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本身是一项通过实践进行理论创新的事业。白猫黑猫，是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摸着石头过河，可以理解为通过实践进行理论创新。
然而非常遗憾，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仍然停留在“不争论”这种自欺欺人的盲人瞎马阶段——即使精英们有确定的方向，也是可意会而不可言明的全盘西化。这三十年，我们即没有核心理论的发现、创新，又没有找到可以普遍适用中国国情的“特色”道路，各地都在“瞎摸”——在广东，仍要“杀出一条血路”；在重庆，为了整治社会环境不得不痛下决心打黑除恶；而在传统的灯下黑地区河北，为了提高GDP，省里竟惘顾环京津还有近300万贫困人口的事实，不搞基础产业建设，却提出“（城市面貌）三年大变样”这样弱智的发展方向……中国的改革，从最初的一包就灵，到后来的破铁、一改（制）就灵，一卖就灵，国退民进。直到大量社会问题从萌芽到积累，再到养痈成患，过了三十年才猛然意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提出“科学发展观”这样的理念——且尚在普及学习阶段。
批评改革，不意味着反对改革；批评精英，则意味着精英们有错该批。——哪怕是在一场正义的战争中，因为指挥失误而打了败仗的将军也是要上军事法庭的。
纵观今日中国的现状，主导改革的精英们难脱其罪。
一，中国改革精英好高骛远，只盯着与西方接轨，却贻误三农。
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集体经济解散以后，经济单元被划小了，利益的相关性落实在了每一个农户头上，这在初期确实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再加上（1）集体事务减少，（2）大量老人妇女少年儿童参与农业生产，（3）化肥良种的普遍使用，以及前几十年农业基础设施发挥作用……这使得粮食在短期内迅速增产，使中国农业看起来一年一个新台阶。
稳住了农业与农民，就为下一步改革提供了稳定的基础与宽松的环境。因此，说这是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其实不如说是稳住了改革开放的大后方。因为，这一次，农村没有包围城市。相反，城市改革开始后，农村被遗忘了。
农村解决了中国包括农民在内的十多亿人的吃饭问题，这固然是个了不起的成绩，但在解决了吃饭问题之后，中国的改革精英却没有人再愿意为农民考虑下一步的发展问题了。八十年代银屏上频繁出现的来自农村的好消息，也在九十年代以后戛然而止了（唯一的例外是每年春晚上农民式的搞笑）。改革精英们的注意力集体转移了。
农村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农村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三农问题，除了农村地区资金不足、信息滞后、交通不便等众所周知的原因外，国家在涉农大项目上投入不足；地方只重GDP而忽视三农建设；社会保障不到位使得农民不敢投资不敢消费等也是重要原因。而解散集体后，农村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单元太小太单薄，从而不具备抗御风险的能力，也是农村很多问题的根源之一。
此后的近二十年，各个领域都沸腾着与国际接轨的声音，唯有三农，被整体遗忘。——农村唯一未被遗忘的作用是：向城市以及发达地区提供廉价劳动力。然后，在抽干这些廉价劳动力的血汗之后，再把他们踢回农村。
在此，我们不过多地讨论三农的现状与三农问题的根源，只是要指出，精英们主导的改革，因为要风光地与国际接轨，而贻误了三农。三农的重要性以及它于中国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因此，说贻误了三农就是伤害了中国的根本并不为过。
精英们的理由似乎很充分。在短期内，要实现资金信息的全方位覆盖，交通的全方位延伸，让农村产生足够大的经济单元，显然不现实。
然而，精英们却又忽略了另一个问题：山不转水转，让走出土地的人们享受发达地区的经济成果行不行？
精英们说，不行！
伪善的外表下，终于暴露出精英们丑恶的嘴脸。
二，中国改革精英贪婪自私，为维护既得利益，对社会不公现象装聋作哑。
这一点上，最典型的体现莫过于举步维艰的户籍制改革了。
