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明史视野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文明史视野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任军锋、林晖*　　

美国已故著名政治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指出，现代中国并非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它是一种披着现代国家外衣的文明，“可以认定，现代中国的历程是中国人与外国人合力将一种文明强塞进现代国家这一强制性框架的努力，而作为一种制度构造的现代国家是西方文明解体的产物。在西方人眼里，中国的奇迹在于其惊人的统一性。这一奇迹要是在西方，即意味着罗马帝国和查理曼大帝统治下的欧洲延续至今，且作为一个单一民族国家运转。”[1]　　

白鲁恂这一深刻洞见提醒我们，对于建立在世界伟大文明体之一即中华文明基础上的现代中国来说，其政治文化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而这正是任何企图认识现代中国的学术努力的基本前提。若沿着文明史的进路，政治与文化、国家与民族、政党-国家与民族-国家、毛泽东与孔夫子之间所谓的矛盾便可得到很大程度的化解甚至消弭，许多看似难以调和的矛盾，其内在的精神可以说是连续的、统一的，并未因为政权的兴替而被斩成数截。如果能够借助文明史的视野分析现代中国政治史，当代中国学术思想界想必会省却许多无谓的意气之争。　　

若从洋务思想大家冯桂芬于1861年完成《校邠庐抗议》算起，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正满一个甲子，再经一个甲子至1980年邓小平开启改革新政，现代中国历经两个甲子，终于走上民族富强的正轨，社会进步的常态。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中华文明在列强交逼下实现集体自救的强有力政治依托，其在现代中国政治史上发挥了且正在发挥着无可估量的作用。然而，作为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核心符号“五星红旗”，其文化意涵至今晦暗不明，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本文拟借助文明史的视角，分析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核心符号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丰富的政治文化意涵。　　

一、关于“五星红旗”意涵的诸多传言　　

有关五星红旗旗面上各个符号元素的意涵，坊间流传的说法主要有以下两种：①、五颗星中的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代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即所谓的“四民”，还有的说四颗星代表各民主党派。四颗小星环拱于大星之右，并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星的中心点，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和人民对党的拥护。整面红旗象征着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至于旗面上的两种主色调，据说其中红色象征革命，有的说代表烈士的鲜血，五星呈黄色，有象征中国人为黄种人之意。②、五星中的大星代表汉族，其它四星分别代表满、蒙、回、藏，象征“五族共和”，五位一体象征全中国，还有的说大星代表大陆，四颗小五星分别代表台湾、香港、澳门、海南（有的说是外蒙古）。旗面红色象征革命红色政权，黄色表示中华民族为黄色人种。　　

显而易见，诸如此类的解释根本经不住推敲。如果四颗小星代表“四民”，那么随着中国新的社会阶层（如律师、媒体人、职业经理人等等）的出现，应该再增加小星，这便类似于美利坚共和国的做法：即每接纳一个新邦，星条旗上即增添一颗星。若是沿着这一思路，仅凭常识，当初设计方案的制订者应该能够预见到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以便为后来者留下足够的补充修正空间。而认为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显然是牵强附会。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农联盟，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但它并非自外于工人和农民的组织。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整体，将大星附会成中国共产党，显然违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宗旨。　　

　1949年6月30日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总结指出，孙中山去世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两个基本经验：即在国内和国际建立两条统一战线，其中在国内，唤起民众，“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2] 按照五星红旗草稿提供者曾联松先生的说法，毛的这篇文章正是他当初的灵感来源，但从“国旗设计委员会”[3] 修改后的最终方案来看，将工人阶级降格为与其他三个阶级毫无分别的地位，显然与毛的这篇文章的基本精神相违背，即把毛泽东关于新中国作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之国性篡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阶级共和国”。如果国旗上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分别用五角星代表，国徽上却转而用齿轮和嘉禾代表，那么，国徽上方的五星又分别代表什么？将五星附会成“五族共和”与旗面上五星的几何比例并不匹配，说大星代表汉族，这恰恰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反对的“大汉族主义”，如果只有满、蒙、回、藏在国旗上有各自的象征元素，那么未能在国旗上有对应象征符号的其他少数民族将做何想？如果认为五颗星象征理想中的大中华各个地区，那么如今港、澳、琼既然已经成为中国主权的一部分，五星红旗上的四颗小星中应该去掉三颗才对。而认为其中有一颗小星代表外蒙古更是无稽之谈，不值一驳。　　

