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年来的社会观念中，关于金融战的讨论似乎已经销声匿迹，金融战似乎也在离我们远去。这种社会观念的流变，一方面可能缘于当前的金融战形式已经转变为人们不再熟知的诸如在股票市场、汇率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中等等发生过的情形或者模式，于是认为境外资本在我国市场中似乎“安分”了许多。另一方面可能缘于在多次危险与危机的警告后人们往往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也就不了解因为贪图某些投机的蝇头小利而加入市场的羊群过程、危险与危机的诱因因此被反复引发和扩大;与此同时习惯性地将自己排除在羊群之外，认为“狼来了”的呼声多半是危险耸听并且麻木不仁，从而被卷入境外资本刻意操纵的市场热潮，在退潮之后成为裸泳者。
金融战的概念
迄今为止，人们对金融战的理解并不完整和清晰。“金融战”这个词，就其词源而言，是由“金融”和“战争”两个词合成的。“金融”不过是资本从它的私人占有者向它在社会化生产和消费活动领域中的载体或者社会组织融通或者配置的过程，它是以市场中的信用关系为基础的、资本的私人占有在社会化生产与消费的历史条件下的展开方式;金融市场因此也是市场中的资本主体通过信用关系构成的社会组织体系。就纯粹的资本资本融通和信用资本循环而言，人们并不进行生产和财富创造，金融过程还表现为来自产业领域、作为劳动成果一部分的利润在资本主体之间再分配的过程，这种再分配过程仍然通过市场中的信用资本循环实现，具有零和博弈的特征。金融市场的价格机制在空间上表现为价格波，而在时间上表现为题材-价格(或者利率)模式。金融战是指金融市场或者金融化的市场中的资本主体相互搏斗和相互绞杀、力图消灭对方的零和博弈过程。一般而言，因为市场中的资本具有主从之分，所以金融市场过程也就是主导资本(垄断资本)对非主导资本、大资本对中小资本的绞杀过程，非主导资本的亏损也就是主导资本的赢利，这种赢利仍然表现为利润或者利息。
信息技术和金融服务产业升级
以网络技术、通信技术为支撑的信息产业的形成，不仅对商业模式进行改造和重组，比如电子商务模式的产生，推动了市场这种社会化生存组织方式以及商业资本循环体系的更新;同样也对资本融通和循环提供服务的资本或者金融服务业进行改造和重组，比如互联网金融业的兴起，推动了资本融通过程和信用资本循环体系的变革。由于西方国家资本在信息技术研发上的先导性和将这些技术应用于社会资本循环，从而促进了一个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信息产业的形成，电子商业和互联网金融服务业不过是这个大产业当中的两个子产业。信息技术在金融服务业的逐步应用，使得互联网金融企业相对于传统金融企业，具有相对更低的单位服务成本与费用。互联网金融服务企业试图在自己具有优势的某些资本循环环节或者市场环节同传统金融服务企业争夺客户和市场份额，从而将传统金融业当中的企业逐步排挤出相应的市场环节。在排挤传统金融企业的过程中，它们利用成本优势，在获得利润的前提下仍有条件实现更低的服务收费(资本循环回流)，而在完全取代传统金融服务企业的市场垄断地位之后，它们就夺取了服务收费的定价权，实行多高的垄断收费价格，就是它们自己说了算;即使价格很高，被淘汰的企业重新返回这个市场或者领域，因为重建的巨大沉没成本和处于市场垄断地位的企业的随时降价威胁，已经变得不可能。这就是新兴互联网金融企业对传统金融服务企业进行市场替代的一般过程或者市场主导权由传统金融企业向拥有新兴信息技术的金融企业转移的过程。
目前的信息技术在金融服务业的应用尚处于初期，因此随着互联网金融企业对各种不同技术的采用，它们也就在不同的资本循环的市场环节只需要更少的资本预付，因此具有相对的成本优势，并且在这些进入的领域向传统金融服务企业发起进攻。同样，因为信息技术的产业应用处于初期及其局限性，它们的进攻也就仅限于它们具有相对成本优势的市场环节，而不可能在金融服务全产业链或者信用链上取得全面优势，尚无法取代传统金融企业。不过进攻或者冲击毫无疑问会带来系统性的影响，并造成金融市场中资本关系的重构和金融体系的震荡。很显然，中国的金融系统之所以遭受这种冲击，在信用体系的一些环节丧失成本优势，是因为对新的信息技术的产业应用相对滞后、互联网这个基础产业被外资控制造成的。因此，设法将互联网产业掌握在本土资本手中、积极推动用自主核心技术对中国银行业甚至金融服务业进行产业升级改造，势在必行。
