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改革开放后才成长起来的年青人，我没有使用票证的生活经历，但根据历史教科书和大人们的描述，我对凭票购物的作法多少有点抵触，至少这种票证生活给人们带来很多的不便。还有许多网友根据买肉要肉票，买粮要粮票来说明当时生活的艰辛，经济如何不发展，我想也不无道理。但是，有个别网友似乎有全盘否定之嫌，对改革开放前的我国经济建设和百姓生活的认识有失偏颇，对票证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也并不可取。
让这些全盘否定粮票的朋友想象不到的是，现在世界上仍有大规模使用粮票的国家，而且这个国家正是美国，没错，正是美国！
前几天在华尔街邮报上看到Food Stamp，感觉这个词似曾相识，这不就是粮票吗？于是有兴趣搜索相关的文章出来看了一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美国使用粮票的历史不仅比我们早，而且仍在使用。下面，我将美国食品券计划的有关历史摘要如下：
“美国补充营养援助计划—--历史上通常被称作食品券计划—--是为生活在美国的低收入或没有收来源的人群提供食品的一项联邦援助计划。补贴由各个州分发，但整个项目由美国农业部负责管理。现在大多数食品券补贴通过卡的形式分发，但历史上，绝大多数时候使用的是纸质券，面额分别为1美元、5美元和10美元。这些食品券能够用来购买可食用的食品而不管其营养价值如何（比如软饮料和糖果都可以凭券购买）。在1990年代后期，食品券计划得到改进，纸质券都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由私人承包商提供的专门的借记卡系统，称为电子补贴转账系统（EBT）。有些州合并了EBT卡的使用功能，还可以用于公共援助福利项目。
通过EBT卡成功地在一段时间内更换所有纸粮票，使得国会可以重新命名食品券计划，更改为补充营养援助计划，截至2008年10月，所有的联邦法律中提到的“食品券”或“粮票”都更改为为“食品卡“或”电子补助转账系统“ 。
2008年9月美国人接受食品券的人数达到了3150万人（占美国总人口数的10.3%），人数绝对是自1960年项目实施以来最高值。但接受食品券人数比例最高值是1994年，当时占美国人总数的10.5%，受援者的收入必须近乎贫困才有资格获得补贴，即每个家庭成员平均月收入只有100美元。
首次食品券计划的时间是1939年5月16至1943年春
首次提出使用食品券的主意应归功于许多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当时的农业部长亨利.华莱斯和此项目第一任负责人米勒.佩克林。在谈到此计划时，佩克林说：“我们看到的是如此矛盾的一个情景：一方面是农业生产剩余，而另一方面城市里的人营养不良、嗷嗷待哺。我们的目标是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弥合这个鸿沟。该计划允许受援者购买相当于其正常食物支出的橙色粮票;橙色的为1美元，蓝色的为50美分。橙色粮票可以用来购买任何食物;蓝色邮票只可用于购买农业部指定的盈余的食品。将近4年的使用过程当中，首次食品券计划一次达到近2000万人或覆盖美国将近一半的县。第一个受援者是纽约罗彻斯特的Mabel McFiggin，第一个指定的零售商是Joseph Mutolo ; 1939年10月发生了第一起违反计划规定的零售商是Nick Salzano。
1961年至1964年食品券计划试点
在第一次实施食品券计划到第二次实施历时为18年，为了提出第二次食品券计划，人们做了大量的研究、报告以及法律提案。在这期间，有一些杰出的议员为制定一项食品券计划积极活动，如Aiken, La Follette, Humphrey, Kefauver, and Symington.。从1954年起，国会女议员Leonor Sullivan不断地为通过食品券计划法案而努力奋斗。截止1964年1月，项目试点由8个地区扩大到了22个州中的43个地区（其中有40个县，底特律市、圣路易斯市和匹兹堡），共有38万人参与到该计划试点当中。
<strong>1964年食品券法案</strong>
1964年3月31日，约翰逊总统要求国会通过一项法案使食品券计划永久化。1964年4月17日，农业部长Orville Freeman提出一项建立永久食品券法案的提案。国会最终通过的法案是由国会女议员苏立文提出的10222号法案。主要条款如下：
• 要求受援者应购买粮票，同时凭票支出购买食品的平均价格，然后收到一定食物数量的票证，表明有机会获得低成本的营养充分的饮食;
• 可以用粮票购买所有用于人消费的物品，除了含酒精的饮料和进口食品（国会法案禁止购买软饮料、奢侈食品和冷冻食品）
• 禁止种族歧视
食品券计划推广阶段---二十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早期是食品券计划的里程碑
1965年4月，受援者达到五十万（实际受援人数为561261人），1966年3月达到1百万，1967年10月达到200万，1969年2月达到300万，1970年2月达到400万，一个月后的1970年4月达到500万，两个月后的1970年5月达到600万，1971年2月达到1000万，1974年10月达到1500万。这期间受援对象的快速增长主要归因于人口增长。
<strong>1974年在全国范围内实施</strong>
根据P.L. 93-86法案，食品券开始于1974年7月1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除波多梨哥直到1974年10月全面实行），1974年7月受援对象近140万人。”【注1】
