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外国法院来审理杨佳案?
司马南
今天，在南方的一家报纸上，长平（就是那位著名的长平）发表一篇很引人注目的文章，标题为《杨佳的母亲哪里去了?》,文章承袭了长平写作一贯风格，悬念式的标题像个急速舞动的花布条，读者目光再一次地被迅速吸引过去。看来，凤凰评论员何亮亮昨晚关于“对突发事件不要过度解读”的忠告，确实有其现实针对性。
部分人已经被带进了一个误读的怪圈，长平们声嘶力竭：“杨佳的母亲哪里去了”，有人便一窝蜂地跟进，若大山般回响：“杨佳的母亲哪里去了”。
杨佳母亲哪里去了？长平当然不满足于提出这样简单问题，后边跟进的话才是用心所在：“新华社电讯中暗含了一种解释：杨佳和父亲关系不融洽，他只信任母亲，这两位律师手里的材料上有母亲的签名。更加戏剧性的是，扮演着如此关键角色的杨母，却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暗含”-“戏剧性”-“莫名其妙’一类词语的使用，长平有效地烘托了杨佳案诡异森严的气氛，令看客的心猛然收紧了。
接下来，长平开始炮击了：
“案件发生的当日下午，杨母被警方带到北京大屯派出所配合调查，随后就和亲属失去了联系。亲属到派出所去询问，得到的回复竟然是按走失人员报案。带走她的是上海警方，但上海警方称不知情，或曰“此案侦查阶段结束，不再发布消息”。要知道，如果一个公民被警方带走，然后就失踪了，那么这是另一桩案子了，而不是“此案”。这一桩案子本身就非同小可，加上与“此案”的关系，自然备受关注。警方有责任向当事人的亲属和社会公众释疑解惑，而不能以“此案侦查结束”为由来搪塞。”
可惜，大炮轰得呼隆隆作响，细看，却没有什么真凭实据的东西，对警方的指责，除了表达“我根本就不信任你”之外，激情偏狭矫情有余，理性逻辑不足。我们且就甲乙丙丁戊己庚请教长平先生。
甲、依你所说，杨母去了派出所，然后与家人失去了联系。您有什么证据支持“杨母的下落，警方必然知情”？
乙，警方回答“并不知情”何错之有?您到底有什么理由认为，警察的话必然有诈,必然有鬼？
丙，在媒体上公开指责“警方搪塞”，那么“不搪塞的回答”应该是什么样的？如果警方确实不知道杨母的下落，你叫他怎么来回答你们才满意呢？
戊，如知情者所说，上海警方在与杨母了解了一些情况之后，便收兵回营了，你逼问杨母下落，非叫他对杨母的下落给出说法，岂非强人所难？
己，如果杨母自己出于某种原因不愿意会客（包括不愿意见到《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自命不凡的列为大人），自己选择了一个地方呆着，叫警方必须说出杨母此刻在什么地方，君为警官，如何说得出呢？
庚，杨母有权利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地点生活，有权利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联系某些人或不联系某些人。杨佳杀人，警察殒命，偌大悲剧，报道溢沸，身为生母，心若刀割，暂避一时，不亦正常乎？
家人联系不上杨母，担心情有可原，如果认定杨母为失踪，当然依照照规定应该“按走失人员报案”。您抨击公安“按走失人员报案”说法不对，应当告诉我们不对在什么地方，说不清为什么不对，却空喊不对，无非展示个人信念与偏好，或与事实根本无关。
“非同小可”，进而“倍加关注”，如此积极是您个人的选择也是您个人的权利。但是，公民长平，请注意，你目前还没有获得授权来调度指挥上海警方具体办案过程。警方什么时候发布消息，应由警方依法自主进行，非由阁下及其阁下所服务的媒体即兴决定。
长平先生用“大词”宣称“杨母失踪”属“另一桩案子”，很有些振聋发聩。长平先生会讲政治，致力于创造暂新的话语境界——“一个公民被警方带走，然后就失踪了”。长平自己未必不知道，“公民”-“警方”-“失踪”，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像自己文章刻意营造的那样，但唯有如此讲话，才符合某些人的口味和个别报纸近年一以贯之的普世价值原则，这一点，我想大家能够理解。
长平曰：“谢有明不适合做杨佳的辩护律师”，理由是“谢有明是上海闸北区政府的法律顾问”.不知长平先生依据的是那一条法律执此高论,何妨搬出法典来，让我们也长一点见识?谢有明若是闸北公安分局的法律顾问，此要求好象还有一点道理，现在，谢为政府法律顾问，为什么不能代理杨佳案?司马南若是市政府法律顾问，全市的案子我都不能接了？简言之，谢有明代理杨佳案并不违法，长平如此著文100篇，无碍事实与法律规定。
有人呼吁杨佳案“应该异地公开审理”，某些人某些报最近兴奋异常，从法律角度说，杨佳案没有什么理由不能公开审理，一不涉密，二无隐私，三非未成年。
但是，主张“应该异地审理”的朋友，恐怕这个“应该”的理由就不那么充分了。但凡讲法治，核心当为依法办案，长平们著文强调“应该异地审理”之前，“应该”翻翻法条，以保持对法律必要的敬畏。
有人坦白，主张异地审理，出于“技术性思维”:无非不放心上海警方，不放心上海公检法系统，担心他们官官相护。对此，我有三条回答，愿得到方家教正。
其一，笔者实在想象不出，如此万众瞩目的大案要案，哪一位有胆量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混淆视听颠倒黑白？非具体当事人又有什么必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越过检察院、法院众多的办案环节搞一场彻底埋葬自己清誉与前途的舞弊？其不得营私，又缘何舞弊？
其二,《最高法院刑事司法解释》、《刑诉法》规定，回避制度的适用主体，仅包括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书记员、鉴定人和翻译人等，并不包括其他主体。上海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一并回避，干脆选择另一个省市自治区公检法系统来办案，长平先生鼓吹的“程序正义”如此浪漫，不知在哪里曾经践行，笔者未之闻也。
其三，如若听信某些媒体不负责任的宣传，不加分析地对整个上海公检法系统做整体性否定，眼下的问题非但解决不了，反而会堕入别人预先挖好的陷阱之中——“异地审理”移师北京，南报再声称北京靠不住怎么办?天津又如何靠得住？广东又如何靠得住？山西又如何靠得住?……
多米诺骨牌效应过后，让外国法院来审理此案吗?
