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论除贪、大臣、俭约——读《日知录》札记

新春快到了，闲时随手翻阅顾炎武《日知录》，史部中有许多条目，说的是历朝历代的往事，似对今人仍有启发，故选其第十三卷中的三条，略加注释，随记所感。其中是非得失，请读者诸君评判。

《日知录》卷十三，有一条札记题为《除贪》，列举了历朝历代除贪之案例，或许对如今之老虎与苍蝇一起打尚有所启发。其云：

汉时赃罪被劾，或死狱中，或道自杀。唐时赃吏，多于朝堂决杀，其特有者，乃长流岭南。睿宗太极元年（公元七一二年）四月，制官典，主司枉法赃一匹已上，并先决一百（杖），而改元及南郊（祀天）赦文，每曰大辟罪已下，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系囚见徒，罪无轻重，咸赦除之，官典犯赃，不在此限（即贪官之罪不予赦免），然犹有左降遐方谪官蛮徼者，而卢怀慎重以为言，谓屈法惠奸，非正本塞源之术。

按：卢怀慎事见《旧唐书·卢怀慎传》，其上书言：“公犯赃污，微示惩贬，作牧遐方，便是屈法惠奸，恤近遗远矣。”“担赃负贿，侥幸或即蒙升，则赏罚无章，沮劝安寄，浮竞之风转扇，廉耻之行渐聩，其源不塞，为蠧斯甚。”其意皆谓对犯贪赃之吏，不能有赦怜之心，必须如此，吏治才能正本溯源。

其又云：

宋初郡县吏，承五季之习，黩货厉民，故尤严贪墨之罪，开宝三年（宋太祖赵匡胤年号，是年为公元九七〇年），董元吉守英州（今广东英德），受赃七十余万，帝以岭表初平，欲惩掊克之吏，特诏弃市，而南郊大赦，十恶故劫杀及官吏受赃者不原。史言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而不赦犯赃其一也。天圣（宋仁宗年号）以后，士大夫皆知饰簠簋（古代的食器，不廉而废者，称“簠簋不饰”）而厉廉隅，盖上有以劝之矣。于文定（即明之于慎行）谓本朝姑息之政，甚于宋世，败军之将，可以不死，赃吏巨万，仅得罢官，而小小刑名，反有凝脂之密，是轻重胥失之矣。盖自永乐（明成祖年号）时，赃吏谪令戍边，宣德（明宣宗年号）中改为运砖纳米赎罪，浸至於宽而不复究前朝之法也。呜呼！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毋贪，不可得也。

其续云：

有庸吏之贪，有才吏之贪，《唐书·牛僧孺传》：穆宗初为御史中丞，宿州（今安徽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赃当死，中贵人为之申理。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贷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禄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缚有才者。安禄山、朱泚，以才过人，故乱天下。”帝是其言，乃止。今之贪纵者，大抵皆才吏也，苟使之惕于法，而以正用其才，未必非治世之能臣也。《后汉书》称袁安为河南尹，政号严明，然未尝以赃罪鞫人。此近日为宽厚之论者，所持以为口实，乃余所见数十年来，姑息之政，至于纲解纽弛，皆此言贻之敝矣。嗟乎！范文正（宋之范仲淹）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此言有理）

其续云：

唐柳氏家法，居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贷赃吏法，此今日士大夫居官者之法也。宋包拯戒子孙，有犯赃者，不得归本家，死不得葬大塋。（包拯语见《宋史·包拯传》，其末尚有“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此今日士大夫教子孙者之法也。

以上是顾亭林总结中国历史上治贪之法，立场与观点皆甚鲜明，有益于当今。

倡廉亦为当今之务，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有一条札记，题为“大臣”者，意谓倡廉当自大臣始。换一句话说，中央作榜样，地方自然效法。其文云：“记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故欲正君而序百官必自大臣始。”对于大臣廉洁与否，则需“考其生平，而定其实行者，惟观之于终斯得之矣”。换一句话说，不在其言，而在其行，并能终身守之。

