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美国骆家辉到任驻中国大使，在北京机场下飞机是自己拉着行李包，引起中国人一声惊叹；紧接着是美国副总统拜登到中国来访问下嫁到街上吃了碗炸酱面，提起了中国人的神经。许多人惊愕，许多人好奇，许多人羡慕，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或看到了天外来客，一个个口呆目瞪。
其实这根本没什么，与中国的毛泽东时代相比那叫小巫见大巫。如此大惊小怪，要么是少见多怪、孤陋寡闻，在中国只怪他们生错了时代；要么是年长者得了健忘症，忘记了他们曾经经历过的美好平等时代。
追求平等，是自人类诞生在地球上那一刻起就产生了梦想，然而就在人类进入文明的阶级社会以后就出现了等级、出现了阶级，出现了剥削和压迫；同时相对而生的反抗剥削和压迫、实现社会平等的斗争也就拉开了序幕。历史上的奴隶起义、农民起义、资产阶级革命就是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奋斗的轨迹，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等大型宗教的问世就是冲着这个美好追求而来的。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那一天起就肩负着这个历史使命，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人就将平等观念深入人心，在革命过程中实践着自己的平等信仰。
一、中国共产党闹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劳苦大众翻身解放，为了社会的平等自由，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始终选择站在人民的一边，与人民平等，为人民服务。
现在已出版的多种文献都记载毛主席当年经常在延安街头与老百姓交谈，彼此间亲密无间、无差无别。那时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1948年5月，毛主席乘吉普车由城南庄去西柏坡，在山路上大家发现离吉普车不远处路边草丛中有几个人，车子驶近以后才发现原来是个八九岁的小女孩躺在路边茅草上，身边坐着一个30多岁的农村妇女，一圈人正围着她们在着急。那女孩子身上盖着一件破衣裳，身下铺着茅草，双眼紧闭，脸色蜡黄，鼻子里不时地往外流血，已经奄奄一息了，孩子的娘坐在地上抚摸着孩子的小脑袋，悲痛地呼唤着孩子的名字。周围的人同情地看着这对母女，都没有什么好办法。“停车!”毛主席突然叫道，司机周西林把车刹住，毛主席第一个跳下车，大步走到孩子身边，蹲下来摸摸孩子的手和额头，问：孩子怎么了?“病啦!”女人泪流满面。“看来病得不轻，多长时间了?”“三四天了，起头轻，越来越重。”孩子的娘擦了擦眼泪，声音颤抖地说。“怎么到这村来啦?”毛主席问。“打算去找个医生，可是孩子快不行了。”说着孩子的娘又哭了起来。这时，毛主席猛地回头，朝车上看，大家看到他的眼圈泛红。“我在这里。”朱仲丽医生在毛主席身边说，长期跟随毛主席的经历，使她明白了毛主席的想法和意图。“快给这孩子看病。”朱医生用听诊器听，又量体温，然后问孩子发病的过程。“有救吗?”毛主席问。“有救。”“好，一定要把她救活!”毛主席顿时放开声音。“可这药……”“没药了?”毛主席又显出紧张担心的神色。“有是有”……“只剩一支了。”“什么药?” “盘尼西林。”“那就快用。”“这是进口药，买不到，你病的时候我都没舍得用，不到万不得已……”。毛主席对朱医生的犹豫有些不耐烦，他生气地说：“现在已经万不得已，人命要紧，你马上给孩子注射!”
