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废止私有化才能实现共同富裕
——驳吴敬琏《政府不改革国有经济就无法实现共同富裕》
黄河岸柳
9月26日 ，吴敬琏在《经济参考报》发表了《政府不改革国有经济就无法实现共同富裕》一文，攻击近些年来中央实行宏观调控，加强国有经济掌控力度，推动国有经济发展的政策，指责中央政府没有“循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推进国有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后来还发生了一些领域‘国进民退’的开倒车现象”，之后提出了中央必须“下决心”回到“国退民进”的以实行自由化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路线上来”的“建议”，并恐吓道“政府不改革国有经济就无法实现共同富裕”。
吴敬琏此时大谈“改革国有经济”，一言一概之，就是想利用中央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政略之机，继续贩卖他们的所谓市场经济理论，诱导中央政府走国有企业民营化，国有经济私有化的资本主义改革路线，最终是要把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有经济变为资本主义的私有经济，彻底废除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制度。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要充分认清吴敬琏的国有经济改革论，决不能再上其当。同时，我们必须深刻明白：不坚决废止私有化改革，就根本无法实现人民大众的共同富裕。
吴敬琏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的经济专家，是典型的害中国之驴。他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自由化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南辕北辙，根本不是一回事。他实际上是在用资本主义自由化经济的一般概念即“市场经济”混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以期达到取蹄铲除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这个基本前提的目的。因此，如果信了他们，那么，“中国就完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曾语：“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完蛋了。”）
一、吴敬琏“国有经济改革论”纯属颠倒是非的扯蛋逻辑
对于为什么要对国有经济进行改革，他的理由“主要缘于两个方面”： 第一，不改革国有经济，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率难以得到提升。第二，双重体制并存造成了很大的寻租空间，使腐败蔓延的趋势难以扼制。对于怎么样改革国有企业，他主张应当进行两个手术：一是不仅要“放小”，还要“放大”，要大力压缩国有经济松邦私有经济，让国有经济更多地让空间于私有经济。二是对国有企业进行“断奶”“抽血”，扼制国有经济的“迅速扩张”。他认为，“改革序幕”早已结束，实行国有企业的全面民营化是改革开放的必然。因为近十年来中央的调控现在已经延误进程了，时下必须抓紧回到私有化改革的道路上来。
吴敬琏说，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几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效率提高基本来源于非国有部门(“民营部门”)，而占有经济资源主要部分的国有部门不但增长缓慢，而且效率有下降的趋势。亏损企业的数量逐年增加。以致到1990年代中期整个国有企业部门陷入了盈不抵亏的困境。这种情况必然要拖累整个国家的财政金融体系。其中，银行系统的呆坏账大量积累，面临极大的系统性风险。
实行增量改革战略，在大体维持国有经济现有体制的条件下，容许私有经济发展和引入部分市场机制，使中国经济出现了命令经济和市场经济双轨并存的状态。由于命令经济是一种由行政命令支配的经济，而市场经济则是由各市场利益主体利益支配的经济，双重体制和双重运行规则并存就必然造成“权力搅买卖”的巨大寻租活动空间。例如，在改革开放之初，国有企业获得了销售产品的自主权。“双轨制”在促进国有企业作出帕累托改进和为民营企业提供经营条件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另一个方面，双重体制和双重规则的交织，又使某些有权力背景的人获得巨大的“寻租”机会。这些被称为“官倒”的人们靠倒卖调拨指标在短时间内成为巨富。一时间，“官倒”成为腐败的代称和全民议论的焦点。
他还貌似“用事实说话”地架式说到：国有企业的逆势扩张和地位加强，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究竟是祸还是福，并不能由它们获得的短期盈利多少来评判，而要从它对于市场制度完善和经济长远发展的影响来判断。至于国有企业的效率是否高于民营企业，则已经有中外研究机构所作的实证分析，对它作出了有翔实数据支持的否定性结论。（请特别注意，吴敬琏在这段话中用了一个“逆势扩张”和“地位加强”，看得出，他对此很无奈。因为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趋势。）
从吴敬琏的上述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最终要说的话就是必须坚决扼制“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国有经济的发展，要通过各种手段使国有企业民营化，使国有经济私有化。他的理由就是，只有对“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实行民营私有化，才能避免“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率难以得到提升”局面，才能防止“双重体制并存造成了很大的寻租空间，使腐败蔓延的趋势难以扼制”现象的发生；也才能实现中国经济整体效率的提升，才能实现共同富裕。这样，也才是符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推进国有经济的市场化改革”路线的改革。这纯粹是颠倒是非、招谣行骗的流氓扯蛋。
谁都知道，事实上正是因为在过去的改革过程中，过多地打压了国有经济，过分地扩大了私有经济，才使得一方面国有经济受到民营经济的无良挤压，造成了国有经济在运行过程中被异化的现象。国有企业，其经营成本不象改制企业私营后那样，甩掉“袍袱”轻装前进。它们在无条件地承担国家经济支柱重负的情况下，又时时处处受到来自私营企业所谓的遵循市场法则的抵死式不良拼争。在这样一种不公平的发展环境和竞争条件下，国有企业效率又能从哪里来得了令人欣慰的明显的“经济增长和效率提高”？从这个角度上说，吴敬琏之流对于国在企业的责难及其“国有经济改革论”，分明就是先置国有企业于必死之地，后再行诋毁之说，继而再举“去之为后快”之行的卑鄙。
