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从严格意义上讲，地理上指亚洲东部面积1200万平方公里的大陆，15亿人口的地域；文化上指传统中国文化圈。真正符合的，只有中、日、朝、韩四个国家。而当前世界经济学界习惯把亚洲四小龙（西方称亚洲或东亚四虎）中的新加坡也包括在东亚范围之内，有的甚至把东南亚也包括在东亚经济发展圈内。
拉美，地理上指美国南部2100万平方公里的大陆，5亿6千万人口的地域，包括20个国家。文化上可以指北起美国南部数州，南致火地岛的拉丁文化圈，包括加勒比海上几个讲法语的小岛国。
东亚、拉美是两个人类和国家的历史、哲学、宗教、伦理、道德、政治、民俗和教育等等文化背景没有任何相同点的社会经济群体。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情况怎样呢？表面上看，两个地区有几个共同点：1、都因社会落后而宣扬着西方政治文化；2、都因经济落后而盖满了跨国企业的总部大楼、厂房，或代工工厂；3、都因商业落后充斥着西方品牌商店，所以表面上看上去增加了很多的相似之处。实际上呢？两个地区因为地缘和经济的原因，和西方发生着绝大部分的政治和经济的国家关系，所以依然形同陌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相对于与西方的联系来说微乎其微，对对方地区的本质没有多少深刻了解，了解程度仅停留在表面，了解的兴趣也仅及皮毛。
当前有很多的比较研究，但绝大部分的研究和比较仅仅停留在过去的二三十年，最多也只对二战以后的发展加以比较，基本上是罗列这半个世纪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和措施进行比较。这样的比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双方的一些现象，但对解决双方社会存在的本质问题没有多大的帮助。原因在于，由于两个地区的历史进程、哲学思想、宗教伦理、政治理念和民俗文化等等背景没有任何相同点，造成当前社会形态的巨大差异并非比较过去半个世纪的发展历史和情况就能了解清楚其差异的根源，这必然会制造很多似是而非的解读，甚至根本的误解。
当前世界经济界比较两个地区的发展过程集中在三个阶段：1）前工业化转移积累，2）工业化技术积累，3）后工业化资本积累。而罗列的最多的两个地区的最大政策差异有五个：1）土地改革，2）农业补贴，3）公众教育，4）工业化进程，5）收入分配等五个问题。
两个地区在这些国家方针政策方面的差异当然非常明显，但东亚各国和拉美各国之间的这些方面的差异也非常明显。进一步来看，即使是清楚地知道这五个方面的差异，东亚和拉美两个地区的国家就能够对症下药，能够制订尽快改变国家情况的政策了吗？当然不可能，原因就在于两个地区中各个国家之间的地理、人文、历史、政治和经济各个方面理念的巨大差异，根本不可能有统一的答案，不可能制订统一的政策来解决各自不同的问题。即使可能，东亚的这些国家政策也只能在东亚社会实施，拉美国家基本没有实施同样政策的社会基础。所以，如果不根据各个国家最根本的差异来制订政策而像拉美各国过去半个世纪那样采取基本相同的发展政策，其结果都是比较失败的。
所以，美国现代化专家C.E•布莱克在其名著《现代化动力》（注[1]）一书中也指出：“没有两个社会以同一种方式实现现代化——没有两个社会拥有相同的资源和技术、相同的传统制度遗产、处在发展的相同阶段以及具有同样的领导体制模式或同样的现代化政策。”
按照到目前研究，经济学家把东亚的发展模式分为三个阶段（注[2]）：
第一阶段：通过农业积累到达经济起飞点。利用农业收入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培养较高素质的劳动大军；大力建设基础设施，（提高国际、国内、地区间的通讯、交通和物流效率）。
第二阶段：通过工业积累实现经济腾飞，跨入现代化国家行列。启动工业化，进行连续的结构和技术的跨越式升级。政府在此高增长阶段作用很大：要引领产业发展的方向，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保持各个部门之间的顺利合作。
第三阶段：通过完成工业化的高速增长完成资本积累，通过资本积累,实现财富腾飞，跨入富裕国家行列。但这个阶段有个巨大的财富陷阱，即在高增长同时产生资产泡沫和债务危机。泡沫破灭和危机爆发可能导致财富破灭，甚至资本积累失败。
Erik Thorbecke等认为，东亚国家比其他发展中地区的国家早得多地认识到：首先，通过转移农业部门收入支持工业部门的工业化发展。而且，东亚国家的政府制定了良好的政策，设立了有效的机构把农业部门的盈余顺利地转移到工业部门。所以，整个工业化起飞得极其完美。其次，政府通过大力普及基础教育，大大地提升了广大的农村人口的教育水平和素质，为进行和实现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
其实，此观点并不正确，拉美国家认识工业化的重要性绝对不晚于东亚国家。相反，拉美工业化进程比东亚早了近半个世纪（注[3]），而且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世外桃源，其经济起点普遍远高于饱受战争摧残的东亚。
