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37年。在其身后，争议不断。争议聚焦于两点：一为“文革”;一为“三年困难时期”所谓“非正常死亡”的问题。兹分别作评析如下。
中国官方已有正式文本，将“文革”完全、彻底否定。而反毛者得此“上方宝剑”，更是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对之口诛笔伐，无所不用其极。然而，这并不是在“理性”地科学地讨论问题，因而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此理论和实践。值得注意的是，中华网毛泽东纪念馆里，人民群众给毛泽东献上的花，已经超过一亿。由此可知，毛泽东是多么深得民心，即使在他身后;再看看网上各位名人的纪念馆，稍作比较，也就不难明白，什么叫“公者千古，私者一时”。一时字面上或话语上(包括通过特意打造的所谓“民调”)的造势或声势，终究是经不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的。为什么毛泽东如此深得民心？这是那些死硬的反毛的好汉们永远解不开的一个“谜”。
话说回来。如果真是科学地讨论“文革”------准确地说，应是讨论毛泽东晚年的、为毛泽东自己界定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是非曲直，那就应该从此一理论和实践的基本依据入手。这才是“理性”的科学的方法。撇开此一基本依据，抓住“文革”中负面现象，不做具体分析就来个全盘否定，是得不出科学结论的。
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基本依据?
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得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转引自一九六七年第十期《红旗》杂志-------以下简称“三存在”)这就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基本依据。这个基本的依据是否站得住脚、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呢?
如果现在的中国社会，根本没有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信仰失落、道德滑坡、贪污腐败、黄赌毒黑愈演愈烈等等触目惊心的现象，而是一片清明、和谐的盛世景象;我将举双手赞成，把这种理论和实践完全彻底地埋葬掉。如果真是这样，人民群众早就把它送进历史垃圾堆了，根本用不着“精英”们搜索枯肠、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无所不用其极地抹黑它、把它妖魔化了。不幸的是，它是一个无法否认的最基本的事实。这一基本事实又反映出，在现在的中国社会，确实“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面对现实，近来又出现了一种说法：承认毛发动“文革”“出发点无可厚非”，是为了反修，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保证中国不变颜色：但是，认为它“寻找的道路是错误的”。这就是所谓的“道路错误论”。如果这里所谓的“道路”，是指“文革”中出现的一些负面现象，特别是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问题，应该说是言而有据的，虽然它并不是对“文革”的全面的中肯的评价。毛自己说的“打倒一切”，应该就是主要指“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问题。钱学森说：“‘文革’中我们都是受保护的，没有周总理的保护，恐怕我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没有总理保护恐怕我早不在人世了》，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 ：钱学森。)像钱学森这样忠于毛泽东思想、一心为祖国、为人民、为国防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世界级大科学家，还需要顶级的特殊保护才能幸免于难，可见当时的“打倒一切”已经达致何等的广度和深度。这的的确确是应该认认真真总结的深刻的沉痛的经验教训。如果没有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问题，毛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革”，也许就不会以悲剧收场。但是，为了真正总结经验教训，我们还必须指出事情的另一面。反毛的学者王康说：“毛澤東時代真正傷害的，除了舊中國的地富反壞之外，就是知識份子、學術權威、黨內走資派，佔人口大多數的工人和農民沒有被傷害。”(王康：《“習近平薄熙來真的服了毛澤東”》，《明镜新闻网》，時間：2013-11-27 02:21 )虽然这里说的并不那么准确，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所谓的“打倒一切”，是有特定范围的。我们不能在反“扩大化”时，又搞“扩大化”;不能“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以“扩大化”反“扩大化”。现在，有些跳得很高的反毛好汉们口口声声说，毛犯下了“反人类”的“罪行”。其实，它们跳得越高，越是说明，在其心目中和灵魂深处的所谓“人类”，是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排除在外的，实质上是把人民群众当作了“垃圾入口”。于是，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究竟是谁“反人类”?千秋功罪，是由人民、而不是贵族老爷们(包括一些精神贵族)评说的。
话说回来，如果“道路错误论”说的“道路”是指由上述“三存在”出发，进而合乎逻辑地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认为这是一条“错误”的道路;那就错了-----因为它违背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与上述说法恰恰相反，这正是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建树和革命实践最光辉的亮点，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划时代的新发展、新贡献。
前些年我回大陆，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教授家里水管坏了，请一位工人来修。修好后工人说了一段话：“共产党的旗帜上就两样东西：斧头、镰刀。现在就是拿这两样东西的人日子最不好过。教授，你说说这是为什么?“教授无言以对。再听听邓小平自己怎么说。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与其弟邓垦的谈话，其中讲“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64页)现在，有哪一个反毛的好汉敢于公开站出来宣称：在现在的中国，根本没有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信仰失落、道德滑坡、贪污腐败、黄赌毒黑愈演愈烈等等触目惊心的现象?有哪一个反毛的好汉们敢于公开站出来宣称，在现在的中国，根本不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存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即使推出一百个文本，宣称这个“三存在”纯属“子虚乌有”，也改变不了它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的一丝一毫;就像教庭无论发出多少文告，宣称太阳围绕着地球转，把所有认为地球围绕着太阳转的人统统抓起来杀掉烧成灰烬也改变不了地球围绕着太阳转的事实一样。如果有人硬要跳出来作这样的表演，只会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目前中国社会的种种令人触目惊心的严酷事实，正说明了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远见卓识。他，就是毛泽东。有的元老在其暮年沉痛地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了五十年。”良有以也。
事情就是这样：如果承认上述 “三存在”是事实，那就不应该完全彻底否定“文革”;如果完全彻底否定“文革”，那就必然否认“三存在”。二者必居其一。折衷调和的道路是没有的。而承认不承认“三存在”，对 “文革”是采取“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态度，还是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不仅仅是一个如何评价毛泽东(特别是其晚年)的是非功过问题;从哲学上讲，乃是辩证唯物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分水岭。
二
反毛的好汉们，据说掌握了一件“超级武器”、“杀手锏”，足以在政治 上、道德上置毛泽东于死地。这就是“三年困难时期”所谓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据现在有的学者研究，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营养性死亡”)问题。在本文往后的叙述和评析中，将会一步一步地揭开迷雾，还原事实真相，也可以说是正本清源吧。现在，让我们先从“三年困难时期”大量人口“营养性死亡”的现象开始讨论。
凡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大约都知道，那是一个许多人都勒紧裤腰带的时期，据现在一些资料披露，连毛自己的身体都有些浮肿。当时“吃不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浮肿病也是普遍现象，但“营养性死亡”却不是普遍现象-------至少在城市里是这样。我的父亲本是一位爱国的有贡献的地质学家(冤案平反后的评价)，当时戴有“历史反革命”帽子，因为生活在城市，就没有“营养性死亡”。政府为消除营养性浮肿病，作了很大努力。我的另一半当时在一家国营药厂中心研究室工作。厂里日夜加班，全力以赴，就是为了生产一种治疗浮肿病的药品----水解蛋白。“营养性死亡”主要出现在农村。问题是，许许多多亲眼见到“营养性死亡”者，所见都是一家一户一村一乡甚或一县，怎么会得出全国性的“营养性死亡”的人口数据?这主要是从人口统计数据的变动上计算出来的。得出“三年困难时期”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结论的，大多是这样计算出来的。其中有政治上别有用心者借题发挥，肆意歪曲夸大，但也不尽然。那么，这统计数据是否有问题?或问题出在哪里?感谢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他给我们解开了这个“谜”。请看他的研究成果：
“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8月23日第492期 ：孙经先
最近30年来，国内外广泛流传着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的重大谣言。这一说法被一些人看成是“历史的定论”，被写进了许多专著和文献，并且在全社会广泛流传。那么，事实的真相又是什么呢?
