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三次变动与历史质变“临界点”的出现——基于世界地缘政治结构的分析

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三次变动与历史

质变“临界点”的出现

——基于世界地缘政治结构的分析

张文木

说明：本文六万余字，成稿于2016年底，全文主要内容首发并连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1、2、3期。1917年已经过去，2017年已经到来，山雨欲来风满楼。谨以此文纪念伟大的十月革命一百周年。   

目录

一 历史辩证法和时代问题

二 世界地缘政治结构：古典的和“新型的”              

1.世界地缘政治的古典结构

2.世界地缘政治的“新型”结构

三 战后世界政治格局三次变动与历史“临界点”出现

（一）战后世界政治格局三次变动

（二）2016：历史质变“临界点”出现

（三）.世界大变局的意义与中国经验

四 追根溯源：造成战后世界格局变动的内因

（一）背叛十月革命原则，苏联走上社会帝国主义路线

1. 苏联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

2. 卡特执政期间，“苏联强权无论在何处都能所向披靡”

3.社会帝国主义外交使苏联众叛亲离

    （1）中苏破裂

    （2）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恶化

    （3）中美和解与苏联帝国解体

（二）涛声依旧，美国又在重复着苏联帝国的故事

1.石油美元是美国衰落的元凶

2.战争成了美国国家财政增长的“推土机”

3. 中美竞争的本质是制度之争

（1）“亚太再平衡”是痴人说梦

（2）中美竞争的本质是制度之争

（3）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之于世界进步的时代意义

（4）升级后的美国对华战略的可能走势

五 世界地缘政治结构中的中国角色及其经验

（一）准确地把握中国在世界均势中的作用

1.辩证地认识俄罗斯地缘政治的优势

2.辩证地认识美国地缘政治的优势

3.辩证地把握中国地缘政治的定位——与欧洲比较

4.比较结论

六 温故知新：预判未来二三十年的世界

（一） 资本主义进入“最不合乎自然”的腐朽阶段

1. 世界进入以金融霸权为主导的金融帝国主义时代

2.当代资本主义进入“最不合乎自然”的腐朽阶段

（二）狡兔三窟：国际金融资本将重新布局

（三）欧洲统一进程逆转，伊斯兰政治板块将向欧洲推进

1. 英国脱欧，欧洲统一“行百里者半九十”

2.中东伊斯兰政治板块将再次向欧洲推进

3. 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特点及战略与策略

（1）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新高潮的桅杆已现

（2）21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特点

（3）战略与策略

结束语：“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2017年正值十月革命[1]100周年。100年来，当代帝国主义已从列宁时期的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相溶合的托拉斯帝国主义蜕化为完全的金融帝国主义，其间的革命和斗争也表现出新的特点。在十月革命一百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总结这一时期，尤其是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形势变化及其特点、世界无产阶级及社会主义国家反帝反霸的斗争经验，对于推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必要的。

一 历史辩证法和时代问题

“发展”的概念是黑格尔历史学说的基本概念，它的核心内容是有质变的历史，而不“只是重复着那终古相同的庄严的毁灭”“随意动荡而没有什么发展”[2]，后一种历史被黑格尔称之为“非历史”[3]的历史。列宁推进黑格尔的概念并使之革命化，他说：“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发展是飞跃式的、剧变式的、革命的；‘渐进过程的中断’；量转化为质。”[4]历史的“质变”在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中常常与“革命”是同义的反复。斯大林说：“使生活发生质的变化即建立新制度的时候，运动就是革命的。”[5]1917年爆发的十月革命，就是一个具有历史质变意义的伟大事件，斯大林说：“十月革命结束了旧的资产阶级的民族解放运动，开辟了被压迫民族工人和农民的新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纪元。”[6]

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上升期间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已完成了“现代历史的杰作”，即“在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7]。

斯大林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8]。这前半部分讲的是时代特征，后半部分讲的是时代任务。与马克思时代不同的是，这时的资本主义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列宁说：“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这就决定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因为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而且正是从自由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向更高级的结构的过渡。”[9]

2017年是十月革命100周年，在这100年间，历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帝国主义时代的基本特征没有变。但在列宁的研究中，即使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帝国主义也是分阶段的，他写道：“资本主义过去各阶段的资本主义殖民政策，同金融资本的殖民政策也是有重大差别的。”[10]与20世纪初“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11]的特点不同的是，21世纪的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从占有优势发展到完全统治的帝国主义。列宁认为这样形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说：

银行基本的和原来的业务是在支付中起中介作用。这样，银行就把不活动的货币资本变为活动的即生利的资本，把各种各样货币收入汇集起来交给资本家阶级支配。随着银行业的发展及其集中于少数机构，银行就由中介人的普通角色发展成为势力极大的垄断者，它们支配着所有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几乎全部的货币资本，以及本国和许多国家的大部分生产资料和原料产地，为数众多的普通中介人成为极少数垄断者的这种转变，是资本主义发展成为资本帝国主义的基本过程之一。[12]

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候，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13]

用这些标准来衡量，21世纪的美国帝国主义将“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生产资本相分离”不仅推至“极大的程度”，此时的工业资本还完全屈服于货币资本即华尔街金融财团的脚下，形成了“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已具备“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典型特征。列宁说：“可以相当精确地确定新资本主义最终代替旧资本主义的时间是20世纪初。”[14]列宁所说旧资本主义是自由竞争时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如果套用一下列宁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相当精确地确定新帝国主义即完全的金融帝国主义最终代替旧资本主义即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高度融合的托拉斯资本主义的时间，是在21世纪初。1972年，石油美元的出现加强了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实力，1992年苏联解体消除了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外部威胁，由此金融资本反客为主实现了其对实体经济资本的绝对统治地位。“911事件”始，美国华尔街开始将金融资本的统治推向全世界，这就是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所谓“全球化”的实质。与列宁时代相比，这种优势已不仅仅停留在金融资本对“本国和许许多多国家的大部分生产资料和原料来源”的控制，在今天它已发展为金融资本直接对资本输出国——比如美国——的国家政权的控制。20世纪初的表现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现象在21世纪已倒逼进入第一世界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1920年7月列宁在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法文版和德文版写的序言中说：

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从1917年起，这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证实。[15]

由于二战后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世界无产阶级的在这一时期的任务除了革命之外，又增加了发展的内容。发展，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是这一时期关乎社会主义国家安全和事业成败的“硬道理”[16]。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早期曾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7]事实让，发展也不是仅请客吃饭，发展中也充满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生死斗争。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

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18]

无独有偶，1991年撒切尔在美国休斯敦讲话中也有同样的意思，她认为苏联使西方“陷入困境”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西方国家要“制造其内部问题”以从内部破坏这种制度，她说：

苏联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我讲不是军事威胁。从本质上讲，军事上的威胁并不存在。我们这些国家装备精良，包括核武器。我指的是经济上的威胁。借助计划经济，加上与独特的精神和物质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过去比我们高出一倍。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以合理地运营，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将我们挤出世界市场。因此，我们一直采取行动，旨在削弱苏联经济，制造其内部问题。[19]

撒切尔接着说她在苏联内部找到了实现这一目的的代理人：

我们由此陷入了困境。不过，很快得到情报说苏联领袖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借助他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是我的专家智囊的评估意见（我周围始终有一支很专业的苏联问题智囊队伍，我也根据需要促进和吸引苏联境内对我们有用的人才出国移民）。这个人就是米·戈尔巴乔夫。我的智囊对此人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他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即主张新自由主义的所谓“改革派”——引者）关系良好，因此，通过我们的帮助，他能够掌握大权。[20]

在讲话结束时撒切尔一语道破天机说：

事实上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了，不过在法律上苏联还存在。我负责任地告诉诸位，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21]

果然，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迅速在戈氏推行的“公开性”和“壮士断腕”式的市场化“改革”中分崩离析。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的苏联国旗正式落下。似乎是历史的安排，这天正是圣诞节。有意选择这天宣布苏联解体显然是戈尔巴乔夫献给西方的“圣诞大礼”。就这样，列宁、斯大林建立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此轰然倒下了。

“事实是顽强的东西，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得重视事实。”[22]苏联垮台的教训说明，即使在所谓“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即使在已建成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23]

二 世界地缘政治结构：古典的和“新型的”

世界地缘政治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大体说来可分为新型和古典两大类。前者指工业革命之后世界地缘政治的存在状态，后者指工业革命之前世界地缘政治的存在状态。

（一）世界地缘政治的古典结构

“新型地缘政治结构”[24]，是美国地缘政治学者斯皮克曼[25]的术语，它是对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俄罗斯和美利坚国家崛起以来世界地缘政治存在状态的一种学理描述。在此之前至罗马帝国解体后的中世纪，中华政治曾是主导欧亚大陆政治的基本形态。若与斯皮克曼的“新型地缘政治结构”的概念相对应，我们可将中世纪的世界地缘政治结构称为古典型结构。

在这一时期的地缘政治结构中，欧洲已经破碎为多种力量平行和对等的多国政治，只有中国在欧亚大陆具有整体合力，中国因而成为世界的中心。用麦金德的话说，当时的欧洲历史只是“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26]。这时，特别是到了中世纪后期和近代初期，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简直就是欧洲启蒙运动和近代改革的参照物。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披露18世纪法国的“经济学派”对中国“君主专制”制度曾是“倍加赞扬”，托克维尔以批评的语气说：

他们在四周找不到任何与这种理想相符的东西，便到亚洲的深处去寻找。我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对中国倍加赞扬。只要读他们的书，就一定会看到对中国的赞美；由于对中国还很不了解，他们对我们讲的尽是些无稽之谈。被一小撮欧洲人任意摆布的那个虚弱野蛮的政府，在他们看来是可供世界各国仿效的最完美的典范。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27]

在黑格尔的思想中，“东方”“亚洲”，在相当多的时候是“中国”一词的同义反复，黑格尔说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亚洲是历史的起点[28]。西语“东方”（古法语、拉丁语oriens；英语Orient[29]）一词，均与“珠宝”“定向”“目标”等意思相联系；而在西方人的东方观中，西方人长期无法征服的中国——与印度相比——则被赋予更多的敬意，以致黑格尔说：“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即四大文明古国——笔者）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末，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国家。”[30]西方地缘政治学先驱麦金德在其《历史的地理枢纽》的讲演中也告诉那些持“欧洲中心论”观点的同行说：“正是在外来野蛮人的压力下，欧洲才实现它的文明。因此，我请求你们暂时地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看作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因为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成果”。[31]马克思预言未来中国：“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RÉPUBLIQUE CHINOISE LIBERTÉ,FRATERNTTÉ（中华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32]即使到了18世纪末，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于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来到中国还在为见皇帝时下跪与否纠结，只是到了19世纪，东方中心才逐渐为西方中心所取代，不过，那时的西方还不是美国，而是欧洲。美国与俄罗斯的世界帝国地位发迹和完成于以欧洲为主战场的两次世界大战。

（二）世界地缘政治的“新型”结构

斯皮克曼认为近现代海洋霸权出现后，世界地缘政治出现新的结构性的变化。他说：

造成这个时代的世界政治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海运的发展和通往印度和美洲的航路的发现。海上活动是新型地缘政治结构——海外帝国——的基础。从前，历史给我们提供了陆上强国的实例，它们以统治毗邻的地块为基础，如罗马帝国、中华帝国和俄罗斯帝国。而今海洋已成为交通大道，产生了实力雄厚和面积广大的新组织。不列颠、法兰西和日本等帝国以及海上强国的美国都促进了现代世界的成长，而这个世界是政治势力发生相互作用的单一场所。正是海上势力使我们有可能把欧亚大陆当作一个统一的单元，也正是海上势力支配着新旧世界之间的关系。[33]

如果我们将世界分为南半球和北半球，就会发现具有黑格尔所说的“政治”[34]意义的地区，多存在于北半球，这是由于具有自主经济能力的国家主要集中在北半球，南半球经济多是北半球的外围或附属，其经济是以北方国家发展为中心的片面经济。

如果我们再将北半球划分，就会发现围绕着世界最大的欧亚大陆，其政治分为大陆政治和海洋政治，在此基础上又分为大陆中心地带和海洋边缘地带及其对立统一体的存在。斯皮克曼说：“正是海上势力使我们有可能把欧亚大陆当作一个统一的单元，也正是海上势力支配着新旧世界之间的关系。”

如果以美国为起点，以英国为终点——在近代正好是以英国为起点，以美国为终点，就会发现由东至西沿欧亚大陆边缘的海洋地带存在着包抄欧亚大陆的海洋国家群落。与此对应，在欧亚大陆一边存在着一个以俄罗斯为中心、以欧洲和中国为两翼的大陆国家群落。两类国家不同的地缘政治特点造就了北半球地缘政治的另种“中心”和“外围”的特征。前者是指欧亚大陆上的陆权国家，后者是指围绕欧亚大陆外围的海权国家。

    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加速了人们对世界政治的整体认识和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世界政治的能力。认识并提出大陆中心和边缘地带理论的是英国学者哈·麦金德[35]和美国学者N.J.斯皮克曼。

1887年哈·麦金德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宣读《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1904年再宣读《历史的地理枢纽》，这两篇论文被认为是英国地理学的“经典文献”^[36]。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论文从世界政治和世界体系的整体视角观察地理现象，从联系为一体的世界地理视角解释世界政治现象，提出著名的世界“地理枢纽”的理论，并由此将地理学发展为融于世界体系中的地缘政治学，他写道：

当我们考虑对这个广阔的历史潮流所作的迅速回顾时，不是觉得明显地存在着某种地理关系的持续性吗？欧亚大陆上那一片广大的、船舶不能到达、但在古代却任凭骑马牧民纵横驰骋，而今天又即将布满铁路的地区，不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枢纽区域吗？那里从古到今，一直拥有适合一种具有深远影响而又局限性质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的机动性的各种条件。现在俄国取代了蒙古帝国。它对芬兰、斯堪的纳维亚、波兰、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压力取代了草原人的向外出击。在全世界，它占领了原由德国掌握的在欧洲的中心战略地位。除掉北方以外，它能向各方面出击，也能受到来自各方的攻击。它的现代铁路机动性的充分发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枢纽以外地区，在一个巨大的内新月形地区中，有德国、奥地利、土耳其、印度和中国；在外新月形地区中，有英国、南非、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在当前的力量对比的状况下，枢纽国家俄国与周围的国家不对等，有一个让法国来充当平衡物的位置。

枢纽国家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的扩张，使力量对比转过来对它有利，这将使它能够利用巨大的大陆资源来建立舰队，那时这个世界帝国也就在望了。如果德国与俄国结盟，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因此，这样一种事态的威胁，必将推动法国与海上强国联盟，于是法国、意大利、埃及、印度和朝鲜就会成为这么多桥头堡，外部的海军可以从这些桥头堡支持陆上部队来迫使枢纽联盟也部署陆上部队，从而阻止他们集中全力去建立舰队。同这一情况相比，以前威灵顿在伊比利亚半岛战争中，利用托雷维德拉斯的海军基地所取得的成就，就是小规模的了。[37]

