，只有领会毛主席这次讲话。回顾起来，“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关于“五个克服”那一段话，说明毛主席对这个运动，对于可能发生的一切是有估计、有预言的。你们要立足于“收”来调整自己的思想。我想，“一月风暴”之前，保守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他们阻碍文化大革命的开展，阻碍“放”。但他们也是有“功”的，要不是他们的阻碍，也就没有你们在斗争中成长。现在，中央不说哪一派是保守哪一派是革命的了，而是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你们如果再称对方是“保守派”，那就是“唯我独革”，是不准别人革命的假洋鬼子，是阻碍革命的大联合。就我们学校来说，你们说史宏他们是保守派，本来也有点勉强吧，现在就更是错误的了。你们不能使自己成为阻碍“收”的主要方面，如果那样，就是犯历史性错误。要高姿态，不要斤斤计较。毛主席在井岗山的时候，不止一次被从领导岗位上排斥下来，从中央到省委都不咋肯定他在井岗山的红色割据，乃至说他是错误的，毛主席如果斤斤计较、不顾大局，那时的大局就很难想象了。
他看到，他们多少还是听得懂他这些劝说的。
想不到，若干天后，他目睹了刘克成那边的工人冲打医校。那天，军代表主持，全体教师开会学习，学的是十多天前发表的“两报一刊”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社论说，在苏修统治下，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被剥夺了，他们处在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压迫和奴役之下”，苏修“把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农庄蜕变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和富农经济”，而“十月革命滋养起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如何“遭到严重摧残”，社会道德风尚如何被“日益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这些话，对于没亲身去过的人，只有从可能性上去想象了。社论从马克思、列宁的理论上来解释苏联为何“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接着就介绍“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一共是六点，而眼前仍在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一理论的“伟大实践”，运动本身“还会出现各种新的问题，遇到各种困难和曲折”，但“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而这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即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标志”。社论的逻辑是令人信服的，“继续革命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序列里，显得顺理成章。但眼前文革，人们心中却希望它早点结束，中央也希望能早点将运动“收”起来。作为一个普通人，与社论所持的那种高屋建瓴坚定自信的态度，总还是有些距离。
正在讨论发言，军代表却被叫走了，接着就听说工人来冲打学校。教师们急忙走出会议室，到外面去看。外面已经站着许多学生，他们也就站下来，都朝着正在发生“武斗”的大门那边望着。大门关了，是木头的，被外面轰隆轰隆地撞击着、摇晃着，惊心动魄。许多学生在呐喊，在传递着砖块，爬着梯子往屋上送，有的女学生显得特别勇敢，而屋上已经站了许多学生，甚至也有个别女同学，接了下面送来的砖头往外面砸，有的揭了屋上的瓦向下砸去，但外面也就有砖头瓦片飞上来，而且就有一个男学生被砸中，脚下一滑，从屋上直往下滚。一片惊呼，还好，自己在屋檐口抓住了一下，经过一个缓冲才掉了下来，掉到了地上，于是马上被抬往医务室，其他人则继续投入“战斗”。很快就明白了，站在这里袖手旁观的，是江进海“东方红”这边的学生，而在那里“战斗”的，是史宏“井岗山”那边的，外面往学校里冲打的，是刘克成那边的工人。
大门被冲开了，无数头戴柳藤帽、手拿短木棍的工人们如狼似虎冲了进来，学生们往后跑，同时回头掷出手中的砖头，而屋上的学生则转过身来用瓦向冲进学校的工人砸。工人不再深入，而是一部份人跟后撤的学生对峙着，一部份人掉了头朝梯子上爬，往屋上冲，屋上的学生被往下逼，纷纷跳了下去，有的跳进学校，有的跳到学校外面去了。
正担心这“战斗”如何停止，工人吹哨子集合，列队跑步撤出了学校，一边喊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看来工人里面没有受伤得不能走的，但有好几个工人是挨砖瓦砸中了。他正以为“战斗”已经结束，想走开，不料学生跟学生又打了起来，这是徒手的博斗，纷纷纠打在一起，一边打，一边发出各种凶狠的骂声，这是未来的医务工吗?教师们正愣着不知所措，军代表忽然在他们身边出现，朝他们厉声吼叫：你们都愣着干嘛?不去劝阻武斗吗?教师们于是恍然大悟，发扬“不怕牺牲”的精神，纷纷插进纠打着的学生中去拉劝。“战斗”终于渐止，学生骂骂咧咧分了开来，他看到江进海、林集也在其中，而且看到了史宏也在指指戳戳的跟对立面的学生狠狠的说着啥。他心中好一阵失望、失望!
事后得知，“水电安装公司”工人上班时发现，挂在门口的“水电安装公司革命委员会”牌子不见了，找来找去，发现竟被扔在附近一个粪坑里，经过打听，有群众看见的，说是医校的学生干的。“水电安装公司”属刘克成这一派，工人们判断干这事的学生自然是史宏“井岗山”那边的，决不会是江进海“东方红”这边的。作为经过文革而产生的“新生红色政权”的“革命委员会”牌子岂能遭受这样的污辱?工人们就到军管会“报案”，然后由军管会一个军人陪着到医校来调查。史宏没有出面，而是何银森出来接待的，学校军代表也在场。何银森说他们不会干这样的事，指责工人这边没有证据。于是争吵起来，学生围拢来的人一下子很多，纠缠起来，三个军人在场也制止不住。几个工人寡不敌众，吃了亏，被打骂出了学校，有一个工人眼睛被打肿了，赵家琪小腿被踢伤，是被搀着回去的，由那个军人陪着到医院检查，结果是骨裂，住了院。这下子炸了窝，于是兴师问罪、冲打医校。而医校这边已经有了准备，可以说是摆下了战场。曾有一个副校长劝说学生解散以避免可能来临的武斗，但没人听他的。这场武斗的结果，医校学生被打伤的有五个，都是头部挨了砖头，所幸不算严重，那个从屋上跌下来的学生反而没有受伤。还有一个青年教师的头被砖头砸破，进行了包扎，像是从真正的战场上光荣负伤下来的样子。这位青年教师不但有“预见性”让学生作好了迎接工人进攻的准备，而且像学生一样勇敢参加了“战斗”。
就在武斗的第二天，中央又一篇新的社论发表了，在大清早的广播喇叭中就听得很清楚，题目是《再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实际上就是“复课”二字，就是要学生回到自己的学校和教室里去，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坚决地“收”起来。这种三令五申，说明着一种紧迫和焦虑，但现实情况距离中央的要求，看来还差着一截。到底能不能“收”起来?怎样才能尽快“收”起来呢?
第十四章 叫将
曾在三月被捕的工人“静坐”了军管会。
一个严重的问题摆到了他的面前。包吉、梅有韬、郭德明，另外还有几个人，到他住处来，把他的小屋挤满了，向他宣布了一件事情，就是在狱中成立的“革命无罪控告团”，要静坐军管会，所提出的要求是三条：彻底平反、公开平反、公开销毁黑材料。他们眼睛发亮，满脸兴奋，袖子捋捋的，好像就要去干一番轰轰烈烈惊天动地扭转乾坤的大事业。他们看着他，等他的回答，也好像觉得他应当二话不说马上积极参加。在这种情况下，他哪怕只表现出一点犹豫，也将使他们大为失望，并且鄙视他。小屋子里七八个人站着坐着，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世界的一切。可他咋能像他们那样兴奋和拼命?于是他做出些深思的样子，这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权利，他们是认这个、要这个、能尊重这个的，而这正成了他可以利用的资本。他问，这个时候为啥要这样做呢?
包吉说，中心组开了会，认为“攻打鹊湖”以后，我们这边形势有点被动，要想办法扭转。军管会对“三月镇反”到现在不曾有明确说法，这是我们被动的根源，我们要拿这个做突破口。静坐学生冲进部队那天，宋政委表了态，但没有兑现。当时宋政委说，要召开全市万人大会，从方向上路线上深刻检查“三月镇反”的错误，向全市人民赔礼道歉。至今一句也没有做到。听说宋政委在部队里挨了批评。军管会至今不兑现宋政委的表态。我们被捕的三十六人，最后接到的《平反决定》上，都留了尾巴，如果加起来一看，好像我们这些人之所以被捕，也是我们自己不好，他们“镇反”倒是有根据的。郁老师，你的《平反决定》是咋写的?
这一问，把他问住了。看来，他的《平反决定》可能是写得最好的一份。他只得说，我的情况有些特殊，我涉及到一九五九年的冤案，我是历史问题，所以军管会做了内查外调的工作，结果反而把我的所谓历史问题查清楚了，我被证明没有问题。军管会“三月镇反”把我抓起来，主要就是根据我的老问题，结果发现我根本没有那个问题。所以我的《平反决定》跟你们的可能不一样。他就找出来，给他们看。“经研究决定，取消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对郁平的逮捕，予以平反。郁平的历史反革命问题，经查不实，有待运动后期提请调查处理。”他们传看过了，又还给他，都没有话说，因为一切正如他刚才所说，这份《平反决定》确实只是针对着他的历史问题。他们脸上有点僵住，好像立即明白他可以不参加他们这个特殊的集体，而且，本来跟他们就不是一路的。那么，他们这次所谓静坐军管会，还要不要他参加呢?他是否还有参加的义务呢?这显然成了一个问题。其中就有人说出来了：我们这次行动，郁老师就不要参加了。这话说出后，其他人都看着他，就等他的表态，就看他这个人是不是还有义气。现在，他如果说，那我就不参加了，他们将很失望，心里不免要鄙视他。
他说，“鹊湖事件”以来，确实比较被动，你们做了几个动作，发表了《芦荡的枪声》大字报，把人安葬到烈士墓，这些，都没有能改变被动局面，说实话，都有点不策略，反而更被动。站在旁边的人都为你们着急。现在你们要恢复“控告团”的活动，那是“三月镇反”时狱中的事情，现在“三月镇反”过去九个月了，人都放出来了，再这样弄，说实话，是不是还能得到社会同情，是个疑问。大家的《平反决定》写得不太好，有的还留了尾巴，这当然可以跟军管会交涉，但何必要静坐呢?静坐了，就反而被动了。静坐的方式在整个大形势下是不是还适合?这都成了问题。文革以来，亭州学生先后两次闹过静坐，一静坐，虽然给对方造成了被动，但自己也有些被动，开进去容易、退出来难。现在，中央要求大联合、三结合、大中小学一律复课，真是三令五申。一个运动不可能永远搞下去，我们几十个人这时候反而去闹静坐，行吗?你们如果一定要弄，一定要写上我的名字，我也不反对，我确实是“控告团”成员，不过我不可能到军管会去参加静坐，一来学校里复课闹革命，教师起码要每天到校，而且我只是一个代课教师，二来我的老婆，她吃了那么多苦，现在怀孕了，身体又差，我要服侍她，走不开。另外，你们为我带个口信给刘克成，我认为用这个办法，是不能扭转被动的，可能会造成新的被动，最好不要这样做。
包吉他们走了，没有反驳他的话，也没有赞成他的话，走得有点沉默，也有点心事重重。看样子实际上认为他说得有道理，但心里总是感到窝囊。
结果，他们还是宣布了“静坐”。那天，久违了的范公望一头钻进他的小屋，说，老郁，你的大名上墙了，不简单哪!他一听，也就猜到了咋回事，他说，是啥“控告团”吧?范公望看着他，问，你不知道?他说，前天他们在我这里跟我商量的，我表示反对，给他们分析过这样做不妥，但因为我跟他们确实一起坐了牢，我说，你们可以写上我的名字，但我不可能参加你们的活动。这也就是有其名无其实。
范公望说，以后光凭那上面有过你的名字，就是你今后真正的政治问题。他笑道，你这话本来是对的，但文革其实把这个冲掉了，因为文革当中名字上大字报已经很不稀奇了，不知多少人写了多少张大字报，哪个跟哪个算账呀?大账不错就行。我只要表示了我的态度，也没有参加他们的静坐，名字又不是我自己写上去的，我怕啥呢?用不着担心。
范公望说，你还记得我们上次见面是啥时候吗?他想了一下说，是在他们抢枪之后、“鹊湖事件”之前。范公望说，对，是那时。你还记得我那时说过一个啥观点吗?他又想了一下，说，你说“革命”正在被“用尽”。
范公望大笑，说，对!现在，又四个月过去了，我说的话不错吧?他们进一步在“用尽”，要把“革命”用得啥也不剩，还要倒欠，他们才称心、才服赌!你看《水浒》里那个李逵，赌了一回又一回，就是不服赌，他的性格“直”是“直”，但赌博表现很“不直”，像不像现在的造反派?现在，造反派就是李逵，这是我的一个新发现。从这一点来说，《水滸》能写出这个典型人物，从“形式”上说，也够了不起。啥《芦荡的枪声》，“不直”到极点，全是假新闻。他们在一年前是有“革命”的味道的，里里外外都“直”，直得也有些道理，但现在越赌越输，越输越“不直”，还像李逵似的想“扳本”，但这个“本”咋“扳”得回?要按照“直”来“扳”，就要讲清事实、承认错误、改弦更张。但历史已经不能给他们这个时间了，这盘赌博已经要收场了，他们将输得精光，还要倒欠，只有等着让人来给他们“秋后算账”。欠了“攻打鹊湖”这样的大账，想不还，可能吗?不管这赌徒曾经多么英雄多么有趣，观众看这赌徒也看厌了，将看着他被清算、逐出，下面新的赌博将由新的赌徒带着新的赌资登场，让人看了也觉新鲜有趣些。哈哈哈!
