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阉话？将前人讲的某些话从特定社会话语体系中阉割出来，放在另一个社会的话语体系中来说，就是阉话。凡是说阉话的人，都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是自己没本事，说的话不抵屁用，所以要用别人的话。雷锋式的榜样自己树不起来，“两弹一星”自己搞不出来，不阉不行。其实，一切引文都具有这个特点。但是引文不等于阉话，因为忠实的引文不损害原意。第二个特点是只根据自己需要，不惜牺牲被阉人话语的本意，去其势。邓小平理论是社会主义理论，不能丢掉社会主义讲改革，阉话把这个理论去了势。第三个特点是被阉者一定是名人，总觉得名人说的话好，而且管用，可以镇得住人。阿猫阿狗的话不会被阉割，“我姥姥还说了”的那些话反而有可能被忠实地执行着。第四是被阉者多为死者，因为死人被阉感觉不到疼，也不叫唤，要是阉了活人，一准大啊一声，会闹出许多笔墨官司之类的麻烦。我们生活在一个说阉话的时代，所以死人不得安宁！
 

为什么贫富悬殊、财富高度集中基础上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在财富集中的基础上，社会物质资源大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富有阶层有一种利益冲动，要利用手中的资源控制政府和其他社会经济机构，包括新闻媒体等。而建立在贫富差距或私有制基础上的“民主政治”，为富有阶层的这个动机提供了现实的渠道。富有阶层可以利用手中的财富，通过下面这些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统治:制定游戏规则，提供政治捐款，利用游说集团，收买学者为自己做学术和政策论证，选择和传播信息或新闻，控制经济社会机构等。而从理论上来说，公有制可以是多数人民主的基础。比如国有企业，是全社会所有劳动者劳动创造的产物。保障其不受侵犯是每个社会成员不可分割的人权的一部分。而公共财产不受侵犯的根本标志是，公有财产全部被用来追求每个社会成员的自由、福利和幸福。在公共财产被政府管理，即实施国有制的情况下，直接或间接参与和监督政府管理，就成了社会成员与生俱来的权利。在公共财产面前，每个社会成员都是平等的，不管其私有财产的多寡，都享有平等地管理公共财产或政府的权利，都享有自由表达自己愿望的权利。

本文批判吴敬琏对列宁社会主义学说的曲解和批判：1，列宁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根本不承认有一个事先存在的、普适性的“社会主义模式”（或什么“大工厂”模式）。而吴撰列宁有所谓的苏联“国家辛迪加”模式﹐再将其与先前杜撰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大工厂”模式联系在一起批判﹐实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种曲解和否定。2，吴利用杜撰的所谓 “国家辛迪加”模式﹐歪曲了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和实现“人民管理制”的重要思想。3，他还用歪曲的方法﹐把“战时共产主义”﹑“计划经济”﹑“苏联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国家辛迪加”模式相并联、视为一体﹐完全无视列宁关于战时共产主义是被迫采取的临时办法的评价﹐完全不顾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巨大作用和深远影响﹐硬说列宁以“‘战时共产主义’的形式﹐建立了世界上的第一个计划经济体制”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4，吴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也是以曲解和杜撰为前提的﹐不能成立。其经济上的目的要是否定社会主义的“国家所有制”，为全面私有化鸣锣开道；而政治上则是要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为主张实行“西化”的“宪政民主”服务。

冷战结束以后，民主的政治体制并没有发生形式上的重要变化，但社会民主却出现了普遍危机；在仍然保持着社会主义体制的中国，国家政体及其形式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其社会内涵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异，以致有关中国到底是怎样一个社会的讨论不绝于耳。因此，与大多数论者（他们之间常常尖锐对立）将两种政治体制的差异设定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同，我认为当代政治危机的核心是与政治体制相应的社会形式发生了解体。政治合法性的危机主要来源于政治体制的代表性断裂，即政治形式与社会形式的脱节。

《炎黄春秋》2011年第9期发表了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泽华写的《我在“文革”中的思想历程》一文，文中第二部分的小标题为“《矛盾论》有抄袭之嫌”。这一部分立即引起了《凤凰网》和《人民网》的文史频道的极大兴趣，迅速加以转载。一些非毛反毛的专业户更是如获至宝，积极撰文跟进，对毛泽东的《矛盾论》大肆污蔑和诋毁，闹得沸沸扬扬。然而，所幸的是，那些反毛非毛的右字号人物，他们在事实面前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失败，这对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无疑起了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的作用。实践已经证明，毛泽东在《矛盾论》里所阐明的对立统一的理论不仅对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而且对于科学实验也有极其伟大的指导作用。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我们就会走弯路，而有了正确哲学思想指导，我们做一切事就可以事半功倍，取得伟大的胜利。
 

