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当代中国史学巨擘何炳棣的史心傲骨（下）——纪念何老逝世二周年

　　缅怀当代中国史学巨擘何炳棣的史心傲骨

　　--纪念何老逝世二周年

　　(初稿)

　　龚忠武

　　2014年6月7日

　　目录：

　　摘要

　　上篇

　　一、鲜明的现实意义

　　二、哀莫大于金色史心之丧亡

　　三、叱咤国际、堪比李杨

　　下篇

　　四、寻根探源

　　五、画龙点睛

　　六、仗义执言、维护学术公道

　　七、遥应祖龙的召唤

　　八、当代楷模，垂范后世

　　附录

　　何老中英文论著

　　摘要

　　中国当代名副其实的国际级史学巨擘泰斗何炳棣的大量英中文史学著述，不仅是史识的宝库，也是史才的源泉，史德的典范;更有发出来自灵魂深处的呼唤、敲击心弦的声音;有时深沉低回，有时悠扬清约，有时口诛笔伐、激越高昂;更有贯通中外古今、洞彻几微的智慧，令人不禁兴学海无涯之叹。

　　或可曰章学诚之史德，但又超出史德;钱穆谓之史心，黑格尔谓之绝对精神：是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道心、圣心;是司马温公窥盛衰兴亡、生民休戚消息的王者之心;是忧国忧民、任重道远的国士、侠士之心。

　　这是一个史学巨擘的灵魂之声，是道心、仁心、义心、侠心、诗心、匠心的完美有机结晶，统之曰史心;更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之音，国魂、民族魂的完美体现，同民族精神呼应共鸣;何老的宏文巨构是一个史学巨擘仗笔驰骋欧美中国学界广阔荒原数十年的立德、立言、立功之奠基性、开拓性业绩的积淀珍品;誉之为华裔史学家在西方中国文史学界的杨振宁、李政道，应该也不为过，受之无愧。

　　当然，史家都有表述自己史心的方式，何老作为一代史学巨擘泰斗之表述方式，则体大思微，深入浅出;早年所治之社会经济史、制度史、农业史，龙之体、龙之骨也，晚年所治之中国先秦思想史、文明史，是哲人冯友兰所谓「龙之眼」、龙之心也;体现何老作为炎黄子孙一员的自豪、自尊、自信，作为一个民族自由主义者的刚正不阿，以及展现作为一个中西会通、古今综合、文理合一、博专兼备、考据分析并用的当代大史家的独特风范和久违的中国风格、气派。

　　是以如果只论何老之史识、史才、史德，而不点出其史心，如同冯友兰所言，是画龙而不点睛，点睛而不立心，实乃一条盲龙也。何老晚年呼应祖国之呼唤，游龙认同祖龙，证诸何老史心，诚哉斯言!

　　下篇

　　四、寻根探源

　　接着何老接受杨联陞的建议，于1868-69年逐渐将目光和研究重点从明清社会经济问题，转移到他称之为中国历史很多课题中的一个「最基本性最大」的课题，即中国农业的起源及与其密切相关的中国文化的起源。(47)之所以最根本，因为论证的是一个大文明的起源，之所以最困难，因为史前远古的历史，缺乏文字史料，地下文物考古史料，也很有限;更具挑战性的是上古中国文明起源涉及的问题，需要自然科学、考古等方面的知识，而这是一个历史学家严重缺乏的，必须「恶补」这些学科的前沿知识。所以何老转变研究重点的转移，为他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自认为是「攻中国史上最大最坚的城堡」(48)

　　但是主导他的研究重点和方向的转变，是不足为外人道的潜藏在何老内心深处的炎黄史心;具体而言，就是要挑战西方流行的农业起源一元说和文明起源一元说的种族优越心态，甚至连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大家李约瑟都不能免(49)。这两种学说都主张人类的农业和文明都起源于两河流域和埃及，然后传播到其他地方，欧洲，当然还包括中国。这就是中国农业和文明起源外来说或派生说。三十年代的日本，为了配合对中国的侵略丑化贬抑中国民族，日本的汉学家大力鼓倡中国(支那)文明外来说，许多亲日的中国学者也随时附和，因而在当时的中国学界产生很大影响。

　　综观以上各类外来起源说，大致有一个基本共同点：就是西方中心论的视野，也即将西方话语权的中心地位视为理所当然，从而透过这个有色眼镜观照世界文明发源问题;实际上将古埃及、巴比伦等与圣经内容相关的文明都归属到西方母文明的范畴，而其他文明不过是这一中心子文明的遗绪或辐射而产生的众多的子文明。他们在内心里不承认世界上有其他不同的文明，有其他不同的世界观。(50)就本文题旨而言，就是骨子里抹杀中国文明的远古史，不相信远古的中国人会独立创造出自己辉煌的中华文明。此说若任让其打着科学学术外衣，而任意流传，混淆世人视听，则中华文明何以立足于世界各大文明之列?!

　　何老晚年的研究重点就是要挑战这种邪说谬论，代而建立中国农业和中国文明本土起源说的新观点。所以，何老多年后回忆说，「生平所有著作中投入感情最多的要数(挑战文明一元说之)《东方摇篮》这篇文章了」(51)

　　但是光有雄心壮志没有相应的史学、史才、史识，也是无法服众达到目的的。何老明智地选择了攻坚的切入点，就是他从哥大攻读博士时起就一直比较熟悉的土地与农业的领域，这是中国农业文明、赖以产生、发展、茁壮、持续的最根本的物质基础。但要从土地、农业的角度研究文明的起源却涉及很多学问，包括土壤、地质、气候、金属、科技、植物学(古孢粉)、考古、古生物、人类学(体质)等有关的必要知识，还涉及宗教、民族学、语言学等非自然科学等。这些必要的或充分的知识，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一个正统历史学家的专业知识范围了。何老认真勤奋地—感谢他天赋的壮实体质---利用两年的时间恶补了这些不是他专业的学科，虽然只是带着问题去学这些针对性的专业知识，也够多的了;除此之外，当然他还不时虚心地向世界第一流的有关的学者专家，请教同破解这方面有关的疑难问题的知识识和学理。(52)

　　上文曾指出史心导史、科学治史、训诂证史、文学述史的四条准则，其最最典型的例子莫如何老论证中国文明本土说了。为此何老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的三十多年间，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华北原始土地耕作方式：科学、训话互证示例》)(53)、《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The Loess and the Origin of Chinese Agriculture、《东方的摇篮》(The Cradle of the East：An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ttes and Ideas of Neoe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5000—1000 B.C.)、《华夏人本主义文化：渊源、特征及意义》(《中国文化的本土起源：三十年后的自我检讨》一文也应视为其延续)等，均在论证中国文明的特征，为中国文明的本土生成论提出全新的观点。

　　由于本文题旨所限，详细的介说将超出本文主旨的范围，现在总结何老中国文明土生说的五大特点：

　　一、黄土是在最近一、二百万年内,在逐渐干燥的气候条件下堆积而成的,由此形成的黄土高原和及其中无数小河沿岸的黄土台地的土质松匀。黄土一般都呈碱性,土壤中的矿质大体经久都不流失sustainable,因此基本肥力也长期持续不变。(54)