原因在于，拉美大国的政经两界精英在西方30年代大萧条和二战前后早已积极地参与了当时世界最前沿的经济发展讨论，充分了解了西方发达国家发达的秘密，他们普遍地接受了当时盛行于世，“专治”处于深重危机的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的凯恩斯“发展经济学”（注[4]）。所以，二战刚结束两年，拉美精英就建立了在拉美影响巨大的拉美经委会，为拉美的发展探索了一条可行的道路：进口替代工业化，并为之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国家政策和大量的执行机构。但执行了同样长的改革之后，其发展却和东亚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其结果也大相径庭。
这令很多经济学家费解，为什么同样的改革在东亚地区成功了，而在拉美地区却失败了，而且过去二十年里拉美对东亚的竞争力还在不断此消彼长（注[5]）？于是经济学家找出了两个地区在进行工业化过程中的几个差异。Cristóbal Kay研究为什么东亚新兴工业国超过了拉美时指出了三个原因：1）国家力量和政策执行能力；2）土地改革的特点及其对公平和增长的影响；3）在发展战略中农业和工业的相互作用。
到目前为止，东亚和拉美发展差异的争论，在经济学界主要分为三派：一派认为东亚和拉美的发展没有普遍性，没有什么可以相互借鉴学习的，如William R. Cline（注[6]）；世行、货币基金组织和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学者认为东亚模式的成功，就在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如Anna Krueger（注[7]）, Bela Balassa, Arnold Harberger等；还有一派当然就是批评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如John Toye（注[8]）, Gary Gereffi, Robert Wade等，他们认为东亚的成功很大程度归功于政府指导和有选择的产业保护政策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发展思想。
一些比较客观的评论认为，拉美的“发展主义”其实并没有世行和新自由主义学派批评的那样一无是处，而且在一些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比新自由主义更成功。而且，拉美经委会在其提出的“发展主义”走到80年代尽头的时候也开始反省其滞后的结构主义思想，并融入部分新自由主义的优点，发展成为“新结构主义”。
不管自由主义、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新结构主义，其实到目前为止都还在发展过程当中，很难马上下定论。但有一点很重要，每种经济思想都有其产生的特定社会基础，是为某个特定形态的社会服务的。证明其适合某个社会，并不能证明其适合任何其他形态的社会，更不能证明其能成为普世的思想和标准。如果有某学派认为自己的思想适合所有国家和民族，自己的思想必须在世界范围内成为标准，那是非常肤浅无知、武断可笑的；如果有学派刻意要别的国家和民族不惜一切代价试验其思想，其用心是非常叵测、必须检讨的。
比较各大流派的观点，我觉得有几点比较深刻，也是比较有共识的：
第一，与新自由主义最推崇的小政府恰恰相反的，是东亚四小龙工业化的成功很大程度归功于其大政府，而且是非常强大的威权型大政府。这些政府在东亚工业化进程当中发挥了关键的、高效的作用。当然，拉美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威权型政府，力主过“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进程。但是，东亚的威权型与拉美的威权有很大的区别。最大的区别在于南朝鲜和台湾地区政府比拉美各国政府有大得多的权威，其社会上层的大地主，产业、金融资本家等组成的利益集团对政府的影响要比拉美小得多，或者至少不完全受这些利益集团的控制。而在拉美，情况恰恰相反。（注[9]）
因为东亚儒家社会的传统，政府一直在社会上有最高的权威，而且也一直有强烈的富国强民的思想传统。当国家处于百废待兴，领导层一心一意要发展的时候，在制定国家政策上可以较大程度地摆脱强大利益集团的制肘，发挥廉政官员的作用。而且，因为儒家传统的力量，政府在国家上升阶段比较容易在社会上发挥控制思想、凝聚民心、团结民众的作用（注[10]）。其结果是政府不仅能从农业部门获得巨大的“剪刀差”资本积累来支付工业化的巨大成本，还能大大提高农业产出来维持初期工业化的长期需要，没有跳入拉美举债发展工业化的“陷阱”。而且，因为美国要建立牢固的“反共”前线，不仅完全没有“制裁”他们最“反对”的政体，反而无视其弊端（注[11]），全力支持，不仅在资金和物资上大力援助，而且还对其出口全面开放本国市场。这样，政府政策、政令通行无阻，经济和金融上又有充足的“美援”，东亚四小龙的政府便发挥了独特的、有益的、巨大的作用。
