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社会主义时期，共产党一党专政这种政治形式被继承和保留下来了，资产阶级政党公开走上政治舞台就是非法的。也正因为存在着这种形式，不仅压制着无产阶级队伍中出现足以使无产阶级队伍出现分裂的派别，同时也压制着资产阶级公开地走上政治舞台、对无产阶级进行更加残酷的打击。这种局面还给中国无产阶级提供了统一认识、凝聚力量的时间和机会。这种政治形式对无产阶级显然比对资产阶级更有利。也正因为如此，两大对立阶级的斗争更加直接和集中地表达为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这是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又一个重要特点）。然而，让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广泛化，即让斗争决不应当仅仅局限于党内，而是吸收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引导更多的人民群众加入到反对修正主义路线、打倒资本主义的阵营当中。这是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最根本的特点，也代表了运动的方向，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当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是隐藏在共产党内身居高位的一小撮走资派根本不敢违背也无法抗拒的力量，完全能够扭转资本主义复辟的趋势，使中国重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应该唤醒这一力量，做最后的斗争。

当我们使用“垄断”一词时，我们不是在非常狭隘的意义上、仅指只有一个卖家的市场。这种意义上的垄断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我们是按经济学经常使用的那样，指的是公司拥有足够的市场实力来影响价格、产量和行业投资——因而行使“垄断权力”限制新的竞争对手进入该行业，即使存在高利润率。这些公司通常在“寡头”市场上运作，在那里一小部分公司控制着生产，能够决定产品价格。再者，即使这样也不足以描述这种现代企业的力量。垄断在21世纪的开头几十年一直在前所未有地得到加强。更具体说来，我们认为，我们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见证的是垄断资本主义演化成为一个更加普遍和全球化的垄断金融资本体系，这是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经济制度的核心——它是经济不稳定的关键原因和当今新帝国主义的基础。
 

谢韬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篡改和歪曲得出结论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承认1848年的错误以后，保留资本主义生主方式，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个正统叫做民主社会主义”。他认为这是最终的定论。其实这是错误的，民主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暴力革命，共产主义，这才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工人运动的 “遗言”。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当然是重中之重。这场改变在一定意义上是“经济的改革”，从传统的指令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是改革本身的合法性，仅是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有所提高或者是国民经济的增长，在经济领域取得的一些成绩是还不够的。因为一个国家，不仅仅由经济支撑，还有其他问题，比如如何面对外部的压力、威胁和挑衅；比如文化的保护、发展；最后还有政治上的政治改革问题。因此，改革开放如果是仅由GDP来支撑的，当然不行。实际上政府、党中央也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不再强调GDP是衡量干部的唯一标准，试图引入其它一些标准。

阶级斗争理论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若抛弃了阶级斗争理论，那意味着就从根本上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将必然会走向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而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存在着矛盾，毛泽东就曾经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而对于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涉及人的经济利益及其矛盾和冲突的经济学领域，更应该强调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从事经济学研究工作的人，必须自觉地意识到我们是替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说话的，是为他们的利益进行科学研究的；必须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不能去追求什么事实上并不存在的“纯客观”的、“超越意识形态”的研究。我们是为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去探索真理，而不能站在少数剥削者一边去思考问题。“屁股指挥脑袋”，立场错了，一切皆错，这个基本道理是颠扑不破的。

针对崔武年对“政治改革”发出十三点极其反动的长篇大论，本文愚悻也争锋相对地指出：“和平与发展”决不是当今世界主流，相反，这是一个掠夺与反掠夺、侵略与反侵略、颠覆与反颠覆的年代，是一冷战早停而热战升级的年代。任何发展中国家在考虑国家生存安全的问题上，不光是眼睛要紧盯外部世界，而且要特别警惕内部出现带路党，当然更不可把希望寄托在乞求和屈膝上，也决不能自废武功。而由于“国家安全”败落至成中华民族危机，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以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与自由化意识分子组合成的汉奸卖国贼集团的矛盾上升为中国当前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中国汉奸卖国贼集团成为中国当前国内主要的敌人。所以团结坚持毛泽东思想、拥护社会主义，以及爱国的朋友们都应该组成统一战线的中坚，顽强地反对卖国，反对侵略。

