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郑先生说我是毛泽东的粉丝和崇拜者，这句话大致是没有说错，对，我是毛泽东的崇拜者。郑先生还说理解我的立场，用语很委婉，但是不是有点别的意思我也不想惮猜，毕竟郑先生的人品我是敬重的，既然郑先生希望听到我的思考和观点，下面我就把我谈不上“思考”的立场和观点表明一下，以免误解。
对毛泽东的立场我很明确，毛泽东在我心里就是名副其实的伟大领袖，我赞成邓小平“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的评价。我认为这个评价是客观中肯的，是符合事实的，这个评价代表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意见。至于少部分人事后诸葛式的落井下石，或者直接把毛泽东的师范文凭和现在的师范生等同起来，以此来证明毛泽东的无能，进而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恐怕是过于托大和浅薄了。诚然，是人就会犯错误，毛泽东也不例外，但作为后人，评价先人，只要不是怀有其他目的，我认为还是慎重和宽容一点下结论为好。对毛泽东的认识，当然也包括第一代其他领导人，我们不能不考虑历史的局限性和自己主观思维的局限性。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家基础是什么样的？一穷二白满目疮痍千疮百孔来形容不为过吧。国家政权是建立起来了，可连年战乱一盘散沙的国家现状，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证实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极强政治动员和社会整合能力的政党，但战争年代走出来的工农干部，打仗是没说的，勇敢和忠诚也没说的，但和平治理国家的经验包括行政综合素养却是缺乏的，你总不能埋怨他们没接受过高等教育吧，一个文盲占总人口80%的国家如果让你来领导会怎么样？国际环境又是什么样的？列强封锁包括后来的中苏反目，在这样的条件下是选择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是卑躬屈膝投降主义？所以评价那个时代必须结合那个时代的实际情况，如果下结论不考虑这些时代背景就一定得不到真实的结果。当前一些站着说话不腰疼或者恬不知耻别有用心的学者专家，动辄朝鲜战争是毛泽东一意孤行刚愎自用，不顾大局与国际社会交恶而遭致封锁和制裁，白白牺牲几十万人，打了一场渔翁得利得不偿失的非正义战争；动辄中苏反目是毛泽东个人专横独断，狭隘的民族主义招致国家丧失了发展的大好机会。更有甚者，有人竟然言之凿凿，抗日战争也是中国人民的选择错误，让日本殖民中国三百年比现在会更好。我如果不妄断他们的动机，他们在下这些结论的时候，依据的是什么呢？
新中国成立之时的国家就是一个一穷二白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所谓“积贫积弱”是上百年列强欺凌的屈辱史积淀而成的。要使这样一个饱受战争摧残，经济基础孱弱，人口众多人心涣散，文化落后科技空白的国家迅速恢复国家正常秩序，换给谁能不着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心态，放给谁不一样？这不是那些坐在书斋里翘着“二郎腿”喝着茶水的专家教授能理解得了的，一些背靠祖宗大树养尊处优满脑肥肠的官员们更理解不了。所以他们在评价先人的时候不是大放厥词就是信口开河，似乎偌大的中国治理起来真如“烹小鲜”那般简单轻松。在关于“左”的理解上，我们可以批评，但恶毒攻击以至于诅咒就要不得，那样既不厚道也对用鲜血换来新中国的先烈前辈们不公平。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能保持一些稍微的公正。
战争期间的毛泽东个人遭到的诟病不多，对毛泽东非议最大的无非建国后的两件事，一是“三面红旗”，二是“文革”，某李姓小丑说毛泽东“开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其中的“建国有过”就是指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毛主席自己明白“文革”赞成的人不多，但老人家并没想到“三面红旗”也被人当“屎盆子”也扣到他的头上。也许毛主席宁折不弯的脾性不惧小人们“屎盆子”乱扣，但总归是有些冤枉。
先说“三面红旗”。总路线是中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的重大战略举措，“跳跃式”发展是当时所有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他们想迅速摘掉“穷帽子”的愿望太迫切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就是“总路线”指导下的产物。各行各业相继你追我赶“大跃进”，其宏观目的总的说是单纯的，当然不排除某些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搞浮夸（也正是因此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不良后果）。在“大跃进”的社会条件下，河南某地出现“人民公社”一点也不奇怪。毛泽东在视察的时候随口说了一句“人民公社好”未经同意被《人民日报》记者公开发表后，还引起毛泽东的警惕和批评，只是总理为该报社打了个圆场毛泽东才没有深究，这是后话。客观的说，“大跃进”是中央领导集体的集体决策，“一线”工作的领导集团具体负责实施。在实施过程中逐渐产生的“左倾冒进”现象曾经引起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陈云在内的许多领导人的警惕，但由于某些“一线”领导人的粉饰太平造成信息传递的失真，加上盘根错节的人事关系，原本为了“纠左”的庐山会议因彭德怀一个“大炮”阴差阳错的变成了“反右”，从此“大跃进”演变成了一场劳民伤财的闹剧。