朱医生将盘尼西林用给了生病的孩子，接着，又注射了两支别的药。然后给孩子擦了擦脸，用纱布紧紧扎住耳朵上的动脉。朱医生打过针，用水壶喂那孩子水，那时候抗生素是很稀有的，所以很显特效，工夫不大，孩子忽然抬起眼皮，轻悠悠地叫了一声：“娘! ”那女人呆呆地睁大了眼，泪水哗哗地往下流。忽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哭叫着：“菩萨啊，救命的菩萨啊!”毛主席两眼泪花迷离，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他忙转身吩咐朱医生：你用后面那辆车送这母女回家吧。再观察一下，孩子没事了你再回来。
毛主席平等待人的例子还有很多，这里再列举几件。
1940年是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年头，连毛主席都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十分消瘦，广大战士普遍生活很苦。秋初的一天，毛主席去医院看望住院的干部和战士，当他看见老战士肖玉壁（后来因贪污被枪毙）病得皮包骨头，很是心痛。便问医生，肖玉壁究竟患了什么病？医生告诉毛主席：“外表看，肖玉壁百病缠身，其实非常好治，只要给他吃一个月饱饭就行了！”毛主席听了心情很沉重。便当场决定把中央特批给他的每天半斤牛奶的取奶证送给肖玉壁，还嘱咐医生每天清早到中央机关管理处取奶，这样一来，肖玉壁很快恢复了健康。
解放初期，毛主席经常轻车简从、微服私访。
一天晚上毛主席带着秘书在北京街上察看民情，碰到老鸨打妓女，毛主席让秘书出面保护了妓女，并由此开了一次封闭妓院，扫除社会毒瘤、声势浩大的社会平等运动。
有一部电视剧，里面表演了解放初期毛主席带着秘书在北京小摊上吃点心，吃完来付钱却身无分文，秘书马上赶来付钱打圆场，不料被人当场认出，造成了围堵局面的镜头。镜头里毛主席与摊贩老板热烈交谈、有声有色、怡然自得。这次毛主席回家后，政治局五大常委都一起集中在香山毛主席驻地，反对毛主席微服走基层，理由是“安全问题”，是“党中央主席”不得随便行动，又做了几条硬性规定，此后毛主席同群众直接交流的机会就少了（这个方面李银桥的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有具体纪录）。
有一张《我在毛主席身边十七年》一书中的图片，反映的是1954年冬天，毛主席来到北京的顺义农村，为农民推水车。做起来认真、卖力，平等姿态自然而生！
毛主席的平等思想是从我做起，从具体事情上努力实现的。
解放后实行工薪制，毛主席原来拿的是一级工资610元，但他多次要求工资降级，结果从一级工资降到三级工资，从每月610元降到444.8元。就是这样他还要降，最后被周恩来以你降别人也得降，邓小平家人口多，跟着降了生活就不能保障，才说服了他。
文化大革命早期毛主席在听到毛远新汇报哈军大领导放寒假时要请高干子弟赴宴，毛主席就批评说，为什么不请工人农民子弟？指示学院要搞整风，要搞四清。
1974年1月，北京召开了一万多人参加的党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上大批“走后门”。直接针对的是叶剑英一个儿子在空军当飞行员，一个女儿在北京外语学院学英文。这么个走后门小事当时却被小题大做，闹到那样的重要的、大型会议上去了，你想那个时代不平等、走后门不是成了过街老鼠了吗？
二、从领袖的语言里我们也能感受毛主席的平等思想，为人民服务精神。
在毛主席的心里，人民永远是第一位的，人民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他曾经这样说过：“无论办什么事情，首先要想到群众，要时刻想着人民”。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根据中央办公厅的安排，听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汇报工作。钱信忠在作了卫生部工作的一般性汇报后，讲到全国医务人员分布情况时说：全国现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当毛泽东听到这组数字时，发怒了。他面容严肃地站起身来，严厉地说:“卫生部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此后全国风行合作医疗，为农民兄弟争回早应该享受的医疗平等的权力。
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更是斥责：“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来消弱官僚保护人民的平等权。
三、前三十年的实践充分显示共产党的平等思想，并且正在朝着人民平等自由的方向大踏步迈进。
枪毙刘青山、张子善，就是严厉惩治官僚主义，打倒特权，保卫平等的重要实例。
著名的“鞍钢宪法”既是一部生产管理制度的探索，又是一种在社会上、在企业内追求人与人平等社会主义精神创造，迄今还被西方国家吸收运用。它的“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这几个方面无论从哪个角度、哪个层次、哪个方面都是在体现工人是生产的主体、是管理的主体、是领导阶级，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工厂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没有一言九鼎负责制，没有高高在上管理特权，公有制企业内部实行共同劳动、人人平等。鞍钢宪法是一部备受西方青睐的、在实践中效果显著的优秀制度，它能调动亿万人民积极性、有人人平等的理念，是社会主义平等思想的伟大创造。
