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9日，为了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三十四周年，我们安徽大学红色青年学社特地举办了“红太阳——烛光纪念晚会”。9日晚上七点活动第一部分深切缅怀开始，活动在博南C201集会以互动形式讲述毛主席的故事，让同学们了解主席的生平。

自从人类产生了商品和商品交换意识以后，似乎就也就随之伴生出了能够度量商品价值量的通用物——金钱理念和对金钱的占有欲念。伴随着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伴随着生产和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人们要通过交换的物质产品领域及其要交流的东西范围也就扩张开来，由此使所谓交换中的所谓等价物——金钱，在人类生产生活中的位置更获得了全面和无限地提升。同时也随着一部分人在社会上地位的上升、权力的扩大，以及部分贪婪的社会人地位的维系和权力世袭，由此推演出了如何吃人的“野蛮”到“文明”的进程，即表现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市场

赵的《改革历程》，是复辟资本主义的自供状。解剖这个自供状，就理解了赵这样的阴谋家、野心家何以能爬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的高位；就理解了混进党里、政府里和科教文卫里的资改派，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把光明的中国推向苦难的深渊。

有人会认为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三分，类似于西方政治中的“三权分立”，但范围有限，不够清晰。这种简单的比较，着重于形式，忽略实质内容，很容易产生误会。究其根源，原因在于此类观点没有分清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硬用西方的概念套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

 众所周知，毛时代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中也是佼佼者。可见，经过毛时代，中国经济在全世界的排名肯定是上升的，周天勇的数据肯定有问题。而且，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及中国改革开放后不同，毛时代类似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住房等福利消费大部分并没有统计在GNP中。比如，文革时期，医疗卫生工作主要放在农村，大搞医疗下乡为农民服务，大搞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农民吃药看病很便宜，甚至不花钱，从统计上看，其GDP绝对没有改革开放时期市场化产业化的医疗产业高。因此，国内外所有有良知的经济学家都知道毛时代GNP被低估。

洛阳周王城广场：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开除李锐党籍。 

在当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中国的“精英”习惯于宣传、推广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倾向于否定、改革中国当今现存的政治体制。究其实质，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仅仅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另类装饰而已，而中国“精英”的做法亦鲜明地表明了他们维护资本民主的“精英”特色，别无它意。

 民主与自由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是体现在息息相关的生活之中，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冥冥之中。人人平等，体现在官民平等，体现在法律面前的平等，体现在人民群众手摸得到，眼看得到的工作、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上来。存在于老百姓日常生活之中的时时刻刻的民主与自由，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民主与自由，至于选票民主与自由只是一时一刻的民主与自由，比起参加国家事务管理监督的民主与自由权利来，不可同日而语。失去了日常生活的民主与自由权利，选票的民主与自由也就可有可无了。毛泽东时代的民主与自由与美国的民主与自由的差别就在于此。

“就业生存”被成功地转化为“两极分化”，除了制造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外，还制造了另一个成果：中国资源的巨大损耗。把社会矛盾以物化产品的形式输出，是资本采用市场生产方式而又要延缓产能过剩危机的必然手段。然而，输出社会矛盾是需要包装的，这个包装品就是廉价劳动力、自然环境、自然资源、人口健康、人均寿命。全面的环境污染破坏、资源枯竭，甚至连煤炭都成为进口国，各种各样的污染病、职业病，人均寿命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倒退；都是社会矛盾输出不可规避的代价。

面对中国巨大的过剩产能，美国在享受中国人民劳动成果和中华民族子孙资源的时候也被搞得狼狈不堪。中国什么都要生产也什么都能生产，你敢5美元卖的东西，中国就敢1美元卖。这种恶性生产搞得美国的资本家什么都不敢投资，除非他们找到一种无论如何也从中国运不进来的产品；很幸运，他们找到了，——房地产；于是全美资本一拥而上制造泡沫。很不幸，泡沫终归是要破的，于是就发生了两房危机、次贷危机、金融危机。

然而，美国是清醒的，美国意识到了产业空壳化的危险性，美国比谁都更清楚危机来源于中国庞大的过剩产能。作为经历过30年代大过剩大萧条的国家；美国深知这种过剩的可怕和危机的深远。

 

中国是列强推行旧殖民主义“炮舰政策时代”的最大受害者，也是新殖民主义时代的最大受害者（对于这个看法“特权消费社会”的爱好者肯定不同意）。较高的损失数量，意味着一种有利于行动的成本收益对比，而中国的巨大规模和自主技术潜力，都使得中国有可能再次挣脱新殖民主义时代的不平等交换链条，成为世界格局合理化努力的第一行动者。这不仅仅意味着所受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的盘剥减少，而且，与中国巨额的外贸盈余相联系的非交易损失也极其巨大，美元资产的贬值乃至美元贬值本身，都使得美国可以无视中国的意愿，在垄断利润之外进一步降低贸易中间的价值补偿水平。一般而言，作为最大受害者的特殊身份，就有可能提高所能承受的成本上限，去寻求世界格局的改变和平等化。若中国付出这样的努力，并承担相应的成本，这不意味着一种道德和意识形态需要，而是要在改变世界格局的同时去维护了自己的正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