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在“新华网”看到贺龙女儿贺捷生撰写的一篇追忆徐向前的文章。文笔细腻、感情真挚，颇显文字功底，读来十分感人。但文中在涉及西路军历史转折的关键部分，几处本应起到点睛之笔的关键语句，存在诸多疑问。
例如，文章在某段开头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决定由红四方面军一部组成西路军，渡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命他任总指挥，于1936年11月率部西征。” 这个复句所述事件的时间背景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 ——应指1936年10月9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军总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的会师（这是红一、四方面军的第二次会师）。句子主语是“中央”，谓语是“决定”，宾语是决定的内容，由三个相互关联的分句构成：一、“组成西路军”；二、“渡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三、任命“他”——徐向前——为西路军总指挥，“率部西征”。其中第一个分句“组成西路军”里的“西路”，隐含着未来任务指向是河西走廊，就像最终出现的那样，向新疆方向挺进；第二个分句包括三层意思：1. 组成西路军后首先的任务——渡河；2.组成西路军的直接目的——准备执行宁夏战役；3.呼应第三个分句中的任命，将宁夏战役（作战方向应当沿河向北）说成是“西征”（基本方向是向西），这又和第一个分句相呼应。
这一高度概括性的语句，很巧妙地用一个复句将历史上张国焘及其追随者的路线错误定性并解释为中央决定；徐向前在相关历史过程中则是完全服从并听命于中央——这就不可避免地将当时因张国焘及其追随者路线、方向错误所造成重大牺牲和损失的责任全部转嫁到党中央和毛主席身上，使读者对当时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做出错误判断，也就难以汲取历史留下的经验教训。
如果要准确地叙述西路军的组成，下面所述历史背景不容忽略，即：张国焘企图以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名义指挥红四方面军全军渡过黄河向西退却、不惜破坏战役的实施；其错误行为和路线开始被中央识破，但其影响尚未全面消除，并且直接影响了有关部队首长的决心；四方面军渡河部队首长拒绝渡河东返的命令，在宁夏战役被迫取消后，中央又不可能抛弃这支因高级指挥员长期受张国焘影响、对中央命令时有抵触的红军部队，只能从大局出发，根据部队首长的建议和要求，批准组成西路军；随后，西路军踏上了苦难征程——这一段以及随后一段历史，包含有十分宝贵的经验和非常惨痛的教训。其中最主要的是从西路军失败、张国焘路线破产这一事件上升成为指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极重要思想认识：任何错误路线及其影响都必然会给共产党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这是凝聚了上万红军将士鲜血和生命铸成的教训，是一种极其宝贵的历史遗产，是不容篡改和扭曲的历史经验。扭曲和篡改这段历史，就是无视上万名红军战士用鲜血和生命写成、后人应永远铭记的宝贵经验。任何个人都没有权力扭曲、篡改这段历史——不管他是元帅、将军还是政府高官、国家主席、名人、学者、“红二代”，他们都没有这个权力。
贺捷生文章中的有关句子在全文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可惜所述与史实不符，因此不仅扭曲了历史，由这句话引出的后文中隐含着对党中央和对毛主席的怨怼、不满、谴责情绪，更谈不上对张国焘错误路线及其危害的认识并且上升到所有错误路线都会对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认识高度，读来让人颇感遗憾，有必要予以澄清。
下面是本文针对贺捷生文章中那句话对相关历史事件的简略分析，也是对前面提到“不容忽略”的“历史背景”的一个注解。其中引用的大部分电报，部分说明，摘自双石的研究文章。目前西路军历史研究者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以双石的系列文章提供的资料最为全面、系统、翔实，因此最有价值，也最具有权威性。本文的要点在于用已知的资料进行分析。