出现了不好的结果后却把责任全部推给毛泽东一人承担，这不公道，也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围绕北京“七千人大会”关于刘xx作的大会报告中间发生的一些事情即能说明当时的真实情况（参看《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张素华著）。即使这样，我认为刘xx当时指挥领导“一线”工作所犯的好大喜功和急功近利，在今天看来，也是可以原谅和理解的。我所谓的原谅和理解，是指刘当时所犯的错误是“冒进”，是“极左”，虽然“极左”和“极右”结果都是祸国殃民，但我仍然认为“极左”和“极右”是有区别的，起码从动机上是不一样的。虽然放卫星、大刮共产风出现“饿死人”的事情属不可饶恕，但毕竟历史已经发生而无法改写。联想到我们今天“‘跨越式发展”似曾相识的政治口号，我们所要做得是吸取教训避免犯同样的错误。刘xx说“如果我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那群众把我斗死我也认了”，这些话正好说明刘的洞察力和政治智慧不够，他一直以为自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实际上，从“三面红旗”的实际发起者和领导者到失败后推卸责任，刘已经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敢于承担责任，顶天立地光明磊落的政治品格。他没有察觉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从不切实际的“极左”滑向了机会主义的“极右”。洞若观火的毛泽东当然看在眼里，刘在“左倾冒进”的时候长时间得到毛的支持，“始终站在刘xx一边，一起坚持错误，”一方面是不想打击人民群众“大干快干”的积极性，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为了树立和维护刘xx的威信，但“七千人大会”时刘的一系列推脱责任的表现，从做人的品德上已经彻底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王震将军在去世前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毛主席比我们看得至少远五十年。”对我们是不是有些启发呢？
再说文革，文革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并领导的一场震惊中外前无古人的意识形态大革命。发动文革的原因，抛开一小撮别有用心恶意攻讦的阴谋论断，有人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归纳了一下，大致有一下几种说法：一是经济背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已经成为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基本模式，小农经济、市场自由经济作为计划经济的对立面虽然已经遭到领导集团的抛弃，但在基层还有很大的市场，有必要用一场革命性的手段从根本上彻底颠覆“奸商”经济存在的土壤。二是政治背景。主要是中央上层的政治秩序发生了混乱，邓小平首次提出“文革”的错误与制度弊端有直接关系。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邓小平文选》第293页）“这一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问题由于毛泽东在实际上没有解决，所以导致了‘文革’的发生。”陈云也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具体负责人胡乔木谈话，指出“毛主席的错误问题，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打击与他意见不同的人。着重写这个，其他的可以少说。”三是毛泽东和刘xx的个人个人恩怨，把“文革”的起因直接说成是毛刘之间的政治博弈。关于这一点，小道消息传的最多，外国学者的著作里也多有提及。四是意识形态背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得以实现，但在精神文化领域，社会主义改造却“收效甚微”。特别是千年流传下来的文化流弊加上当代资本主义的物质诱惑，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思想还没有完全肃清，资产阶级的享乐主义也跟着有了抬头的趋势。知识分子名义上是“臭老九”，但实际上“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在精神领域居于特权地位，拥有完全的话语权。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爱不切实际的夸夸其谈，看似滔滔不绝实际一无是处，这种特性决定了他们特别喜欢“翘尾巴”。一俟不符合他们的利益指向，就引经据典或指桑骂槐或一副“铁肩担道义”摸样，极尽挖苦攻讦之能事；各级党政干部则是因其社会管理者的身份和地位而容易导致思想上的特权意识和官僚主义现象。