拉美从殖民地独立以后到二战以前，一直维持着大地主、大庄园主、大矿场主、大出口商等商业寡头控制的、等级森严的独裁政治的传统。二战以后，拉美出现了新兴的产业、金融寡头和民族资产阶级，西方政党政治也影响了底层民众，于是各国便建立了服务于新旧寡头、在寡头利益集团之间进行折衷，兼顾小部分下层要求的折衷式“西方民主体制”政府，或民众主义政府（注[12]）。而没有建立像东亚式，能脱离寡头控制，相对独立地制定国家政策的，高效率地执行政令的大政府。对拉美各国工业化进程损害最大的，是政府不仅没能从农业部门积累进行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相反，还要提供大量补贴和利益给农业部门的寡头，造成工业化进程完全依赖外债，最后债台高筑致国家经济崩溃。在土地改革、原始积累和工业化过程中，各类寡头的从中阻挠、渔利，使很大部分的政策和政令无法贯彻和实施，无法完成土改和工业化，更无法实现国家的远期规划和目标，成为典型低效率、高耗费的大政府（注[13]）。经过二十多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也没有改变这个性质，相反，拉美各国的社会和经济与东亚各国的差距增大了。（注[14]）
第二，土地改革对发展农业，对实施工业化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注[15]）。土地改革使国家能够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业产出和盈余，并地把农业总盈余源源不断地通过“剪刀差”转移到工业部门来“哺育”初生的、幼稚的工业产业，以填补工业化初期投入大于产出的过程，避免陷于外资债务陷阱而不能自拔。其作用对后进的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特别明显。
这并不是说对发达国家不重要、不明显。因为西方发达国家从十八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开始，有漫长充裕的时间逐步完成了土地改革，使农业总盈余逐步转移到工业，乡村逐步城市化，农村人口逐步成为工业化所需的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所以效果比较缓慢、隐蔽。这是西方国家发达以后很少提及的关键之处，使发展中国家很容易舍本逐末、缘木求鱼。
发展中国家到了二十世纪中叶普遍还没有开始土地改革，没有为进行工业化准备好基础，所以，土地改革就显得极其迫切，急速改革的效果比较迅速、明显。东亚新兴工业化地区和国家都进行了比较彻底的土地改革。香港和新加坡本身就是两个重要通商口岸城市，其实不值一提。台湾和南朝鲜面积比较大些，有一定的农村面积和农村人口，所以土地改革的效果和对工业化的贡献就很明显。台湾的土改很简单。因为日本二战投降，掌握台湾绝大部分土地的日籍移民东逃，率百万国民党众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本来没有任何土改思想，却轻而易举、顺理成章地完成了95%的土地再分配（注[16]）。南朝鲜的土改也不困难。借着朝鲜战争的巨大政治和经济压力和美国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全力支援，李承晚政府也迅速地完成了超过90%的土地改革（注[17]）。
通过土改，台湾和南朝鲜基本消灭了地主阶级，使农村人口获得了比较平等的地位和收入。首先，虽然农民因国家极其严格地限制着农产品的价格而只能获得极其菲薄的年收入，但依然大大地提高了获得土地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于是，大量的、低于生产成本的农产品源源不断地供给工业化所需的人口；通过“剪刀差”获得的大量农业盈余源源不断地转移到工业部门，为没有巨额外债的可持续的工业化发展提供了比较充足的、持续的资金供应。但台、韩能顺利进行工业化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大量“美援”。因为两地都是“反共”最前线，所以美国提供了大量的、无偿的资金和物资援助，使其获得了更加充足的资源来进行工业化。其次，菲薄的收入迫使农民大量地涌入城市寻找工作，为其工业化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使工业化所需的人力资源有了充分的保障。
反观拉美各国，由于大地主阶级的强力反对，政府不仅基本没有能力进行土地改革，即使进行了，也是极其有限，而且，其极其有限的土地改革也并非为了“哺育”初生和幼稚工业，而是为了增加供给，扩大内需，减少食品进口，减少农业转移人口而进行的。所以其土地改革大都远远落后于拉美的“工业革命”近半个世纪（注[18]）。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结果就像一个人失去了先天的造血功能，后天必须依靠不断的外部输血来维持生命。拉美农业部门盈余不仅不能转移到工业部门，而且还要政府扩大支出来维持。不仅不能产生足够的盈余，而且还逐步出现出口赤字，成了经济发展的累赘（注[19]）。所以，拉美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就形成了本国资金不足，全靠借外债维持的局面。外债利息低的时候可以维持，高的时候就会出现债务危机，是拉美主要大国的经济很难逃脱的“宿命”。另外，虽然拉美也有充足的农村廉价劳动力，但由于其工业化规模，产业链相对较小，白白浪费了这些人力资源。
