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志勇一方面把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罪责洗脱得一干二净，另一方面却武断地把板子打在中国转型期的“特殊国情”上。这种掩耳盗铃的说辞，是最近几十年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惯用之伎俩，其根本目的是想借反共产党的腐败问题，来掩盖资产阶级对工农阶级的残酷剥削这一核心本质。戴志勇说靠政府权力搞不成共同富裕，那么靠什么手段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呢？他把希望寄托在“初次分配要按市场规则，再分配则必须要纳税人说了算。”在他看来“缺乏社会的异体监督，政府不可能做到利益完全中立”。转来转去，又回到原点。

1. 关于领袖：跳出周期律，人民当家作主是根本保证和必由之路。
2. 关于清党：党若不能及时清理、纯洁党的队伍，进行根本性地改变共产党的工农或工农兵结构边缘化问题，则党将不党国将不国会为期不远。
3. 关于指导思想：毛主席强调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从遵义会议以来的实质上、七大以来法定性的指导思想只能是毛泽东思想。
4. 关于安全：全球化平台下的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把经济、金融、产业、贸易，甚至把更为具体的技术、管理、海关，都变成了安全新边界。
5.  关于务虚：离开了动态纠正或正确的政治方向，经济越是卖力气，距离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就越远。
6. 关于民生：毛泽东从来就不反对一定的社会差别，更从所有的政治经济层面主张按劳分配的公平正义，但他绝不会搞什么容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

辛子陵称：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交融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事实上，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两种社会制度从根本上讲是对立的，不可能“交融”成为一种制度；西方国家正在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两种社会制度的“交融”只是一种幻想；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因素，不能说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主义因素越来越增多了；民主社会主义是作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理论，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前身红军、八路军与新四军）、中国人民，在九十余年革命与建设的伟大探索、奋斗、作为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发展和扬弃中国乃至世界的优秀文化历史遗产，开辟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多快好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阶段论和终极共产主义有机科学结合、实事求是、革命与建设有机结合，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客观协调，以科学社会主义的红线，把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的世界马克思主义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革命与建设经验，创造性地变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科学体系。在大的历史断代和科学定位上，改革开放只能算作上述三个有机组成部分的自我完善的第三部分，而且远远没有完成，能否完成取决于能否快速的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共产主义理论当年被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翻译成现在的流行语，就是具有“普世价值”，因此也可以称之为“旧普世价值论”。而现代民主派的新普世价值论，其发展与“旧普世价值论”又很有相似之处。由于不切合实际，共产主义理想最终被人们抛弃了。普世价值论会有什么结果，现在还看不到，但是过程决定结果，既然共产主义思潮和普世价值论两者的发展过程很相似，有理由预期它们的归宿也相似。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自己的民主思想，它是具有历史先进性的思想理论。福山等西方学者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显然缺乏真正学者应有的客观和公正。福山不会不知道儒家思想的历史局限性，所谓“用历史塑造未来”，不过是用孔子学说来替代毛泽东思想的老套路。用民本思想代替民主思想，这是历史的倒退！福山关于新毛泽东思想和新儒家思想的评价，意图实在是明显不过。更为险恶的是，他貌似在谈理论，而实际上在为特殊利益集团提供理论武器。福山，一个将新帝国主义美化为“文明冲突”的文化殖民者，他会客观地评价中国的事情吗？中国的福山热，以及“主流”学者对福山的“高度”评价难道是偶然的吗？

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深入基层，在基层与人民群众建立起了血肉联系，把土豪劣绅和黑社会掠夺的剩余夺取过来，一举结束了国将不国的“江湖”局面。而最大文化成就之一，也就是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特别是革了儒家精英政治、士大夫政治、封建等级政治的命。中国共产党人超越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关键是人的问题，而不仅是物和生产资料的问题；提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治理模式。迄今为止，现代人类社会大致经历了三次重大的转变，第三次大转型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为标志的，它是对第二次现代转型的批判和扬弃。

现代中国经济矛盾是历史经济矛盾演化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演化中，世界经济矛盾的制约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可以说现代中国经济矛盾是中国历史经济矛盾在世界经济总体矛盾的制约下而形成的。现实中国经济矛盾的历史成因，在于历史上的集权官僚制和小农经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主要矛盾就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官僚资本与农民和工人、个体工商业者之间的矛盾，它表现为依附外国垄断资本势力巩固集权官僚制，阻碍劳动者社会地位和素质技能的提高，阻碍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张维迎这号的“经济学家”们如此前言不搭后语，连谈个道德都能三个人弄出六种标准来，教人想信都不知道该信哪一种。这也不奇怪，因为他们名为“知识分子”，实为“知识骗子”，除了招摇撞骗实际什么都不会，谁信谁犯大傻——凭什么相信一群一贯撒谎、处处撒谎、得意洋洋公开吹嘘自己的“打左灯向右拐”如何如何成功，却又要你相信他说毛泽东如何如何坏都是真话的人？凭什么相信一群一贯自私自利、公然宣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却又要你相信他闹“普世价值”是为大家的利益的人？

马立诚肆意歪曲，将科学社会主义与民粹主义划等号，将其定义为“极端贫民主义，以穷人是非为是非，穷人的就是对的，富人的就是错的”， “毛泽东的这句话就是民粹主义：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真是霸权在握，随心所欲。马立诚还称“民族主义在世界上的作用是加剧了中国威胁论，加强中国和其它国家的紧张关系”——韬光养晦，“养”出了炸馆撞击、黄海军演和南海搅局，都是“民族主义”惹的祸？他还有意回避了左翼日益走近毛泽东、右翼不择手段妖魔化毛泽东这一斗争的焦点。左翼当前的任务是“启蒙”： 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揭露官僚买办阶级剥夺群众、崇洋卖国的实质，使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中国私化西化殖民化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