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和民族是如何崛起的?
19 世纪中叶，随着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以及日本“国门”被西方列强的炮舰轰开而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大和民族惊醒了。
1860年，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奠立在德川时代的思想基础上。
德川时代，日本生发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德川思想家们以公有制和公有观念鼓吹和规范新生资本主义，著名的鹰山“三论”明确对“公天下”的认同：“(一)国家者，乃先祖传至子孙之国家也，非为我所私有;(二)人民者，乃属于国家之人民也，非为我所私有;(三)有为国家人民之君，而无为君之国家人民。”(见山本七平：(《日本资本主义精神》)
鹰山遗产“缔造了现代日本”(山本七平)。 鹰山家族的崛起预演了现代日本的崛起，鹰山理念规定了明治维新的资本主义精神。
明治维新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推动民主运动，在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形态下张扬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睦仁天皇申明：“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宦武一途，以至庶民，须使各遂其志”，“立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条誓文》)
明治维新顺应民意，尊重民利，以改良的方式落实革命的诉求：土地改革，使耕者有其田;剥夺领主特权，破除等级制;普及教育，惠及广大国民;“废藩置县”，推动中央集权和民族统一。明治政府激励日本人民的积极性，极大地开发了国民智力和科技潜力;而改革开放引来西风劲吹，则助推日本尽得资本世界第二次科技革命之利。大和民族踏上崛起之路。
然而，资本主义民族崛起的劣根性很快爆发，日本反抗西方压迫的英雄主义，迅速异化为对私欲最大化的追逐。“在被迫忍受并试图摆脱强权政治所带来的痛苦煎熬的同时，却又充满了将这种痛苦和煎熬强加于其他国家，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急切渴望。”(唐晋：《大国崛起》)
专制、扩张、掠夺、杀戮、军国主义……从甲午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财阀们为着极端私欲的贪婪，踏着成百万成千万中国人、韩国人、朝鲜人、菲律宾人、印尼人、越南人……，以及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的尸骨，向着大国崛起的峰巅冲击。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日本帝国覆亡。
然而，仅用了30年，覆亡的日本再度崛起;而再度崛起的日本几乎亦步亦趋，重走着德意志民族曾经的兴衰路。
这是日本惯于模仿的民族性之必然轨迹吗?
黑格尔早就说过，历史事件总要发生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则是闹剧。我们拭目：德国兴衰的悲剧精神，怎样以日本兴衰的闹剧落幕。
曾经，德国人民、欧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认同“慕尼黑绥靖”，助长了希特勒的法西斯狂焰;今日，沐浴着全球一体化之民主辉光的日本人民、亚洲人民以及世界人民，岂能纵容东条英机们阴魂下的军国主义爆发!
毋庸置疑，日本二战后的复兴与德国一战后的复兴略同：日本绝大多数城市被焚毁，工农业凋敝，民不聊生;战败的屈辱与正常国家地位的丧失，成为千钧重压，激发“民族私利”聚合为“民族公利”的雪耻救国;而广岛和长崎的蘑菇云，更使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痛尝原子弹灾难的国家，在人民心底埋下深深的恐惧与怨恨，形成着大和民族挣脱美国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强烈躁动和厚重动力。
多难兴邦。为着民族崛起，战后的日本以对每个个体私利的尊重表达对公众利益的认同，再次以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的民族形态调动起人民的积极性;而罗斯福高峰的美国精神，也以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的资本主义民主形态对日本半封建土壤予以改造。在资本主义大家庭中，日本再次幸运地融入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大潮，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
资本主义精神助推日本崛起。日本“从封建等级与君主制……一变而为平等主义和民主主义……，发展成为社会正义观念很强的社会，成为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杨铮：《2000：世界向何处去》)
“民族公利”规范日本的资本主义进程：日本“有强烈地复兴日本经济的民族意识。日本政府十分重视官员的素质和以身作则精神，对于那些贪污腐化、营私舞弊的丑闻，很难给予庇护。”(杨铮：《2000：世界向何处去》)
以公有制和公有观念变通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成为日本的自觉。“一位日本企业家坦率地说：我们好多管理方略，学自于中国的《鞍钢宪法》。”(徐厚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探索》)
——学自于《鞍钢宪法》尊重工人主权的社会主义理念。
上下一心，其利断金。日本再次以改良的方式落实革命诉求，变革生产关系，抑制垄断特权，形成阶级合作与社会和谐的政治体制，成就着生机蓬勃的全民创业与科技创新。70年代，日本中小企业占95%，从业人员占85%，“中小企业的主人，是战后经营管理的主要承担者。”(山本七平：《日本资本主义精神》)
大和民族成为资本世界两次科技革命的宠儿，创下了令世界瞠目的惊人对比：1945年，日本人均GNP仅134美元，1988年达2.3万美元。日本崛起。
对于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给予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变通，山本七平归结为“道”之运行：“在实践‘道’的进程中获得良心的满足，并在节俭中获得极大的精神安慰，那么，这个国家的资本积累日益增多，作为结果的利润达到世界第一就没有什么奇怪了。”(《日本资本主义精神》)
何谓“道”?