从上述引用的资料可以看出，美国在使用食品券方面跟我们国家凭票供应有相似之处：
一是在食品券的使用上，美国也使用过纸质券，面额分别1美元、5美元、10美元，而且在购买食物时，不仅要凭食品券同时还要付钱。
二是在使用食品的目的相似，都是为了给城市里的人提供符合营养要求的食品。
三是在使用食品券的范围上，从地域上讲两国的食品券使用都覆盖了全国，而且各个地区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要求。
当然，两国的食品票证制度也有重大的区别，其中最大的一点是美国食品券是在已经完成工业化，粮食生产并不短缺的状态下推出的，是在商品过剩的情况下，为穷人提供的最基本的食物定量，其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维持穷人的基本生存。而当时中国使用票证制度是在工业化伊始就实施了，生产力相当低下，粮食总产量勉强维持全国人口需求甚至有所短缺，我想其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公平，因为在粮食短缺情况下，如果某一人群的粮食购买力强，势必导致另一部分人要饿肚子，而凭票供应保证人人都能得到基本的粮食定量。还有一个区别就是美国的食品券可以用来买肉、买水果、买米、买油，总之它用一种食品券囊括了中国的油票、肉票、粮票等等，但其基本功能还是一样的。
现在，我根据在网上能看到的一些资料来分析一下我国的票证制度的意义以及背后的某些含义，如果有不正确的地方，请批评指正（因为没有亲身经历过只能进行推理）。
粮票为1955年～1993年间中国大陆地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伴随粮食定量供应在流通领域粮食及粮食制品买卖的票证。布票从1954年开始实行，到1984年取消。我没有查着全国是什么时候开始发行肉票（不知道有没有在全国统一实行过），但查到这样一段话：“春城昆明的肉食紧张是从文革时代开始的，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就开始有了肉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同样是凭购粮本领来的肉票也发生了变化，70年代是按公两发，到了80年代就改为按号发，每一号肉票可以买到的肉越来越多，从每人每月3公两到5公两的水平不断上升，1983年、1984年到了每人每月供应3公斤的水平。然而好景不长，从1986年开始，肉食又开始慢慢紧张起来。虽然不要肉票，但肉店门口恢复了排队的景象。困难时期渴肉渴怕了，大家都想买点放进冰箱以备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的肉荒。好在我们公司有两座巨大的冷库做后盾，在全国性的猪肉紧张的前夕已经调进了几列火车的货。在适当限购每人每次最多可买2—3公斤的情况下，仍然能基本满足市民的需求”【注2】.除了在五十年代全国统一发行了粮票和布票外，各地后来还陆续发行了蛋糖票，豆腐票，棉花票，肉票，煤票，面票，理发票，饮食券，代金券，工业品券，絮棉券，沐浴券，补助券，供应券，侨汇券以及各种专用票，专用券等，不一而足。
从上述这些资料分析来看，我可以得出以下推论：
一、在五十年代全国范围内发行粮票和布票，是因为我国当时的经济相当落后，商品匮乏，国家实行计划分配的经济运行机制，是为了保证人人有饭吃有衣穿。但是，为什么这样一种制度设计到今天却一再遭到嘲弄呢？相反，却很难见到有人说国民党时期商品供应匮乏，怎么没有人说有钱买不到肉买不到布呢？难道是国民党时期生产的粮食、布料、肉比共产党时期还要多吗？显然不是这样。那为什么出现了许许多多人嘲弄票证制度却无人指责国民党时期的怪现象呢？我想只有一种解释：因为计划分配的方式排除了一部分人过度占有挤压另外一部分人享有社会产品的可能，这使得一部分人被剥夺了满足自己超额或过量享受物质生活的权力，所以他们抱怨。而在国民党时期，是没有什么票证，谁有钱谁就可以买米、买衣买肉。四大家族的人以及大大小小官员、企业家、地主们不愁市场上买不到粮吃不饱饭，不愁吃不上肉穿不上衣。而反观穷人们吃不上肉穿不上衣通常没什么怨言，只能怨自己命不好，他们没有什么文化，不会写文章，也不知道诉苦，所以，如今也很难看到有关他们抱怨对他们而言所有用品都紧缺的生活。因此，我看今天那些嘲弄粮票、布票、肉票的人，要么没有明白这些票证为穷人提供享有基本公平的物质享受的权力的意义，要么就是一些冷酷无情的人。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粮票、布票、肉票制度仅仅是在同样提供给他们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础上，抑制了他们超额挤占他人基本生活需求的欲望。虽然这部分人的过量享受物质生活的权力的确被抑制了，但另一方面却为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基本的生存权力，才大大提高了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这是真正的人权！可是，那些人不满意了，无情地痛恨粮票、布票，即便让绝大数人活不下去或无尊严屈辱地存活着也要让自己吃个够。所以，这些人冷酷无情。
是选择“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生活还是选择与同胞共渡时艰，显然反映了人的基本品质。
