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过一个亲密的朋友，也就是说，有过一个像俄罗斯俗语所说的那样，亲密得知心知意的朋友，甚至比这还要亲，两个人简直一颗心——至少我个人感到这个友谊是这样的。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无比地思念他，思念他的每个表情，每个动作，思念他对我说过的每一句话，因为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我与他之间隔着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生与死的距离。
如果你认为我对他的死亡感到伤心，那你就错了，因为他是一位布尔什维克，他的死是为了无产阶级，他死得其所，我为他感到无比地骄傲。每当我在革命的道路上遇见了新的问题，每当我犹豫、不知所措的时候，我都会在脑海里想：“嗨，亚历山大同志，你要怎么做?”
我还记得我与他离开时的情景。我们曾经在一起战斗，为了党和无产阶级;我们要分开到不同的地方去，同样是为了党和无产阶级。他要去位于伏尔加河畔的工业重镇伏尔加格勒的工厂里做工人工作，我要去喀山大学组织学生。与那些只愿意帮助党却不愿意服从党的命令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同，我们愿意服从党的任何指令，去任何需要我们的地方，做任何工作。
我们的道别没有小资的感伤，而是充满对新世界的向往。在我们眼里，新世界就如同一张徐徐展开的画卷，如同一个初生的婴儿，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他的到来。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为他的到来铺好每一块砖，甚至把自己的生命变成一块地砖，铺在他到来的路上。
他最后对我说的话，我一直死死地记在心里“我们再见之日，就是凯旋之时”。想想那一天，当同志们从俄国各地齐聚到莫斯科，当赤旗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革命终于胜利了，如同在漫长的黑夜之后看到了黎明的曙光，这该是多么激动人心啊!唉，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可是你却看不到了。
我记得很清楚，你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革命者的。当时我刚从喀山大学因为组织罢课而被学校开除，开始改行做工人工作。接受组织的委派，在喀琅施塔得的一家鱼雷工厂里当工人，秘密组织工人和培养工人先进分子。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那里的工人普遍不识字，在繁重的劳动下经常酗酒，对反抗不抱希望。我在那里工作了两个月，仍然一无所获。
但是就是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学到的东西比我在大学四年里学到的还要多。这些东西使我相信，我们事业的力量是来源于工人的。我第一次用自己的身体体会到了工人所承受的苦难。有一个时期，为了做急件，我们一连干了六十个小时，只有吃饭才休息一会。我从厂里出来回家，半道上就打起瞌睡来，瞌睡得碰到电灯杆子上。睁开眼睛，再走，接着又打起瞌睡来，朦胧中好像自己在涅瓦河上划船，忽然船头撞着岸边了，但现实生活立刻证明，这不是什么真的河岸，而是桥边上的粗栏杆。
这就是当时工人的生活，而这种极端苦难的生活构成了我们全部反抗的基础。
在大学里，我虽然已经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份子了，但是身上仍然有很多小资产阶级的残余。
当可以提高自己荣誉的工作和支部的工作发生矛盾时，往往先着手干自己的工作。这些毛病在进入喀琅施塔得的鱼雷工厂后得到了改正。我开始过着“二十四小时的政治生活”，我一切的私人来往都遭到断绝，置身于党的工作以外的一切个人欲望都受到抑制，我体会到过去怎么努力清算也很难做到的事却出乎意料地非常自然、非常容易地做到了。最初开始过这种新的生活时候，就好像小时候和人比赛谁能钻到水里呆的时间最长那样，也曾经感到过一种难以忍受的、说不出滋味的憋气。
一个人的生活，同时也是阶级的生活。这就是对一位共产主义战士的要求。
当时，和我联络的人失去了联系。可能是被捕了，也可能是被暗杀了，我处在绝望的边缘。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最开始的结合是那么困难，庞大的现实压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第一次见到你时，你跟别的普通工人没什么区别。你后来回忆说
“我们在拼命用劲，把衬衣袖口卷到胳膊肘上，而且脱掉了工服和坎肩。浑身冒汗，汗珠涔涔地落在工作台上和地板上，但是谁都没有理会我们。我们这么勤勤恳恳地干活，从来也没有人来夸奖， 或是责备，也从来没有人叫我们放下这些做厌了的、劳累的活计，去稍微休息一会。总之，大多数人都是这么凄惨地、忧郁地过着日子。那时候，我是一个缺乏严格观点和信念的、只能充个数的平凡人”
我们千千万万的革命者都是从普通人成长起来的。
我母亲已经六十岁了，她之前在一家生产钢铁的工厂里上班。五十岁的时候厂里看她干不动了就把她开了。她只能去别的地方找工作，勉强糊口。好不容易培养了一个大学生，可我却一点也不让她省心。我来到伏尔加格勒的工厂之后，她一直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可是她渴望见我一面。
我不能见她，我托你转告母亲。
我决心要你明确的告诉母亲，说我是四年五年也回不了家的，还要跟我母亲说，我回不了家并不是因为我从事革命运动，而是有钱人的走狗——警察不让我回家，所以不应该恨我，而应该痛恨这个是非颠倒的社会。
我母亲默默地听着这些话。但是她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说她今年六十了，一旦有病，说不定今天明天就会死，在临死的时候，我能不能回来一次。你没想到她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
我听了以后，要你给她说，就是那时候也不能回去。
“这样的话，我说不出口”你露出为难的脸色说。
我并不是没有想到这对母亲是残酷的，但是我想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应当让母亲通过这一切的事实，对统治阶级终生感到仇恨(事实上母亲的一生确实是这样)因此我反复跟你说，要你告诉母亲，我不能给她养老送终，这完全是统治阶级造成的。
你清楚地知道，你能清楚地看到我们所面临的形势，理解到这样做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措施。如果说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无论如何必须要走这条路，除了这条路没有第二条路可走，那末，我们就不应该抛开工作而从这里产生任何其他的想法——比如说，认为这样做是不是“太残酷”了啦、“太可怜”了啦等等。
说实话，在那最初的岁月里，我们干的不是什么宏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或者是整天幻想有一天因为经济危机，俄国的革命高潮迅速到来。因为在我们的党还只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零散的小组时，当全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只有很少个别人时，这些都是水中月、镜中花。
在那样的条件下，踏踏实实地在工人中培养先进分子，改造知识分子就是我们的核心目标。
现在的人们往往从电视和电影里看到十月革命的波澜壮阔、气势如虹，摧枯拉朽。伟大的列宁同志振臂高呼，东宫的大门向我们打开了，革命就胜利了。这是一个伟大的十月，是写在光辉史书上的十月，但是还有另一个十月，一个持续了三十年的十月，一个充满了密探、刑讯逼供、虐杀、流放、酷刑但是反抗从未停止的十月，没有这个十月，就没有历史上那个伟大的十月。没有布尔什维克党人三十年如一日的扎实工作，就没有11月7日一日如三十年的革命高潮。
这不绝只是我和亚历山大的故事，这是千千万万普通布尔什维克党员的故事。在1887年到1917年的这三十年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我们最最敬爱的布尔什维克们，他们扎根学校、工厂、兵营、农村，成为最普通的小学教员、纺织工人、沙皇的大兵、村社的农民。他们在最普通的岗位上，忠实地一丝不苟地执行了党交给他们的哪怕是最琐碎的工作。他们用自己的热情、汗水，赢得了人民的信任，一点点地启发工人、农民的觉悟，坚持不懈地将所在地区的工人和农民组织起来。最终造就了改变20世纪人类历史的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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