　　二、古代华北农业生产及聚落模式与古代西方之所以不同，其根本原因是华北黄土具有特殊的物理和化学性质，使其可以「自我加肥」self-fertilizing,因此原始华北农业最初不应该采取中国古代考古史权威张光直主张的「烧砍法」为特征的「游耕制」，，而是自始即可采取定居的村落生活方式的轮耕或休耕制。

　　三、黄土「 自我加肥」的性能使中国辽阔的黄土地带,几千年来的农作物几乎不靠人工施肥都可以年复一年地种植。正是在这种土壤的无穷肥力和持续力之上,稠密的人口往往继续不断地增加到它持续力的极限。(55)

　　四、科学原理重建的华北原始的轮耕或休耕的耕作方式都能够在中国古代文献，例如《尔雅》、《诗经》、《易》、《尚书》等古文献中得到印证。(56)

　　五、唯有肥沃的黄土地带，才可能为陕西渭水流域沿诸小河两岸的仰韶文化圈内出现自我延续的村落定居农业，中国文化中的「宗法基因」，中国特色的儒家的家族制度和祖先崇拜(氏族聚会的中心大房子、居住房屋群、窖穴、陶窑和排列整齐的密集坟墓群等)，提供不可或缺的、持续不竭的物质基础。

　　第一至第四点主要是从土地、农业、耕作方式立论，论证中国

　　文明土生说，(57)而《东方摇篮》的巨著，则除农业外，扩大至文字、语言、数字、器物(陶器、青铜)、序数(干支系统)、天文、人本宗教思想、社会政治理念等，证明中国文明的土生说。何老在芝大的校长麦克尼尔William H. NcNeill，美国的一位主张人类古文明一元论的权威，对何老的《东方摇篮》赞誉有加，并写了前言。文中对何老的中国文明土生说心悦诚服，认为何老创造性地融合西方的科学方法和中国的训诂考据，利用新的科技和考古成果，有理有据，立论颠簸不破，无可辩驳，是历史学和考古学领域里的一篇划时代的宏文巨构，树立了新的典范。今后纵然有了新的发现，那也只能是加以补充完善，但绝难推翻。(58)麦氏当然知道，中国文明土生说将会使具有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中国人喜不自胜，充满自豪感，但他也同时提示告诫西方人—首先当然是他自己--必须抛弃所谓的人类文明一元论的陈旧观点，改采人类文明多元论的新观点，接受何老的中国文明土生说。(59)

　　何老的《东方摇篮》问世后，其立论却遭到也是华裔的国际中国古代考古史权威张光直(1931- 2001)(60)和同张持相同意见的美国学者祁特立David N. Keightley的反对，而好事多磨，虽于1970年成稿却一直延至五年后(1975)始由香港中文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联合出版。张光直和祁特立都是文明起源一元论的支持者，特别是张一贯坚持华北古自然环境比较湿润、多沼泽、富林木，仰韶先民从事游耕。(61)这本是一场学术争论，但张却渗入了情绪化的因素，对何老进行人身攻击，说何老的《东方摇篮》主张的中国文明土生起源说，是矫枉过正，过犹不及，是诉诸民族主义的著作，不是正统史学。(62)

　　何老尤其对于大汉沙文主义的指控，一直十分反感，当然更要严正面对，强力回击。早在何老英文的《东方摇篮》的序言中，他就强力反驳说，犯了文化思想沙文主义的正是西方人，他自己就是其直接的受害人：

　　事实上，早在1968年2月8日的这个失眠之夜，我偶然发现一项考古证据，显示印度开始稻米种植晚于中国很多年之前，我一直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的主要文化要素一定是受惠于古代西方。如果这部书对某些人留下隐含有点大汉沙文主义的印象，那只能说是其来有自，因为数十年来，我一直是一个不自觉的某种形式的西方思想沙文主义的受害人。现在回顾反思，其中最隐晦的一种莫若古代世界文明的一元生成说。事实上，拙著关于中国文化每一主要元素的土生说的具体结论，以及关于中国文明独立生成的总结，无一不是根据对我所掌握的大量资料数据的忠实分析而作出的。(63)

　　总结而言，如果说《中国人口论》和《明清社会史论》是社会

　　经济史领域的经典之作的话，那么《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64)《东方的摇篮》，更是堪称为人类古代文明史的经典著作;就本文主旨而言，堪称是当代中国史学家之史心导史、科学治史、考据证史、文学述史的经典之作，足以鞭策当代，垂范后世。

　　由此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明的起源的根本性问题，提出了中国人自己的论点，相对于两河流域是西方文明的摇篮，论证黄土高原是东方文明的摇篮，为中国人夺回了文明的话语权、解释权。

　　此之谓金色史心，铮铮傲骨!

　　五、画龙点睛

　　制度史、社会经济史，可以视为龙之体，为了画龙点睛，何老

　　晚年第二次退休(1990)(65)以后的兴趣转移到先秦的思想史问题，也即冯友兰所谓的「点睛之作」(66)。还有一个诱因，就是何老发现八十年代海外的新儒学热已经形成一个利益集团，其领军人物杜维明过于美化儒家，而且对儒家原典不忠实，英文措辞行文「备极油滑」，(67)所以决定拿杜开刀，(68)而于1991年春更写了《原礼》批杜。(69)由于海外新儒家声势浩大，批杜之前，已经做好迎击新儒家之反击，所以「只有一往直前，义无反顾了」(70)。于此也可见何老铮铮傲骨的一个侧面。此后即跨入先秦思想、制度、宗教、文化之研究，而写了不少有关中国古代思想史方面的文章，1999年的《〈我国现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孙子兵法〉》，2000年的《司马谈、迁与老子年代》、2001《〈中国思想史上一项基本性的翻案：〈老子〉辩证思维源于<孙子兵法〉》的论证》、2002年的《有关《孙子》《老子》的三篇考证》，特别是其中的第一篇《中国现存最古的私家著述》最具原创性，何老也颇自豪地认为是中国先秦思想史上具有画龙点睛意义的基本性翻案的大文章。2010年也即去世之前二年，还在清华大学作《重建秦墨史实》的专题演讲。现在看来，更像是他对中国学术界寄予的厚望和对后世的临别赠言，他的史心，或可认为是寄托在他推崇的墨学，而非他贬抑的儒学上面。

　　这是何老的第三次转向，第一次是从英国史转向国史，第二次是明清的制度史转向古代的农业史和古文明起源，这第三次则转向中国古代的思想、宗教和制度史研究。对何老而言，也是一个新的领域，但较之第二次转向的农业和文明起源来说，不是那么陌生，但当然也有一定的难度，因为这不是他的专业社会经济史的领域。

　　由于本文的主旨在于何老在国际上争夺中国史学的话语权，所以对于何老第三次转向于先秦思想的研究成果，只做简略的介绍，不进一步深入讨论。在2001年所撰的《<老子>辩证思维源于<孙子兵法>的论证》一文中，何老以繁琐艰涩的考据证明老子的辩证思想源于《孙子兵法》(71);在《中国现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孙子兵法》一文的结论是，《孙子》成篇早于《论语》至少两、三个世代;在《司马谈、迁与老子年代》一文的结论是，老子约生于公元前440年左右，约当孔子卒后、墨子诞生后四十年，(72)均为先秦思想史翻案的大文章，都是学术史上最棘手、最关键性的问题。

　　何老利用攻坚的武器是考证，而考证靠的是常识和逻辑，靠洞察力和悟性，靠扩展考证视野的能力，靠平素维持平衡思考的习惯。回顾中国近现代数十年自浩瀚史料中写出具有创见的宏文巨构者屈指可数。以上所得结论，能否成为定论，虽然尚待确定，然其所用的方法，精确而客观，缜密而严谨，当代中国史家罕有其匹!