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949—1982年我国每年的户籍统计人口数据。这一数据显示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出现了人口统计数字大幅度减少的情况，其表现为1960—1964年间我国人口总数在扣除了人口自然增长(由人口出生和死亡产生的增长)后异常减少了2644万人，其中最突出的是1960年比1959年净减1000万人。
这一时期我国人口统计数据产生这一大幅度减少的真实原因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搞清楚。一些人就把我国人口统计数据的这一大量异常减少解释为是由三千万以上的人非正常死亡造成的，这样就出现了“饿死三千万”的说法。
为了揭露“饿死三千万”的荒谬性，就必须对这一期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数量大幅度减少的真正原因作出正确、符合实际的分析。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笔者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得到了以下几个基本结论。
第一个基本结论：在1959年底以前，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我国出现了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大迁移，至少有3000万以上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重报虚报户籍人口1162万人，即这些人虽然已经迁移到市镇并办理了户籍登记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农村注销户籍(他们在市镇和农村同时拥有户籍)。
第二个基本结论：在1959年以前，由于户籍管理制度不健全，在我国(主要是广大农村地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死亡漏报现象。根据1953年和1957年两次抽样调查的结果，可以估计出我国这一期间产生的死亡漏报人口约为750万，即有750万人在1959年以前已经死亡，但没有进行死亡登记注销户籍。
由于以上两方面原因，造成我国1959年底的户籍统计人口总数中，存在着应注销户籍人口1912万，占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2.84%。
山东省的情况证实了上述结论。山东省在1959年底进行了一次农村人口普查，发现全省存在应注销户籍人口152万人。如果按照山东省的比例，全国存在的应注销户籍人口数应为1890万。这与我们研究得到的数字(1912万)是非常接近的。这一事实证明了我们的研究结论是符合实际的。
第三个基本结论：我国在1960年前后进行了实施《户口登记条例》的工作，1964年进行了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上述虚假户籍人口1912万的户籍在这两次户籍整顿活动中被注销。
第四个基本结论：由于我国经济出现重大困难，在1960年到1963年间开展了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运动，3000万以上的市镇人口被精简返回农村。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漏报户籍人口数1482万人，即这些人从市镇被精简并注销户籍，但他们没有及时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成为没有户籍的人(这些人口在1965—1979年间重新登记了户籍)。
由于以上第三个和第四个基本结论所叙述的原因，造成1960—1964年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不考虑自然增长)减少了3394万(其中1162万重报虚报户籍人口被注销、750万死亡漏报人口被注销、1482万漏报户籍人口)。这是我国这一期间户籍统计人口数大量减少的真正原因。这些减少都仅仅是统计数据数字的减少，并不是这一时期实际人口的真实减少。这些减少与这一期间我国实际人口的变化没有关系，更不是由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
以上事实充分证明，国内外一些人把这一减少解释为是由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造成的，是完全错误的。
在“饿死三千万”这一说法的传播过程中，以科尔教授为代表的国外一些学者的研究、国内某课题组的专门研究，以及杨继绳、金辉、曹树基、丁抒等人的所谓研究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中杨继绳等人所谓研究的实质就是把由于各种复杂原因造成的我国(或各个地区)三年困难时期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全部解释为是由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
我们从学术的角度对上述所有这些研究逐一进行了分析，发现这些研究都存在着重大的学术错误，因此他们的观点都是不能成立的。
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一些地区确实出现了“营养性死亡”现象,并且在以河南省信阳专区为代表的极少数地区，这种问题还非常严重。我们利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营养性死亡”人数进行了估算，估计出这一时期的“营养性死亡”人数在250万以下。
这里所说的“营养性死亡”主要指的是营养性疾病(浮肿病等)死亡、营养性疾病合并其他疾病死亡，也包括“完全性饥饿死亡”(即“饿死”)。在上述“营养性死亡”的数字中，“饿死”(完全性饥饿死亡)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在研究中，我们专门查证了我国这一时期死亡率最高的600多个县的地方志和其他大量资料，查证的结果证实了我们的这一估算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那三年间出现250万人“营养性死亡”，既是天灾，也是人祸，历史的教训值得深刻汲取;但是，片面地、无端地夸大非正常死亡人数，并不是严谨的学风，更无助于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坚定今日的前行方向。
对于孙经先教授的上述结论，当然可以质疑。例如，孙教授说，“1960—1964年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不考虑自然增长)减少了3394万(其中1162万重报虚报户籍人口被注销、750万死亡漏报人口被注销、1482万漏报户籍人口)。这是我国这一期间户籍统计人口数大量减少的真正原因。这些减少都仅仅是统计数据数字的减少，并不是这一时期实际人口的真实减少。”如果提出质疑，就应该有的放矢，用事实和可靠的数据证明当时的户籍统计如何完全“正确”，根本没有孙经先说的那些问题。但是，没有，连公开站出来说明当时的户籍统计如何完全“正确”、根本“没有问题”的勇气都没有。如果回避问题的这一要害，“顾左右而言他”，一味地谩骂，除了证明自己的理屈词穷，还能说明什么?