1919年，麦金德把他最初提出的“枢纽地区”概念提炼为更富有冲击力的“心脏地带”的概念，并以更简洁的短句作出如下概括：

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38]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原来在世界政治天平的南北两端的沙俄和英国及其均势为苏联和美国所取代。基于这种力量结构的变化，1944年美国学者N.J.斯皮克曼出版《和平地理学》，提出“边缘地带”理论。斯皮克曼认为麦金德过分夸大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作用，实际上包围着基本由俄罗斯占据着的心脏地带的外缘区域如中国、印度、巴尔干国家、法国等拥有大量的人口、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农业资源，而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俄罗斯）自然环境比较严酷，人口稀少，所以他认为主宰世界的关键地区不在心脏地带，而在麦金德所说的“内新月形地带”即由德国、法国、巴尔干国家、土耳其、伊朗高原国家、印度和中国占据着的“欧亚大陆边缘地带”[39]，认为海洋边缘国家无法垄断欧亚大陆腹地，而如果与大陆边缘国家联合起来，则可影响大陆心脏地带的国家政治。而不管是俄罗斯还是美国，谁能赢得这个中间地带，谁就能赢得世界。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说：

与大不列颠和美国最有直接关系的区域，是欧亚沿海地区同周围一系列边缘海间的接触带。不列颠帝国以不列颠群岛为根据地，通过对欧亚大陆周围一系列的内陆海和边缘海的控制，发展了它的世界势力。就这样，它有能力对海陆两性的边缘地区施展封锁的压力。差不多一直到1900年为止，大不列颠一直单独掌握着用海军封锁大陆的权力。[40]

这个帝国（苏联——笔者注）在寻求通往海上的途径时，在19世纪发现它的出路被扩张到欧亚沿海地区的不列颠海上势力所拦住。不列颠帝国的地位建立在从海上包围欧亚大陆的基础上，这种包围是由它的海军控制着周围海道来维持的。这种地位可以由于大陆沿海地区出现一个竞争的海上势力或由俄国的陆地实力侵入到沿海地区而受到威胁。

鉴于此，斯皮克曼将麦金德提出那句战略名言改为：

谁支配着边缘区，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41]

战后世界政治格局有“东方”“西方”的划分，前者更多地指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后者更多地指资本主义阵营国家，但这只是一种直观的色彩辨认。如果改换一下视角，将麦金德的大陆枢纽地带和斯皮克曼的海洋边缘地带理论合二为一，我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地缘政治及其战略力量就会有一个结构性的认识，这有助于理解后面将要开展的对战后世界战略力量对比变化规律的分析。

三 战后世界政治格局三次变动与历史“临界点”出现

（一）战后世界政治格局三次变动

战国时期，秦魏两国争夺河内[42]一带，吴起帮助魏国夺得河内，三十年之后，白起又帮助秦国夺回河内。事后民谣四起：

三十河东，三十河西；吴白两起，天作玄机。[43]

用这则民谣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格局的三次变动也是合适的。

第一次变动：两个阵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进入两个阵营的“冷战”时期，一方是以苏联为核心的除西欧之外的大陆国家集合而成的社会主义阵营，另一是以美国为核心的海洋国家集合而成的资本主义阵营。这一时期世界政治的特点是海洋边缘地带的国家和欧亚大陆国家同时崛起且势均力敌。当时，大陆国家也被一分为二，欧亚大陆西端的西德、法国、意大利、希腊等国加入海洋边缘国家阵营，从东德到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加入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处于东端的朝鲜、越南与中国一起则加入了大陆中心国家苏联阵营；韩国、日本、南越等则与美国为首的海洋边缘地带国家捆绑在一起。中国在远东地带顶住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封锁的同时，也帮助朝鲜和越南打败了美国的军事侵略。

这样的力量平行对峙持续了大约十年，也可以说，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均势的时期，它与20世纪20年代苏俄面对的国际形势相似，列宁说：“目前国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均势，虽然这是一种暂时的，不稳定的均势。这种均势表现在，各帝国主义强国虽然切齿痛恨苏维埃俄国并且企图进攻苏维埃俄国，但它们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资本主义世界愈来愈 分崩离析，愈来愈不一致，而拥有10亿以上人口、受尽压迫的殖民地各国人民对它们所施加的压 力却一年比一年、一月比一月、甚至一周比一周更加强大。”[44]列宁的这句话将有助于我们理解20世纪50至60年代两个阵营对垒的性质。

第二次变动：西方“不战而胜”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末，欧亚大陆中心的政治板块开始松动，其特点是排列于苏联西东两端的东欧国家和中国在苏联霸权主义的高压下与苏联关系日益疏远并向边缘海洋国家倾斜。1968年苏联出兵进入盟国捷克斯洛伐克，压制了那里的脱离苏联的运动，加剧了苏联周边大陆国家尤其是中国向海洋边缘国家倾斜。1972年中国和美国发表联合公报，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加入海洋边缘地带，打破了大陆中心地带的平衡。1980年至1981年波兰发生工人大规模的抗议罢工运动，1985年，苏联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主动放弃了“二战”以来斯大林时期为苏联获得的地缘政治利益，其结果是苏联在外诱内推中于1991年解体。

早在1988年，尼克松就预见到苏联的这种结局，将当年出版的一本论文集就以《1999：不战而胜》命名，尼克松写道：

苏联人追求的是不战而胜，我们的对策不应是不胜而和。

苏联人认为历史在他们一边。我们应确保在书写下一世纪的历史时，它是在我们这一边。[45]

结果苏联比尼克松预料早7年垮台。

第三次变动：美国盛极而衰 苏联解体后，美国政治家们再次有了“二战”胜利初期的骄狂，他们忘记了前任的经验——也可能他们想超越这些经验[46]，1991年、1999年及2001年，与北约一起连续通过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以及2003年伊拉克战争在海湾地区、巴尔干地区及中亚地区插入其军事力量，全面回收苏联地缘政治遗产并于2002年退出《反导条约》，打破原有的战略武器平衡。就在美国军事力量在中亚大规模推进的同时，其国力也在严重透支，结果又重蹈越战覆辙，2008年美国国力大幅缩水，国运出现颓势。

中东不仅是世界资源集中的地区，也是世界霸权国家力量伸展的极限所在。历史表明，在战略力量极限处发动攻势，尤其是发动连续攻势，是国家崩溃的开始。尼克松的战略目标是在亚洲尽量减少对手，集中力量实现美国的核心利益。而苏联解体后的美国战略家们是在不断增加对手的情况下推进美国的利益。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可小布什在任期间却将战争打成战争的继续，他曾破天荒地将许多国家列为“邪恶轴心”，似乎打遍天下无敌手。结果是对手越打越多，反恐越反越恐，美国由此转衰。

历史经验表明，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有力量与两个以上的大国对抗。古罗马人开始为了自卫，与北方的高卢人打仗，后又与南方迦太基人交战，胜利后继续向整个地中海国家进攻，结果导致罗马帝国灭亡；19世纪初，拿破仑与英国作战取得胜利，继而深入俄国，三年便遭到失败；20世纪40年代，德国希特勒初与英国作对，赢得西欧后，得意之际进攻苏联，又是三年便败；同期的日本一开始侵略中国，初期取胜，1941年又对美国开战，还是三年失败；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美国与中国和苏联对阵，三年便败；20世纪60年代美国又在越南战场上与中国和苏联交手，也是败得没有面子。小布什上台后，指名道姓向多个所谓“邪恶轴心”国家叫板，但凡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会明白他这是老虎吃天。所以说，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谁扩张，谁失败，失败的速度与扩张的广度成正比。纵观历史，概莫能外。

1992年，美国不战而胜，但令美国人意想不到的是，进入21世纪的美国，却以比苏联更快的速度滑入衰落。

（二）2016：历史质变“临界点”出现

对世界政治而言， 2016年是一个划时代的年份，因为在这一年中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一是当年6月23日英国公投脱离欧盟；另一件是6月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签署于当天生效和实施的《中俄联合声明》。历史将证明：这次英国脱欧之于欧洲统一的意义不亚于苏联解体，而《中俄联合声明》的意义不亚于1972年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如果将这两个具有风向标意义的事件迭加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看出世界政治版块正在发生着结构性的变化；世界政治进入质变的临界点。

我们看到，目前被斯皮克曼所描述的从英国沿欧亚大陆直抵美国的“边缘地带”正在发生破碎、坍塌和整体性衰落。衰落从世纪初的美国开始，西迤至今天的英国，欧洲统一进程由此逆转，欧洲向破碎化时代回归。与此相对，围绕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国家都在向大陆中心靠拢。由西向东，其标志性的事件是：

欧洲地区：

——2015年2月11日，俄德法乌四国领导人齐聚白俄罗斯明斯克会谈，会议在没有邀请北约核心成员国英国和美国的情况下，由北约另外两个核心成员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联手主导解决了乌克兰问题。

——2016年6月中俄联合声明，表示两国元首“高度重视维护国际和地区的战略平衡与稳定”。

——2016年6月23日，英国就是否脱离欧盟进行公投，结果是占51.9%的人同意脱欧。

7月9日，英国政府正式拒绝了逾412.5万人发起的举行第二次退欧公投的请愿。英国外交部代表官方表示，首相和政府均已经明确，必须尊重此前公投的结果。目前政府正在为退欧做准备工作，确保英国民众利益得到最好的保证。10月2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表示，英国政府将最迟在明年3月底启动《里斯本条约》第50条，正式向欧盟提交退出申请。启动脱欧程序将由政府自行决定，无需议会批准。2017年1月17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表示，英国不会留在欧洲共同市场，但会寻求与欧盟签订自由贸易协议，这意味着英国将寻求“硬脱欧”。

英国内部的“南北差距”引发国家南北分裂的可能性。2016年10月13日，苏格兰地区首席大臣、苏格兰民族党领袖尼古拉·斯特金在该党的代表大会上表示，苏格兰或将在英国退出欧盟之前举行新一轮独立公投，而且下周就将公布公投法草案。公投结果令苏格兰面临脱欧的前景，违背了苏格兰意愿，苏格兰将考虑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斯特金说，欧盟成员身份是以前苏格兰留在英国主要理由，英国通过公投决定脱欧，联合王国的存在，已经没意义了[47]。

中东地区：

——2016年5月17日，美国会参议院不顾沙特方面的强烈反对，通过一项法案，允许“9·11”事件受害者及其亲属起诉沙特政府并寻求赔偿。9月28日（当地时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以压倒性多数推翻了奥巴马总统对这项法案的否决。沙特阿拉伯外交部于当地时间29日发表声明，称美国国会通过这一法案将会给世界各国——其中包括美国自身——带来负面冲击。沙特方面希望美国国会更正立法，避免“可能发生的严重而意想不到的后果”。此前（2016年4月）沙特外交大臣朱拜尔曾警告说，如果美国国会通过相关法案，沙特将抛售所持的多达75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及其他美元资产。

——2016年8月9日，北约重要成员国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俄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举行会晤，双方同意尽快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恢复高层对话机制、加强国防工业领域合作等议题达成一致。

——2016年8月16日，俄罗斯轰炸机首次从伊朗空军基地起飞，完成对叙利亚境内极端组织的打击并顺利返航。这是俄国首次利用伊朗军事基地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武装分子，同时也被认为是自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首次允许他国利用伊朗领土开展军事行动。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表示，伊俄的合作具有战略意义，两国从现在起将分享资源，打击恐怖主义。

——2016年10月7日和12日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和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分别通过《俄叙间关于在叙利亚境内部署俄罗斯飞行大队的协议》。俄罗斯和叙利亚于2015年8月签署该协议。协议规定，应叙利亚请求，俄罗斯在叙境内部署飞行大队。飞行大队驻扎地为拉塔基亚省的赫梅米姆机场，该机场及其基础设施以及双方商定划出的区域交由俄方无偿使用。据报道，除了在赫梅米姆机场外，俄军还在叙利亚西部塔尔图斯海港拥有补给站。目前俄计划把塔尔图斯海港修建永久性海军基地。

亚洲地区：

——2016年6月23日至24日，上合组织元首第16次会议接受巴基斯坦和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印巴两国签署了《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义务的备忘录》。

——2016年10月20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华和中菲元首会谈，标志着中菲友好全面恢复到正常轨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杜特尔特举行会谈，并共同见证了中菲经贸、投资、产能、农业、新闻、质检、旅游、禁毒、金融、海警、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共13个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于2016年10月31日至11月5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11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马来西亚联合新闻声明》，两国重签《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防科工局与马来西亚国防部签署《关于共同开发建造马海军滨海任务舰合作框架协议》。《华盛顿邮报》称：“紧跟杜特尔特，马来西亚是第二个转向中国的东南亚国家。”[48]

美国

2016年11月9日，有意与华尔街拉开距离，而且资金和助选团队的社会地位远弱于希拉里[49]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击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据报道，特朗普6月28日发表演说表示，一旦他掌握政权，“将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他还透露已经不考虑向日本等其他参加国寻求再度谈判。美国白宫高级官员11月11日表示，奥巴马政府已清楚认识到美国政治局势的变化，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前景将由下届美国总统和国会决定。特朗普参选总统期间曾表示，如果自己当选，将要求日本和韩国“百分之百”负担美国驻军的一切费用。他当时说，如果这些国家不愿意负担更多费用，美国就应该“准备走人”，即从当地撤军。

上述重大事件涉及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和北约如英、美国、法国、德国、土耳其，以及美国的最重要的盟友沙特等核心国家，我们看到，从2015年至2016年间，这些国家按“大陆中心国家”和“海洋边缘国家”出现分裂。海洋边缘地带的国家（如英国和美国）与大陆中心外围国家（比如中国、法国、德国、土耳其和伊朗）快速分离，后者全方位地向中心地带的俄罗斯靠拢——这与“9·11”之前世界政治全方位地向美国靠拢的形势正好相反。与以往不同的是，此间的变化已不是量变意义而是非常接近质变意义的结构性变化。根据斯皮克曼的理论，“欧亚沿海地区”，具体说就是法国、德国、土耳其、伊朗，特别是中国等国的外交走向将决定世界政治的方向，上述重大事件罗列一起就会让人发现海洋边缘国家与欧亚大陆国家间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有利于后者的倾斜，以美国为主导的海洋边缘地带破碎化及由此引发的衰落趋势已难以避免。

2016年也是列宁创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00周年。100年来，帝国主义的本质没有变，但帝国主义的内容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00年来，美国从一个帝国主义集团中的“小兄弟”摇身变为“黑老大”。这些年来，美国被英国忽悠着不知节制地扛起“老大”的重担，与“9·11”之前的形势相比，目前美国身体已被拖垮并进入衰落期。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美国衰落，不是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衰落而是作为帝国的美国衰落。在未来的世界里，美国还在，但美利坚帝国将会成为一段传说。

