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主持人毕福剑的辱毛、辱军视频，引发舆论轩然大波。虽然他当时只是哗众取宠之举(这个“众”，当然是小众，指的是参加聚餐并鼓掌叫好的几位嘉宾)，但其言其行，无疑反映了他本人的观点立场。作为国家形象代言机构的重要角色，毕福剑辱及开国领袖及军队的行径，性质是恶劣的，如果见之于公共舆论，诉诸法律也不为过。
但是，毕福剑的表达毕竟是发生在私人空间，是其他人将之传至网络的。这种传播，显然非出于毕之本意，也为其所始料未及。宪法规定了公民享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权利，如果某个人心中的想法确实和毕福剑在视频中表达的一样，就是认为“毛泽东害了中国人”，那么，他应该拥有这样想并坚持自己想法的权利;同时，这种观点虽然不应张扬于公共舆论空间，但在现代社会，在私人场所，它也应该享有自由表达的权利。
这里所涉及的，是言论自由与主流价值观的矛盾。言论自由由宪法赋予，因而是普适的，它覆盖每一个公民，对应的是一种低标准的言论约束;主流价值观既以“主流”为前置，说明它并非全覆盖的，主流之外还存在支流、逆流，它对应的是一种相对于特定人群的较高言行和道德约束。所谓特定人群，一指国家公职人员(包括军队人员)，二指社会公众人物，不同的层级，约束不一样。层级越高，约束越严;离中心位置越远，约束越松弛。有人可能要质疑：这岂不是说言论自由也要受到限制，私人场合也不能随便讲话了?当然，言论自由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会是无所限制的。对于特殊人群，更会有特定的要求。不妨设想一下：国家领导人能够因为是在私人场所就随便讲话吗?讲当然也可以，但他必须要承担随之而来的后果。
同理，毕福剑也要承担自己言行的后果。央视主持人当然不是国家领导人，但同样也属于特殊人群，他们既是国家公职人员，也是社会公众人物，而且还处于较高层级，因此理当受到更多的言论约束和限制。但是，对恶劣或不当言论的处置，应该下接普适的言论自由标准，即不能真正损害言论自由，损害普通人在私下空间拥有随意言说自由这一基本权利。所以，对毕福剑事件的处理，不宜采取法律手段，而应该适用党纪国规：你既然想要享有与普通人相同的言论自由，那就做个普通人好了，不要再在央视待了。以此判断，对毕福剑的处理取决于主管部门的宽严：严，可以开除出央视;宽，可取消其主持人身份，投闲置散。考虑到目前正是官方构建主流价值观的关键时刻，需要以判例为公共舆论立法，开除是最可能也最适当的选择。
另一个问题是视频传播者的道德问题。由网络观之，斥之为缺德者众：还让不让人放心吃饭、安心说话了?其实，对此行径不可一概而论，因为传播者的身份、动机、与毕福剑的关系，至今还未见之于众。上述情况不一样，评价必然不一样。如果此人与毕福剑结怨很深，以此作为报复，就其个人而言当然无可厚非，基督山伯爵、赵氏孤儿还做得更过分呢，大多数人不也是赞叹、认同吗?如果此人是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或爱国主义者，视毛如长、如父，遇到辱长、辱父之事，岂能不愤怒并竭力反击之?己力之不逮，必然试图诉诸公共舆论，这同样是人之常情。因此，社会是复杂的，不能简单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妄断他人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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