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地标
——中国复兴和全球地缘政治版图的重塑和再造
王世举
世界是一座复杂而巨大的生存迷宫，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类，要么仰望星空，借助天眼冲出迷局；要么抽身回视，透过历史洞悉未来。——题记
目录
引言：穿越美国霸权崩塌前的身份焦虑暨当代西方地缘战略理论的虚妄
一，帝国的宿命：历史的“地理动力学”
1，历史的镜鉴：国命系于地脉
1.1，兵连祸结的中东：从波斯帝国到奥斯曼帝国
1.2，地脉崩散的欧洲：从罗马帝国到查理曼帝国
1.3，八字分脉而不聚的印度半岛：从孔雀王朝到莫卧儿帝国
1.4， 大国解体的三种模式
1.5， 天垂象，地成形，道寓神州的大中华帝国
1.5.1，世界坐标下的历史回望
1.5.1.1，大秦帝国：开启中华领跑世界的奠基者
1.5.1.2，大汉帝国：雄踞东方，傲视天下
1.5.1.3，大唐帝国：两强并立，泽被更远
1.5.1.4，大明帝国：东亚霸主，也是世界霸主
1.5.2，地脉之神：天垂象，地成形
1.5.2.1，发现世界的中心和原点
1.5.2.2，天然边界：三太六江脉系
1.5.2.2.1，发现黑龙江
1.5.2.2.2，三太一体，六江同源，八脉合抱，二岛朝迎
2，国命地脉：中国的“大一统”与世界的“小一统”
3，从罗马帝国和秦汉帝国的身后演变看对外战略的“地理动力学”基石
二，大国未来：“一主四翼”的世界新格局
1，中国的复兴：战略重塑，王者归来
1.1，复兴之要
1.2，构筑“四角支点”战略
1.3，对美战略：剪除羽翼，逐步削弱，十年弱美，二十年擒美
1.3.1，美国的底牌和中国的目标
1.3.2，弱美策略：耗竭+断奶
1.3.3，立于不败：争取“三斗一”
1.4，对台新思维：兄弟阋墙，外御其侮
1.5，东北亚：结盟一个，打一个，拉一个
1.6，东南亚：结盟一个，打一个，拉一群
1.7，大西部：结盟两个，稳住一群
2，美国：成长的烦恼——崩溃和重组都是必然的过程
2.1，“地理动力学”：美国将复制马其顿帝国解体模式，一分为五
2.2，政治制度顶层设计的天然缺陷
2.3，美国亡国的九大隐患
3，巴西：新大陆的新势力
4，乌克兰：欧洲的未来之星
5，土耳其或伊朗：穆斯林复兴的备选项
6，为什么缺席俄罗斯和印度？
6.1，俄罗斯：罗马模式的解体进程尚未走完
6.2，印度：八字分脉，传统不改
7，关于欧盟和日本
7.1，欧盟：地脉崩碎，前路多艰
7.2，日本：亚洲逆子，后患仍存；天赋不足，速发速败
8，地缘战略“双三角”：不是“五头政治”，而是“一主四翼”
结语：警惕历史乱象的重现暨新形势下加强国家竞争和安全战略的整合性研究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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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的复兴：战略重塑，王者归来
导言：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总体的外交战略和地缘战略目标应该是“立足亚洲，经营亚洲，放眼世界，拥抱世界”。具体到操作阶段的外交实践可以归结为四句话：以支持欧盟脱离北约为突破，分化美欧同盟，争取以亚欧大陆大国势力的“三斗一”战略格局为外围策应，利用美国在经济和财政上的战略软肋，大幅提升国防开支，启动对美军备竞赛程序，通过“耗竭”和“断奶”策略，迫使美国战略收缩，撤离亚洲；对于像日本、韩国、新加坡和菲律宾等这样的亚洲的家贼和反骨仔国家，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导弹竖起——先立“威”，才能赢得“信”，所谓威信，无威则不信，面对反骨仔，中国必须彻底放弃一厢情愿的怀柔思想，利用它们在地理空间上的战略劣势，加强军事威慑和外交打击力度，通过压缩它们的战略博弈空间，迫使它们在中美之间做出站队选择，并引导它们弃暗投明；利用中国的军事和经济优势，为朝鲜、缅甸、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中国台湾地区提供军事安全保护，并帮助他们融入中国的经济产业链条，通过加深合作，实现与上述地区的军事结盟，构筑中国复兴的“四角支点”战略；在全球范围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通过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外交原则，“争取多数，孤立少数，打击个别”，从而实现中国的地缘战略和外交战略目标，全力构筑中国塑造世界格局的能力。
从大历史的角度——以100年为单元——来看，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尚未真正到来，1949年是一个崭新的起点，从1949到2010年，算是基本完成了民族思维方式的转变和工业经济基础的积累，以及其它体现国力的科学技术积累、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储备等奠基工程。时至今日，加速上行，弯道超车的时机已经来临。未来10年将是中国复兴的化蝶时期。2030年前后，如果能成功击败美国、重塑东亚——这是必然的，才能真正迎来中华民族百年复兴的“成人礼”。而我们距离这一天并不十分遥远。
这是个天下大争的时代，也是个即将巨变的时代。
1.1，复兴之要
正如前文所述，无论是“地理动力学”的一般原理，还是中国历史的实践经验，二者都把中国的天然边界指向“三太六江脉系”。即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东盟10+3、蒙古、原清朝晚期被迫割让给俄罗斯的巴尔喀什湖地区和整个黑龙江流域包括勘察加半岛、千岛群岛等环鄂霍次克海地区，以及包括关岛在内的北马里亚纳群岛。在地脉水系上，这是一个自然完整的“三太六江脉系”，也是宇宙合力作用的结果。“天垂象，地成形”。换句话说，东亚的“三太六江脉系”属天成之，而非人成之。
道法自然，天命所钟。
从历史的长期来看，“三太六江脉系”的一体化政治整合是东亚政治前景命中注定的最后归宿。或早或晚，肯定会有这么一天，这是东亚“三太六江脉系”大一统地脉水系的地理条件决定的。至于这一天何时到来还无法确定。这也许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的过程。或者需要一个契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潮流。如19世纪的民族解放运动、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等。前苏联的政治整合已有成例，其整合模式也很值得借鉴。未来也许会有一个类似的“边界重组”运动或者“统一战线”运动。总之，一切皆有可能。
然而，基于现实条件的限制，在可预见的短期之内，中国要整合“三太六江脉系”于一体，仍然堪称难于上青天。目前至少有三大障碍决定了中国在短期之内难以在政治上整合“三太六江脉系”。首先是东亚“三太六江脉系”之内的国家既有民主政体，又有专制政体和君主立宪政体，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思潮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和分歧，要制造舆论形成共识，并非短期内所能完成。政治思潮的分歧以及多元化的政治体制无疑增加了政治一体化整合的难度。其次，从文化价值体系的角度来看，这里既有儒家文明和佛教文明，又有伊斯兰文明和东正教文明，文化价值体系太过复杂。尽管，如本书第一章节的分析所指出的，就历史的长期而言，政体和文化价值体系从来都不是构成一个国家统一或分离的决定性因素，但它在短期内仍然构成一定的整合障碍。第三，二战以后美国所确立的全球地缘战略霸权体系覆盖了整个东亚地区，尤其是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的现实存在犹如美国打入东亚地区的楔子，不仅为东亚的政治一体化平添了阻力，更是当今中国复兴之路上时刻存在的最大的外部障碍。这三大障碍决定了短期之内，中国很难在政治上有效整合“三太六江脉系”。
不过，从现实意义的角度来看，本书以为，至少在2050年之前，既不容易实现，似乎也没有必要把“三太六江脉系”进行一体化政治整合。
首先，目前“三太六江脉系”之内总人口超过21亿，未来可能还会增加更多。仅以21亿为基数，即在中国现有13亿人口的基础上再增加8亿人口，这不仅意味着中国的汉族人口将被大大稀释——很显然，这将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同时，也相当于现有人口再增加60%以上，但是，国土面积、矿产资源、能源等等却没有相应数量的增加。目前中国之外的“三太六江脉系”地区的资源和能源并不富裕，有些地区甚至称得上是匮乏。再加之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社会保障水平等等差别很大，如此庞大的人口福利供应和人口管理都将面临严重挑战。说到底，对中国来说，人口的增加可能带来的更多的不是人力资源，而是人口负担。因此，如果把“三太六江脉系”的政治一体化整合比喻成现代公司的资产重组，无疑，对于中国，这项资产重组计划要装入的资产并非都是优质资产，或者，进行这项资产重组的成本和收益比到底有多高还是个未知数。
其次，时代已经变了，在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来临之前，帝国的扩张是以对领土的占领来达到对经济资源和人口资源的掌控。然而，进入20世纪以来，经济的全球化步伐大大加快，时至今日，贸易和投资的全球化更是已成不可逆转之势。贸易的自由化和投资的便利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疆域边界对经济资源和市场资源的限制。今天，在现有的国际框架之下，只要一国的产品和资源或者货币价格具有坚挺的竞争优势，基本上可以在全球实现财货周流，而不再受制于国界。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对领土的占领已经不再是中国对外扩张不可或缺的选项。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地区对中国没有价值，而且，有些地区其地缘战略的军事防御价值甚至可以说远远高于其经济价值。
第三，未来东亚各国在经济合作和军事防御合作方面的前景不仅更加符合中国的战略核心利益，也符合东亚各国的战略核心利益。因此，东亚各国未来如能加强这两个领域的合作，即经济合作和军事防御合作，无疑将更具有实际意义，也更具有操作性。
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大国的统计学意义就是人均资源并不富裕，相对于那些人口密度稀少的国家而言，甚至堪称人均资源贫乏。而中国的政治哲学从来都不主张暴力掠夺。因此，无论是中国的政治传统，还是中国的国情实况，都决定了中国若想以和平的手段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采取向外看的国家发展战略，以开放的胸怀和姿态面向世界，拥抱未来。依托外向型经济，充分参与全球贸易，在世界范围内形成自己畅通无阻的经济贸易网络，从而实现原料、产品、市场和货币的无障碍对接和流通。也只有这样，通过维护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让全球的财富流动起来，中国才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通过科技创新的力量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从而在财富的全球流动和全球分配中，挣得更多的利润分成。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21世纪中国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更多地是来自国家现有边界的军事防御安全，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贸易所衍生的经济安全，如海上运输通道以及海外投资、贸易安全。就中国在东亚的地缘战略和外交战略目标而言，有两个关乎中国复兴的重点目标是可以优先实现的：一是继续深化东盟10+3的自由贸易一体化建设，整合东亚经济圈；二是应该在自由贸易一体化的基础上，努力促成类似于北约的东亚军事防御一体化，构筑外部的安全框架，为未来长期而稳定的国家繁荣奠定外部安全环境。而且，后者比前者的意义更深远、更重大。因此，经济合作和防御合作才是未来包括中国之内的东亚各国的战略核心利益所在。
基于以上分析，未来中国总体的对外战略目标绝非盲目的领土扩张，而应该更多的关注对全球经济资源的利用和保障，以及自身的军事防御安全巩固。从外交战略和地缘战略的角度来说，保障中国能够自由、安全地参与全球贸易和投资，就是为中国的复兴提供可持续的资源和能源补给保障。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借鉴汉朝时期凿通西域的成功案例，通过军事力量的投射，确保中国的海、陆商路顺利的通往全球三大地域板块：欧亚大陆的纵深腹地、非洲、南北美洲。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已经离不开世界，2010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接近3万亿美元，并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另据媒体报道，中国对外经济依赖度接近70％。这就意味着，中国建立全球自由贸易以及海、陆运输通道安全网络已经刻不容缓。
但是，现实却很不乐观。目前通往这三大地域的交通运输通道，太平洋、印度洋和中亚地区全被美国控制着，至少可以说，这三个地区都有美国的重要军事基地把守。这不仅意味着中国要凿通上述三大地域的交通运输通道殊为不易，同时，中国本身的国家安全也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军事威胁。
附图：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基地和重要补给站 图片来源：互动百科
