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毛泽东、蒋介石的道路自信

　　2 013年6月13日下午，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对中国共产党主席习近平说：“你的工作牵涉到两岸的福祉，甚至世界的大局。”

　　“世界的大局”，说得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63年多的奋斗，终于成为了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这应该是世人的共识。作为一度是共产党对手的国民党，能够坦率地承认这一点，在数十年前，实在是不可想象。不过，回顾往事，作为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道路始终充满自信;而作为国民党领袖的蒋介石，也始终对他选定的道路充满自信，至少在他的言论中如此。

　　50多年前的1960年6月12日，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了《我同毛的会谈》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称赞了中国人民的干劲，要和平、不侵略，50年内大有可为。并说中国革命是正确的，不可避免的。中国军队给他印象“太深刻”了，有“充分的高素质的人员供应”，民兵组织遍及全国，因此，入侵中国，一定“要大倒其霉”。

　　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后，认为“此件可看，很有兴趣。蒙哥马利和我、总理的(会)谈，也盛赞了中国人民的干劲，要和平、不侵略，50年内大有可为。他说中国革命是正确的，不可避免的。”

　　50年后，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据说当年毛泽东在看到蒙哥马利的文章后，还提出：“应当研究他为什么要说这些话”。

　　实际上，要明白这个问题并不难。简单地说，曾担任北约组织最高司令部副司令的坚定的反共人士的蒙哥马利，在意识到中国在未来的世界舞台上必将发挥重要作用后，在1960年代初，以私人名义两次访问中国，先后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他在来华前，认真研究了在西方世界能够找到的有关中国和毛泽东的资料。笔者以为，毛泽东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论述是肯定会对蒙哥马利有深刻影响的。

　　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八大的预备会议上说：“(中国)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

　　在蒙哥马利两次访问中国后的1962年，毛泽东就预言：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尽管在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道路上，经过了艰辛的探索，经历了严重的挫折，但是，立足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社会主义道路一直没有改变。这也就注定只有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的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光明的前途。这条道路的关键就是中共的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团结。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证明，中国人的一盘散沙的弱点，是制约中国强大的致命伤。唯有一个坚强的、具有最广泛代表性的政党的领导，中国才能不断前进。文革运动可以说是一次新中国史上最严重的内乱，但是“那时还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邓小平语)“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因此，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这个道理已经得到证明，将来还会得到证明。”(邓小平语)

　　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蒙哥马利等人预见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光明未来。在文革运动时期，同样有些智者的眼光值得钦佩。

　　1973年6月，屡受政治运动冲击的中国当代著名学者，思想家，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历史学家顾准说：“我们的国家不久就会在经济上雄飞世界。”此时，中国文革运动还在进行中。据说中国经济也一度处于“濒临崩溃”。在困顿至极情况下的顾准，竟能乐观预言到中国“不久就会在经济上雄飞世界”，实属难得。

　　同样也是1973年，最负盛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我愿意生在中国。因为我觉得，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尔后谈到中国文明的无与伦比。汤因比和顾准，两位名家，互不相识且身处两种氛围，尚能在中国文革那种大环境下，还有如此高远的视野，实在不简单。

　　与此相反的是，作为“人类的救星”“世界的伟人”的蒋介石(摘自台北“中正纪念堂”的“蒋公纪念歌”---笔者注)，是怎样看待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呢?他又是怎样预言的呢?下面就来看看在这几个中国历史节点上他是怎么说的。

　　1956年，即中华民国四十五年，蒋介石在《中華民國四十五年元旦告全國軍民同胞書》中书告：

　　“我們今天在這海峽浪潮洶湧和世界風雲變幻之中，進入了中華民國四十五年。在今年這一年，因為我們反共抗俄的鬥爭，愈益逼近決戰的階段，奸匪朱毛惡貫滿盈的覆亡跡象，乃愈益顯露，而我們革命反攻的機運亦已日趨成熟。中正在這歲序更新，中華民國開國的紀念當中，一方面感覺對革命先烈和國家民族的責任更加沈重，而另一方面，又展望反攻復國的前途益見光明;所以更迫切期待我海內外全體同胞堅貞奮發，團結一致，向反攻復國勝利的大道勇往邁進。”

　　在这里，既有展望了“光明”的前途，又对“反攻復國勝利的大道”充满自信，很像那么一回事。

　　1960年，即中華民國四十九年，蒋介石在《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元旦告全國軍民同胞書》中有如下书告：

　　“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大陸上千千萬萬的同胞，無不是緘口吞聲，忍淚泣血，誓死反對匪黨，都認匪黨為出賣國家，迫害民眾的共同公敵!而且其中還有很多的現在正以赤手空拳，和刀矛血肉，隨時隨地繼續不斷的對匪戰鬥，這一鐵的事實，乃澈底打破了奸匪有效控制中國大陸的謬說!”

　　“同胞們!我曾經指出去年是奸匪傀儡崩潰的決定年，就在這一年間，大家已經看到了奸匪對內對外的矛盾、衝突、鬥爭、否定這樣一個崩潰的形勢和事實了!我現在還要明確的告訴大家，今年乃是我們反攻復國的勝利奠定年!不但奸匪在我們革命鋒刃的前頭，今年崩潰的程度，將愈見加快，加深，加大，迫使奸匪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我們革命復國的大業，亦更將在這一個年頭裏，展開其壯闊無邊的浪潮，充實其國民革命的光輝!”

　　历史已经给这个“反攻復國的勝利奠定年”下了结论。如果非要以重说中国现代史的名义来重新诠释这段历史，那不过是一种言论自由而已，想要把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的历史推倒重来，那只可能是一种蚍蜉的作法。

　　1973年，即中華民國六十二年，蒋介石在《臺灣省光復二十八週年紀念告全省同胞書》中书告：

　　“今日世界若干國家(指在1970年代新中国外交的第二次高潮中与中国建交的国家---笔者注)，昧於近利，流於短視，安撫魔鬼，以圖苟安，妄想求一時的屈辱和平，不惜貽百世的無窮後患。共匪則更施展笑臉，對外擴張。然而匪幫內部門爭日烈，危機愈深;人民飲泣呻吟，痛苦日甚”。

　　“國際姑息妥協的逆流，共匪對外擴張的假象，是短暫的、一時的，有如海市唇樓，瞬即消逝。公理正義終必伸張，良知天性終將激發，毛共匪幫罪惡滔天，終難逃於覆亡的命運。我們確認從抗戰勝利而臺灣光復，從臺灣光復到大陸重光，是國民革命順天應人的一貫里程，也是全國同胞繼往開來的神聖使命。讓我們一德一心，並肩攜手，朝這一條光明大道，勇往邁進!”

　　在这里，似乎看到了蒋介石对他的“光明大道”的道路自信的始终如一。时至今日，尽管历史已经下了结论，但近年来有的中国人开始发声，隐晦地表示想继承蒋介石的这种道路自信，分贝还似乎还有调高之势。如果蒋介石九泉之下有知，是兴奋还是沮丧，就不得而知了。现在再回头看看蒙哥马利的《我同毛的会谈》一文是很有启示的。蒙哥马利在文中指出，毛泽东的基本哲学非常简单，就是人民起决定作用，因此要求干部每年下基层工作一个月，保持与人民的联系，赢得人民的信任。这应该就是毛泽东的道路自信和蒋介石的道路自信的根本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