二、“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　　

本节标题语出太史公《史记·天官书》，原句为：“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这里的“中国”，往往泛指当时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中国以外，称“西方”、“夷狄”或“外国”。这里的“五星”，在先秦时代一般指岁星、荧惑、镇（填）星、太白、辰星，秦汉以降则分别对应于五行，即木星、火星、土星、金星、水星。在深沉而丰厚的中国古代星占学概念系统中，五星与五行、天象与政象、天文与人文、天道与人道之间往往存在着内在的有机联系，在天有日月星辰，在地有虫兽草木，即所谓观象察法，通神明之德，类天地之情，借以藏往知来，开物成务，观乎天文以示变，观乎人文以成化，政教兆于人理，祥变应乎天文。翻开中国古代文献，有关方面的记载可谓不绝如缕。按太史公书：“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隋书·天文下》有“日食既，人主亡，阴侵阳，下伐上。”按《旧唐书·五行志》：“夫灾变应天，实系人事，故日蚀修德，月蚀修刑。”《新唐书·五行志》指出，万物盈天地，五物为最大最多，即木、火、土、金、水，“其见象于天也为五星，分位于地也为五方，行于四时也为五德，禀于人也为五常，播于音律为五声，发于文章为五色，而总其精气之用谓之五行。”古人畏天，每遇天变，则知天之所以谴告，君王恐惧修省，罪己改过，集群臣直言政之得失，明选举，慎赏罚，进贤才，退不肖，闻过即改，从谏如流，以图转祸为福，化咎为祥。这或许正是前引白鲁徇所惊叹的中华文明维持千年一统的“奇迹”之所在。近百年来，虽然在政治上历经沧桑巨变，其文明之根系终能一阳来复，转危为安。　　

1995年，正值中国经济腾飞之际，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1号墓地8号墓出土了一件彩锦护膊，长　16.5厘米　，宽11.2厘米，时间大致在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锦面上织有两行醒目大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除了这一在古文献中常见的星占文辞外，锦面上还绘制有青龙、朱雀、白虎和麒麟四组动物，[4] 关于这四组动物与五行之间的对应关系，可参下表。“五星积于东方”、“五星出东方”，即五大行星在某段时间内，在日出前同时出现在东方，这种天象非常罕见，一般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出现一次，星占学上往往将其视为名主出现、改朝换代的大吉之兆：《文献通考·象纬十六上》有“周将伐殷，五星聚房”、“齐桓公将伯，五星聚箕”同书《象纬三》有“凡五星所聚，其国王，天下从”、“五星若合，是谓易行，有德受庆，改立王者，奄有四方，子孙蕃昌”、“四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五星不失行，则年谷丰昌”。据现代天文学推算，汉高祖二年即西元前205年五月至七月，确实有过一次五星连珠的天象发生，当时木、火、土、金、水五大行星都在黎明时出现在东方天空，而且会聚在井宿，为此，《汉书·高帝纪》有这样的记载：“（汉高祖）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沛公至霸上。”以历推算，岁星先主，四星相随，这里的东井，即秦地，汉王入秦，五星从岁星聚，当有圣人以义取天下。另据《新唐书·天文志》载：“大历三年（即西元768年）七月壬申，五星并出东方。占曰：‘中国利’。”《晋书·天文志》：“凡五星见伏、留行、逆顺、迟速应历度者，为得其行，政合于常，违历错度，而失路盈缩者，为乱行。乱行则为天矢彗孛，而有亡国革政，兵饥丧乱之祸云。”《文献通考·象纬考十六下》有：“庆历三年（即西元1043年）十一月壬辰，五星皆在东方，占曰，中国安宁。”　　

