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与价格的螺旋”与西方的工资薪酬理论
在这个体系中，因为资本的私人占有关系，一方面资本占有者全面控制劳动工具、条件和劳动对象，迫使劳动者不得不出卖劳动以获得深存，资本占有者因此在整个雇佣关系的形成中居于主导地位，并且在此前提下向劳动者支付货币(工资或者薪酬);另一方面，因为劳动者联合劳动的产品被资本所占有，劳动者在消费领域又不得不回过头来用获得的工资和薪酬向资本购买他的生活所需，已包含了资本所获的利润的价格购买自己参与的劳动成果。在资本对劳动进行投机的过程中，资本在投机起点和终点上两次定价的差异，就是其利润来源的真正奥秘，“工资与消费物价的螺旋上升”成为这种机制的现象形态。
出于改善自身生存的努力，劳动者会在雇佣关系形成及其调整上联合起来，以现有的市场消费物价为基础，通过各种方式提高自己的工资和薪酬。一旦个别企业中的劳动者组织与企业就提高自身的劳动待遇与工作环境条件的互动博弈获得成功，不仅会吸引这个企业中的劳动者加入工会或者类似工会的组织，而且还会引起其他企业中的劳动者人群进行模仿，进而扩展到一个社会中所有的企业，由此引起社会工资总水平暂时上一个台阶。比如在集体谈判中，工会进行工资的“相互攀比”，形成工资上涨在社会层面上扩大的局面，这种跳背游戏被称作蛙跳。在短期之内，在社会产品分配中社会总工资和总利润的比例会发生有利于劳动者们的变化。但是这种提高的工资总额会通过雇佣关系途径进入资本预付，在产业链上的每一个资本循环阶段被资本加入到产品或者服务价格之中，通过资本循环链条向最终消费品的价格中累加。同时在保证产业链各个节点上资本的利润水平的情况下，最终消费品价格水平会上升到更高的高度。这种“成本和利润的推进”过程有两种具体情形，一种是某个资本循环环节的市场交易关系体系处于垄断的情况下，垄断企业会直接提高产品售价将提高的成本向产业链下游的企业转嫁;另一种就是在某个资本循环环节的市场交易关系体系处于非垄断的情况下，提高的工资成本在产品销售价格暂时无法提高的情况下可能会压缩企业的利润，甚至企业出现亏损而被迫退出这个产业链节点，从而加速市场垄断局面的形成。在“工资与消费物价的交替上涨螺旋”过程中，工资的上涨因为是劳动者群体根据消费物价的变动而触发的，因此工资的社会性调整总是滞后于消费物价的总体调整。在市场经济体系确立后，“工资与消费物价的交替上涨螺旋”也就成为消费物价的长期持续上涨的基本图景。
在早期的工资理论诸如生存工资、保留工资理论、效率工资理论和分享工资理论中，西方经济学者常常在既定的消费价格水平看待工资问题，其观察视野都局限于资本对劳动进行投机的起点位置，视野的有限性也就造成了理论的静态性和片面性。在实践上以早期工资理论为基础而产生的政府最低工资管制政策，也就成为“工资与消费物价的交替上涨螺旋”的重要推手。因为劳动者和资本的博弈发展到社会性的层面，那么调整这两者之间的雇佣关系和他们行为规则的法律也就出台了，这些法律涵括工会组织行为、最低工资的支付标准和社会保障的承担等等。就社会产品的分配而言，单方面地管制雇佣关系领域，仅仅约束资本与劳动的投机过程的起点上的交易关系，而对最终消费品市场的价格放任;政府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强制执行，虽然在短期之内对劳动者的生存状况有所改善，但是续后上涨的消费物价很快就会使这种管制流于形式，这一点可以从我国近几年来的“工资与物价的螺旋上升”状况得到证实，最低工资标准不断上台阶，而消费物价则上升得更快。政府工资管制是资本控制国家政权之后的产物，也是劳资关系在资本控制国家政权之后的现象形态。
就业与失业
在市场交易关系体系中，劳动者因为与雇用他的企业形成雇佣关系，从而开始以出卖自身的劳动力而获得自身的生存，进而加入资本主导的社会生产体系。就劳动者个体而言，他被组合进企业生产过程，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谓的“就业”，所谓“就业”，通俗的解释是一个具有劳动技能或者物质条件的人在整个社会生产活动中找到适合与发挥它某些劳动技能或者运用他们的物质条件的职业或者行业，开始参与社会分工体系中的某种生产活动或者事业。与“就业”相反的就是“失业”，指的是具有某些劳动技能的人找不到工作，或者具有某些物质条件的人找不到他们可以获得生存来源的行业，从而被隔绝于社会生产活动之外。劳动者就业与劳动者失业的区分，实际上只有一个标准，也就是劳动者与企业或者其他社会组织是否确立和完成雇佣关系。如果是，劳动者就处于就业状态，也就是劳动者与对他所必要的基本的劳动工具、条件和对象能够结合起来，在一个社会分工体系中的某个行业种类和环节，开始创造劳动成果;反之则处于失业状态。