三
话说回来。 即使当时“营养性死亡”的人口只有数百万，也是非常令人痛心的，应该认真汲取这一非常沉痛的经验教训。首先应该从主观上找原因。下面所引邱会作提供的亲身经历的第一手资料，可供参考：
一九四九年我是率领四十五军(史注：时邱任该军政委)参加解放广西的，在广西剿匪的整个战役中，我又同他们一起工作了一年多时间。一九六〇年五月间(史注：邱时任总后勤部部长)广西横县的驻军给我发了一个电报，称政府机关因饥饿不能工作了，要求借军粮几万斤，我特将电报呈周总理批示，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总理让我亲自秘密去看一下。
我是直接到广西贵县由驻军派车到横县去的，在随行卡车上带有数千斤粮食。我到达横县时，正是群众做晚饭的时候，但所看到的情况有些凄凉，家里冒烟的都很少。我见到县委书记的时候，他躺在床上起不来了，祗是有气无力地向我作揖流泪，他祗伸出四个指头，意思是四五天没有吃饭了，我立即要人去车上搬下粮食，熬了两三锅稀饭，并端给他们每人一碗。多数人喝了稀饭之后不久，就能坐起来说话了。
由于周总理交代，我是秘密去的，不同自治区党委联系，也不公开露面，祗是亲眼看一下情况。第二天，县委书记的身体继续好转，我同驻军的师政委和县委书记到城外附近的各村庄看了一下。几乎村村都有饿死人的，每家每户家里都有病人，大家吃的多数都是青菜叶、树叶，一粒米也见不到。我问：“你们家的粮食哪里去了?”他们回答说：“我们家里就没有放过粮食，收到的粮食都交给食堂，大家早都吃完了。”我们又问：“现在食堂还管饭吗?”回答说：“要有人管饭，就不会饿成这个样子了。”
当天的晚上，县委书记和其他几个干部同我们谈了全县的灾荒情况，他们说：根据现在已经知道的情况，全县饿死的人，大约在一千人左右，但是每天都还在死人，数字很难掌握得准确。我问县委书记，你们为什么不报告，不想办法搞粮救灾，连党政机关都饿死人了!县委书记以沉重的心情说，我们是一九五八年的“卫星县”，宣布粮食增产一倍，一年的粮食够三年吃，其实根本没有那回事。另外在食堂集体吃饭，无计划，无节制，今年的春节就把粮食吃完了，食堂也垮掉了。上面不准我们报灾情，说是要保护“卫星县”的名誉;全县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生产队确实是丰产了，丰收的生产队现在都戒备森严，不准向外运粮食，为了粮食问题，已经有些生产队之间进行械斗，根本不会互救。
我们向县委书记提出：应当立即向地委如实报告灾情，不要再保留“卫星县”的虚名了，否则就要犯大罪了。由于我的目的是了解情况，第三天就回北京去了。
---------《邱会作回忆录》(上)第319-320页
邱会作提供的上述情况，说明当时出现的大量“营养性死亡”现象，自然灾害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主要是浮夸风造成的严重恶果。哪里的浮夸风愈是严重，哪里的“营养性死亡”现象就愈严重，并不限于现在人们熟知的信阳专区以及皖、鲁、豫等省。现在的问题是：当时退居二线的毛泽东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如果知道，他又是如何应对的?
请看毛泽东1959年4月写的一封信：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结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如果没有成见、偏见，大概都会体会到如下几点;
第一， 会惊讶于毛如此体察下情，可以说对当时农村中出现的问题，了如指掌，不能不佩服其调查研究功底之深厚，确实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二， 会感受到他纠正错误、解决问题的决心之大。特别是他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方式，由最高端的中共中央主席直接把自己的意见传达到最基层的“小队级同志们”。这种做法，实为建国以来未曾有过的。可以说是“情况明、方法对、决心大”的典范。
第三， 如果中共能够在毛这封信的基础上统一认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线二线，步调一致，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共同向浮夸风作斗争，相信“三年(1959--1961)困难时期”“营养性死亡”现象，包括邱会作1960年5月在广西横县所看到的惨象，即使不能完全避免，也会减至最低。
可是，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
四
1962年中共召开了著名的七千人大会，着手总结经验教训。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提供的资料《七千人大会(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它对纠正党在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坚决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还是起了重大作用的”。但是，由于“在对形势的分析和对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的认识上，以及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的估计等问题上，中央领导核心中的分岐并未解决，特别是林彪在大会上别有用心的讲话”，致使“没能从根本上纠正‘左’的指导思想”。把这些绕弯子的话拉直了，说白了，就是“中央领导核心中”一些成员认为，“三年困难时期”的种种问题，包括大量“营养性死亡”的问题，主要是毛的“‘左’的指导思想”造成的。而“林彪在大会上别有用心的讲话”，又说了些什么呢?他说，“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其实，不是只有林彪一个人这么看，许多人都这样看。他们不是听了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才有此看法的。这种看法，反映了当时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共同的心声。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林彪此言本身对不对?是否可以因其“别有用心”，就可决定到其本身的是非对错?