　　综上而言，何老治学立足于坚实可靠的文献史料、地下考古文物，地上实物，结合中国的训诂与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中西有机合璧成果丰硕，创见累累，而成一家之言;是科学治史、考证证史的典范，或可称之为「何学」。

　　六、仗义执言、维护学术公道

　　何老还是一个言顾行、行顾言、仗义执言的经世学者，不是个学究、书生、伪君子。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在武王伐纣的年代问题上，他为老师雷海宗仗义执言，1973年特着《周初年代》一文，为雷打抱不平：

　　近代学人之中，雷海宗先生早在1931年就以《史记· 鲁世家》、《左传》、《孟子》等资料证明《仟书纪年》1027 B.C.之说之可信。迟至l945年，瑞典漠学名家高本汉 (Bernhard Karlgren)教授，在一篇论商代某类武器和工具长文裹，才放弃了刘歆1122 B.C之说，发表了与雷文几几乎方法全同的对西周年代的看法。雷文在中国、在海外都甚少人知，而高文在西方影响甚大，一般称《纪年》武王伐纣之年为「高本汉的年代」。如果今后1027 B.C在东亚、在西方被普遍接受为绝对年代，从学术公道的立场，我们有义务称之为「雷海宗的年代」。(73)

　　也就是说，雷早在1931年就证明了《竹书纪年》1027 BC之说可信，但令人惊讶的是，西方汉学界竟将之命名为瑞典的汉学家的「高本汉年代」，不是中国的学者的「雷海宗年代」。连中国的知名学者洪煨莲、劳干，竟然也是「入境随俗」，「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做了这个论调的应声虫，仍然归功于西方汉学家。何却敢犯众怒，要为他敬仰的雷师争是非、争公道。(74)而且何老到了晚年还是念兹在兹，矢志进一步努力，要为雷争回本属于他的荣誉。(75)

　　何老处世坚持原则，绝不哗世取宠。一个彰明昭著的例子就是1960年在唐德刚陪同下在纽约拜见前辈胡适，竟不顾胡的反毛反共立场而称赞毛的诗词，特别是《沁园春·雪》，当然引起胡的不快。(76)另一个例子是，1996年至1998年，何老以八旬之年同当时美国亚洲学会、一个日裔美籍女会长罗友枝(Evelyn Sakakida榊田Rawski)，进行一场关于满洲人「汉化」或「中国化」的问题的书面辩论。何老在这场辩论中，不假颜色地痛斥罗氏似是而非、严重扭曲中国史的肤浅论点，(77)令她沉默以对，没有回应。真是大快人心!(78)这是在国际上夺回中国史的话语权的又一个典范。

　　此之谓炎黄史心，此之谓铮铮傲骨!

　　七、遥应祖龙的呼唤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何老壮晚年的志趣视野逐渐从中国古代转移到当代中国与世界的问题。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在全球兴起了反战的中国热，毛泽东热，何老为情感驱动，与邹谠共同邀约了当时的一流中国学专家撰稿，主编了英文的China in Crisis(《危机中的中国》)，(79)并于1974年撰写了《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也名为《论中国文化大革命》，(80)从历史学家的观点，为文化大革命辩说，特别肯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使「中国人民真正解放了」、使「中国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大革命，并甘犯海外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众怒和拂洋人的逆鳞，从中国文化思想的传统，驳斥在中国实行西方民主自由的谬论。。书中突出下列几个要点：

　　1、中国人民真正解放了，特别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才第一次变成了国家真正的主人;特别是经过了文化大革 命，中国人民才第一次变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81)

　　2、新中国的共产党是人民自己的党，不再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82)

　　3、中国共产党具有无与伦比的坚强组织力;(83)

　　4、恢复了华夏传统的武德、文武合一的刚健传统。(84)

　　特别是全文的结论，何老着重讲了两点，尤其发人深省：

　　一、共产革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这次民族生死存亡的革命斗争的成功，使得一个已有七千年历史的民族，脱胎换骨，返老还童了。这次革命的成功，是民族性格与灵魂的彻底澄清剂。试想：在我(生于1917年)受小、中、大学教育备尝国耻之苦之时，怎敢相信今生今世会看得到一个「阿Q式」忍辱待毙的民族一变而为一个艰苦卓绝、坦诚果毅、忧思深远、勤朴武健的民族，这才是人类史上最大的奇迹!

　　二、从治史者的观点，我有勇气无条件地指出，人类自有史以来，从来么有比新中国开国的气魄和规模更加宏远的了。(85)

　　在当时全球严峻的冷战氛围下，能够写出这样振聋发聩的惊世雄文，若非具有金色史心，铮铮傲骨的何老，国外华人文史学界何人有此胆识，敢拂掌控全球话语权的美国教主之逆鳞?!

　　也是基于同样的心情，1998年何老写了《二十一世纪中国人文传统对世界可能做出的贡献》，提出标志中国人文传统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精神和社会实践，或能在科技高速发展和经济水平不断提高的未来世界，把人类民族和国家带进更为世俗、理性、「人本」的世界。何老认为，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经验、似平庸但极高明的华夏人本主义文化，或足资其余世界的参考与借镜。(86)

　　何老在人生和学术的探索道路上，有过迷惑、探索的曲折过程，在清华大学的学生时代，持学术中立的立场，政治中间偏右，反对校内姚依林等领导的左翼学生运动，认为当时只有国民党政府才有力量领导抗日。但如上所述，1942年由昆明返回浙江金华奔父丧，沿途所见以及在沦陷区逗留一年多的困居见闻，让他顿然醒悟，发现了他这个小我所依附的国家民族的大我(87)，从而对国民党政权的幻想逐渐破灭。

　　远的姑且不论，就何老一生言顾行行顾言的一个生动的，也是我亲身经历的例子，就是七十年代初，何老走出象牙塔的研究室，积极投身当时海外风起云涌的钓鱼台爱国运动。笔者就是在1974年纽约钓运朋友举行的的「五四运动55周年纪念大会」上有幸以一个哈佛博士生作为讲员的身份结识何老的。何老的讲题是「从救亡图存到民族复兴—五四运动五十五周年纪念大会感言」。第二位讲员是哥大的教授胡昌度，讲题为「五四运动与教育革命」。笔者的讲题是「对五四时期中国自由主义的评价--兼论在美中国新的自由主义趋向」。何老和笔者是两代人，但风云际会，把我们两代人在美国纽约聚在一起，探讨国家盛衰、民族存亡的迫切的时代的大问题，(88)我们的史心再次互通交汇。

　　七十年代后期，何老积极推动侨社爱国活动，同杨振宁一道成立「全美华人协会」，促进中美民间交流。1979年1月30日，以协会副会长的身份(会长杨振宁列席)主持在华盛顿举办的欢迎邓小平访美的盛大晚宴。何老事后回忆说这几年心野了，走出象牙塔参与火热的社会实践，没有搞学术研究。(89)何老对钓运事业有始有终，九十年代末和本世纪初何老还为笔者主编的《钓运文献系列》题字，以表精神支持，使我们这些后辈深受鼓舞。(90)

　　此之谓金色史心，铮铮傲骨!