他听了，如同自己在受着无情的批判、尖刻的嘲讽一样。这鬼才，倒应当请到刘克成他们支队长大会上去对他们全体讥嘲一顿才好。自古天下少不得范公望这种人才，一万年以后也需要。这种人应当到报馆去任主笔，任专栏，做骂人骂世的专家。
范公望说，你的那些“狱中难友”，现在这个时候，还来闹静坐，简直太小儿科，太不得人心了。站在他们的那个局部，不是一点道理没有，一点道理没有就来闹静坐也不可能，但现在确实不是闹这个的时候了，他们几十个人那点小事，咋能同“大联合、三结合”这些大事情相提并论而且还要凌驾其上呢?他们的“斗争水平”越来越臭了，渐渐有了阴谋的气味，就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里写的那些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他们的小算盘，无非要造成军管会的被动，逼着军管会买他们的账，认他们是“左派、核心”，封他们是响当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让他们在“三结合”里获得较多较高的交椅，这样对他们的将来有利一些，至少不会被“秋后算账”。
他的心揪紧着，范公望说着了刘克成他们的要害，这有点惊心动魄，他也觉得有点无地自容，好像他跟刘克成他们是一伙似的。为了解除心头感到的这种纷乱和压力，从某种他不该受着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他笑道，你猜对了，他们如你所说的有种李逵式的“不直”以至“阴谋”，想改变“鹊湖事件”以来他们所陷入的被动局面，不过他们这样做，我并不赞成，也认为并不高明，我那几个“坐牢难友”来跟我谈时，我基本上像你这样给他们说过，只不过没有你这样辛辣的口才，我毕竟对他们是有所同情的。
范公望一拍大腿，叫道，这就对上号了!范公望眼中盈盈有泪，这是一个人在为自己的智力而感动。只见他继续说道，老郁，看来啥人也不能改变他们了，他们一意孤行，你我只好袖手作壁上观。啊，乌托邦的垂死挣扎，挣扎得这么丑陋!哈哈，我走了，这份材料给你看，你上次在我家谈到过的马克思语录，我找到了，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马克思这些论述里提供的某种历史“形式”，确实可以用来为我的《形式论纲》提供贯彻的具体方式，从历史上说明我的思路是有先例可行的。我们以后再谈吧!
范公望精神亢奋地走了，瘦瘦的，昂昂然。
他无心绪看那材料，就顺手夹到乔丽的厚厚的医书中去。他感到一种压抑，并且是来自范公望。在对历史社会和未来的感觉上，他倒显得似乎不及范公望那样自信和坚定了。范公望简直挟带一股必然崛起的气势呼之欲出。对范公望的一套，以前他虽然早已当面给以剖析和批判，然而，他也确实感到，范公望定将加入宗进庭所说“无往不复”的那个“复”过来的力量之中，而他却也是承认他们有一定合理性的。“革命”，从来就不是一种正常过日子的秩序，它终将成为过去，人心将随之转向。眼前的“革命”本来就只不过是一场“演习”，刘克成他们却似乎要老是“演习”下去。这咋可能?这已经是文革发动者所不能允许的了，况且全国的刘克成他们差不多犯了同样的错误，这从毛主席的视察讲话中可以看出。刘克成他们如果仍不觉醒，只有越来越被动。刘克成之类将退出这临时的政治舞台，他们的苦斗已经遭到厌恶，将被“算账”以至嘲笑和丑化，他们苦斗的主旨和精神将被埋进历史的灰堆中去，有朝一日是否还将冒出火星与火光来，那就是那时的历史所决定的了。
乱思到此，心中似乎好过了一些，一抬头，站在门口的却是刘克成本人。真是大英雄光临寒舍。他注意到，在门外较远的地方，站有两个工人。
郁老师，你说我们咋办?现在真是骑虎难下呀。
刘克成的大脸盘朝着他，眼睛大而圆，一股质朴强悍之气迎面而来，倒让他精神为之一振。狮子就是狮子。他泡了茶，请刘克成坐下来，他也坐下来。他说，毛主席视察三个地区时的讲话，你们看到了?只有照那个去办。早就是你们急流勇退的时候了。即使一场真正的革命，也总是有阶段性的呀。刘克成说，毛主席的讲话不错，但具体做起来有很大困难，而且，我们亭州咋办，还是要我们自己想办法呀。他说，你们首先要认清总的形势，“一月风暴”以来，中央总的要求是啥?现在毛主席直接出来讲话了，话也讲得再明白不过，既肯定和爱护了你们，又对你们提出了新的要求，非常体谅和关心你们，这样亲切引导，这样苦口婆心，真是一片佛心啊。你们最难做到的，你们最容易犯的，毛主席都说到了，他在九天之上咋对你们看得这么清楚的?老人家对你们简直是太了解、太爱护了，可是，你们是咋样感觉的呢……?
刘克成不无愧色说，看了毛主席讲话，我们心里确实很惭愧，可是……
他打断说，你们不能再有啥“可是”了，文革作为运动，都到这一步了，你们何必还要来“可是”呢?没有你们“可是”的时间了。我对你们的一些行动，感到不理解，你们正在失去人心，已经失去得不少了，再下去你们的老本就要拼光了。刘克成说，我们也不能就这样让人家来整我们啊。他说，毛主席讲话里没有说要整你们，他只是说现在是你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毛主席说得多么宽厚、留有余地，他这句话有个含意是肯定了你们以前的造反不算错误，但为啥不说那个，只说现在你们有可能犯错误呢?因为现在的重点不是要说那个，而是要说这个。而且这篇讲话的最后还是对你们的以前作了充分肯定。这是在对你们做思想劝说的工作啊。总的来说，你们不少事情，在我看来，已经让毛主席很失望。你们要体会毛主席的心情，认真考虑自己该咋做、不该咋做。我认为你们用“控告团”静坐军管会来“叫将”、来扭转被动，这方法是不对的、不行的。毛主席这篇讲话，是代表大局，代表人心，代表客观规律，就看你们能不能跟上来。老刘啊，如果说历史可能会倒退几步的话，那么我们已经有一份责任了。
刘克成是听得下他的话的，一直诚恳地听他说着，努力地领会着。最后说，郁老师，你说得完全对，我全听得懂。但是，最近，有靠边站的局长发着狠说，首先要恢复秩序，然后让各项工作上路子。这话听上去也不错，但他们要上的是啥路子?无非他们来管我们、管一切。从生产资料到党政财文，如果掌握少数人手里，群众不闻不问，也不能顾问，咋行呢?现在经过文革了，还能那样吗?我要组织支队长以上的人把毛主席讲话，把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再好好学学，错误要改，革命还是要坚持到底的。
刘克成一番话，让他深思，又让他体会到一种无奈。刘克成有这样虽然质朴却有一定深度的认识，怎样同他眼下的一错再错联系得起来呢?刘克成是在说漂亮话吗?他不能这样看刘克成。但历史还能让刘克成及其跟随着他的人们有时间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吗?他觉得在这个小城工人头头身上体现着一种深刻的矛盾，似乎可以这样表述：负有实现某种历史使命的人们，却显得缺乏精神准备和历史力量。但不管怎样，他该说的都说了。
好几天过去，没听说情况有啥改变，“控告团”有了行动，但不是“静坐”，而是“进驻”了军管会。那里面有一座小楼，被他们占领了，架上高音喇叭，每天按时吹军号，他在家里也听得到。看来刘克成还不想或无力改变他们的错误决策。刘克成们钻进了死胡同、牛角尖，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他们正在“犯错误”，这就在堂而皇之的犯给全市人民看呢。毛主席的谈话大慈大悲，没有发火，没有训斥，一点也不急躁，从容不迫，以极大的耐心对于天下的被他召唤出来担当历史重任的人们循循善诱、谆谆教导。
那个月，接着发生的是“农机厂事件”。他在大街上亲眼看到一个解放军战士站在高凳上受围攻，底下是仰面愤怒责问这个战士的一些人，四周是想听出究竟的群众。
一个他不认识的人，向他介绍说，解放军在农机厂里帮助“屁派”造手雷，“工红”这边就去攻打，农机厂的人跑光了，在里面抓到了这个战士，问他，啥也不说。从厂里查到一大堆手雷，灌好炸药的已经有五箱，当场试验，落地就炸。群众就把这个战士弄到大街上来，说军管会帮助“屁派”造手雷。
街上的人们忽然被惊扰起来，原来，一股骚乱从大街远处迅速地涌动过来，他赶紧让到人行道上去，只见激动的人们抬着一个担架，旁边和后面跟着无数的人，叫嚷着，像狂风落叶一样从眼前卷了过去，不知出了啥事情。
这事情，到第二天，他就听说了。林集，这个戴着白糊糊深度眼镜的红卫兵理论家，样子总是让他联想到庄子笔下“浑沌”形象的，出现在他的门口，被打坏的眼镜依然坏着，脸上被打青的的地方依然青着，进来之后，谈起昨天的“冲打农机厂”，告诉他一件秘密的事。原来，昨天晚饭之后，林集上街转悠看大字报，走到医院门口，却见包吉骑着自行车到了面前，彼此招呼了一声，他就跟包吉进了医院，包吉在车棚里停了车，拎了一包东西往里走，他跟着，一直跟到医院后面的一个荒凉的有池塘的花园，那里有一间孤另另的破屋子。
听到此，他心跳起来，他想起了那个地方，也想起了那间屋子，那真是一个不祥的地方啊。
林集说道，没想到，刘克成等一些头头全在那里，好像就是等着包吉的。他们都进了那间破屋子，一股阴气让人身上一凉。他们把门关了起来，派了一个人在屋外站岗放哨。屋里没灯，他们打开了两支手电筒，照出里面有一张破长椅。只见包吉把带来的东西放到破长椅上，原来只是一大块猪肉。正不知他们要做啥，只见有人把一个破棉花胎摊到椅子上，把猪肉包了起来。林集心中正在诧异，却见一个头头拿出手枪来，对着破棉胎打了一枪。然后那些人就用电筒寻找，在下部的棉胎上找到了那个穿过猪肉的弹头。说，行了。于是乱纷纷地都走了，带走了棉胎和猪肉，还有那个弹头。
这是做啥呢?当时林集已经猜到了。第二天，林集看到街上的大字报说，有一个工人被农机厂里射出的一颗子弹打中，幸而及时送医院抢救过来，这说明农机厂里不但有手雷，而且有枪支。看到这份大字报，林集更明白昨天亲眼看到的那神秘的事情，其目的是为了获得一个弹头作为证据，并且必须经得起法医的检测。工人头头们是在做假。
他听了倒抽冷气，说，这咋行呢?林集说，我也想过，这咋行呢?但又想，历史的某些细节难免也许就是这样的。他说，不对，这是走进了阴谋诡计的泥坑。
林集茫然摇头，为之辩护着说，我也觉得这样做不好，但是只要总体上是正义的，至于手段、细节，不可能很纯……
他说，这正是机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这样做只能赢得一时的效果，带来的危害却是极大，一旦被揭穿，怎能站得住?而且这样做对自身也是一种精神腐蚀。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群魔》你读过吗?这样做是不对的!