杨母下落不久自会水落石出，长平们的卓识与公正在哪里？
（200807223星期三）
附文：长平：杨佳的母亲到哪里去了？
舆论普遍认为，被指派介入杨佳案的律师谢有明不适合做杨佳的辩护律师，原因有两点：一，他是上海闸北区政府的法律顾问，与受害人单位闸北警方属同一“老板”；二，是他发表了“杨佳精神状况正常”、“法律意识强”、“估计是死刑”等不利于杨佳的言论。然而，事情的戏剧性在于，“法律意识强”的杨佳偏偏选中了谢律师和他搭档，而拒绝了父亲为他聘请的另一位律师。
报道这一消息的新华社电讯中暗含了一种解释：杨佳和父亲关系不融洽，他只信任母亲，这两位律师手里的材料上有母亲的签名。更加戏剧性的是，扮演着如此关键角色的杨母，却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案件发生的当日下午，杨母被警方带到北京大屯派出所配合调查，随后就和亲属失去了联系。亲属到派出所去询问，得到的回复竟然是按走失人员报案。带走她的是上海警方，但上海警方称不知情，或曰“此案侦查阶段结束，不再发布消息”。要知道，如果一个公民被警方带走，然后就失踪了，那么这是另一桩案子了，而不是“此案”。这一桩案子本身就非同小可，加上与“此案”的关系，自然备受关注。警方有责任向当事人的亲属和社会公众释疑解惑，而不能以“此案侦查结束”为由来搪塞。
就“此案”而言，杨母是在何种情况下委托律师的，杨佳是否知道母亲失踪的消息，显然是不容忽视的情节。
这一起惨烈的袭警案发生后，虽然网络上有人为杨佳叫好，但是主流舆论无疑是同情受害民警。如果杨佳的确精神正常，那么死刑判决应该确凿无疑。但是越是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越要谨慎行事，不要让正义的伸张因为细节的不当处理而受挫。
我想起美国的辛普森案。至今还有很多美国人相信，在１９９４年夏天的那个夜晚，辛普森残忍地杀害了他的前妻及其男友。当时警方也“人赃俱获”，“铁证如山”，但是最后陪审团裁定他无罪释放。辩方首先指出，警察是“在没有获得搜捕证的情况下非法搜查民宅”，拿到的那些证据都应该视作无效。最要命的是，办案主力警察福尔曼被辩方指控为种族歧视者。他在法庭上宣称自己从来没有用过“黑鬼”这个歧视性词语，结果辩方找到一盒录像带，证明他在一个短时期内把这个词用了数十次。当法庭上出现辛普森戴不上那双血手套的情节时，陪审团基本上相信了这位黑人明星是遭到种族歧视者的陷害了。
这一场“世纪审判”使得警方备受打击。“在世界面前，洛杉矶警察局威信扫地。现在我们都得为此付出代价。”但是和我们一些舆论推论相反的是，并没有因为可疑的辛普森没有受到“严惩”，美国就杀妻成风了；此案的正面收获应该是，警察在此后办案的过程中不得不更加严守法律程序了。
中国的法律和美国并不完全一样，杨佳也不是辛普森，上海更不是洛杉矶。然而，在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关系上，显然有一个我国法学界和司法界也都承认并坚持的“普世价值”。舆论呼吁此案异地公开审理，我相信任何人都不会把这种呼吁误认为是对凶杀犯罪的支持，而会理解成是在细节上对法律尊严的维护，也是对警方收获更多公众信任的期待。（原载于《潇湘晨报》）
http://news.163.com/08/0722/09/4HES0GPD00012Q9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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