　　八、楷模当代，垂范后世

　　值此中国今天已经成为世界上公认的一个军事、政治、经济大国强国之际，回顾中国史学界丧失文化主权、历史话语权的这一国耻，反衬出中国还是个让人瞧不起的文化弱国。这同目前中国的大国强国地位，是多么的不称!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

　　时亟矣!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文明大国强国，要遏制藏独、疆独、台独的嚣张气焰，要彻底消除弥漫社会、腐蚀人心的历史虚无主义、崇拜洋学位、洋权威的不正文风学风，要匡正近年来席卷神州大地的英语狂潮，要端正三十年来「利字当头」的庸俗社会风气等的不正之风，除了振奋重建龙族自己历史文化的解释权和话语权，占领中国近现代丧失的道德思想高地，别无长治久安的有效良策!适值中国近现代的史学巨擘何炳棣教授逝世二周年，缅怀何老一生竭尽心力，为此树立的金色史心、铮铮傲骨的典范，尤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斯人虽逝，典范长存!

　　后语

　　综观何老一生辉煌的学术事业，可以简要归纳为以下四点：

　　1、是中国当代史心导史、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治史、训诂考史、文学述史最成功的史家;

　　2、协助美国和西方中国史学界开拓和建设中国学;

　　3、证明中国农业和中国文明的土生说，而成一家之言的何学;

　　4、作为中西文化使者，促进中西两大文明的会通了解和中美两国文化教育的交流。

　　注释

　　(47)《读史阅世》，页381;何老之所以决定大搞农业史研究，直接诱因来自他发现印度稻米考古及文献记载竟如此之晚，其次来自芝大经济系教授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illiam Schultz的潜移默化，多次劝他搞中国农业史的研究。(同上，页385)

　　(48)同上。

　　(49)最能说明二战前后西方文化优越感的标志的是，享誉国际的中国科技史大家李约瑟氏Joseph Needham根据青铜与小麦在旧大陆出现先后之序的联系性，推断在中国商代似乎就已开始了小麦的种植，这一定是从中东传入商代中国的，因为小麦原本生长在中东。这种看似科学实为伪科学的想法，误导李氏毕生有关中国文化起源总的预设与论断至深且巨。 (参看其英文巨著，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Vol。I，'Introductory Orien-

　　ta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4(《中国科学技术史》，卷一：“导论”，上海科学出版社，1990年，页85)。

　　(50) 如果连富有深厚科学素养的国际级的中国科学史大家李约瑟都难免被误导而同流合污，那穿凿附会中国文明西来说的各种怪异说法就不足为奇了，但竟然多达十几种以上，却是不可思议，概而言之可以概括为三大类：

　　一是宗教说：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汤若望、德法等国传教士

　　本于《圣经》教条编造中国文明出于埃及说;

　　二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混合产品的种族优越论和西方或欧美中西论：其有代表性者为19世纪末法裔英国人拉克伯里之黄帝裔出巴比伦(依附「语言科学」和「历史科学」伪科学方法); 法国汉学家之中国文明出于巴比伦说;1758年法国著名学者德金(Joseph de Guignes)的《中国人为埃及殖民说》说;德国著名的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之「中国人西方移入」说;法德两国学者之中国文明出于印度说;英国国学者之人类起源于中亚细亚说;瑞典著名地质学家安特生J. G. Anderson之「中华文化西来说」(幸好40年代初在大量事实面前不得不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还讲了一番大道理：当我们欧洲人在不知道和缺乏正确观点的优越感的偏见的影响下，谈到把一种什么优越文化带给中国的统治民族时，那就不仅是没有根据的，而且也是丢脸的。);前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瓦西里耶夫根据李约瑟的文明一元说，提出中国文明源出近东说。(彭迎喜，《瓦西里耶夫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国际汉学漫步》，下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三是日本的支那劣等民族说：其有代表性者为1900年日本的白河次郎和国府种德为配合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丑化贬低中国人而将拉克伯里的中国文明源于两河流域古巴比伦文明说写入大众版的《支那文明史》，广为传播宣扬，被译介为若干中文文本，曾在清末中国知识界广为流传，蒋智由、刘师培、丁谦为清末和民初「西来说」的代表，蒋智由首倡其说(但并非尽信不疑)。国学大师刘师培(1884—1919)竟积极呼应拉克伯里的「西来说」，可见流毒之广。甚至倡导革命的国学大师章炳麟、同盟会的理论家、行动家宋教仁，也曾基于反满革命的需要，一度受其迷惑，虽然后来转为评判者。(参看杨思信，《拉克伯里「中国文明西来说」，在东亚的传布与文本之比较》)其他还有土耳其起源说、蒙古起源说等等，不一而足。　　(详情参看《史学界黑洞——中华文明源流大猜想》;杨思信，《拉克伯里「「中国文明西来说」，在东亚的传布与文本之比较》;

　　缪凤林：《中国民族西来辨》，《学衡》第37期(1925年1月);何炳松：《中华民族起源之新神话》，《东方杂志》第26卷第2号，1929年1月25日;金兆梓：《中国人种及文化之由来》，《东方杂志》第26卷第24号，1929年12月25日等)(51)《读史阅世》，页390。

　　(52)同上，页381。

　　(53)自称「前三百年」不见古人，后三百年「不见来者」的狂人李敖，也不得不对何老的这篇文章叹服，赞赏备至：读尊作《华北原始土地耕作方式：科学、训诂互证示例》，读后赞叹，深觉体大思精，此乃真正「大历史」，余英时、许倬云、黄仁宇之流鬼画符耳;纵张光直、李惠林、祁特立(Keightley)、Pearson等「游耕制」者之「大历史」，在尊作面前，亦灰头土脸矣，佩服之至!佩服之至!(其实张光直等如肯认真从古代气候学上探讨，即该早知「黄土」之肥矣。

　　(54)让我们来看看有中国黄土之父之称的刘东生是如何解读中国黄土这部天书的。在他研究了华北黄土的分布、颗粒组成及其空间变化，分析了黄土化学成分、矿物组成、物理性质，鉴定黄土中的动植物化石及孢粉化石，然后，他得出了一个简单的、经得起时空检验的的科学结论：

　　中国华北黄土是风成的，它们是辽阔的西北地区的戈壁、沙漠中的细粒物质，被风吹到黄土高原，历时250万年堆积而成的。(刘东生，《中国黄土的堆积》，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年)