互联网领域的金融攻击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数据显示，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一直居世界前列，90年代初居民储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以上，到2005年中国储蓄率更是高达51%，而全球平均储蓄率仅为19.7%。作为普通居民家庭财富的主要体现，2009年我国居民储蓄余额已经突破了18万亿元，储蓄率在全世界排名第一，人均储蓄超过1万元。到2013年8月份,我国居民储蓄余额已连续3个月突破43万亿元,其中活期存款超过16万亿元,定期存款超过27万亿元。和氏无罪，怀璧其罪;庞大国民储蓄也就成为跨国资本觊觎的肥肉。
在金融市场中，市场主导资本和中小资本常常是对立的两大阵营，通过市场中的资本循环链，作为市场主导资本的跨国资本对作为它们的市场对手的中小资本进行绞杀，从而完成利润的实现过程或者财富的掠夺过程。在中国的金融市场，因为国有资本在银行存贷款市场的垄断和主导地位，跨国资本就以自己控制的互联网为支撑，重建市场信用关系体系和金融渠道，从而培养自己的市场交易对手人群并且推动新的金融市场的形成，进而造就新型的资本绞肉机。跨国资本新造就的资本绞肉机的形成与运转依托于它们的信息技术之优势，它们将新技术资本化，转入资本循环的预付部分，从而建立自己的金融资本增殖模式。这种具有零和性质的金融资本循环(或者信用资本循环)也就是跨国资本进行的金融攻击。这种金融攻击具有两个目的;其一，使它们自身在市场增殖，也就是获取利润;利润的实现和货币化，为以商品和劳务出口方式的国民财富外流开辟道路。其二，通过利润的资本积累，强化自身的实力并且与金融服务业中的国有资本展开博弈，从而夺取国有资本在这些产业或者市场的垄断地位，获得这些市场的主导权与定价权，为稳固地获得更多利润并且消灭国有资本创造条件。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相辅相成。
以比特币为代表的网络币，是美国垄断资本应用它们的互联网技术“创造”出来的，作为一类电子数字符号，比特币本无价值，但是通过资本之间的市场交易，资本也就开始对这些数字符号定价或者赋值，继而随着有关网络币的交易活动的发展，网络币市场也就开始形成和壮大。随着网络币市场向中国转移和集中，市场投机活动日益发展和“财富效应”的出现，在参与这个市场的主体中的绝大部分也就是中国玩家。随着原本一文不值的网络币的炒作潮或者投机潮的发展，网络币也就向中国玩家们派发，散步到中国本土的居民人群中;而美国商人和企业就收割了这些玩家的货币资本，扬长而去。网络币跨境市场的产生，同时也建立了资本跨境流动的新的电子汇兑渠道，不仅方便了美国公司和商人将在中国网络币市场收割的货币资本向境外逃逸和造成国民财富外流，而且在我国的外汇管制体系上新开了一个口子，各种非法的资本跨境流动通过这个口子隐蔽进行。
在对支付宝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以支付宝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所特有的资本循环或者增殖模式，也就是日资背景的支付宝公司通过从大量的客户手中收取服务费和攫取暴利。因为大数据技术在交易结算领域的应用，我国的经济基础信息同时向跨国资本控制的互联网企业逐步转移，从而便利了跨国资本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诸方面的特征进行分析，为更多的金融攻击“创新”提供支持，以后跨国资本策动的新的金融攻击将一打一个准，更加卓有成效。