第三，工业化进程的阶段选择。一般都认为，东亚四小龙依靠国内资本，走了一条先低技术、劳动力密集型，后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先进口替代后出口导向。结果颇为成功，跻身发达和富裕国家和地区行列。而拉美则依赖外国资本，先技术型后劳动力密集型，停留在进口替代阶段，没有调整工业化发展策略和方向，结果技术没有提高起来，劳动力也没有利用起来，导致其工业化走入困境，最后因负债过大而陷入崩溃（注[20]）。经过新自由主义改革，原来积累的一点技术型工业基础也丧失殆尽，仅剩下完全依赖外资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果是走回东亚工业化的起点，无怪乎很多经济学家的研究结果是拉美和东亚的距离越来越远。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工业化本身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以乡村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为主要特点的原始工业化过程，以采用机器生产为标志的近代工业革命过程。近代典型的工业革命，是以轻纺工业机械化为代表的轻工业发端，然后向重化工业及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波及。以广泛使用轻工机械大规模生产日用商品为主要标志，到使用机器生产装备机器基本结束。经济学家们的研究表明，从一个社会的整个生产结构来看，工业化的主要特征是资本品相对增加以及消费品相对减少。根据资本品生产与消费品生产的关系，工业化过程又可以划分为1）消费品生产占优势、资本品生产相对增加、2）消费品生产与资本品生产平衡、3）资本品生产渐占优势地位的趋势三个阶段。随着科技进步，重工业产品不仅作为投资产品，而且用作最终消费品，重工业化率不断上升，投资产品在工业中的比重显著增加。
发展中国家进行工业化的目的是赶上工业发达国家。工业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是一种国家引导下的自然工业化过程。东亚四小龙和拉美主要国家的工业化既然是追赶战略，就不可能使用相同的时间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否则就不是追赶了，也不可能有更好的结果了。所以，发展中国家都是在政府的强力指导下进行跨越式工业化过程，所以与西方完全不一样，其最大的不同就在政府扮演的角色和高度“压缩”的发展时间上（注[21]）。发展中国家都从制造业开始，以此为出发点要跨越1）从面向国内的规模到面向国际的规模，2）从低端技术到高端技术，3）从自主生产消费品到资本品，4）从拿来主义到自主创新的过程（注[22]）。拉美各国凭自身的力量还没能完成了第一项，东亚四小龙则基本完成了前三项。这就造成了两地巨大的工业化成果差异。
东亚和拉美动机相同，目的相同，但最后却南辕北辙的发展道路。学者们一般都看到了他们走的路线的差异，认为拉美没有尽快从“进口替代国有化”转向“出口导向工业化”是其工业化最大的失败（注[23]）。但这种看法忽略了拉美主要国家的国家和人口规模要比东亚四小龙地区大得多，像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地区大国，其“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起来的企业规模和技术水平连自己本国市场还远远没有满足，国际贸易上赤字连年时，又从何而谈转向“出口导向”呢？东亚四小龙则完全不同。国内市场狭小，很快就饱和了，如果不像西方国家工业化后期向全球市场扩张的话，经济增长就到头了。所以，两个地区选择工业化发展的道路本身就不可能一致。
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学者说：开放不能保证赶上（发达国家），但不开放是不可能赶上的（注[24]）。他们强调东亚的成功在于建立外向型企业，通过向欧美市场提供迎合欧美需要的产品来提高技术水平和创新水平。
第四，资本积累、技术升级。世界银行认为，东亚经济异乎寻常的高速增长，不仅来自资金和人力资源的高速积累，而且还得益于市场化改革和有效的政策干预。“东亚奇迹”中2/3归功于投资水平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等要素投入，1/3归功于劳动生产率改善。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东亚经济能够更好地配置物质和人力资源，并把它们用于高产出的投资领域和掌握先进技术（注[25]）。