在“句句是真理”的年代，有一条非常流行的“最高指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毛泽东选集》直排四卷合订本第580页)本着“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的原则和精神加以检验，应该说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凡是”两个字上。的的确确，有许许多多敌人拥护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也的的确确，有许许多多敌人反对的东西，我们必须拥护--------特别是在重大的带根本性质的问题上。但是，不能“凡是”。正如列宁所言：“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也会变成谬误。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举个例子。大汉奸汪精卫主张一夫一妻制。这个，我们是不是也要“反对”?再如，人民公敌蒋介石参与制订了《开罗宣言》，这个，我们是不是也要反对?----------可见不能“凡是”。
从哲学思想上作进一步的探讨，这两个“凡是”，是不完全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因为，在这一命题中，认识的主体“我们”对认识客体“客观事物”的态度，不是由客观事物自身内在的质的规定性所决定的，而是以认识主体“我们”的政治对立面对它的态度为转移的。这就偏离唯物论的反映论了。因为，客观事物自身内在的质的规定性是第一性的;认识客体(无论政治上领导力量、依靠力量或是对立面)对它的认识、态度，尽管这种认识、态度有正确与错误或基本、部分(“部分”还可作进一步的定量分析)正确与错误之分，但它们都是第二性的。是第一性的东西决定第二性的东西，还是相反?我们认识问题，是首先抓住第一性的东西并以此判别第二性的东西之真伪正误，还是倒过来，由第二性的东西来推论第一性的东西之真伪正误?科学的回答当然是前者而非后者。
总而言之，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反映论，其第一要义就是按事物本来的面目去认识它，而不给它附加任何外来成分。“言”本身之是非对错，端在其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不能以人废言。还是鲁迅说得好：“假如我们设立一个‘肚子饿了怎么办’的题目，拖出古人来质问吧，倘说‘肚子饿了应该争食吃’，则即使这人是秦桧，我赞成他；倘说‘应该打嘴巴’，那就是岳飞，也必须反对。”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因此，我们不能按上述“两个凡是”的模式否定林彪的讲话，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上述言论：“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请问，它有什么错?如果说它是“错”的，岂不是说，“中央领导核心的团结”是要建立在“从根本上纠正毛泽东的‘左’的指导思想”基础之上?岂不是说谁肯定毛泽东领导的正确性，谁就是在助长“中央领导核心之间的分歧”?联系到当前社会主义公有制已经丧失了《宪法》规定的主体地位的现实，只能说中共体制内的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早就存在了。
当时林彪还说了如下的话：“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从毛上述1959年4月那封信来看，也确实如此。当时林彪并没有把话说得很满、很绝对。他并没有说毛“十全十美”，而是说他“八九不离十”。毛至少比那些脱离实际的“形左实右”者好得多、强得多。
具体到1959年那个时候，如果“毛主席思想(例如当年4月他那封反浮夸的信)不受干扰”，则是不是“三年困难时期”“营养性死亡”现象即使不能完全避免，也会减至最低?反之，“如果毛主席的意见(例如当年4月他那封反浮夸的信)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是不是“事情就要出毛病”，而且是要出大乱子?回答这些问题，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理论，只需要两个字：良心。
千秋功罪，人民自有评说。
五
我不赞成把毛泽东奉为“句句是真理”的“神”，毛自己就不同意。不仅仅是因为他对林彪后来搞的“句句是真理”之类并不认同，甚至感到“讨嫌”;更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神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神学是调和不起来的;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焉能不知这个道理?现在当局对毛的基本态度是“不弃不举”。“弃”了将“天下大乱”;“举”起毛的旗帜(不是口头上而是实质上)，将根本改变现在的政治生态和经济格局：都不会被接受。纵有个别领导人立志改革现状，由于现有的政治、经济格局有其赖以生成和运作的社会基础并且还相当强大，故虽可给予必要的支持，但期望值似不宜太高。应景的文章当然会做一些，但“不弃不举“的基本方针，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根本的变化。口头上说“高举”，实际上却把“旗帜”等网站封杀，即是一证。在此方针之下，偌大一个中国，当局并不在乎多一种宗教，多一个“神”，甚至乐见一个作为道德楷模、正义化身的拥有强大号召力的社会公平的“守护神”，受众生顶礼膜拜甚至长跪不起。这损伤不了当局的一根毫毛，反而有助于使信众沉缅于对往昔的追忆，消解其长期积累起来几近临界状态的对残酷现实的强烈不满。当局最在乎甚至不能容忍的，就是那种会根本改变现有政治生态和经济格局的理论和实践，打压起来毫不手软。明乎此，我们就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把毛奉为“神”，不是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所寄望于后人的。
话说回来。我们维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并不是说他没有错误，其错误包括领导经济建设中的某些“急于求成”倾向，特别是“文革”中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等等。但是，他所提出的“三存在”，如前所述，并不是“左”，而是科学地揭示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在1958及以后的三年中，毛泽东也并没有“左”到为浮夸风推波助澜、甚至鼓吹“亩产万斤”的程度，这是一些“形左实右”者的业绩。不能“张冠李戴”。其实，有些人要反的毛泽东的“左”，并不止是毛泽东的某些“左”的错误，而是毛泽东所坚持和发展了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现在，毛泽东已经作古，所谓“左”的“干扰”已经基本排除，他们可以按自己的意旨，放手大干一场了，结果是什么?看看今天中国的社会现实，看看私有制已经占主体地位的现实，答案就有了。不用多说。
话说回来。对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浮夸风，分清是非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今天也没有必要“秋后算账”。因为当时头脑发热的，无论高层或基层，都不是个别现象。即使“形左实右”，也没有使群众陷于饥荒的主观故意。这个分寸一定要把握好。
历史的真相是，毛泽东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中最早旗帜鲜明地抵制“浮夸风”的人。这不仅有59年4月那封信为“物证”，还有人证。
请看戚本禹的陈述：
戚本禹谈三面红旗与毛泽东(节录)
我只希望世人不要忘记，在纠正「叁面红旗」的错误方面，毛泽东所化的力量不比他倡导「叁面红旗」来得少，第一个提出压缩空气的，第一个提出要全党冷静的，第一个要底下讲真话的，第一个反对过早进入共产主义的等等，都不是别人，而是毛泽东。对人民的苦难心酸垂泪，用不吃肉来惩处自己的也是毛泽东。众所周知，毛泽东的日常生活远远比不上今天的一个小老板，他没有吃过多少好东西，一碗红烧肉是他最大的享受，他还能怎样处罚自己呢!在毛泽东和他的党的领导下，六十年代中期，农村的经济终于得到了全面的恢复，易经曰：「无咎者，善补过也。」毛泽东至少是一个「善补过」者吧!