林集叹了一口气，忧心忡忡，说，我虽然为他们辩护，但我其实已经看到了失败……
他说，失败也不能这样失败!不能用犯错误来加重失败……
林集说，从参加文革到现在，得到的经验教训是不少。虽然有文革是“演习”的说法，但我们经历的里里外外的斗争却是实实在在的，一切不是虚构，不是大家闹着玩的……
他说，难道在一开始的时候，你们以为不是真正的斗争吗?
林集说，倒也不曾这样想。我是说，对斗争的尖锐和复杂，现在才算是有了较深的体会。很多同学最初不过是想“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图个好表现”，这种很肤浅的想法，早已被斗争的现实打破了，所以不少人见势不妙，就缩回去不参加了，来自农村的同学，早就回去了，有的人甚至已经在乡下结了婚。
他问，“控告团”静坐军管会了，你们是怎样表态的?
林集说，我们当然写了坚决支持的大字报。但我们心里也怀疑是否有静坐的必要，是否能静坐下去。我们也理解到这是为了把不利的局势扭转过来，但感到这是在啃硬骨头。现在逍遥派不少，在家里打扑克，不出来参加活动，也不到学校来。社会流传几句话：“逍遥派，真自在，运动后期当左派”……
林集把他硕大的脑袋低了下去。
他也无话可说。
他虽然不朝军管会那里走，但从那个方向传来的军号声却准时响起，在天空中传来。那是一个人每天早、中、晚三个时辰吹奏他的军号，以说明“控告团”在军管会里的存在。这个人想必当过号兵，或者是喜欢吹号，这时用上了，心中想必很自豪。有一天，他在街上就看到了那个人，精瘦的三号身材，有点猫儿脸，脸上表情率真无邪，三十岁年纪，戴一顶褪色的旧军帽，穿一身褪色的旧军装，腰间扎着皮带，一根编得很讲究的丝绳把一个铜号斜挂在身旁，铜号上系着鲜红的绸子，随着他的昂扬匆急的步子而飘动着。然而，“三月镇反”的难友当中并无其人，现在这样参加进来，表现出这种热烈的积极性，真是有点异乎寻常，有其令人感动之处。他停下脚步观看着这个一定是自觉自愿的吹号人走过去，这个人受到他的注视，就朝他一笑，随即又只管昂扬匆急地走路，一种重任在肩而且有使不完的精力的样子。
没想到，路边也有人在观看他，是公检法军管会主任姜顺堂，向他招呼说，好久不见你了，到我那里去谈谈，咋样?他漫应了一个“好”字，姜顺堂就立即落实时间，说，下午三点，到我的办公室去，我们关起门来吃点茶，如何?他无可推辞，就答应了。
下午，他进了姜顺堂的办公室，姜顺堂掩上门，请他坐下，给他泡了茶，头一句话问他：你认得那个吹号的人吗?他说不认识，他只是从那个人的那身装扮，估计就是每天在军管会里吹号的。姜顺堂说，对，他就是每天在军管会里吹号的人，所谓的“控告团”在里面二号小楼上设立了宣传站，有扩音器材，有工作人员，这个吹号的，据我们掌握，不是工作人员，但每天都去，按时吹号。他问，这个人过去当过吹号的兵吗?姜顺堂说，这个人的情况，我们已经掌握，叫申恩梅，是个孤儿，在山东宾州部队当过号兵，复员在亭州印刷厂当铸字工，以前是平平常常的一个人，文革以来也不活跃，不知道为啥这时候突然有了这样的积极性，好像一觉睡醒，赶上了革命的末班车似的。
姜顺堂讽刺得精彩，他听了勉强报以一笑。丢过这个话题，姜顺堂问他，“控告团”名单上有你啊?他就做了解释。姜顺堂说，他们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掉泪。现在我们是投鼠忌器，只好忍耐，但忍耐是有限度的，矛盾终归要解决。
他听了无话可说。姜顺堂问他，你说呢?他说，我只觉得悲哀。
姜顺堂点点头，说，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他问，一个战士被群众弄到大街上，咋回事?
姜顺堂说，这事情，我们不好出来辟谣，好在有两派群众，而不是只有一派，他们这样说，会有人出来那样说，那就让人们自己去辨别真相吧，我们不着急。他们说他们有个工人在农机厂里中了枪弹，而且把弹头送来让法医检验，但我们也问过另一面了，人家以党籍向我们保证厂里没有枪支，所以这事情是值得怀疑的，我们现在也不表态，总有弄清楚的一天。
他的心不由得猛跳了几下。出于诚实，他几乎想把林集告诉他的情况说出来，然而，岂不是一种告密吗?即使刘克成他们如此硬拼下去，像一个失败的拳击手一样最终倒在地上，他除了悲哀，也不想去伤害他们。现在，一切就只是感情问题了，他守着自己的不愿动摇的感情，而让自己置身事外。由于种种原因，刘克成他们，看来只是政治舞台上昙花一现的人物。作为普普通通的群众，为着所信仰的宗旨，刘克成他们做了一回昙花，怒放了自己，经了风雨，见了世面，这已经值了。
他问，那个战士后来怎样?姜顺堂说，他们把那个战士在大街上围攻了一个多钟头，最后送交到我们这里来。我们问了那个战士，他只是有个亲戚在农机厂，他是去看望这个亲戚的，其它一切他都不明白，他只觉得很不理解，在那种情况下，考虑到纪律，他只有一言不发。我们在内部表扬了这个战士。郁老师，在群众运动中，产生这样混乱的事情，是不奇怪的，它是社会矛盾的反映，但是，反映了啥呢?反映了刘克成他们困兽犹斗，想找突破口，来扭转败局。不管他们是不是有预谋有计划的，他们现在的一盘棋，我们看得很清楚。他们用所谓“控告团”静坐军管会，来牵制我们，另一方面就这样找机会闹事，要让我们乖乖地屈服于他们，承认他们是响当当的左派，在大联合三结合当中让他们占据优势，这样他们在文革以来的错误，就可以不算账了，他们一直最害怕的，不就是“秋后算账”吗?但这样下去，犯的错误就越多，就越是要算账;说实话，这种账如果不算，不把他们这种势力压下去，社会就安定不下来，天下就会永远乱下去，这是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个政权都不能容许的。他们已经走向反面。一定意义上说，这些人不是在按中央要求的开展运动，而是性质变了!
他暗吃一惊，但无言以对，而且好像他成了刘克成他们的一个代表在接受这种批判。他心中有着自己的保留意见，那就是，对这一切，你们军管会，还有旧市委宗进庭这些人，不也有相当的责任吗?归根到底，你们对文革，对这些群众的态度，是怎样的呢?这不也是问题的一个症结所在吗?从这一点来说，他们犯错误的原因，除了他们政治上不成熟，就是因为你们的偏见和错误。他发觉自己心中是一个坚定的革命造反派，并不比包吉他们差，只是包吉他们表现为情绪，缺少着头脑，总是像李逵一样做出“不直”的事来，授人以柄。
你给我说说，也许我说得不对呢。姜顺堂做出向他请教的姿态。
你所说的，站在你这一面，是完全对的。他回答。
那么站在当中呢?姜顺堂立即敏感地问。
如果能站在当中考虑问题，工作也许能开展得更为顺利一些，到将来你们要给他们算账的时候，也更能让他们口服心服。既然已经犯了错误，不算账已经不可能了，不是你们要跟他们算账，而是客观形势的发展就是这样，至于啥叫客观形势的发展，只要看看外国几个大作家的小说，就可以得到很生动的了解。
哪几个外国大作家的小说?