七十年代，陈永贵、吴桂贤两位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因为喝茶要付钱就不喝茶只喝白开水；当了副总理的陈永贵还在村里拿工分，当了湖北省卫生厅副厅长覃祥官还和社员一起拿工分；电视连续剧《上将许世友》中司令员许世友下连队当兵，与战士们工作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同训练，亲密无间，战友们都把他当成值得信赖的老大哥；农业学大寨时期，县委干部劳动一百天，公社干部劳动二百天，大队干部劳动三百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老少边穷地区建设服务，向贫下中农学习；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锻炼身体，放下架子，和群众打成一片，在实践中增长自己的知识和才干；六十年代取消军衔，搞官兵平等。所有这些无不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探索人人平等，朝着社会公平奋进，在实现自己的理想顽强拼搏，而这样的平等在骆家辉、拜登的国家有吗？
我的家乡地处边远山区，我属于一般贫下中农子弟，青少年时代耳闻目睹的是人民之间的平等（除了地富反坏右）。那时干部几乎没有特权，谁要是搞特权，他就要被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围攻，老百姓很快就能将他赶下台。各级共产党组织都坚决站在老百姓的一边，依靠共产主义共同理想来引导，当官的紧密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形成的是鱼水之情。谁要是敢把自己摆在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上，对人民不友好、不平等？那是自找麻烦、自寻死路。那时候我不仅积极参加过一些学校组织的活动、而且积极参加社会上的一些青少年活动，从基层来讲大大小小的官员见过不少，所到之处大家都在同一片蓝天下，有着共同的信仰，大家平等相待，论理共处。官就是再大也没用多少架子，也根本不敢摆威风，那个时代中国的骆家辉、拜登的现象到处都是，是家常便饭、小菜一碟。经过那个时代的人如果记忆力不错的花会对骆家辉拜登的表演都会嗤之以鼻。
人们对骆家辉、拜登的行为感到不可思议，原因是你太年轻，没有经过那个平等的时代，不能进行对比分析论证；或者已经谋得一官半职早已先天下之尊而尊，不愿屈就走下官坛，过平头百姓的日子，所以别无选择、不假思索地推崇骆家辉、拜登。
毛泽东思想不仅倡导人与人之间平等，而且把它上升到国际关系高度，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和平共处，主张主权国家内部事务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这样真诚对待兄弟国家的态度，受到全世界一切被压迫国家人民的热烈欢迎，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尊重，由此才出现了：1971年亚非拉兄弟国家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场景。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就没有任何平等可言，他们依靠的是武力、强权，强制世界上弱小国家服从他们，或者充当打手或者被他们消灭，谁不顺从南联盟、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就是他们最好的下场，这样的“平等”令弱小国家、弱小民族毛骨悚然，最终只有屈服一条路可走。帝国主义本质永远不会改变，在经济上、政治上欺压弱小国家、弱小民族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拿手好戏，平等相待、真诚以礼相待只有在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里才能享受到，这方面骆家辉、拜登们只能汗颜了。
四、 1959年谢觉哉老人在井冈山慰问老区时曾说，中国第一个在制度上打破“官国”传统的人是毛主席。井冈山的士兵委员会就是一个例子，当官的没有特权了。我们就靠这个，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打下的天下。他联系实际、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共产党进城了，当官的特权跟着就来了”。
不过前三十年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强力措施下，平等是主流、绝对的，官僚主义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在阴暗角落里做些小动作，而且毛主席还不惜一切代价在革他们的命。
脱离人民、放任不平等、官僚化是从私有化开始，是从猫论、厂长经理负责制演变发展而来的。让劳动人民翻身解放，实现社会平等本来已经卓有成效，但随着毛主席的谢世中断了它的进程。结果使追求平等半途而废，不能按照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的路线走下去了。记得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党内一些影响很大的政治理论家，就著书立说认为毛主席的“工、农、商、学、兵”一体化不符合中国国情，认为毛主席过于理想化，是“左”的表现，难以维持、不能实现。他们对革命的前途产生了怀疑，不支持毛主席所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反对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反对社会主义的“高大全”，反对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放任私有化，放任不平等的剥削压迫产生、蔓延。有人主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甚至根本不考虑公平，结果拉大了差距，先是经济上不平等，紧随着附上了政治上尊卑差距拉大，贫富明显分化。阶级差别日趋严重，出现了特权官僚阶层，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出现了“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高高在上权贵。
特权在改革开放初期开始抬头，而后发展、蔓延成了官僚主义，特色腐败。欲罢不能，目前在中国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剥削、压迫也见怪不怪了。