在对余额宝的分析中，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货币基金管理公司特有的资本增殖模式，它们是以收取基金管理费完成自己的资本循环和利润实现，这种资本增殖模式同样因为市场客户群的庞大而产生暴利，跨国资本因此从中国百姓和公司身上聚敛财富。不仅如此，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货币基金策动存款搬家，造成特有的存款洄游机制，不仅推高了社会融资成本，导致中小银行和中小企业的痉挛以及银行体系的震荡，而且凭借新形成的初步垄断地位，开始向国有银行进行存款利率叫价和从国有银行手中争夺存款利率的定价权。
在对P2P网贷的分析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类企业的资本增殖模式的形成和境外资本对行业中具有成熟运营模式的一些领军企业的大举进驻。P2P网贷企业以高利率为诱饵，打着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个国际性难题的旗号，策动银行存款和贷款搬家，名为栽花，实为种刺!它们不仅推动了民间借贷市场的炒钱活动和高利贷的死灰复燃，窒息绝大部分目前尚过得去的中小企业的生机;而且在借贷活动中搞拉郎配，推动了信用逆淘汰机制的建立，给银行信贷活动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带来新的困扰;还导致金融欺诈和债务纠纷更加广泛发生，越来越多的百姓和公司被迫停下财富创造活动，转向漫长的债务与权益的追索活动，无形中推高中国社会稳定的成本。
跨国资本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建造的资本绞肉机越强大，运转越快，国有资本和本土私人资本被绞杀而消失的速度也就越快，百姓储蓄的缩水也就越快，国民财富的外流也就越猛烈!
金融自由化舆论、民粹主义与羊群行为
跨国资本主导我国市场的运行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它们对市场中交易对手人群的控制，也就是控制和操纵中小资本的市场行为如它们所愿地那样发生并与他们形成市场关系，从而为跨国资本在这些新形成的市场对储蓄形式的中小资本进行绞杀准备前提和条件。跨国资本对市场舆论的控制和操纵是通过宣传、灌输和渲染以金融自由化为核心的“金融创新”实现的。在2014年由《北大商业评论》主办的第二届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期间。201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 希勒教授的言论成为市场舆论的策源地和风向标，他在接受腾讯《微讲堂》节目的访谈时阐述了金融民主化、互联网与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关系。他认为，互联网是推动金融民主化的重要力量，要考虑是否将大众融资真正变成融资的来源。金融民主化改善生活，要通过创新打破垄断。利用互联网技术促进金融创新。比特币可能有泡沫，但我们需要更好的支付系统。让(中国)富人(参与互联网金融市场，向跨国资本)捐赠财富也是金融创新。云云。
他的这些言论被具备鹦鹉特性的市场上的“专家学者”们扩大解读，成为互联网金融的市场舆论的基本导向和色调。以比特币为代表的网络币成为所谓的“货币创新”，这些网络币也就成了“民主货币’!以支付宝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企业、以余额宝为代表的货币基金们和P2P网贷平台企业，被美化成实现大众”民主金融”和“普惠金融”的途径和工具。以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市场预言大师”罗伯特· 希勒教授领衔弄潮并且为互联网金融站台助威的舆论浪潮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方面抹黑在金融领域具有主导作用的国有银行、国有企业，对有利于它们市场行动自由的监管政策松绑进行鼓励和赞美，对妨碍它们在市场自由行动的监管政策进行抨击和抹黑，另一方面，大肆渲染所谓“金融民主与普惠”的口号，吸引众多的中小资本所有者源源涌入它们主导的新兴金融市场，从而成为互联网金融市场的资本绞肉机运转的原材料。