首先，东亚小龙通过比较成功的土地改革，国家财政拥有巨大的“剪刀差”收入来源，初步奠定了进行初期工业化的可持续的资本积累。完成了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工业提升和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工业转换的进程之后，又初步奠定了进行中期工业化的资本积累。而拉美在没有进行有效土地改革的前提下，自身不可能解决初期工业化所需的资本，只能完全依赖外资进行初期工业化。走到中期工业化的门槛前时，拉美主要国家已经债台高筑，不胜负荷了。
其次，东亚历史文化的积淀，造就了国民高家庭储蓄率，低消费率的民俗。日本在1960～1975年间，国民储蓄率平均为36.2%。南朝鲜在1965～1991年间，国民储蓄率从不到10%上升到36.6%。中国台湾在196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国民储蓄率也从20%左右上升到34.9％。这样的银行储蓄率，为东亚国家进行初期工业化打下了良好的、坚实的资本积累基础。伴随东亚经济快速增长，贸易资本快速积累，人均资本快速上升，又进一步确保了东亚经济打破了低水平的发展陷阱，踏上了经济成长的快车道。而拉美国民则恰恰相反。从进口替代工业化开始，拉美国民就热衷享受进口西方高档消费品，所以拉美主要国家的国民储蓄率很低，消费率很高，而且国际收支中的经常账户一直保持赤字，所以无法通过自身解决工业化资金的问题。
东亚国家和地区自身的积累率普遍较高，对外资政策一直采取了与发展战略相互配合的方式。按照各自情况的不同，采取的外资政策也不同。东亚四小龙的南朝鲜、台湾因其人口较多，市场相对较大，具有培育本地企业发展的可能性，对外资采取了相对较为严格的政策。
南朝鲜的政策更明确地贯彻实施了经济自立的思想。在允许外国直接投资进入时，保护当地企业在市场中的位置一直是决定性的因素。1977年~1980年，其对外借款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总和占总投资的比重为10.3％，1980年~1984年的比重降为5.4％，这两个阶段的比例在1959年至今的所有年份中是最低的。这表明韩国在人均GDP1000美元~3000美元阶段的主要投资都来自于国内的储蓄。台湾地区通过中小企业的培育和发展，实现了经济自立的目标。1972年~1985年，台湾地区的外来资金在资本积累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如1976年~1980年，外来资金在资本积累中的比重为-8.3％，1980年~1985年则为-40.7％。合理的外部资金规模，减少了经济对其的依赖性和由此带来的风险（注[26]）。
而拉美主要国家的外债情况恰恰相反。70年代初石油美元大幅增长之后，外国贷款利息极低，拉美主要国家不仅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来进行产业升级或扩大生产规模，而且其国民还沉溺于进口高档产品的消费盛宴之中。生产力没有提高，外债却迅速大幅增长。最终在70年代末，当外国银行利息上涨时，举外债的进口替代模式终于走到了尽头。
造成东亚四小龙和拉美主要国家在工业化本身进程和资本积累过程的差异有很多。如A.Sen指出，成就亚洲虎的最重要因素是国家大力发展的公众基础教育（注[27]）。这样，可以推导出拉美的失败正是公众基础教育发展严重滞后。有的则把拉美的失败归罪于重增长轻分配、贫富差距扩大、城乡发展失衡、人与自然关系不和谐、社会治安恶化等等（注[28]）。而东亚的成功就在于与之相反的表现。还有的把东亚的成功归功于宏观经济面的稳定，而拉美也正在这方面表现较差。这些原因都很重要，甚至很关键，但这些都是不是形成现在的差异的最终根源。有的学者还计算东亚四小龙的全要素生产力。但宏观经济学列举的全要素生产力公式又过于简单，甚至肤浅，无法深刻揭示东亚四小龙成功的所有因素。东亚四小龙工业化的成功不是简单罗列几个单项就能解释清楚的，那样只能误导读者。
西方学者往往不太留意东亚四小龙和拉美主要国家广泛的、巨大的、复杂的质的差异。这些质的差别决定了两个地区走的路线的差异。首先，东亚四小龙和拉美主要国家的国家社会状态是其本身历史、哲学、宗教、伦理、道德、政治、民俗和教育等等背景决定的，想改变不是不可能，但确实是极其困难。其次，东亚四小龙的国土面积和人口结构与拉美主要国家的差异悬殊。最后，东亚四小龙的发展有当时超级霸权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力扶持，而拉美的发展则不断受到美国的干扰。以上三个最根源的因素决定了两个地区在土地改革、工业化进程和资本积累三个阶段中必然的、悬殊的结果。其实，这三点才代表着东亚四小龙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真正的全要素生产力。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