民主的政治体制并没有发生形式上的重要变化，但社会民主却出现了普遍危机；在仍然保持着社会主义体制的中国，国家政体及其形式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其社会内涵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异，以致有关中国到底是怎样一个社会的讨论不绝于耳。因此，与大多数论者（他们之间常常尖锐对立）将两种政治体制的差异设定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同，我认为当代政治危机的核心是与政治体制相应的社会形式发生了解体。政治合法性的危机主要来源于政治体制的代表性断裂，即政治形式与社会形式的脱节。如在资本主义历史中，政治民主与民主的社会形式之间的关系没有必然性，但民主的社会形式的衰落最终必然导致政治民主的危机。诸如选举权、多党制等等政治体制问题如果不能与民主的社会形式相互配合，就必然会产生一个断裂的社会。从根本上说，经历过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的中国，它的民主实践必须克服阶级分化，并创造一种不同于那种将剥削关系合法化的社会—政治形式、一种拒绝将劳动彻底抽象化的生产模式。所谓以人为本，应该是在克服一切奴役和附庸关系之后、在创造一种能够综合经济、文化和政治关系的组织形态之后才能实现。
 

吴敬琏在《中国模式，还是过渡性体制？》中，讲出了一句大实话。他从经济学角度，把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定位为：“既包括新的市场经济因素，又包括旧的命令经济或称统制经济，既可以前进到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也可以退回到统制经济的过渡性体制”。这句话倒有点儿一针见血，但是吴敬琏一针见血的背后却包含着险恶用心，他推崇“市场原教旨主义”，把中国当今“包括新的市场经济因素”的“过渡性体制”，深化改革成“完善的市场经济”，以此打造出其心目中的“中国模式”。然而，吴市场的“中国模式”，就是原始资本主义的“中国模式”，这是中国一切劳动者不共载天之敌。他所谓的“过渡性体制”中的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消灭剥削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而现行中国“过渡性体制”中的市场经济，恰恰替资本剥削劳动提供了当代全球最血腥的平台……
 

吳敬琏的《中国模式，还是过渡性体制？》，是一次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再宣言。他借用“中国模式”的说辞，从“中国经济崛起”去拔高“改革开放”，同时也为自己的市场化理论涂脂抹粉；其最主要企图是用“市场原教旨主义”，再一次影响权力去进一步地改变中国经济。认为目前中国呈现的“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格局”，是一种“过渡性体制”，提出“经济和政治这两个方面的改革应该配合起来推进”，用彻底地私有化、自由化、法治化这个“完善的市场经济”，去构筑“中国模式”。企业公有制及政府对经济的统制，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两大生命。如今，这两大生命在历届如吴敬琏之流的大佬率领的“市场原旨教义”各方粉丝团冲击下，早被摧残得奄奄一息了，唯一留下的是两支压扁了的吊气管，这就是所剩无几的国有企业和政府对经济残存的统制。这两根吊气管管皮老化了，有的管段也腐朽了，快不顶用了。对于国企，除了个所有权还在，收益权全变了样；政府统制呢？仅仅只管一进一出，进只是在收钱，出只重行政消费与GDP投资，其它过程都谈不上有多大作为。即使这样，吴市场及粉丝团中其它干将，也还是不依不饶，非要把这两支管子拔掉不可。他的这篇《中国模式，还是过渡性体制？》文章，就是为了拔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两支吊气管子而发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再宣言。
 

孔庆东说：“我们国家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坏，从什么时候变成人间地狱，就是从弘扬法制讲的，完全泯灭人性，把人贬低了，把法抬高了，这就错了，法应该永远在人的监管之下，若法是管人的，那法是谁制定的呢，法又是人制定的。所以归根结底，是人高于法，而不是法高于人。法律是后产生的，人类社会是先有道德，道德习惯形成法。”这一点也没错，自从文匪“精英”尤其是“法律党”开始“弘扬法制”，中国就开始了好人受打击受污蔑、坏人受保护受吹捧的时代——毛泽东受污蔑、雷锋受污蔑、共产党人受污蔑、中国革命受污蔑、李鸿章翻案、袁世凯翻案、汪精卫翻案、吴三桂翻案、爱国成了“爱国贼”、卖国成了“普世价值”……在“法律党”精心制造的“好事干得越多越大的好人越受打击，坏事干得越多越大的坏人越受保护”的黑白颠倒大环境里，见死不救的鸡毛蒜皮算老几？因见义勇为而被陷害被打击又有什么可奇怪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文匪“精英”尤其是“法律党”要的就是老百姓自顾自麻木不仁见死不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发生社会性的道德崩溃又有什么可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