（三）世界大变局的意义与中国经验

历史大势，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大凡能在其中独立自主者，方可胜出。独立自主——而不是所谓“不结盟”——是中国总能在每次世界大变局中化险为夷并占据主动的重要经验。

世界政治最大的变化莫过于格局的转换。如前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格局出现过三次带有全局性的变化。先是大陆中心和海洋边缘地带双双上升并由此形成两个阵营的“冷战”时期。此间新中国加入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不仅由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还由于美国选择了蒋介石政权并对新中国施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苏联从社会主义国家日益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赫鲁晓夫试图联手美国并开始对中国施压，勃列日涅夫时期又在与美国展开全球争霸的同时，持续在中国北方边境进行军事高压。这迫使中国与日益力不从心的美国双方有了战略合作的意向。1972年，毛泽东和尼克松握手，导致中国迅速向海洋边缘地带倾斜，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加入世界市场经济使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拉动了边缘地带的整体性上升。由此带来的联动效应是苏联的解体。基辛格说：“美国的国际地位似乎沦落到无以复加的最低点之时，共产主义却开始解体。”[50]

现在回想起来，在苏联帝国走向崩溃的过程中，中国没有与苏联死绑一体——此时《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尚未中止，但苏联放弃承诺并布兵于中国北界——而是独立自主地选择了决定收缩的美国一方，转向了海洋边缘地带。与此相反，那些与苏联捆绑在一起的东欧诸国则与苏联同期陷落。可以设想，如果当时中国像东欧国家一样放弃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死与苏联捆绑，这样也可能会得点好处，但结果会是像东欧国家那样跟苏联的扩张政策一起陷亡。

苏联解体后，美国开始忘记了两位罗斯福注重与大国合作和共享合作成果的经验，忽视了中国的战略价值，单枪匹马地独吞世界。2001年12月13日，美国正式宣布退出美苏1972年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抛弃了与俄罗斯的战略合作关系，从西面逼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与此同时，美国挥师阿富汗和伊拉克，开展所谓“反恐战争”，在伊拉克失利后，2008年美国宣布从伊拉克撤军，随后提出目标明显针对中国的“战略东移”计划。与20世纪70年代苏联排兵于中国北方边界的后果一样，美国的逼迫使中国与迫切需要中国合作的俄罗斯联手。

由此对美国具有灾难性的事件出现了：2016年6月25日，中国和俄罗斯签署并于当天生效和实施《中俄联合声明》和6月23日英国公投脱离欧盟，这两件事件的意义不亚于1972年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和苏联解体。其间，美国事实上已抛弃其在三个《联合公报》中的承诺并将兵力集结于西太平洋，与此对应，中国独立自主地再次选择迫切需要与中国合作的俄罗斯。与苏联衰落并解体的原因一样，在今后二三十年内，用毛泽东“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51]的判断是合适的，只要中国与俄罗斯深度战略合作的结构持续，以及中国不被美式新自由主义忽悠得阵脚自乱，美国及其主导的边缘地带的衰落大势是不会逆转的。战后世界大陆中心地带与海洋边缘地带政治形势的变动如下图所示：

由图可知，美国和俄罗斯的衰落与中国地位上升，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变化的基本特点。目前俄罗斯已基本渡过危机期，国力开始上升，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很难达到苏联时的国力水平，而美国则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要持续衰落。由此造成世界战略力量的失衡及世界政治天平中的中国“砝码”持续吃重。

可以预料，自英国脱欧后，欧洲统一进程可能出现逆转，或返回破碎状态。这样便出现了与20世纪90年代相反的政治形势：20世纪90年代是以苏联为核心的大陆板块的战略力量在整体瓦解，与此同时以美国为核心的海洋边缘地带的战略力量则因中国的加入而整体性地抬升；21世纪始，美国的全球扩张造成大陆板块力量整体性地向中心地带即俄罗斯汇聚，其合力持续抬升，与此同时，以美国为核心的海洋边缘地带的战略力量却在整体地持续衰落。根据历史经验，这种“半江瑟瑟半江红”的形势可能要延续二三十年。这就给中国——条件是中国还能够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崛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留下了相当广阔的空间，也就是说，在此期间，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相当从容的国际环境。

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的历史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否定，又在21世纪初进入新的肯定。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同的是，那时的南北矛盾不仅没有消除，现在又出现的新的“东西矛盾”。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矛盾表现与20世纪50年代不同但相似：不同的是它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矛盾扩大并深化为以俄国和中国为核心的力量大陆国家阵营与美国和英国为中心的海洋国家阵营的矛盾。

四 追根溯源：造成战后世界格局变动的内因

历史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52]，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苏联和美国是何等气势，而今苏联已成历史，美国也天祚不再。何也？要认识其中的历史必然性，就得认识苏联和美国霸权崛起的前提及其规定性。

（二）背叛十月革命原则，苏联走上社会帝国主义路线

1. 苏联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

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1936年，斯大林又带领人民建成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斯大林在带领苏联战胜了德、日法西斯的同时，也在获得胜利时滋长了沙文主义情绪，放弃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53]，将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视为苏联的卫星国，导致社会主义国家（比如南斯拉夫、中国等）与苏联的沙文主义产生分歧。

但是，沙文主义只是帝国意识的一种表现，其本身还不是帝国主义。斯大林去世后，苏联与美国的斗争从两种制度的斗争转化为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其沙文主义迅速向社会帝国主义转变。1962年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及其结果，“刺激了苏联军方大规模发展军事力量的决心和信念”并“促使赫鲁晓夫政权垮台”。[54]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上台并在全球范围对美国展开攻势的同时，还武装干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事务，陈兵于中国北方边界向中国施压，这时的苏联已背叛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全面放弃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国际主义原则，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为“社会帝国主义”[55]国家。列宁说：“‘社会帝国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帝国主义者。”[56]1974年2月25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谈话时说：

这个世界上是有帝国主义存在，俄国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57]

毛泽东曾批评赫鲁晓夫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58]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放弃十月革命的原则和列宁主义这个立国之本，苏联离亡国也就不远了。

基辛格说：“可以说共产主义覆亡始于赫鲁晓夫。”[59]

2. 卡特执政期间，“苏联强权无论在何处都能所向披靡”

美国中情局的研究人员梅尔文·古德曼认为：“勃列日涅夫与赫鲁晓夫不同，他的政策不再是针对西方围堵的防御政策，而是带有明显帝国主义色调的对西方的挑战。”[60]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与美国的争霸从地区转向全球，其目标直奔海洋边缘国家的心脏——印度洋。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访问中国并于15日发表公告宣布尼克松将于1972年访华。与其对应，1971年8月8日至12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访问印度，双方签订了为期20年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和平友好条约》；1977年3月，印度国会大选，人民党德赛获胜组阁。印度外交开始恢复不结盟特点。1980年1月，英·甘地再度执政。7月7日，印度宣布承认越南在柬埔寨扶持的韩桑林政权，这立即得到苏联的赞扬。

与南也门和埃塞俄比亚发展战略合作关系是70年代苏联实现印度洋战略的另一重要环节。如果说控制越南和印度意味着从东西两面控制马六甲海峡，而控制当时的南也门和埃塞俄比亚则意味着钳住了西方经曼德海峡和亚丁湾北上波斯湾的咽喉要道。

1978年5月18日至22日，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兼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访问南也门，双方签订了一项军事协定，规定在亚丁港等地建立海空基地、无线电联络中心和气象中心；一旦南也门遭到外来侵略，苏联将给予援助。10月23日至25日，南也门国家元首伊斯梅尔访苏，双方签订了为期20年的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埃塞俄比亚是第一个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1974年2月，埃武装部队发动政变。1977年2月11日，门格斯图任埃临时军事行动委员会主席，1978年，门格斯图第四次访苏，双方签订了为期20年的带有军事同盟色彩的埃苏友好合作条约。

获得在越南、印度、南也门、埃塞俄比亚等地区的战略优势后，苏联便开始向彼得大帝时开始俄国人一直追求的“进军印度洋”战略迈出最关键的一步，即出兵阿富汗。

1973年7月17日，达乌德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查希尔王朝，宣布成立阿富汗共和国，苏联第一个予以承认。1978年4月27日，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即共产党）主席塔拉基政变上台，苏联立即予以承认，1979年9月14日，阿明先发制人，发动政变，击毙塔拉基，自任总统兼总理。苏阿关系迅速恶化。1979年12月27日晚，苏联军队开入阿富汗，对阿实行武装占领。喀布尔电台当晚宣布阿明已被击毙，卡尔迈勒被任命为阿人民民主党中央书记。1980年3月6日，阿内阁通过决议，要求苏联军队无限期留驻阿富汗。3月15日，阿外长多斯访苏，双方就苏联军队“驻在阿富汗领土条件的实际问题”达成协议。4月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所谓苏阿政府关于苏军“暂时留驻”阿富汗的条约。在先头部队控制喀布尔之后，苏军4个师约5万人随即跨过边界，从东、西两路沿阿富汗境内的战略公路长驱直入，在一周之内占领和控制其他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

1979年对美国来说可是祸不单行。[61]除了苏联出兵阿富汗和越南大举入侵柬埔寨外，伊朗于年初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美浪潮，亲美的巴列维王朝倒台。霍梅尼于2月回国组阁，成立伊斯兰共和国，美伊关系迅速恶化。至此，苏联在北印度洋地区精心编织的有利于苏联的从埃塞俄比亚至南也门到印度（继而到越南）的战略链环已链接完成。美国在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海权链条的北翼彻底崩溃。这时苏联的军事力量离霍尔木兹海峡仅距300英里的直线距离，再加上1978年底因伊朗停止石油出口而引发的至今仍令西方人恐怖的（第二次）石油危机，这对曾从事核潜艇技术研究并对世界政治具有牧师般情怀的美国总统吉米·卡特说来，简直是当头棒喝。“卡特那句‘他（勃列日涅夫）怎么能这样对我’所裹挟的怒火已经外溢到国安会，成为促使美国干涉阿富汗的驱动力，直到里根政府和凯西[62]登台亮相。”[63]美国史学家孔华润写道，“勃列日涅夫认为，美国由于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丑闻而遭到削弱，而且由一位优柔寡断和懵懂无知的总统领导着，此时此刻正是苏联加紧谋取优势的大好机会”；卡特执政期间，“苏联强权无论在何处都能所向披靡。苏联政治局成员们踌躇满志，认为不需要再出台什么新方针了” [64]。当时苏联攻势不知节制，差点将美国赶出印度洋。孔华润说：“这件事想起来都让人后怕。”[65]

1981年，里根就任美国第49届总统。里根一改前任卡特总统的忍让路线，决定“重振国威”，推行以“实力求和平”的政策，此后，不管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如何——甚至用自我解体方式——显示“善意”，美国都不再手下留情。以色列情报官员戴维·阿尔贝尔（David Arbel）与兰·埃德利(Ran Edelist)在其合著的《西方情报机构与苏联解体——未能撼动世界的十年（1980~1990）》一书中写道：

从1985年开始，苏联开始表现出与西方国家合作反恐的意愿。但是西方并不相信苏联。中情局和其他政府机构对苏联的主动示好冷面相待，继续把苏联与国际恐怖活动挂钩。然而，1989年6月底，美苏第一次把国际反恐的合作提上了议程。只有在1990~1991年期间，也就是苏联崩溃的前一年，苏联才被视作反恐战争的搭档。在苏联共产主义政府存在的最后几个月里，它终于通过了“入学考试”。也只有在苏联灭亡的迹象愈加清晰时，美国才准备接受苏联为反恐伙伴。[66]

苏联解体后，美国留给俄国人的竟是北约东扩、北约轰炸南斯拉夫（1999年），竟是美日新防卫合作指针的签订和美国部署“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TMD）计划，以及新世纪初美国出兵阿富汗（2001年）和伊拉克（2003年）。失去中国后的苏联，就像一个千夫所指的大汉，终落了个“土崩瓦解的下场”。基辛格总结说：

这傲慢的帝国主义有一致命的缺陷，苏联的领袖一路推进下来竟然失去了均衡感，过分高估了苏联制度巩固军事与经济成果的能力，忘记自己是站在非常薄弱的基础上，向所有其他大国挑战。苏联不自量力，率性而为，终于把僵滞的局面变成了土崩瓦解的下场。[67]

即将跨过21世纪门坎的苏联人，却在阿富汗输掉了20世纪，就像刚踏入20世纪的俄国人曾在阿富汗失去了19世纪一样。

3.社会帝国主义外交使苏联众叛亲离

（1）中苏破裂 1959年初，苏共“二十一大”召开，赫鲁晓夫宣称把世界战争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业已产生。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于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9月，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举行会谈，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形成所谓“戴维营精神”，推销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针。9月30日至10月2日，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指责中国共产党，干涉中国内部事务。赫鲁晓夫希望中国配合他设想的“G2”共治的大局，中国不从，两党两国关系由此恶化。1960年7月始，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寻衅。1961年，正值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苏联要求中国本息一起偿还抗美援朝时苏联援华军事物资的贷款。1962年4、5月间，苏联当局通过其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塔城地区引诱和胁迫数万名中国公民流入苏联境内。10月，印度军队又从西南方面对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全线进攻，中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此后中印关系全面恶化。1963年起，苏联大量增兵中苏边境，对中国北疆形成新的军事压力。1963年8月5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签订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这是“G2共治”的第一个重大结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针对当时已经拥有核技术的中国和刚成功进行了核试爆的法国的。苏美对中国压力的层层加码终于有了明确的结果：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964年10月11日，赫鲁晓夫下台。此后，勃列日涅夫在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驻军激增近百万，对中国北方安全形成重大压力，中国针对苏联全面备战。8月2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了《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要求各地迅速成立防空领导小组，次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动员令，提出要“准备打仗”。1967年到1969年初中苏双方在边界上不断发生巡逻队冲突，1969年3月中方在珍宝岛组织进行自卫反击战。1969年9月23、29日，中国进行了地下核试验和氢弹试爆成功。

（2）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恶化  在欧亚大陆的西端，东欧国家与苏联产生的离心倾向加强，比如1948年苏联与南斯拉夫党和国家之间发生争执与冲突。1956年在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群众走上街头抗议，抗议活动演变成为当局无法控制的动乱，最终导致苏联出兵逼迫波兰政府立即中止动乱；而在匈牙利，苏军则以17个师的兵力向布达佩斯发动了军事行动，迅速地控制了匈牙利全境，平息了事态的恶化。但是，帝国的动荡并未在波兰和匈牙利就此打住，它经过短暂停顿后进一步从帝国的边缘向中心推进。1968年1月5日，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脱离苏联的运动。在共产党领导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领导下的捷克斯洛伐克60年代下半叶越来越显示出强烈的脱离苏联的独立倾向，在国内政治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尽管杜布切克的“改革”并不像1956年匈牙利改革那样激烈，但苏联依然将这视为对其领导地位的挑战。8月20日深夜，20万华约成员国军队和5000辆坦克武装进入捷克，为时半年的动荡才被平息。东欧国家的脱离苏联的倾向最终演变为1980年至1981年的波兰工人大规模的抗议罢工运动。但总的说来，这些离心倾向对苏联的影响并不像中国那样深刻有力，在1991年苏联解体前，东欧国家总体上没有摆脱苏联卫星国的地位。

