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右派"生涯

 汪曾祺的'右派生涯"

《汪曾祺全集·年表》载：

1957年（三十六岁），因在单位的黑板报上的一篇文章提出人事安排能否征求*外人士的意见，在反右运动中遭到批判。

1958年（三十八岁），夏秋之际在文联系统整风复查中被划为一般右派，撤消职务，连降三级，10月下放到河北省张家口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

1960年（四十岁），10月摘掉右派帽子。

1962年（四十二岁），1月调北京，任北京京剧团编剧，直至离休。

由上可见，仅凭“在单位黑板报上……提出人事安排能否征求*外人士的意见”，在反右运动中即遭批判，是不对的，至于这不对，是领导授意与支持，还是群众自发，我们从《年表》的简略记载上看不出来，而这里所谓“领导”，当是“单位”的领导。这个“单位”，从《年表》上可知，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民间文学》杂志。无论是群众自发，还是有领导支持，如此对待提建议的人，为什么？源自何处？可以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包括当时所有各级领导的讲话与指示）去研究。但不管我们的研究如何客观公允，作家汪曾祺这样遭到反右斗争的批判，是很不幸的。后来又把他划为“一般右派，撤消职务，连降三级”，并且下放劳动，这就证明上一年的“批判”，并非群众说说而己，而是正儿八经的事。所幸的是，两年以后，汪曾祺被摘掉右派帽子。摘帽以后的汪曾祺留在张家口农业科学研究所工作，主要工作是画了两部图谱，一个是《中国马铃薯图谱》，一个是《中国口蘑图谱》。我们从汪曾祺发表于一九四四年（二十四岁）的小说《小学校的钟声》可知，汪曾祺做小学生时就表现出绘画才能，老师曾让他给别的同学改画儿，传为佳谈。可惜的是，在农科所做为工作任务所绘的这两部图谱，后来不但没有得到出版，而且手稿在“文革”中被毁掉了。《年表》简略，没说到底是如何被毁掉的，有当年在张家口农科所工作的知情人，不妨帮着回忆一下，以补史实。汪曾祺在农科所期间，还作了短篇小说《羊舍一夕》，“经调查后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这里的“经调查后”，大约就是当时投稿，如果被看中了，那编辑部可能要发个信函到的“单位”，查问一下该人有无不能发表文章的情况。所以，人们投稿时每每干脆就请“单位”预先盖了公章。总之，摘了右派帽子之后的汪曾祺就写小说、发表小说了。调回北京后的汪曾祺，当年就创作了两部京剧，其中之《王昭君》被搬上舞台，由李世济主演。

汪曾祺在当“右派”期间（1958年10月至1960年10月为戴帽期，摘帽后滞留“劳动改造”之张家口农科所，至1962年1月），过得怎样？这可以从他的散文《读廉价书》中知道一些。在其中之“小镇书遇”一节中写道：“我戴了右派帽子，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劳动。沙岭子是宣化至张家口之间的一个小站。这里有一个小镇，本地叫做“堡”（读如“捕”）。每遇星期天，节假日，没有什么地方可去，我们就去堡里逛逛。堡里有一个供销社（卖红黑灯蕊绒、凤穿牡丹被面、花素直贡呢，动物饼干，果酱面包，韭菜花，青椒糊、臭豆腐），一个山货店，一个缝纫社，一个木业生产合作社，一个兽医站。若是逢集，则有一些卖茄子、辣椒、疙瘩白的菜担，一些用绳络网在筐里的小猪生秧子……堡里照例还有一个新华书店。充斥于书架上的当然是毛选，比外还有些宣传计划生育的小册子，介绍化肥农药配制的科普书、连环画《智取威虎山》、《三打白内精》。有一天，我去逛书店，忽然在一个书架的最高层发现了几本书，《梦溪笔谈》、《容斋随笔》、《癸已类稿》、《十驾斋养新录》……售货员把我打量一番，开了发票……这几本书是按原价卖给我的，不是廉价书，但这是早先的定价，故不贵。”就这样，汪曾祺从小镇新华书店里买到了几本好书。

《年表》虽简略，但提供了准确时间和事件，而作家自己“小镇书遇”一类的散文，则提供了当时他的生活与工作的情况，客观上也提供了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情况，这些都是很可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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