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笔者按：本文稿成于6年前，为感想小笔，近日闻贵州瓮安事件，不觉又想到这篇感想。
中国的改革，是先经济后政治的。从理论上来说，这样做能够为新的政治生活建立起经济、文化方面的基础，能够为新的政治生活锻造出所需的领导人才。但是，这种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在政治上的最大弊端就是在金钱财物等的诱惑下，官员容易走向腐败，给政治本身带来巨大的危害。如果我们在政治上不能适时地进行适宜的改革，导致政治改革步骤与经济改革、社会发展进程相脱节，或政治改革措施不能准当地解决旧体制旧机制的弊端，使新的正义的政治力量的形成和壮大赶不上腐败的政治力量的形成和壮大，那么我们的经济改革最终必将使社会主义政治垮台，从而也将使经济改革本身背离初衷。
而事实上，改革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共产党的确已进入了这样的关键时期：正义政治力量要与腐败政治力量赛跑，看谁是最后的赢家，中国共产党已面临着严重的执政危机。
改革开放后，一方面，我们的经济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但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官僚主义、腐败之气也随之而生，日益严重。官与民的对立性日渐滋生蔓延；有不少地方，官员对人民群众的封建法西斯手段也凸现，并且，使得个别官员与人民群众的对立演化为政府（党）与人民群众的对立。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度逐渐降低，对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前景逐渐表现出失望、悲观的态度。“将当官的通通枪毙！”这一发自民间的愤激之语，反映了我们现实政治的腐败的严重性，官、民对立的尖锐性。1989年爆发的由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组织策划的所谓反腐运动中，人民群众所表现出的对腐败的极其强烈的痛恨情绪，对中国共产党反腐不力的强烈不满情绪，至今仍深刻而鲜明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它广泛而深刻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形势中所面临的政治危机：腐败的猖獗、人民的不信任。
具体地，可以从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去看。一是官僚主义、腐败之气、流氓法西斯主义日益严重、蔓延，使党趋于在政治上变质。二是日益滋长发展的人民群众对党的失望、不满情绪，使党面临渐趋失去民心、失去群众基础的可能性。三是政治上的敌对势力有机可趁性增大，它会与国内的腐败势力、国外的反华势力相勾结，利用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进行颠覆活动。
1989年的“反腐”动乱已过去十多年了，但腐败的蔓延、深化势头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止，人民群众对此仍相当不满，正如一名新华社记者问新当选的温家宝总理所说的老百姓的那句话一样：“反腐反腐，越反越腐。”当前的腐败凸现了以下几大特点：
一是“一把手”化，即党政一把手腐败增多。由此可以推想，“二把手”、“三把手”等情况。
二是高层化，即腐败官员的级别越来越高。
三是群体化，即腐败分子是集体性或系统性的，或网络性的。
四是巨额化，即腐败官员涉及的钱款财物的数额越来越大。
五是流氓化和法西斯化，即腐败官员为了达到经济、政治目的，不惜使用各种政治流氓手段或暴力手段，对正义力量进行打击报复，对人民群众进行镇压、统治。
六是基础的扩大化和坚实化。我们现实中的“民主制度（机制）”是最利于坏人当官掌权的。目前，包括村党支部村委会、中小学党支部校委会在内的我国的党政系统的基层组织，腐败之气浓烈已是一个普遍的事实，正如某省一位干部忧心忡忡所言：如此发展下去，要不了几年，农村的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恐怕大部分都要被腐败分子、邪恶势力所掌握。这决不是对我们现实政治的诬蔑！腐败之气越浓，坏分子对权力就越趋之若鹜，而人民群众对政治的维护就越冷漠而远之；人民群众这种对政治维护的消极态度又鼓励了腐败的有恃无恐的发展，如此恶性循环发展。一个腐败分子掌权，必将造就一大批腐败分子，这就是中国现实政治中的一大腐败特点；这个特点导致了腐败基础的扩大化和坚实化，并且这种基础的扩大化和坚实化已呈向上层党政权力层推进的趋势，近年来的大案要案突出了这一点。腐败基础的扩大化和坚实化，一方面使党和政府自身走向变质，另一方面使党和政府渐失民心，渐失群众基础。因此，它将从根本上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腐败的这些发展趋势，越来越使中国共产党面临执政危机。这决不是危言耸听！中国政治的改革已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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