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右派"生涯之二:
二
关于汪曾祺如何被定为“右派”，其本人在一九八八年年，有过自述自论，发表在《上海文学》，内容大体与《年表》相当，但具体一些。他说，“当时每个单位都有指标，算算不够，把我补上去了，就那么简单。”至于为什么“简单”地正好补了他，而不是别的一个人，他没有说，这只好请有经验的人去想象，请有理论的人去研究了。至于那篇惹了事的稿子，汪曾祺说，“我写过一篇很短的黑板报的稿子，对人事工作提出一点意见”，《年表》则具体说是“提出人事安排能否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想来也差不多是这样，不会更激烈，因为汪曾祺说过，“我的作品没有那种崇高的、悲壮的效果。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我的作品基本上是喜剧型的。”这是确实的，我们可举他的《全集》之第一篇小说为证，作于二十一岁，题目为《复仇》，讲的是要报杀父之仇的一个少年，最终却与孤独的仇人一起投入开辟山路的艰难卓绝的事业。一个对世界持这种态度的作家，那黑板报上的短文，想来也确实如本人淡淡而言的提出了“一点意见”而已，然而却不行了。更有意思的是，汪曾祺说，“这稿子还是当时党支部动员我写的，引蛇出洞嘛！” 汪先生这里所讽刺的“引蛇出洞”，在九年之后（1966）开始的“文革”中更加有名，有人怕被“引蛇出洞”因而不敢出洞，有人以此讥讽和威吓那些想出洞和出了洞的人，有人偏不理这个而毅然勇敢地挺身出洞，聪明的人是蜷在洞里不出来，更聪明的人是把自己置身洞外，参加到准备打蛇的行列里去。总之，人生有时有这样险恶和复杂的情况。
关于当“右派”之后过得怎样，汪曾祺说的是二重性的话，而没有一味地“伤痕”。他说，“从某种角度看当然是很倒霉了，不过，我真正接触了中国的土地、农民，知道农村是怎么一回事。” 他“主要分配到果园里工作”，并且说他写的“《看水》那篇东西里的小孩实际上就是我。”我们阅读《看水》这篇小说，感觉就像一个插队的十七岁的小知青写自己如何单独一人为集体的果园看了一夜的水，他很有责任心，完成了任务，他的身心受到大自然和集体生产两个方面的一次净化，他也得到了果园职工的朴素真诚的关爱。
当汪曾祺被戴“右派”帽子下放劳动时，已经三十八岁，两年后的1960年摘帽，写这篇小说是1962年，可以说是带热地写的。他没有以一个四十岁的“右派分子”的视角和心态去写，而是以“还是个孩子”的“小吕”的角度去写，他一定是觉得这样写更能反映他的真实感受。也就是说，他没有写“从某种角度看当然是很倒霉”的这一面，他写了另一面，即“真正接触了中国的土地、农民，知道农村是怎么一回事”，并且，他说，“我从农民那儿学到了许多东西”，这些“东西”，主要当然不是指农业生产技术，而是在《看水》里可以看得出来的农民的品德和情感的那些东西。以至于香港记者不无讥讽地对汪曾祺说，你是“真正下去改造自己啰？！” 汪曾祺的回答是，“对，当时的右派言论，让我从心里觉得是错的，应当下放劳动改造。”这里，他没有说是自己的“右派言论”，因为他的那点意见，确实还算不上，他一定是指当时的右派头面人物的一些言论，而他自己的那点意见在当时就不免跟那个方面疑似靠近，所以心中也有些惭愧。他真是太善良了，但他是真诚的。他之所以没有去写“伤痕”的一面，从文学上说，正如他自己所言，他写作品喜欢往“和谐”的方面、而不是往“深刻”的方面写。然而，这也有个前提，即那个作为集体经济的果园，那种社会主义的人与人的关系。此外，《看水》写于1962年，除去作家自己真诚地认为不应去写那个“伤痕”，意识形态的总格局也是不能去写那个“伤痕”的，否则又要犯政治性错误了。假如汪曾祺那时没有写《看水》，而是推迟十年去写那段果园劳动生活，将是如何呢？是不是他就会去写那没有写到的“倒霉”的一面，从而展示他的“伤痕”，以至从字里行间发出某种诅咒？所以也就更真实、更文学？这很值得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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