阿帕拉海军基地。同时还包括设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海军和空军基地。
从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基地分布可以看出，今天美国的海外驻军已经遍布世界所有重要的能源、资源富区和重要交通运输通道。包括中东、拉美、中亚、西非以及海上交通运输咽喉：阿拉斯加湾、朝鲜海峡、印尼望加锡海峡、巽他海峡、马六甲海峡、红海南端曼德海峡、北端苏伊士运河、地中海与大西洋间的直布罗陀海峡、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古巴以北的佛罗里达海峡、从非洲南端到北美的航道、格陵兰——冰岛——英国航道。美国的地缘战略已经和能源战略和资源战略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凡是有战略利益的地方，都有美国驻军的身影，美国的势力几乎无所不在。而且，中国的周边除了北部没有美国的军事存在，东、西、南三面更是呈现出美国所构筑的“U”型包围态势，这无疑已经构成了中国复兴最为严重的外部障碍和安全威胁。
21世纪，中国要想走出现有的国界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破除美国所构筑的地缘霸权障碍，尤其是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已是不可回避的战略选择。因此，基于中国的政治传统、国情现状和生存需要，以及美国所构筑的全球地缘霸权战略体系，当前以及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外交战略和地缘战略目标可以大致总结为五句话：
1， 推动和深化全球化，为中国的伟大复兴提供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和能源补给。
2， 破除美国的地缘霸权障碍，尤其是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
3， 建立类似于北约的东亚军事防御一体化机制，构筑近身外部安全框架。
4， 打通进入太平洋、印度洋和欧亚大陆纵深腹地的贸易运输通道并确保其安全。
5，确立中国塑造世界格局的能力，发挥中国的世界影响力，保障中国在全球的利益。
这五大外交战略和地缘战略目标是21世纪中国实现民族复兴无法回避的战略选择，尤其是前四项作为中国复兴最基本的条件，也是最起码的地缘战略目标。而且一个都不能少，每缺少一项，中国的复兴计划都将对半打折。其中，第一项基本上属于外交战略范畴，牵涉的地缘战略问题较少，后四项既是外交战略范畴，更是地缘战略范畴。
此外，这五个战略目标的共同点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美国。面对美国在中国周边所构建的军事基地和军事存在的事实，这无疑已经非常明确地显示：21世纪中国复兴的最大外部障碍和首要对手必然是美国。中国的战略决策者必须认识到这一点。至少，在美国的军事力量撤离亚洲之前，这一判断既是事实存在，更不能动摇和改变。
推动和深化全球化
所谓推动和深化全球化，主要是基于当今由欧美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具有两个先天性缺陷。其表现之一是贸易保护主义时有抬头，真正的自由贸易尚未完全实现。本来，经济的全球化是欧美国家所提倡和主导的，然而，当它们处于有利形势的时候，它们大声疾呼全球化；当它们出现问题的时候又竖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壁垒。近年来由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来自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种出尔反尔的自相矛盾突显了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不公平。好在当今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总体上相对于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强势地位，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经济的全球化依然是不可能逆转的世界大趋势。这也意味着只要中国顺应当前的世界贸易体系，并通过国际贸易规则来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在推动经济全球化方面不会占用中国太多的外交资源。
中国所要努力的是如何深化全球化，这就是当前全球化运动的另一个先天缺陷：只强调贸易的自由化和投资的便利化，却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人口自由流动的全球化，至少，移民的自由化和便利化远远跟不上贸易和投资的全球化。完整的全球化应该是信息流、资金流、产品流、货币流、人口流等全方位的全球化。电脑网络已经带来了信息流的全球化，自由市场经济带来了贸易、投资和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而人口的自由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制于种族歧视和国界壁垒。
这种具有先天缺陷的人口和财富分离的全球化运动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财富可以被集中于某一个地区，而人口却被滞留于另一个地区。这就人为导致了财富在全球流动过程中的分配不公，以及由于国界的限制所导致的人类自然资源分配的不公。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边是人口稠密，但是却地域狭小，自然资源匮乏，从而导致人口贫困以及南北两极分化趋势加重；一边是人口稀少，却占据了大片土地和大量自然资源得不到开发。比如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巴西等国家，人口稀少却占领大片土地和大量资源，造成资源闲置和浪费。日本、印度、中国等国家，人口稠密，人均资源贫乏，导致经济发展本身的动能不足。
为什么会这样？到底是谁规定了某一地区只有某国人民可以居住，而另一个国家的人民却不能自由进入？国家疆域边界只代表作为政治行为体的国家的管辖范围，但不代表可以竖起篱笆。上帝从来没有说过，某地只有某人可以进入，而某人不准进入。人生而平等，每一个人的出生都相当于获得进入人类社会的通行证。类似于每个人都拥有进入电影院的入场券，但是就因为某人早先进场或者比较强大，就可以占据大量座位，而后进场或者处于弱势的某些人就只能无座可坐或者拥挤而坐？人类的公义何在？道德伦理何在？
世界历史的经验充分说明，战争源于以国家或族群为单位的人类群体对空间和财富的分配不均。世界历史上的哪一次战争不是为了侵占地盘和掠夺财富呢？战争的代价已经有目共睹，难道非要通过大炮才能打破空间和财富的分配不均？才能打破国界壁垒对人口自由流动的限制？因此，推动人口自由流动的全球化，或许这也是21世纪人类可以避免战争的一种有效途径：只要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人口的自由流动，资源和空间的人均分配便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相对的均衡，人类发动战争的动机也许可以因此消解于无形。
这正是21世纪全球化运动所面临的一项重大使命：推动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全球化。中国完全可以携手日本、印度、伊斯兰世界等人口密度较高的国家共同推动和深化人口自由流动的全球化运动。至少，可以推动投资和人口流动同步，既然投资可以便利化，贸易可以自由化，那么，人口迁移自然也应该实现自由化和便利化。
破除美国的地缘霸权障碍，尤其是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
所谓破除美国的地缘霸权障碍，尤其是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这是历史经验的沉痛教训。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无论是欧洲的霸权还是美国的霸权，欧洲人和美国人在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给中国带来的几乎都是记忆深处最为沉痛的伤害。19世纪的两次鸦片战争，20世纪日俄在中国境内的开战，日本侵华战争，都是列强直接侵略和肢解中国的龌龊证明。冷战期间美国发动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九十年代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南海撞机事件、支持藏独、疆独等等，这些都是美国在中国的家门口耀武扬威地围堵、遏制和挑衅中国的龌龊之举。如何让中国人再相信西方人？求人不如求己。只有中国自己足够强大了，才能免于外辱。因此，中国复兴和破除美国的霸权障碍二者相互联动，断然难以割裂。换句话说，中国要在21世纪实现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复兴，破除美国的霸权障碍尤其是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是不可能回避，也不必隐讳的战略任务。
事实上，中国想回避也回避不了，怀柔和回避只能是权宜之计，亦或是掩耳盗铃。二战之后美国在全球所构筑的霸权体系有其深刻的地缘战略指导思想背景。长期浸淫于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学说、马汉的海权说，以及基辛格的均势理论、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棋手和地缘支轴理论等等，构成了美国战后历届政府所搭建的全球霸权地缘战略指导思想体系。从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基地分布可以一览无遗地看出其背后的地缘战略指导思想正是上述理论的集体体现。不见棺材不掉泪，美国是一个崇拜实力的国家，只要手里还握有可以挥动的大棒，美国绝不会轻易放弃它业已构建的地区和全球霸权。2011年6月4日，在新加坡出席第十届亚洲安全会议的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表示：“美国不会因为削减军费和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而减少对亚洲盟友的安全承诺，美国将深化和提升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军力”。美国的战略动机昭然若揭。
然而，本书还是不得不非常痛惜的指出，作为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人最为典型的政治膨胀，以控制世界为目标指向的地缘战略指导思想注定将把美国带入万劫不复的绝命之地。自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已经连续10年保持了其军费开支占联邦财政收入20—30%左右的高位运行，2010年军费开支更是达到财政收入的32%，这一比例已经接近前苏联80年代初，即其崩溃前的水平。庞大的军费开支导致财政入不敷出，政府只有大力发债，扩大赤字，而美国的联邦债务已经高达其GDP的100%以上。这意味着，即使是以目前的国债水平和经济基数，一旦经济增长率低于联邦债务利率，美国的国家财富每一时每一刻都在缩水。更何况，美国的财政赤字还在逐年增加。换句话说，如果把美国比喻成一家公司，它已经滑行在破产的边缘。美国还能支撑多久呢?占财政收入高达30%左右的军费开支美国还能再承受几个10年？
2010年中国的制造业总产值超过美国，如果把农业的产值核算在内，即以实体经济来衡量，根据美国商务部和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开的资料，中国的实体经济总量已经于2008年就超越了美国。这一中国的实体经济总量超越美国的政治意义标志着中国破除美国的霸权体系尤其是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的时机已经显现。
高手对局，胜负的关键不仅仅在于是否抓到一手好牌，还在于能否把抓到手的牌打好。田忌赛马的故事更是告诉我们，胜负的关键不在于牌力，而在于出牌的能力。
今天，中国手里掌握的战略资源包括经济财政资源、战略武器资源、外交资源和地理空间资源等等，只要运筹得当、落子有谋，至少已经具备可以穿透美国在中国周边布设的地缘战略防线的能力。关于这一点，后文还将有更为详细的论述。
建立类似于北约的东亚军事防御一体化机制，构筑外部安全框架
所谓建立类似于北约的东亚军事防御一体化机制，构筑外部安全框架。这不仅是中国国家安全的需要，同时也是东亚国家地缘战略安全的需要。目前中国的当务之急是需要首先唤醒东亚一体化意识，并通过东亚国家的集体合作和整体安排，致力于构筑共同的长期外部安全框架。毫无疑问，19世纪之前，中国一直是东亚政治稳定的定海神针，不仅中国的强大保障了自身的安全，同时也为地区的和平和安全提供保障，比如明清两朝中国政府曾多次帮助朝鲜半岛击退日本的侵略，为朝鲜半岛主持公道。也曾多次帮助越南抗击法国人和美国人的入侵等等都是最好的证明。19世纪之后，由于中国的衰落使其丧失了东亚安全定海神针的作用，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东亚地缘政治的大混乱和大失控。两次鸦片战争，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等西方国家对缅甸、越南、泰国和柬埔寨等中南半岛国家的入侵，日俄在中国境内的开战，日本侵略中国和占领东亚、东南亚，美国发动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等这些都是在中国衰落的大背景之下发生的。100多年来，正是由于中国的衰落，使其东亚政治稳定的定海神针的作用失效，给西方的殖民势力和本地区的家贼留下了可乘之机，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东亚地区发生了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多得多的政治动荡。如果东亚各国的人民不是太健忘，应该不会忘记这些血淋漓的历史教训。