在需要大众参与的金融市场上，民粹主义情绪的调动和渲染，历来与资本循环的实现过程或者跨国资本对中小资本绞杀的过程如影随形。为这些所谓的“金融创新”涂脂抹粉和奔走呼号的人们将自己打扮成民粹主义者，似乎它们的“博爱”无与伦比地悲天悯人。一般而言，所有民粹主义者都是利用的民众的负面情绪或者人性心理，诸如恐惧、怀疑，仇恨、自私等。在互联网金融市场上，这些“民粹主义者”极力地诱引市场大众的自私欲望，促成市场羊群行为的形成。比如在比特币市场大肆渲染比特币投机能够赚钱，树立几个在比特币市场发迹的标杆，引发人们的发财梦;在存贷款市场渲染利率市场化，用高利率策动存贷款搬家。他们将那些最自私的民众称为最聪明的民众，而将那些对他们的用心有所觉察的人们反诬为“被政府洗脑”，他们就是利用这种舆论人群划分的方法对民众进行诱骗，以达到他们煽动民粹的目的。由于以民粹的面貌示人，因此他们在底层大众和国家领导人当中具有非常大的市场，具有极大的诱骗性。他们在市场上存在天敌，那就是冷静专业地思考、对他们的意图洞若观火的人们，在这些天敌面前，他们的西洋镜很容易被拆穿;他们也有盟友，就是媒体，媒体也是企业或者资本，赢利来自于大量的媒体受众,因此迎合大量人群的口味是媒体的生存之道，媒体天然具有民粹倾向。他们的通常做法是先绑架舆论，然后以舆论胁迫政府和有能力对他们的意图进行破坏的势力。他们以“专家学者”自居，互联网成为他们的巨大的能量发挥场所;民众越来越难以辨别真假，被误导而无意中陷入他们精心购置的陷阱。
这些被市场原教旨主义洗脑的所谓“专家学者”，为互联网“金融创新”涂脂抹粉和奔走呼号，在网络上掀起市场舆论浪潮，花样翻新的目的不过在于培养“市场羊群”，他们自然而然成为“赶羊人”，驱动着跨国资本的市场对手们进入资本的绞肉机，为互联网金融市场的资本绞肉机的运转提供原材料。舆论战是金融战一个必然地组成部分，两者相辅相成。
国有银行和金融监管当局为什么动辄得咎？
市场永远是一个流转与分配的资本关系体系，因为资本在市场中的中的主体地位和资本循环增殖的天然要求，市场的利益分配从来就不是公平、公正和公开的!统治市场人群的理论和观念的传播，都是带有利益倾向和立场的。在经济与金融理论中，从来就没有什么理论是客观中立的，流传的理论或者观念都是代表自己的利益集团发声，这是市场舆论导向的根源。因为市场话语权或者舆论的形成与发展被跨国资本所控制和操纵，国有银行和金融监管当局的行为与政策也就被它们用西方资本的价值标准进行衡量和评价，只要与它们的市场操纵进程和利益企图产生冲突，那么国有银行和金融监管当局的行为与政策必然地动辄得咎。
它们根据利益需要掀起选择性舆论浪潮，抹黑银行和国有企业、在市场中睁着眼睛说瞎话已经无所不用其极。比如指责国企和银行的低效率，不过是它们以此为依据要求国有资产贱卖、境外资本进行低价收购与控制幌子;而在觊觎存贷款市场主导权和定价权的时候，就又向国有银行的市场垄断猛喷口水，高利润(高效率)成为垄断的孽果和邪恶的代名词，要求向外资开放金融服务领域，引入所谓竞争，以便取国有银行而代之。
再比如在指责国有大银行下调支付宝的支付限额并且大肆鞑伐的时候，浑然不提国有银行的举措不过是正常的市场行为，浑然不提支付宝公司一方面要求与银行结成合作伙伴、另一方面转身就向银行捅刀子的不地道。
还比如在打着利率市场化的大旗为市场大众提供高利息收入的时候，浑然不提高利息会沿着产业链以及相应的资本循环链累积，最终进入最终消费品的零售价格，一只手给予市场大众高利息，另一只手又将给出的高利息通过物价上涨更多地拿了回去;羊毛不还是出在羊身上。
又比如在比特币市场大唱“民主货币”和“未来货币”赞歌的时候，对美国政府在6月26日拍卖从“丝路”平台没收的比特币的事情选择性无视;比特币既然是货币，美国政府又何须将它换成美元?为什么最“民主”的美国政府不将这种“民主货币”直接纳入国家预算收入或者交给美联储进行货币发行?美国的“民主货币”之矛PK美国的“民主政府”之盾究竟谁真谁假?