首先是“中央决定”的内容问题。
按原句子给出的时间，此“决定”应限于1936年10月9日之后至1936年11月之前这段时间。这里还存在一个先后顺序问题。按句中叙述顺序，是组成西路军在先，渡河在后。
那么，在这段时间里，中央有何决定？内容为何？是否存在组织成立西路军的内容？——这是首先需要澄清的。
查历史资料：
1936年10月11日，中央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宁夏战役作战纲领——这个纲领没有命令四方面军组成西路军，而是要求四方面军一部（三十军）准备渡河器材，其余主力进行休整，并准备于11月10日之后渡河（注意这个时间）；渡河后不是向西，而是向北，与一方面军相互配合，攻占定远营，相机攻取银川。
10月23日，彭德怀提出具体实施计划：“战役分两步进行，第一步，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四军两个军从靖远渡河，渡河后夺取景泰并沿黄河西岸向中卫攻击；第二步，红一方面军渡河部队从宁武、金积方向渡河，以一部进取定远营，接受国际援助物资，尔向进取银川。”
10月24日，毛泽东复电同意彭德怀的计划，但强调指出：“我处南北两敌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 并叮嘱彭德怀，在与朱张见面时，详商西兰大道以北坚壁清野问题，静会大道以北，海原、靖远以南构筑防御阵地问题；准备在该地区与北进之敌进行决战，企图消灭其一部，停止或扼阻其追击问题。
这实际上构成了中央对宁夏战役计划做出调整、加入了“打击南敌”的命令。
同日（24日），红三十军开始强渡黄河，获得成功。
仍然是同日（24日），朱德、张国焘致电中央，“彭德怀同志提出之战役计划要旨，我们完全同意，……”——请注意这个电报的署名！那段历史中凡涉及此署名的电令，许多不能代表中央，只能代表张国焘个人。后面将作专门说明。
以上实施计划中当然也没有组成西路军的内容。要点是阻止南敌，与敌决战，然后渡河，沿河向北进击。为此，决定先以三个方面军主力进行海打战役，击破南敌，停止敌人追击。作战方针是逐次转移，诱敌深入，在预定海原、打拉池地区，集中优势兵力，给追敌主力胡宗南部以歼灭性打击。
这就是为宁夏战役做准备的海打战役部署。
按此战役部署，红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一军应从正面阻击尾追红军之王均第三军，红一方面军则从侧后进攻，将其消灭在打拉池一带。
25日，三十军渡河成功后，徐向前、陈昌浩决定“九军决今夜跟进渡河”，未得中央同意：
中央去电朱、张、徐、陈，再申“先南后北”方针，要求九军对付南敌，待“南敌确实受严重打击后”，再“从中宁渡河”。
但同日16时，出现了联合署名“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的电报，命令四方面军主力（三个军）渡河。——彭德怀后称该电是发后才给他看的。
这样，红九军也被调过河去。
2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同时再申“先南后北”方针，不同意三十一军渡河，提出：“四、五、三十一军，二方面军，应以打胡为中心，仅抗击不够，打法可采诱敌深入”。
27日，出现了一个署名“朱德、张国焘”、与中央意图大体一致、给徐向前、陈昌浩的电令：“四方面军除三十、九两军及指挥部已过河外，其余各部应停止过河”，“三十、九两军，即由你们中去一人指挥，迅速占领大芦塘、眼井堡、大营盘、三塘释、五佛寺地区，以一个军向中卫延伸，一个军准备夺取战略要地定远营”。——这很可能是中央三令五申临时发生了作用，或者朱德暂时突破了张国焘对电台的控制后发出的命令。
但随后，出现了徐向前、陈昌浩致朱德、张国焘及中央的电报，“提议四方面军全部渡河”，并且语气强硬，要求中央“重决速示”。 “重决”——否定前电令，要求重新决定！“速示”——限定时间，命令式的请示！
28日，中央接到聂荣臻、左权、彭德怀等电报，他们分别报告，张国焘“以各种方法破坏打击追敌计划”、“以各种方法使我不能与徐陈见面”、“更企图将总部移乾盐枱堡使育英不能与其他干部会谈”，其中尤以彭德怀的报告语气激愤：“前廿五日间以朱张彭三人发电给徐陈贺任，发后才给我看，一种阴谋强奸式的，以后联名电报作为无效”。