21世纪，伴随着中国的强势崛起，中国仍需担当起东亚政治稳定的定海神针的使命，这不仅是东亚政治稳定的需要，也是中国自身国家安全的需要。单就中国的国家安全来说，没有东亚军事防御一体化机制的安全框架，就等于给外部势力的介入留下可乘之机，中国的外部国家安全漏洞就永远存在。而且家贼难防，还总有反骨仔出世。因此中国就时刻处于来自外部敌对势力的武力威胁。就像今天所看到的一样，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已经构成中国复兴和国家安全最为严重的外部障碍和安全威胁。
此外，由于现代高科技武器装备的大量研制和运用，包括生化武器、核武器等，以及恐怖主义的出现，世界的安全度越来越降低。建立东亚军事防御一体化机制可以有效地化敌为友，减少潜在的安全隐患。同时，也可以堵住外部强大势力离间亚洲、分化亚洲的战略企图，对于构筑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至关重要。
不可否认，中国要构筑类似于北约的东亚军事防御一体化机制，面临的首要的任务就是解决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问题，尤其是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关系。这是横在中国面前而又必须迈过去的一道坎儿。迈过了这道坎儿，中国就能拥抱世界，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迈不过去，中国就只能继续蜗居大陆腹地，民族复兴就变的前途未卜、路途多艰。
据说西方有句谚语：当上帝关上所有的门，它必为你留下一扇窗。
无论美国多么强大，受制于天然距离的遥远，美国在亚洲相对于中国永远在距离和空间上处于劣势，这是美国布局东亚的先天性战略缺陷。正是由于中国在距离和空间上的先天优势，弥补了中国在实力上的劣势，使得中国在50年代和70年代那种几乎是一穷二白的条件下仍然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两度击败了处于巅峰时期的美国。历史已经做了最好的证明。更何况今天的中国亦非往日可比，而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也并非铁板一块。站在历史的高度打量东亚，充其量不过是被美国暂时性打入了楔子。以中国今天所握有的战略资源，以及美国所显露的战略疲态，要拔掉这几根楔子也并非不可能。正如前文所述，21世纪中国要确立其域中独尊的天下共主地位，要做的不仅仅是拔掉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还需要全力打造具备塑造国际格局的能力。同时，还必须权衡利弊，以最小的地缘政治成本来达成这一战略目标。这需要结合中国的第四个地缘战略和外交战略选择，即打通并确保中国进入太平洋、印度洋和欧亚大陆纵深腹地的贸易运输通道并确保其安全。
2000多年前，大汉帝国的铁马军团曾经从河西走廊出发，一路向西，决胜天山南北；1300多年前，大唐帝国的威猛雄师曾经越过葱岭，威震中亚；600多年前，大明帝国的强兵悍将曾经北上蒙古高原，荡平大漠。如果说在以农业和手工业经济为主导的冷兵器时代，在交通、信息以及兵力投射手段等大受限制的条件下，中国人都能够缔造出一波波威名远扬、光照史册的帝国荣耀，那么，今天在人类社会早已进入能够上天入海的以工业和信息化为主导的高科技时代，中国人又有什么理由要蜗居一隅，固步自封，隐忍苟活，仰人鼻息呢？
2.1.2，构筑“四角支点”战略
正如前文所述，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而又人均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加之中国的政治哲学从来都不主张暴力掠夺。因此，无论是中国的政治传统，还是中国的国情实况，都决定了中国的长期对外战略是维护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参与全球资源流动和资源分配，从而为中国的复兴提供可持续的资源和能源补给。然而，全球化只是为中国的复兴提供了一种资源和能源补给的可能性。而要确保资源和能源补给的安全，则必须保证运输通道的安全。没有运输通道的安全，世界政局稍有动荡，便外面的进不来，里面的出不去，世界的资源再多，市场再大，对中国都变得毫无意义。而资源、能源和市场在全球的地域分布上主要集中于三大区域板块：亚欧大陆、非洲和南北美洲。因此，构筑通往这三大区域的海、陆交通运输通道就成为中国不可或缺的战略选择。简单地说，就是要凿通通往太平洋、印度洋和亚欧大陆纵深腹地的战略交通运输通道，并通过武器装备提升和兵力投射来确保其安全。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必须具有建立海陆空一体化的大海军和大空军的意识——具备远洋作战、护航能力以及高空对抗和防御能力。
从地缘战略布局来看，环顾中国四周，能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最便捷、最节约地缘政治成本的整体地缘战略安排莫过于结盟四个具有杠杆支点功能的国家和地区：中国台湾、缅甸、巴基斯坦和哈萨克斯坦。
这四个支点地区都具有撬动一个边角地区政治格局的功能，而且对于中国来说都不必经过第二国，可以直接一对一形成双边互动。如果中国能与这四个边角地区结成军事安全防御同盟，为对方提供安全保护，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地，争取在当地实现驻军，毫无疑问，这不仅确保中国可以顺利进入太平洋、印度洋和亚欧大陆纵深腹地，也为中国未来在太平洋海域、印度洋海域以及亚欧大陆的纵深腹地取得制海权、制空权和制陆权，并确保上述区域的海、陆交通运输通道安全构筑了一个结构良好的战略平台。同时，从区域军事战略布局的角度来说，目前美国在亚洲地区对中国构筑的地缘战略优势也将荡然无存。
如图所示，台湾地区的地理空间优势在于，不仅可以使中国直接穿透美国布设的日本、韩国、琉球群岛、菲律宾和关岛这条防线，顺利进入太平洋，而且还足以切断日韩美军基地驻军的南下战略通道，使其南北首尾无法就近呼应，更是中国未来构筑西太平洋海域制海权和制空权的战略平台；缅甸的地理空间优势在于可以使中国直接绕开美国控制下的马六甲海峡，顺利进入印度洋，同时还构成了从西部对马六甲海峡的封锁；巴基斯坦的地理空间优势在于可以令中国绕过印度洋查戈斯群岛的美军基地，直接进入阿拉伯海，同时，还可以从外部封锁波斯湾，而且从中国的战略通道安全来看，距离中东和非洲更近，也是中国保障印度洋海域运输通道安全非常重要的战略平台；哈萨克斯坦的地理空间优势不仅在于可以让中国直接深入亚欧大陆的纵深腹地，同时还可以通过里海折翼向南，策应中东。此外，由于中朝传统友谊的存在（目前来看还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未来如果能在为北韩政权稳定提供保障的前提下实现驻军，那么，中国在整个亚洲的地缘战略布局就基本上到位了。
正如前文所述，由于当代高科技武器装备的大量应用，如洲际导弹、战略核潜艇、航空母舰战斗群、远程战略轰炸机、第五代战斗机等等这些高科技武器装备的大量应用，使得现代战争的作战半径大大扩大，这无异于国家防御空间的大大缩小，传统的距离和空间概念已经大为改变。2000公里甚至是3000公里以内的区域已经从传统的战争的大后方变成了战场的最前线，从而也远远超过了地域狭小国家的疆域边界防线。这种距离和空间概念的巨大变化意味着当今世界的外交战略和地缘战略必须服从于军事战争的前线布防战略。如果未来中国能与朝鲜、中国台湾地区、缅甸、巴基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结成同盟，为对方提供保护，并实现驻军，从战场前线的武力布防来看，以现代高科技武器装备的远程打击能力，这相当于中国在东、西、南三面布设的四座战前攻击平台，只要把导弹竖起，战机升空，舰船下海，便如在中国周边地区张开的极具威慑力的四个口袋，而袋口之内的地区将轻而易举地成为战略平台武器攻击的目标。因此，在中国的武器装备和兵力投送能力有相当保障的条件下，无论是哪个国家敢于充当反骨仔为外部势力提供军事基地，不仅仅在战略上都将失去遏制和包围中国的意义，而且其本身也将处于中国的反包围之中。这一地缘战略布局的威慑力不仅使美国在亚太地区对中国构筑的地缘优势荡然无存，而且其所谓对中国构成包围和遏制的岛链战略也几乎因为找不到着力点而成为废地，这无异于间接破除了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尤其是在东亚地区的霸权存在。
这正是中国在地理位置上所具有的距离和空间优势。对于美国而言，受制于战争补给的距离遥远，这永远是它无法超越的地缘战略劣势。
附图：“四角支点”战略
同时，这一地缘战略布局在空间和功能上已经大大超越了东亚军事防御的一体化。这相当于在空间上扩大版的东亚军事防御一体化；在成员数量上缩小版的东亚军事防御一体化：这将更加节约中国的外交战略资源；在功能上强化版的东亚军事防御一体化。
事实上，一旦中国完成了亚洲地区的地缘战略布局，清除美国在亚洲的霸权存在就是一种必然的逻辑结果，中国便可以顺理成章地通过武力军备构筑太平洋海域、印度洋海域以及亚欧大陆纵深腹地的海、陆运输通道安全网络，并进一步发挥自身亚洲安全和稳定的定海神针功能，成为亚洲地区的主导力量。这无疑已经具备了塑造世界格局的能力，并能在全球范围内发挥影响力。
这样一来，回归到具体的实践和操作程序，前文总结出的中国在21世纪实现民族复兴的地缘战略和外交战略目标的五句话就可以更加简洁地压缩为一个词：“四角支点”战略。即：通过与中国台湾、缅甸、巴基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这四个边角支点地区建立军事防御同盟，构筑亚洲的地区安全框架，并依靠武力军备来确保中国在太平洋海域、印度洋海域以及亚欧大陆纵深腹地的海、陆交通运输安全。同时破除美国在亚洲的霸权存在，并进一步支撑起中华民族于21世纪的伟大复兴。
近来关于中国的第一艘航母下水的消息成为众多国际国内媒体的焦点，有关中国可能拥有的航母数量也成为众多军事评论员热议的话题。在本书看来，要构筑中国的“四角支点”战略，就必须确立中国的大海军和大空军意识。而要有效维护中国海权，中国必须至少拥有6艘航母战斗编队才能满足未来中国最基本的经济安全和战略安全需要：和平时期游弋在广阔的大洋海域，确保中国的海洋运输安全：北太平洋一艘，南太平洋一艘，印度洋一艘，南海一艘，另外一艘用于训练，一艘进行维护。战争时期作为海、空作战平台，近岸收缩：三艘布防西太平洋，三艘布防北印度洋，从海、空两基构筑安全隔离层，拒敌于国门之外，确保中国路基经济和民生中枢安全。少于6艘，中国的经济安全和战略安全就会出现布防漏洞。
针对中国的“四角支点”战略，需要特别说明一点，之所以没有把朝鲜列入“四角支点”之内，是因为朝鲜的地理位置只是在短期内具有配合台湾地区压缩日、韩两国战略空间的功能（后文将有更为详细的论述），只是在收服日、韩之前，朝鲜的地缘战略价值也是不可低估的。但是，从远景来看，一旦中国清除了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并收服了日、韩，朝鲜的地缘战略价值无疑就大大下降了。相反，与朝鲜的地缘战略价值大大不同的是，另外的四个地区无论到什么时候，它们的地缘战略价值都丝毫不减。也因此“四角支点”战略对于中国更具有不可动摇的远景意义。换句话说，“四角支点”战略对中国永远适用，除非中国完成了东亚政治一体化整合，否则，无论是50年，还是500年，它的地缘战略和军事防御意义都不会丧失。
战略重塑，王者归来。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在理论上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的地缘战略构想。
多年来，中国一直奉行不结盟政策，然而，时移世易，面对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包围圈，中国的不结盟政策只能为美国留下可乘之机，让美国有机会在“中国威胁论”的呼喊声中逐步孤立中国。特别是冷战之后，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如菲律宾、新加坡、阿富汗、哈萨克、塔吉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等地的军事基地布局，以及中国缺乏战略盟友导致中国外交受困的事实，证明中国的不结盟政策并不成功。如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联手制裁，以及近年来东亚、东南亚部分国家对美国在东亚围堵和遏制中国的战略的追随和附和，甚至如菲律宾、越南和新加坡者，更是直言不讳地主动邀请美国进驻亚洲，制衡中国，这些都已经令中国的不结盟政策捉襟见肘。
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恐怖主义、生化武器、核武器以及其他高科技战略武器装备的大量研制和运用等，世界的安全度大大降低，不结盟政策意味着中国周边所有国家都有可能随时被外部强大的势力所挑拨离间而成为中国的敌人，外部的国家安全威胁随时都可能降临，这已经构成中国外部安全威胁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识时务者为俊杰。国际安全环境的现实变化不容忽视。外交战略的规划与设计更应该与时俱进。结盟并不单纯意味着针对某个集团的军事对抗，也是为了消除自身的安全隐患，以及确保自身的战略安全和战略利益。今天是改变不结盟政策的时候了，无疑，构筑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四角支点”战略将是中国营造外部安全框架的起点，也是中国真正迈向世界军事强国的起点。
然而，若要实践，接下来将面临两个实质性问题，第一，面对当前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如何才能调离或清除美国这个障碍。第二，这四个边角地区是否具有结盟意愿，以及如何才能利用中国握有的优势资源，通过合作共赢的方式，在可以让对方战略受惠的条件下实现结盟目标。