谁都知道改革开放之初，投机倒把者是些什么货色，“官倒”究竟是些什么人？后来的价格系统是怎么乱起来的？特别在进行企业改制后，国有资产是怎么流失的和流到什么人手里去了？可是，现在，吴敬琏却把这一切罪过统统计到了国有经济的头上，说是因为国有企业“垄断”“腐败”，既“占有经济资源主要部分”又“盈不抵亏” “逐年增加”。可见其居心叵测，多么恶毒之极。
我们承认国有企业需要改革，也应当进行必要的改革。但是，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决不是私有化改制。我们必须把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放到进一步加强国家宏观控制力度，更好地做强国有企业，充分地发挥国有企业具有的抵抗风险能力的独特优势上来，让国有企业在世界市场竞争中稳战稳打，稳打必赢。舍此，就只能是对国有企业的出卖和瓦解。
为了支持自己的以彻底瓦解国有企业为目的的“国有经济改革论”，吴敬琏不忘记抬出小平作为他的挡箭牌。他说，“正是针对上述两方面的情况，中共中央在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决定，要从以农村承包制为主的改革转向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邓小平说，‘城市改革不仅包括工业、商业，还有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都在内’。这一改革有两个重点，一个是价格体系，另一个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要摸国有经济的‘老虎屁股’”。在他看来，似乎只要搬出小平来，就能使他的私有化改革论成立，就能使他的国有经济私有民营化改革畅通无阻。但是，他却忘记了小平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小平同样也说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点动摇不得”。改革最终要消灭私有化，消灭剥削。
不过，吴敬琏之流倒是给我们一个极好的提醒：现在确有那么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用邓小平作他们招遥于市的愰子，进行着贩卖他们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狗当。所以，非常值得全党全社会（特别是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高度注意。
二、中国的改革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度才有出路
对于改革，我们必须弄清楚为什么改革？改革什么？怎么改革？即必须明确中国改革的正确方向是什么？这个问题含糊不得。
关于改革方向问题，我曾在去年９月人民网上发表了《深化改革的方向应该指向哪里？——必须着力于最大限度地减少私有经济成份》。今年胡锦涛七一讲话后，又曾在另一网站发表了《什么时候都需要改革开放――学习七一讲话，看社会主义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改革开放》谈了自己的观点。概括地说，概括地说，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必须有利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制度，坚决防止搞私有化。也只有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制度基础上推进国有经济改革，才能确保实现科学发展和达到人民大众的共同富裕。壮大公有经济，中国才会真正有出路。推行私有化，只能死路一条。
关于党的现行基本路线问题，我认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行基本路线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不应该是也根本不是平行的，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后者必须是在前者框架内的具体手段。如果无视了这个关系，而片面强调改革作用，那么，就容易被资产阶级所利用，就容易使的中国的改革不可能保证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行为。中国的改革，必须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下的改革，尤其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度不动摇。这是一个不需要讨论也不可以争论的重大原则问题。（注，这里的不争论，与小平同志当年的“不争论”内容正好相反。小平当年的“不争论”内容本是应当必须争论的。）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睹目成就，这无疑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中国在实行发展经济政策，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中，代价昂贵，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在资源与环境的过度开发利用与破坏的代价之外，社会主义意识的被淡化，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被削弱，以及由此带来和加剧的社会矛盾是这个代价中最昂贵的方面。严格地说，这种淡化是无法用数学数据统计的。但是，这种无法用具体数据统计的代价所产生的负作用，远比单纯经济增长给中国带来的物质富足的作用，对中国前途命运的影响要大的多得多。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只是有些人不愿意承认罢了。
反观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实际上就是一个逐步扩大了私有经济成份占量（有人美其名曰发挥私有制度固有的一定的积极作用），私有成份得到不断扩大的政治经济运作过程。这个改革开放政策，口头上也喊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为主导，但实际上已经成为推进私有化的现实的“特色政策”。正是基于这个现实的分析，个人认为，提出并主张进行改革原本没有错，但改革方向与具体政策却远远不利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坚持和完善。这就错了，而且错的很。