雨果的《九三年》、《悲惨世界》，法朗士的《诸神渴了》，狄更斯的《双城记》，我所知道的，就是这几部，其它可能还有。看一看这几个资产阶级作家，是怎样去描写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的，他们的同情心是在哪方面，他们的批判锋芒是朝向哪里，他们的文学是不是客观真实的。作为毛主席这样认真发动，而人民这样普遍热烈参加，又确实发生了尖锐对立的社会运动，文革与法国大革命之类的必然有许多相似之处，我认为是可以作比较的。还有，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其实就是通过虚构故事和社会生活，来写法国大革命影响下的人们的关系，读来也很有意思。当然，另外还可以参考马克思所写的《法兰西内战》。
姜顺堂不说话，体会到他的话意。稍停，对他说，你说的我也都能理解。但政治不是文学，文学也不是政治，政治是极其现实的。《九三年》我读过，反映了贵族与平民压过来、斗过去的血腥斗争，不过，作家写小说时，就是纸上谈兵了。文学情感不能代替历史，历史它就那样了，它是现实的阶级力量的对立和搏弈，人民有他们的正义和愤怒，贵族也有他们的理由。
那么，是非呢?他问。
没有是非，只有力量的对比。是非是纸上的东西，力量是现实的东西。历史书是得势的一方来解释和书写的。但小说不同。小说基本上都是讽刺贵族、同情平民的，对当权者往往抱批判的态度，所以他们的创作方法叫做“批判现实主义”嘛。其实历史本身是多面的，有无数的面，从哪个角度都可以表现它。要从焦大的角度，林妹妹也不可爱嘛。
姜顺堂这么说，他无言以对。姜顺堂是知识分子当了军人，或者说是知识分子化的军人。在某些方面是他不能望其项背的，他仅仅只能纸上谈兵。
回到家中，却见屋里是两个女人，另一个是宗进庭的夫人兰贞。二人的交谈显得亲密无间。当一个男人看到两个女人这样密切交谈时，总是有着一种羡慕和向往。女人之间的心思，似乎容易沟通一些。
原来，兰贞是有事情来的，但并不显得紧张。告诉他：下午，“工红”，也就是“联合会”，来了几个工人，让老宗跟他们去了，说是到“常委学习班”去集中学习，地点在农校。兰贞说，工人的态度是和气的，对老宗是尊敬的，他们是全市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他们说办这个“学习班”是为了解放干部、实现“三结合”，这当然是好意，所以我也没啥不放心的，但是，毕竟他们只是群众，而不是军管会，不能代表组织啊。
他说，这情况我一点也没听说，因为我跟这些人其实没啥关系。这事情，我的看法，首先是不要紧张，看样子你也没有紧张。目前形势是要实现大联合三结合，但表现出来的情况，正好相反，两派之间，冲突和武斗事件在上升和扩大，这倒也是符合某种规律的。“工红”他们单方面把常委弄去，这一行动，至少有不妥之处，我想，他们的目的，无非就是争取领导干部站在他们一边，在将来的三结合当中能支持他们。
兰贞冷笑一声，说，真没想到，老宗他们这样吃香起来了!
他说，干部不是任何个人和群众组织私有的，经过运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并不是为某一派群众组织所用，这个道理，太显而易见了。但从好处讲，也可以说，群众有这种国家主人公的历史主动性，倒也不是坏事啊。
兰贞听后一笑，却让他的心里暗起惭愧，因为兰贞好像把他的话理解是对造反派的讽刺了，而他并无此意。
他不觉就对兰贞说，中央对运动早就要“收”了，但亭州的这些闹革命的人们，仍然意犹未尽，他们不认为自己因为犯了“攻打鹊湖”这样的错误，就灰心丧气无所作为。他们愿意做“三结合”这方面的工作，那也是好事。据我听到的，“工红”这样做这已经是第二回，第一回是“一月风暴”之后，他们把市委常委集中在三峰园里学习，为夺权作准备，后来内部发生分裂，这事情不了了之，但那一回可能还不包括宗市长。兰贞有点愤然地说，对，那时他们把老宗送进了看守所!他说，这就叫做此一时、彼一时，形势会越来越好的。
兰贞说，你把情况这么一分析，我就更放心了。你是有水平的人。
他忙说，宗市长的水平高，我们这些啃书本的永远赶不上，这会儿，你在为他担心，他可能正在那里有说有笑呢。
兰贞又笑了起来，说，你这一说，我真的完全放心了。你虽然没有参加他们，但你认得他们，有机会给我去看看情况，啊?
他答应了兰贞。现在兰贞已经知道他不是造反派了，如果他是的，她仍会和他不共戴天。兰贞回家去，他和乔丽送至街头，挥手作别，看着兰贞在人行道上走去，形同常人。
他心里说：刘克成啊，你还想把你的“战术动作”玩到啥时候?
乔丽问，你打算到工人那里去一下吗?他说，兰贞来拜托过了，我当然要去看望一下宗进庭，顺便也要对刘克成他们适当加以劝说。想不到我在这场运动中，成了这样特殊的人，好像成为说客了……
第十五章 郊血
工人的手被自制手雷炸坏。郁平从姜主任那里听到关于命案侦查的介绍。
天很冷，僵着，好像随时都会下雪。从军管会方向依然每天准时传来军号声，这个吹号人的情况，从姜顺堂所言可知，军管会已经掌握，叫申恩梅，印刷厂的铸字工，当过兵。他不禁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是树上有几只鸟，山上有几只猴，早已在注视之中，而鸟儿猴儿自己却不知道，兀自玩得正欢。其实，就是刘克成他们的情况，又何尝不一直在一种注视之下?刘克成他们对军管会的动向，却也是注意着的，只是有点大而化之，乃至隔雾看山。
为了兰贞的拜托，他出发到农校去。
农校在亭州城的西北郊，叫做麒麟湾的地方，至于为啥叫麒麟湾，民间传说自可讲出一套神奇故事来。下了大路，踏上河边长长小路一直向北走，就到了农校。有两个站岗的工人，戴着红袖章，上面是“指挥部”三个大字。在他说明情况之后，门口电话打了进去。过了一会儿，赵家琪从里面走来，看到了他，挥着手向他走来。门口的工人也就放他进去了。
赵家琪说，你来有何指教?
他说，有点小事。
他跟着赵家琪往里走。学校里枯草在冷风中摇曳，显出些荒凉，但试验田里的麦苗却出得很齐整。
赵家琪说，农校的学生来自农村，都回去了，他们基本上没有参加亭州的文革。目前正好也是寒假期间，老师们也回去了，他们倒是把麦子种下去走的。我们就趁这时候，把“指挥部”设在这里。
进了赵家琪的办公室，坐下来，他问，你在这里主持工作吗?赵家琪告诉他，全市“好派”开了会，成立“十大总部指挥部”，以统一行动。这个“指挥部”在“一月风暴”时就有，后来陈安国闹分裂，中断了。这一中断，就是十个月，也可以说就是一年的时间，运动就这样拖下来。“指挥部”把市委常委集中到这里来学习，让他们转变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这样为下一步实现“三结合”作准备，这个工作我在这里负责。我每天同常委们在一起，他们各个人性格都不一样，杨敬尧的幽默有乡土味，宗进庭也会说滑稽话，比较阴。哈哈。
他问赵家琪，我记得你以前说过，你好像对参加“三结合”不感兴趣，你是想急流勇退的。赵家琪说，对，我现在还是这个想法。不过，既然身不由己，那就帮助做点工作吧，主持这个常委学习班，对我的胃口，别的事我不管。他问，难道你认为你们一派单方面这样做，是可以的吗?赵家琪说，这叫“大礼不辞小让”。我们把常委集中起来学习，对运动进行回顾分析，让他们改变不正确认识，虽然是我们单方面做这事，内容并不是单方面的，目的也不是单方面的。我们向军管会发了《情况通报》，欢迎军管会来领导和指导，我们只不过先行一步，先着手做起来，这总是可以的吧?如果我们向常委们公开或私下说过一句要他们支持我们的话，我负全部的责任。我们这样做，正是为了跳出派性斗争，抓住大方向，紧跟党中央战略部署。
他说，你这番话，我可以相信，但社会的看法，中间的群众，大约不会这样来理解你们。你们这样做，也许可以比作《三国演义》上写的东汉末年，军阀们有的劫夺皇上，有的劫夺公卿，都想控制朝廷。你们“好派”各总部实现了“大联合”，但还不算全市两派的“大联合”。你们单方面把常委弄来，不管你想得多么好，做得多么周到，也很难自圆其说。
赵家琪说，你说得对。我们这事情如果早半年做，就好了。总的来说，现在只好因势利导，能做到哪一步就做到哪一步。“鹊湖事件”之后，学生提出让刘克成刘济武引咎退出中心组，但没有能通过。当时我虽然没有发言，但心里就同意学生的提议。然而，我知道，那是很难实行的。刘克成的威信和影响这么大，我们不能那样做，也做不到，支队长大会不可能通过，只会引起新的分裂，对大局更不利。所以我当时没有说话。现在还是这样，明知这样做有些问题，但也同意这样做，这毕竟有对的一面。给军管会的《情况通报》，就是我起草的，请他们来领导和指导。
他说，所剩时间不会多了，一定要在终点时间到来之前，尽可能做得正确一些，而不能再有失着。老革命尚且不能吃老本，何况是你们呢?即使从现在起一切都做得正确，“鹊湖事件”也已经成了硬伤。这件事也许有偶然因素，但实质上也有必然性。
赵家琪说，我是很想急流勇退的，但退不下来。情况就像在大海上同乘一条船，本来要到达一个很好的地方，但触了几次礁，船好像要不行了，然而我不能一个人弃船求生。
赵家琪拿眼睛看着他。他也只有点头。他要赵家琪送他到里面去看望宗进庭。
他首先向宗进庭说明，是兰贞让他来看看情况的。听到他的话，老宗明白了他何以到这里来的，暗暗放下了一种油然而起的警觉，轻松一笑，说，我在这里很好，总之比坐牢好得多。
赵家琪抽身离开，说，你们谈。
宗进庭略低声说，造反派现在不但不斗我们，反而对我们很友好。你说滑稽不滑稽?当然，过去我们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而且还要镇压他们的“群众运动”。现在我们痛痛快快的愿意认错，我们身上的官僚主义得到了改造，真是决心“重新做人”啊。
他说，当真感觉不一样了?
宗进庭说，不管当真不当真，感觉是不一样了。以前是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嘛，现在是跟群众靠得这么近，接受群众的教育。简直像做梦一样。
宗进庭的认识好到他不敢相信的程度。他不觉就说起了相反的话，他说，但是“群众运动”的错误还是很多的。
老宗说，当然当然，这是难免的，群众嘛。党的历史上，还犯了那么多严重错误，造成极大损失，何况群众运动呢?应该可以原谅。现在接触这些群众头头，发觉他们都是很好的，不但有水平，而且这么年轻，我们应当从心里感到高兴。
宗进庭这么一味说好，他倒不知道该说啥了。但老宗没有必要跟他说假话，他又不是“联合会”的密探，而老宗这些话，没有一定体会，是说不出来的。至少，也属于一时的真话吧。
他也就不谈这个话题了，说，你有啥话要我带给你夫人?要不让她来看你?
老宗说，没有没有，不要不要。我们在这里蛮好，几个人集中在一起，一点也不苦闷，有说有笑的。从前正常工作的时候，这样三顿都在一起吃的机会也不多。自从我们执行的“资反路线”被冲垮以来，几个常委如鸟兽散，我坐了牢，大家是多时不会了，有这个机会聚在一起也难得，伙食又安排得好。叫兰贞不要来，不要来打扰。叫她放心吧。
他告别老宗，回前面的办公室。
见到赵家琪，问他，谈得怎样?他说，谈得很好，他们现在认识不一样了，对你们的印象也有所改变。赵家琪说，他们以前把我们想象得很可怕，是出于一种恐惧，现在运动发展到要请他们重新上台了，兑现《十六条》“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这句话，他们情绪不一样了。但是，
但是啥?
他们的思想根子是害怕群众运动的，要让群众规规矩矩，有几千年的老传统，他们是很自然地就继承下来的。群众如果一盘散沙，对他们就毫无办法。《十六条》专门立了第九条，是一种战略构思，说是要让文革中产生的这些群众组织，在一定形式之下变成长期的常设的，而不是随着运动结束就简单解散。但我想，谁来保证以后能这样做到呢?