------ 【中华论坛】戚本禹评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访谈录
发表于：2010-09-25 23:43:14
:中华剑鹰
访问：美国《达拉斯时报》编辑陆源
整理：锺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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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另一个“文革”中挨过整的人------“文革”前曾身居决策高层的薄一波后来对那个时期的回忆和论述：
“事非经过不知难呀!”一个时期一股热情，谁不想搞得快一点。但愿望与可能毕竟不是一回事。毛主席首先察觉到这一点，提出“压缩空气”，说明他头脑清醒得比我们早，发现和判断问题的敏锐性比我们高，转变不合乎实际的看法也比我们快。这的确是很不容易，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薄一波：《若干最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 1993年6月第一版第817页。
薄一波写这本书的时候，已是改革开放年代，他已复出，且身居高位，有权调阅那个时期的许多档案资料。如果当时是刘少奇、邓小平或陈云“首先察觉到这一点，提出‘压缩空气’”，或者他们有如同毛写的1959年4月的信那样旗帜鲜明地抵制浮夸风的著述，他肯定会把这笔“正资产”的“账”记到他们名下;但是，他却把这笔“账”记到了毛泽东名下。这说明，留给我们这笔“正资产”的是毛泽东。薄的上述回忆、记述，也证明了戚本禹说的“第一个提出压缩空气的，第一个提出要全党冷静的，第一个要底下讲真话的，第一个反对过早进入共产主义的等等，都不是别人，而是毛泽东”，符合历史事实。由此可见，把刮“浮夸风”的主要责任强加于当时处于二线的毛泽东，是多么违背历史事实，是多么的不负责任!
六
在对中共体制内一些历史纠结作了如上一番梳理之后，让我们再回过头来评析反毛的好汉们的“精彩”表演。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墓碑》的杨继绳先生。关于《墓碑》是怎样歪曲事实真相甚至无中生有的，请参看附件：《“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这里讨论的是杨先生对“三年困难时期”造成大饥荒的原因的“分析”。
他说：
五九年大饥荒，河南也有旱灾，但不是特别严重，主要是人祸，包括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食堂，政策原因。但制度原因还是极权制度。毛泽东时代权力的扩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尽管古代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还是做不到的，还有化外之民。但在毛泽东时代，权力的扩张到每一块田野，每一个班组，每一个家庭，甚至每个人的大脑和肠胃，每个人都在组织的控制之中。粮食局部地方欠缺，我的书《墓碑》里面讲，那三年是(气象上的)正常年份，主要是制度和政策原因。
------[转帖]杨继绳: 一九四二与一九六二有何不同
梅云雪213 于 2012-12-23 11:39:50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史海钩沉
他还说：
政治因素是造成那次大饥荒的唯一原因。 那么，如此误国误民的政策为什么还可以连续施行四年呢?在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用不了半年或者一年，这样的政治错误就会得到纠正。 那么为什么没有人对这些政策提出反对或者加以批评呢?我觉得那是中国彼时专制体系的一部分。 主要的罪魁祸首还是毛。
------转引自：《杨继绳及其作品<墓碑>》
译者： Marble Pure 原：Ian Johnson
译言网 发表时间：2010-12-23
总而言之，在杨先生看来，造成“大饥荒”的“原因”，“政治因素是唯一原因”，“主要是制度和政策原因”，而“政策”归根结底是从“制度”中派生的，故“最根本的原因”是“制度”-----他指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极权制度”。他认定，“罪魁祸首”就是毛泽东。
对此，我们不能不提出几个问题加以辨析：
1 杨先生认为，大饥荒是中国的“极权制度”造成的，而“罪魁祸首”是毛泽东。问题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以后，杨先生所谓的中国的“极权制度”并没有改变，特别是“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權力的擴張”更是杨先生所谓的“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为什么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大饥荒、大量“营养性死亡”的情况?这一事实雄辩地说明，杨先生所谓的“大饥荒是中国的‘极权制度’造成的，‘罪魁祸首’是毛泽东“，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2 杨先生认为，“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造成“大饥荒”的“政策原因”。“三面红旗”当时是覆盖全国的，为什么“三年困难时期”，同是中国的农村，同在“三面红旗”覆盖下，同样没有大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有大饥荒，有些地方就没有呢?象邱会作在上述材料中提到的广西省横县，很多乡村“营养性死亡”的现象非常严重，但也“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生产队确实是丰产了，丰收的生产队现在都戒备森严，不准向外运粮食”，那些地方就没有饥荒、没有“营养性死亡”现象。请问杨先生，这是什么原因呢?用“三面红旗”的“政策原因”解释得了吗?!如果实事求是，问题的答案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三年困难时期”出现的大饥荒和大量人口“营养性死亡”现象，主要是“人祸”，具体地说，直接的主要的原因就是“浮夸风”，也就是毛泽东在1959年4月那封信中早就指出的那些问题。如果这样认识和分析问题，就很容易解答当时为什么有些地方有大饥荒，有些地方没有。抛开自然灾害因素，区别就在于是否受“浮夸风”的影响及其影响之大小。怎么能说“三面红旗”的“政策原因”是造成大饥荒的“主要原因”呢，这又是一个伪命题。