（3）中美和解与苏联帝国解体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这种“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形势说明处于大陆中心地带的东方阵营和处于海洋边缘地带的西方阵营与其中心国家苏联和美国的关系均出现松动。随着苏联外交中的社会帝国主义色彩愈演愈烈，苏联对中国的高压持续增强。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苏两党、两国交恶之后，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不时制造挑衅事件，1969年初屡次侵犯中国东北，中国对此实行坚决的反击。

结果，苏联最终在亚洲压出了一个对它具有灾难性的变局，即将正在寻求合作力量的中国和美国推向一起。“尼克松因国内为越战而分裂，大为震骇，遂认为事先表现出有极大诚意求取和平，是为阻止苏联进一步扩张不得不采取对抗作法时之先决条件。”[68]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与毛泽东在瞬间握手言和。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1973年2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再次访华，5月，中美双方分别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1979年1月1日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必须说明的是，1972年中美握手并不是两国在发展道路上的合并，更不是两国立国原则的融合，对中国而言，它只不过是一次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作的另一次“布列斯特”[69]式的策略性妥协，在苏联转向社会帝国主义并向中国施压时，作出这种暂时妥协是列宁主义允许的。要知道，1973年和1974年，苏联甚至曾两次向尼克松建议“美国和苏联成立对付中共的准结盟关系”[70]。列宁说：“如果英法军队对俄国的进攻需要我和德帝国主义强盗缔结这样的‘协议’，我将毫不迟疑地这样做。”[71]

中国与海洋边缘国家联手后，苏联的衰落和解体的结局就难以避免了——与此同理，今天美国霸权主义政策逼着中国再次倒向俄罗斯，作为帝国的美国的衰落结局也是难以避免的。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12月25日晚，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缓缓降地。这天正是圣诞节。次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告解体。苏联从现实和法律上不再存在。基辛格说：

美国的国际地位似乎沦落到无以复加的最低点时，共产主义却开始解体。在1980年代初，有一度共产主义似乎要席卷挡在面前的一切；可是，不旋踵即风水轮流转，共产主义开始自我毁灭。不到十年，东欧附庸卫星国家解体，苏维埃帝国土崩瓦解，几乎把彼得大帝以来俄罗斯侵吞之所有权益，全都吐出来。从来没有一个世界强权未经交战失利，就如此迅速、彻底四分五裂。

苏联帝国的覆亡，部分是因为其本身历史诱使她坚定不移地走上过度扩张之途。[72]

基辛格说得还有点绕，本质上说，苏联的垮台，主要原因是背叛了十月革命原则，背叛列宁主义。用帝国主义扩张的方式与帝国主义“竞争”的结果必然还是帝国主义，不同的只是苏联搞的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帝国主义者”[73]，这就是列宁痛斥的“社会帝国主义”。列宁主义与帝国主义是格格不入的，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74]。

（二）涛声依旧，美国又在重复着苏联帝国的故事

     不幸的是，后来的美国对苏联解体原因的认识并没达到基辛格的深度，苏联解体后美国政治家们陷入“不战而胜”的狂喜之中，并手持着苏联时期的“旧船票”，沿着昨天苏联的路线，以更为傲慢的态度登上那艘曾将苏联送上末途的“客船”。要理解这一点，得从石油美元说起。

1.石油美元是美国衰落的元凶

“尼克松是西奥多·罗斯福以来，第一位以国家利益为号召执行外交政策的美国总统。”[75]尼克松为美利坚民族做出的最卓越的贡献，是成功说服华尔街同意美国摆脱越战并与中国修好；但他为此付出的“交易成本”即代价也是巨大的，对美利坚民族而言也许是致命的：他宣布放弃美元的金本位而将美元直接与国际石油挂钩，以此使依附于美元之上的华尔街的资产增值。于是，原来可以支持美元坚挺的美国工业——哪怕是军工产品，径直变成了脱离国民劳动且远离本土的资源产品即国际石油。这样，美元的坚挺就要靠国际大宗消费品石油的采购以美元结算及由此造成的世界对美元的短缺性需求来保证。从劳动形态上说，今后支持美元的就不是国民劳动而是旨在保证石油采购的美元结算的国家对外战争。由于美国的发展重心从国民劳动移至美元的世界需求上，其结果美国政府就从美利坚民族的政府异化为给华尔街“打工”并任由“财政悬崖”摆布的办买办集团。

    美国对世界石油控制的关键是确保石油标价和结算只能使用美元。由此美元从黄金本位被推到石油本位，支撑美元的基础从本国产品转移到中东石油。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尼克松之后的美国外交日益向中东集结以及石油价格在几十年间迅速严重偏离其价值的原因。

    尼克松之后，美国外交的重点是要保证国际石油采购以美元结算，而对于那些不愿以美元而以其他币种进行石油结算的国家，美国不惜用军事手段予以惩罚。就这样，石油美元使美国从一个依靠实体生产的国家异化为一个寄生在“石油美元”上的国家。由此产生的必然逻辑就是：石油美元的动摇，如没有其他浮财及时补偿的话，就是美国的动摇。如下图[76]所示

美元指数是综合反映美元在国际外汇市场的汇率情况的指标，用来衡量美元对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变化程度。它通过计算美元和对选定的一揽子货币的综合的变化率，来衡量美元的强弱程度，从而间接反映美国的出口竞争能力和进口成本的变动情况。由上图我们看到，从1971年石油美元问世至2014年，美元指数经历了1978年、1992年和2008年三个低谷和1985年和2000年两个高峰。第一个美元高峰的出现有赖于英国撒切尔、美国里根推行的以长期大量赤字刺激经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特别是亚洲出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及由此出现的几乎以天文数字增长的美元需求增长的推动，这一高峰至1987年后下落，经几次小幅反弹，至1992年跌到低谷。而挽救这次美元低谷的是苏联解体。苏联积累了半个多世纪的国民财富以及1997年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财富在亚洲金融风暴中的巨大流失瞬间成为挽救美元的“浮财”。

浮财挽救了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但没有挽救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这时“美国生产”依靠的不再是国民劳动而是对外战争，“美国制造”的不再是民生产品而是美元和各式有价证券；昔日以工业托拉斯为主导的华盛顿的美国蜕化为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华尔街的美国；美国由以往以实体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不自觉地滑入一个以消费为主业的寄生性的社会结构，美国人民日益丧失了生产能力，而深陷于古罗马式的堕落之中。从1990年到2011年20年里，美国实体经济空心化程度大幅提升。如下表所示:

    我们看到，从1990年至2011年20年里，美国第一产业即农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从0.16%下降到-8.4%，第二产业即工业从0.05%上升至19.4%，第三产业从1.05%飙升竟至89%。我们再来看这二十年里美国三产的产值构成变化。如下表所示：

    我们看到从1990年至2011年间，美国第一产业在GDP总产值中的比重从2.1%下降至1.2%，第二产业比重从28%下降至20%；而第三产业从69.9%飙升至78.8%。这说明，支撑美国经济的因素已不在国内生产，而在美国用枪杆子支撑的石油美元。只要美元坚挺，美国人民不用劳动而只印美元就可以得到来自全世界的产品。美元就是美国制造并销售到全世界的“商品”。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种浮财至2000年普京上台而终止，更为危险的是，1999年诞生的欧元动摇了石油美元的绝对地位。“2000年3月以来纳斯达克指数大幅地下挫，以及美国经济由持续高涨转入低迷状态”[77]。为了挽救美元危机，美国以“911”反恐为借口，挥师中东，企图从中东助推石油美元。结果陷入中东沼泽不能自拔。2008年，美元指数跌至从1971年以来的最低谷，这一年，美国政府宣布从伊拉克撤军。失去中东，石油美元就失去了基础。

    一般来说，主权国家的不动产是国家货币价值的承担者，在此之上的劳动产品的价值是其货币增值的前提。美国曾主要以军事工业生产提升美元的价值，但与世界石油比，美国军工这时毕竟还是国民劳动的产品。尼克松将美元直接与世界石油挂钩，美元在军工之外又多了世界石油这个新支柱。这样，美国金融集团便有了双轮滚动出的利润：军事胜利既拉动了军工又保证了国际石油以美元结算，美元结算造成美元坚挺；美元坚挺又有助于军事持续胜利并反作用于美元的坚挺地位。尼克松之后，石油在世界经济中就成了保障美元坚挺的杠杆。如下图[78]所示：

从上图呈现的原油和美国的指数变动的曲线中，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美元指数下落都是从原油价格的上升中得到补偿的。而近三十年间石油价格的峰值恰恰就出现在美元指数变动曲线的最低谷，这说明，原油价格上扬并不是国际需求的结果，而是美元的政治需要：通过石油提价造成美元的国际短缺，并由此推动美元的国际需求。似乎是美元的回光返照，2008年，当石油价格被推到接近不合常理的160美元一桶的价位时，迅速回落跌至40元/桶的价位。此后石油价位与美元指数在2008年前后形成鲜明对比：2008年前，石油价格低位运行，美元强势有力；此后，石油价格高位运行，美元疲软乏力。这说明，石油已不能成为拯救美元的工具。这是因为，要保证石油为美元托底的作用，其前提就是美国为控制世界富油区而进行的战争必须持续不断的胜利，2008年美国宣布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同时也意味着石油——本质上是军事力量——为美元托底的作用失效。

石油美元的衰落直接影响到华尔街的资本财团的收益及竞争力。据报道[79]：亚洲一度被西方投行视为可以为其手续费收入带来巨大提振的宝藏，但2016年的排行榜已经被中资投行所主导。研究机构Dealogic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资投行已经将亚洲并购和融资交易咨询费用的60%收入囊中，这一比例也创下纪录水平。没有一家美国或欧洲投行在亚洲（不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交易活动）排名榜上挤入前六。

“高盛排名的下滑也成为可以说明西方投行在亚洲市场的发展前景如何黯淡下来的知名案例。”2014年，所有在中国及亚洲新兴经济体开展业务的投行中，高盛（Goldman Sachs Group Inc.， GS）排名第一，但在2016年，这家投行连前10名也进不了；与前几年相比，其在2016年前半年的亚洲收益和份额均大幅缩水。如下图[80]所示：

摩根大通投行主管Daniel Pinto在纽约举行的年度投资者会议上表示，2016年一季度债券和权益资本市场承销业务带来的收益下滑，可能拖累收入下滑25%。高盛分析师Richard Ramsden表示，预期华尔街第一季度资本市场整体收入同比下滑15%，为近年来最差开年。摩根大通和高盛去年分列全球收入排名第一、第二位。标普500指数今年以来累计下跌13%，道指今年以来累计下跌6%。令人担忧的是，摩根大通对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风险敞口已经高达440亿美元，近期该行屡次提高贷款损失准备金。据美国财经网，该行贷款损失准备金已经从一月的8900万美元增加至13亿美元。[81]

与此相应，目前中资投行从西方投行手中夺取业务的势头愈发强劲，主要是因为中资投行能够为交易提供巨额贷款。

亚洲市场竞争激烈，亚洲地区每年的投行排名变化要比美国市场大得多。在美国，高盛等一些大投行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奥纬咨询（Oliver Wyman）驻新加坡的合伙人Claudio Lago de Lanzos称，全球银行业最关心的是今年来自中国客户的交易活动量，而中国客户往往会选择中资投行来进行合作。据Dealogic提供的数据，今年迄今为止，中资发行方在亚洲股票资本市场中占比高达83%，高于一年前的72%。[82]

显然，目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美国华尔街感受到了其利益在亚洲受到强有力的竞争——竞争力主要来自社会主义中国，如果联想1991年撒切尔在休斯敦的那篇讲话——那时欧洲经济面临的主要是社会主义苏联的强有力的竞争，那今后美国的对华政策走向就可知一二，改用撒切尔的话说就是：必须采取行动，削弱中国经济，用非常手段为中国“制造其内部问题”[83]。

2.战争成了美国国家财政增长的“推土机”

2015年4月1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年会在华盛顿召开。二十国集团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也将举行会晤。《纽约时报》发文感叹“美国的盟友都被亚投行诱惑”，称“在全球经济盛会上，美国领导地位日显衰落”，文章认为，由于美国两党长时间的内耗、奥巴马的有心无力、分裂政府的机能失效、国家缺乏充足的资源在全球部署经济力量，“美国正在从国际舞台的中心撤退”。[84]

    现在回头来看，尼克松在挽救美国的同时却又更深地伤害了美国：他使人民离劳动更远，离战场更近；为华尔街国际资本而不是为美利坚民族利益到世界各地打仗成了美国国家的“生产方式”和美国国民的“生存方式”。将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不放在国内产品而是放在海外石油，这等于将美国的安全基点从本土移至中东，这样，华尔街国际财团就将超负荷的国防任务强加于美利坚民族并使之自越南战争后再次透支了它的国力。2007~2009年间，美国国防支出占美国联邦财政总支出的20%左右，而同期军费支出却占国防支出的96%左右[85]，国防支出基本没有“浪费”，都用于军费了。其间的关系是，国家财政依赖华尔街金融，华尔街金融依赖军工和能源的扩张；军工能源扩张又必须以对外战争拉动，战争胜利再反哺财政。战争成了国家财政增长的“推土机”，而成本越来越高的战争又进一步透支了国家财政并对华尔街金融产生日益严重的依赖。如此恶性循环，致使美国发生了迄今尚不见尽头的危机，而危机又恰恰以战争的失败或难以为继为先导。

帝国主义就是战争。19世纪中叶，欧洲出现经济政治危机，欧洲人来到远东，用大炮打开中国和印度市场，中国和印度的殖民化为西欧释放的巨量浮财使欧洲渡过难关并进入了所谓的“维多利亚时代”。20世纪末，苏联解体又为处于低迷的美元注入浮财，这使美国经济转入“持续高增长”[86]的阶段。同样的道理，如果今天的美国不能找到像苏联解体那样的巨额浮财，美国从而美元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有可能还是很快的。恩格斯在分析古罗马衰落的原因时说：

奴隶制已不再有利，因此也就灭亡了。但是，垂死的奴隶制却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即鄙视自由民的生产劳动。在这里罗马世界就陷入了绝境：奴隶制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能了，而自由民的劳动却在道德上受鄙视。前者已经不能再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后者是还不能成为这种形式。只有一次彻底革命才能摆脱这种绝境。[87]