他对这个问题同样感到茫然，他没有发表看法。
虽然兰贞所委托的这趟使命是圆满完成了，他离开农校时，心中却染上了一层阴郁。河风冷冷吹来，河水泛着惨白的顏色，冬日的阴云像层层厚重灰黑的棉胎一样把天空捂得密不透风。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来。
晚上，他和乔丽到宗进庭家中，把农校里的情况告诉兰贞，让她放心。宗进庭家三个孩子，一男二女，让人看了觉得高兴和羡慕。老大宗真是高三学生，发育良好，将会大有作为的样子，老二宗静是初中学生，不但生得美，而且精灵精灵的，老三宗欣还小，样子也聪明，快到上小学的年龄了。
回家之后，想起赵家琪的话，他找出《十六条》，果然找到有关的一段：
“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这条内容的意思，确如赵家琪所言，体现了一种战略构思。也确如赵家琪所言，仍让人想问：这“常设的群众组织”就真的有用吗?谁来“常设”呢?然而，赵家琪想到的，毛主席难道会想不到?
想来想去，也没个结果，头脑昏昏然，就丢开不去想它了。
一九六八年元旦两报一刊社论发表后的第三天，即元月三日，亭州发生了文革以来，除“鹊湖事件”之外，最大的武斗事件，这就是亭州电机厂事件。事情的起因，真是“风起于青苹之末”：
下午，刘庄生产队草堆起火，打电话到市消防队，等到消防队的车子开来，两个大草堆已经烧光，社员们一个冬天的烧草就成了问题。愤恨之下，农民中有人说邮政局是“好派”这边的，电话故意拖延，所以消防队来晚了。一言之下，聚起一百多农民打上街来。刘庄就在亭州电机厂后面，厂队关系密切，既然电机厂是“屁派”，则他们也就是“屁派”，跟“好派”也就算冤家对头，所以就带着这股派性，不问三七二十一，直奔邮政局，铁匠做官，打上前去，把营业厅砸得不轻。街上人多，发现这一情况，立即聚涌而来，跟农民发生争吵、武斗。农民说他们的人被打伤了，涌到中医院来，主要是几个人外表皮肤受伤，门诊医生给他们进行了包扎处理。但他们要求住院。医生说这情况不需要住院。于是又在医院里闹起来，说中医院也是“好派”这边的，所以故意不给他们好好治疗。把中医院又砸了一通，然后上街游行，并且人数不断增加，都是郊区农民，呼喊“打倒刘克成”。街上有几个学生就跟他们辩论，结果被他们带走了，一共是五个人，其中就有林集。刘克成得到这一情况，就调集工人队伍，开赴刘庄，要去救出五个学生。
农民砸医院时，他因治痔疮正在病房里，听到了乱嚷嚷的动静，就知道了这些情况。
袁医生说，文革是不能这个样子搞下去了。他说，所以中央一再要“收”嘛。你看元旦社论，还是这个意思。袁医生说，社论题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我是一点胜利的感觉也没有，更不要说是“全面”的了。你看刘庄的农民，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文化大革命呢?如果说我接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受到了这种洗礼，那么文化大革命在我身上是胜利了，就好比种了疫苗一样。如果我根本无动于衷，甚至我根本就反对，那么在我身上就没有胜利，甚至因为种种情况，还让我变成了顽固的反对派。但当然，开展了，与没有开展，还是不同的。假如没有开展，就连我们这些人头脑里也不会有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概念，也不会知道啥是造反，斗争会复杂到啥程度，真是要过得很糊涂……
他说，从社论看，实际上说的是要逐渐向正常秩序转变。你看它所说五个部份，第一部份是说要办学习班，这是提出解决两派问题的方式方法，把两派头头找在一起，坐下来学习，要不然，你在东，他在西，自行其是，到哪一天才能实现大联合?第二部份，是大批判，大联合，“斗批改”，正确对待干部，这几项内容，最后有个落脚点，就是正确对待干部。干部恢复工作了，你两派还闹啥?第三部份，说是要整顿党的组织，其实是要恢复基层各级党组织的正常活动。这么一恢复，一切权力就归党组织了，你两派群众组织就更加不要闹了。一个是干部恢复工作，一个是党组织恢复正常，这两条加在一起，天下大定。第三部份里面还有一项，就是清除叛徒、特务、顽固不化走资派出党。这个也不是你们群众的事情，是组织上的事。你看，这么三条，从天上往下一抛，再咋样厉害的魔头还不乖乖的束手就范?不要多久，运动肯定能“收”起来。社论最后两条，就是拥军爱民和抓革命促生产。这么五个部份，就把当前的工作抓住了。其中还专门说到要吸收你们这样的人入党呢。
袁医生说，入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你想一想，既然干部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将要重新工作，党组织由他们来恢复正常活动，他们能发展我们这些人入党吗?在我们医院里，我只是运动初期，针对资反路线压制群众，写了我们医院的第一张大字报，后来也没有其它啥造反行动，但是，群众推我当了头头。从当上头头那天起，虽然你没有具体得罪过哪一个领导，整个卫生系统的领导却一定记住了你。毛主席说，“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句话说得是不错，但是要靠层层级级的党组织来执行，那么我们会被当成“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吗?那是不可能的。其实，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去吃这样的“没核枣儿”。
他听了也只有无言。
袁医生笑道，想不到在某种意义上，一定程度上，我们已经成为政治赌徒，眼看要赌输了。
他说，我知道，像你这样的人是虔诚和认真的，斗争也不是没有意义，起码，“出身论、血统论、驯服工具论”这些，都作为问题提出来、冲破了，提倡“关心国家大事”，提倡“独立思考”，还有“造反有理”，这些，也应当说是人的精神的一次解放……，但是，唉，难说，太复杂了……
袁医生说，是的，现在，“革命”已经被打了若干折扣，实际上已经在退潮。现在我要考虑的，是今后如何过我的小日子。
他说，从运动初期，直到“一月革命风暴”，这一段还是有意思的，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旧的思想枷锁。北京的大中学校很多师生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于是有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和《十六条》;现在从报纸上公布的知道，这这前几个月，中央对于党内就有个《五一六通知》，也就是说，中央的斗争早就在群众斗争之前就开始了。真是复杂得很。亭州虽小，运动落后于北京一两个月，却也重演了北京的那种情况，这说明运动确实有它的规律性。无论如何，作为群众，还是经历了一番大风大浪的。
袁医生镜片后面的眼睛湿润起来，说，文革中，我主要还是做我的医生，但在思想上精神上，我感受到一切，精神上确实被提升了无数倍，从前不免显得是浑浑浑噩噩的了。应当说，就连最胆小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一些锻炼。我们并没有白白地参加这场运动。我们其实也是踹了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做了一回“狂人”。我真是感到有些累了。我们现在才二十多岁，在世俗的眼中，文革将成为我们终身的黑锅和恶梦!
袁医生说到这里，摘下眼镜，用手帕拭泪。
他似乎睡了一觉，似乎听到外面有些声音，他起来，站到窗前，看到前面屋子里灯光耀眼，人影幢幢，好像有啥事。他走过去看看。室外很冷，气温又下降了。于是看到夜晚的医院里来了很多的人，看到袁医生在张罗着。他走到袁医生身边，问：在忙啥事?袁医生说，跟我来。他就跟着进了一间大屋子，袁医生关了门。屋子里的情况是在做手术，有四个人分别躺在四张病床上，每个人身边都有几个医生护士在忙着，他们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布帽，蒙着白口罩。他凑近一看，原来是在给受了重伤的手做手术。那受伤的手被完全剖开、张了开来，肿胀得很大，医生正在对里面做清理。筋、肉、骨，白生生的，历历在目，可以说跟剖开的猪蹄爪一模一样。他简直不敢看。最后势必是要给缝合起来，至于还能不能复原本来的手的形象和功能，就不知道了。他把四张床的情况都看了，都是一样。他忍受着震惊和恶心，走出了屋子。
在外面，他看到闷头抽烟的郭德明，就问发生了啥事情?郭德明就把他们到刘庄去所发生的情况告诉他：
刘克成调集了几百人到刘庄去救学生，我也去了，天死冷，但跑着也就不冷了。农民家家户户都把门关起来，好像我们是鬼子进村一样。我们也不愿意我们跟群众的关系是这样，但没有办法，我们挨家挨户查问找学生，结果没有找到。有农民说，几个学生都关到电机厂去了。这句话提醒了我们，立即就进电机厂，也来不及绕到前面从大门进，一个个从墙上就都进去了。夜晚厂里空空荡荡没有人，加上我们到了，里面原有的人可能都跑掉了。大家在里面到处找，结果找到了，五个学生关在一起，在食堂里面一个小屋子里。
郭德明的叙述就这么简单地结束了，可是这几个人的手是咋回事呢?
郭德明懊恨着说，问题就在这里!天黑，伸手不见五指，乡下的小路看不清，不少人不管是路还是田，反正是往前奔。旷野上北风呼呼的，一下子就把身上吹得像冰，赶着人一个劲往前冲。手上拿着手雷，都是华兴机械厂里做出来的。有的人跌了跟头晓得把手雷撂出去，幸好都不曾伤人，但有的人跌跟头时，就忘掉把手雷撂出去，也有的是怕撂开炸伤了前面的人，那个弹片如果炸到哪个人的头上，就要死人的，所以就紧紧抓在手上不丢。那东西造得不高级，有震动就爆炸，结果就把自己的手炸开来了。当时死命的喊啊，大家把受伤的人赶紧的抬到医院来。还好，没有炸死人，如果把哪个炸死了，就更不好交代了。事前我反对发手雷的，又不是真的去打仗，万一炸死了人，事情就大了。我还说过一定要吸取“鹊湖”的教训。但后来不晓得手雷又咋发到许多人的手上了，而且个个都要，觉得好玩似的，到时就乱了，控制不住。
他听了也只有陪着叹气。
郭德明又补充说，郁老师，你不晓得当时就真的像打仗一样，又是手雷爆炸声，又是枪声，又是喊声，农民家家关门，群众躲在家里真是吓得怕呀，会对我们很反感的。
他问，咋还有枪的?