至此，张国焘的动作和意图开始被中央及军委主要领导人窥破。但对于已经渡河、要求“重决速示”、更愿意听命于张国焘的徐向前、陈昌浩，只能恳切、委婉地呼吁：“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削弱，有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更不能达到扩大苏区，扩大红军，把红军提到新阶段，争取抗日统一战线胜利之目的。”
遗憾地是，中央的呼吁没有发生作用，在明知中央命令和张国焘命令不一致且存在冲突的时候，徐向前、陈昌浩选择了接受张国焘的命令。红五军也被调过河西。
30日，在彭德怀下达海打战役作战部署之后，当面表示了同意意见的张国焘，背后却密令四军、三十一军撤离预设位置，也准备渡河。只不过因为敌情的变化和彭德怀的阻拦，渡河没有成功，但张国焘此举已使红军主力右翼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渡河与未渡河红军主力被敌隔断，海打战役计划已无法实现。这是后来宁夏战役被迫取消的第一个关键点。
从以上简述的宁夏战役计划和渡河过程中，我们看到，除了战役计划不存在组成西路军的内容外，还看到，徐向前并没有完全执行中央的电令，更多、更积极地是执行张国焘的电令。因此谈不上“完全服从并听命于中央”。
那么，“西路军”又是在什么时候组成的？
是徐向前、陈昌浩积极执行张国焘“全军西渡”的命令、在三十军、九军与五军渡河之后的11月10日方才组成。此时，四军、三十一军早已经撤离作战指定位置；徐向前、陈昌浩强调条件困难、不愿执行毛主席“河西只要一个军，指挥部带两个军仍过河东准备夹击敌人”的命令；阻止南敌的海打战役已被破坏、宁夏战役计划失去了先决条件被迫搁置；徐向前、陈昌浩忽视前方困难，置中央对没有外援、须独力完成任务的多次提示于不顾，自主请命，要求向西打通国际通道并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对这两个任务，徐、陈电示中央：“大靖、凉州地区人粮较丰，以后筹资扩红都有大的办法。现时即不能与主力互相策应，依据现在敌力我力估计，我们可以完成任务”。这个电报，可以看成是徐、陈当时不愿两军东返，力争三军西进，对争取任务作出的保证。后来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说：“我那时是积极主张西进的。”也证实了当时存在这样的请命，只不过这一请命的实质与红一、四方面军二次会师前四方面军在张国焘主导下高级领导人会议上形成的西进军事计划是一致的。张国焘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多数认为我此时不能去陕北，应该集中力量，先执行西进的军事计划，然后再谈党内问题（308页）” ——反映了当时以徐向前、陈昌浩为主的四方面军高级指挥者的基本心态。因此，陈昌浩、徐向前在部队渡河后，拒绝中央返回河东的电令，建议西进，带有积极执行过去张国焘西进军事计划的意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批准成立了“西路军”并同意了“西路军”西进的计划——很明显地包含有为防止红军公开分裂出于大局的妥协成分。
这段历史中，仓促渡河，将预定的作战部队调过河西且严重超过中央允许的军员，虽然时间集中于几天之内，但对于海打战役的流产并迫使中央批准成立西路军，是一个关键性事件。关于“渡河”，还可看一下陈昌浩对此行动的记述：
“……三十军已渡河成功（二十四、二十五日晚），九军、五军急向北开进，四军、三十一军扼阻大路。敌人急进之下，指部本总部命令，随九军、五军渡河，三十一军亦准备渡河（直属队大部已渡河，随后又开返河东）。我们渡河后，在中和堡约停住了一天一夜，中间接到毛主席电报：“河西只要一个军，指挥部带两个军仍过河东准备夹击敌人”。这时三十一军、先头已抵靖远，事实上已不好东返，……。此时明显看到：
1.我们率三军渡河虽得总部命令，可是是反军委意图的。国焘同志纵令三个军甚至全部渡河，无疑的是执行自己一贯退却计划，而不是真正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如果不是敌情地理限制，三十一军、四军均已渡河。
2.我们当时同意三个军渡河的动机，外表上是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跨河而下，以与河东主力呼应，实质上是违反了军委意图，曲解了宁夏战役计划，恰恰做了国焘同志退却计划的实施者，因为宁夏战役计划决不是分散主力，无条件的避过敌人，而是要在有利时机（诚如会靖线上及以东）集中兵力打击敌人，争取消灭其一部，借以巩固自己根据地。当时三个军渡河无疑是违反宁夏战役计划的，是退却路线支配下之行动。