列宁说：

帝国主义就是货币资本大量积聚于少数国家，其数额，如我们看到的，分别达到1000-1500亿法郎（有价证券）。于是，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参与任何企业经营，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级，确切些说，食利者阶层，就大大地增长起来。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之一——资本输出，更加使食利者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给那种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整个国家打上了寄生的烙印。[88]

今天的美国同样陷入罗马帝国自己编织的悖论之中，即不管劳动还是不劳动，这在美国都“不再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那么，如果没有其他像苏联垮台那样的国际“浮财”挽救，美国除了革命，还会有其他出路吗？没有。稍有区别的只是，目前白宫政府急需“浮财”，而美国人民则急需革命。现在美国白宫正在与人民“赛跑”。

3. 中美竞争的本质是制度之争

   （1）“亚太再平衡”是痴人说梦

“纵观世界历史，依靠武力对外侵略扩张最终都是要失败的。这就是历史规律。”[89]肾虚火大，是今日诊断美国病的“临床表现”。自“911”之后，战争再次成为美国白宫的选项。从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至21世纪初的阿富汗、伊拉克的所谓“反恐行动”，美国已与俄罗斯结下血仇。2011年始，美国又开始“战略东移”，要实现“亚太再平衡”，目标直指中国。2016年9月29日，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发表讲话，称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已进入了第三阶段，将继续提升和稳固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力优势。卡特在讲话中称，美国将会把更多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派往亚太地区，包括F-35第五代战斗机、P-8型反潜侦察机和升级版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并大力发展新一代战略轰炸机、无人驾驶潜水装置以及太空和网络新技术。他还说，美军掌握了一些人们料想不到的新武器，并会投放亚太地区使用。[90]

“再平衡”？那要看在哪平衡。实施战略平衡政策要有欧洲那样的有对等实力平行存在的地缘政治环境。亚太地区与欧洲不同，在俄罗斯没有来到远东之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不对称存在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今天若没有俄罗斯参与，千里迢迢来到远东声称要搞“再平衡”，这无异于唐·吉诃德先生挑战大风车，若不是痴人说梦，那也是天方夜谭。况且，在俄国旧恨未消的情况下，美国又与中国产生新怨，1-2=-1，这样的结果，妇孺皆知。

（2）中美竞争的本质是制度之争

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已是目前美国全部问题的症结，中美竞争的本质是制度之争。

中国在亚洲的市场份额的不断提升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远高于美国的实体经济和为这种经济提供支持的社会主义制度。如《美国和中国三次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2000～2013）》《美国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2000～2013）》两表所示：

我们看到，在从1990年至2013年年间，美国第一、第二产业的贡献率远低于中国，唯独第三产业在这十多年间均高出中国1倍有余。在总产值的产业构成方面，从1980年至2013年间，美国第一产业高于中国；第二产业，自1980年略高于2个百分点，但自2000年后，中国则超过美国；第三产业1980年中国高于美国近4个百分点，可自2000年后，美国则大幅超过中国近1倍。如果给美国经济开出诊断处方，那就是肾虚脾弱，身体机能处理不了过多“营养”，导致体形肥胖，身感无力。与美国比较，中国具有更强的和可持续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超强竞争力产生的基础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在中国，有祖国的产业资金和资本隶属并服务于劳动者国家，银行在国家手中；而在美国，有祖国的工业资本隶属并服务于没有祖国的国际金融财团。20世纪初的德国经济学家鲁·希法亭[91]在《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中说：

而21世纪初的情况则是，已不是产业资本，而是代表产业资本的国家，“只有通过代表同他们相对立的所有者银行”才能获得对国家权力的支配。在当今美国，国家权力已从产业资本家手中移至金融资本家手中了。有祖国的白宫成了没有祖国的华尔街家族手中的变幻金融戏法的工具。其随时可能被抛弃的结果可想而知。

因此，在中美这场较量中，中美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制度之争，美国当前竞争力的衰落本质上还是制度竞争力的衰落。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说就是：

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93]

（3）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之于世界进步的时代意义

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对21世纪世界正义与和平最大贡献，这是因为，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21世纪已不是一般的产业资本家阶级，而是金融资本家阶级。这个阶级的前身就是已存于人类早期并对人类社会具有瓦解作用的高利贷阶层（由于它不依赖实体经济，故称之为“阶层”）。如果当代中国也像苏联那样倒在金融资本的脚下，其结果必然导致帝国主义更加腐朽和反动，世界更加黑暗。早在一百多年前，约·阿·霍布森在《帝国主义》（伦敦，1902年版）一书中就中国的成败对于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有深刻的分析，他认为中国失败的前景将是：

一旦中国受这种金融家、“投资者”及其政治方面和工商业方面的职员的经济控制，使他们能从这个世界上所知道的最大的潜在富源汲取利润，以便在欧洲消费，这套方式将会扩展到怎样巨大的程度。

到那时，西欧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和性质，都将同现在有些国家的部分地区，如英格兰南部、里夫耶拉以及意大利和瑞士那些游人最盛、富人最多的地方一样，也会有极少数从远东取得股息和年金的富豪贵族，连同一批人数稍多的家臣和商人，为数更多的家仆以及从事运输和易腐坏产品最后加工的工人。主要的骨干工业部门就会消失，而大批的食品和半成品会作为贡品由亚非两洲源源而来。

西方国家更广泛的同盟，即欧洲大国联邦向我们展示的前途就是，这个联邦不仅不会推进全世界的文明事业，反而有造成西方寄生性的巨大危险。[94]

在这里，我们只要将引文中的“欧洲”改成“美国”，今天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之于世界进步的时代意义便一目了然。

（4）升级后的美国对华战略的可能走势

同样，在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时也必须说明，当资本主义国家无法战胜社会主义国家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就会激化。列宁说：“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狠毒，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而且他们是‘按资本’、‘按实力’来瓜分世界的，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不可能有其他的瓜分方法。”[95]斯大林曾随列宁在俄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最终赢得战争胜利的大战略家，只有这样经历的人才能对资本主义战争性质有深刻的认识。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

    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96]

斯大林解释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从理论上讲来，这当然是对的。这不仅在现时、在目前是对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也是对的。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者们也多少懂得的。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究不是从对苏联作战开始，而是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开始的。”对此，斯大林解释说：“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所提出的问题，只是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优势的问题，而对苏联作战所一定要提出的问题，却是资本主义本身存亡的问题。”[97]

斯大林的判断在尼克松时期的美国外交中得到再次验证。对于今天的美国对华战略而言，在其不能通过“制造内部问题”击倒中国时，在西方内部“取得优势”应是今后美国外交的优先选择。欧洲统一进程在英国脱欧后出现的逆转，则为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罗斯福式”以及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式”的外交选择提供了条件。

但出现这一前景是有前提的，这就是中国不倒——“中国不倒”的含义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变。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19世纪40年代，欧洲出现危机，马克思预测欧洲革命将推翻资本主义，为此写了《共产党宣言》，宣称：“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98] 但结果是因欧洲在东方打败了中国和印度，随之而来的是这两个东方富国的财富流向并挽救了欧洲。欧洲随后便出现了所谓的“维多利亚时代”。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严重经济危机，英、法、美想将西方内部由此引起的政治危机引向东方苏联。为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想坐收渔利，结果是在斯大林格勒、库尔斯科战役胜利、希特勒败局已定之后，罗斯福迅速选择苏联为盟友，调头瓜分了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家产”——这是雅尔塔体系的实质。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扩大了侵越战争，国际收支进一步恶化，1968年3月爆发美元危机。在半个多月中，美国的黄金储备就流失了14亿多美元，3月14日一天当中，伦敦黄金市场的成交量达350~400吨的破纪录数字。由此迫使黄金美元转为石油美元。苏联利用这次危机与美国展开全球性的争霸，美国国力不支，这迫使尼克松放弃敌对中国的政策。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不满西方国家支持以色列对西方采取石油禁运，1979年伊朗革命爆发，深刻地动摇了刚建立不久的石油美元的基础。此时苏联在全球范围已对美国形成相对优势，这又促使美国与中国建交，恢复全面外交关系。此后美元因中国及亚洲“四小龙”加入世界市场导致美元前所未有地大幅升值。80年代后期，美国高峰过去，至88年迅速下落，美国便推动中国内乱，在中国不成功后便转向苏联并促成苏联解体，与19世纪西方炮舰打开中国和印度的国门挽救了欧洲危机一样，20世纪末西方搞倒东欧和苏联造成大量浮财西流，美元迎来了战后第二个巅峰。2000年，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来自俄国的浮财中断，美元指数持续下跌，美国再次挥师中东，结果美国联同美元被战争拖垮，现在美国又掉头“战略东移”，要从中国打些浮财，其结果将会如何呢？结果只能与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的形势相似，如果中国顶住，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就会抛弃美国向中国靠拢，那时，包括英国在内的整个欧洲就会以罗斯福之道还美国之身，对美国“请君入瓮”[99]，在远东联手中国，在欧洲联手俄罗斯，以图重新恢复欧洲人“百年复兴”[100]的梦想；反之，中国将再次面临新“八国联军”[101]来中国“分羹”，世界又重新回到金融资本统治下的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五 世界地缘政治结构中的中国角色及其经验

（一）准确地把握中国在世界均势中的作用

那么，能不能说中国在当代世界政治中具有稳定战略平衡的作用呢？

不，还不能这样说，这是因为中国缺乏像陆权大国和海权大国那样可以从容回旋的地缘政治条件。如果将世界分为大陆中心与海洋边缘合二为一的结构，那么，在其中能对世界战略平衡起到托底作用的目前还只能是俄罗斯和美国。

1.辩证地认识俄罗斯地缘政治的优势

苏联时期，其国土由多个加盟共和国组成，总面积是中国的的两倍还要多，即使苏联解体后，俄国陆地面积仍是中国的近两倍，有巨大的战略迂回空间，北部又基本没有来自地缘政治压力。美国东西两面有大西洋和太平洋两洋环绕，强大的海军使美国在其西面的有效边界推至位于太平洋的东经180°，这使美国与俄国一样在世界政治中具有巨大战略施展和回旋的绝对空间，同样也使俄国和美国（此前是英国）北南相向，一陆一海，在近现代史中竟成了稳定世界天平的托底的砝码：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体系是英国和俄国共建的结果，维系时间近一百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以英国为主导的凡尔赛和平体系，这时沙俄帝国瓦解，这个体系维系的时间最短，只有2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雅尔塔和平体系，是苏联与美国共建的结果，其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迅速肩负起大国的责任，这个体系从1945年延续至今，已有七十多年。

俄罗斯巨大的版图和高纬度寒冷气候使世界上没有一个甚至数个国家能够对其实行有效的军事占领。而巨大的资源储量使俄罗斯几乎等于获得了上帝的支持，有了“上帝”的支持，也就有了希腊神话中“安泰”（Antaeus）[102]式的防御力量。法国和德国的地缘政治条件类似中国但——由于他们之间的相互牵制——不如中国。19世纪初拿破仑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地位没有清醒的认识，1812年“拿破仑觉得来到俄国无异于置身位于亚洲和北极圈内的西班牙，只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更难对付而已”[103]。沙俄皇帝亚历山大一世让法国使者转告拿破仑：“我国幅员辽阔，我们将保持一支组织良好的军队……我不会首先举剑挑衅，但我将最后一个插剑入鞘……如果战事的发展对我不利……则我宁可退至堪察加，也不在首都签署割让我国省份的条约，况且这种条约也只能换取暂时的休战。法国人是英勇的，但是长期的军旅生活之苦和恶劣的气候也会使他们厌倦和气馁。我国的气候，我国的严冬将代替我们作战。”他举手指向地图说：“如果拿破仑发动战争，而且命运也对他微笑，而不顾俄国人的事业是正义的，那他也必须来到白令海峡才能签署和约。”[104]麦金德评论拿破仑说：“在亚眠条约之后他本可能享受持久的和平，但是他偏要继续备战。到最后他不得不遭到莫斯科大败，就像一个赚大钱的人要做过头，结果破产。”[105]

俾斯麦对俄国的地缘政治优势认识得更清楚，他告诫德国：“这个摧毁不了的帝国……即使在吃了败仗之后，也仍然会是我们天然的和充满着仇恨的敌人，正如今天西方的法国一样。”[106]

有了拿破仑的经验，希特勒就对苏联有了些敬畏感。1941年就在希特勒下令进攻苏联前数小时，他对属下说：“我觉得自己好像正推开一扇门，里面一片漆黑，以前从未见过，一点都不知道门后会出现什么。”[107]但他毕竟不是俾斯麦，最终经不住诱惑还是重蹈了拿破仑失败的旧路：入侵苏联。

正是由于俄罗斯无与伦比的广大陆地版图的地缘政治特点，俄罗斯人在每次重大的地区性乃至世界战争中——如果能像安泰那样身不离（俄罗斯）大地——最终都会反败为胜并在世界大战中成为决定世界政治的天平。莫洛托夫为此庆幸，他说“上帝给俄罗斯安排得真周到，我们还有个西伯利亚”“这片土地在许多情况下都帮助了我们”，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没有西伯利亚，德国没有西伯利亚，所以他们的事就和我们不一样了”。[108]拿破仑失败并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后也承认1812年入侵俄国是一个最致命的错误。他说：

这场与俄国进行的致命的战争，我是由于误会才投入这场战争的，这可怕的、严酷的自然环境，吞食了整个军队……随后，全世界都起来反对我！[109]  

大概也是汲取德法历史上这些教训，2015年2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奥朗德抛开英国和美国径直到莫斯科与普京商谈乌克兰问题，而不是像拿破仑和希特勒那样用军事手段与俄罗斯争夺欧洲利益。

但是，大版图给俄罗斯带来超强的生存能力的同时，也大大削弱了俄罗斯的扩张从而帝国控制的能力。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1856年）、俄国与日本争夺远东霸权战争的失败（1905年）、斯大林在朝鲜战争中的失算、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退让、勃列日涅夫在阿富汗的失败以及这些失败给俄罗斯人带来的苏联解体等后果，均证明这样一个与西方“马太效应”[110]不符，而与东方老子“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哲理相合的规律，即俄罗斯的扩张能力基本为其巨大的版图所销蚀，其国家扩张能力的极限大体与其国家版图相吻合。在这个规律下，俄罗斯国家版图与其扩张能力正好成负相关的关系，即俄罗斯的扩张因其巨大的国家版图而不堪一击，而大版图又使俄罗斯人的自卫即守土能力坚如磐石。

通过阅读历史，我们不能不注意俄罗斯人的所有扩张攻势几乎都是尝试性的，一旦决心实战，其结果要么是俄罗斯人的退缩，要么是俄罗斯国家的灾难：沙皇帝国崩溃的引线点燃于1905年的对马海峡，引爆于1914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斯大林帝国崩溃的引线点燃于1953年的朝鲜半岛，引爆于1979年的阿富汗战场。勃列日涅夫时期对阿富汗的入侵是俄罗斯国家扩张历史中力度最大的一次，其结果也是最惨的一次。如果说，1856年俄国在克里米亚的惨败可以在对空旷的远东的征服中得以补偿，并使俄国得以延续半个世纪；那么在中国开始崛起，苏联因此在远东没有任何扩张余地的时候，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入侵阿富汗，则使其在此后只延续了十多年便轰然解体。