郭德明说，中央《九•五命令》下来之后，部队的枪全还给部队了，每支枪都有登记的，一支也不会错。但是这之前刘克成向荷州“好派”借了十支短枪回来，这些枪还在手上，刘克成自己就有一把，他有两个警卫员，都有枪，另外刘济武他们几个人都有，平时不拿出来，晚上出来开会时，都带在身上的，刘克成也要给我一把，我不要，这东西是惹祸精，我认为文化大革命不需要这个东西。
郭德明给他讲了这些，带着排解不去的懊恨和几分疲惫。
他提前一天出院了，好像要逃离，事实上他一夜没睡好，那炸开的手就像印在脑子里似的。出院时，他也没有再去看那几个不幸的人。
他在家中休息着。街上大字报论战的情况，他可以想见，无非一方指责另一方冲打刘庄、冲打电机厂，而另一方则指责对方冲砸邮政局、中医院、绑架五个学生，并且这是起因。他想，好在事情也就是这样，“工红”没有给刘庄和电机厂造成啥重大损失，学生也救出来了，遗憾的只是那四个人的手。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事情还没有这么简单，农民又上街了，上街的人更多，不仅是刘庄的，还有马庄的，而刘庄在西郊，马庄在东郊。与农民一起上街游行的，还有亭州电机厂的工人，他们的口号是要严惩杀人凶手，声讨的内容还有“冲打国营工厂”和“破坏农业学大寨”。
小汪偶尔路过他家，于是给他讲了外面的情况。说，死了一个农民，这个人不是西郊刘庄的，是东郊马庄的，昨天晚上正好到西郊刘庄来会朋友。我们这边的人冲进刘庄，刘克成也去的，他身边跟着两个人，都有枪，其中一个叫王大头。看到前面有两间屋，门虽关着，门缝里有灯光，他就一枪打了过去。这家伙亏他还当过兵，做事也这么麻木。一枪打过去之后就把门一脚踢开。只见一个人坐在铺上不动。上前一把揪住，说，下来，问你话!这一揪，才发现那个人死了，子弹穿过门，正好打中了那个人的心口。从外面大字报上说的看，那是生产队的公房，这个人是被朋友安排在那里过夜的，想不到这样无辜地被打死了。大字报上说我们杀害了民兵排长，为的是加重罪名，但不管他是啥身份的人，这样被打死总是不行的。死者的孩子披麻戴孝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
他一听，直如一盆凉水从头上浇下来。他问，那刘克成咋处理这个事情的呢?小汪说，咋处理的，我没听说，我看到几个头头在那里唉声叹气的。
他说，失控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死了一个人，还算是侥幸的，死三个人都有可能。你说得对，这样打死人是不行的。这事情是太被动了。你们天天想扭转被动，结果越来越被动。
小汪也说，是啊，五个学生被他们抓走，就应当去找军管会出来说话，不应当组织人马冲打，而且是在晚上，天是又冷又黑，还带着手雷手枪这些武器，就没有想到会出意外的事情，真是一点脑筋也不动，“攻打鹊湖”的教训还不够。
一个普通工人也比刘克成他们的头脑要清醒些。
他放心不下这件事，就去找姜顺堂。姜顺堂对于他主动来谈谈，很高兴。他说，你很忙吧?姜顺堂说，你这就开门见山了。刘克成不让我们闲啊。上次跟你说的，刘克成现在一方面用所谓“控告团”静坐军管会，来牵制我们，另一方面到处找机会闹事，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承认他们势力大，应当乖乖地屈服于他们，以他们为“左派、核心”。我这句话，现在进一步得到验证。他们把市委常委都弄去了，还给我们发来所谓《情况通报》，真不知道他们把自己摆在啥地位上。他们实际上不承认我们军管会就是在亭州行使党的领导和政府权力的，不承认毛主席党中央现在是依靠我们，来团结和解决他们的。他们把自己的位置摆错了。他们口口声声紧跟毛主席党中央，这是紧跟吗?可以说，他们已经走向反面了。但当然，他们是群众，绝大多数人是认识问题。但他们现在不听毛主席党中央的号令，他们按照自己的派性行事，这是从另一种角度，从“极左”的角度，破坏毛主席党中央战略部署。但是，他们这少数坏头头是混在群众中的，我们还要尽最大耐心做工作。你注意到没有，“坏头头”这个词，是毛主席的视察讲话里提出来的，是开展文革以来的一个新概念，实际上也是一个警告嘛。当然，毛主席的视察讲话对他们是苦口婆心，我们也不能着急，着急了我们就会犯新的错误，我们已经有过一次教训了。但我们也不会因此就缩手缩脚。他们关于常委问题的《情况通报》，军管会党组研究了，我们给他们做了电话回复，肯定他们朝着大联合三结合方向的努力，同时指出他们的大联合的团结的面还应当扩大，不能只是一派的大联合，要实现全市两派的大联合才行，也才能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当然，这只是纸上谈兵。目前我们不能去把常委从他们手上弄过来，也没有必要立即就派军代表啥的参加进去，这不适合。这个问题将来要在我们军管会主持下来办;是不是让两派有代表来参加，如何参加，都得考虑，要请示上级。目前他们也不可能对常委们说，你们将来进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要支持我们这一派呀，他们不好赤裸裸的这样说，对不对?所以我们也不着急，暂且不理。问题是他们目前的情况，让我倒很为他们担心。我很想找刘克成谈一次，看看他是不是有点疯了。
姜顺堂说着时看着他。他心里很为刘克成难过。
姜顺堂说，我有重要情况告诉你，你暂时要给我保密，时候未到嘛;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他等待姜顺堂把啥重要情况告诉他。
姜顺堂说，有两个事情，已经超出了我们所能理解和原谅的范围，说实话，从我个人情感上，我很气愤。第一个事情，我得到情报，或者说是秘密举报，打农机厂时，他们所说的那个弹头，是伪造的。
他一听，脸热心跳起来，因为这情况他早就知道了，是林集告诉他的，而他没有对姜顺堂说。
姜顺堂说，不是我们派了特务，或是收买了啥人，而是他们内部有人觉悟过来，暗中向我们报告了这一情况。
他唯有点头。
姜顺堂说，如果说这件事还够不上犯罪，还能用派性的恶性发作去理解和原谅，那么，一月三日晚上冲打刘庄和电机厂所发生的人命案件，就触犯了刑法，完全超出了所能理解和原谅的范围。
他想就他所知的说，那是误伤人命，但他谨慎着忍住没说。
姜顺堂说，不知你听说了没有，但其实街上大字报已经反映出来了。电机厂贴到大街上的调查报告，其实就是一份写得很好的案情报告。那个被驳壳枪打死的农民，是东郊马庄的一个生产队长兼民兵排长，他是到刘庄去有私事的，他与两派斗争没有任何关系，他完全是无辜的。子弹确实是从门外打进去，然后击中了这个正好坐在铺上倚在墙上休息的农民，可以说是误伤人命。但是，问题在于，在中了子弹之后，有人又在伤口上扎了一刀，企图伪造现场，造成刀杀的普通刑事案情的假象，想逃避追查。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事实上这一刀，并不能消除枪击的痕迹。问题在于，万一这个人在中枪之后，还有救活的可能，只要及时送到医院就可以救活呢?他们不是把四个炸坏了手的人员及时送进了医院吗?为啥不能把这个误中了枪弹的人也及时送医院呢?哪怕救不过来，话也好说些呀。但是他们就没有这样做，反而赶忙又扎上一刀，以造假象。你说，这是啥行为?并且，刘克成就在现场，就是他身边的人干的，也许他当时没来得及制止，但为啥至今一声不吭?我们也可以说他是有连带责任的。他企图保护犯罪人蒙混过关。这是不行的!但现在我们暂时还保持沉默。我们现在不抓他们，不打草惊蛇，以免引起混乱，让他们继续表演吧。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遵照《十六条》要求去做的，不论其观点如何，那是人民内部矛盾;凡是违反《十六条》，搞武斗打死打伤人、造成国家人民财富重大损失的，就是另一回事了。不算账咋行呢?算这些账不等于否定文化大革命，不等于资反路线，中央早就有不准“打、砸、抢”的《六•六通令》嘛，那也是关于文革的重要文件，也是必须执行的。只要对照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就可以知道刘克成他们的所作所为，背离中央要求有多么的远了。他们一直说他们大方向是对的，好像运动初期大方向对就永远是对，就能代替一切原谅一切。元旦社论就是现在的大方向，他们遵照了吗?他们实际上是违背和对抗。他们的大方向早就不对了，总有一天他们要认识到他们对不起毛主席。毛主席对他们这一面早就有一系列的教导，并且批准发布了像《六六通令》这样的很严厉的文件，可是他们不听。他们如果听了，那是多么的好啊，真是有点可惜呢。对刘克成这些人，总有一天是要采取果断措施的。
他听着，无法为刘克成辩护，感到一阵阵深深的悲哀。
耳中听得姜顺堂在滔滔而谈：刘克成犯下这么多硬性的错误，他自己会有数的，他表面上还没有服输，其实心虚。我们将因势利导做工作。第一步是两派实现“大联合”，这个是在形式上实现了，虽然还是两个山头，但形式毕竟确立了，保持山头就是不合法的了。就是说，现在，米已经下了锅，水也放了，只是柴火还有点潮湿罢了。下一步是实现“三结合”，成立亭州市革命委员会，各方面恢复正常秩序。表面上看，这还远，但实质上看，已经快了，是躁动在母腹中就要出世的婴儿，大势所趋嘛。刘克成现在又是控制旧市委常委，又是让“控告团”静坐军管会，又是到处冲冲打打，这有用吗?没用!虽然在战术上他是一出一出的很精彩。这小子要放在过去战争年代，也真能立些战功、有些出息就是了。但也跟作战一样，你再会打仗，没有按上面的战略部署来打，打胜了往往就是打败了。我看，只要我们适当时机把“控告团”这个钉子一拔，就要叫他乖乖的坐下来谈。谈啥?谈“三结合”!给他们席位，给他们当“革委会”的常委、委员!这样把双方头头收拢到“革委会”里，然后全面贯彻《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讲话》，那上面讲得很具体了，就是取消两大派组织，办学习班，斗私批修，对自己的缺点错误作自我批评，处理坏头头，抓革命、促生产。这样天下大定，恢复正常秩序!现在是一月才开头，估计再有两个月，亭州市新生红色政权“革委会”及其党组一定能成立，然后就是成立各个基层单位的“革委会”，实现全市一片红，这样今年秋天来到的时候，刘克成的问题一定要解决，“秋后算账”这一关，他们还是要过的，坏人坏事一个也跑不掉。文革呀，确实教育了干部，锻炼了群众，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他一边听姜顺堂说着，一边只感到自己作为一介书生的渺小……
回到家中，他一直抑郁着，无以名之的忧愁、惋惜、感慨万分。
他想起鲁迅在《坟·灯下漫笔》中沉痛地写到的，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只在两种时代里过日子，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那么眼前这个时代，从《十六条》看，它是要求“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就是说，它是要开辟一种崭新的时代，完全地与“奴隶”二字告别，即人民起来担当天下的事情。然而，情况却是这样的复杂，道路却是这样的曲折，其中甚至已有许多的血和泪……
在家里，他就不再谈外面文革的事情，而乔丽也到了临盆的日期，就要去住院生孩子了。
第十六章 终结
午夜，军管会里响起枪声。郁平得到一份传单，是瞿秋白《多余的话》。
一月八日上午，他上街到国营副食品商店去买了些东西，主要是为乔丽生养之后所需的副食品做些准备。从商店里出来，街上好像有些不对劲，无形的紧张从每个行人的脸上、身上、走路的步子上透出来，四处弥漫、扩散，他也就受着感染而紧张起来。气温也好像在下降，寒气透过衣服紧贴着肌肤。
一个并不认识的人眼盯着他，对面走来，在他面前停下，为的是要跟他说一句话，说：军管会出了《最后通牒》啦!说了就走了，并未打算听他的回答，只是为了说出心中的一种恐惧，那走去的背影上仍向外透着紧张，身子都有点收缩了起来，被寒冷驱赶着去了。
他的心也就收紧着，判断是军管会要求“控告团”限时撤出，因为他们在里面闹了有个把月了，那高音喇叭一打开，不管是说话，还是吹号，都让人的心揪了起来。他好像还是能忍受、以至能理解的，但心里的焦虑和不满也与日俱增。造反派为什么一定要采用这种僵硬的方式呢?军管会为什么迟迟不能像对待他一样实事求是地解决去年三月错捕了这些人的问题呢?荒唐的是，“控告团”《成立宣言》上还写着他的大名，仍然在墙上。
他从簇聚着的一小堆人那里，看到了刚才那人所说的军管会《最后通牒》，其实是《最后通告》，铅字印刷，字很大，只有寥寥数言，简单说了几条义正辞严的理由之后，即限令“控告团”必须在一月九日零点之前撤出，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皆由“控告团”负责。
他想，这就是姜顺堂所说的“采取果断措施”以及“适当时机”了。街上的无形的紧张空气，就是从这份全城张贴的《最后通告》上散发出来的，伴随着寒流，笼罩了亭州小城，抓住了人们的心。
他目不旁顾，从小巷抄近路，很快回到家中。感到小屋里特别的温暖、安宁。他把门关掩得只留一点空隙，考虑煤炉产生煤气的原因，而没有把门关得太紧。他对乔丽说，外面降温了。
一种紧张和可怕似乎已经被他关在门外，然而，外面也就有人光临，是两个学生，江进海、林集，两个学生身后还站着一些学生，有男生，也有女生。他从屋里出来，又把门掩好，解释说：我的老婆要生养了。
学生们并没有在乎他的关门的动作，因为这么冷的天，他的屋子很小，他的临产的老婆在里面，他们本来就没有要到他的屋里去的打算，他们只是要跟他说一下话，要把他们的某种打算告诉他，听听在这关键的时刻他对问题是咋看的。他们神情紧张，面临大事，望着他这个年长于他们的人，是学校里有名的老师，又有那样不寻常的经历，甚至有过新四军一员的资格，而且文革以来不期然而然地跟他们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他是了解他们的，希望着能从他这里得到最有参考价值的、哪怕是跟他们的想法不同的意见。
学生们围近前来，江进海说，军管会出了《最后通告》，郁老师可曾听说?