所以，我们必须承认三十年改革的方向发生了问题。必须切实反思和明确中国今后的深化经济改革的方向（包括政治体制中的一些可改革的部分）应该指向哪里？必须坚决地把改革的方向调整到正确的方向上来。
既然是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就不能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作为一个政治口号或者标签，更不能被别有用心的人用“坚持改革开放”将其打倒在地抬不起头来。在今后的改革实践中，必须坚持并不断巩固与扩大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主体主导地位，最大程度地扩大公有经济成份，不能在改革中降低其占量和动摇其根本地位；必须有计划按比例地发挥私有经济在一定阶段还具有一定积极性的作用，最大限度减少私有经济成份，最终消灭私有经济，不能在改革中过多地提高其占有量和让其“反客为主”。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而且是一个必须遵循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则问题。我们说改革是没有错的，但是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对如何掌控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这一点是大大含糊有失公允的，对扩大私有制是特别放了一马的。然而，今后却不能再含糊下去了。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由于私有经济的肆意扩张与无序发展，目前的中国，实际上已经产生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资本家阶级）及资本主义剥削，而这种情况还在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面临着被变色的危险。这正是我们今后深化改革必须严肃认真对待的问题。
今后的深化改革，必须也应该把着力点放到最大程度地发展和巩固公有制经济占量，最大限度地降低私有成份在经济中的比例上来。再不做这方面的工作，中国将面临更大的危险。这个问题属于经济基础问题，是一个事关中国社会主义能不能继续下去的根本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经济基础的性质问题，不解决好这个事关中国社会主义继续下去的根本问题，只试图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解决不体面劳动问题、加强法制建设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做文章，统统是无妨大碍的小打小敲，是无关痛痒的，无异于头痛治头，脚疼医脚。根本问题不解决，其它问题也不可能真正得到解决。
我们必须真正领会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精神实质，掌握科学发展观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精髓，真正把科学发展落到实处。现在各地存在着一种怪现象，上面要求坚持科学发展，下边却在大力崎型发展。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私有化意识的作祟。因此，从落实科学发展的角度看，私有意识及私有化经济同样是不可忽视的重大障碍。
我们还必须明白，问题不是要不要改革开放，而是要什么样的改革开放。我们什么时候都需要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开放，必须完全地以有利于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有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发展与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与巩固社会主义政治基础、发展与繁荣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发展与实现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包括当家作主的政治利益、尊严幸福富裕的经济利益、平等和谐友爱的道德法律利益、文明先进健康向上的思想文化利益、安家乐业的安全利益，等等），并且最终有利于为推动人类社会整体文明发展进步作出贡献。相反，如果脱离了这一切，那么，就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应有和需要的改革开放，也是不可能在社会主义国家取得真正成功的改革开放。一句话，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使目标朝向着共产主义的实现，政策办法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完善发展。如果违背了这两个基本要求，改革就是假的。那么，借名改革开放的任何行动，就只能是对人类文明进程的阻碍，是拉历史的倒车。
历史实事也已经证明，发生在上世纪末苏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所谓改革开放，就是失败了的、不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应有与不需要的假改革开放。中国必须牢牢地吸取这份教训。必须把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方向定正，方法选准，政策定对。
尤其需要注意警惕和防止的是，狭隘地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片面理解为单纯的经济发展和现实利益的个人私有化思想倾向。对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第一，经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样，单纯的经济发展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需要大力发展经济，但是，经济发展不能完全代表社会主义本质，经济建设不是社会主义本身。第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私有化倾向思想指导下的改革开放，其实，已经从根本上违背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假改革开放，其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是毁党卖国行径。这一点，尤其需要引起全党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这是当前和今后中国改革开放必须注意防止的大倾向问题。