劳动者的就业与失业，是以资本的就业与失业为前提的。无论如何，资本进行循环和投机牟利的动机同样在于优先改善其占有者的个体生存基础和条件。资本的范畴，通常意义上是指在市场交易关系体系中活动的人的主体及其占有的物的客体的结合体。某个人占有的某些物质条件——劳动产品或者货币，能否成为资本，是以它们被占有它们的人找到运用领域、渠道或者行业为前提的;换言之，它们的占有者必须在市场的交易关系体系和网络中参与建立有关于它们的资本循环模式或者因为它们的占有者为主体的盈利模式——由此构成的企业通过市场交易关系簇进行资本预付与资本回流，并且获得利润这个过程亦即资本就业。对劳动者进行剥夺和控制，是产业资本控制社会生产过程最为关键和核心的步骤;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劳动条件等等物质条件如果仅仅被某个人占有，而且这个占有者不运用他的占有物与其他人发生关系，进而加入资本循环过程或者社会生产过程，那么他的占有物也就不会变身为会下金蛋的鸡。资本失业是相对于在市场交易关系体系中活动的资本而言的，一旦资本退出市场，其构成的主体人或相应的物的要素，都会丧失市场所赋予他们的社会属性，而回归他们的自然属性，也就不成其为资本。处于市场交易关系体系之外的占有这些物的要素的人和潜在的使用这些物的要素的劳动者之间，没有任何关联。资本失业过程即其社会性死亡过程。
在西方的经济观念体系之中，对就业的研究视野仍然集中于资本对劳动进行社会性投机的的起点位置。而且因为抛开了人的主体性和交易关系维度，对劳动的研究也就陷入一些臆想的逻辑构造，其中最著名和最具误导性的就是菲利普斯曲线理论。这是有关于工资与就业人数的逆向性或者反比例变动的逻辑。在社会中的极少数人私人占有全部的劳动工具、条件和对象等等物质基础的前提下，劳动者除了出卖自身的劳动力、从资本主导的市场体系获得生存之外，别无他路。因此劳动者对高工资或者低工资的选择，只是在更好地生存条件与更差的生存条件之间的选择，而不是在劳动生存与不劳动不生存之间的选择!在资本已然就业的情况下，资本在雇佣关系生成时对劳动者的价格选择，倾向于低工资报价优先、从低工资报价到高工资报价次第进行;这种选择方式在实践中兑现，存在极为苛刻的限制条件，首先必须前来应聘某个岗位的多个劳动者在除价格之外的其他个体特征接近同质、并且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到达竞聘地点，所以这种情形因为不同劳动者之间的个体特征的差异性在市场中几乎不会存在;而企业在雇佣关系的现实考虑中，往往是综合多种因素统筹考虑。而反过来，在单个劳动者面对多个招聘企业时情形正好相反。换言之，工资的高低常常与就业关联，而与失业无关。
在市场的交易关系体系中，资本和劳动者是相互依存并且相互博弈的。因为新的革命性科学技术的出现与应用，不仅扩充和改造社会生产体系，而且同时改变人的生活方式;在资本循环的社会性体系中，新的革命性科学技术的出现与应用成为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肇因;因为新的资本运用领域或者行业出现，引起社会资本向新产业流入和配置，并且带动相关的社会既有产业的生产恢复;同时这些企业开始面向社会越来越多地雇佣劳动者，劳动者的就业人数随着社会产业资本规模的膨胀而逐步增加，就业增加又为资本循环规模的扩张提供消费牵引力，螺旋上升直到经济周期的顶点;而在经济收缩期资本就业和劳动者就业的情形则反之。对在一个社会中总的劳动人口而言，劳动者就业的人数多少取决于产业资本循环的实际规模的大小，就业人数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同方向变化，失业人数则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反方向变化。
人的异化过程
为了人的生存是社会生产与组织的根本目的，这是是经济的实质或者本质。因为资本的私人占有，因为劳动者与他的劳动工具与生产条件被社会性分离，劳动者是被资本作为生产过程的要素之一或者工具，组合进企业或者其他社会组织的生产与活动过程的。劳动者因为劳动力的商品化和资本化，从而异化于社会生产过程的目的本身。这种异化过程，起因于社会中的一部分人——私有财产者为了自身的私欲和个体及家庭提高生存的改善，从而对社会中的其他人的生存藐视或者无视，并且刻意地进行剥夺;越来越多的人的生存反而要以资本循环与增殖为前提和条件。当这种异化发展到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的生存被剥夺和毁灭、他们的人的性质向生产工具的性质转变的时候，那么资本主导的社会生产过程或者体系也就越来越具有反人类的特征。
在资本主导的市场体系中，人的异化过程不断遭到日益觉醒的人的主体意识的反抗，从而在科学技术发展、市场体系逐步扩展和深化的历史趋势下推动人，特别是劳动者的生存状况的社会调整。在工场手工业和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资本对雇佣劳动者的使用是以超长的劳动时间和机器排挤人作为其基本特点的。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早在1676年，就把作战中军人、武器和其他军械的损失与人的生命损失做了比较，他的后来人也相习成例。因此劳动者为了自身生存的联合与抗争自那时开始从单个的企业走向区域社会、国家和国际的范围，争取和逐步改善他们的生存基础和条件。