将五行学说发挥到极致的当数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和东汉班固《白虎通》，《春秋繁露》有阴阳五篇，五行八篇，天地阴阳一篇，《白虎通》则包括五行七章。其中五星、五行、五方、五帝、五官、五德、五事、五声、五色、五味、五兽分别对应。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木，五行之始，水，五行之终，土，五行之中，此为天次之序：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行相生以成器用，万物生灭，相胜相生，循环往复。木已生而火养之，金已死而水藏之，火药木而养以阳，水克金而丧以阴，土之事火竭其忠；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父子之序，其中以土最贵，五行相生相胜，君臣之义，父子之序，皆取自土。木居东方主春气，火居南方主夏气，金居西方而主秋气，水居北方主冬气，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土气乃五行最尊，天之股肱，其德茂美，不可名一时之世，以此由五行而入四时。为了明晰起见，笔者以这两部文献为基础，另参《淮南子·天文训》以及相关史书，表列如下：　　

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远非以往的改朝换代所能企及，对深谙中国古典文明史的毛泽东一代来说，在国旗设计上可谓下足工夫，用心良苦。也只有顺着这一思想脉络去解释，才具有说服力，才能凸显新中国作为文明-国家的丰富内涵。　　

关于五星旗上的两种主色调，说黄色代表中国人的肤色，明眼人一看便知，此黄非彼黄，简直风马牛不相及。稍读《周易》便知黄色在中国古代五行系统中的核心地位，《坤·六五》爻辞就有“黄裳元吉”，黄，中正美好之色，中即忠，外刚强内柔顺，忠诚之意，直率坦诚而能和顺，信用之意。按《程传》“坤虽臣道，五实君位，守中而居下，则元吉，谓守其分也。”《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按《程传》：“黄中之文，在中不过也。内积至美而居下，故为元吉。”按《易·文言》：“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这里“黄中通理”，即以黄居中，兼四方之色，奉承臣职，通晓物理，正位居体，居中得正，是正位也。美积于中，通畅于四体，发见于事业，德美之至盛。按《隋书·天文下》：“天子气，内赤外黄正四方，所发之处，当有王者。”《坤·上六》爻辞是“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千字文》开首便是“天地玄黄”，天玄而地黄，玄，天之色，黄，地之色也。“天地玄黄”，玄应指黑色，对应北方。国旗的红、黄两色，五行中分别对应火和土，火可生土，红色利于黄色。国旗以红色做底，黄色出于其中，似暗示必经红色革命，中土方可浴火重生而定。此外，红色对应南方，中国革命亦兴于南方，广东、井冈山，其后，我红军始蜿蜒龙行至北方，终得“北方玄水”，水火相济，终开出一番新天地。　　

按《淮南子·天文训》：“音有五声，宫其主也，色有五章，黄其主也，味有五变，甘其主也，位有五材，土其主也。”按《春秋繁露·五行》：“土者，五行最贵者也，其义不可以加矣。五声莫贵于宫，五味莫美于甘，五色莫盛于黄，此谓孝者地之义也。”五星旗旗面上的红（赤）黄两色与中华民族的始祖炎（赤）帝和黄帝适成对应，正合炎黄子孙之意境。五星中的大星当指镇星，有土德之瑞，土色黄，故称黄帝，黄帝，即轩辕氏，中央天帝，掌管雷雨之神，位居五帝之首，神国的最高统治者。黄帝既是三皇之一，又冠五帝之首，其核心地位自然无可质疑。五星皆黄，也能找到文献依据，前引《史记·天官书》中就有“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宁昌。”《文献通考·象纬三》有“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宁，歌舞以行，不见灾疾，五谷蕃昌。”　　