今天中国的政治格局已很清楚。一派是，那些铁杆的卖国贼、买办、汉奸与美国打造的“第五纵队”迅速地勾结在一起，由美国中情局统一指挥的反华阵线。他们有明确的目标，推翻共产党，肢解中国；另一派是，一些曾经参与反毛，但还不愿民族分裂的权贵，开始意识到反省，再照这条反毛的路走下去，亡党亡国甚至中华被灭族。成为民族的罪人。他们不愿意国家分裂，但是他们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他们摇摆不定。第三个派别是代表中华民族绝大多数劳动民众利益的，这一派有明确的政治目标，那就是恢复毛主席的继续革命路线，恢复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路。要警惕一些误导“联合左右，打倒共党。”，只有爱国这个前提下，才有左派和右派之分。当他走到了卖国的道路上成为国家民族敌人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右派了。必须明确，卖国贼不是右派！与卖国贼联合的，不是右派，更不是左派！而毛派的民族爱国统一战线，恰好是在联合左、右。真正的右派是爱国的，蒋介石抗日，则蒋介石算右派，可以团结。自称是“左派”的，如果他不爱国，我也不认为他是左派。因此毛派当前是“联合左中右，打倒卖国贼。”。所以,当前在共产党中和政府中，爱国的是团结的对象，卖国的是打倒的对象。　

中国两大历史性社会性特色即全民性的“抗教性”和根深蒂固的“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社会意识决定中国走不通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道路 。然而毛泽东用公有制解决了“抗教性”这一千古难题，即不彻底解决“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则”的陋习，中国就毫无出路。要彻底解决“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则”的陋习，靠少数人的权倾一时、少数人的声嘶力竭、少数人道德的血液都不管用，非动员全国老百姓一起努力不可。但不克服中国老百姓自古以来的“抗教性”，就休想唤起民众。在私有制条件下无数人曾努力动员全国老百姓起来解决“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则”的陋习，都失败了。只有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成功了。要害关键就一条：公有制。但是当前，私有制的“改革”使中国重新陷入历史上各个朝代走向崩溃的死循环 ，而私有制的“改革”煽动起没有任何原则底线的“民主自由”加速了中国走向崩溃。要解决中国今后有可能面临的崩溃和内战，必须回归毛泽东。

在2010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中，吴敬琏研究员称，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中国1978年改革以来的社会主义理论或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脱离实际的“社会主义模式”（或“体制”）。其首当其冲、源远流长者，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中的社会主义= “‘社会大工厂’模式”。科学社会主义在源头上就错了。所以，后来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都命定要失败。“怎么办”？吴敬琏的逻辑结论是，中国应当“向往”“欧美模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然而，经过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社会主义运动史的仔细考察可以看到，吴敬琏的这些观点是杜撰的，严重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第二，吴敬琏在曲解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历史的前提下，提出了自己的符合“欧美模式”的“中国改革顶层设计”，即，1，“国退民进”；2，是建立不“受控的市场”；,3，是实行西式“宪政民主”。吴的这些改革主张，属于“华盛顿共识”的范畴。第三，经过对西方经济学和世界格局的考察可以看出，吴敬琏选择的“欧美模式”资本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欧美模式”国家出于既得利益考虑，也明确反对中国复制它们的“模式”。

我们中国缺少自己的根基。没有自己的精神根基的人，是很可以很容易被统治的；没有经济根基的国家，劳动者的劳动多数流进了别人的腰包，成为免费为美国打工的打工仔；没有政治根基的人，国家将演变成外国的殖民地，接受外国的奴役和管教。因此，我们应该明确我们的政治根基是给人民充分的民主；我们经济根基应该是恢复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我们的文化根基是自信而复兴的民族文化。一旦我们失去了自己的根基，当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能够感受到生意难做、灾害频繁、气候异常、物价上涨、房价难以承受、就医难、道德败坏局面时，就已经说明了这场危机的广度和深度了。这场危机也从侧面说明了只有集中掌握资源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真正充分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才能够挽救全面的危机。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问题与主义绝对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如果不从“主义”的角度解决政治、经济、文化危机进程中的体制原因，那么问题将在旧主义的驱动下不停地发生，从而让国家疲于奔命。为了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我们必须得行动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