3 应当说，那个年代国民经济领域的许多高指标，对国民经济的损害是严重的，但它并不是导致大饥荒、造成数百万人口 “营养性死亡”的直接原因。直接的主要的原因是浮夸风，理由俱如上述。高指标与浮夸风，两者互有影响，但还是有区别的。海外的一些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抱有甚深偏见的“假洋鬼子”和“真洋鬼子”们不懂得作上述区分，不明白大饥荒的直接的主要的原因是浮夸风，常常把“大跃进”当作主要原因，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她)们对大陆的实际情况是“隔膜”的。杨先生则不同，他不仅在那个年代生活在大陆，而且，他为撰写《墓碑》跑了大陆许多地方作“调查”，他不可能不知道“浮夸风”的严重危害以及它和大饥荒特别是“营养性死亡”的关联性。但是，在“分析”大灾荒的原因时，他却故意绕开这一具体的实际的关键性问题，故意在并非大饥荒的直接的主要的原因的“三面红旗”以及所谓“极权制度”上面做文章。因为他知道，拿“浮夸风”做文章，无论怎样做，这盆屎都扣不到毛泽东头上;只有利用后者，借题发挥，制造一系列“伪命题”，才能达到诬蔑以至妖魔化毛泽东的可耻目的，真是典型的先“定性”后找“根据”!用“其心可诛”来形容杨先生，都是一种比较客气的说法。
4 杨先生还振振有词地说：“在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用不了半年或者一年，这样的政治错误就会得到纠正。”现在，满世界都知道，美国就是杨先生等“精英”心目中所谓的“真正民主的国家”甚至是其“样板”。如果它不是“真正民主的国家”，西方世界还有哪一个是杨先生所谓的“真正民主的国家”?现在，满世界都知道，美国的小布什总统发动入侵伊拉克战争，有两个借口：一曰“萨达姆政权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二曰“它和基地组织有勾结”。现在，美国自己都承认，此两项借口都是子虚乌有。这场战争，造成伊拉克近10万人死于非命，近百万人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十多年过去了，这场战争的发动者承担了相应的法律责任没有?没有!由此可见，杨先生所谓“在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用不了半年或者一年，这样的政治错误就会得到纠正”，又是一个伪命题。本来是讨论中国的问题，干嘛要借题发挥，扯上洋大人，而且为洋大人炮制这个伪命题?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纯粹是为了献媚于洋大人。
5 杨先生为了给洋大人献媚，借题发挥，结果弄巧成拙;因为它不慎泄露了“天机”：原来他写《墓碑》，其实并没有、或者并不纯粹是为了他自己说的那些崇高目的，实际上是为洋大人的政治服务的。不管杨先生自己怎么辩解，洋大人给杨先生“颁奖”可是有其政治目的的。其“政治目的”就是颠覆(包括“硬刀子”、“软刀子”两手)它们所谓的中国的“极权制度”。杨先生是自觉自愿地为这个“政治目的”服务的。这丝毫也没有冤枉杨先生。他自己就是这样说的。为了颠覆这个“极权制度”，绝对需要的，关键的关键，就是首先必须通过制造一系列“伪命题”，把作为人民中国的党魂、军魂和民族魂的毛泽东，打成“妖魔”。当然，这样做的“目的”是“崇高”的：“为了自由”------当年小布什总统发动入侵伊拉克的战争，不也正是同样“为了自由”么?在把毛泽东“妖魔化”的“使命”中，杨先生的《墓碑》起到了非常突出的、为许多有志于此的“假洋鬼子”和“真洋鬼子”们所起不到的特殊作用。这就是洋大人奖赏他的政治原因。
七
在这个世界上，还真发生过毁灭数以千万计人口的血腥事实。不过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种事情究竟发生在何时何地? 请看下面的材料：
据美国一些诚实、严谨的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依据史料重新做出的推算，当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时，在现在美国境内居住的印地安人总人口在3000万至l亿之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被迫分散聚在美国全国各穷乡僻壤的“保留地”里的印地安人总人口，据美国官方统计，还不到80万人。美国政府对本国的弱势族群进行种族灭绝，不但使美国政府一举甩掉了本应承担的责任，而且无偿地征用他们的多达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地产和无以计数的自然资源，从而使美国毫无负担地发展经济。
(见 博客中国>>产经：世界上最虚伪的节日.——。发布于2007-11-24)
这就是说，少则近三千万，多则近一亿的印第安人“被另一部分人吃掉”了，“吃人”者的收获是“无偿地征用他们的多达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地产和无以计数的自然资源”。这是另一种用血腥的“圈地”方式造就的“原始积累”。这些人口的死亡，可不是由于虚报粮食产量、上面征粮过多、造成饥荒导致的，而是美国政府及以前的白人殖民主义势力对“弱势族群进行种族灭绝”的结果。直到1814年，“美国詹姆斯 • 麦迪逊政府参考1703年北美各殖民地议会作出屠杀印第安人的奖励规定，重新颁布(法令)。法令规定每上缴一个印第安人(不论男女老少甚至婴儿)的头盖皮，美国政府将会发给奖金50---100美元(杀死12岁以下印第安人婴幼儿和杀死女印第安人奖50美元，杀死12岁以上青壮年印第安人男子奖100美元)。(同上)这种罪证，恐怕是很难赖掉的。
行动总是由思想支配的。无论哪个阶级都不例外。美国对印第安人种族灭绝政策，当然也有其指导思想，并在其政治代表人物的言论里，有着鲜明的体现。请看下面的资料：
矗立于巨石之上的立国之父，原来也与普通人一样。所有四人都以白人极权为价值观，促进印第安人社会的灭亡。美丽(利)坚合众国的立国之父，在一个时期或者另一个时期，是如此坚定的反印第安人的鼓吹者，对这个半球上的印第安人的种族屠杀，这四人也曾假之以手。
1779年，乔治华盛顿指示John Sullivan少将攻打Iroquois人民时说：(假如)将丢弃物(指印第安人)放到所有定居点附近，……那么整个国家将不仅仅是泛滥成灾，而是被摧毁了。在屠杀灭绝印第安人过程中，华盛顿还指示他的将军说：在所有印第安人居留地被有效摧毁前, 不要听取任何和平的建议。
1783年，华盛顿在把印第安人和狼的相互比较中，他这种反印第安人情绪遗漏无疑：“两者都是掠食的野兽，仅仅在形状上不同”, 他说。
