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修理工，职业习惯就是看问题挑毛病找原因。李世默兄的演讲为中国辩护，很有必要。李世默TED演讲：两种制度的传说。http://tv.m4.cn/class/2013-07/1209739.shtml当然因为是辩护所以说成功的一面比较多，说问题的一面，病因的一面比较少。而且因为其地位立场，能不能意识到病因，我不敢肯定。
西方常说罪与罚，中国人讲究的是病与治。
正如李所说，中国目前的体制，基本沿袭了“中华帝国”历史上的官僚选拔体制——资历制，即以官员资历作为任用标准。毛说：考察一个干部要从他的历史整体来看。这个体制一方面是有效的，甚至是高效的。否则你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中国在世界啥的大部分时间内处于世界顶级大国的行列。但是另一方面，这个体制往往在起初其较为有效，到后期越是失效。否则你也不能解释王朝更替，以及近代后的无能。
究其原因，我认为这与中国人在经济政策理念上的自由主义传统有着极大的关系。一个好的行政制度的败亡，往往不能从其本身制度设计来发现问题，而应追根朔源找到其赖以维持和服务的经济基础的变化。中国历代奉行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在王朝早期，一般奉行放手发展，轻赋税，民间投资为主，鼓励市场繁荣，国家予以扶持的政策。可以称之为“古典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哈呵。这是被我们的教科书长时间(沿袭了儒家文化历来的态度)广为称颂的，因为它的确是有效的。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政策指导下经济发展的副产品——贫富分化是其必然后果，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财富向少数集中，并逐渐呈现加速。所以我很怀疑所谓中国近代之前是自己自足的封建经济这种把中国社会硬往欧洲同时代“套释”的说法，有学者指出，中国自汉晋后随着豪强地主庄园制度的解体，到隋唐实际已经进入到资本主义经济，即以资本增值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杠杆。
在这里请大家不要把资本主义固化思维成工业资本主义，工业化是工业化，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它们虽然在历史上曾经在某些国家发生过历史重叠，但是逻辑范畴并不相同，一个是技术(生产力)状态，另一个是经济学模式。中国和苏联的工业化就没经历过资本主义，德国日本的工业化也与西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有很大不同，国家参与占很大比重，而且不惜利润市场实现的困境。(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他们选择了向世界宣战。)
资本主义不仅有工业资本主义(典型的维多利亚英国)，还有商业资本主义(威尼斯城邦)，金融资本主义(晚近美国)。但是大家也许忘记了最早期的资本主义——我称之为中华模式的土地资本主义，其主要特征反映在土地资本的扩大是其经营主体(农民)的主要目的。请注意这种土地资本的扩大(增值)绝大部分是市场经营行为，而不是所谓巧取豪夺。中国农民的普遍愿望预期与西藏农奴和欧洲农奴不同(他们只求神仙上帝给他们一个好领主，所以其宗教特别发达)，可以通过经营良好来购买更多土地，最后晋升为地主(土地资本家)，这就是为什么从蒋介石到茅于轼，不断有糊涂虫为这种土地(经营)制度及其既得利益集团(地主)鸣冤叫屈，并挺身捍卫之。因为他们对资本主义完全认同。
土地资本主义与其他资本主义一样，具有贫富分化的“社会负功能”，而且更加直接，后果更严重。在贫富分化的条件下，就产生了一批可以运用资本财富 “购买资历”获取官位的社会个体，因为评价体系是上层官僚决定下级官僚。说白一点就是，本来我没有资历，但是我通过土地经营获取了大量财富，我用一部分钱或土地向官僚购买他认定资历的权力。两方面——官僚本位上级决定论，官大说了算;财富分化，产生了拥有超额资本财富的有能力行贿的社会个体。并官僚也可以通过利益输送，用受贿来的资本财富继续向他的上级购买资历。这样王朝的腐败就开始了，没有治国能力的人侵蚀了国家能力直到最后像白蚁啃食的大厦。
这里，本人发现资本主义实际的效用，往往并不像它吹嘘的那么完美，可以不断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反而是只要能够实现资本增值，它会一直迷恋这种方式，不惜拒绝生产力的发展，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比如土地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拒绝工业化生产力(大明大清)，商业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拒绝工业化生产力(早期意大利、阿拉伯)，工业资本主义高度发展被金融资本主义吞噬，甚至反噬(晚近日本)!金融资本主义侵蚀工业化(晚近美国底特律)。
结论：中国如果想延续“资历选拔评价体制”的有效高效性，必须封堵两个命门，一个是以“人民民主评价决定制”方式封堵“官僚本位上级决定制”;另一个是遏制市场机制负效应，遏制私有制，平易两极分化，尽可能地削弱私有制度，把资本关进笼子，套上嚼子。摒弃只有放任资本自我膨胀才能发展生产力的谬误，有计划有目标有组织有协调地掌控资本，引导资本，将资本公有化，使之为社会服务并只为社会服务，为民族服务并只为民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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