　　这个风成说的科学结论，否定了湖成说、河成说、海成说，已经得到国际地学界的认可。

　　这是中国地质学家对华北黄土作出的结论。本世纪初美国的地质学家和中亚考古发掘者拉斐尔·庞佩利Raphael Pumpelly，对世界最大最典型的中国华北黄土区,也曾作以下的论述:

　　它(黄土)的肥力似乎是无穷无竭。这种性能,正如〔著名德国地质学家〕李希特浩芬Ferdiu and Richthofen 所指明:一是由于它的深度和土质的均匀，一是由于土层中累年堆积、业已腐烂了的植物残体,而后通过毛细管作用,把土壤中多种矿质吸到地面; 一是由于从「亚欧大陆〕内地风沙不时仍在形成新的堆积。(Raphael Pumpelly，ed., Explora-

　　tionsin Turkestan, Expedition of 1904: Prehistoric Civilizations of Anau, Origins, Growth, and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 .2 vols, I, p. 7;《读史阅世》，页421)

　　(55)同上。

　　(56)按照生态历史学，根据科学原理重构的华北黄土原始耕作方式，必须与反映这个地区古人生活、生产经验的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符合，互相印证。实际上正是如此，古籍中所言土地耕作方式，有菑、新、畬三种，按《尔雅· 释地》「 田,一岁曰菑(初耕地反草为菑);二岁曰新田(《诗》曰：于彼新田);三岁曰畬(注《易》曰：不菑畬)(《尔雅》，四部备要本)。《尚书》和《诗经》有关此三名词者,征引如下：《尚书· 大诰》：「 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孔颖达《正义》曰：「⋯菑谓杀草,故治田一岁曰菑,言其始杀草也。」 (《尚书注疏》,四库备要本)。《诗· 小雅· 采芑》「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毛诗注疏》，四库备要本)。

　　美国的大麦源流权威哈兰Jack R.Harlan博士，根据黄土的肥沃特性发现华夏原始农耕的休耕的特点性，也以科学和训诂交叉互证(中国古典文献《尔雅·释地》)的方法，断定中国华北地区最早的耕作方式是常年耕作或两年一轮的休耕制，而不是砍伐法(slash and burn)的游耕制，哈兰博士的这一科学论断与中国古文献不谋而合，有力地推翻了60年代末在西方大行其道的张光直的游耕制理论。(《华北原始土地耕作方式：科学、训话互证示例》，《农业起源研究》，页110;《读史阅世》，页421-422)

　　(57)详见《华北原始土地耕作方式：科学、训话互证示例》、《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

　　(58)William H. McNeil威廉·麦克尼尔l, Foreword前言, The Cradle of the East《东方的摇篮》, xi-xv。

　　(59)同上，页xv。

　　(60)张光直台湾籍，父亲是台湾著名作家张我军，母亲湖北黄陂人，出生于北京，也在北京度过童年。1946年回台，在建国中学时，活动与思想被认为左倾而于1949年入狱，1950年出狱,所以想当年也曾进步过。参看张光直自传，《蕃薯人的故事》，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

　　(61)《读史阅世》，页443-445。

　　(62)《读史阅世》，页443-444：

　　但最直接的原因是张光直成见之深，胸襟之窄狭，在史语所中影响最大。他一贯坚持华北古自然环境比较湿润、多沼泽、宜林木; 华北原始农耕是游耕等等，错误至老坚持不改。即使在他生命最后的阶段，也不忘对我抨击：

　　……民族主义这一类的研究最明显者首椎何炳棣教授

　　1950[案：误：应为1975]出版的《东方的摇篮》(The Cradle

　　of the East)……你要觉得何炳棣先生的主张[中国文化土生起源]过犹不及，不是正统史学，请你看看傅斯年先生主编的本所出版的《东北史纲》。这本书足中日战争初期满洲国成立的时候，们很情绪的心情之下写了出版的，我相信这裹面史学水平，并不比何先生的高明。(张光直，《二十世纪后半的中国考古学》，《古今论衡》，创刊号，1998年：48)

　　于此可见，主要由于学术观点不同，张光直竟至怀疑何老的学术水平，还搭上了傅斯年!何老也毫不客气地反唇相讥张的学术水平：

　　张光直给我的印象是：人极聪敏，而实学(指古文献及自然科学工具)不足，长于初步综合，缺乏原创性研究。他本人认为最富原创性的研究是在西方颇有影响的《商王庙号新考》，他的《中国青铜时代》(北京：三联，1983)。他这篇「著名」的商王庙号天干分组的研究，近年已被真正的专家指出它的「虚构性」、「模拟性」。(《读史阅世》，页444-445)

　　其实早在1970年代末期，何老对张光直的批评和讥刺更直接击中张治学方法和心态的要害：

　　张光直六十年代初撰《古代中国的考古》时，完全不知利用中国地质方面不少篇华北土壤各层的孢粉分析报告。我有关中国农业起源的中、英论文和中文专刊陆续问世之后，他才不得已多少用了一点此类数据以求补救他的看法。最不可思议的是，他仍然完全不用华北黄土地带不少地点的孢粉分析，偏偏只举用了辽东半岛普兰田和台湾某地的孢粉分析

　　，冀能证成他华北湿润多林木古自然环境的立论。

　　生平所遇，偏见如此之深，思维如此疏失的学人实在罕见。因此我在书评中忍无可忍地作出一句锋利的学术讽刺：“如果以北美洲作比喻，张的方法相当于以长岛(Long Island，在纽约市东北大西洋岸)和Florida(美国最南半热带的半岛)的孢粉数据重建Kansas西部及Colorado东部(都是半干早区)的古自然环境。(《读史阅世》，页402)

　　至于有些人在文章中提到何老骂张光是买办汉奸，就何老愤世嫉俗的火爆脾气来说，不是没有可能，但即使有的话，必定是在朋友之间不足为外人道的私人场合，绝非在公开场合。例如他于1965年夏曾经当面声色俱厉地指责房兆楹一事，就深感自咎，(同上，页348)，并对房在西人汉学家面前，卑躬屈膝，弯腰哈背，对炎黄学人则刻薄讥刺，极尽挖苦之能事的买办心态和作风，大表不满。(同上，页347)

　　(63)In fact, prior to the sleepless night of February 8, 1968, when I stumbled on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f the much later beginnings of rice culture in India than in China, I had taken for granted that China must have owed some of her vital cultural elements to the ancient West. Should this book appear to some to smack somewhat of Chinese chauvinism, it can only be accounted for by the fact that for decades I was an unknowing victim of certain forms of Western intellectual chauvinism, of which, as I now look back, the most subtle and effective was the theory of the monogenesis of Old World civilizations. Actually, there is nothing about my specific conclusions on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each of the major Chinese cultural elements and my overall conclusion of the independent birth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that is not based on a faithful analysis of the massive data at my disposal. (参看The Cradle of the East, preface, p. xvii)