而试图从根本上打破这种由社会分工所造成的社会不同劳动方式的差别，以从根本上杜绝特权阶层和“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有必要从思想根源也就是文化上对整个社会进行一次或多次的彻底革命，从而取消阶级差别，进入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虽然以上几种原因多多少少都有些道理，但抛开僵化的学术八股，我宁愿相信最后一种说法，有位网友有过这样中肯的表述，我深以为然：“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本质动机是想在中国建立一个有群众参与的民主的政治机制。如果不承认毛的这个动机，就无法解释他对工人和农民无政府行为的放任鼓励以及为什么他在一夜之间将全国各级官吏全部罢免。事实上，毛在建国以后特别是由于“人祸”而发生的６０年代初期的大饥荒以后，对中/共的中下级官员产生了普遍的不信任感甚至是愤恨情绪。同时，由于处在这些人的包围中而不能接触到基层的人民，也使他孤独并有被人阴谋架空的猜测和潜意识。中国的决策体制必须民主化，这是毛泽东的一贯说法，也是他心目中的理想。但是他自己身居在一个宗法性极强的官僚体制中而且成了最高家长，这是他根本无法由上而下地推行他的设想，只好转而发动民众以造反的形式把各级官吏达到，希望由这个过程中自然地形成类似巴黎公社似的民主权力机构和民主作风。但是文化革命初期的混乱和破坏使他的这一愿望落空了，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努力。在文/化/革/命中组成的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时毛泽东坚持要实行“三结合”，使一大批普通工人和农民跨入权力的大门。他自己也把上海的一个青年工人吸引到身边来，亲自鼓动中央委员会把这名工人选为党的副主席，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加以培养（在那一时期见过毛泽东的外国领导人大多都在毛身边见过这位相貌英俊、循规蹈矩的青年）。但是毛的良苦用心又一次被他的工人和农民深深地伤害了。这些人或者原来就是破（注；原文如此）皮无赖、品行不端者，仅凭着能言善辩敢于出人头地而爬上了高位，或者很快地被权力所腐蚀，成为以权谋私的霸王。少数真正纯朴本分的一般民众即使当上了官员也很难发挥作用，因为他们既没有文化也缺少政治阅历和官场斗争经验。那位当了副总理的大寨农民在国务院会议上几乎一言不发，度日如年。”其实许多老干部回忆录中也都有与此相近或相似的显性或隐性的评断，“若干历史决议”中给文革下的“完全错误”的结论，虽然有其部分合理性，但仍然没有脱离其历史局限性，有反攻倒算的味道。
我最鄙视的是那些野心投机、落井下石、心理阴暗、卖国求荣的无耻小人。某李姓跳梁小丑说毛泽东是“开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马上后面的跟屁虫就变成了“开国有过，建国有罪，文革有大罪”，如此红口白牙满口喷粪，这还说得是人话吗？如果这样说，我们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一点也不比当年来得光彩，“几百万右派”“饿死三千万”比“一亿精神病患者”又如何？一个“全民有病”的社会，又该怎么评价呢？是不是就是某大学教授所说的“共产党从来没有干一件正经事，一部党的历史就是人吃人、人斗人的历史？”
在我看来，毛泽东之所以伟大，在于在他的领导下，把一个饱受欺凌、积贫积弱、一盘散沙的中国，从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泥潭里拔了出来，建立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于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终生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自己的祖国和他所热爱的人民，他是中国绝大多数底层民众名副其实的“大救星”。他的一生，是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一生，是顶天立地、光明磊落的一生 。他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万古不朽的功勋，他的丰功伟绩永远同天地共在，与日月同辉。说到错误，还是我前面的那句话，是人就会犯错误，毛主席也不例外。但错误也要做具体分析，我认为信息不对称是造成决策失误的最大原因之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的通讯水平是什么样的？即使今天网络手机电视电脑，已经使所谓的信息高速公路了，信息的真实性仍然解决不了，可想而知在那个时代中央上层想得到真实的信息会有多么难，更何况路线的斗争和宗派主义还要破坏或者封锁真实信息的传递。我们在今天当然可以高谈阔论站着说话腰不疼，因为“回过头来看历史，百分之八十都是伟人”，但我们仍然要谨记“话到嘴边留三分”的基本道德，评价前辈要多一点宽容，少一些刻薄；多一点自省，少一些谩骂，更不要以自己的“一孔之见”随意主观的给历史下结论，因为历史虽然在短时间内可以“当小姑娘一样随意打扮”，但历史长河的净化功能毕竟是主流，那些贻笑天下颠倒黑白的小丑们最终都会被荡涤到历史的沙滩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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