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琅摄于广州街头
今天在网上看到杨元元的事，不知为什么就联想到骆驼祥子。尽管有点天马行空，一个是天之骄子、大学研究生，一个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力车夫。但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以为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在这个红与黑径渭分明的社会里，打通一条向上的路。
而他们的结局，也同样是悲剧。
读《骆驼祥子》，心里觉得很郁闷。一般的看法，认为祥子是旧社会的牺牲品。但在另一方面，他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个人主义。他好像无父无母，也没有亲朋戚友。他不爱别人，只关心自己——甚至连自己也不关心，满心想着他梦中的黄包车。他以为光凭着自己的年轻和力气，就会有一切。结果证明这是空想。祥子多么要强，可是他辛辛苦苦得来的却还是被人抢掉。他一个人去奋斗，结果老是碰壁。最后虎妞死了，小福子也死了。我对祥子是哀其不幸而怒其不争，如果祥子多几分爱她们的心，她们能落到这田地？而祥子自己若是有亲友相帮，又何至于落到这田地？
《骆驼祥子》这本书表明了：在这个奉行丛林规则的社会里，你要么吃掉别人，要么被别人吃掉，没有别的出路。但这本书没有告诉我们：如果不想吃人，又不想被吃掉呢？
在我看来，只能够大家伙团结起来，没说的，穷人不帮穷人，还有谁来帮呢？如果不想吃人，那么只有走出个人主义，团结起来掀翻这个吃人的宴席。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在地主、官僚和外敌的重压下，下层自发地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互助组织。然而这一切没有在书中体现出来。老舍没有给祥子指出条路来，这是老舍的局限，老舍本身就是知识分子，他笔下的祥子，也只能是知识分子的写照。
毛泽东说：知识分子就是吃五张皮的饭。过去知识分子的毛，是附在这“五张皮”上面，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有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小生产所有制。后来五张皮没有了，老家回不去了，可是他又不甘心情愿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要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要有无产阶级思想，要跟无产阶级有点感情，要跟工人搞好，要拉朋友。可是他不干，他还想那个旧的东西。
中国文人轻视劳动，远离民众生活的恶习是颇有历史的。毛泽东试图让他们放下高贵的腰板到生产第一线接受锻炼，结果被知识分子骂得狗血淋头——中国历史上得罪文人的绝无好下场，从秦始皇到雍正、毛泽东无不如此。“文革”后半期，学校要求学生每周至少参加集体义务劳动一天，放学后要拣粪、割草。这些劳动并没影响基础课的学习，却对学生的品质进行了塑造。中国某著名演员形象地称“‘文革’让我们少学了很多没用的东西”。尽管如此，大部分知识分子不可能幡然转向，寻求与广大底层民众结合的道路。
但在另一方面，自科举制度罢废之后，知识分子们已经中断了传统的进入权力阶层的合法途径，而沦为一个松散的在野集团，从统治阶级中游离出来。因而，他们似乎真的成了一个“独立的”阶层，孤悬在统治阶级与广大民众之间，从而往往孳生着、体味着一种孤立、虚弱和失重的感受。他们既丧失了传统，又偏离了基础，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位置和意义。八十年代初，邓大人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就忘乎所以了，以为自己是老大了，结果没几年，就闹得毕业如失业，或者辛苦地求一个月薪500人民币的工作，老板还不理你。
杨元元倒还不至于毕业如失业，她的真正死因是什么？是穷吗？说句不敬的话，杨元元惨得过我们？她真的到了生活不下去的地步吗？已经被揭露出来的事实并非如此。如果硕士生杨元元该死，那么我们这些本科生，还有满大街的流浪汉，都不知要死上多少回了。
说到底，杨元元特别是她的母亲和弟弟，还是“想那个旧的东西”，中了个人主义的毒，以为知识能够改变命运，能够飞黄腾达。她吃了这么多苦，读到了名牌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却混得比民工还不如，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最后只好用两条毛巾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有句俗话：东方黑，太阳落，中国出了个XXX，他教人民个顾个。三十年的血汗史证明：个人主义是没有出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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