其又云：

季文子（春秋时，鲁国的执政，历仕文公、宣公、成公、襄公诸君，言其连相三君，家无私积）卒，大夫入敛，公在位。宰庀（读作痞，意谓具备）家器为葬备，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无私积，可不谓忠乎！诸葛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孙衣食悉仰于家，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事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夫廉不过人臣之一节，而左氏（指左丘明）称之为忠，孔明以为无负者，诚以人臣之欺君误国，必自其贪于货赂也。夫居尊席腆，润屋华身，亦人之常分，尔岂知高后降之弗祥，民人生其怨诅，其究也，乃与国而同败邪。诚知夫大臣家事之丰约，关于政化之隆汙，则可以审择相之方，而亦得富民之道矣。

杜黄裳元和之名相，而以富厚蒙讥。卢怀慎开元之庸臣，而以清贫见奖，是故贫则观其所不取，此卜相之要言。

封建社会对士大夫及其高官的要求尚且如此，对于共产党人的高级干部的要求，似应更加严格一些，倡廉要从“高官”做起。盖棺以后，看其家财究竟如何，其子孙又如何。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同志是我们的榜样。诸葛亮在一千几百年前，不仅能公布个人的财产，并表示不谋私财的决心，我们共产党人的高官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什么困难能启口呢？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一文的结尾，曾号召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顾炎武这条札记，对比杜黄裳与卢怀慎的为人，体现的便是这个精神。杜黄裳是唐宪宗元和年间的名相，在元和间曾建议处理在川中作乱的刘闢，奏请不以中官（指宦官）监军，要求以法度整肃地方的藩镇诸侯，从而克服两河，威令复振。史称其为宰相，“除授不分流品，或官以赂迁，时论惜之。黄裳殁后，贿赂事发。”（《旧唐书·杜黄裳传》）可悲的是杜黄裳受贿之事栽在他儿子杜载手上，史称：“御史台奏：‘前永乐令吴凭，为僧鉴虚受托，与故司空杜黄裳，于故州邠宁节度使高崇文处纳赂四万五千贯，并付黄裳男载，按问引伏。”这件受贿的事，转了几个弯，经过中间人才到他儿子手上。看来如今之贪官的某些作法，古已有之。但最后还是东窗事发，对这件事的处理，受贿的钱物是追回了，“贵终始之恩”，杜载被从宽处理，还是释放了。尽管如此处置，从为官、为人讲，要在身后经得起后人的推敲，不能在身后落一个臭名昭著吧。当然，我不是说杜黄裳一无是处，在裁抑藩镇上他有功，在为人上“性澹宽恕，心虽从长，口不忤物。”“及是被疾，医人误进其药，疾甚而不怒。”就受贿贪财这一点毁了他身后的名声，毕竟是一件憾事。

反腐倡俭，最终要落实于正社会之风俗。改变奢风旧习，顾炎武的《日知录》卷十三有一条札记，题为《俭约》，讲的就是正风俗，其文云：

国奢示之以俭，君子于之行，宰相之事也。汉汝南许劭，为郡功曹，同郡袁绍，公族豪侠，去濮阳令归，车徒甚盛，入郡界，乃谢曰：吾舆服岂可使许子将见之。遂以单车归家。

许劭，《后汉书》有传，“字子将，汝南平舆人也，少峻名节，好人伦，多所赏识。”袁绍事，见《许劭传》，“初为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闻子将为吏，莫不改操饰行。同郡袁绍，公族豪侠，去濮阳令归，车徒甚盛，将入郡界，乃谢遣宾客，曰：吾舆服岂可使许子将见。遂以单车归家。”袁绍为什么途经许劭家乡时要收敛其车徒，因为许劭是当地舆论的领袖，“好覈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作为舆论的代表人物，其自身言行要有一股正气，史称其“少峻名节”，判断要精确，才能使他的言论发生效果。士人要出仕，都希望得到其品评。“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许劭贬一个人，便影响此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及其仕途前程，袁绍也是汝南人，出身世家之子弟，《后汉书·袁绍传》称：“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是标准的世家子弟，对许劭尚且忌惮一分，去其宾客车徒，以“单车归家”。许劭的言论，是代表那一时代的社会风气，舆论是一股正气，社会风气亦正。