1812年，托马斯 • 杰弗(斐)逊指示他的战争部门，说道：如果印第安人反抗美国人去窃取他们的土地，那么，(对)印第安人的反抗必须用“短柄斧头反击”。杰弗(斐)逊继续(说)道，“如果我们约束自己去举斧迎向这些部落，那么在这些部落灭绝之前我们将不会安静地躺下，或者被驱赶出密西西比河以外。”一年后，杰弗(斐)逊继续他的反印第安人言论：美国人必须“追求灭绝印第安人或者将他们驱赶到我们不去的地方”。
在乱石山上你看到的第四张脸孔是美国20世纪的第一任总统，所谓的美国英雄和诺贝尔***得主，Theodore Roosevelt.(西奥多 • 罗斯福)。美国人对印第安人采取种族灭绝而且偷走了印第安人的土地。罗斯福说：“ 这是不可避免而且最终有利的，我不想走得太远去说只有死掉的印第安人才是好的，但是我相信10个好印第安人有9个是死了的，而且我也不愿意去仔细查询第10个死亡的案情。”
这些国父们所表现出来的冷漠象征了与种族优越感相联系的道德败坏。学者们也趋向这些种族分化作为优生论存在的证据。
优生论是一个对古老现象的新术语，它断言印第安人应该被灭绝，因为他们是次等民族。杰弗(斐)逊认为追求印第安人灭绝很符合优生论。在David Stannard的美国屠杀历史研究中，他写道：“假如这些同样的词汇被德国领袖在1939年清晰地阐述并用于欧洲犹太人身上，那么它就会永远镌刻与(于)人类的现代记忆中。但是既然他们是由一个美国国父发出的，那么，这些词汇在大部分历史学家坚持不懈地庆祝杰弗(斐)逊的智慧和人道中就很方便地失去了。”罗斯福害怕美国上流阶层正被“无限制繁衍的次等种族群体”，那些“完全的无能者”，那些“没有丝毫价值的人”所代替。
--------节录自《美国四大国父参与种族屠杀印第安人的证据》
: Finney 发表时间: 2013-05-24
书店网站> 美国真相 > 美国四大国父参与种族屠杀印第安人的证据
[史注]以上引文，我在维持原意前提下, 在个别处作了文字上的技术修订。
总之，美国早期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暴行，有具体的政策，也有明确的指导思想。
现在，我们可以把发生在美国和中国、同被指为“灭绝”数千万人口的两件事加以比较。
从历史上看，无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其成长过程中，都过犯错误，只是错误的性质，有本质上的区别。
表面上看，美中两国，都曾出现过主要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大量人口消亡现象。但是，美国近三千万(或更多甚或近亿)的印第安人是由于美国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推行种族灭绝政策被消灭的。而中国数百万人的“营养性死亡”，则主要是一段时间的“浮夸风”造成的恶果。对于美国的统治阶级来说，推行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政策，完全是出于主观故意。特别是美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他们推行对印第安人种族灭绝的罪恶政策，如上述资料所显示，有其深刻的意识形态根源。他们“都以白人极权为价值观，促进印第安人社会的灭亡”;他们具有“与种族优越感相联系的道德败坏”;他们“认为追求印第安人灭绝很符合优生论”;甚至认为，如果不按上述“优生论”的“原则”办，就很“担心”、“忧虑”总有一天，“美国上流阶层”(史注：实指美国的资产阶级)会被“无限制繁衍的次等种族群体”以及“完全的无能者”、“没有丝毫价值的人”(史注：实指包括印第安人在内的美国无产者)所代替。而在中国，即使是应该对“浮夸风”负有责任者，绝大多数也没有使民众陷于饥荒的任何主观故意。不宁唯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从中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批判了自己队伍中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缺乏认识，不够尊重，主观上头脑发热、急于求成而犯下的种种错误。中国的无产阶级痛切地感受到为自己的幼稚甚至愚昧付出的惨痛的血的代价。特别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以高度的为人民负责的精神和非凡的洞察力，最早察觉到浮夸风的严重危害，第一个旗帜鲜明地站出来抵制浮夸风，有的放矢地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中共的领导下，由于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很快就扭转了局面，度过“三年困难时期”后，中国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大饥荒、“营养性”死亡的现象。而美国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政策则延续了很长时间，直到把印第安人消灭得不到80万为止。
在回顾了上述基本的历史事实以后，我们就可以把反毛的好汉们(不管其为“假洋鬼子”还是“真洋鬼子”)放在天枰上称一称了。
对于美国推行种族灭绝政策消灭数以千万计的印第安人的历史事实，许多反毛的好汉们都患了昼盲症、健忘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装聋作哑，不敢置一词;对于中国，好汉们却硬是造出了“饿死三千多万人”的谣言，并且还装出一幅大义凛然、义愤填膺的模样，好像世界上最关怀中国人民生存状态的，就是这些好汉们了。
我们不能不问问反毛的好汉们，为什么中国政府拒绝为你们捏造的“饿死三千多万人”的谣言背书，你们就厉声斥责，说什么这是“隐瞒事实真相”呀，“剥夺了人民的知情权”呀，“实行封建的愚民政策”呀，甚至说什么“一个不敢正视历史事实、隐瞒历史真相的民族，是一个永远没有希望和未来的民族”!为什么你们对真正隐瞒了对印第安人实施种族灭绝政策、千方百计使其在历史上“很方便地失去”的美国当局，不敢用同样的语言予以谴责呢?
我们不能不问问反毛的好汉们，如果你们还知道人间有“羞耻”二字，你们有什么脸面说毛泽东要为你们昧着良心捏造出来的三千多万(或更多)“死灵魂”负责?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毛泽东是一个罪恶比希特勒还大的“恶魔”?毛泽东何时颁布个一个法令，规定每上缴一个农民(不论男女老少甚至婴儿)的头盖皮，中国政府将会发给奖金50---100美元?
我们不能不问问反毛的好汉们，为什么说了印第安人和狼“两者都是掠食的野兽，仅仅在形状上不同”, “以白人极权为价值观”的美国国父们成了传播“普世价值”福音的“民主自由”的“天使”，而为人民解放事业出生入死、为谋求人民的幸福呕心沥血的毛泽东，倒成了“极权”的“魔鬼”?