　　(64)必须交代的是，1996年和1998年中美江西稻作起源项目(Sino-American Jiangxi Origin of Rice Project ,简称SAJOR)发表报告，证实长江中游是世界栽培水稻和稻作农业的摇篮，所以除了何老专研的华北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外，还有中国农业的华南起源说，也就是东亚中国农业起源的二元说。简言之，东亚中国史前已产生南北两种不同的农作系统，农业起源已确知为二元，从而使西方盛行的旧大陆农业一元起源论彻底破产。(何炳棣，《中国文化的本土起源：三十年后的自我检讨》，页47-49;另参见Appendix I,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Agriculture” and Bronze, in The Cradle of the East, 371-380)

　　(65)1987年第一次从芝加哥大学退休，转往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任教三年，1990年从该校第二次退休。

　　(6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第一章绪论第8节「历史与哲学」，页17：叙述一时代一民族之历史而不及其哲学(思想)，则如「画龙而不点睛」。

　　(67)《读史阅世》，页446-448。

　　(68)《「克己复礼」真铨—当代新儒家杜维明治学方法的初步检讨》，《二十一世纪》，1991年12月。

　　(69)《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2年6月号。

　　(70)《读史阅世》，页452。

　　(71)两千余年来，在重文轻武、儒家伦理、老庄玄学支配的思想环境之中，孙子其人其书饱受漠视、怀疑与毁谤，甚至连讲心性的政治军事家王阳明也认为《孙子》「炼字炼句，逼真《老子》书。」(王阳明，《诸子汇函》，征引于《诸子百家大辞典。兵家卷》，沈阳：辽宁人民 出版社，1996，页409)

　　最新的这方面的研究是2003年台湾大学中文系的何泽恒所写的《〈老子〉论兵与〈孙子兵法〉的关系》，文中「梳理二书中与本题相关之论述，辩证其义解，分析二书之思想特质」，最终所得结论是：《老子》虽偶及兵言，然非其书之主体，而所论无论就思维与内含言，多于《孙子》有别，无论二书成书之先后，谓两者间存在密不可分之传承于影响关系，无疑嫌于牵强。(参看何泽恒，

　　《〈老子〉论兵与〈孙子兵法〉的关系》，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专题研究计划成果报告，2002-2003年)

　　何泽恒的研究结果无疑否定了何老2001年所得的结论，特录此以备有意于进一步探讨此专题者之参考。

　　(72)罗根泽主编，《古史辨》第六册，台北影印本。关于考据老子年代的文章，自两宋陈师道、叶适，经有清毕沅、汪中、崔述，迄民国梁启超、胡适、冯友兰、顾颉刚、钱穆、郭沬若、唐兰、张岱年、高亨及罗氏本人等三十九家均对《老子》年代提出不同的看法(见页24—26)，虽然各家意见纷呈，莫衷一是，但《老子》的年代问题究竟是需要解决的，何老研究的目的正是如此。

　　(73)《周初年代平议》，《香港中文大学学报》，第一期，1973，庆祝创刊。该文重刊印于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编，《武王克商之年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丛书》，1997年;《读史阅世》，页124。

　　(74)《读史阅世》，124-125：

　　洪先生仅在他轰动西方汉学界的《春秋经传引得序》(1937)的一个底注里(重刊于《洪业论学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267，注5)，指出按照《古本竹书纪年》「则武王灭殷当在前公历1027」。高本汉根本无一字解释何以最后放弃一向接受的刘歆年代1122 B.C.，而突然采用占本《纪年》1027B.C，之说(Bernhard Karlgren，“Some Weapons and Tools of the Yin Dynasty”，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No.1 7，1945，PP.101—144，特别是PP.1 16—120)。即使台湾中研院老友劳干(贞一)先生两年前神志尚清时，虽在电话中什九同意我的看法--古本《纪年》西周积年之重要，《尚书·武成》篇纪日根本无法利用--仍是以1027 B.C.归功于西方汉学家，而不公开承认雷师是近代1027 B.C议之首位肯定者。

　　真理所在，必须严肃论辩。雷师国史宏观诸论固已不朽;我仍须就纯粹史学方法，参照近年国内夏商周断代工程所积累的多学科资料，进一步努力，冀能为雷师赢得更大的不朽。

　　然而，被何老誉为「声音如雷，学问如海，史学如宗」(《读史阅世》，页110)的雷海宗老师的学术成就，甚至是否够格成为一个历史学家，竟然都受到史学界某些人的公开质疑，说雷「对历史考据根本没有入门，却硬选难题，罔顾史实，随意定论，这是其治史的致命伤。」(参看乔治忠，《雷海宗学术评价问题新议》，原载《学术研究》2014年第」》1期。)当然，何老的「阅世」或免不了带有主观的色彩，涂上了自己的颜色，譬如对胡适、杨联升、姚从吾、刘崇鋐等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或有情绪化的过誉倾向，以致偏离近现代中国的学术主流。但乔文将雷的学术成就，说得一无是处，认为甚至连个起码的「历史学家」的头衔，雷都承当不起，更不要说什么宗师了，未免失之过苛。

　　(75)2009年5月也即何老去世前三年，笔者应台湾中央大学人文研究中心主任汪荣祖教授之邀做一次关于「何炳棣史心」的专题报告。临行前在电话上向何老辞行时，他再三叮嘱我一定要在报告会上为「雷宗海年代」仗义执言，说句公道话。于此可见，何老对此事执着认真。

　　(76)《读史阅世》，页328。

　　(77)事缘1996年日裔美人罗友枝(Evelyn Sakakida Rawski)女教授在美国亚洲协会的年会上以协会主席的身份发表卸职临别演讲时，(《读史阅世》，页119)，针对何老于1966年发表的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载于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6, No. 2(Feb. 1967))一文中提出的有关清史中满人「汉化」说，提出质疑，代之以「满洲」认同的观念。她从满洲中心观出发，主张清朝之所以能够享国将近300年的主要原因，并非何教授主张的「汉化」或「中国化」，而是清朝统治者保持了自己的语言和八旗军事组织等 「满洲」认同;并利用满族与内亚非汉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联系，用不同的方式统治一个包括满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和汉族等的多民族帝国。所以，她得出结论认为，「清帝国」与「中国」并非同义词，而是一个超越了「中国」的帝国，中华民族不过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罗教授的英文原文题名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刊载于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5, No. 4(November, 1996)。(《重新审视清朝：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何老于1998年撰文回应，有力地反驳罗友枝的论证和结论，指出罗教授在汉化和满族与非汉民族关系之间所用的非此即彼的二分法是错误的，错在将满族对于汉族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的认同之同时，排斥了对其他形式的认同，看不见两者可以同时进行。他通过对中国历史上各民族汉化过程的考察，指出汉化是一个漫长、复杂、持续的进程，非汉民族的汉化扩充了汉文明的内涵，而满族对创造一个多民族帝国作出了杰出贡献。所以，何教授严正地直接抨击罗教授提出的「超越中国」的帝国模式的谬论，明确地指出满族所建立的，就是一个「中国」的王朝，不是罗友枝所谓的什么「超越中国」的帝国模式。(何老的英文答辩文章，题名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载于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7, No. 1 (Feb., 1998), pp. 123-155)