1983年专项治理——“严打”时我们这里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县领导的儿子犯了法，被判劳动教养三年，这个时候特权阶层开始抬头，县领导认为判罚过重，利用自己的权力炒得法院没有办法执行。结果“严打”下来了，儿子被从重、从速判决，一判下来被判处了个“死缓”。这是一个特权起到适得其反作用的典型，不过它能证明那个时代特权开始复苏。
北京大学一位老教授说起的一件事：“我还有一亲身经历作证明（腐败、特权、官僚），有一年我参加一中国科协主办的青少年科技奖评审，评审完发奖大会上要照一领导人与获奖小选手及评审专家的合影，工作人员将各部委领导按职位高低安排在前排就座，小选手在领导人后站在地上，让评审专家站在后边的长条凳上，我因年老行动不便拒绝站到凳子上而与小选手站在一排，有好几位比我还年纪大或相仿的专家都站到了凳子上。这时只有原教育部副部长韦钰一人站起来让老专家坐下，其他年轻的领导们都心安理得地坐在位子上一动不动。我们当然不会去坐，韦钰最后也只能道歉着坐下。在这里，我们这些专家只不过是他们使用的工具，他们是管我们的官”。
去年，学校我的来了个副省长搞调研。随从许多辆轿车，由各级领导陪同，一大群人前呼后拥，从街上到学校都布满了警察，我不知副省长在中国是几级保卫，这种气势足以吓退任何老百姓，还有什么“调研”可言。事先我不知道要来大领导，待到在校园里看到如此戒备森严，不知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后来碰到一位熟悉的警察那里一打听才知道来了个副省长的这等大人物。如此兴师动众、戒备森严，等级、差别就是在这样的实践中羽翼丰满，大行其道的。
现在无论是官还是吏，都以能够“特殊”而荣耀，以高人一等而自豪。哪怕就是“邓贵大”那样一点芝麻大的小吏也能威风凛凛的欺压良家妇女，权倾小镇，哪里还有平等可言，哪怕是学生官员都可以无事生非在公共环境中影射辱没老师，本人就亲历过这种尴尬的境地。
五、教育子女能体现时代平等脉搏，两个三十年的对比反映了两个时代的不同观念，两个不同的实践结果。
1957年9月，毛泽东同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谈起领导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毛泽东问梅白：你记得曹操评汉献帝的话吗？梅白答道：记得。有这样两句：“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毛泽东称赞说：不错，你读书不少。现在有些高级干部的子女也是“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是温室里的花朵，有些是“阿斗”呀。中央、省级机关的托儿所、幼儿园、部队的八一小学，孩子们相互之间比坐的是什么汽车来的，爸爸干什么，看谁的官大。这样不是从小培养一批贵族少爷吗？这使我很担心呀！毛泽东还说，现在有些高级干部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不严格。根本问题是要自己带头，要严以律己。他问梅白，你的孩子要坐你的车吗？梅白说，我不给坐。毛泽东又问，你是怎么办的？梅白说，三个姑娘老实些，不敢上，两个男孩子上来，我就把他们从车上推下去。毛泽东说，这样好，应当推广你的经验。并且指出，有的领导干部让自己的子女跟着去北京、上海开会，这样很不好。他特别指出，高级干部的子女不管好，总有一天要犯罪的。
毛主席不仅这样说了而且身体力行这样做了，让子女从幼年时期就树立平等思想。毛岸英从苏联一回国又是做农民，又是搞土改，又是当工人，又是去参军，各个方面都去体验，去同劳动人民实现平等，最后牺牲在朝鲜战场；毛主席的女儿李敏、李讷她们从小念书都是住校、吃大锅饭，往返自己走不准用车接送，没有一点等级，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一样挨饿，没有一点特殊化。
而现在就不能做到这些，高干子女一出生就养尊处优。
叶明子是革命前辈的孙女。在那种很多人连飞机场都没去过的年代，她对飞机的印象是“就是两三个人坐的”，没错，那是专机；直到在飞往香港的客机上，7岁的她看着机厢里的乘客，惊讶地发现“原来飞机也是可以这么多人一起坐的”。
万宝宝也是革命前辈的孙女。作为高干子弟，万宝宝自小已经见惯大场面.出入有公安车护送，五岁时已与各国元首共膳，去旅行坐爷爷的飞机。
胡德平的女儿胡知鸷在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后，现在香港工作，担任瑞士的瑞银（香港）董事总经理。她并没有在国内任何地方任何公司为人民服务，上下出入都显得优越，从业、从政都高出一等。
实现社会众生平等，这是一切现代文明所追求梦想。前三十年，中国共产党人正在普度众生，我们实现了和正在实现着人民平等的思想。但是，即使是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政治理论家并没有认识到他的真正价值，导致后三十年，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忽视了社会平等大业，导致了今天我们面对骆家辉、拜登的行为紧张、慌乱，无所适从，成为被告。这是历史的必然，这是文明正义对我们的惩罚，这是丢弃毛泽东思想必须付出的代价。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创造人间奇迹，让百姓走向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平等呢？根本原因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人民为国家社会的主人。
毛泽东思想是五千年中华文化的结晶，是东西方文化的集大成。他的人民民主、人民平等思想，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永远熠熠生辉。
张夷 2011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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