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摔倒就是别扶”——中国人的一种自残行为

　　开心麻花的“就是别扶”——中国人的一种自残行为

　　开心麻花团队这几年占据了央视春晚的小品舞台，变现了相当不错的创作力，今年的小品《扶不扶》，很多人认为是今年春晚小品最棒的。这个小品抓住了近些年媒体和网络的一个热点话题——我们看见老人出事了，管不管?——关于这个话题的新闻和评论很多，甚至央视春晚小品也不是第一次涉足这个话题，我记得前几年冯巩就有一个相关的小品，说的是在病房里，大家都认为把老大爷送来的冯巩是撞人的，老大爷的家人也看住冯巩不让走，最后老大爷醒来才还冯巩清白。我今天也凑个热闹，对这种央视春晚多次表现的社会现象进行一下分析，相信我的分析会刺激一些人。

　　小品的情节延续了媒体和网络此类新闻一贯的路子：一个好人看见老人摔倒了，于是上前帮忙，结果被老人诬陷为撞人者。这个小品和新闻不同的地方在于，新闻一般说老人及其家属是没良心的，为了捞取好处故意把帮助自己的人说成是撞人者，而小品说老人是糊涂了，误以为郝建把自己给撞了。应该说媒体这样报道和小品这样演都是有原因的，媒体的原因我下文会说，小品这样设置是因为我前文说的央视春晚小品的大团圆结局：你好我好大家好。开心麻花的这一改动暗合了春晚小品的这一模式，颇具匠心。

　　社会上关于老人倒地扶不扶的话题讨论，本身是一种怪异的自残行为。因为当“老人倒地不能管”成为社会共识的时候，其实今天这样的共识也差不多基本形成了，难道仅仅涉及那些老人?不是，其实关乎我们每一个人。因为大家除了各种原因提前走的情况外，大部分人都会成为老人，也最终成为这种“共识”的受害人，人人如此。所以我说这是中国人的一种自残行为，害人害己。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在前三十年不是个问题，在改革开放早期也不是问题，那时大家认为帮助老人是理所应当的。那么，怎么就变成了今天不扶老人且理直气壮这个样子了?最终还是坑害了自己。

　　首先我要说，社会人心之变多不在于人的一种自觉行为，多是社会精英的大力推广的结果。比如当年社会精英推崇“革命”，革命就具有了无比的正当性，人人都要革命;今天社会精英推崇“民主”，民主也和当年的革命一样具有了无比的正当性，网上无论左派还是右派，似乎人人都要民主。一部改革开放的历史，同样是一部思想改造的历史，与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不同的是，这次思想改造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按照知识分子的说法，改革开放后释放人性了，人性复归，所以成功了。其实在我看来，恰恰相反，改革开放更注重释放人的动物性，用人的动物性需求作为社会发展的驱动力，因为人性是对人更高的不同于动物的要求，追求“高尚”，所以多数人很难做到，老毛的思想改造失败有必然性，人人皆尧舜是很难的，而动物性更接近人的本能，人们更容易接受，也更乐于接受，这种思想改造因此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今天中国的快速发展，但社会出现很多问题，一部分原因就在于过于强调和美化人的动物性了，动物性成了“人性”了，躲避“崇高”，甚至蔑视和辱骂“崇高”，忽略了人毕竟和动物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社会逐渐从一个极端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出现种种新问题并不奇怪。雷锋在我小时候还是榜样，今天已经被很多公共知识分子定位为专制的走狗，连累做好事也成了被专制洗脑的结果了，“无私奉献”完全成了被讽刺挖苦的对象。在这种社会的大氛围下，扶不扶老人成了一个问题，没几个人感到惊讶，改革开放初的人如果穿越的今天，才会感到惊讶，为改革对人思想的影响如此的巨大感到惊讶。

　　社会精英对民众的思想改造，离不开教育和传媒两大工具，而要利用这些工具，就需要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掌握了教育和传媒，传播符合主流精英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是当今世界知识分子最主要的功能。所以，你千万别被他“批判”的姿态所迷惑，“批判”在今天，更多的是一种策略，无论中外，很多的“批判”的家伙都主流，都大V了，够喜庆的，和春晚气氛有一比。

　　其实，我曾经很想写一篇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的思想改造简史，但是我的学识和懒惰让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今天可以仅就如何从扶老人变成不扶老人的过程简要说一下，算是思想改造的一个脚注吧。

