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对抵制家乐福的抵制
中国文化是极博大精深的，所以只要有心，总可在其中找到自己所需的精神营养。比如眼下，便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倡议，也就有“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谋略；有“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怒发冲冠，也就有“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的宽仁；有匹夫，以为“不可夺志”，便有君子，慰抚“人不知而不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倘若是不够聪明，但又想做点事的人，假若在做事之前，偏又要怀疑“单一来源”的考虑而请教于诸文人，自然就听到“百家齐鸣”，最终只能是，或者一腔热血，郁结于胸，愤愤然不得发，最终忍了气，吞了声；或者是如气球一般，积了许多的气，轻轻地一扎，便忽悠着东西南北地乱窜一通，终于疲软地自己落了下来。但终究是什么也没有做。
呼吁抵制家乐福的人，总以为自己是中国人，所以总应该做点什么，这原因只因为是中国人。这声音一出，便有许多热情来呼应，其中尤以青年学生为中坚。
这当然也是在中国，九十一年前，也是这个时候，便是中国的青年学生，也是因了是中国人，站了出来表达国家声音。大概因为是取得了胜利的原因，以后每有对外国人发出国家声音时，青年学生便站了出来，直到一个声音对全世界说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才使青年学生回到学堂，“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然而这一次，青年学生却似又忘了本份，“重操旧业”，站了出来表达“国家声音”。不过这一次，并非事关“天下兴亡”。我总担心，是否因为隔了太久，不免生疏，青年们便先要熟练了旧行当，时髦称之为热身，以便将来做得更多、做得更好？倘真是如此，谁能不怀念那个声音：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当然也是中国，所以有了呼吁抵制的声音，许多声音也都呼唤出来了，汇成了一片，虽然纷纷杂杂，但意图却毫不隐瞒：对抵制的呼吁表达了抵制。其实，家乐福外有人抵制，便也有人偏要进去，且平静地照旧买卖。当然，这也是中国。
我们只说这抵制抵制的声音吧，显然是极高尚并且堂皇的，因为抵制者拉了“爱国”的旗帜，抵制抵制者便也有了三面旗帜：自由、理性和本质。
自由的声音：抵制与否，是公民的个人自由。（羊城晚报钱克锦文）
理性的声音：做好自己本职、如何爱国（人民日报社论）
本质的声音：家乐福现象的根源（黎阳先生《我的话不准确，特予更正》回复左大培先生，两们先生都是在才认识的，都是素来景仰，但仅从黎阳先生的回复看来，左先生虽然直探根源，但似不以为支持抵制。）
先说自由。这一类声音，大概是不似“青年的莽撞”，但又怕失了“爱国的外衣”，所以要说话，给自己一条义正辞严的逃路。中国文人是极聪明的，但极通达的却也只有一部分。譬如人的身份，便随时可以拿来进，也可以拿来退。倘要表明血性，便说是有血有肉的人；倘要表示了大多数，不妨冠之以人民；倘要无情，便选做了公民。既选了做公民，便不带七情六欲，有了“辱不加身”的挡牌，即使举国受之，何及于己？国难之时，公民便有生存自由，尽可以找一个来供吃穿；或者听到中国人是猪的话语，并不因生在猪群而愤怒，尽可以在猪群里高昂了头，自己把自己当作另类，成了领头的“羊”。更何况现今只是外国人的“不实之词”或“有失风度”呢。但没若听到“×××”是猪的声音时，那定是要以公民的身份讨个公道，但心中的感受却绝不是“公民”可以感受到的。
再说理性。鲁迅先生曾经为青年必读书介绍时，便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因为他就感受“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然而这大概却是中国书的妙用之一。所以虽然说着“勿以善小而不为”，但终究要杜绝所有可能的差错之后，才可以“为”，却不管事上不仅没有一点力气也不出便伤人于无形的功夫，而且绝无行动之间就已经确保万无一失的计划。比如抵制家乐福，我以为游行示威必然要费力气的，去别的商场也必定要有一些不方便的，“中国制造”的销售额必定要减少一些的，但就听不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古训了；青年学生集会示威，毕竟是青年，绝难杜绝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的可乘之机，但既然是“别有用心的人”，所以不知道有什么事没有他们的可乘之机。
即使是理性，在逻辑上也尽可以拐弯的。抵制家乐福，便会给法国以口实，因为家乐福乃法国人的；巴黎授予了荣誉，却不会给中国以口实，因为巴黎不能代表法国。倘若逻辑也可拐弯，理性靠什么来维系？其实，即便落人口实，也不见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中国能拿的出来的口实还少吗？
最后是本质。左大培先生说，“问题的关键是，是谁在中国给我制造了这么多‘不得不’的场合”，所以指出最终的目标。个人以为，虽然“宁静以致远”，但假如没有行动，等待最终的一次性根本解决是不可能的。简单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还是抄录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来结束：假使以后光明和黑暗还不能作彻底的战斗，老实人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则现在似的混沌状态，是可以无究无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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