他说，听说了。
江进海说，我们要抵制。
学生们的眼睛亮亮的看着他。他说，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事。
为啥?江进海立即问。
他说，你们认为，现在，静坐军管会，是主动，还是被动?是正确，还是不正确?是得到群众拥护，还是引起群众反感?你们如果现在准备抵制，我劝你们不要忙，要抵制来得及，你们先找个地方坐下来，把《元旦社论》好好从头到尾学习一遍，然后再作决定，好吗?“控告团”是有我的名字，但我本人没有同意。别的我也不好说啥了。我马上就要送乔丽到医院去生养。实在很抱歉，我说不出别的更好的意见。你们一定要慎重而又慎重，学生不要管这事了，啊?
说罢，他就往回走，把门又虚掩成那样，好像把自己与学生、与外面世界小心地隔开来一样。他的心里很不好过，他应当去领着他们学习《元旦社论》才对，他应当一直跟着这些学生，决不让他们采取任何不正确的行动才对，他应当对他们更热情更关心一些才对，可是他像个自私的冷血的动物一样，就丢下他们回到自己的小窝里来了。他是不是让他们失望了?这是一定的。但他无法不这样。他没有负起他应当负起的责任。他是一个胆小鬼，而且还有点暗自庆幸在这关键时刻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与那些事无关了。他有点看不起自己，但也无奈，任由自我的渺小的灵魂像一条虫子一样可怜地孑孓地挣扎着。
学生来，啥事?乔丽问。
军管会出了《最后通告》，限定了时间，要“控告团”撤出，但是学生说要抵制，我劝他们不要这样。
乔丽叹了口气。
我们马上就到医院去吧。他决然地说。
这时却来了一个女生，说：大家派我来帮助师娘。
学生的这份关心，真是没想到。他心中一阵愧疚。
在去医院的路上，他试着问这个女生，街上关于刘庄事件的大字报，你们看了吗?女生说，看了。他问，对那个农民的死，你们是咋看的?女生说，那个农民死得当然无辜、不幸，但那是误伤人命。他说，另一派的大字报上不是说后来又扎了一刀吗?女学生说，如果这样，这事情当然不好，将来由个别人自己负责;但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终究是苍蝇。他听了倒也无话可说。
到了医院，住进了妇产科。正是乔丽工作过的地方，熟悉的医生护士们都来问候乔丽，表示祝贺，这祝贺的后面隐含着对他们的同情，也就在不言之中了。他们感谢了那个女学生，让她走了。这样，他就一直守在医院里，却也借此躲开了外面的世界。妇产科的大病房里，有刚刚生了孩子的，有等待着生孩子的，还有正在送进产房去生孩子的，来来往往的医生护士，加上产妇的家属人等，以妇女居多，小声地说着话，品评着刚出生的婴儿，谈说着产妇生孩子时的种种情况，一派兴奋的、神秘的、有乐趣的、充满无限希望的气氛，与外面正紧张着的运动形势，是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他呼吸着产妇病房里特有的一种气息，那是新生婴儿带来的温馨和希望的气息，以及产妇们的极其安祥的气息。
乔丽来了阵痛，被送进了产房，他不能进去，就到产房外面的窗子下面去。窗子很高，里面窗帘厚实，遮掩得也很仔细，啥也不会让外面看到。他只有站在那窗下发挥耳朵的功能，希望能听到一点啥动静，然而徒劳，他只是站在那里可怜地焦虑着罢了。
午夜很冷，幸而无风，天上星空似乎低了许多，星星也大一些，叫人想到“天似穹庐”的这个比喻。仰望“穹庐”，深夜繁星缀满，简直是华丽而辉煌的。
忽然，听到远处传来一阵清脆而分明的“哒哒哒”的声音，接着又是一阵，“哒哒哒”!难道是枪声吗?但接着他听到的是婴儿的啼哭，分明是从产房里传出来的。他连忙奔进屋，到产房门口去，一个护士走了出来，认得他，对他说，郁老师，恭喜你，大人孩子都平安，你有女儿了!他连说谢谢，内心充满对冥冥的感激之情，泪水满眶，很想大哭一场。他看了一下时间，已经是凌晨一点半，是一九六八年的一月九日了。军管会《最后通告》所限令的时辰已过。那么刚才的“哒哒哒”定然是枪声了?!他不敢再想下去……
护士人员将乔丽和孩子送回病房躺下，疲惫已极的乔丽幸福地闭目养神，或者是睡着了，那么美丽，婴儿就睡在她的身边。他坐在床边椅上守护着，后来不觉也就睡着了，睁开眼时，已经天亮，乔丽正无限爱意地端详着她的小宝宝。
他出去忙乔丽的和自己的早餐，屋外很冷，天寒地冻。一出医院大门，觉得人们的脸上以至走路的脚步上，都在向他传递着一种紧张的空气，好像发生了啥最可怕的事情。他想起夜里似乎听到了枪声，心头不觉如梦方醒，一定是的了。到底发生了啥事?他想知道，又怕知道。他就只管忙自己的事去。烧饼、馒头、豆浆，都买到了，他也就听人们低声地惊恐地说着“军管会里打死了人”。他不及细听，心被恐惧感抓住，他的神情他的脚步不觉又把这种恐惧传递到空气中去。他赶快到家中，有点颤抖着吃了烧饼，喝了两口热水，接着就把豆浆煮过，把馒头蒸了一下，用旧棉衣包了保温，送往医院去。
可怕的消息也已经传到了产妇病房里，乔丽问他，在外面听到啥消息吗?这里的人说，夜里军管会里开枪打死人了。他回避着说，现在不谈这个事。就服侍乔丽吃早饭。婴儿还不能喂东西，只能用一滴两滴水去滴在她的小嘴上，使她不要嘴干，小家伙的嘴巴也就竟然砸吧起来，而且还睁开了眼睛。他和乔丽看着都笑了。那孩子一目了然是像乔丽的，这很合他的心意。
妇产科的熟人照顾他们，正好有一间单独病房空下来了，立即就将乔丽转移了过去。这样就方便得多，更安静些了。到上午十点钟时，有两个女学生找到妇产科来，找到了他们，说是来帮助他们做事的。他们真是感激万分。但暂时还没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尿布才用脏了一块，她们发现了，拿去洗净，晾在暖气管上。她们喜爱地看着婴儿，说着赞美的话，让乔丽很高兴。作为医校的学生，她们就是将来的护士，作为女孩子，她们也是将来的小母亲。她们的到来，更给小屋里带来了生活的家庭的气氛，因为他和乔丽在亭州并无亲人，她们就像是来探视的亲人一样，弥补了这一缺憾。
乔丽问起外面的情况，两个女生看着他，似乎不想在刚刚生了孩子的产妇面前说那可怕的事情。而乔丽却说，不要紧，我已经听到一些了，你们说吧。于是，他也说，你们说吧。
这样，他和乔丽初步知道了从昨天晚上起，军管会里发生的事情。
原来，江进海他们昨天上午从他那里离去之后，倒是听了他的话，没有采取啥抵制的行动，连一张大字报也没有写。到晚上的时候，《最后通告》所限定的时间一小时一小时逼近，空气格外紧张起来，街上行人明显减少。十一点钟的时候，江进海林集他们到军管会里去一看，“控告团”一个人也没有，军管会里空空荡荡。江进海非常气愤，说，这么怕死啊。他们火拨拨地到“工红”司令部去。工人头儿们都在，江进海对他们说，军管会里一个人也没有，“控告团”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如果要撤出，也不能这样不声不响的撤出，应当坚持到天亮，堂堂正正的撤出来。江进海这个观点，“工红”的头儿们都同意，有的头儿说，我马上就去，大不了就是一死。江进海也不等他们做决定，说，我们学生跟你们一起去坚持到天亮。就这样，学生又打了先锋，“控告团”的事情成了学生的事情。江进海他们几个人返回军管会，上了小楼，打开高音喇叭一喊，一会儿的功夫，上千的学生从四面八方进了军管会，就连江进海自己也没有想到振臂一呼，会有这样大的响应，学生们好像本来就都在四周等着听到这一声号令似的。
江进海把学生在军管会大院里集中起来，排成队伍，只见黑呼呼的一大堆人，他站在前面讲了一通鼓气的话，接着就领着队伍上大街游行。天气虽然很冷，但学生们热血沸腾。学生队伍后面自觉地跟上了很多的工人。亭州大街空无一人，但他们把主要的街道都游行到了，口号呼喊了一遍又一遍。后来队伍就回到军管会，江进海对大家说，一定要坚持到夜里零点的到来，天亮以后撤出。学生们四下散了，但都在军管会里，其中也有不少的工人。江进海他们就上了“控告团”占据着的小楼，这两个女生也上去了。屋子里有不少人，挤得满满的。那个说不怕死的工人头儿确实也去了，是运输公司的郑林。楼上的人用桌椅堵住楼道，以防止部队冲上来赶人。后来，大家都站在一起，共同面对着桌上的一只小闹钟，零点快要到了，时针分针将走到一起，只剩下五分钟。小楼上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大家都不说话。江进海说，大家唱《国际歌》。工人女播音员把旋钮调了一下，让歌声传出去。于是唱起了《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唱得很全，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家都把歌词唱熟了。唱好了歌，大家都不说话，眼睛都看着小闹钟，看着两根针一点一点地并拢，一时万分地寂静，空气都凝固住了，好像等待着“轰隆”一声，火光冲天，大家壮烈牺牲。
但是，零点过了，并没有发生爆炸或枪弹的袭击，任何可怕的事情都没有发生。一阵奇特的寂静过后，大家发出了欢呼，并且喊着“毛主席万岁”。下面似乎应当是撤出了。但江进海说，我们不能半夜里这样不声不响地走了，少数人留下来就在这里休息，多数人回家，早上六点之前必须到军管会来集中，当着全市人民的面，举着旗帜，正式撤出军管会。
江进海这个提议没有人反对。于是大家都散了，有些人就在小楼上没有走。她们两个也没有离开。枪声响了之后，许多人都重新涌向了军管会，那时好像也没有想到怕死。她们二人正好一起下楼有事去的，回小楼时亲眼看到申恩梅被打死在楼梯上，是头部中了两枪。
说着的女生不说了，怕乔丽听了不好。乔丽说，不要紧，我也是学医的，我不怕这些。那女生说，估计是大家散了之后，军管会里没人了，只剩楼上少数人还在，这时候部队的人就从埋伏着的地方出来了，他们进入小楼，守在楼梯下的走道上，准备上楼。申恩梅正好下来，这就成了目标。一枪打在太阳穴上，从左穿透到右，一枪打穿下巴。铜号还背在他的身上。
他叹了一口气，想起了那个工人和他吹的号。想起他夜里听到的枪声，就在那一刻，他的孩子降生了。
另一个女生胆怯地说，早晨又打死了两个人。
但是早晨的枪声他没有听到，可能当时他是睡着了。
早晨的情况是这样：一个女孩被打死在机关后面宿舍区大院的一个厕所旁边。子弹正好穿过喉部，活不成了。可能她是起早出来有事的，天刚亮，部队撤退，发现前面有人影，就开了枪，大家分析说一定是这样的。其实这时不开枪也不会有人阻拦他们撤退。
他问，那女孩多大?啥样?
