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汉黄除了杀人还能干什么
刘汉黄杀人的事情，听起来让人心酸，让人忍不住落泪。无论别人说什么，我都坚持认为刘汉黄一点都不该被责怪。那些假惺惺说什么“虽然值得同情，但是不该杀人”的绅士，你们有没有想过，他除了杀人，还能干什么？
曾几何时，当一起又一起侵害弱者的权益的事情发生之后，那些精英，那些专家，站出来，苦口婆心、语重心长、居高临下地教导“愚昧”的弱势群体：你们要有维权意识，你们要知道维护自己合法权利。你们这些绅士，这些吃着人民的贡献的精英，你们为什么不去教导一下xx，人民花钱养xx是干什么的?xx不能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却要让人民自己来保护自己，那还养着xx干什么用？可是，中国人民太善良了，他们没有这么反问过你们，而是遵从了你们的教导，以至于这些年来“维权”成为人民大众口中的流行语，以至于人人都像律师一样，查法律呀，学法律啊……艰难地、无助地拿起法律武器来靠自己维权了，然而……然而，他们有效果吗？刘汉黄就在法律意识普遍提高的时代（这得归功于那些精英、专家），把自己维权的希望托付给了法律。他请了律师，告到了法院，法院也判了，资本家得赔偿17万。可是，判下来又怎么样呢？刘兄弟拿着的判决书，对资本家有一点威慑作用吗？资本家不是还照样坚持自己的赔付范围、不是还坚持不给吗？刘汉黄拿着判决书一点也没有增加自己的底气，还是像求爷爷告奶奶一样求着资本家赶快付款。可是，资本家是求一求就会心软的吗?他们会可怜你生计艰难吗？他们只会说，“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这样一条道路，看来是走不通的了，精英专家们在劝工人维权的时候似乎忘记了劝劝那些资本家多多实行些“普世价值”，在劝工人学会用法的时候忘记了去劝劝资本家学会守法，以至于精英的说教只对穷人有用，对资本家来说基本等于放屁了。及至刘汉黄求告无门精英却又都沉默了。事情不都是从来如此的吗？当邓玉娇们为了生计被人欺负的时候，那些“冷静理性”的专 家学者 教授在哪里？及至出了事情，法学社会学精神病学等等、等等教授都出来了，“你邓玉娇啊，太不冷静了，什么事情可以通过法律来解决嘛”“邓玉娇啊，精神可能也许大概有问题”“邓玉娇事件其实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反应了这样一个社会问题……”“我很同情邓玉娇，但是从法学上讲……我是一个学者，必须客观，所以我必须这样讲”等等等等，七嘴八舌众说纷纭，最后纠缠不清一团乱麻，学者教授们又抽身回去悠哉游哉，留下焦头烂额的普罗大众们——你们忙去吧。武松杀嫂之后去自首，县官老爷说：“武松啊，本县正想与你理会这件案子，没想到你却自作主张，闯下大祸，唉！”可是武松当初告到公堂的时候，收了西门庆礼物的县老爷，推三阻四。联想到刘汉黄苦苦求告十月无结果，联想到邓玉娇“闯下大祸”后高一飞之流的无耻谰言，历史是怎样的惊人相似啊。
除了走这条精英推崇的走法律程序的路，刘兄弟还用了一个无奈的满含无数工人血泪“土方法”——跳楼讨债。6月13日上午八点，厂方派保安将刘汉黄的行李卷起来扔出厂去。刘汉黄去找厂方讲理，厂方不理他。被逼无奈，到厂宿舍五楼要跳楼。过程中被消防员拉下来，跳楼未果。（摘自《为刘汉黄辩护》）这样的方法，不是逼到无路可走谁会去使用？但是即使如此，资本家也没有半点让步。（倒是刘汉黄，步步退让，法院判17万，他只要11万）这条道路，对于见过场面的资本家，好像也没有用。
这个时候，刘汉黄一个人，在陌生的异乡，带着残废的右手，没有工作，无处安身。又因为讨要赔款，在展明厂受尽刁难和白眼，作为一个男人，他除了使用暴力维护自己的权利，还能干什么呢？难道让他灰溜溜地“忍了”？如果他真的忍了，我将感到悲哀，他没有忍，他反抗了，我为他鼓掌。因为我看到，中国的男人们还没有完全绝迹，还有人保有着男人的尊严和血性，还有人能从这沉沉的重压下拼命的挣扎，虽然是绝望的、无助的挣扎。其实，在制度可怕地健全的现在，人驯顺得多了。如果武松面对这样的事情，可能真的会“血溅展明厂”。刘汉黄不是武松，但他也是男人，于是他动手了。
写到这里之后，我看了一下新闻，看到了这样的标题：刘汉黄悔罪当庭下跪四度请求判死刑。刘汉黄悔罪了，我只感觉到莫名的悲哀。到底谁该悔罪，案件到最后，又让人糊涂了。刘汉黄说“请求法庭判处我死刑，对我是一种解脱”。到最后，刘兄弟只有用死来解脱自己了，所有如他一样的人呢,怎么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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