正像前文所分析的，21世纪中国复兴的最大外部障碍和首要对手必然是美国。中国的崛起和结盟政策必然引发美国的疑虑和抵制。关于这一点，即便中国不愿意承认，或者目前还没有意识到，伴随着中国自身的强大，美国也必然将中国列为美国的首要对手和遏制目标。这是美国几代战略家的地缘战略指导思想早就确定了的。正如上世纪80年代美国最著名的外交政策制定者之一的基辛格在其外交战略专著《基辛格——美国的全球战略》一书中所反复向美国的执政当局强调的那样：“抵制任何国家称霸亚洲的企图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万不得已时，哪怕没有盟国的支持，美国也要抵制”，“若有人想称霸亚洲，无论来自哪一国，美国一定会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抵制日本和冷战时抵制苏联那样加以抵制”，“中国若是称霸的话，当然要加以抵制”等。因此，未来无论中国如何示好或出于多么善良的愿望，只要中国的崛起之势不可逆转，美国都不会改变其既定的对华战略。更何况，近年来美国的战略重点东移，以及美军在东海和南海的频繁军演已经凸显了美国的这种战略意图。在某种程度上，这并不是中国的主观意志所能决定的，更不是中国所愿意看到的，而是由于美国在全球的霸权之手伸得过长而引起的。美国的军事基地遍布全球，在当今美国所构筑的全球霸权框架之下，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都将与美国产生可能的利益冲突，而不仅仅是中国。
因此，由于美国在亚洲的霸权存在，中国要构筑21世纪民族复兴的“四角支点”战略，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美国， 更何况东亚地区还有美国豢养的亚洲的家贼和反骨仔。正是基于此，如果把外交比喻成下棋，未来中国在亚洲外交的一举一动都必须睁大两只眼：一只眼盯住对面的弈者，另一只眼盯住站在弈者背后下指导棋的美国。
这意味着，中国的外交战略必须是基于美国霸权背景之下的通盘考虑和整体安排，至少，在美国的军事力量撤离亚洲之前，任何罔顾美国在亚洲霸权存在的外交战略其功效可能都将大打折扣。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如果能把美国从对面的弈者背后调离，使其自顾不暇，或者干脆择机清除掉，无疑，中国将轻而易举地主导亚洲对局盘面的胜负，并进一步发挥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定海神针功能。相对于中国要构筑的地缘战略目标的意义而言，调离或清除美国，虽然难度最大，但却是事半功倍、釜底抽薪之策。反之，则如扬汤止沸，事倍功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未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清除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为战略重点的对美战略都将构成中国对外战略的主基调。否则，那不仅仅是中国的固步自封和自我麻痹，也必将是中国外交在对手认定上所犯下的最为严重的战略性的、方向性的低级错误。
1.3，对美战略：剪除羽翼，逐步削弱，十年弱美，二十年擒美
1.3.1，美国的底牌和中国的目标
正像前文所分析，由于美国霸权在亚洲的存在，中国要构筑21世纪民族复兴的“四角支点”战略，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美国。如果把外交比喻成下棋，毫无疑问，未来中国在亚洲外交的一举一动都必须睁大两只眼：一只眼盯住对面的弈者，另一只眼盯住站在弈者背后下指导棋的美国。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因此，如果能把美国从对面的弈者背后调离，使其自顾不暇，或者干脆择机清除掉，无疑中国将轻而易举地主导亚洲对局盘面的胜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制定对美战略就成为中国对外战略中必然的优先选择。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预判是行动的前提。在制定对美战略之前，有几个问题必须事先厘清，否则，战略的执行就缺乏基本底线的框定，从而会变的漫无边际：第一，中国要确立的不容美国讨价还价的国家安全以及亚洲安全的战略边界在哪里？第二，中国的首要目标是打破美国的全球霸权，还是在亚洲的地区霸权？第三，在战术上，是推倒美国，还是削弱美国？第四，美国的底牌何在？中美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有多大？第五，武力在外交博弈中的权重几何？这五大问题关涉中国对美战略的目标、合纵连横的范围、战略博弈的机会成本、允许冲撞的政策安全摆动幅度以及可以动用的方法和手段。
首先从“地理动力学”的角度来说，“三太六江脉系”覆盖了北达勘察加半岛，东到北马里亚纳群岛，南抵爪哇岛，西至帕米尔高原的广大区域。从“四角支点”战略的角度来说，北、东、南三面安全边界几乎不变，西部安全战略边界则延伸到里海和阿曼湾。因此，中国的战略安全边界就基本上框定在大致东经60°至东经180°之间亚太地区的陆域、空域和海域。这是中国国家安全和亚洲安全与稳定的基本战略安全范围。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无论是中国在19世纪之前的强大，还是19世纪之后的衰落，盛衰两个方向的历史都证明，中国只有取得在这个范围之内的战略主导优势，才能保障国家安全，也才能维护和保障亚洲的安全与稳定，否则，中国则国无宁日，外患不断。
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的海军、空军和陆军建设应该以取得上述区域之内的制海权、制空权和制陆权为战略目标，来研发和更新中国的武器装备，调整国防战略思路。
需要重点强调的是，中国的战略目标所追求的是国家安全和亚洲安全战略框架，而并非领土扩张和领土占领。因此，中国的战略谋求符合亚洲的整体利益，从而不会在亚洲内部树敌。当然，这一地缘战略目标所追求的不仅是中国发挥其亚洲安全和稳定的定海神针功能，同时也是中国拥抱世界，实现民族复兴的地缘战略需要。
从全球的地缘范围来说，大国的战略利益具有某种兼容性，比如当今的世界大国在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战略利益就是彼此兼容的。但是中美在亚洲地区的主导权之争无疑具有排他性。这就意味着，无论困难多么巨大，未来中国都必须动用握有的战略资源迫使美国撤出包括关岛在内的美国在东亚、东南亚以及中亚的军事存在。这对于美国也许并非全是个坏消息。一方面这说明中国的首要目标并非打破美国的全球霸权，而是美国在亚洲的地区霸权。另一方面也无异于让美国清楚地知道，中国用无意于打破美国的全球霸权来换取美国退出在亚洲的地区霸权存在，从而为中国腾出本来就属于中国的战略发展空间。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美国必须做出的让步。否则，结果只能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的增强，中国将运用掌握的战略资源在更大的范围内合纵连横、绝地反击，来打破美国的全球霸权，届时，美国要付出的代价将比退出亚洲所做出的让步更为巨大。而中国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如何让美国能清楚地明白这一点。
其次，在战术上，是推倒美国，还是削弱美国？这既是基于成本和收益的考量，也是基于国际大国力量格局的联动考量。大国的世界影响力具有此消彼长的特征，或者说，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一个大国影响力守恒定律。即一个大国影响力的上升，必然导致另一个大国影响力的下降，反之亦然。而大国的影响力是由其综合实力决定的。就中国的综合实力而言，如果在世界范围内争夺影响力，至少在未来可预见的10年之内中国可能仍然落后于美国，包括经济实力、金融实力、科技实力和军事实力。此外，在大致相当的这个时间段之内，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可能还落后于欧盟，而整体的军事实力可能还落后于俄罗斯。这意味着，在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军事实力超越美国之前，即便中国联合世界的其他大国力量推倒了美国的霸权，中国也难以坐上世界第一的领袖位置，而只能是为他人作嫁衣。基于此，在未来可预见的10年之内，中国对美策略的战术首选还应该是削弱美国，而非推倒美国。而且，从所要动用的地缘战略成本来看，削弱美国比推倒美国至少在策略上成本更小，也更容易实现。
此外，作为外来势力，美国在亚洲之所以能够建立霸权，一方面是美国的实力使然，另一方面也与美国在亚洲培植的羽翼不无关系。如果亚洲国家团结一致，抱团取暖，外部势力也很难插足。而现实是，亚洲的整体权力结构在19世纪被欧洲的霸权势力冲散之后，进入20世纪又一次被美国的霸权势力冲散了。二战中美国通过两颗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随即把日本变成了美国的殖民地和美国遏制中国、俄罗斯等欧亚大陆国家的前哨。此后，出于围堵中苏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需要，又先后出兵台湾海峡、朝鲜半岛和越南，并在东南亚先后建立了许多军事基地，如除了在日韩有大量海军和空军基地之外，还有菲律宾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以及新加坡樟宜军事基地等等，形成了对中国的第一岛链包围圈。正是基于这些事实，在中国的对美战略中，剪除美国在亚洲的羽翼，打击东亚内部的家贼和反骨仔，就必然构成了削弱美国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
再次，美国的底牌何在？未来中美开战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作为欧洲的文明基因在美洲的延续，美国的政治哲学不仅保留了欧洲大陆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而且进化出比欧洲更加浓厚的商业逻辑。商业逻辑的重要特征就是唯利是图，且注重衡量成本和收益比。这和中国重道义、讲诚信的外交思想有着天然的思维逻辑差别。
可以设想，若中美开战，战局将如何演变而结果又会如何呢？
就双方可以承受的结果而言，可以肯定的是，一旦开战，这将是一场中美双方都输不起的战争。对于美国来说，输了，就意味着美国霸权的终结以及其全球领导地位的丧失，这是美国绝对不可接受的。同样，对于中国来说，输了，就意味着中国的百年强国梦想变成了泡影，届时整个国家极度的失落感和挫败感势必导致政治的大失控和社会的大混乱，这是中国绝对不可接受的，也违背中国复兴的战略构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美一旦开打，由于双方都没有退路，必胜就成为唯一的选择，如此以来，战争必然逐渐升级。由于中美都拥有核武器以及战略远程导弹，同时双方也都具有二次核打击能力。一场太平洋两岸的核大战势必不可避免，这不仅是中美两国的悲剧，更是世界的悲剧。当年冷战期间的美苏争霸，正是因为核恐怖的威慑，最终彼此都不敢打响第一枪。对此，卡特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美国最著名的外交战略操盘手之一的布热津斯基深有体会：“美国对欧亚大陆集团（意指苏联）为有效的支配整个欧亚大陆所做努力地成功遏制，意味着争夺的结果最后是由非军事手段决定的。因为双方都害怕一场核战争，直到最后谁也未敢挑起直接军事冲突······”（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
如果把美国今天在全球的实力以100为基数指数来衡量，综合起来看，中国的实力指数大体应该在80左右。以美国政治哲学的商业逻辑思维，中美开战的结果至少会使美国的实力削去一半，即美国的实力指数将从设定的100变成50，这不仅仅是美国霸权地位的丧失，而是美国将因此被拖入第三世界。可以想象，从霸主到第三世界，对于美国，这个成本未免太大了。这种结果是美国绝对不愿看到的，也严重违背美国政治哲学的商业逻辑。因此，未来中美之间的争夺仍将限制在非战争手段。可以断定，无论中美外交如何冲撞，在不丧失基本理性的情况下，中美开战尤其是核大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这并不意味着武力军备就丧失了在战略博弈中的作用。相反，甚至可以说，武力军备仍然是战略博弈中决定胜负的最后的威慑手段。对美国这种特别崇尚武力的国家更是如此。这一点可以从美国战后的对外政策中窥豹一斑。冷战及冷战之后美国在东亚、加勒比地区、巴尔干、中东、北非和南亚发动了大大小小的十余场地区战争，尤其是最近20年来，比如，1991年第一次伊拉克战争，1992年出兵索马里，1994年8月轰炸波黑，1994年底入侵海地太子港， 1998年袭击苏丹，1999年空袭南联盟，2001年出兵阿富汗，2003年第二次出兵伊拉克，2011年空袭利比亚等等。其中一个最为显著地特征就是，这些国家的武器装备实力太弱，根本无力对抗美国强大的军事打击，更不可能把战线拉到美国本土从而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对于那些无力把战线拉到美国本土的弱小国家，美国从来都是不吝动用武力的。所以，二战之后，美国平均每隔两三年就可以发动一场地区战争，但是美苏争霸世界半个世纪，美国却始终不敢对苏联发动一枪一炮，这就是美国政治哲学的商业逻辑，也是美国大国博弈的最后的底牌。
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人比欧洲人聪明多了，欧洲人发动的两次强强对抗的世界大战不仅未能成就自己世界霸权的梦想，反而把自己打残废了。美国人知道，强强对抗、两败俱伤的零和游戏是不合算的，所以美苏争霸的最后还是不得不通过非军事手段决出胜负。事实上，中美之间不要说是一场核大战，就是一场常规战争，哪怕是落入美国本土的一颗炮弹都是美国所不可承受的，这是由当前美国经济的脆弱性决定的。