顾炎武在此案例之后还列举了一系列相似之案例，其续云：

晋蔡充好学，有雅尚，体貌尊严，为人所惮。高平刘整，车服奢丽，尝语人曰：纱縠吾服其常耳，遇蔡子尼在坐，而经日不自安。北齐李德林父亡，时正严冬，单衰徒跣，自驾灵舆反葬博陵，崔谌休假还乡，将赴吊，从者数十骑，稍稍减留，比至德林门，才余五骑，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李僧伽修整笃业，不应辟命，尚书袁叔德来候僧伽，先减仆从，然后入门，曰：见此贤令，吾羞对轩冕。夫惟君子之能以身率物者如此，是以居官而化一邦，在朝廷而化天下。魏武帝时，毛玠为东曹掾，典选举，以俭率人，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

蔡充，当是蔡克之误，事见《晋书·蔡谟传》，蔡克为蔡谟之父，传载：

父克，少好学，博涉书记，为邦族所敬。性公亮守正，行不合己，虽富贵不交也。高平刘整恃才纵诞，服饰诡异，无所拘忌，尝行造人，遇克在坐，整终席惭不自安。克时为处士，而见惮如此。后为成都王颖大将军记室督，颖为丞相，擢为东曹掾（掌选事，相当于今之组织人事部门）。克素有格量，及居选官，苟进之徒，望风畏惮。初克未仕时，河内山简尝与琅邪王衍书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书示众曰：山子以一字拔人，然未易可称。后衍闻克在选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验于今矣。

山简是山涛之子，山涛为竹林七贤之一，西晋时领吏部，掌选事，居选职十有余年，以“贞慎俭约”为尚，其子山简有父风，以尚书左仆射领吏部。这件事说明掌组织人事部门者，其用人之好尚影响社会风气，若贪渎，则败坏一个时代和地区的风气。

李德林，字公辅，北齐时博陵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北史》与《隋书》有其传，上文所言之事《隋书·李德林传》所记较详，其传称：

年十六，遭父艰，自驾灵舆，反葬故里。时正严冬，单衰跣足，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博陵豪族有崔谌者，仆射之兄，因休假还乡，车服甚盛，将从其宅诣德林赴弔，相去十余里，从者数十骑，稍稍减留，比至德林门，才余五骑，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燻灼。

其时尚为北齐，此后李德林历仕齐、周、隋。从这件具体事情看，当时社会风气，还是崇高俭约，不以权势凌人。

毛玠，字孝先，陈留平丘人，少为县吏，以清公称。《三国志·魏书》有传，顾炎武所言，皆本于其传。传称：

太祖（曹操）为司空、丞相，玠尝为东曹掾，与崔琰并典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太祖叹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文帝（曹丕，曹操之子，后代汉，称魏文帝）为五官将，亲自诣玠，属所亲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职，幸得免戾。今所说人非迁次，是以不敢奉命。”

曹丕作为曹操之子，未来之王位继承人，向毛玠请托，毛玠亦不奉命。可见其在人事问题上，严守职责，任何人说情，批条子，他也公事公办。自身及用人以节俭为尚，可见组织人事部门，是否守正不阿关乎社会风气，上梁不正，那下面就七歪八斜了。

顾炎武在《俭约》条续云：

唐大历末，元载伏诛，拜杨绾为相，绾质性贞廉，车服俭朴，居庙堂未数日，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宽，剑南西川节度使宁之弟，家富于财，有别墅在皇城之南，池馆台榭，当时第一，宽即日潛遣毁撤。中书令郭子仪在邠州行营，闻绾拜相，坐中音乐，减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每出入驺从百余，亦即日减损，惟留十骑而已。李师古跋扈，惮杜黄裳为相，命一干吏，寄钱数千缗，毡车子一乘，使者到门，未敢送，伺候累日，有绿舆自宅出，从婢二人，青衣褴缕，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归告师古，师古折其谋，终身不敢改节。

元载与杨绾，在《新唐书》都有传，这二个人的为人行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元载历仕肃宗、代宗、德宗三个君主，他在肃宗时是靠中官李辅国起家的，因此而拜相。肃宗去世，代宗立，其传云：

盗杀李辅国，载阴与其谋，乃复结中人董秀，厚啖以金，使刺取密旨，帝有所属，必先知之，探微揣端，无不谐契，故帝任不疑。……鱼朝恩（中官）骄橫震天下，与载不叶，惮之，虽帝亦衔恚，乃乘间奏诛朝恩，帝畏有变，载结其爱将为助，朝恩已诛，载得意甚，益矜肆。