2.辩证地认识美国地缘政治的优势

我们再来看美国。美国地缘政治的最大优势是大板块国土面积和两洋即太平洋和大西洋对其本土的护卫。两洋的存在增大了美国称霸世界的成本——远距离的世界控制需要更大的军事资源，同理也增大了外敌入侵本土的成本。战争是需要资源的，而资源的使用是需要运输的。因此，距离就是国家运输的天敌。国家战争资源的输送能力与其需要克服的地理距离成反比。从这个原理出发，我们会发现，美国是世界帝国中远程控制能力最弱的国家，同理也是世界帝国中抵御外来侵略能力最接近俄罗斯的国家。俄罗斯用地面距离增大了敌人的入侵成本，美国则以海面距离增大了敌人的入侵成本。几乎是无限大的地理距离使入侵者在发起军事进攻之前就耗去了大部分战争资源。在这些方面，中国均不具备条件。在近现代史中，俄罗斯和美国均没有中国“十四年抗战”这样的经历：入侵者进入中国如此之深——在同期的美国，这种入侵只达到夏威夷、时间如此之久——在同期美国，这种战争只延续90分钟（在2001年的“9·11”事件中，时间更短），这在俄美这样的国家中都是不可想象的。

从这些角度看，美国和俄罗斯作为民族国家，如果不自乱，它们超强的自卫能力，都是不可征服的国家，是“真老虎”；但作为帝国，它们又是脆弱和不堪一击的。

3.辩证地把握中国地缘政治的定位——与欧洲比较

那么，在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战略平衡中，中国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我们说大陆板块的中心国家俄国与海洋边缘中心国家美国之间的相互制衡，可以通过战略平衡保证世界政治的稳定格局，并不意味着这两类国家就能决定世界的命运，决定世界命运的还有主角之外其他战略力量加入的因素。

中国的地缘政治条件与法国相似，却与美国和俄国不同，它受到三面临陆一面临海的牵制，战略施展和回旋绝对空间均不如美国和俄国，它因而也比俄罗斯和美国更容易受到外来侵略，更不具备俄美甚至也不具备法国（法国面临的是适合陆军集团作战的欧洲大平原，而中国面临的则是不利于陆军集团作战的山地）那样的大规模扩张称霸的客观条件。正因此，与蒙古人远征欧洲的成就不同，汉唐周边远征，罕有大功。毛泽东同志对中国这样的地缘政治条件有敏锐的洞察，他给我们未来的领导人定下的国策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111]毛泽东意在警示未来中国不要重犯苏联和美国扩张目标与国家资源不匹配导致国家衰落的错误。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中国力量在于守成之中。

那么，欧洲能不能替代中国在世界地缘政治中扮演“决定主角间输赢的关键角色”呢？

不，不能。因为欧洲迄今仍保持着破碎状态，其中的大国法国和德国之间的互相牵制内耗了欧洲的整体力量。因此，当大陆中心国家与海洋边缘国家的力量在世界政治的天平处于均势状态时，其间的中国“砝码”的倾斜方向则决定了大陆国家和海洋国家间抗衡的最终输赢。太平洋战争中，中国加入反法西斯的阵营，这决定了日本法西斯失败的命运。美苏冷战期间，中国加入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这导致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后的急速衰落及由此产生的寻求中国和解意愿。1972年尼克松访华，1978年中美建交。此后，苏联在阿富汗受到美中的联合抵制，其结果，1-2=-1，1991年苏联解体。苏联解体后，美国又开始忘乎所以，横行天下，怠慢甚至抛弃了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关系，又直奔阿富汗，逼迫中国和俄罗斯日益接近并形成针对美国霸权的战略伙伴关系，基于同样的原理，2008年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其国力迅速衰落。

相对于欧洲而言，中国政治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在大陆中心国家和海洋边缘国家之间，中国砝码的倒向——相对于法国、德国而言——对于两边平衡具有更为关键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在世界变局中扮演着“The last straw that breaks a camel's back”[112]即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角色。

4.准确地把握中国在世界均势中的作用——比较结论

通过上述对俄罗斯、美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结论一：美国和俄罗斯作为民族国家，因其拥有巨大的战略回旋空间而拥有超强的生存能力和超强的反侵略能力，他们是保证世界战略平衡的主角，是“真老虎”；但作为帝国，它们也为其巨大的本国版图所拖累，它们又是“纸老虎”，其扩张和帝国控制能力是脆弱和不堪一击的。

结论二：与俄罗斯和美国不同，中国不是保证世界战略平衡的主角，却是决定主角间输赢的关键角色。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战败和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决定了世界格局，而中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只是加强了雅尔塔格局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

结论三：在欧洲完成统一之前，欧洲在世界地缘政治中只能在大陆中心与海洋边缘两大战略力量之间扮演从属者的角色，英国脱欧后，欧洲在世界政治中的独立性及其权重将大幅下降。

六 温故知新：预判未来二三十年的世界

1962年，毛泽东曾告诫全党：“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整个世界社会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伟大的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要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113]                           从毛泽东讲话到今天，我们已走完了半个世纪的历程，我们也真的来到历史飞跃（质变）的临界点。过了临界点，在未来的二三十来内，历史将会为我们展现出一幅由如下内容组成的全新的图象：

（一） 资本主义进入“最不合乎自然”的腐朽阶段

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仍是认识时代问题的基本钥匙，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生产力是当代国际关系乃至美国问题的症结所在。与以往资本主义相比，当代资本主义已进入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最不合乎自然”，也就是最反动、最凶恶，同样也是最腐朽和最虚弱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新高潮的桅杆及促成历史质变的“临界点”已露端倪。

1. 世界进入以金融霸权为主导的金融帝国主义时代

列宁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与列宁所处的时代不同的是，当代帝国主义已从“工业蓬勃发展，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114]进入金融资本超前发展，工业资本已完全屈服于金融资本的过程，以前由工业资本为主导的世界经济现在已为金融资本所主导。

与此相应，资本增值的G（资本）⇄W（商品Ware）⇄G＇（利润）的循环公式，已演变为G（资本）⇄W（战争War）⇄G＇（利润）的公式，有的更是直接简化为“G⇄G＇”公式，马克思说这是一种将货币“交换成更多货币”的公式[115]，其间战争而不是商品生产成了资本循环增值的手段。

金融资本走到今天也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金融资本是商业资本与近代工业资本融合而成长壮大的。它的先期形式是商业资本。商业资本不独是西方的现象。中国战国时期商业资本普遍泛滥并造成“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116]的局面。当时导演这场悲剧的不是各国诸侯，而是隐藏在各邦诸侯后面的吕不韦之类的“华尔街势力”。管子看明白了问题所在，他说：“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中一国而二君也。”[117]为了消除这种“一国而二君”的政治困局，秦王赢政向吕不韦痛下杀手及随后果断采取国家统一货币政策的目的就是彻底杜绝吕不韦金融势力复辟的任何可能。由于中国较早地经历了商业资本一家坐大造成的灾难，中国古代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节制商业资本的政策——“重农抑商”就是产生于这样的背景并贯彻于中国封建社会始终的重要措施，这些政策保证了秦以后的中国有幸避免了欧洲式的破碎。

不幸的是，中国人经历过的“战国时代”被金融资本推到欧洲，这对西方政治带来巨大且迄今难以消除的灾难。持大量资金的商人们曾资助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打倒了欧洲教会的权威，解决了欧洲政教冲突问题。它随后又使欧洲陷入“一国而二君”即资产阶级国家政权与金融资本的二元对立的困局。欧洲资产阶级在取得国家政权后便对曾经资助他们的金融财团势力痛下杀手，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欧洲的金融财团几乎全被分批地逐至美洲。取得对金融资本的胜利后，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在欧洲获得稳固的地位并创造出了世界工业的高峰、开辟了工业革命的时代。此时残留在欧洲的金融资本已被改造成工业资本的附属，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中起着积极作用。

流亡至美洲的金融资本又故技重演，通过扶持这里新生的资产阶级建立国家并据此与欧洲工业资本抗争，利用欧洲的分裂形势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利用美国的工业资本击倒了欧洲的工业资本及其世界霸权，随后又调头向世界无产阶级发起攻击，分别击败了作为世界工业资本的中心的美国和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组织中心的苏联。从1972年起金融资本逐渐在美国反客为主，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金融资本的世界霸权。世界从此“腾笼换鸟”和“转换升级”——实为堕落——为以所谓“新自由主义”为理论说项、以金融资本霸权为基础的金融帝国主义时代。这时美国的基础已从工业资本悄然转至金融资本。美国首次成为世界金融资本及代理人的摇篮。

2.当代资本主义进入“最不合乎自然”的腐朽阶段

今天的金融资本不同于工业资本，工业资本价值增长的基础是不动产和可以提供剩余价值的劳动力，而国家主权就是不动产和劳动力的保护神，因此工业资本是需要祖国和劳动大众的，它需要的是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紧密结合——这是获取剩余价值的绝对基础。而金融资本生息的基础则是社会对货币的绝对需求和不同种类的货币之间差价——这是高利贷及其生息的绝对基础。保持这个基础存在的前提就是社会劳动条件即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分离及由此产生的混乱，最好是战争。因此，今天聚集在华尔街的一小撮金融资本家们建立的以美国为依托的金融帝国的统治，正在剥削包括全球工业资本家在内的世界绝大多数人，其间金融资本迅速向“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 [118]返祖，其破坏性已大大超过它的创造性，负能量大于正能量，这是资本主义最腐朽，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确实是最不合乎自然的”[119]阶段。如果说，昨天的工业帝国主义还只是与全世界工人阶级为敌的话，那今天的金融帝国主义正在与人类为敌，作为它的辩证结果就是它同时也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和速度为它的对立面社会主义运动创造了巨大的后备力量。毛泽东说“坏事越多，好处就要来了”[120]，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二）狡兔三窟：国际金融资本将重新布局

对美国打击最深的还不是欧洲人对美国的抛弃，而是与美利坚民族曾并肩战斗反对欧洲压迫的华尔街财团日益增长的对美国继而对美元抛弃的可能。美国对中东的军事失控意味着世界石油天然气交易将脱离美元体系，在国内没有实体经济的有力支撑，军事上又无力挽回中亚败局的情况下，石油交易脱离美元体系是难以避免的，美元面临大幅缩水的危局。“山雨欲来风满楼”，华尔街为了自身利益必须要考虑资产转移的问题。

今天的美元与人民币不同，人民币的载体及依托其上的价值都是中国人民劳动创造的，在这里，货币的价值与其承载物是统一的；而美元的载体是美利坚民族的，而依附其上的价值却是人家华尔街私人资本的。随着美国的衰落，货币的价值与其承载物必须出现分裂。目前我们看到的趋势是，随着美国的衰落，华尔街正在将依附在美元上的资产价值向其他币种转移：狡兔三窟，有可能是由几种货币——经过亚投行的“暗度陈仓”——最终过渡到一种货币，政治上考虑，目前欧元自身难保，不敢说华尔街会把它所有的资产全部转移到英镑上来，但英镑却是它的最重要的选择。

为什么是英镑？因为英国的政治条件有利于商业资本的生长。目前英国是全球重要的经济体，英镑仍是全球重要的储备货币；在组织体系上，英国还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完备的共济会组织网络。

“现代共济会始于1717年英格兰现代总会所的成立，自那时起就已形成了以会所和总会所为组织单位的基本架构。”共济会目前在“欧洲大约有18 000家以上的蓝色会所，英格兰有8 600家、苏格兰有1 800家左右，两者合计已经超过欧洲的一半还多，可见欧洲共济会的重心在英国无疑” [121]。国际金融财团正是通过共济会组织使“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大量金融资本，建立了非常广泛而细密的关系和联系网，从而不仅控制了大批中小资本家，而且控制了大批最小的资本家和小业主”[122]。

有了有力的组织保障，资本财富落地就有了安全保证。而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法国、德国则不具备这一条件，且不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发生的一些事让今天的华尔街大佬们心有余悸，仅德国——中国也是一样——注重实体经济尤其注意装备制造业的经济政策，也不是华尔街大佬满意的。

美国崛起之前，英国一直是国际金融中心，拥有丰富的金融管理经验。1891年，全球最大的钻石巨头戴尔比斯集团创始人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 在罗斯柴尔德家族支持下，在英国创立“罗兹会社”，其最高目标是将大英帝国统治扩展至全世界，剩下的就是完善大英帝国向外扩张体系，由英国国民对所有可生存的地方进行殖民，将美利坚重新纳入大英帝国，统一整个帝国。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共济会的目标并不是为大英帝国而是利用大英帝国的扩张将自己的‘统治扩展至全世界’”[123]，正如今天华尔街的目的不是为了美国而是利用美国一样。

其次，英国在历史上是自意大利威尼斯之后最具国际商业金融经验的国家，通过共济会等组织控制金融并控制世界是聚集于华尔街的国际金融集团的传统手法。在这方面，何新先生有开拓性的贡献，而卢麒元先生在《何新发现了什么》一文中对共济会的总结也非常到位，他写道：

共济会的确是一种超越了常规国家治理模式的非政府国际组织。该组织以间接而隐蔽的方式，试图实现对地球资源的重新分配。他们的目的是牢牢掌握地球资源的分配权，从而确保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他们的方法就是通过对金融资本的垄断，掌握全球商品的定价权，从而对有限的地球资源进行全面控制。共济会的“统治”方法，基本上是虚拟的，不涉及土地和人口，甚至不直接涉及产权，“统治”的要点在于资本垄断。

资本无祖国，但是，资本家是有祖国的[124]。当有祖国的资本家，操纵无祖国的资本的时候，他们需要具备跨越国界的能力。这种跨越国界的能力，需要强大的国际组织方能建立。共济会正好就是这种能够跨越国界的非政府国际组织。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共济会非政府的特色，为他们提供了最佳的保护色，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共济会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们找到了跨越国界的最佳方式，那就是借助于资本的中性特征，实现资本持有者对时间和空间的跨越。资本家比无产阶级更现实。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时候，资本家们也联合起来了。共济会就是资本家的“共产国际”。历史地看，共济会比共产国际更有效率。经过两个世纪的不懈努力，他们已经完成对全球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资本的整合，并且形成了对美元及其衍生资本的绝对控制。通过控制国际金融资本，他们逐渐延展其影响力，以至于可以对多数国家的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发挥重要的影响力。事实上，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金融资本的金融殖民正在加速。他们已经建立起了美元金融资本的日不落帝国。

共济会的“统治”模式，或许是后帝国主义时期的新型的帝国主义模式。[125]