众所周知，上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美国低端制造业的大量外迁，以及金融衍生品的大量运用，美国的经济已经产生严重的实体经济虚拟化，虚拟经济泡沫化的趋势。根据南开大学最近的一份研究资料显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制造业创造的产值占美国gdp的27%以上，到次贷危机暴发前的2007年，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11.68%，对美国gdp贡献最大的行业已是金融、房地产服务业(不包括住宅建筑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美国金融、房地产服务业的利润总额占美国企业利润总额的40%以上。
从经济全球化的整体格局来看，这种经济产业结构的形成源于由成本差异导致的国际经济产业的垂直分工，产业经济的垂直分工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成本，从而可以实现资源的全球配置。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下所形成的这种全球经济产业和市场的垂直分工模式，在和平年代自然非常受用，也看不出什么问题。然而，一旦爆发战争，尤其是大国之间的战争，不仅国际间的贸易将竖起篱笆，国际贸易和海运通道将被割断，经济产业的全球链条必将断裂。经济产业结构和经济体系不健全的国家显然更容易面临经济崩溃的风险，同时也暴露出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战略软肋。这意味着，一旦中美开战，只需一颗炮弹落到纽约，便可以造成大量金融资本逃离美国，致使美国的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以及美元指数的三重大崩盘，虚拟化和空心化了的美国经济顷刻便能崩溃。一旦美国崩盘，美元随之崩盘，美国要再想收拾残局，那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这正是美国经济的脆弱性所无法承受的。相比起来，中国的经济由于金融业和服务业所占的比例较小，经济结构相对比较合理，也因此而更具中美军事对抗的抗震能力。
此外，2010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生产国。全世界约有500种工业产品，其中 220种产品中国产量世界第一。其中，2010年中国钢产量是美国的3.6倍；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规模位居世界第二。从基础设施的角度看，中国主要通讯基础设施拥有量已经超过美国；中国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能力已居世界首位；2010年中国高速公路里程已达7.4万公里，接近美国的7.5万公里；中国高速铁路里程达到7531公里，是全世界高铁运营里程最长、速度最快、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2015年中国高速公路里程将达11万公里，大大超过美国；中国高速铁路里程将达到1.2万公里；2010年中国具有大学以上教育的人口1.2亿人左右，位居世界第一，中国从事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已经先后超过日本、欧盟(27国)、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研发人才国家。上述种种数据说明，建国60年来，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隐忍不发，中国社会已经在基础设施、工业制造、科技进步、人才储备等多方面具备足够的自我循环的造血功能。如果中美之间发生不可避免的军事对抗，那么这场战争相对于中国充其量就是一场龙卷风，龙卷风过后，以中国的基础设施、工业生产能力、人才储备资源等等，30年过后就可以再造一个强大的中国。二战之后，德国和日本的经济迅速崛起就是最好的证明。而对于经济已经高度虚拟化的美国，一场战争的龙卷风过后，除了国际金融资本逃离美国，美元变成废纸，经济社会全面崩溃，不知道经济空心化和虚拟化了的美国最后还能剩下什么。
毫无疑问，未来对美战略的策略运用中，绝不能少了武力军备元素，而且，武备的重点应该放在足以打击美国本土的战略武器之上，尤其是可以把战线拉到美国本土，甚至把战线固定在美国本土的战略武器装备之上。比如战略远程导弹、战略核潜艇、航母战斗群、战略轰炸机、第五代战略歼击机 、激光武器系统、可覆盖全球的卫星定位与武器通信系统等。尤其是战略核潜艇的隐蔽潜伏能力和二次核打击能力更具战略威慑力。“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中国的战略决策者必须明白，只有准备战争，才能避免战争。“以战止战”才是不易真理。强军才能保国，也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地缘战略和外交战略的对美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也只有击败美国，才能釜底抽薪，跨越障碍，实现复兴，赢得和平。
据说前美国总统罗斯福有句名言：“说话时尽量面带微笑，但手里要提着大棒”，中国需要以美国为师。
综上所述，在未来可预见的10年甚至20年之内，中美地缘战略和外交战略博弈的思路就逐渐清晰了。即：要争取以最小的地缘政治成本，实现最大的地缘战略收益，这就意味着中国对美战略博弈的指导思想应该是贴身擒拿，而不是导弹对射；美国经济产业的脆弱性决定了中美开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前提是中国必须具备把战线拉到美国本土的能力；对美战略的首要目标是把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从东经60°至东经180°的范围之内的亚太地区清除出去，并取得相应区域的制海权、制空权和制陆权，迫使美国必须为中国的复兴腾出战略发展空间；在具体的策略运用上，以削弱美国的实力以及剪除美国在亚洲的羽翼为战术重点。
这样以来，对美战略回归到实践的层面就可以更为简洁地概括为一句话：“剪除羽翼，削弱美国，伐谋为上，军备为盾”。关于“剪除羽翼”部分，本书将在后文中有更为详细的论述，本章节专论“削弱美国”部分。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点？
1.3.2，弱美策略：耗竭+断奶
“···遗之巧匠，使起宫室高台，尽其财，疲其力···遗其谀臣，使之易伐···”。
——《伐吴九术》
“国虽大，好战必亡”。
自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以来，美国取得了一超独霸的世界霸主地位。然而，这丝毫未能让美国的战争步伐稍作停歇，取得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国反而变本加厉，愈加穷兵黩武，对外出兵更是美国的外交常态。1991年第一次伊拉克战争，1992年出兵索马里，1994年8月轰炸波黑，1994年底入侵海地太子港， 1998年袭击苏丹，1999年空袭南联盟，2001年出兵阿富汗，2003年第二次出兵伊拉克。短短的13年之间，美国发动了8场大大小小的地区战争，几乎每隔一年半就来一场局部战争，对外出兵构成了美国外交的一部分。对于美国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全球的穷兵黩武，美国学者乔姆斯基在其《9·11》一书中更是直言不讳的指出“美国本身便是头号恐怖主义国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美国，世人每天从媒体看到或听到来自世界各地有关战争的消息将会减少很多。
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基地分布揭示了美国霸权背后的全方位主导战略。今天，美国的武装力量几乎已经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天之道，损有余而弥不足”。美国在全球的贪得无厌必然暴露其自身的脆弱性。毫无疑问，战争让美国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然而，战争也让美国背上沉重的财政包袱，并留下大国博弈的战略软肋。这就是，庞大的军费开支已经令美国不堪重负；沉重的债务负担已经构成美国经济振兴的巨大包袱；而更为可怕的是，美国经济的虚拟化程度已经注定了美国经不起未来中美军事对抗的风险。这三方面薄弱环节的叠加效应已经构成美国难以弥合的战略软肋。2010年美国国防部长20年来首次要求压缩军费开支，证明美国的扩张步伐已经显露疲态。2011年北非发生动乱，西方国家对利比亚采取武力介入政策，美国自二战以来在欧美的集体行动中第一次退居二线，可以看作是美国扩张疲态的延续。
人类的历史一再证明，政治野心膨胀所导致的无节制地对外扩张是要付出代价的。否则，天道何在？公理何在？既然美国已经露出扩张疲态，那就不要轻易让它走下战车获得喘息，接下来中国要做的就是运用自己的战略资源优势拖垮它，竭其能，疲其力，慢慢等待其自己倒下。此即当今国际关系理论中所总结的一个重要的国家竞争策略概念：“耗竭”。
美国历年军费开支占联邦财政收入的比例 单位：亿美元
从上述图表可以看出，自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以来到2010年，美国的军费开支增加了2.5倍，但是其财政收入仅增加了1.9倍，军费开支的增幅远远超过其财政收入的增幅。此外，从1991年开始，其军费开支一直保持在占国家财政收入的25%左右。1996年开始，军费占财政收入的比例有所下降，2003年第二次海湾战争以来，军费开支再次攀升到占财政收入的20%以上，2009年开始，美国的军费开支更是接近或者超过占财政收入的30%。不仅军费开支总额创下了美国军费开支的历史，其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也创下了历史新高。更具战略隐患的是，美国军费开支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已经接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前苏联崩溃前的水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美苏争霸升级，苏联开始全面发力，军费开支也逐年上升，1965年苏联的军费开支仅有320亿美元，1970年上升到550亿美元，1975年猛增到1100亿美元，1979年又增至1400亿美元，同年，苏联的军费开支占其财政支出的30%以上。到了80年代末期，苏联终于不堪重负，不得不向美国低头，接受美国的一揽子政治经济改革建议，然而为时已晚，1991年苏联帝国轰然倒塌，分崩离析。
根据国际军控机构的研究资料，近年来，美国的军备开支一直保持在占世界军费开支总额的50%左右。这意味着，美国一家的军备费用就占据了世界的一半。拿破仑有句名言：上帝欲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庞大的军费开支构成了美国财政赤字的一部分，2010年美国的军费开支高达7000亿美元左右，而当年联邦财政赤字大概1.3万亿美元左右，军费开支占其财政赤字的55%左右，这说明美国大部分赤字开支都用于枪炮制造、对外驻军和打仗去了。近20年来，为了维持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存在，美国政府不得不继续发债，扩大赤字，致使联邦政府债台高筑，危机重重。
2008年美国军费开支占世界的比例
1940—2009年美国国防预算支出
1965—2010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
从上述图表可以看出，美国的联邦政府债务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大幅上升，并迅速脱离2万亿美元的底部区域，直奔14万亿美元大关，增幅高达7倍左右。美国的军费开支则从八十年代前期开始大幅上升，从1000多亿美元直奔7000亿美元大关，增幅高达7倍左右。通过对两种曲线的比较可知，第一，军费开支的大幅增长先于联邦债务的增长，第二，联邦政府债务上升的节奏和美国军费开支的逐年增长节奏几乎是平行向上。这种美国的军费增加和债务上升的趋同走势，足以说明美国在全世界的军事行动已经构成美国债务负担的罪魁祸首。换句话说，是军备和战争推升美国联邦债务的高企。事实上，2010年美国军费开支占其年度财政赤字的55%以上，已经证明了上述结论。
2011年1月美国联邦债务总额超过14万亿美元，占美国2010年全年GDP的100%左右。还不仅仅如此，如果考虑到美国的地方债务、企业债务和私人债务，2010年美国的各类债务总额超过65万亿美元，已经超过美国全年GDP的4.5倍。如果把美国比喻成一家公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的美国已经滑行在破产的边缘。
包括联邦政府债务在内的美国各类债务占GDP的比例
此外，从美国的经济结构来看，美国已经经不起与像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直接军事对抗的折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制造业创造的产值占美国GDP的27%以上，到次贷危机暴发前的2007年，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11.68%，而且，这其中的80%又都与军事工业有关，与生活用品相关的轻工业占比很少。对美国GDP贡献最大的行业已是金融、房地产服务业(不包括住宅建筑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美国金融、房地产服务业的利润总额占美国企业利润总额的40%以上。这意味着，一旦中美军事直接对抗，只需一颗炮弹落到纽约，便可以造成大量金融资本逃离美国，致使美国的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以及美元指数的三重大崩盘，美国经济顷刻便会崩溃，失去金融和地产等服务业的美国还会留下什么呢？尤其是美元崩盘将导致美元的购买力变的一文不值，由于美国经济结构的不健全，导致大量生活用品短缺，这意味着缺少传统制造业的美国其国民生活用品都必须从外部购买，但崩盘之后变成废纸的美元还能买什么呢？前苏联崩溃的悲剧殷鉴不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战争对美国可能的打击绝对是美国所无法承受的。而美国要振兴它的制造业，由于美国劳动力成本的大幅上升，美国早已丧失了比较成本优势，要重操旧业恐怕没有那么容易，也许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和虚拟经济的高比例已经构成美国外强中干的一幅虚幻景象，以美元霸权所构筑的虚拟经济的繁荣幻想早已令美国危如累卵，其经济结构的脆弱性已经构成美国最为棘手的国家对外战略软肋之一。