——孔子儒学。
尽管德川时代的思想家们以“人天一体”的理性思维，对“道”做了“人类精神”的高度抽象，但“道”的践行，在日本的封建土壤上，只能被封建思想体系即儒学之“仁”具体解析。“仁”现实地承担“道”的使命。
山本七平写道：日本“明治时期模仿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模仿美国……。” 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即以“仁”为核心的儒学传统。“古代日本是一个仅以中国为典范的时代。”(《日本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民主之“枝”，嫁接在孔子儒学传统之“干”上;“中西”之“合”，成明治维新之“璧”，崛起了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而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也以儒学传统异变了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对立的同一体。资本主义对“人类精神”的抽象，耀动着社会主义人人平等的辉光。而明治时代，尽管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劝学篇》中喊出“天不生人上人，也不生人下人”的强音，表达对“人人生而平等”的资本主义精神的认同，但这种“平等观”止步于书生激愤，并非日本各阶层的共识，更未如欧美那样经过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洗礼而深入人心。
革命的改良毕竟是改良。从封建泥潭中蹒跚拔脚的日本，未尝经历“拿破仑风暴”般对旧体制的横扫，则不过在资本主义形态下，以对封建专制的变通，张扬儒学大统;而天皇将“平等”赐予臣民的自上而下的关怀与臣民自下而上的报恩，分明是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善的等级制在日本的践行。
与此相应，战后日本企业实行的“终身雇佣制”，表明企业对职工承担责任的“善”和职工忠实于企业的“善”。双方立共识于儒学传统之“仁”：无须基于资本主义意义上的“人权”，亦无须签订资本主义方式的合同或契约。
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对于“人类精神”的抽象，停留在儒学传统和封建意识的层面上，其“平等”与“民主”之识见，与德意志民族差着一个层次。
德意志民族有着黑格尔哲学——现代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厚重内涵，更历经资本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血与火的洗礼，深刻感受了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危机以及欧洲帝国主义的裂变。德国人民脉动着生产力进步的科学曙光和“人类精神”的时代呼声，以认同历史指向的自觉：拒绝帝国主义。
大和民族尽管在“模仿”资本主义革命中实现了崛起，但实用性的“改革”和深厚的封建遗存决定其缺乏对资本主义革命的本质认同，尤其缺乏对资本主义内涵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领悟;而游离于大陆之外的岛国危机感，更使其“民族公利”难于挣脱“民族私利”的牢笼，难于实现“人类精神”的社会主义升华。日本不能摆脱“帝国梦”的魔魇。
日本期待挣脱二战后形成的美国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成为一个完全主权的国家;然而却自缚于这个“体系”之内，以帝国主义思维冲击“体系”。于是，膨胀的私欲发展着弱肉强食的两极分化以及资本巨头的特权专制，民主被践踏，民族被撕裂，军国主义复活，侵略扩张，虎视眈眈，争霸世界，蠢蠢欲动。
曾经，希特勒利用英、法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祸水东引”，在防范苏联的摇唇鼓舌中，突发“闪电”之击将英、法“体系”无情撕裂;而今，日本军国主义利用美国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亚洲战略”，以向邻国扩张和战争叫嚣的畸形态，借助这个“体系”扩张自身，积蓄着撕裂“美国体系”的恶魔的凶狠。
日本能够成为新的世界霸主吗?
曾经，纳粹德国以一道畸形闪电的强耀亮，宣告了欧洲帝国主义的覆亡;今天，日本的帝国梦虽“色厉”而“内荏”，终将在冲击美国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癫狂中，加速这个“体系”的覆亡并为之陪葬。
公有制和公有观念不为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导航，民族崛起便一定畸形化而终归梦断黄粱。这是资本主义崛起的宿命：也是日本崛起的宿命。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日本!
北京市写作学会 薛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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