　　其实，罗、何的观点，各有所偏，前者强调清初各族满洲化的整合进程，后者则强调清中叶以后各族汉化的整合进程，然后各自作出自己侧重的结论;但不同的是，何老从整个中华民族的整合的全程出发审视清朝在满洲主导下进行的民族大整合，是中国正统史观的阐述。罗的观点则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何老所说的二分法，一个是将清朝孤立于中国历史之外的狭义历史观，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这是一个外国人研究中国史，缺乏中国史心的必然失误，加上罗氏的日裔背景，深受东洋汉学一向侧重满蒙历史研究，以便为其侵略中国做好学术思想准备，以致通过满洲档案，夸大满族认同的作用，忽视中国文化历史的作用。这是外国人治中国史常犯的隔鞋瘙痒的通病。

　　更严重的是，对中国历史没有宏观的认识，蒙古享国之短，不到100年，正是因为没有彻底汉化，而满洲之所以享国两百多年，正是由于彻底汉化，这是一个不具有深厚中国历史文化背景的「非汉民族」的人所能理解的历史奥秘。罗的问题在此，何老驳斥的力度在此。

　　中国自秦汉以来，之所以能维持2000余年的多民族国家，保持民族和国家的独立性和延续性，关键在于汉民族的强大吸引力和包容力。它就像一个核心，牢牢牵引住众多的少数民族兄弟，维持着一种互相团结，互相交流，但又彼此独立的稳定的大帝国框架。中国历史文化中的这种包容力，一个东洋人和西方人是无法理解的，所以就用他们的历史观来电揣度中国的历史文化。这是罗友枝和所谓的「新清史」的严重盲点，而某些中国的历史学者却以为新颖，趋之若鹜，谓之为值得注意的新观点而大家吹捧，随声附和，令人不解。

　　中国人的史观(官史和野史)有个令外国人难以理解的矛盾现象，就是官史的「成王败寇」，这是一般的理解，但也有野史的「成寇败王」的史观，这主要是非主流的演义小说家史观，例如《三国演义》即是「败王成寇」的典范。但在民间的影响力却超过正史的成王败寇，例如钱穆例举的一个现象：

　　中国人又多爱崇拜国史上失败的英雄。对于在历史上成大功立大业的英雄如汉代的卫青、霍去病;唐代之李靖、李绩等诸名将，反而比较不重视;如岳飞、文天祥、袁崇焕、史可法等，虽然他们在事业上失败了，反而更受后人敬仰崇拜。此又是中国的史心与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所在。(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页84)

　　这这种史观中国人可以理解，非汉人就很难理解了。其他著名的史例还还有三国演义中的刘备、诸葛亮等，都是著名的例子。

　　(78)1993年余英时和罗友枝竞选美国亚洲学会副会长一职时，一个后起之秀的日裔女性罗氏，竟然击败被海内外的中国自由主义者热捧为「当代中国伟大史家」的余英时而胜出，不仅余个人有顿挫感，海外炎黄华人也感同身受。何老在1996-1998年同罗的辩论中，痛击日裔罗氏，未尝没有起到为华裔学者出气的效果。

　　(79)与邹谠共同主编，China in Crisis(《危机中的中国》)，

　　上中下三册，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大约于此同时，笔者也与当时哈佛的反战同学James Peck詹姆士·佩克和Victor Nee(倪志伟，第二代华裔美人)(二人均为社会学系)等研究生和教授

　　(Carl Riskin卡尔·里斯金)四人合写了《中国的不断革命—从1840年到今天》(China’s Uninterrupted Revolution, From 1840 to the Present),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75)。 笔者为该书撰写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后来何老又于1974年写了《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何老同我们都是要从历史的尺度或角度审视中国的文革，于此可见，何老同笔者虽然是两代人，但彼此的史心，风云际会，是灵犀相通的。

　　(80)这篇文章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国内贬毛和否定文革，在这种气氛下，港台和海外自由主义的华人文化界和舆论界为此文引起了争议，拿它说事，将何老的军，何老被迫讲了违心话，无奈地说不愿再提这篇文章(《读史阅世》，页405)。其实，笔者在2005年主编《春雷系列》中的《春雷之后》时，将这篇文章收入并征求何老同意和请审定。何老欣然同意，仍然采用1974年在《七十年代》上刊出的题目，《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压根就没有说什么不愿再提此文;只是删掉了少许不实的部分和改写部分结论，此外全文一字不改照登。于此可见，何老之所以说出不愿重提此文，是「被逼」说出来的，不是自愿的。(参看《春雷之后》，上，台北人间出版社，2006年，页591-620)

　　(81)何老以亲身在旧中国的经历讲述他的政治立场从清华大学时代的中间偏右转向中间偏左的经过：我于1942年初，奔父丧，由昆明赶回浙江金华祖籍，再设法接济天津的母妹，在沦陷区困居一年之久。次年3月中旬才自上海经徐州转商邱，再从安徽亳县往「无人之境」，重入自由区，在河南漯河镇遇雨，暂时无法继续内进。有一天午饭后在街上看见警察打人，打得很惨。我加以拦阻，对警察说，如果这人犯法，可以带他去法院或县政府以法审判，不应加以毒打。那警察毫不迟疑的向我大叫：「这些老百姓不揍，还揍谁?」我回答说我也是老百姓。他向我上下端详一番，见我身穿已经露线的苏格兰海立斯厚呢上衣和卡叽布裤，瞪着眼回答：「你穿着西装，还是老百姓!?」当时我虽不是第一次体会到老百姓处境的悲惨，但却是第一次充分体会到原来我这新型的「士大夫」，究竟还是属于统治阶级的最外围。(《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春雷之后》，上，页593-594,617)

　　(82)何老忆述说：

　　国民党政权末期，极大多数的新型「士大夫」都被通货膨帐弄得一贫如洗，朝不保夕了。一个绝对自私不顾一切剥削人民的政权，毕竟自行溃烂了，被人民摒弃了，无形中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我这个后知后觉者，当时虽已身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和西欧史，也就在金元券、长春、淮海战役之中，开始逐渐发现了「大我」。(同上，页 592-593)

　　与国民党正好相反，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虽然不是贫下中农和工人，但却是抱负大、眼光远、毅力强、不自私、有理想、接受近代共产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充分了解大多数被压迫的人民是最大的革命潜力，发挥这庞大革命潜力要靠组织、思想教育、和积极行动。他们的目标，是彻底改造旧社会，建立一个以最大多数贫苦人民为 主人的新社会。(同上，页593)

　　有了这个思想的自觉，这就难怪何老早在六十年代初，思想上已经暗中转向社会主义，倾慕费边社会主义了，「相当同情中共体制」了。(《读史阅世》，页383);于此足证，何老的史心早已同当时世界的史心，「暗通款曲了]，只是格于严酷的冷战氛围，只能藏在心底，待机迸发了。

　　心怀祖龙的另一个例子就是，黄仁宇曾在一篇散文中提到，1965年他与哈佛的杨联升、普林斯顿的刘子健同在何炳棣家中晚餐，想念祖国和母亲，「饭后何唱《霸王别姬》，刘唱《四郎探母》，都是慷慨悲歌」，也可概见何老金色的炎黄之心。(书评人猎那狐，《新京报》，2005年8月30日)

