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和8月,外交部一些持过激观点的人先后两次篡夺外交部的大权,打倒陈毅外长,拼凑领导班子,妄图推行“左”傾外交路线。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干预下,他们的阴谋最终没有得逞。这些人手握“文革”的重要权力,煽动极“左”思潮,推行无政府主义,促成了运动的消极面,是“文革”的一大祸害。文革运动之所以失败,重要原因之一是来自“左得出奇”、形“左”实右的干扰以及一些别有用心两面派的恣意对抗和破坏。
戈培尔说,谎言重复一万遍就是真理,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谎言漫天飞的年代,我们面临着一场史无前例的“信息心里战”,这场战争直接针对毛泽东,针对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历史,每个人的心理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即便是经历过毛时代的老年人。如弥天大谣言所谓的“大跃进饿死三千万”。国家统计局、国家民政部编写的《中国灾情报告》曾经指出:我国1959-1961年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04万,其中1959年1.8万人,1960年37.5万,1961年64.7万。该书特别说明:“非正常死亡”1959年以前多是冻、饿、自杀等死亡的,1960年以后多是肿病死亡的。当然,饿死一个人也是悲剧。但其责任,在中央主要由狂热鼓吹浮夸风共产风的当时一线领导人承担,而不是毛主席承担,毛主席是最早发现最早纠正浮夸风等大跃进失误的。在地方上,则是由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这类热衷于搞浮夸风共产风的干部承担。有意思的是,像这些大搞浮夸风的干部,都在文革期间受到群众批判,而改革开放后却被平反。大跃进失误的责任则被离奇地推到毛泽东头上……
在蒋正华先生文献【1】—【4】的研究以及近二十年来其他关于中国非正常人口死亡的研究中,完全忽视了我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所出现的史无前例的人口大迁移运动的基本事实和户籍管理制度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完全忽视了这两个重大事件对户籍统计人口的异常变动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比如,由于户籍迁移原因造成1960年至1964年这一期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减少2654万,而一些研究却把这样的减少也全部荒谬的归结为数千万人口非正常死亡。所以,蒋正华以及最近二十多年来国内出现的其他一些关于我国这一时期非正常死亡数千万人的“研究”没有、也不可能反映这一时期我国人口变化的真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