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
八
还是邓小平在世的时候，官方正式文本就把毛泽东思想概括为三个基本方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分别来看，这三句，句句是真理，不容置疑。综合来看，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有机的、系统的整体，还需要补充。从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那一天起，直到他告别人世，他的全部思想、理论、实践，自始至终，都贯穿一根红线，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诚然，他有过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倾向，并且在“文革”中表现得很严重，但不能因此从毛泽东思想中抽出这根红线，因为，那就不再是毛泽东思想了。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判断事物没有了阶级标准，就分不清是非了。为什么有些老工人说改革开放以来，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分不清了?原因在此。例如，国共之间的战争，本质上是“黄世仁”、“穆仁智”与“杨白劳”、“大春”、“喜儿”之间的斗争;又如，朝鲜的金日成领导的革命政权与李承晚伪政权之间的战争，本质上也是朝鲜的“黄世仁”、“穆仁智”与朝鲜的“杨白劳”、“大春”、“喜儿”之间的斗争。离开了阶级的标准，纠缠于是“大春”还是“穆仁智”打了第一枪，能分得清大是大非么。再如，为什么反毛的好汉们那样无所不用其极地诬蔑甚至妖魔化毛泽东呢?联系到好汉们对西方统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献媚态度，看看好汉们是如何不敢面对数以千万计的印第安人被“种族灭绝”的历史事实的，再看看好汉们是如何歪曲事实甚至无中生有、“妖魔化”毛泽东的;两相对照，其反毛的阶级本质也就昭然若揭了。现在一些“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之士，正在讨论对毛泽东评价为何呈“两极化”趋势。除了某些社会因素的负面影响、主流媒体的误导，造成一些人思想上的混乱;从本质上看，所谓“两极”，其实就是无产阶级一“极”，资产阶级一“极”。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是反毛的好汉们要无所不用其极地将他“妖魔化”的原因所在，也是我们要隆重地纪念他诞辰120周年根据。
我们对毛泽东最好的纪念，就是学好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其哲学著作，学以致用并发扬光大之。
附件：
“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
最近三十年以来，国内外广泛流传着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000万”的重大谣言。在这一谣言的传播过程中，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一书起了重大作用。该书认为1958年至1962年中国饿死3600万人。
在研究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反复阅读了《墓碑》，并对该书提供的每一个重要的“饿死人数”都逐一进行了查证和分析，发现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数据都是虚假的。
第一，《墓碑》大量使用了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
1.《墓碑》说：“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11000多人。”(并注明数据出处是《常熟市志》)经查证《常熟市志》没有这一记载。
2.《墓碑》说：“《溧水县志》记载，溧水县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经查证《溧水县志》没有这一记载。
3.《墓碑》说：“《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儿童。”经查证《高邮县志》没有这些记载。
4.《墓碑》说：贵州省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口”。经查证，《江口县志》记载的该县1959—1961年三年合计死亡5105人，占全县人口的4.6%。由此可知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是伪造的。
5.《墓碑》说：甘肃省临夏市1959、1960年“这两年就死亡41381人”。经查证，《临夏市志》记载的该市这两年合计死亡1230人。《墓碑》把死亡人数扩大了32倍以上。
6.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1960年6月18日提交的报告中说：地委6月8日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总死亡人数”变成了“饿死人数”。不仅如此，杨继绳2012年9月17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的文章中又进一步把上述数据篡改为“信阳事件饿死了108万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调查组现场调查的结论”。
7.原安徽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振亚1961年2月《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说：1959年和1960两年，共死掉60245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陈振亚说：“1959年和1960两年，共饿死60245人。”“总死亡人数”变成了“饿死人数”。
8.安徽省《无为县志》记载，该县1959年总死亡人数为82278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饿死82278人”。
9.福建省《宁德县志》记载，该县1960年总死亡人数为7706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1960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
10.《墓碑》引用四川省一位工作人员在饭桌上的话说：涪陵专区“死了350万人”。经查证，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共有10个县，这10个县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的人口数为423万人，到1957年也就是450万人左右。如果涪陵专区真的“死了350万”，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有多少人口出生的，这就是说1962年涪陵地区就只剩下100万左右的人口。然而仅仅两年以后，到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涪陵专区的人口总数竟然由100万人猛增到372万人。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就可以看出《墓碑》这一说法是多么荒谬。
第二，贯穿在《墓碑》中的一个基本的思维逻辑就是，只要三年困难时期某个地区出现了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墓碑》就会宣布这个地区有多少万人“饿死”了。
《墓碑》认为山东省饿死300万“可能是一个最低数字”，其基本依据是“1957年山东人口5400万……1960年应有人口5700万，而实际只有5200万，少了500万”。
根据《山东省志人口志》提供的数据：(1)1958—1960年山东省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跨省迁移活动，净迁出人数为244万人。(2)山东省这一期间出现了出生人口大量减少的情况。以1954—1957年出生人数为基准，1958—1960年合计少出生203万人。(3)1959年9月山东省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发现了应注销的虚假户籍人口152万人，这些人口的户籍被注销，造成山东省人口统计数字一次性减少152万。由于前两方面原因造成山东省人口减少447万，再加上第三方面的原因，就已经完全解释了山东省人口减少500万的真实原因，这些原因都与人口死亡无关。但是按照《墓碑》的逻辑，由此就得出了山东省至少“饿死300万”的结论。上述分析揭示了这一思维逻辑的荒谬性。
《墓碑》引用他人的论证说：四川省“人口1957年7300万人，一说是7175万人;1960年……6200万人，再加上1961、1962年春、夏荒死人数，以及生死相抵，共减少1200多万人。据此《墓碑》断言四川省“饿死人1千万到1200万”。
经查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所记载的四川省1957年人口为7215.7万，1960年的人口为6854万，1960年比1957年减少的数字是361.7万(这一减少的原因像山东省一样也是错综复杂的)。《墓碑》利用错误的数字把四川省1960年人口(比1957年)减少的数字由361.7万扩大为1000万左右，然后把这一减少全部解释为是由大量人口“饿死”造成的，从而得到了四川省饿死1000万到1200万的荒谬结论。
《墓碑》中的许多饿死人数，就是通过这种错误的逻辑得到的。
第三，《墓碑》提出并使用了一个荒谬的计算饿死人数的“数学公式”。
《墓碑》一书提出并使用了一个荒谬的计算饿死人口的数学公式，“知道了每年的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就可以推算出每年出生多少人口、死亡多少人口。知道了三年大饥荒期间死亡人口总数，扣除正常死亡人数，就是饿死的人数”。按照这个逻辑，“非正常死亡”就是“饿死”，“饿死人数”=“总死亡人数”-“正常死亡人数”。作为一个专业的数学工，我们必须严肃地指出，从学术的角度讲，这个公式完全违反了现代数学处理这类问题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一“公式”是没有任何学术依据的，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杨继绳也只是提出了这样一个“公式”，他并没有从学术的角度对这个“公式”的正确性做过任何论证，更没有用实际统计数据对这个“公式”进行过哪怕一次的验证。这一“公式”也不会被任何一个严肃的数学、统计学、数理人口学工所认可。然而，杨继绳就是利用这一公式，计算出1958年至1962年间我国每个省、市、自治区饿死的人数，并汇总得到全国这一期间非正常死亡2098万人，然后又把这一数字修正为3600万，从而“确认从1958—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了3600万人”。经过我们反复查证，《墓碑》利用这一荒谬公式所计算的各个省、市、自治区的“饿死人数”，全都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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