附图：2008年中外国防费用投入水平
中国历年军费开支及其占财政收入的比例 单位：亿元|人民币
从上述图表可以看出，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的军费占财政收入以及GDP的比例就一直在下降，但军费总额却呈直线上升态势，这说明中国的经济质量和财政能力在大幅上升。同时，从中国的军费开支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来看，无论是军费总额、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占GDP的比例、人均国防费用、军人人均国防费用等多个指标来看，中国的军费开支都还有大幅提升的空间。即便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一倍，也只是达到发达国家的中上等水平。同时，略高于中国在90年代初的水平。这说明对于中国的经济基础而言，即使军费增加一倍，仍然是财政经济可以承受的安全范围。然而，疲态尽显、经济乏力的美国却不可能承受军费再度翻番的负重。
附表：1998——2008中美工农业总产值和建筑业总产值比较
从上述图表可以看出，如果以实体经济核算，2008年，中国的农业、工业和建筑业三项产业即实体经济总量已经超越美国。实体经济代表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而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财富，仅仅是财富分配和财富转移的手段。这正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在和平年代和战争年代所体现出的不同的战略意义。然而，长久以来，国家经济产业结构的战略意义因为经济全球化的表面繁荣而被严重的忽略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实体经济总量已经可以提供足以对抗美国的财富物质基础。另据意大利安莎社2011年3月14日报道，国际研究机构“环球透视”的一份调查研究报告显示，按照当前汇率计算，2010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当年中国制造业产值跃升至1.99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2.3%)，美国制造业产值则为1.95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6.6%)。同时，中国2010年制造生产份额占全球比例的19.8%，而美国的该项数据为19.4%。同时，2010年中国的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为34.7%，美国的该项数据仅为13.3%。中美两国的经济结构的安全性以及经济成长的动力差距可见一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美对抗将令美国更加难以承受。
此外，从经济发展趋势来看，由于中国的产业升级和产业调整正在进行中，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高端产业，提升的空间都相当巨大，而美国的制造业受制于成本上升和产业的天花板效应，发展空间已经相当有限。上述数据说明，排除汇率变动的影响，如果不出所料，10年以后，中国的制造业产值将接近美国的两倍。届时，中国不仅是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也必将成为制造业强国。
可以预料，只要中国的内政决策不出现大的失误，并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经济的平稳增长，伴随着中国的产业经济逐步升级，经济结构更加合理，财政支付能力也必然逐步增强，同时，伴随着高科技武器装备的逐步更新和扩充，未来中国的对美战略博弈必然信心更强，优势更大。
从上述一系列的数据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美国庞大的军费开支、沉重的债务负担以及美国经济的虚拟化三者的叠加效应已经构成美国难以弥合的战略软肋。第二，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可以为中国的军费大幅提升提供持久而健康的物质保障。相对于美国，在军费开支的潜力上，中国已经具备压倒性的战略优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军备竞赛已经悄然成为中国对美战略的最大王牌。同时，也是中国贴身擒拿美国，即弱美策略的最佳王牌：“耗竭”。竭其能，耗其力，而后令其俯首称臣或者自毙。
20年的韬光养晦、隐忍不发，终于迎来了中美战略对决的攻守易势。
2010年以来，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中国周边的岛屿和领海争端升级，面对美国在东海和南海大规模军演的咄咄攻势，这无异于送给中国军备竞赛最好的借口，很遗憾，中国未能及时做出强有力的战略回击。众所周知，由于美国参加军演的航空母舰舰载武器装备的作战半径足以覆盖中国的北京、天津、上海、青岛等重要城市，美日、美韩军演行动已经对中国构成了明显的安全威胁，其军事威慑的政治意图更是昭然若揭。为什么中国不能借机启动自己手握的战略王牌呢？相比之下，俄罗斯的军事、政治斗争意识要强烈许多，如08年的金融危机当口，美国自顾不暇，俄罗斯不失时机地迅速出兵格鲁吉亚，次年宣布强化远东的战略布局，2010年普京政府更是宣布启动20万亿卢布（约合6500亿美元）的军费预算案，这无疑是苏联崩溃以来，俄罗斯对美战略对抗中最具战略意义的进攻态势。
本书可以预料，在未来可预见的10年甚至20年之内，以战止战的军备竞赛策略将是中国对美战略博弈的最佳王牌。理由有四，其一，面对中国在经济总量、金融货币、科技水平、军事实力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等多方面尚不具备战略优势的条件下，财政收入的稳健增长是中国对美战略博弈最为坚实的战略优势。其二，狭路相逢勇者胜，当对手越是走近的时候，只有磨刀的声音越响亮，才越能赢得安全。军备竞赛堪称进可攻、退可守，可谓攻守兼备的完美之策；其三，也是最为重要的，无论是短期、中期还是长期，大幅提升国防和军备预算，加快高端武器的研制和更新步伐，提升军队的整体战斗力，都符合中国复兴的战略选择；其四，正如前文所分析，现代工业和信息化条件下的“以战止战”以及战前的军备扩充已经改变了传统的战争和军备的意义，即以高科技武器装备为依托的扩军备战已经不是纯粹的资源消耗。相反，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武器装备的科技水平提升可以带动产业经济崛起和加速国家复兴。换句话说，扩军备战所带动的军工产业的升级换代已经成为产业经济崛起的先导和国家综合实力崛起的助推器。
正如前文所述，中国复兴的战略目标绝不仅仅是蜗居内陆腹地，或者苟安于东亚一隅，而是要具备塑造世界格局的能力，并重回世界的中心位置，光复昔日大国荣耀，造化天下。“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衰弱以致被动挨打最为沉痛的历史教训使然，也是西方肢解和侵略中国所留给中国的一项最具价值的政治遗产。
古今中外的兵典理论在突围战略的制定和选择上无不遵循着两个原则：一是抓住关键环节，解决主要矛盾，即所谓的蛇打七寸，或者擒贼先擒王，射人先射马；二是避实击虚，选择从最薄弱环节突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外交所面临的最大难点就在于上述两者无法合二为一，即：美国既是中国外交的主要矛盾，偏偏又是最强大的环节。
二战之后，由于美国霸权的延伸，尤其是在东亚地区的霸权存在，美国因素构成了新中国最为关键的外交战略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只有先搞定或稳住美国，中国才能赢得主动。韩战和越战令美国灰头土脸，不仅打出了新中国的威势，而且令中国迅速从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困境中摆脱出来；中印之战则是利用美苏古巴导弹危机升级，无暇插手南亚事务而得以速战速决；70年代末期中国出兵越南则是在中美关系升温的大背景之下再次得以速战速决。这些都是典型的例证。正是由于美国因素既是中国外交的主要矛盾，又是最强大的一个环节，因此，多年来中国的外交战略决策也格外小心谨慎。如果说当初毛泽东选择打击美国是因为美国的霸权之手伸得过长而不得已而为之，那么，未来中美之间可能的对抗同样是因为美国的霸权不肯退出亚洲而中国的不得已而为之。
同时，国际竞争格局已经今非昔比。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此前由于中国不够强大，美国从未把中国列为首要对手，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必然视中国为首要对手。正如前文所述，这是美国霸权战略的指导思想使然。这意味着，在主要矛盾和最薄弱环节两者不能合二为一的前提之下，中国必须再次盯住美国因素这个主要矛盾，并寻求从美国这个最强大的环节寻找最薄弱之处，强势突围，加速前行，从而实现弯道超车。本书认为，美国这个最强大环节的最薄弱之处正是军备竞赛。
可以设想，假如中国效仿俄罗斯，突然宣布军费翻番，全速发力，大规模建造和更新诸如远程战略核导弹、航空母舰战斗群、战略核潜艇、战略轰炸机、超级战斗机以及航空航天、激光制导等这些当代战略威慑武器装备，世界会如何反应呢？
最直接的结果可能是从亚欧大陆的南北两侧向西部产生冲击波：在北方，由于中日、日韩、日俄存在不同程度的领土争议以及俄欧关系对立，中国的军费翻番必然刺激日本，日本刺激韩国和俄罗斯，俄罗斯进而刺激整个欧洲；在南方，由于中印、印巴存在领土争议，中国的军费翻番必然刺激印度，印度刺激巴基斯坦，然后继续向西，波及整个穆斯林世界。从大的世界格局来说，这就意味着，一旦中国启动军备竞赛的旋转木马，无论美国是否跟进，美国都败局已定。
理由很简单，如果美国不跟进，这意味着当前由美国塑造的世界格局必然发生美国难以掌控的裂变，大国角逐的形势更为复杂，新旧势力交替的矛盾更加突出，结果必然是美国的霸权优势逐步丧失，直至由美国构筑的国际格局最终分崩离析，重新洗牌；若美国想维持现有的世界格局，就必须跟进军备，强化其在全球的领导地位，这无疑需要进一步扩大军费开支，而这却是美国的财政经济所无力承受的。由于当前中国军费开支只占美国军费开支的六分之一（2010年中国军费预算5321亿元人民币，相当于849亿美元，国外媒体普遍认为大概在1190亿美元左右；美国军费预算6980亿美元。同年，中国的中央财政收入大约1.6万亿美元，美国的联邦财政收入大约为2.3万亿美元），这无异于中国以1个铜板的消耗至少可以撬动美国6至8个铜板的消耗，而美国的财政收入仅为中国的1.4倍，很显然，这是美国绝对难以承受的。只有军备竞赛才能带动美国加速飞奔，增大消耗，美国的战略软肋必将在此付出沉重代价，其跟进军备竞赛的结果就是被中国拖垮，最终耗竭而亡。
同时，面对中国军备竞赛的战略攻势，对于美国这无疑是一个想攻而无处下手，想守又守不住的两难选择：打又打不得，拼又缺乏后备实力。更无异于一场追魂索命而又挥之不去的世纪噩梦。因此，它跟进或者不跟进，都败局已定，区别就在于后者可以让败局来的迟缓一些，可以为美国赢得战略调整的时机，并维持美国在亚洲之外的军事存在，从而来延缓美国世界霸权的崩溃期限。因此，面对中国军备竞赛的战略攻势，投子认输，撤离亚洲，这是美国最为明智的战略选择。
可以预料，一旦中美军备竞赛开打，中国便可以不必再遮遮掩掩、缩手缩脚的韬光养晦，大可把牌撂倒桌面上，与美国打明牌（之所以要打明牌，这同样是出于策略的考量，因为只有打明牌，甚至越是高调才越能激起欧亚大陆军备竞赛的连锁反应，并以此来增加美国的全球战略压力，也才能分解中国在亚太地区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从而加速美国霸权的崩溃进程），迫使美国要么弃子求活，撤离亚洲，要么亡命跟进，积累风险。以今天世界格局的演变速度，以及美国的财政经济现状，不出10年便见成效，10年不成，就20年。只是，美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还能再承受几个10年？
此外，为了配合军备竞赛的“耗竭”策略，中国尚可以充分利用手中掌握的巨额美国国债和美元储备在国际金融市场采取拉锯式来回抛售和买进操作，从而形成美元的大幅波动，打击美元的国际信用。切断美国通过向国际发债进行融资的外部资金来源。即“断奶”策略。
2010年11月11日，上证交易所中国石油的交易盘面上，短短20分钟的时间中国石油的股价被迅速拉升接近涨停板，当日收盘涨幅高达7.69%，但换手率仅有0.09%，尚不足中国石油流通盘的百分之一。当日市场仅以不足18亿元的成交量撬动1800多亿元的流通市值，更是撬动中国石油2200多亿元的总市值。这充分说明在金融市场上，以很小的杠杆就可以撬动巨量的资金盘面。到2010年底，中国外汇储备超过2.85万亿美元，持有美国国债超过一万亿美元，占美国国债外国持有量的25%左右。以中国手里握有的巨额美元和美国国债资源足以撬动美元的大幅波动，同时利用期货市场的高杠杆效应，做成石油和美元指数的双重下行也未必不可能。