　　在知识分子控制的媒体上，关于做好事的新闻报道模式常常是这样的，要么老人孩子需要帮助却没人管，媒体就控诉社会如何的冷漠，人多么的无良，总之，这个社会太糟糕了。另一个常见的报道模式做了好事后遭到诬陷，媒体控诉人是多么的坏，社会太糟了。还有一种相对少见一点的模式是做了好事后受了伤，没人理没人管，流血又流泪。这三种报道模式似乎有些矛盾，媒体控诉社会冷漠的时候，好像是要求大家帮助别人，不要冷漠，可是媒体报道的帮助别人做好事的新闻，这些好人几乎个个都没有好下场，这似乎是警告大家，千万别做好事。扶老人被讹诈是这类新闻中最常见的，这种用个案代替整体是媒体常见的方式，老人就这样被媒体妖魔化了。按照今天“私”字当头的社会，大家自然听取媒体的“劝说”，不敢去扶老人了。就像有的学者说，少看报不上网的人，做好事的几率大的多。当媒体和知识分子控诉社会冷漠的时候，难道真的不知道这个结果跟他们有莫大的关系?媒体和知识分子这种看似矛盾的言论，背后其实有其自身的逻辑支撑，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

　　被媒体严重影响的人我称之为媒奴，媒奴中尤以网民为多，这和网络增加了网民与媒体接触的机会和频率有关。今日世界，媒奴可以说是聪明的糊涂人，全世界对媒体受众的调查，受访人均表示对媒体的信任度不高。看到这些调查结果，你要以为媒体的影响力下降，那就大错特错了。媒奴的聪明在于他还知道媒体的可信度不高，但是他现实中仍然被媒体牵着鼻子走，媒体不仅操控媒奴的思想观点，还能操控媒奴的思维方式，甚至控制媒奴的情绪，同样严重的事件中，哪一件事你应该忽略，哪一件事你应该大为愤怒，都在媒体的掌控之中，很多的媒奴网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媒体的观点对民众的影响力是无与伦比的，在现代复杂而多变的社会中，媒体已经不是我们曾经以为的简单的报道事实了，而是具有了代替民众思考的功能。2009年，路透社全球总编DavidSchlesinger在清华大学发表了题为《镜子与水晶球》的演讲。在演讲中，他表示“即便是最高标准的新闻，也只能起到镜子的作用，将社会现状真实地、诚实地披露、反馈给社会。”，“一面好的镜子是没有任何感情的，不会受情绪左右，只会忠实地、客观地反映现实情况。”，“我认为，如果期望媒体或某位特定记者拥有可以精确预见未来的“魔法水晶球”，那就是错误的。那并不是我们应有的角色，我们也不应该奢望扮演那样的角色”。说实话，这位总编太谦虚了，媒体早已不是只起到“镜子”的功能了，它早已跃跃欲试，开始把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向受众传播了，媒体中的社论、时评、专栏及报道中对材料的选取和报道用词的选取等不都是向大众潜移默化的传递观点吗?媒体人本身是有感情和倾向的，把媒体做成一面反映事实的“镜子”时，很有可能会做成哈哈镜。与之相应，民众中很多人是不愿意过多思考问题的，因为真正的思考是一件痛苦费力的事情，因此民众需要的是直接了当的结论，而不是思考的过程，这一点，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间，很多民众对媒体的结论倾向于接受而不是批判性思维，把媒体当做直接知道结果的“魔法水晶球”了。所以，无论中国颇为另类的“公知”，还是作为“公知大舞台”的媒体，无论多么蠢的言论，在网路上，获得的支持都远远多于反对的。知识分子和媒体用所谓的“彭宇案”作为刀，捅中国人这一整体，获得网络的热烈支持。这本身就说明，网民多媒奴，网民整体上是一个愚蠢的群体，也是最容易被利用的群体。

　　把不扶老人的责任都归罪于媒体，也不够客观。我们的文化精英不仅仅拥有媒体这一工具，还有文艺。你看了春晚开心麻花的这个小品，你是坚定了要扶，还是坚定了不扶?恐怕是不扶，就像小品中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说，哥以前是开大奔的，扶了三次老人，结果成了骑自行车的了，郝建去扶，不是照样被说成是撞人的吗?要不是后来的警察知道他的自行车是怎么撞得，郝建能脱身吗?现实中，谁能指望郝建的好运气呢?所以，这个小品说人心倒了如何如何，但是这个小品本身就起到了推倒人心的作用。想想当年我看的一部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也和这部小品一样，做了好事反被诬陷，这样的学雷锋电影，不是像媒体一样告诉你，千万别管!

　　写长文在网络是一种“罪”，自己写的累，别人看的累，今天就此打住，其它的小品分析以后有时间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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