城乡分离的二元制户籍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制度设计，是以公有经济模式为基础的。它在几十年前的必要性至少有二：
（一），建国之初，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尤其是重工业。要发展中国经济，必须先打好工业基础。而工业，不可能在“农业”基础上，靠自由经济给中国带来“基本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必须依靠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如何“集中力量办大事”？靠国家武力进行西方式的海外掠夺（资源、财富、劳工）？显然不行！其一，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没有这种“狼性”；其二，该抢的已经让西方国家抢的差不多了，除了南北极，中国已经抢无可抢。好在，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并不缺乏这方面的智慧，靠“以农补工”完成原始积累，靠“公有制”进行投资建设与财富分配。
尽管当时存在剪刀差这种不合理现象，但谁让中国崛起的晚呢！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二），“以农补工”是没办法的办法。这就出现一个问题：按“利益最大化”原则，“农”干吗？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问题，当时实行了城乡分离的二元制户籍制度。这么说，并非说这种制度的设计是个阴谋，而是说，做为生产资料中最活跃的一部分，劳动力的转移必须纳入到经济计划中去，成为计划经济、指导生产的一个重要因素。用户籍制把劳动者纳入管理计划，这在当时应该说是必要的。
尽管这种制度的设计使“工占便宜农吃亏”，但国家利用公有制特有的优势，把一些涉及民生的事，如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全都统揽下来，使哪怕收入最低的基层民众也能够维持基本生存。这符合当时的国情与经济建设需要。
制度设计，就是要保证社会无法绝对公平时，做到尽可能合理。
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改革的过程中，精英们提到最多的，恐怕就是“解放生产力”这个词。而在解放生产力时，最先需要“解放”的，应该是做为劳动者的人——在社会公平的前提下使劳动者获得选择的权利。然而，非常可悲地是，在精英们的理解中，中国的劳动者（这里主要指农民工），是做为劳动工具被解放的。精英们为了模糊按劳分配同工同酬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则，特意绕开户籍制度设计了“灵活的用工制度”，而且，这一“灵活”就是二十多年。至今，《劳动法》在这些灵活的用工制度面前都无法在现实中真正发挥作用。
需要顺便提一句的是，在所谓改制等招牌的掩护下，城市普通劳动者的命运也没好到哪里去，同样被精英们像报废一个个过期零件一样无情地抛弃了。
其实，真正的户籍制改革早在近二十年前就已经着手了，如果当时适时推出一套适应市场经济形势的户籍制度，就不会积累到今天这么多难题。但因为这将触及某些人的利益，所以，户籍制的改革没有跟上，一直搁浅到现在——今天，当深圳的二百万户籍人口享受着一个由一千二百万常住人口建设的深圳时，能有几个“深圳户籍人”会真心赞成一部以工作居住为基本条件的人性化的《户籍法》出台？！
今天，仅珠三角地区就有数千万没有户籍的外地人，他们不仅要忍受现行户籍制度带来的种种折腾，还不得不接受由此造成的经济压榨与利益损失。仅就社保来说，深圳每年都有数百万民工退保，他们拿走自己缴纳的那一小部分社保金后，由国家和企业为他们缴纳的大头却留在当地社保部门的账户上，成为深圳户籍人口的公共财产。
现行户籍制度造成的，已经不仅仅是人们生活的不便，在很多方面它已经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
近三十年，《宪法》都修改过七次了，但《户籍管理条例》却基本没动。
什么原因？
根本原因就在于，在精英们看来，只要能使他们累积自身利益，就是天塌下来也是小事；而如果一旦伤及他们的利益，哪怕只是动一根头发也像杀他们的头。不是有张维英之流的专家不久前还呼吁北京应设准入制度吗？——这不奇怪，自由、平等、民主等普世价值理念都是为精英们准备的，它从来不适用于普通老百姓。