2009年3月至2011年3月的两年期间，国际石油价格以及大宗商品价格和美元指数的走势就出现了这种吊诡的背离现象。伦敦布伦特原油价格从每桶47美元一路涨到119美元，涨幅高达253%，同期的铜、铝、锌、铅、棉花等等大宗商品价格更是涨幅达到250%—350%之间，而美元指数同期只停留在89—75之间，即在15%的幅度之内上下震荡。这足以说明美元指数和以美元计价的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不仅不像西方经济学原理所灌输的那样具有必然的同步反向联动，而且事实证明二者完全可能发生大幅价格背离，甚至是同步同向联动的趋势。比较耐人寻味的是，这种不符合西方经济学原理的背离现象却对中国产生了严重的双重负面影响。美元的贬值导致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价值缩水；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推高了中国的输入性通货膨胀以及资源、能源成本。虽然目前还无法断定这是国际金融资本针对中国的一种人为现象，至少，这说明中国也可以利用手里握有的美元储备使美元指数和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生背离。为什么不能呢？背离的事实已经存在。因此，通过美元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同步同向联动操作，这无疑不仅可以降低中国进口资源和能源的成本，也必将重创美元的国际信用，切断美国通过发行主权债务从外国进行融资的筹资渠道，最终实现对美“断奶”策略。
2009．1—2011.3国际石油价格和美元指数走势
上图：伦敦布伦特石油价格 下图：美元指数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持有巨量美元储备和美国国债的合理性遭遇了来自中国朝野上下的多方质疑。然而，在本书看来，中国扩大美元储备、购买美国国债的最大错误不在于美元储备的数量以及购买美国国债的多少，而在于购买之后的消极持有和主动锁仓，这一消极行为却在无形中把它变成了“死”的资产。这显然说明了中国对美投资的主要动机缺乏更为深层的战略考虑。面对美国在东海和南海的军演挑衅以及对台军售和对人民币汇率的公然干预，中国手里握有的大量筹码不仅没有配合中国的对美战略博弈，反而为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奠定了坚实的货币信用基础。从战略层面来说，这无异于在无意识中支持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围堵和遏制。
2008年美国国债外国持有量及其占比
十年弱美，二十年擒美，我们距离这一天并不十分遥远。
“耗竭+断奶”其实就是目标指向竭其能、疲其力的“堵流截源”策略。早在两千多年之前，中国人就发明并成功进行了实践。2500年前，吴越争霸，文种以“伐吴九术”献于勾践，并联手范蠡最终协助勾践击败吴国，开创了一个绝地求生、败战复国的经典案例，越国也因此一举成为春秋时代的霸主之一。而伐吴九术的核心思想就是“竭能疲力”。上世纪80年代美国以同样的策略击垮了苏联。当时，针对前苏联的财政状况，美国一方面启动军备竞赛，耗竭苏联财政，另一方面在国际市场大幅打击石油价格，令苏联通过出售石油获得财政收入的来源大打折扣，最终苏联经不住美国军备竞赛拖累，终于于1991年轰然倒塌、分崩离析。遗憾的是今天的美国没有汲取前苏联崩溃的历史教训，不惜债台高筑，滥发货币，穷兵黩武，逆天悖道，最终还是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大国博弈战略软肋。
1.3.3，立于不败：争取“三斗一”
正如前文所述，今天的世界政治舞台上基本上是以美国、欧盟、中国和俄罗斯为四大主角，中国作为世界最为重要的大国力量之一，玩好大国政治博弈游戏是实现国家战略目标不可动摇的思想主轴。换句话说，大国政治博弈理应成为中国外交的主战场。否则就是主次不分，轻重不分。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大国政治游戏从来都居于大国国家外交战略的主导地位，尤其是二战之后的国际政治实践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点。如冷战时期美苏争霸半个世纪，双方互有攻守，但双方仍能继续维持力量“均势”。然而90年代初期苏联的解体不仅令俄罗斯在对美外交战略博弈中处于守势，在东欧、高加索和中亚地区，俄罗斯的地区外交同样节节后退。而美国由于在这场争霸中胜出则显示出了全方位的战略攻势。国际政治斗争的残酷现实证明了国家利益的博弈结局依然在延续赌牌牌局中的“胜者通吃”现象。
这说明作为世界最为重要的大国政治力量之一，区域战略必须服从于全球战略。只有先下好大国政治博弈这盘大棋，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因此，从对美外交博弈的外围环境以及今天全球化背景之下国际竞争格局来看，中美对决的成败在一定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外交在中、美、俄、欧这四大势力之间合纵连横的成败。
二战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美国、欧洲、俄罗斯（原苏联）和中国这四大政治势力基本上保持了二对二的东西冷战格局，即美欧对中苏。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70年代中美关系升温，世界格局开始形成三斗一的态势。90年代，苏联崩溃，冷战结束，美国的“一超”地位凸现出来。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三对一格局的形成源于原苏联帝国的扩张政策导致中苏同盟出现结构性矛盾，中苏关系的恶化，以及苏联入侵阿富汗，又进一步促使中美关系升温，从而有机会形成了三对一的战略格局。历史的经验表明，在中、美、俄、欧四大势力之间，二对二可以保持一定程度上的“均势”格局，而三对一则必然一家输。
冷战之后，美国获得了一超独霸的优势地位，开始重拾进攻性的对外扩张政策，并利用自身在北约中的主导地位偕同欧洲在亚欧大陆的东、西、中三面强势介入，企图全方位主导亚欧大陆。从大国博弈的角度来说，由于中国外交的韬光养晦政策显示出一定程度的超然态度，中、美、俄、欧之间再也没有形成二对二的战略格局，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美国一超独霸地位的存在。其间，中国之所以采取一定程度的超然态度，主要是由于国内、国际存在两方面的现实因素：一方面，中国急需进一步积聚能量，通过继续经济改革和工业化进程来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和军事方面的实力差距，恢复冷战不符合中国的改革开放战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80年代之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美、俄、欧这四大势力之间战略利益的复杂性已经远远超过冷战时期。众所周知，70年代中美建交之前，不仅美国敌视中国，欧洲除了法国戴高乐政府之外的主要大国基本上都跟随美国敌视中国。再加上经济的全球化尚不明显，彼此之间的经济依赖度并不是很高，因此，当美欧结盟拉起铁幕对抗苏联帝国的时候，美欧作为中苏共同的敌人，中苏结盟就是一种必然的战略选择。70、80年代，中美关系升温的同时，中欧关系也同步升温，尤其是中法关系远远好于中美关系。冷战之后，虽然由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霸权存在，中美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战略矛盾冲突，但是基于经济利益的需要，中欧之间不仅不存在结构性的战略冲突，而且还存在一定的经济利益链条。然而，因为北约的存在，美欧之间事实上又在战略上是一体的，这就增加了中国战略选择的难度：如果选择中俄结盟对抗美国，由于美欧战略一体，这无异于轻率地把欧洲推到中国的对立面，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因此，冷战之后，当美国主导的北约势力在东欧、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继续扩大冷战的胜利成果，对俄罗斯采取战略攻势的时候，中国则配合国内的改革开放要求，提出了“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对美、欧、俄之间的战略博弈显示出一定程度的超然态度。
客观的说，虽然中国的韬光养晦外交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发展经济、积聚实力的外部安全与和平时机，但是其负面效应也逐渐显示出来，典型的例证就是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基地布局对中国所形成的“U”型包围态势：从日本、韩国、菲律宾、新加坡，到印度洋上的查戈斯群岛、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在中国周边这一“U”型阵线上布满了美国的军事基地。其中，新加坡、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美军基地都是进入新世纪之后刚刚布局的。目前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的驻军人数大概在20万人左右，占美国海外驻军总人数的60%上下。中国人要明白，美国大兵不是去玩儿的。事实上正是这一美国军事霸权在亚洲的存在，导致了中国周边部分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盟国不时的挑战中国的外交底线，日本、韩国、菲律宾、越南等国不断地制造地区冲突事件。近年来，中日钓鱼岛之争、南海岛屿之争等逐渐升级，再加之美国的推波助澜，大有群殴中国的迹象。
如果说“9·11”事件之后美国的主要精力重点在反恐，那么，在结束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之后，由于中国的实力上升，并危及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霸权格局，美国很有可能将把中国列为未来美国对外战略的首要对手并加以遏制。这意味着，无论是通过战争手段还是非战争手段，未来中美之间的巅峰对决都将难以避免。
然而，20年河东，20年河西。经过冷战之后20年的经济和政治格局的演变，今天，在中、美、俄、欧四大势力之间，由于中俄边界纠纷已经解决，而中欧距离遥远，中俄、中欧之间除了文化价值观的不同而有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猜忌之外，并不存在结构性的战略利益冲突。相反，美欧、美俄、俄欧以及中美之间同时存在着结构性战略矛盾冲突，这种多重双边结构性战略矛盾的存在，一方面凸显了美国正处于最沉重的结构性战略矛盾的漩涡地带：中、俄、欧三家同时与美国存在难以调和的战略利益冲突；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中、俄、欧三家联手围猎和遏制美国霸权时代的来临。在本书看来，目前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利用上述结构性战略矛盾，联手欧洲和俄罗斯，协调立场，步调一致，促成大国政治博弈“三斗一”格局的形成。从而为中美之间的巅峰对决营造立于不败的外围大势。
首先是美欧之间已经出现了结构性战略矛盾，即欧元和美元的国际货币主导权的争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消耗，欧洲于19世纪之后建立的霸权格局崩溃，实力明显下降，并退居次席。当时出于遏制苏联的需要，美国实施了著名的“马歇尔计划”扶持欧洲复兴，到了上世纪80年代，欧洲主要大国如英法德等国家基本上已经从二战的废墟中站立起来。同时，伴随着欧洲经济合作程度的加深，尤其是欧盟的成立，欧洲各国逐渐以一个整体的政治形象发声，有力的维持了欧洲的大国政治地位。1999年欧元诞生，2002年欧元正式启用，欧元的启用标志着欧洲的经济整合进一步加强。同时，由于欧元区经济总量和美国经济总量相当，且有多个政治大国，科技和军事实力不容小视，欧元作为世界贸易的主要储备货币之一，很显然将不可避免地危及美元国际货币结算的统治地位。资料显示，欧元诞生以来，美元在全球的国际储备比例已经从此前的85%左右下降到60%左右。众所周知，今天美国的霸权主要得益于美国超强的军事实力和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二者互为支撑的霸权地位。正是由于超强的军事实力，美国才得以把美元信用和美国国债信用维持在一个神话般的水平。缺少了美国的军事霸权实力，美元的国际信用将大打折扣；而没有美元信用，美国就无法通过债务扩张和美元的“铸币税”来支撑美国的军费投入和军力提升，即通过扩张主权债务，开动印钞机，以纸美元换取实物资产。对于美国的霸权来说，武力和美元，二者缺一不可。欧元的诞生毫无疑问将危及美元的统治地位，并构成美国霸权崩溃的主要因素之一，这正是欧洲和美国难以调和的结构性战略矛盾所在。欧元的国际地位提升对于美元来说，如果不用“断头铡刀”来形容，至少也构成了美元统治地位的最有力的挑战。可以预料，只要欧洲能够维持欧元的稳定，并继续新成员的加入，未来欧洲和美国的战略矛盾必将进一步加深，伴随着欧洲主要国家大国意识的觉醒，欧美必将反目，而最终的结局很可能是欧洲突破由美国主导的北约的限制，自成一格，北约解体。欧盟将以自身的实力构筑自己独立的武装力量，形成真正的世界一极。如果这一局面果然形成，毫无疑问，这将构成美国霸权格局崩溃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其次是美俄之间难以调和的战略矛盾的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苏曾经联手对付以德国为首的轴心国的疯狂扩张。二战之后，欧洲衰落，鉴于苏联帝国的崛起和强大，为了防止苏联称霸欧亚大陆，同时也是美国走向全球霸权的战略需要，美国便不失时机地对苏联采取了长期的而有计划的“遏制”战略，即乔治凯南提出的“遏制”政策，随后形成美苏之间的冷战对抗。1990年，经过近半个世纪的东西对抗，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然而，由于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仍然不容小觑，冷战的结束并未让美国人放下心结，反而激起美国更大的、全方位主导世界的霸权欲望，北约的东扩以及反导体系在东欧的部署足以说明美国仍在进一步巩固冷战的胜利成果，继续压制俄罗斯。阿富汗战争打响之后，美国的军事基地进入中亚——这里曾经是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也是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美国的进入意味着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进一步受到挤压。因此，美国对中亚的强势介入也可以看作是美俄战略矛盾的延续。这决定了美俄之间的战略矛盾难以调和。毫无疑问，如果美国从上述任何一个地区退出，都意味着美国主动放弃冷战胜利的果实，这显然是美国所不愿意的，除非美国可以从其他方面获得比退出上述地区更大的战略利益。因此，可以预料，美俄之间的结构性战略矛盾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继续存在。