    必须明确，今天的共济会只是为国际资本家利用的组织形式之一[126]，而不是国际资本本身。造成二战后南北差距扩大及包括政治生态在内的各种生态灾难的原因并不是共济会的存在，而是国际资本的存在。由此而论，当前世界政治矛盾的焦点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我们今天斗争的主要对象仍是国际资本。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而只是与这些资本依附的各种比如共济会等组织形式[127]做斗争，如果不是有意误导的话，那就是缘木求鱼，因为我们打倒了共济会之后，还会有其他更多的组织形式蜂拥而上以至无穷。

那么，依附于美元的华尔街资产有没有可能向人民币转移呢？暂时性的共融是可能的，这是因为它需要保值——加入亚投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接纳人民币进入特别提款权（SDR）[128]都是实现这种“保值”需求的具体步骤，但长期“结盟”是不可能的，因为政治上不许可。资本没有祖国，遑论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它的资产保值，华尔街资产需要它所依附的国家强有力，它可以有强大的军队，同时它又不需要这个国家太有力量，因为它还要吸吮这个国家的“血液”，因而华尔街不允许美国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强大的实体经济及人民支持。

近些年，坚持不加入欧元区的英镑却加大了与人民币融洽的力度。2013年6月22日英国央行宣布，已经与中国方面达成了一项英镑与人民币之间的货币互换额度协议，协议有效期为三年，额度上限为人民币2000亿元。这样，一旦离岸人民币流动性发生全面性的短缺状况，英国央行将能够向英国国内有资质的金融机构及时补充其所必需的流动性。而在此前，英国央行已经与美联储、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达成了类似的货币互换额度协议[129]。2015年3月12日，英国向中方提交了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确认函，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中方表示欢迎英方的决定。

英国伦敦曾是世界金融中心，落地英国的金融界拥有丰富的金融管理经验，因此，一向以冷酷著称的英国政客在西方世界中率先申请加入亚投行及随后决绝的“脱欧”举动决不会是一时心血来潮，它很可能是配合目前还依附于美元之上的华尔街资产转移所作的“暗度陈仓”式的准备。

有人说华尔街还有大量资产以不动产如矿山、土地等的方式贮存和保值？因而它不一定要以货币为其贮存手段。

不错，不动产可以保值甚至增值，但是，利用不动产增值需要主权国家及其政治力量的保护——比如保证依附于美元之上的华尔街资产所依赖的中东石油以美元交易的前提，是美国军事力量在海湾存在程度，而保持军事力量长期有效的前提是国家的强大；而失去主权国家保护的不动资产，其安全遑论增值就没了绝对保障。比较而言，只有高利贷货币，才是金融资本家可以相对独立掌握因而相对来说是最安全的选择。正如马克思所说：“有了货币，就必然出现货币贮藏。但是，职业的货币贮藏家只有当他转化为高利贷者时，才起重要的作用。”[130]

今天的美国真的衰落了，而促成这种结局的原因正是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列宁说：

帝国主义是作为一般资本主义基本特征的发展和直接继续而生长起来的。但是，只有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特性开始转化成自己的对立面，从资本主义 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时代的特点已经全面形成和暴露出来的时候，资本主义才变成了资 本帝国主义 。[131]

自从21世纪初美国伊拉克战争失败后，华尔街金融资本日益脱离了马克思说的“G—W—G”[132]即资本（G）经过商品实物（W）使其资本增值（Gˊ）的公式，日益转入“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即赤裸裸的通过高利贷实现资本增值的公式。马克思说：“资本在历史上起初到处是以货币形式，作为货币财产，作为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地产相对立。”[133]现在，华尔街资本又回到它的最初的“货币财产”的形式——这是对工业资本的反动或曰“返祖”形式。

在21世纪的门槛前，已经站起两大新兴力量：一个是以中国为重心的亚洲，另一是初步整合起来的欧洲——现在看来取代欧洲的是与欧洲即将离婚的英国。这两大力量对世界金融资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目前国际资本的重心正由美国向以英国为中心的欧洲体系转移，与此相应，如果白宫不能——不管用什么方法——阻止美国的持续衰落，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又不能被打倒，那美元体系从大西洋西岸向东岸的英镑体系转移，就是华尔街最有可能的选择；而人民币可能是它完成这种转移的过渡币种。看来，英国政府是铁了心要脱欧，要与欧洲“离婚”，就是准备请迎华尔街“新人”而采取的最具法律意义的步骤。列宁说：“作为金融资本主要业务之一的有价证券发行业， 赢利极大，对于金融寡头的发展和巩固起着重大的作用。”[134]土地有地主，而货币却没有主人[135]，在“300%的利润”[136]前，英国焉有不接之理。在2016年6月23日的公投中，英国南部的富人投票区是支持脱欧的主要力量[137]。

（三）欧洲统一进程逆转，伊斯兰政治板块将向欧洲推进

1. 英国脱欧，欧洲统一“行百里者半九十”

我们知道，英国对欧洲的传统政策是大陆均势。其要义是确保大陆国家力量平衡并在这种平衡中使之相互制衡，从而造成谁也不能单独挑战英国霸权地位的地缘政治格局。美国崛起后，美国政治家全面继承并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源于英国的大陆均势政策：在欧洲使西欧与俄国相互制衡，在西欧则是英、德、法等国相互制衡；在亚洲是中、俄、印、日等国相互制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了欧洲的世界霸权地位，欧洲版图在雅尔塔会议上被一分为二，分为隶属于海洋边缘国家美国的西欧集团和隶属于大陆中心国家苏联的东欧集团。美国和西欧（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西德等）成立北约联盟，作为防备苏联进攻的保障。随后，苏联和东欧（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匈牙利、波兰与罗马尼亚等国）成立了华沙条约。英国与欧洲大陆双双倒在美国和苏联的脚下。此时英国从利用均势支配欧洲的主角，转变为被美国利用来支配欧洲的配角。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并由此失去世界霸权的包括英国人在内的欧洲人意识到欧洲统一对于增强欧洲的国际地位的重要性。欧洲统一进程由此开启。

1948年5月，欧洲统一运动首届大会在海牙召开。1949年5月5日，英国、法国、荷兰等10国政府成立了“欧洲委员会”。不久希腊、土耳其、联邦德国、冰岛、奥地利、塞浦路斯、瑞士、马耳他等国先后加入。1951年4月18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在巴黎签订了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1952年7月25日，欧洲煤钢共同体正式成立。1957年3月25日，这六个国家在罗马签订了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1958年1月1日，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正式组建。1965年4月8日，六国签订的《布鲁塞尔条约》，决定将三个共同体合并，统称欧洲共同体。1967年7月1日条约生效，欧洲共同体正式成立。

欧洲统一进程加快使美国意识到世界地缘政治变化对美国造成的危机。1972年，尼克松纠正了前任“世界主义”的天真，通过与雅尔塔和平体系中的另一关键性支柱国家——中国和解大幅减缓了美国的外交压力，降低了美国国力的消耗。

与尼克松与亚洲大陆和解对应，英国外交迅速转向欧洲大陆。1973年英国人“痛定思痛”，以英雄断臂的决心和勇气放弃了曾使英国大获其利的“均势”外交传统，于1973年毅然加入“欧洲共同体”。英国外交的这种自我牺牲为欧洲统一清除了最坚硬的障碍。随后丹麦、爱尔兰、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先后加入欧共体，欧共体成员国扩大到12个。欧共体12国随即建立起了关税同盟，统一了外贸政策和农业政策，创立了欧洲货币体系，并建立了统一预算和政治合作制度，逐步发展成为欧洲国家经济、政治利益的代言人。1991年12月11日，就在苏联解体（1991年12月25日）的前14天，欧共体马斯特里赫特首脑会议通过了《欧洲联盟条约》。

1993年11月1日，条约正式生效，“欧共体”更名为“欧盟”。这标志着欧共体从经济实体向经济政治实体过渡。1995年，奥地利、瑞典和芬兰加入，使欧盟成员国扩大到15个。在西欧统一完成后，欧盟又乘胜东进，科索沃战争后，迅速收复了“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斯特”即丘吉尔所说的“铁幕”以东地区。2002年11月18日，欧盟15国外长会议决定邀请塞浦路斯、匈牙利、捷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10个中东欧国家入盟。2003年4月16日，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的欧盟首脑会议上，上述10国正式签署入盟协议。2004年5月1日，这10个国家正式成为欧盟的成员国。2007年1月，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两国加入欧盟，至此，欧盟经历了6次扩大，成为一个涵盖27个国家，总人口超过4.8亿的当今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联合体。欧洲人仅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就接近完成欧洲大陆的内部整合。

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议会通过独立宣言，此后欧盟成员国法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四国外长先后宣布承认科索沃独立。美国18日也发表书面声明，宣布正式承认科索沃独立。如果科索沃最终获得了“独立”或事实独立，那么，丘吉尔1946年所描述的“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斯特”的“铁幕”，在欧洲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与1946年比正好翻了过来：从东欧的西界实实在在地推至俄罗斯家门口。欧洲力量及其依托的地理基础又接近恢复到二战前的状态。二战后，美国为操纵欧洲而设计出的东欧西欧分裂格局已近消失。

至此，欧洲人接近实现了雨果在1849年就梦想而丘吉尔在1946年3月的“铁幕演说”，9月又在苏黎世重提的“欧洲合众国”[138]的概念。接下来欧洲人乘胜前进，向北非进军。

我们知道，地中海是欧洲命运的旋转门，而北非的突出部突尼斯和利比亚（即古代迦太基领土部分）便是历史上欧洲开启北非这扇旋转门的枢纽。罗马人早就看到这一点，当年伽图在元老院每次议事完毕时，都要重复说一句：“迦太基非灭掉不可。”[139]

罗马帝国在地中海的扩张给古代欧洲带来了文明，而成就罗马文明的关键步骤是罗马人跨海突破迦太基（今突尼斯、利比亚、阿尔及利亚一带）并于公元前146年对其实行完全占领[140]；同样，来自中欧平原的汪德尔人（Vandals），占领迦太基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横贯北非的汪德尔王国，公元455年趁西罗马帝国内乱从迦太基发兵北上攻陷罗马城。由此结束了欧洲的古代文明即罗马文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于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由此对英国在地中海的霸权形成挑战；“沙漠之狐”德国隆美尔军团在北非与英国蒙哥马利部队决战的失败也是轴心国命运逆转的重要原因。

同样的道理，在完成欧洲大陆统一后，欧盟必然要借助北约向北非挺进。2008年7月13日，欧盟27个成员国和16个地中海南岸国家领导人在巴黎举行峰会，决定正式启动1995年萨科齐提出的《巴塞罗那进程：地中海联盟》 计划。峰会发表的声明表示，要把地中海沿岸变为一个和平、民主、合作和繁荣的地区，宣告地中海联盟正式成立。此时的欧洲人大有一种“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141]的感觉。在他们眼中，历史似乎正在从“雅尔塔体系”向欧洲人久违了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回归。

欧洲人说干就干，2011年3月19日，法国和英国发起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的“奥德赛黎明”行动，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再度通过决议，授权成员国在利比亚设置禁飞区。8月，反对派在西部发起进攻，夺取首都的黎波里，“全国过渡委员会”逐渐得到国际和联合国承认。同年10月，卡扎菲被俘身亡，欧洲军事力量进入北非。在欧洲统一的道路上，利比亚不幸扮演了当年迦太基的角色：“芝兰挡路，不得不除。”[142]控制了利比亚，也就控制了北非，控制了北非，南欧这个欧洲大陆最“柔软的腹部”才能得到有效保护——这是欧洲统一所需要的最基本的地缘政治条件。

然而，“行百里者半九十”[143]，欧洲统一进程在它接近完成的时候，却在2016年6月遭到英国突然反水，英国脱欧将再次拉动欧洲破碎化的倒退。此事让史家不由扼腕。

2.中东伊斯兰政治板块将再次向欧洲推进

但对欧洲乃至西方世界而言，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因欧洲破碎将要引起中亚的战略力量西进。

我们知道，欧亚大陆分区并存有欧洲、中亚和中国三种战略力量。但历史表明，在欧亚大陆的主要区位即北纬30°至60°之间可容纳战略力量只有2.5个；也就是说，在三种战略力量之间，必然有一个生存空间要受到其他两个的严重挤压并因此出现破碎地带。比如上古时代[144]在欧亚大陆分区并存的是欧洲罗马帝国、中亚诸帝国[145]和中华帝国。此间欧洲罗马帝国和中华秦汉帝国强大，中亚地区力量受到挤压并分出安息、贵霜诸小帝国。此时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为1：0.5：1。[146]

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中世纪陷入碎片化时代，这为中亚阿拉伯帝国继而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乃至俄罗斯帝国的崛起和大面积扩张腾出空间。此时中华帝国保存完好并转入隋、唐、宋、元、明的持续统一朝代。此时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就转为0.5：1：1。

进入工业革命后，欧洲又开始复兴和强大，中亚伊斯兰力量在欧洲、中国尤其俄罗斯的挤压下日渐式微，此时的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又恢复到1：0.5：1。

俄罗斯在北方崛起并南向强力插入中亚地区，部分地取代了原来夹在欧洲和中国之间的伊斯兰力量及其比例。此后原来的欧洲、中亚伊斯兰和中国的三种战略力量并存的格局就为欧洲、俄罗斯-中亚伊斯兰诸国和中国（1：0.5/2：1）并存的格局所取代。

近代历史经验表明，在欧洲、俄罗斯-中亚伊斯兰诸国、中国三者中很少有一支力量单独扩充到1.5的水平，即使有，比如唐帝国、蒙古帝国都勉强接近这个水平，英国、沙俄、苏联也都曾入侵阿富汗试图填充中亚，其结果也都是短命和失败的；但不管是欧洲还是中国，其中若有任何一方衰落——比如19世纪末清王朝的衰落和20世纪上半叶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衰落及20世纪末的苏联解体——并由此造成的战略力量的收缩，都会引发中亚战略力量（主要是伊斯兰力量）在欧亚接合部即中亚地区的崛起及向其他战略力量坍塌方向的扩张。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力量再次衰落，但中亚板块并没有大幅上升，究其原因是苏联和美国的崛起对中亚板块形成的持续挤压。苏联解体后，中亚伊斯兰力量出现崛起势力，但很快又遭到“911”后美国的挤压。自“911事件”美国挥师中东后，中亚板块受到越来越强的挤压；美国受挫后，欧洲统一进程的加快并迅速越过地中海向北岸推进又使这种压力得以延续。近期巴沙尔政府军在叙利亚内战中的胜利，以及“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147]的迅速崛起，都是中东地区力量对这些外来挤压的强烈的反弹。根据上述欧亚板块互动规律，在俄罗斯、欧盟、中国三大力量都保持强劲上升之势的时候，中亚板块很难恢复到中世纪的水平。