二、并不是计划分配导致了商品紧缺，而是商品紧缺要求必须实行计划分配（前提条件是这个政府想给百姓提供基本的公平）。让我们分析这段话：“在市场货源充足的前提下，昆明地区的肉食品市场开始逐步放开经营，持续了差不多20年的凭肉票供应肉食品的制度第一次被取消。然而好景不长，从1986年开始，肉食又开始慢慢紧张起来。虽然不要肉票，但肉店门口恢复了排队的景象。困难时期渴肉渴怕了，大家都想买点放进冰箱以备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的肉荒。好在我们公司有两座巨大的冷库做后盾，在全国性的猪肉紧张的前夕已经调进了几列火车的货。在适当限购每人每次最多可买2—3公斤的情况下，仍然能基本满足市民的需求。”【注2】，取消票证是因为“市场货源充足”，而不是因为一取消票证市场货源就充足了。肉票取消后好景不长，供应一紧张就导致了限购，每人每次最多买“2-3公斤”，可见，限购是因为怕一部分人来得早，把肉全买了另一部分人就没得买了，如果按今天市场经济原则，限购行为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因为根据购买力来占有分配商品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可见，当时限购还是出于公平的考虑。而“限购”恰恰又是票证的另一个基本功能，防止一部分人过量占有另一部分人却得不到供应。因此，我得出结论是“不是计划分配导致了商品紧缺，而是商品紧缺要求必须实行计划分配”。
三、票证种类到后来越来越多，说明是当时社会生产力越来越发展而不是越来越倒退；中国百姓的生活条件已经越来越好，而不是越来越坏。从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出，象糖果票、棉花票，肉票，煤票，面票，理发票，饮食券，代金券，工业品券，絮棉券，沐浴券的发行，肯定是晚于布票和粮票的。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但我想不太可能出现以下这种情况：即没有糖果票之前就人们就买不到糖果，没有发沐浴券之前人们就洗不上澡，没有发行工业品券时，人们就买不到日用品。我想其中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在五、六十年代，国家和政府考虑的主要是为所有人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不外乎穿衣吃饭，所以首先发行布票和粮票。而当时，象糖果等产品还很稀少，无法大量提供给老百姓，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还是一种奢侈品，所以即使发行票证也没有意义（正象现在钻石、黄金饰品产量稀少如果凭票证供应估计每人仅几毫克）。老百姓在解决温饱之前，也没有能力消费高级的糖果，所以不可能表现为真实的购买力和消费欲望。当国家生产的糖果多了起来之后，并且当老百姓有了普遍购买力，这时糖果的基本平等分配才有了现实意义，才有必要发行糖果票。正象前文所说“春城昆明的肉食紧张是从文革时代开始的，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就开始有了肉票”，我认为这正说明到了七十年代，人们对生活的要求不止于吃饱了，还希望吃得更好，所以对肉的需求增加才导致供应紧张，供需失衡。否则，如果说七十年代比六十年代肉的产量减少了才导致市面上肉供应紧张，就无法解释“1987年，全国性的猪肉紧张真的来了！冷库里堆成山的冻肉也经不住天天排队买。”换句话说，如果说文革时期昆明地区开始发行肉票是因为文革时期肉的供应量比以前少了，那么从1984年至1987年供应一年紧过一年，怎么解释？我认为只能说明1984年至1987年全国猪肉生产一直在增加，但供应的增加远远赶不上人们消费需求的增长。所以，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当肉类、糖果等供应量非常低，对普通百姓而言还是一种奢侈品的时候，实行票证制度没有意义；当肉类、糖果等供应越来越紧张，正说明老百姓生活要求更高了，需求越来越多了。正象黄金饰品在八、九十年代对绝大多数人是奢侈品的时候，市场反而不活跃，供应不紧张，而现在市场活跃起来，甚至局部地区出现供应紧张只能说明老百姓变得更富了，并不是说如今黄金的总的供应量还赶不上八、九十年代了。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客观看待曾经的失误，绝不能全盘否定过去，更不能因为当时生活水准改善不明显便随意歪曲历史。
有些人责怪毛泽东时代搞了近三十年，没有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可能是有的人对经济发展的历史缺乏全面了解。还是以美国为例，2000年在世纪之交时，美国经济学家回顾人类工业化进程与改善人们生活关系时，写了大量文章。比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系德隆有篇文章《聚宝盆：20世纪的财富增长 》，其中他是这样写道：“在标志着中世纪结束的农业发明和商业革命期间，财富和技术的进步实在很缓慢。在这个时期，技术进步引起了人口的增加，结果几乎没有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准。 甚至在工业革命早期，在生活水准方面产生的还仅仅是“改良性”而不是“革命性”的变化。