3．过河本身根本上也是不对的……
我还记得，……我们当时是以为总部命令是在军委指示之下的，以为军委、总部分散了四方面军。这无疑的是我们主观掩饰了退却路线之十足的表现，自己已经执行了国焘的退却计划，反而把分散四方面军的异议，归到军委身上（在渡河后才知道军委不赞成三个军渡河），……当时军委同意用一个军在河西，这是因为已经过了河，事实上已无法制止之后（四方面军三个军渡河军委并不知道），但不能说是军委分散四方面军（如果需要分散，军委自有权分散），或者说是“等于牺牲这一个军”。因为这一个军的行动是随时可调过河东去的。”
——摘自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
根据前文摘录的当时有关计划和渡河行动的部分来往电令、报告（引号中的文字，主要摘自双石关于西路军的研究文章），以及重要当事人陈昌浩关于“四方面军三个军渡河军委并不知道”的说明。我们已可判断，贺捷生句中的“中央决定……组成西路军，渡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不能成立，且明显地与史实不符。因为渡河前，中央正式提出的战役计划中根本不存在组成西路军的内容。在渡河过程中，存在严重违背中央电令的行为。
前面提到原红四方面军第二号、西路军第一号人物陈昌浩，并摘录了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不久后写的《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中几段文字。
这个报告对张国焘用阴谋手段企图指挥四方面军向西退却、再次形成用军事力量为后盾与中央分庭抗礼局面的认识已经有所触及（见引文中的黑体字）。尽管目前有人认为陈昌浩的报告是当时为了自己过关的应付之作，但作为最重要的当事人之一，又在事后不久，对过程的叙述应当比较接近历史的真相。文字中说到的以为“总部”下达的命令是军委（中央）同意的，披露了“军委（中央）”与“总部”命令中出现矛盾和冲突的事实。近年来看到“渡河”前后的多份电报，也可对“四方面军三个军渡河军委并不知道”加以印证。
这里需要重点说明的是，陈昌浩所说的“总部”下达的命令即我们在前文提及的渡河前期署名“朱德、张国焘”的电令，不应当看作是中央（军委）的命令，而应根据情况将大多数视之为张国焘个人的命令。只有少数可以看作是中央（军委）的命令。
对于张国焘个人命令（多署名“朱德、张国焘”，还有署名“朱德、张国焘、彭德怀”）是否能够代表中央问题，涉及到中共中央上级与下级、发布命令与执行命令时一个非常重要的、用以维护民主集中制和组织纪律的党性原则，这一原则是：如果遇到中央集体开会形成的重大决议，与会者当面表示同意和服从，这种决定可视作中央决定。执行这一决定，出了问题由中央负责；但如果在会后执行过程中，参会者无论以何名义发出与这一决定存在原则性分歧的或方向上违背原决定的指示、指令、电报、命令、等等，都不能视为中央决定——这就是说，执行任务的领导者不允许发布违反原则、背离方向的指令，一旦发出，这些指令不能视为中央决定，只能算是个人的决定，出现了问题应由个人负责。在重大事项上，有意违反此原则，当面一套，背后另搞一套，不取“光明正大”之途径，便等同于搞阴谋诡计。同理，对于执行者，如果明知中央全部决定要旨，但在执行时加以选择，对符合某种意图的内容积极执行，不符合某种意图的内容寻找借口、消极推诿，出现问题，执行者当然也应当承担个人责任。
实际上，这一可以将中央决定和中央个别成员违反中央决定的指令区别开、“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可以当作一个判定标准：不仅仅适用于西路军事件发生的前前后后，适用于对那些署名“朱德、张国焘”的电报性质的判定，也适用于对陈昌浩、徐向前在西路军失败过程中应承担的历史责任的判定。这一原则在中国共产党充满了矛盾统一和斗争团结的全部历史当中，包括建国后，文化大革命中，以及现在，对于共产党所有领袖人物在历史事件中的党性、立场和行为的判断，也都是适用的。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太多了！
很明显，中央《十月份作战纲领》和随后的作战计划，一系列电令，意图和表述都十分清楚：先打南敌，与敌决战，否则宁夏战役不能执行。
张国焘不存在理解力方面的问题。即使中央给了张国焘独断专权，这一权力也必须符合中央决定的基本原则和议定的战略方向，否则视之无效。