可见此人专搞旁门邪道，反复无常。其为人不仅投机取巧，不择手段，而且贪渎不厌。其传称：

外委主书卓英倩、李待荣，内劫妇言，纵诸子关通货贿。京师要司及方面，皆挤遣忠良，进贪猥，凡仕进干请，不结子弟，则谒主书，城中开南北二第，室宇奢广，当时为冠。近郊作观榭，帐帟什器不徙而供，膏腴别墅，疆畛相望，且数十区，名姝异技，虽禁中不逮。

这当然很遭忌讳，于是在大历十二年（公元七七七年），德宗下令收载于政事堂，分捕亲吏，诸子下狱，令载自尽。元载的结局是一个事物的极端，物极必反。杨绾任官历礼部侍郎，迁吏部，品裁清允，人服其公。元载得罪，杨绾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接替元载主政。史称：“绾俭约，未尝问生事，禄稟分姻旧，随多寡辄尽。造之者，清谈终晷，而不及荣利，欲干以私，闻其言，必内愧止。”“始辅政，御史中丞崔宽本豪侈，城南别墅，池观堂皇，为当时第一，即日遣人毀之（元载被处置，大造园林当是重要原因之一）。京兆尹黎幹，出入从驺驭百数，省损才留十余骑。中书令郭子仪在邠州行营，方大会，除书至，音乐散五之四。它闻风靡然自化者，不可胜纪。”

李师古之事出自唐人张固《幽闲鼓吹》，《新唐书》卷二一三，有李师古传，是青州的藩镇，其父为李纳，祖父李正己，世代为青州藩镇。李师古死，其弟李师道继任。史载：“杜黄裳欲挠削其权，而宪宗方诛刘闢，未东讨。”此或是李师道欲贿杜黄裳而未成。

《俭约》之末云：“此则禁郑人之泰侈，奚必于三年，变洛邑之矜夸，无烦乎三纪，修之身，行之家，示之乡党而已，道岂远乎哉！”此言风气之变，关键在于宰相和大臣起怎样的表率作用，春秋时郑国以奢侈闻名，故《礼记·乐记》称“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朱熹说：“郑声之音，甚于卫。”卫是指“桑间濮上之音”。东都洛阳以拘谨自重有名，社会风气的变好或者变坏，都用不到三年时间。同样是宰相，从元载到杨绾，风气就改变了。建国以来六十年，我们的社会风气亦有变化，建国初崇尚节俭，当社会上有一些人先富起来了，奢风与贪腐自然跟着起来。如今全国上下，都决心要把社会风气变过来，用不到很长的时间风气自然会转正。无论除贪还是俭约，都是要看宰相和大臣们的决心，看他们倡导什么，如何起表率的作用。故反贪、倡俭和正风俗三者是紧密联系的。我深信，明年一年的努力，我们整个社会的风气会变得更加健康，更加欣欣向上，让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前途充满乐观和信心，从而让人们都有一个欢悦的情绪。

顾炎武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江苏昆山人，出生地在昆山之千墩（今之千灯）镇，人称亭林先生，明末在南方参加过抗清斗争，转而治学，为清代朴学大师，有清一代学术之开山祖师。他经历了明清易代的巨变，所以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都是为总结历朝历代方方面面的得与失。故其读书著述也是为了经世致用，《日知录》便是他的读书札记，《天下郡国利病书》及《肇域志》是他札录各地方志的汇辑，也是为了分析各地政治经济沿革中的得与失，他与黄宗羲、王夫之都是时代巨变的思考者。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发展演变而来，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中国历史上某些传统印记仍如基因一般，刻印在我们如今社会的方方面面，要真正认识中国的现状和问题，除了西学之外，还得了解和懂得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今天要反腐倡廉，改变不良的社会风气，看一下《日知录》上的这几条札记，还是会有不少发人深省的地方，问题的产生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历史会为我们提供不少线索。我录这三条札记，同时为其寻根溯源，找到它们的出处，略加注释，以飨读者，并借此以明读史之宗旨。

朱永嘉

2013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