但是，2016年6月英国脱欧打破了欧洲统一的进程，鉴于英国在欧洲统一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又鉴于欧洲大陆的政治统一尚末最后完成，而欧洲统一又不符合脱欧后的英国、美国、在相当程度上甚至俄罗斯的利益，因此，如果亚洲没有如19世纪末那样大面积的坍塌，今后欧洲统一的完成在相当长时间内不仅难以想象而且还有可能出现逆转。罗马帝国的衰落曾为匈奴力量西向让出空间，罗马帝国坍塌和欧洲破碎又为阿拉伯帝国继而蒙古帝国的崛起和西向进军让出空间，如果今后欧洲统一进程出现大幅度的逆转，欧洲将在不同程度上重复罗马帝国衰落后中世纪的历史：中东伊斯兰政治板块将再次西向扩展，而当前进入欧洲且不可阻挡来自中东北非的难民洪流，只是这个大变局即将拉开的序幕。变局的深度将依欧洲统一进程逆转的程度而定。

3. 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特点及战略与策略

（1）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新高潮的桅杆已现 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结束，西方朝野陶醉在“不战而胜”（尼克松）[148]的喜悦中。日裔美籍学者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之争，以西方的自由民主“成为普世性的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而告终。面对今天的历史，福山的理论显然已失去了解释力。

阶级分析的方法仍是我们观察当前中美矛盾不能放弃的正确方法，由华尔街国际资本对美利坚民族的民族压迫导致的美国劳动者阶级以及包括实体经济资本阶级最广泛的阶层与华尔街买办阶级的阶级斗争已成为美国国内的基本矛盾。列宁说：

帝国主义不仅在新开辟的地区，而且在原有地区也实行兼并，加紧民族压迫，因而也使反抗加剧起来。[149]

毛泽东也看到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存在的这一深刻矛盾。1965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与毛泽东谈话结束时“希望主席向美国人民说几句话，美国人民对中国是有好感的”。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点：

祝他们进步。如果我祝他们获得解放，他们有些人可能不大赞成。我就祝那些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获得解放。美国人民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150]

美国人民的自我解放运动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已经开始。2001年的“911事件”打击的对象是世贸大厦而不是白宫，2011年美国人发动的是“占领华尔街”而不是“占领白宫”的运动；以往的人民运动都直接以政府为对象，今天第三世界和美国人民却直接以华尔街国际资本为对象。与早期的工人砸机器行为不一样，而与中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有些相似，这两大事件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较早觉悟的人群。这说明，第三世界人民和美利坚民族正在觉醒：不管这种觉醒是自为的还是自发的，他们都意识到了世界问题的要害不是白宫而是华尔街，不是美利坚民族和美国人民而是国际资本垄断集团。值得注意的是，自“占领”运动后，美国出现了更具破坏性且愈演愈烈的“枪击案件”[151]和正在一些州涌动着的从联邦中分离出去的情绪[152]：前者如果枪口一转就意味着社会革命，革命的对象不会是白宫而一定是华尔街；后者则意味着美国的分裂，美国人民需要的不是依附于华尔街的而是代表民族利益的独立自主的国家。造成美国危机的原因是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对美利坚民族的超负荷压迫，若无非常手段化解，美国的前景是非常不妙的。

殖民地现象从第三世界向特别是美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内部倒逼，是21世纪初的帝国主义腐朽性的最突出的特点。1942年1月22日，毛泽东在审改关于太平洋战争后沦陷区情况的通报材料时，加写这样一段话：

总之，极端狠毒的殖民地政策，现已推行于租界，不分阶级，有财即掠，表示了日本法西斯最后挣扎时期的紧张性。[153]

如果将这段话中的“日本”换作今天的美国华尔街垄断资本集团，也会让人觉得很贴切。

2015年加入美国总统大选行列的74岁的伯尼·桑德斯的竞选主张是“把华尔街的高管送入监牢”。 桑德斯认为，美国如今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金钱在政治体系中的角色和影响力——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公司和银行的影响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们能确定议程，决定辩论，书写立法，恐吓政治家，甚至阻止这个政治体系采取行动反对它们。报道认为，桑德斯发出质问：我们要寡头还是民主？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问题，但对于今日来说切中肯綮。[154]

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发生后，世界的目光开始注意到马克思和列宁。人们从“占领”运动中体悟到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155]和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判断。据报道，2011年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德国的销量比2005年增加两倍，是1990年的100倍。马克思塑像又重新回到了德国莱比锡大学的校园[156]。英国“影子内阁”财相麦克唐纳尔是工党激进左翼议员，一向抨击银行业和媒体业，主张国有化，被路透社称为“资本主义之敌”。麦克唐纳尔在其个人博客上也表示其志向是“酝酿推翻资本主义”。[157]在这些新闻后就有跟贴说：“看来真的是东风起了，欧洲要不要爆发，英国自然是春江水暖鸭先知。欧洲怕是要出事，而且是近期。”“世界需要慢慢开始找回正义。”“西方政府与媒体都犯有战争罪与协助战争罪，大规模侵犯人权罪。”[158]

2016年11月9日，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在经过百般阻挠甚至死亡威胁后，一反华尔街精英阵营，击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当选第四十五届美国总统，11月11日，特朗普在赢得美国大选后首次接受了电视媒体《60分钟》节目采访，向公众谈自己未来的如下施政思路，他表示：

——对手很强硬，我也很强硬，至于我后不后悔，反正现在是我在接受你的采访，而且我们要向国家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我们要让美国重新伟大。这是我们的初心，也是我们目前要做的事。

——我们在中东花了6万亿美元，6万亿，这笔钱足够我国重建两遍。可你看看我们的道路、桥梁和隧道，还有机场，都过时了。如果说我代表着某种否定，那就是对长期以来美国政治状况的否定。

——我们在试图清理华盛顿，你看……我团队里的所有人……都有公职经历，这是体制问题，体制（that’s the problem with the system, the system）。现在，我们要清理这个体制。

——要清理体制，有很多事等着我们去做，我的团队里都是前政府官员，后来辞去公职，成为说客。其实，这整个团队就是个巨大的游说组织。我是说，他们最懂现在这个体制，但未来我们要逐步淘汰这个体制。必须淘汰它。

——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正变得很糟糕。我们要做的是拯救我们的国家，我并不在乎酒店的入住率。这与我们当前的事业相比，好比芝麻与西瓜。医疗保健等事业，能让人们的生活更好。美国人活成这副德行，是非常不公平的，我们要改变这一切。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现在的做法是不行的，我们正在失去这个国家，国将不国，这是我取得胜利的原因，轻易取胜的原因。我赢得很轻松，这很能说明问题。[159]

奥特朗当选美国总统的意义是深远的。它说明美国人民已不能忍受华尔街对美国人“不分阶级，有财即掠”的“极端狠毒的殖民地政策”和肆无忌惮的阶级和民族压迫，有了需要“再解放”的觉悟，美国人民和知识思想界在更大的共识中显示了反潮流的勇气和力量，同时也说明华尔街金融资本集团本质上也是“纸老虎”。恩格斯说：

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不过，这也就足够了。在普选制的温度计标示出工人的沸点的那一天，他们以及资本家同样都知道该怎么办了。[160]

东风渐起，2016年美国“普选制的温度计标示出工人的沸点”，东风将要压倒西风，世界历史已进入了质变的临界点。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向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在地圣彼得堡冬宫发起总攻，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由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宣告诞生。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开辟了胜利前进的道路。当历史从工业帝国主义时代进入金融帝国主义时代，世界资本主义又回到最野蛮和最黑暗的“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并在20世纪末期泛滥于全世界，与此同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进入低谷。此间作为世界社会主义中流砥柱的中国不得不向国际资本主义作出“布列斯特”式的“让步”并由此赢得了为时三十多年的战略间歇期。在与国际资本艰难周旋和国内既反右又防“左”的实事求是的路线中，中国终于冲出了资本主义包围，迎到了已露端倪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新高潮的桅杆及与此相伴的历史质变的“临界点”。

（2）21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特点 必须明确，21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既相同又不同于20世纪时期。二者的相同之处是，它们都是分阶段的，最终目的都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但这次新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世界范围内，在它的第一阶段还不是一般地反对资产阶级，而是联合工业资本家阶级集中地反对金融资本家阶级；不是一般地反对资本主义，而是联合所有实体经济劳动者阶层和管理者阶层集中地反对金融帝国主义及其买办阶级；不是要消灭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无法消灭，而是要使金融资本服务并服从和服务于工业（实体）资本，成为工业资本的有益补充。在此阶段，非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并不是建立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建立有利于实体经济生长，因而是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社会主义社会。第二阶段的目标才是建立完全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第一阶段的目标下，亚非拉第三世界、以欧洲大陆工业国家为主体的第二世界和以美国为主第一世界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当代金融资本集团的被压迫者和剩余价值的提供者，因而他们都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主力军、同盟者和同情者。

进入21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显著特点是由经济全球化带动高科技的发展不仅没有扑灭被压迫者的反抗烈火，相反，它使金融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即反抗帝国主义革命的手段也同步强大。以色列籍学者戴维·阿尔贝尔（David Arbel）、兰·埃德利（Ran Edelist）在《西方情报机构与苏联解体——未能撼动世界的十年（1980~1990）》一书中惊叹：

同样令人怀疑的是，美国情报机构是否完全明白全球化影响的另一面。人员、资金、理念的自由流动促进了欧洲美霸权，但是也让革命理念和积极分子能够自由、快速流动，而且能够在对抗西方的过程中利用美国的高科技和西式自由主义。[161]

革命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生对抗性矛盾的结果，经济形式及造成这种形式的技术进步只是解决生产和消费矛盾的手段。前者是历史运动的基础性规律，而后者只是在此基础上的次一级矛盾运动。在私有制条件下，经济形式及技术的进步不仅不能解决而且只能同比增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对抗性。工业资本还要保留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前提，而金融资本则以基尼系数绝对化为前提的。不同的只是具有资本优势的西方国家利用资本全球化实现了日益扩大的国内基尼系数的国际化转移。它们在长期的殖民掠夺中确立了优势资本的地位，并利用其优势地位在资本全球化中从南方国家获得源源不断返还到本国的超额利润，以此降低国内的基尼系数，并由此保障了国内中产阶层的增长和资本增值的并行发展。其结果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恶果片面地被转移到南方国家：在北方国家国内市场一天天好起来的同时，南方国家的国内市场则一天天地烂下去。历史辩证法表明，国内基尼系数最大化的极限是激烈的阶级革命国内化，国际基尼系数最大化的极限则是革命形势的全球化。当前日益扩大的南北差距便是基尼系数国际化的外观形式。“占领华尔街”运动表明，日益扩大基尼系数正在向金融资本的大本营美国延伸，这说明国际金融资本从全球化中获得剩余价值越来越少，资本全球化已走向尽头，世界形势正在出现逆转，世界历史质变的临界点正在到来。

（3）战略与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帝国主义已经从萌芽状态成长为统治的体系”，但社会主义却还处于萌芽状态，在世界范围内还远没有形成统一的反抗体系，而且与帝国主义体系的力量对比远未达到对等状态。因此，21世纪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运动，要有适合时代特征的战略与策略。

必须明确，反国际金融资本并不就是反美国。目前的美国只是被当代金融资本集团利用来剥削世界劳动的随时可以转换为其他国家的重要工具，正如目前的共济会只是金融资本所依赖的且随时可以转换的重要组织一样。早期工人砸机器反抗资本是没有意义的，今天的社会主义者砸美国这个随时可以替换的金融“工具”也是没有意义的。因而，美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相反，美国人民及包括工业资本家在内的美利坚民族已从压迫民族转为被压迫民族，美国已从打败英国殖民主义并获得独立的民族国家转化为国际金融集团的殖民地。因而美国人民及整个美利坚民族是21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有生力量和积极参与者，而不是革命的对象。21世纪革命——至少在第一阶段——的对象，是国际金融财团及其买办集团。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没有祖国”[162]，更多的是说金融资本没有祖国，因此，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63]因此，21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是伴随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另类无国界“全球化”运动，与金融资本的特点相对应的是：运动的无国界和运动对象的无国家。列宁说:

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瓜分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164]

革命可以引起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冲突和战争自然也会引起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更顺利的发展。因此，“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165]。如果条件成熟，也可以选择“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追上别国的人民”的道路，列宁说：

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的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166]

我们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成了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167]

列宁说的道路，就是十月革命的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就是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建立的。

这里需要提前说明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外敌破坏和社会制度变质的内部原因，中国自身有没有也出现苏联那样“行百里者半九十”即倒塌的可能呢？如果有，那问题可能出在哪呢？

问题将出在超出实力的世界扩张。我们知道，近代以来的帝国思维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尤其是金融资本的产物，不管自称“社会主义”与否，只要称霸，它本质上就与社会主义分道扬镳。美国崛起之后迅速走向扩张之路，因扩张而衰落的英国深知扩张对国力造成的损害，政治上成熟的罗斯福去世后，英国便怂恿美国与苏联双双向世界扩张和争霸，结果导致苏联解体和随之而来的美国衰落。与崛起之前没有世界扩张的经验的美国一样，今天的中国也没有向世界扩张的教训遑论经验。在本世纪中叶我们党“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实现后，那时的中国政治领导人没有下乡遑论战争的经历，就会很容易受到“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168]式的帝国思维的引诱，果如此，今天的美国和昨天的苏联、日本、英国就是前车之鉴；果如此，中国面临的结局可能就不是垮台，而是解体，其间获利最多的则是在这几个国家中受帝国思维损害最早而又最不能放弃这种思维的英国。英国的政治家和学者们并没有忘记二战中为罗斯福出卖的耻辱，他们一直在用捧杀的方式削弱美国并借美国之手为欧洲收复在雅尔塔体制中失去的战略利益。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在回忆录《旅程：我的政治生涯》的序言中将这个目的说得更加明白：

我想改革英国，使它保留20世纪初、身披世界最强大帝国斗篷的骄傲，同时，面对21世纪的到来，不会由于那件斗篷不再合身而自觉失落和衰退。[169]

结束语：“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毋庸讳言，美国的衰落使人们再次将公平这个社会主义的基础原则提到世界历史的议程，在未来的历史中，这样的景观将再现西方世界。当资本帮助世俗国家打倒天主教和封建王权后，它也就开始转入与世俗国家的斗争。当资本超越国家而形成一种国际联合后，民族国家就成了它们的阻力和要消灭的对象。但资本主义大工业“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170]，国际资本造成的资本主义国家混战（比如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释放出的，恰恰是与国际资本尖锐对立的越来越多和日益团结的主张公平的社会主义国际力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布：

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71]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172]今天的帝国主义已从列宁时期的工业托拉斯帝国主义蜕变为更加反动的金融帝国主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者需要有组织地全面推进无产阶级的斗争，建立可以涵盖工业资本的国际统一战线，为社会主义新高潮的来临提前做好准备。

1917年已经过去，2017年就要到来。

山雨欲来风满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