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惨案：让郑民生连杀八童的不是社会是谁？
苏 杜
时间 2010-03-26
（本文大意：“基本的是非观”是要讲的，但是，“基本是非观”却各不相同，不会只有你张金玲一家。要遇害孩子家长们接受你的“基本是非观”，以枪毙了郑民生就完事，就陪着你大唱和谐赞歌，才是他们，也是更多孩子家长们无法办到的！张金玲之流自己戳破了自己“改革开放理论”的西洋镜，将一副媚骨皮肉不沾地呈现给了世人。）
“新浪”迅速将大众网张金玲的《让郑民生杀人的是“社会”吗》一文顶在了它的“今日视点”头条位置上。看了这篇应时的顶头之作，实在让我如梗在喉，不得不犯颜而问：让郑民生杀人的不是“社会”是谁？
我们且不说郑民生自己已经供认他是为了“报复社会”“孩子比成人好杀”才连杀了八个幼童，也且不说这十几个幼童与他的“职场情场都失意”没有任何直接关联，更不说遇害孩子家长绝不会在枪毙了郑民生以后就笑颜逐开，南平从此就一片和谐，单就张金玲在文中所训斥的几个“吗”，就恰恰足以证明，让郑民生杀人的就是这个“社会”。
张金玲训斥道，“这算哪家的道理？让社会来为郑民生的犯罪承担责任，不知道这个‘社会’到底何所指。遇害孩子的家长们能接受吗？”很简单，是毛泽东领导工农打天下并继续革命的道理，这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道理。没有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专政政权，无辜的幼童以及父母就得遭遇这种下场。反对毛泽东反对到丧心病狂地步的李锐、幸子陵们是，他们能编造出毛泽东时代发生过这样的惨案吗？张金玲说什么“不知道这个‘社会’到底何所指”，通篇都是为这个“社会”辩护，怎么会“不知道这个‘社会’到底何所指”？这个“社会”不是别的，就是张金玲文中所指的“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有别于“传统超稳定社会”的这个“社会”，农民工“背着蛇皮袋天南地北找工作”，大学毕业生“刚走出校门就成为蚁族”，环卫工“夏天里扫大街热死在马路上”，农民工“拿着低工资为城市化和工业化贡献劳动力”的这个“社会”。这还是一个无数农民工“为城市化和工业化贡献劳动力”连“低工资”也拿不到的“社会”。不错，“基本的是非观”是要讲的，但是，“基本的是非观”却各不相同，不会只有你张金玲一家。要遇害孩子家长们接受你的“基本的是非观”，以枪毙了郑民生就完事，就陪着你大唱和谐赞歌，才是他们，也是更多孩子家长们无法办到的！
张金玲还振振有词地说，“任何时代任何制度下，都可能会有种种社会不公正，可以肯定地说，迄今为止，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过绝对意义上的社会公正。具体到中国来说，无论是市场经济的今天，还是之前的计划经济年代，都不可能是绝对公正的社会。”这倒是摆出了一个“改革开放理论家”的架子。但，可惜，“迄今为止，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那一位在提倡“绝对意义上的社会公正”，无论是引据于《离骚》，还是出自于《共产党宣言》，大家都在讲的是阶级的社会公正。宣扬“改革开放理论”的张金玲之流，自己戳破了自己“改革开放理论”的西洋镜。
张金玲为自己“理论”立论的最有力证据，大概就是他看到的“背着蛇皮袋天南地北找工作的农民工”， “刚走出校门就成为蚁族的大学毕业生”， “夏天里扫大街热死在马路上的环卫工”，农民工连低工资也拿不到的“为城市化和工业化贡献劳动力的农民工”，他们还没有像郑民生那样杀人报复社会了。然而，这只能算是张金玲及其热烈歌颂的对象躺在火山上自做白日梦。既然，按时张金玲文中所说，“社会竞争存在，包括职业选择等个人风险，最终都要由个人来承担”，那么，“最终”，这些千千万万个“个人”的觉醒与反抗，就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已经形成的“民工荒”“蚁族困”，就是正在生成的风暴。
“一个人必须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让社会环境顺从自己的喜好是永远不可能的。”这大概是张金玲的又一“基本是非观”。“让社会环境顺从自己的喜好是永远不可能的”，但是，像张金玲这样，“让自己顺从社会的喜好”却是历来不乏其人的。张金玲“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确实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更好地把握住了自己”，“践行”了自己的“基本是非观”，将一副媚骨皮肉不沾地呈现给了世人。
附录：
张金岭：让郑民生杀人的是“社会”吗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3月26日 08:07 大众网-齐鲁晚报
张金岭
南平凶案主犯郑民生的作案动机已经很清楚，无非就是自己职场情场都失意，于是就穷凶极恶地报复社会，丧尽天良地拿孩子下手。
于是，就有论者言之凿凿地把郑民生的犯罪动因，归之于急剧变动的社会转型，说郑民生这个社会竞争失败者的犯罪行为，社会环境应该为之负责云云。
这算哪家的道理？让社会来为郑民生的犯罪承担责任，不知道这个“社会”到底何所指。遇害孩子的家长们能接受吗？
既然有社会竞争存在，那么包括职业选择等个人风险，最终都要由个人来承担，这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和传统超稳定社会结构的不同之处。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面临此类风险的并非郑民生一人。如果利益一受损就报复社会，还有舆论帮着往社会环境上扯，那还有基本的是非观吗，社会还能有安全吗？
其实，郑民生并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年轻，有技能，比背着蛇皮袋天南地北找工作的农民工，比刚走出校门就成为蚁族的大学毕业生们容易得多，竞争力也强得多。拿着低工资为城市化和工业化贡献劳动力的农民工没有报复社会，夏天里扫大街热死在马路上的环卫工没有报复社会，郑民生这个有专业技能的“优秀医生”不但报复了社会，还有人帮着往社会环境上扯，这算什么逻辑？
我们并不否认社会转型期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不公正，包括收入分配的不公正，社会成员之间机会的不均等，甚至有些方面已经很严重；也不否认社会环境对人的行为方式有直接或间接影响，但这绝对不能成为一个竞争失败者报复社会的理由，更不能成为杀人的理由。
任何时代任何制度下，都可能会有种种社会不公正，可以肯定地说，迄今为止，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过绝对意义上的社会公正。具体到中国来说，无论是市场经济的今天，还是之前的计划经济年代，都不可能是绝对公正的社会。再说，社会大环境即使是处处公平，也并不一定意味着每个人对自己的境遇都完全满意，也不意味着时时处处都能得到公正的对待。从社会转型期的角度来理解郑民生杀人，是书斋里不着边际的逻辑游戏。
一个人必须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让社会环境顺从自己的喜好是永远不可能的。不明白或不完全明白这一点，这也许是他人到中年还无法恰当处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原因，也是他成为杀人恶魔的根源。面对这个恶魔，我们应该做的，不是拉社会环境为他的罪恶垫背，而是应该思考，作为社会的一员，究竟应该怎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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