再次是俄欧之间的战略矛盾。关于俄欧之间的战略矛盾问题，应该说既有历史的渊源，也不能排除美国因素。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自16、17世纪以来，俄罗斯帝国与欧洲主要大国的政治矛盾就接连不断。从16世纪蒙古钦察汗国控制下的莫斯科公国，到20世纪苏联帝国时期，俄罗斯人从未停止对外扩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俄罗斯历史就是一部俄罗斯帝国的对外扩张史。期间，为了打通通往波罗的海和黑海的出海口，俄罗斯帝国在过去的两三百年间曾无数次向西扩展，波兰立陶宛王国、哈布斯堡王朝、德意志帝国、拿破仑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等等，都曾与俄罗斯帝国正面交锋，这也构成了俄罗斯与欧洲传统大国之间的不可磨灭的历史恩怨。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曾经和英法结盟对抗德国的扩在，然而，二战之后，由于美国的遏制政策，铁幕合拢，欧洲反手与美国结盟对抗苏联，这显然与美国主导的大西洋联盟不无关系，换句话说，二战之后俄欧之间的矛盾诱因在于美国。冷战之后，苏联解体，俄欧关系不仅未能获得根本改善，反而伴随着北约东扩和反导体系在东欧的部署，俄欧矛盾有进一步加深的趋势。不过，未来这一局面也许可以获得改善，其根本原因在于，美欧战略矛盾的加深必将导致欧盟的分离倾向。很显然，欧盟若要自成一格，并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势力，就必须摆脱由美国主导的北约的限制，同样，欧盟要脱离由美国控制的北约集团，改善俄欧关系就是一种必然的战略选择。而俄欧关系缓和不仅符合欧洲的战略利益，也符合俄罗斯的战略利益。不过，这可能需要时间，各方战略矛盾转换的时间，以及俄欧双方权衡战略利弊的时间。至于未来俄欧关系到底如何演变，时间会最终给出答案。
最后是中美战略矛盾。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中美处于战略对抗之中。韩战和越战让美国人明白，没有中国的许可，美国的势力难以登上东亚大陆。70年代到80年代，美国开始调整战略，一方面是出于对抗苏联扩张的需要，同时，美国也想尽快从越战中脱身，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80年代到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作为冷战中美国的最大敌人，苏联集团的瓦解意味着美国不再需要中国，中美关系再生波澜。89风波之后，美国更是带头制裁中国，进入90年代之后，中美冲突便接连不断，南海撞机事件，炸大使馆事件，支持台独、藏独、疆独等接二连三。由于这一时期中国致力于内部经济建设，提出“韬光养晦”的外交方针，中美冲突大多以中国的“隐忍”而很快获得解决。“9·11”之后，美国专注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两场反恐战争，中美关系表面上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缓和。然而，美国的地缘战略布局可谓“成就斐然”：先后在新加坡、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建立了多处海、空军事基地，并成功占领了阿富汗。如果再加上北约的东扩，以及对伊拉克的占领，从地缘战略的角度来看，冷战之后的20年，美国借助其“一超独霸”的历史机遇，总体上地强化了对亚欧大陆的全方位主导战略。
对于中国来说，冷战之后的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工业化进程、军事装备、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储备等等则有了质的突破，中国也进一步融入了世界。2010年，中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大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比之20年前明显上了一个台阶。由于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度急剧上升，中国走向海洋、走向世界的经济安全需要和战略需要也比此前的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然而，中国的外部战略安全环境却远不及20年前，典型的例证就是美国以接近20万人的兵力之巨在中国周边所构筑的“U”型包围态势，其中包括重点驻扎在日、韩的8万兵力左右，以及驻阿富汗的10万兵力。
毫无疑问，中国要实现21世纪的伟大复兴，走向海洋、走向世界，首先就必须突破美国构筑的“U”型包围态势。2009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泰国访问时高调向世界宣布美国“重返”亚洲。2011年6月，在新加坡出席第十届亚洲安全会议的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表示：“美国不会因为削减军费和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而减少对亚洲盟友的安全承诺，美国将深化和提升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军力”。2011年7月，正值南海纷争加剧之时，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强调：“美国不会离开。我们在该地区长期存在对我们几十年的盟友很重要，我们将继续存在于该区域”。中国要突破美国的包围，而美国却不愿意主动离场。这说明中美之间的战略矛盾和战略冲突将难以避免。
从上述分析可知，美欧、美俄和中美之间的结构性战略矛盾是难以调和的，对于美国、欧洲、俄罗斯和中国而言，任何一方的战略妥协和战略退让都意味着其战略利益的丧失。然而，美国作为欧、俄、中三家共同的战略矛盾交汇点，这显然已经预示着中、俄、欧三家联手遏制美国霸权时代的来临。从综合实力上来看，目前的美、欧、中、俄这四大势力之中，美国仍然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但是也存在着战略软肋，即：经济的高度空心化和虚拟化、高负债、高赤字三重危机的叠加效应已经显现。欧、中、俄三家的综合实力基本相当，但都不足以单独遏制或击败美国。其中，欧洲的优势在于金融货币和高科技产业经济，俄罗斯的优势在于军事和能源资源，中国的优势在于以工业生产能力为重要特征的经济总量和市场容量。很显然，中、欧、俄三家如果能实现优势互补，三家联手遏制和围猎美国，根据历史的经验，其结果必然是三家赢而一家输。这显然意味着今天的中、俄、欧三家手里都已经握有一手战略利益重组的好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协调立场，步调一致，避免落入美国“分而治之”的战略陷阱，同时把这手好牌打好。尤其是如何分化美欧同盟，将是中、俄、欧三家联手的关键。这显然将考验中、俄、欧三家的外交智慧。很显然，如果欧盟能借助欧元来推倒美元，并终结美国在北约中的统治地位；如果俄罗斯能在东欧、高加索和中亚地带清除美国的势力；同样，如果中国能把美国从中国周边地区清除出去——对于欧、俄、中三家来说，这些筹码足够分量，足够诱惑力，那么，未来中、俄、欧三家联手形成“三斗一”的战略格局就是可能的。
然而，美国绝不会束手就擒。如果说美国在亚欧大陆的全方位主导战略已经无法延续，那么，战略收缩就是美国的必然选择。即通过在局部区域妥协让步，诱使欧、俄、中三家中的任何一家追随美国，从而瓦解中、俄、欧联盟，最终分而治之。从美国的军事基地布局来看，目前美国在亚欧大陆的战略攻势和战略利益主要分布在四个区域方向：西欧和东欧方向、中东和北非方向、中亚和南亚方向以及东亚和东南亚方向。毫无疑问，美国在上述四个区域方向的战略布局旨在通过控制世界资源、能源以及海上运输要道，在地缘战略和能源战略上挟持和威慑欧洲、俄罗斯和中国这三大政治势力。美国要分而治之，就必须至少在一个方向上做出妥协让步。对于美国来说，最为难以决断的也许就是难以确定在中、俄、欧三个方向上应该从哪里做出妥协让步。
不过，从战略“均势”的角度来说，由于美国一超独大，而欧、俄、中三家均弱于美国，这意味着未来如果美国拉拢任何一、两家打压或遏制其中的一家，这都不符合被拉拢国家长远的战略利益——抑弱扶强，只能是弱者更弱，强者更强。因此，未来欧、俄、中三家中的任何一家如果与美国结盟遏制其中一家，都只能是增强美国的霸权实力，最终也必将受制于美国。“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欧、俄、中三家而言，如果大家都想活的比较滋润，就必须打破霸权，重构战略“均势”。毫无疑问，只有欧、俄、中三家联手三斗一，围猎美国，才是最佳战略组合。
结语：
正如前文所述，中国要确保自身的国家安全，并构筑亚洲安全框架，发挥中国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定海神针功能，进而铸就中国具备塑造世界格局的能力，无疑，建立亚洲地区的“四角支点”战略就是一种比较安全、可靠而又节约外交成本的地缘战略选择。然而，由于美国在亚洲的霸权地位，尤其是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导致了二者难以回避的博弈关系格局。破除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就成为中国复兴最为紧迫的地缘战略和外交战略目标之一。如果排除战争手段，那么，通过中国握有的战略优势资源，把美国的势力从亚洲调离，或者择机清除，无疑就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战略选择。考虑到对美战略的可操作性，在中美之间战略博弈的所有备选项里，以战止战的军备竞赛策略无疑就是个集众多优势于一身的优选：既能为国家外部安全增添砝码，又可以在手握主动权的背景下迫使美国战略收缩，主动离场，还符合中国的长远地缘战略目标，最为关键的，还是中国具备这个财政经济能力，甚至是举重若轻。可谓投一子而收多效。
《棋经》曰：“苟弈者当取势”。从外围战略布局来看，中国要构筑在亚洲地区的“四角支点”战略，成败关键将取决于对美战略博弈的成败，对美战略博弈的成败在一定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外交在中、美、俄、欧这四大势力之间合纵连横的成败，而合纵连横的成败最终很可能将取决于能否成功分化美欧同盟——要让欧洲人觉得，脱离美国主导的北约要比维持美国的霸权将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主权自由和大国荣耀。
可以预料，一旦在中、美、俄、欧之间形成“三斗一”的战略格局，即中、俄、欧联手围堵和遏制美国，外围大势即可围成。在亚欧大陆西端有了欧洲和俄罗斯的战略配合，中国在亚欧大陆东端收服日韩、掌控台海、稳定东南亚，以及实施对美贴身擒拿的“弱美策略”便可启动程序。事实上，不要说擒获美国，只要能争取对美战略博弈的攻守主动权，中国便可以决胜东亚（参见后文章节）。届时，不仅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台海统独之争，钓鱼岛之争、南海岛屿之争、中印领土之争等都将不是问题，同时，中国复兴大业所要构筑的“四角支点”战略也必将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2010年以来，中美冲突的风险正在加剧，美国通过不断地联合军演，策动东北亚、搅局南海，中国周边的地区安全形势显示出日益紧张的趋势。可以预料，伴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进一步增强，中美在亚太地区的权力争夺冲突将与日俱增。未来如果美国在台海统独之争、钓鱼岛主权之争、南海岛屿主权之争等问题上继续执意搅局，制造事端，挑战中国的忍耐度，那么，结盟俄欧，并启动对美军备竞赛的战略攻势将是中美之间攻守易势的外交转折。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在美国的驻军撤离亚洲之前，对美战略博弈的成败将决定中国在亚洲外交的一举一动，当中国走近亚洲外交对局的盘面时，一定要睁大两只眼睛，一只眼盯住对面的弈者，一只眼盯住站在弈者背后下指导棋的美国。从国际政治的外围大势来看，中美博弈的胜负关键很可能将取决于能否处理好中、美、俄、欧这四大势力之间的合纵连横大局。而中、俄、欧三家联手围猎美国的破局关键在一定程度上将取决于能否成功分化美欧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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