除了象铁路、纺织、织布等工具的发明是个特例外，绝大多数该时期的发明革新是关于产品如何生产和运输的革新发明，是一种新型的资本出现，而不是消费品的出现。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但那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仍然没有什么变化。...变化步子如此缓慢以至于人们---至少是那些贵族知识分子---可能会认为他们一千年以前的祖先的生活与他们那个时代一样。 西塞罗，一个罗马时代的贵族，作家和政治家，如果从历史中复活到汤马斯.杰弗逊（笔者注：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的写汤马斯•杰弗逊）的厂子里，也许他感觉在19世纪美国几乎和在罗马时代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是杰弗逊时代的犁更好一些罢了，帆船也得到了一些改进。但是这些还不足以让精英产生一种生活方式上实质改变的感觉。而且，在杰弗逊家做个奴隶可能和当西塞罗家做个奴隶没什么两样。...变化的步子如此缓慢以至于引起了19世纪早期的知识分子争论工业革命是否值得，它是改善了还是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水准。结果观点截然不同，象约翰这样的乐观的自由派与悲观的一方一直争论到19世纪四十年代。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人们的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物质财富增长如此之大以至于几乎难以衡量。 以1895年蒙哥马利沃德消费品样本为例，当时单速自行车价格为65美元（笔者注：蒙哥马利沃德是上世纪之交美国最大的邮购零售商），从那以后，自行车价格以“名义”美元计算已经翻了一番（实际上是通货膨胀的结果）。但是今天自行车按实际价值算的话，已经便宜得许多了。它的“真实”价格应当是：为生产它花费的工作量和工作时间。在1895年，大概要花费普通美国工人260小时的工作量来积攒下足够多的钱来购买一辆单速自行车。今天，一个普通美国工人用不到八个小时的工作成果就可以买到一辆性能更好的自行车。”【注3】.
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美国1776年建国后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实现工业化，而在20世纪中叶以前近两百年的时间里，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提高的只是生产条件和生产能力，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甚至质疑工业化是否是一种倒退。即便到了1895年，普通美国工人还要一个月的工作才够买上一辆自行车，而现在只要一天的工作量。所以，将如今美国人财富的增加和生活的改善归因于工业化的结果。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有美国学者以今天美国人的物质上的极大享受与工业化刚刚结束时糟糕的生活水准进行比较，通过这种巨大反差来否定前一百年的历史。他们的作法通常认为工业化是人类的奇迹，并且将当今的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归功于工业化。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仅仅用了30年走完了美国用了近一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其效率应值得嘉许而不是批评，更不能全盘否定。并且，在毛泽东时期，中国在完成工业化过程中人们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所希望的、足够多的改善并不是什么发生在中国的独特失误，正象美国普通人在1895年时感觉生活水平和一千年前相比没有得到什么改善一样，都不能成为否定美国工业革命和中国工业化重要意义的借口；中国改革开放后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大部分应归因于技术进步和工作化的完成，这就跟美国在二十世纪人们财富增加的原因一样。
到了今天，美国仍然在实施食品券计划，而且绝对人数创了历史新高，一方面社会产品已经更丰富，另一方面却有越来越多的人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只能说明美国的制度的确存在很大的问题。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生产力十分低，发行布票、粮票，是为了保障公平，是人类为追求真正的人权的一次具体体现。
【注1】http://en.wikipedia.org/wiki/Food_Stamp_Program
【注2】http://daily.clzg.cn/html/2008-11/20/content_21776.htm
【注3】http://www.bos.frb.org/economic/nerr/rr1998/q3/delo98_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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