将作战部队调离指定位置，指挥全军西渡，明知违反中央决定原则、会影响战役的实施，仍然顽固坚持，且属有意为之；这就暴露出他内心深处最终意图，是将四方面军当成私人武装，个人的政治资本，指挥全军向西退却；其手法非常地不光明，完全可以和阴谋诡计划等号。因此，按前述判定标准，那些署名“朱德、张国焘”甚至加上“彭德怀”署名的大部分电报，无非是张国焘盗用中央名义的个人行为，不能视之为“中央决定”。
同样，对于陈昌浩和徐向前，在明知中央命令与张国焘命令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宁愿选择执行张国焘命令而不选择执行中央命令，对于后来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惨败便负有不可推卸的个人责任。企图用“中央决定”来掩盖和推卸个人应付的责任，已经不仅是认识方面的问题，还涉及到党性和人品。
那么，为什么陈昌浩和徐向前更愿意执行张国焘的命令？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此二人在刚刚被撤销不足三月、张国焘另立的第二中央中的职务，或许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在这个伪中央里，陈、徐二人不仅是中央委员，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中央书记处成员（共五名书记）；同时，不仅是中央军委委员，还是军委常委（共五名常委）；此外，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徐向前为红军副总司令。
从这些任职情况来看，如果假定张国焘西进计划成功，最终又在新疆建立起一个联邦共和国，陈、徐二人同样可以得到比中共中央所给的更高的职务和任命。很可能是个人的利益、名利心驱使他们在极重要的关头做出了错误判断和错误选择。对这一点，徐向前在回忆录里是讳莫如深的。倒是陈昌浩在生前留下的文字中做了忏悔。他在西路军失败十几年后写给儿子陈祖涛的信中，谈到对自己这段历史的反思：
“过去问题中最重要的经验教训之一，就是：谁离开了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的路线和指示，谁损害了党的最高原则——党的团结，谁把个人利益摆在党的利益之上，谁就在工作中犯大错误，谁就失败，就遭到历史的惩罚。我过去正是犯了这样的严重的政治错误，给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之后，不管党怎样本着‘治病救人’的方针，使我获得了在党内改正错误的机会，但过去我的错误，始终是我在时时刻刻一举一动中都要加以警惕的活生生的历史的教训（摘自陈昌浩1953年5月给儿子陈祖涛的信）。”
这段话中，“摆在党的利益之上”的“个人利益”，应当是有所指的，就是追随张国焘执行西进军事计划有可能得到的职务——幻想中的名利和地位。相比较之下，徐向前的认识比起陈昌浩要差一筹。从他几十年后所写的回忆录来看，他比陈昌浩更积极更坚决地执行了张国焘路线，例如，在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前，张国焘已经提出过西渡黄河的主张，这一主张得到了徐向前的认同，并进行了实施，只不过没有成功罢了。后来徐向前在渡河中的行为，无非是延续了过去的张国焘路线。但从西路军失败直到去世，他对个人应承担责任的认识，都谈不上深刻。尤其是晚年公开发表的回忆录，其中一些观点与叙述，严重违背历史，这种行为本身是对西路军一万多名死难烈士英灵的亵渎和侮辱。
下面是从徐向前回忆录摘录的几段话：
“……分歧的焦点是：陈昌浩主张立即北上静、会地区，会合一方面军，与敌决战。张国焘则认为，既然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四方面军独力在西兰通道地区作战，十分不利，主张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冬季打通苏联的计划。……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劝了张国焘一通。关于军事行动方针问题，我们说，可以继续商量。