而在现代和当代，科学技术和管理被视为经济发展和人类进步的两个车轮，但是我们必须了解这样一个前提：这两个车轮的高速运转同样是以资本循环与运动为前提的，在社会中资本活动本身的扩张和收缩也就构成经济扩张与收缩的体量本身。有关科学技术的资本化问题不是这里讨论的问题，我们将关注的对象还是集中于管理。在西方的企业管理理论中，企业仅仅被当做一个社会组织看待，企业行为也就是组织行为，由此产生的广泛的对企业组织问题的讨论的文献可谓浩如烟海，几乎集中于企业这个组织的社会属性;而刻意避开了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主体性以及企业的资本属性，对企业组织存在的基础及其运行结果的资本特点的讨论讳莫如深。比如，波特和劳勒于1968年提出了综合型激励模式，将行为主义的外在激励和认知派的内在激励综合起来。在这个模式中含有努力、绩效、个体品质和能力、个体知觉、内部激励、外部激励和满足等变量。在这个模式中，波特与劳勒把激励过程看成外部刺激、个体内部条件、行为表现、行为结果相互作用的统一过程。当然，西方的管理理论远不止这一种，其他诸如行为主义激励理论、企业文化理论、委托代理关系理论、总报酬理论……这些管理与激励理论无疑暗含一个基本的前提：如何使企业组织体系中的劳动者的技能和潜力这个最具活力的资本要素在工作时间里发挥得更充分，使企业的资本循环更有效和有力!理论和学说众多，万变不离其宗。
还有必要提及的是当今西方最负盛名的人力资本理论，他们似乎在劳动力的资本化问题上有所前进，但是步伐有限。该理论的一个基本论点认为，资本可以被划分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物质资本指现有物质产品上的资本，包括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土地、货币和其他有价证券等，而人力资本则是体现在人身上的资本，即对生产者进行普通教育、职业培训等支出和其在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等价值在生产者身上的凝结，它表现在蕴含于人身中的各种生产知识、劳动与管理技能和健康素质的存量总和。人们所拥有的知识、技能、体力以及其他精神状态等人力资本是企业中最重要的资源。现代企业是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签订的特别契约。人力资本管理不是一个全新的系统，而是建立在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之上，综合了“人”的管理与经济学的“资本投资回报”两大分析维度，将企业中的人作为资本来进行投资与管理。公司高管成为企业风险的真正承担者，因此让企业高管拥有部分企业产权并参与企业的剩余分配是一种趋势，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就是经营者持股、股票期权、虚拟股票等一系列高管薪酬制度方面的创新，特别是表现在高管薪酬结构中的长期激励部分。人力资本理论仍然局限于客体论，将雇佣关系这种情况人与人的关系歪曲为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签订的特别契约或者物与物的关系;这无疑也将人的异化过程在理论表述上看起来正常和正当。人力资本理论提到了人力资本的产权问题，但是这种产权形成或者构成背后的经济关系却未被提及;因为劳动力被作为一个资本的要素组合进企业生产过程，是由企业与劳动者协商定价的，而且所谓的股权激励不过是双方交易关系的具体展开形式;人力资本的收益权的实现，不过是企业对劳动者(所谓管理者)按照约定进行支付。因此所谓的产权也就是无源之水。
诚然，当代西方的管理理论都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这种关怀和主张客观上会促进劳动者生存的改善和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人的个体发展。在与劳动工具和条件相结合的前提下，随着在某个地域上或者市场范围内的人群的劳动能力的增长，这个区域内所有人生存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将会大幅增加。据有心的人调查研究，按时计酬的员工每天只需发挥自己20%-30%的能力，就足以保住个人的饭碗。但若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创造性，其潜力可发挥出80%-90%。人的个体发展因为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劳动者的经验积累而有所进步，但是仅限于劳动者在工具意义上应资本循环的需要而不断改进。(续完)
参考阅读：
参考文献：
《企业与产业资本循环》，清湖渔夫;
《市场价值与货币》，清湖渔夫;
《资本循环与运动的社会体系》，清湖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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