女生说，那女孩看上去是个初中生，挺好看的，她爸爸是宗进庭。
啊!是小宗静吗?他和乔丽都惊呆了。他的头皮一阵发麻。这时他好像才感到这一切是多么的可怕。
你们认得她?女生问。
我们认得。他说。
太可惜，太可惜了。女生擦了一下眼泪说。
还打死一个啥人?他问。
还有一个人，穿着粗蓝布的劳保大衣，是大早出来排队买煤球的，听到军管会这里出了事，就来看热闹，在军管会里乱走，撞见了，被打死，趴在地上。
唉!他唯有一声悲叹。
我弟弟当时也在场。一个女生说。
你弟弟?
我弟弟才十一岁，也是家里叫他去排队买煤球的，拿一个破篮子去，里面放一块砖头，挨次排在煤炭店门口就行了，那个被打死的人带来的破篮子就排在他的后面，还跟他说过一句话，说，娃儿，我排在你后面。我弟弟在军管会里看到十几个解放军被群众围堵在屋子里，指责他们打死了申恩梅。解放军每个人手里都有枪，脚上穿着高帮翻毛皮鞋，好像是电影上看到过的那种，我弟弟盯着那皮鞋看，一个解放军对他说，小鬼，走开!这里危险!他晓得怕，就走了开去，后来就听到枪声，看到群众惊散，那一队解放军冲出屋子，向大院深处跑步撤退。现在，那三个被打死的人就搁在军管会大门口。
啊!唉!他是只有叹息了。
家里没有人来收尸吗?乔丽问。
没有，死者家里都没有人来，就连宗进庭家里也没有人来。
唉，真糟糕，太糟糕了。他说。
就这样，他大致晓得了情况，心中真是感慨万千，觉得无从说起。乔丽说要去看望兰贞，但她还不能出院，只好由他先去看看。
兰贞家的门关着，他敲了几下，门开了，是宗真，见到是他，叫了一声叔叔，让他进去，又关了门。兰贞从屋里走出来，也就拭泪了。
他说，真不幸，多么好的孩子。
兰贞说，老宗可能还不知道。我们也不好去告诉他。
他说，我马上去，是不是让他回来一下?
兰贞忙说，不要，情况太复杂。
他立即意识到，是的，宗进庭不宜到军管会门口去看那被枪打死的女儿。即使宗进庭现在已经知道了情况，也只能忍着悲痛，不要有任何言论行动，以免遭误解和利用。
他说，你们的处境真是太难了，但目前还是只有忍耐、等待。
兰贞说，人反正已经死了，随她去吧。兰贞拭着泪。他说，乔丽要来看你的，但她刚刚生养，还没出院。
兰贞“噢”了一声，问生个啥?他说，是个女孩。兰贞点头，说，叫她不要来，我去看她。
一切都不要再说啥了，一切的话都是多余的，没有任何东西能挽回和弥补这种损失，失去的永远失去了，小宗静再也不能复活过来，而且还搁在军管会门口，躺在严冬的寒风之中。
从兰贞家出来，犹豫了一下，他还是到军管会门口去了。三个死者确实被搁在军管会门口，行人目不旁顾赶紧走了过去，有的近前来看一眼，马上也就离开。小宗静安静地闭着双眼，蜡黄的脸上落了一层寒风刮来的灰沙，一颗子弹左右洞穿了她的咽喉，要了她的性命和一切。那个申恩梅的中弹情况，正如女学生的描述，而那个不知名姓的人，胸前中弹，血迹染污了他的蓝粗布劳保大衣。
他也像近前来看一眼的人一样，面无表情地离开这是非之地。 “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头脑里忽然冒出《列子》里这几句话，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遇到了刘镇琛，正向他走来，他也就让到路边，以便说话。刘镇琛说，早上我都没有敢出门，这会儿才出来看看。枪一响，就都要冷静下来了，还是要坐下来谈大联合、三结合，把运动收起来。他说，是的，都该冷静下来了。
与刘镇琛分手后，又遇到范公望。这时候他不想听他高谈阔论。他抱歉说，老婆刚刚生养，要去照应老婆。范公望却说，在农村里，刚刚生养的女人，天寒地冻的，就自己下河边洗尿布了。他只好站下来，听范公望说几句。
范公望说，亭州是小城，它像大海的一个泡沫，同样能反映大海的波动。我们是渺小的，但我们同样能思考世界。
他看着范公望，等着听这两句“序言”之后的“正文”。
范公望说，亭州的枪声在“鹊湖事件”中响过一次，在“刘庄事件”中响过一次，这回在军管会里再次响起。“演习”认真到响起了枪声，说明着“反题的自身”走到了尽头。只让它“演习”一次也就足够了。人们最怕的就是枪声，再也不愿听到。《形式论纲》已经被柳春芳烧了，但它仍是存在的，它将很快由历史以事实的形式写在世人的面前。
他说，我得走了，乔丽刚刚生养，生下一个女娃。
范公望大笑，说，我也告诉你，柳春芳怀孕了。
跟范公望告别之后，他选择从大街上走。街上比起往日，人少得多，大字报也都是旧的，人似乎都尽量在人行道上走，躲着啥似的。《最后通告》言出法随，没有手软，令所有人胆寒。
他走着，看到在大街上的一处地方，聚集着上百人，都静静地仰头听着。原来，在街边一个二层楼上有人在扩音器里讲述所谓事件真相，他听出来了，是江进海，愤激昂扬。他只觉得担心和害怕，他快步走了过去。
但他被人一把拽住了，是包吉。他说，我有事，我老婆生养了。包吉竟大大咧咧的说，枪一响，当真把人都吓住了?他规劝道，发生这样大的事情，你们也应当冷静下来了!包吉一怔，收敛了刚才的轻浮麻木，说，头头部正在研究下面咋办，“控告团”的事情，难道就这样结束了?
他掉头就走。包吉说，你不睬我们了?声音里颤动着一种可怜。他掉过头来，对包吉说，现在这个结果，你们还要做啥?不要再搞任何小动作了，老老实实服从《元旦社论》，已经没有别的可能了。
丢下这句话，他就走了，他能感到包吉望着他，似乎还想听他说几句，哪怕骂他们几句也好。勇敢的闯将包吉现在露出了悲伤、迷惘和孤独。他坚决地离开了包吉。他还将离开刘克成，离开江进海、林集，离开他们的这一切。他的头脑里出现寒风中小宗静可怜的遗体遗容和襁褓中刚出生的女儿的红红的小脸蛋，心头一阵痛楚，止不住一股泪水涌了出来……
然而，他却遇到了林集，那两片白色眼镜片，像两个白色而模糊的大眼睛，正瞪着他，那脸是惨白的，人也走到他的面前来了。
“你……”，一刹间，不知从何而来的一种恐怖，像冷电在他身上一过，令他一颤，竟说不出话来似的。
林集没有说话，把一份油印传单送到他的手上，对他有点惨然一笑，说，这是瞿秋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的《多余的话》，给你看看。
他一看，先是一首闻一多的诗：
泪绳捆住的红烛，
已被海风吹熄了;
跟着有一缕犹疑的轻烟，
左顾右盼，
不知往哪里去好。
啊!解体的灵魂哟!
失路底悲哀哟!
然后是“按语”，说：
“到目前为止，人们认为，瞿秋白是在国民党枪口下从容就义的，这当然是真的;现在发现的这份材料里，他却称自己是‘叛徒的一种’，说‘决不愿冒充烈士而死’。他这样写，与确实是从容就义的他，二者共存于一个统一体内，我们该如何认识?请你自己往下看，并作出自己的判断。”
他倒抽一口冷气，一抬头，看到林集已经离去，背影有些孤独。这孩子平常总有些话要对他说，现在好像已经觉得“多余”了?
他站在路边一口气就把材料看完了。真想不到瞿秋白在最后的时刻，会写出这些话来，简直令他震惊，轰毁着他的头脑，真是有点“失路底悲哀”。但是，他又不能不觉得，那写的是真话，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真实的心情和思想。从文笔上看，材料可信。林集他们翻刻这份材料，是啥想法呢?他把传单折起来，在身上收藏好，继续走他的路。瞿秋白说的那些不同寻常、却有着惊人真实的话，一句一句在他头脑里跳动着：
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一场误会，一场噩梦……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的往上爬……最好是趁早结束了吧……其实，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一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我始终不能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终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战士……不管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剩下一个躯壳……
这样的一九三五年的瞿秋白，跟一九二0在《饿乡纪程》中说“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因而独自到十月革命刚三年的俄国去作考察，“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的壮志凌云的瞿秋白，却是同一个人。
他觉得自己的思想受到着一种极大的震动和轰毁。面对惨烈的斗争现实，瞿秋白这样杰出的人尚且如此，何况我辈、何况林集这些孩子们呢?归根到底，人是平凡的，人需要最平凡的生活。崇高也会令人难以忍受。跟崇高，跟“历史的纠葛”，说声再见吧。从这声音太多太嘈人的世界，到一个安安静静的世界去吧。头脑里忽又蹦出朱自清的一句话，意思倒些相近：“看不清现在，摸不着将来”。
本来有点茫然失落的意绪，似乎得到了一种安顿。拐了一个弯，进入小巷，他裹紧了一下衣服。似乎还想考虑啥，但头脑里已经一片空白。
小寒刚过，气温降到零下七度，加上五级西北风，天是特别地冷。
(全文结束)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