鉴于此，不坏悲观地预测，如果精英们继续掌握话语权，并左右着改革的方向，户籍制改革仍然很难，恐怕再过三十年也不会有指望。因为，一旦革除这种弊政的呼声渐大，精英们就会忽悠更多的人进行抵制。他们会先告诉市长，城市资源的承载能力有限；继而，他们会告诉市民，看好你们的养老钱、救命钱，外地人大量涌入你损失就大了；最后他们甚至会告诉菜市场的小贩，如果你的老乡们都来了，你的生意就做不成了……
三，中国改革精英教条僵化，为移植西式民主，祸乱农村。
西式民主一直是中国改革精英的最爱。但在“人民代表大会”这项基本（不动摇）的制度下，改革精英们采取了迂回战略，且双管齐下。一是全面进军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政协，如今已经完全没有了代表基层工人、农民的声音，没有了普通劳动者的身影，代表、委员们不是高官就是大款，不是大腕就是明星……汇集了各方精英的国家权力机关，“权为谁所用”是不必废话的。
精英们推行西式民主的另一个手段是借基层民主的外壳在农村地区推行村官直选。这项民主改革举措效果如何？请看下面经由媒体披露的部分与农村选举有关的事件：
2008年1月14日凌晨 ，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董集乡西韩村，新当选村主任的韩国峰一家四口被杀。凶手是西韩村原党支部书记韩海山。
2008年8月25日 ，辽宁省北镇市赵营子村村民李东辉当选村委会主任后，因“有贿选行为”遭到举报，没能任职，一怒之下他将举报人一家5口全部残忍杀害。
2008年10月16日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苏曹乡河东村老支书郭成志，因为举报现任支书经济犯罪问题，被打成重伤致死。
2009年2月12日 ，河北省沧州市吴桥县铁城镇南范庄，一户周姓人家老少4口惨死在同村村民范新顺的利斧下（另有一未出生的胎儿），这起凶案与被害人举报村里选举不公有关。
……
农村选举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是贿选与家族势力、黑恶势力的介入已经到了公开与猖獗的地步了。据不坏在基层工作的朋友透露，那些“顺利”换届的村子，很多都是各方势力私下秘密交易的结果。一张普通选票的价码，也由最初的一盒月饼一桶油，发展到现在的千元现金或购物卡了。
应该说，根据中国农村现状，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民主改革与试验，这本不错。但精英们在这个问题上显然错了，他们机械地以为，有了第一次农村包围城市（工农革命）与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农村包围城市必然可以成为在中国推行任何变革取得成功的不二法门。
但精英们的确错了。（一），西式民主产生的基础，是城市化的产物，是随着人类的聚居伴随公共事物的增加而产生的。中国即使准备尝试直选海选，也应该首选公共事物集中的领域，比如国有大企业（这正是改革精英们最怕的），至少也要在城市，而不是农村。事实证明，基层直选后来在城市社区推行，就没有农村直选那样鲜血淋淋。什么是民主的基础和条件？这就是。有些代价我们本可以避免的。（二），目前中国与直选相配套的法律法规是不健全的，现有的法律法规无法保证这种民主形式在农村地区正常进行，而且，在很多地方，上级政府部门也没有足够的监督能力。（三），中国有中国的文化背景与历史传承。经济基础薄弱的地方，公共事物少，人们对“当官”不感兴趣；而经济基础好的地方，公共事务多，于是家庭、家族以及同学、战友、朋友等便往往结成利益联盟，形成各种势力对公权力进行侵占和掠夺。这造成很多农村乱象丛生。
这些，都是中国的国情，这些乱象的出现与社会环境、法制环境等有关，与中国人的素质无关。
综上，中国改革精英的突出特征：凡能让自己风光起来、获得利益的事，就大力鼓吹，把损失说成交学费，把严重后果说成阵痛；凡影响自己利益的事，就装聋作哑——不管涉及多少人，影响有多大，后果有多严重——比如贫富分化现象，至今没有精英提出消弭措施；比如贪腐现象，至今没有精英提出遏制方案……但凡不利于自己的事情，精英们都保持着高度默契：这方面的改革，不深化也罢。
不坏不敢断言精英们卖国误国，但仔细看看精英们热心什么，漠视什么，就知道他们是何居心了。
由这样的“精英”主导改革，注定了权贵、资本阶层越改越亢奋，越活越滋润；而普通民众则越改越压抑，越活越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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