……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经济学的学理基础还成为我国官方的经济政策的理论逻辑，导致我们政策出台被这些“专家学者”们选择性地贴上标签，政策的道义高点瞬间被夺，在法理上难以“自圆其说”。2014年2月20日，CCTV证券资讯频道执行总编辑兼首席新闻评论员钮文新语出惊人：取缔余额宝!旋即他就遭到市场舆论铺天盖地围攻。钮文新应该是明显地感到了互联网金融所带来的问题和对我国经济金融安全的威胁，可惜的是，因为他的言论中并无我们自己的经济和金融理论支撑，解释和论述问题的逻辑仍未摆脱西方经济学伪科学的窠臼，被市场上的“专家学者”们驳得体无完肤，在一个被西方经济观念统御的混乱的社会价值观念环境中也就形单影只，孤掌难鸣。我们的政府行为和国有企业行为的是非对错，却要由外国资本的价值观来评判;我们的政府和国有企业始终处于“舆论法庭”的受审者地位。因为国有资本和跨国资本在市场的利益冲突性，国有企业和银行被“妖魔化”也就不可避免。
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我们自己的用于证明我们自身利益正当性的系统性和全面性的经济与金融理论，因此也就无法形成我们自己的经济价值观和社会性的价值判断标准;这才是我们的国有银行和企业面对跨国资本掌控的市场舆论而动辄得咎、没有市场话语权和丢失市场定价权的根本原因所在!
重新审视和全面批判西方经济学，重建我们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以此为基础制定符合我们自身利益的经济与金融战略，引导我们自己的新的社会经济价值观形成，已经迫在眉睫。惟其如此，才能对市场机制进行基于我们自己利益和生存的体系改造，并且切实维护我们国家和百姓的利益，不受跨国资本的掠夺和聚敛!
我们身边无时不在的金融战
一般而言，最容易忽视和最不易觉察的是我们身边的事情，金融战就是其中的一类。以互联网及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互联网金融热潮，实际上就是一种新型金融攻击，这是金融资本在市场中的相互绞杀的市场博弈特性所致。人们不相信金融战在我们身边随时随地发生，只是因为有意无意忽略了市场中资本的本质，自己又参与其中，残酷的后果与自己的欲望相悖。导致这种现状的因素可能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市场被漂亮而伪善的谎言所充斥和覆盖，人们因为自身的经验和思考能力不及，对这些真伪难辨的谎言或者谣言不明其究。值得我们反思的是：为什么羊群行为这种社会性的群体行为在新兴市场屡屡再现，而在今天的西方社会相对较少和不那么明显?无非是因为西方国家的社会大众对这些金融欺诈有了太多的血的教训、历经了太多的苦痛而长了记性。其二，所谓金融战周期论的传播。这种观点认为金融战的周期以十年到二十年为周期，从次贷危机以来的金融战的高潮已过。这种观点同样脱离了市场的利益流转本质和资本的相互冲突与绞杀的特性，同样无视我们的国民财富还在持续外流的事实，迎合了人们需要时间抚平既往的市场创痛的心理，有误导人们放松戒备和自废武功之嫌。
互联网金融是跨国资本扔出来的“创新”，却是我们必须措置的问题!有多少人能够悚然惊醒呢??
参考文献：
《全球性货币战争的时代特征》，清湖渔夫;
《金融市场的资本绞肉机》，清湖渔夫;
《利率市场化与新经济自由主义》，清湖渔夫;
《利率市场化与金融安全》，清湖渔夫;
清湖渔夫的“互联网金融观察”系列评论
（全系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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