而将国旗上的红色附会鲜血，简直是无厘头的臆测，想象力贫乏真让人目瞪口呆。在绛、朱、赤、丹、红诸色中，由深而浅，赤属最正色。《尚书·康诰》有“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赤子，即百姓，暗示人民政权。赤道与黄道，两种颜色正是中国古代天文历算中的主色调。汉高祖就曾自称“赤帝之子”，据考证，从那时起，红色便成为中国人崇尚的颜色。汉以降，我国各地崇尚红色的风俗习惯基本趋向一致，并一直沿袭至今。　　

国旗上五星皆黄，似暗示本朝国运，份应五个甲子300年天下。大星衰而小星可上位化大星易之，四易而亡，终为金所替。黄色象土，红色象火，火土二象始终主本朝国运。土应火而生，下火上土，即坤上离下，是为“明夷”卦。按“明夷”本义，“夷”，伤也。为卦下离上坤，日入地中，明而见伤之象。“明夷”之前卦为“晋”卦，晋者，进也，进而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按《程传》：“晋者明盛之卦，明君在上，群贤并进之时也。明夷昏暗之卦，暗君在上，明者见伤之时也。日入于地中，明伤而昏暗也，故为明夷。”“明夷”，秉“晋”之德，然终伤于“晋”之急进。同样从冯桂芬于1861年作《校邠庐抗议》倡洋务算起，到1921年“明夷替晋”，也是一个甲子。洋务在中国如“日出于地，升而益明”，是故“晋”卦离上坤下，即火上土下，有日出地上之象，顺而丽乎大明之德。按“晋”卦本义“康侯用锡马藩庶，昼日三接”。所谓“康侯”者，治安之侯。离上坤下，象上之大明，而下亦能同德以顺附，是谓治安也。因治安，则能受宠，故曰“锡马藩庶，昼日三接”，言宠遇之至也。离上坤下，意谓上德耀下，下能承顺。洋务本是自上而下的。洋务乍兴，宠遇之势已不可挡，中国千年变局已定，亦是天命。“晋”卦之“上九（即此卦第六爻为阳）”为阳，以阳处上，刚之极也，此阳应于晋卦之上九，则谓进之极也。故第一个甲子末，洋务终以“五·四”等刚猛急进之象收场。至于辛亥之故事，已是命数所致，而非关运势延变之最紧要关节。　　

第二个甲子，即自1921年起，我党结社而兴，应于晋卦后之“明夷”卦。如按十年（1921-1931）作一爻，则明夷之“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初九”为阳，在明夷之下离上坤中谓阳明上升之象，故曰“于飞”；“垂其翼”，谓见伤之象，我党初兴即于大劫。“君子于行”，谓君子能明见伤之端，故行而避之。“三日不食”，言困穷之极也，此之谓我党退藏山间丛林以待时势之象。　　

1941-1951，在明夷即“九三”为阳：“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此爻本义为以刚居刚，在明体之上，即下离火之最上，而屈于至暗（上坤土）之下，故有向明除害，得其首恶之象。然不可以亟，故曰“不可疾贞。”我党处此爻而达至刚，即上升之象之极致。此爻讲狩，是为用兵，向南扫荡席卷势无可敌，然欲得“大首”，急切间却不可。　　

