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此，中国开始化入全球。化入全球，往好了说，是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和社会的一部分，还有些人论证，新中国强调国防建设，强调主权，搞得四面树敌，中美关系紧张，不易于经济的发展。而化入全球，中国可以放弃主权换和平，换经济繁荣，哪怕是打工型的繁荣，也是值得的。然而这些人实际上忽视了“新中国从此站起来了”，才是中国发展与繁荣的基石。往坏了说，中国开始划入使中国失去了技术主权、产业主权、经济主权、金融主权，成为“世界打工厂”，同时也形成了一个依附于西方庞大的买办阶层，走上了殖民经济的道路。对于中国化入全球的危害，中国的大多数人还是浑浑噩噩，蒙在鼓里。

毛泽东晚期的中国选择了一套全民教育体制，而且在减少教育不平等上做得更好。城乡平均教育水平差距缩减，女性的教育机会显增。父母教育与子女的教育机会之间的传统联结被打破，相反，教育机会更多基于阶级和德性（"红"）。结果是1970年代教育的不平等大幅度降低。我们还需要认识到中国在降低文盲率和发展中学教育方面的成功。尽管中等和高等教育体制有问题，中国初等教育体制的成绩绝对是贫困国家的典范，不但在城市也在农村扩大了中学教育机会。因此不能回避这一结论：毛泽东时代晚期，中国人民从政府教育项目中的受惠远多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人民。

毛主席去世以后，中国共产党内出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和政治要求的领袖，这些领袖推出的思想政治路线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团，并因此影响到整个共产党，影响到整个无产阶级，使原本异常强大的无产阶级因失去组织核心而重新变成一盘散沙，无法团结起来协同作战，严重丧失战斗力，最终失去了在国家的统治地位。这一系列事实完全可以证明，毛主席说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产主义道路当权派”，是符合中国当时实际情况的真实状态的。现在要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仅仅是说出了一个人所共知的简单事实。因为现在的共产党这个团体的成员非常复杂，除了政府官僚，职业政客，还有洋奴买办，金融贵族，资本家老板——从成分的构成上看，共产党已经失去了原本单纯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

在每个社会的内部，能够发起改革并且控制改革进程的，永远是上层人士，而社会上层人士肯定只会进行那种能够强化他们的权力、增加他们的利益的改革。无论改革的口号如何，改革的最初意图如何，改革的最后结果一般来说都是对精英群体有利，对底层群体不利。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越是大幅度的改革，越是要求底层群体付出惨重的、彻底的代价。改革意识形态将改革本身看作价值，从而使得任何改革具有无需论证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在改革中利益受到损害的底层群体因此遭遇权利危机。他们没有起码的法律空间和意识形态空间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如果他们对改革有所质疑和抵触，那么就会被戴上“反改革”帽子而遭遇更加严重的压制和打击，最后他们只能沦为改革的祭品。

毛主席离开我们有35年了，但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今年9月，全国各地人民以各种形式纪念毛主席逝世35周年，包括北京、上海、重庆、安徽、福建、甘肃、广东、广西、河北、河南、黑龙江、湖北、湖南、江苏、江西、辽宁、山东、山西、陕西、四川、新疆、云南、浙江等地。

坚持不懈地斗私批修，坚持不懈地改造我们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改造我们身上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坏毛病。学习毛主席，走近毛主席，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完全彻底地为人民谋幸福，做人民群众的勤务员，这就是我们的愿望。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崛起，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子子孙孙地挖山不止，挖掉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两座障碍社会主义崛起的大山，就是我们的任务。

人类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一方面人们认识与处理现实难题的能力需要更新提高，另一方面人们必须在实践中碰了壁，才能认真总结教训，中国人一直陷在周期性的治乱循环中。毛主席一生所作的工作，根据他自己的总结，就是两件大事，而这两件大事从实质上来说，可以概括为一件事，那就是帮助人类摆脱上述困境，帮助中华民族更新提高认识与处理现实难题的能力，教育人们如何合理行动。

近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和改革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年至1991年：总体上经济改革高歌猛进，改革发动顺利平稳，改革政策比较稳健，虽然受西方思潮影响，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出现某些分歧，以及腐败蔓延和发生资产阶级自由化风潮，导致经济通胀加剧和政治风波发生，但都得到中央控制。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2年：新自由主义浪潮乘机兴起，社会开始急剧分化，新资产阶级迅速分化出来，政治上背景复杂的特殊利益集团迅速形成，国内外、党内外、全社会两种政治力量的角逐日益激烈。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采取的西化、分化和渗透、控制活动空前猖獗，美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均达到空前程度。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起，进入第三阶段：新资产阶级已经相当强大，在西方敌对势力支持下不仅在政治上公开提出政权要求，而且诉诸一系列行动。三十年经济改革终于使中国走到决定民族命运的历史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