“张国焘来了劲头，指着地图，边讲边比划。大意是说，四方面军北上静会地区，面临西兰通道，与敌决战不利；陕甘北地瘠民穷，不便大部队解决就粮问题，如果转移到河西兰州以北地带，情形会好得多。从军事观点看来，我们觉得张国焘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于是，当场制定了具体行动部署：四方面军以一个军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立脚点；以一个军暂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吸引和牵制青海的马步芳敌；以两个军继续布于漳县、岷州地带，吸引胡宗南部南下，而后这三个军再渡河北进。主力出靖远、中卫方向，配合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
“我带先头部队，向洮州进发，张国焘他们继后。过了洮州，向老乡调查。据老乡说，现在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根据这样的地形、气候条件，我觉得渡河的计划难以实现。遂返回洮州，向朱、张汇报。这时，中央来电，明令禁止四方面军西渡。电文说：“我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达不到任务的危险。”“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从靖远渡河；一方面军跟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仍在外翼制敌，则万无一失。”
以上摘录第一段中的黑体字，说的是张国焘的主张；第二段是徐赞成张国焘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第三段是西渡计划实施和停止以及中央来电“明令禁止西渡”。
这几段说得是张国焘的伪中央被撤销之后、红一四方面军的第二次会师之前、宁夏战役正在酝酿之中的事。此时的渡河计划，主要是张国焘、徐向前的计划（陈昌浩最初反对，后来同意了张、徐的意见）。内容中存在回忆录捉刀代笔者企图掩饰某些史料产生的矛盾。但也承认了徐向前在当时赞成张国焘的某种倾向。
这种倾向在张国焘回忆录中也有表达：“关于解决党内争端问题，多数认为我此时不能去陕北，应该集中力量，先执行西进的军事计划，然后再谈党内问题（张国焘回忆录，308页）”这里的“多数”指的是谁？难道不包括徐向前吗？
根据这些资料，可以判断，对于后来以执行宁夏战役为名义发生的渡河行动，应主要看作是张国焘西进计划的延续，而徐向前更多、更坚决地是在执行张国焘的计划和路线。他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很可能也包括了对个人职务、任命、前途的考虑。相反，倒是陈昌浩的一些主张稍微地接近中央意图，但又极不坚定，时而动摇、时而徘徊、在关键时刻举棋不定。因此，西进途中，二人争吵不休，多次发生争执，意见很难统一。此二人一为政治上的最高首长，一为军事上的最高首长，意见不统一，犹豫不决、当断不断，对于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无疑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这也是西路军惨败的原因之一。但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此二人长期受张国焘路线的影响，无法立即改变，终于影响了全军的生存。
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将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中央决定、归结为陈昌浩的优柔寡断，归结为客观条件，却很少触及个人的主观原因，这是很令人费解的。只能解释为面对西路军的惨败、上万将士的鲜血和生命，个人难辞其咎，无法释怀，又不愿言明，在这种矛盾、纠结的心态下，最终选择了畏缩、逃避和推脱。已经发生过的事件真相永远客观地存在，任何人都无法遮蔽、扭曲。徐向前试图这样做，在回忆录中说，“西路军自始至终都是执行中共中央交给的任务”，而至死未能触及并说出真相，这就会形成一个死结。就如贺捷生说的，“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却成了他心里永远的苦，永远的疼。也正因为这样，当他到了垂暮之年，还在不断地反躬自责，说西路军的失败，使他长期愧悔交加，余痛在心”。联想到他在晚年为张国焘雕像题字、为西路军“正名”的行为，全都反映了这种矛盾心态。但错的永远是错的，历史本无法篡改。他只能是带着痛苦离开人世。