总之，吴敬琏之流所言之改革，都是意在削弱和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度，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私有化改革与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驰，是社会主义中国改革根本不能容而必须坚决反对的。
三、依靠强大的国有经济中国才能长期发展和持续发展
因为三十年来实际上实行了私有化改革政策，给中国社会的长期发展和持续发展带来严重的破坏。一方面，使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严重的劳动者与资本者之间的严重对立，劳动就业和劳动成果分配的严重不公等违背社会主义根本要求的恶劣现象。社会稳定成为党执政以来最为严重的问题。另一方面，已经使得国有经济如囚中困兽，发展能力受到前所未有的限制与打压，其固有的绝对优势几近丧失。在这个方面，又正好沦为了吴敬琏之流攻击“国有企业效率低于民营企业效率”的现实口舌。然而，我们都知道，这个口舌，又无不是鼓吹和推行私有化改革者自己制造出来。
因为在改革开放政策中对私有经济的松邦，特别使其得到了额外恩惠之后，私有经济涣发出别样能量和奇异光彩。于是，一方面，客观上给信奉私有化和顽固资本主义者提供了鼓吹私人经济的肩说词。另一方面，也使得一些小生产思想严重的人及普通百姓在从中得到既得实惠的情况下，接受并喜欢起私有经济来。似乎私有制一下子成了上帝派来的天使，成了唯一能够给人带来利益的“绵囊妙计”。
然而，私有企业（现在称之谓民营企业）的“逆势”扩张和地位加强，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究竟是祸还是福，并不能由它们获得的短期盈利多少来评判，而要从它对于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制度完善和经济长远发展的影响来判断。
民营企业的效率高于国有企业，虽然已经有中外研究机构作出了实证分析，对它作出了有翔实数据支持的肯定性结论。但是，其社会效益是否高于国有企业，这需要从中国社会性质的深层层面进行分析。社会效益不是GDP。
中国社会的发展离开公有制就完蛋。新中国的人们都知道一句话“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对此，我的理解，一是封建的私有制是中国几千年来所以不能走向文明进步的最大桎梏，同样，资本主义的私有化也是阻碍中国发展的囵圄，也不可能拯救中国。二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集体合作化的公有共有制度，才能够彻底唤醒生产力积极性，团结人们形成巨大的改造自然的社会力量。
中国历史和人民所以最终了选择共产党，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共产党人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度。如果中国共产党人不能选择社会主义公有制度，那么历史和人民还会不会选择中国共产党呢？其码说，这是一个待定的事，就决不是一个肯定的事了。如果共产党放弃了公有制度，那么历史和人民会不会也放弃中国跟共产党走了呢？这是一个摆在当今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政治现实问题。不可不考。不可不虑。
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在进行改革中一定要把公有制经济变成私有经济，那么，历史和人民必将重新书写自己的历史和命运。前苏联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中国真正走上世界舞台，不是蒋介石的资产阶级的国民政府，而是始自社会主义新中国。自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不仅在较短的时间内成功地解决了中国的战争疮伤，而且也赢得了世界，并越来越成为世界举足轻重的国家。有人喜欢把新中国分为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等等不同时代。但是，无论是哪个时代，都得益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换句话说，无论在这些的哪个时代里，如果放弃了社会主义，中国就只能重新被帝国主义列强所殖民。二千多年的以中心之国自大的皇权政治，最终被帝国主义列强打开了国门，中华民族从此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以内依靠地方资本家财团，外依赖美帝国起家的蒋家王朝期间，并没有从根本上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尊严。最终不仅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赶到了台湾，而且得到的也是美帝国的最终冷落与放弃。这就是中国的近代史。也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史。
完全可以说，近些年来在中国发生的违背社会主义公有制度要求的乱象，决非来自现象本身，而是来自经济私有化。即，归根到底，经济私有化的扩大，是造成当前中国社会矛盾加剧的总根源。
四、坚决踢除私有化改革才能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决不是更弦易帜的制度替代，只能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坚定坚持与自我完善。国有经济需要改革，也必须改革。这是一个肯定的判断。但是，决不是吴敬琏之流的国有经济私有化的反动改革。国有经济改革必须彻底踢开私有化这块“胖脚石”，才能科学发展坚定前行。
经历了三十年改革的中国人民已经十分清楚地明白，中国的改革必须坚持和不断壮大国有经济，大力发展公有制下的全民经济。而决不能搞成私有制下的“全民私营经济”。如果在改革中允许私有经济的扩张，就只能是加剧贫富分化，是少数人的富裕与多数人的贫穷。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这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条真理性结论。一句话，只有坚决地铲除私有化改革，才能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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