1966-1976，在明夷则为“六五”和“上六”。“六五”，即明夷之第五爻，为阴：“箕子之明夷，利贞。”此爻本义为“居至暗之地，近至暗之君，而能正其志，箕子之象也，贞之至也。”“五”，本为君位，然此明夷卦，“上六”（第六爻为阴，处最上）处坤之上，阴暗伤明之极者，故说要学箕子，是商纣之同姓近臣，尚且要自晦其明，避祸而藏，方可利贞。本朝有刘姓者处“君位”而不知避走，又有林姓者近上而不能自晦，仅邓姓者则学箕子而自晦其明，故终能利贞。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其本义为以阴居坤之极，不明其德以至于晦。始则处高位以伤人之明，终必至于自伤而坠厥命，此爻为明夷卦之终，又为明夷之极。明在至高（即第六爻，上），本当远照（“初登于天”），明夷既伤，故不明而反昏晦（“后入于地”）。此“天”，即此卦至高处；此“地”即此卦之上坤之地。地倒悬于上，是谓明夷之极也。地之倒悬，晦而无明，是故需“拨乱反正”。　　

火土之象，始终主本朝之变势运数：自我党勃兴，靠土地革命夺得天下，至第一个甲子（1921-1980）满，已经耗尽原先的火土之德，至于明夷之极。第二个甲子（1980-2040），国旗中原先那颗大星已经移位，让位给原先的一颗小星，这个小星大约是子贡后人。在我党主政天下之第三个十年，即1980年代，又是一场土地革命，土地再次悬于烝民之上。当然，火总能生土，如生得好，便是绝美瓷器，也就是中国本义，生得不好，便是窑变，窑变需要各种不合适的环境。本朝近二十年的发展，可以看做窑变，各种不合适的偶然性的要素太多，火太猛，土太多，还四处漏风。窑变的怪象在于，只知惊叹其罕见炫目成品，而不知同时必然有绝大多数陪葬的泥土。这算是方便的解释。　　

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代结语　　

2008年夏，人民共和国刚满一甲子，川蜀大地山崩地裂，死伤无计，国朝上下人心丕变，此后政象亦为之一新。1976年，周、朱、毛于是年首尾相继仙去，中经直隶京畿地动山摇，死伤枕藉。两年后即拨乱反正，重开纪元，改天换地，中国从此政归于常，实乃国人之大福，此时距中国共产党诞生正满一个甲子。　　

对于治人者来说，水旱疠蝗、三光错行，诸如此类的天变本身或许不足畏，然而真正当畏的却是，天变发生，在上者依然我行我素，浑然不知返躬修省，简政爱民。就星占学而言，与其说是古代人缺乏现代科学知识，还不如说它是古代人历史观和政治观的集中折射，按《新唐书·五行志》：“王者之有天下，顺天地以治人，取材于万物以足用，政得其道，取不过度，则天地顺成，万物茂盛，民以安乐，是为至治；政失其道，用物伤夭，民被其害而愁苦，则天地之气沴，三光错行，阴阳寒暑失节，水旱、蝗螟、风雹、雷火、山崩、水溢、泉竭、雪霜不时，雨非其物……天地灾异之大，皆生于乱政。”　　

当然，星占学很容易陷入穿凿附会，扰民乱政，历史上也不乏其例。[5] 然而，只要运用得当，却有可能为我们观察历史与当下提供全新的视角。据中国现有天文记录，五星上一次聚合（间距＜30°）的时间是西元1921年，这一年正好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时间，而1921年至1980年邓改革正满一个甲子。据现代天文学推算，下一次出现五星聚合的时间当在西元2040年。[6] 而这一年恰好是邓改革正满一个甲子之时。此似为中华国运之“天机”，天机不可泄露，然而现代中国既已进入寻求富强之正轨，如今似乎说穿也无妨。呜呼！在天命和人事之间，人类至今无法真正穿透其中之奥义。[7] 　　

在21世纪正跨入第二个十年之际，中华民族将面临更为艰巨的历史重任：即民族的精神重建和文化重建。我们完全有理由预期，下一个三十年将是这个东方古老民族脱胎换骨的阶段，我们在期待着她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带来更大惊喜的同时，也应当牢记自己作为中国人所承载的使命。不难想见，到那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文明-国家，五星红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其本身丰富的文明史意涵必将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　　

文章最后，还是让我们重温《诗经·大雅·文王》：“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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