贺捷生在文章中迎合那种被扭曲了的心态,说，“虽然宁夏战役的决策是中央做出的；当时他那支刚在长征中三过草地的队伍，又疲惫至极，根本不适宜执行渡河西征那样的重大军事行动，何况是明摆着的以卵击石。”——这里依然错误地把宁夏战役说成是渡河西征；而从前文看，被这段文字所指责的、作出了“明摆着的以卵击石”的决策的决策者，除了中央，还用“怎么甘心丢了一整座青山”做呼应、隐约指向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来安慰徐向前的毛泽东。这种类似于春秋的笔法，见得实在太多了。我希望这仅仅是贺捷生的笔误。因为文章流露出的某种情绪不是纪念，而是迫使读者将已逝者从墓中掘出进行剖析。这近乎鞭尸，是极其残酷的，是对徐向前最大的不敬。
本人所学专业是机械制造而非历史研究，但最近几年又非常关注西路军这段苦难的历史。因为目前中国的局面和历史上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苦战所处的局面非常相似。
当时红军战士们面对的是马家军的机枪和马刀，倒下后流出的是鲜血，失去的是生命；现在的党员干部面对的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设下的温柔陷阱、糖衣炮弹，是金钱的诱惑，被这些“新式武器”击中的党员干部会难以逆转地变成行尸走肉，倒下的是旗帜和信仰，失去的是灵魂。当年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惨败、基本上全军覆没；目前上千万先烈经数十年流血牺牲、艰苦奋斗建成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几乎被私有化殆尽。两个不同历史时期造成同样严酷局面，有一个共同原因，全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受到了错误路线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共产党某些高级领导人发生作用的。在西路军，张国焘路线的主要执行者无疑是徐向前、陈昌浩。在当代，资本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是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当然还涉及继承了邓小平路线的某些共产党高级领袖。
张国焘、陈昌浩、林彪、刘少奇、邓小平，也包括徐向前，他们全都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他们全都无愧于“革命家”这个称号，但他们只能算是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家，而不能算是完全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这部分地因为他们是民主革命时期加入革命队伍的。参加革命时，中国的最大背景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状态下的私有制，因此他们头脑中不可避免地打下了私有制的烙印，封妻荫子、称王封侯，这使他们在重大历史转折的关头，往往会将个人的、小集团的利益摆在党的利益之上，接受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为了个人的职务、地位、名利、家庭、儿女，不惜改变甚至破坏共产党的宗旨和正确路线，因此而造成的损失极其巨大。他们个人所做贡献永远都不可能大于他们给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失。唯有曾经被他们影射、诽谤、攻击的毛主席才是真正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评判永远都是无情的和残酷的。
同样，历史也给了现在的共产党领袖两种选择，一种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另一种是“公者千古，私者一时”。最终如何，取决于他们的思想路线主导下的认识方法。
下面是贺龙女儿贺捷生文章的链接，原文标题是《以女儿的名义》：
贺龙女儿人民日报撰文追忆徐向前:视为父亲，2012年1月11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1/11/c_12256765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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