　　终于风云际会，1972年以后随着中美握手言欢，世界走向全面大和解，于是何老再无顾忌，埋在心底的炎黄赤字之心随之倾心迸发。例如1998年清明，陕西祭皇帝陵以庆祝「中华之崛起」，何先生身在现场，据陕西考古学院石兴邦回忆，观看蚩尤战鼓齐福，炎黄之战，擂鼓战鼓表演时，何先生热泪盈眶，说：「这不是流泪，这是历史文化的血缘和激情的涌动。」此炎黄史心的自然流露也。(参看朱桂英、张弘，《何炳棣：才大如海跨中西，读史阅世纵古今》，《新京报》，2012年06月17日 )

　　(83)《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春雷之后》，

　　上，页599-601 。

　　(84)同上，页604-608。

　　(85)同上，页618 。

　　(86)参见《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数理资讯与语言文

　　化》，香港商务印书馆，1998年。

　　(87)参看上文注释(81)。

　　(88)这次大会的详情，参见汤晏，《史学家曲解历史—记纽约「五四」运动五十五周年纪念大会》。现择录如下：纽约区的中国人在「五四」当天于哥伦比亚大学女子部体育馆，庆祝「五四」五十五周年纪念。主办单位筹办已久，有关纪念大会的海报，早在一个月前在哥大附近及唐人街到处张贴。那天纽约天朗晴和，是个大好的艳阳天，又适值周末，实在最适宜于户外运动，可是与会者放弃了一个大好假日，来参加盛会，有些人还不远千里而来，意义是深长的。

　　大会的节目很丰富，首由演讲会开始，后有余兴节目，放映幻灯片，舆会者均获供应简单的晚餐(包括在入场卷内，入场券售美金3元)。餐后接着专题报告及讨论会，最后由纽约业余剧团演出「桂蓉媳妇」话剧。节目很紧凑，筹备人设想周详，辛苦情形亦可想见。

　　四周墙壁贴满了标语，这些标语显然都已过了时，标语虽无一简体字，但会场布置及气氛色彩鲜明，一看便知所谓「左派人士」的手笔。

　　讲演会是下午一点开始，但事实上并不准时。第一位演讲者是芝加哥大学何炳棣，讲题为「从救亡图存到民族复兴—五四运动五十五周年纪念大会感言」。第二位讲的是胡昌度，讲题为「五四运动与教育革命」。最后一位讲演者为龚忠武先生，是台大历史系毕业来美，后就读于哈佛大学攻历史。一上台即开口哈佛如何如何，闭口吾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龚先生三位讲演者中最年轻的，也是讲得最离谱的一位了。他的讲题是「对五四时期中国自由主义的评价--兼论在美中国新的自由主义趋向」。他一上台即慷慨激昂，如果不知道他底细，会误认他甫从大陆来，还当过红卫兵。我听了他的演讲后，促发了撰写本文的动机。

　　(香港《明报》，第103期，7月号，1974年7月;台北《传记文学》，页77，第25卷第3期，1974 年9月)

　　(89)何老忆述说：原因是1971年七月中旬白宫放出基辛格曾

　　秘密访华，尼克松总统已决定于1972年初正式访问北京的公报。这公报真有如行将结束长期阴雨的一声晴天霹雳，把我从书堆中惊醒，走入一个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感到祖国在召唤，于是决心和景洛尽速申请重访阔别二十六年的祖国的签证。(《读史阅世六十年》，页402)

　　(90)分别参看《春雷系列》的《春雷声声》(2001年)、《春雷之后》(2005年)封面内页何老的亲笔墨宝。

　　附录

　　何老著作一览表

　　1937

　　《意大利统一的思想背景》，《清华月刊》，第一号，1937年。(清华大学二年级时的读书报告性质)

　　1938

　　《英国与门户开放政策的起源》，《燕京史学年报》，第2卷第5期，1938年。

　　1940

　　《张荫桓事迹》，《清华学报》，第13卷第1号，1940年。

　　The Haldane Mission of 1912,英文习作稿。

　　1950

　　Land and State in Great Britain, 1873-1910-A Study of Land Reform Movements and Land Policies 1950年完成的博士論文：《英國的土地與國家，1873—1910—对土地改革运动和土地政策的研究》。

　　【1950年10提出，1951年12月口试后正式通过，拖了14个月《读史阅世》，页265-266】

　　1951

　　Weng Tunghe翁同龢and 1898 Reform Movement,《翁同龢与戊戌百日维新》，Far Eastern Quarterly(《远东季刊》, No.2, February 1951)(即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亚洲研究学报》前身)[费正清推荐]

　　1954

　　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 chou：A Study of Commercial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a(《揚州鹽商：十八世紀中國商業資本主義的研究》)，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哈佛亞洲學報》

　　【1952年已被接受，《读史阅世》，页272-273】

　　1955

　　《美洲作物傳華考》，1955春在The American Anthopologist《美國人類學家》刊出(为本期该刊的重点文章，leading article)

　　《美洲农作物在中国》(American Food Plans in China)，《植物科学简报》(Plant Science Bulletin)(美国植物学会机关报)

　　1956

　　“Early Ripening Rice in Chinese History(《中國歷史上的早熟稻》)”，TheEconomic History Review(《經濟史评论》)，New Series, Vol. 9, No. 2(1956)12月號刊出。

　　(该杂志第一篇华裔学者文章，和非西方的经济史论文，标志何老超出汉学领域，打入西方一流的史学和社会科学之林)

　　1958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有关中国社会流动几个方面1368-1911》

　　1959年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850.An Essay in Institutional and Economic Histo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 1959)《中國人口研究，1368—1850：一篇制度及經濟史的論文》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Hav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 1959)，《 中国國人口研究，1368—1953)》);《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1368--1953)》,葛劍雄譯,北京:三聯書店, 2000;上海古籍出版社於1990曾出版:《1368-1953中國人口研究》(原名: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 1953)《中国人口问题研究》【再版时何先生定名为《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

　　1961

　　Some Problems of Shang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A Review Article Pacific Affairs, Vol. 34, No. 3(Autumn 1961),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Review by Mary Wright,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 Vol. 23,(1960-1961)

　　1962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 1911(《帝制中国成功的阶梯：社会流动的几个方面》(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1967修訂二版。徐弘，《 明清社會史論》及其譯注(根据1967年修订二版)，台北联经出版社，2013年。

　　1965

　　《北魏洛阳城郭规划》，载于《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1965年，台北(新竹清华学报出版，但不作为学报专卷)

　　1966

　　《中国会馆史论》，台北学生书局，1966年2月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Hui-kuan【Landsmannschaften】 in Upper and Lower Yangtse Provinces—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Interregional Migration, 《清华学报》，1966年12月号

　　《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书稿完成于1968年夏

　　1967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6, No. 2，Feb. 1967.

　　1968

　　《华北原始土地耕作方式：科学、训话互证示例》(《农业考古》，1991年第1期)

　　与邹谠共同主编，China in Crisis(《危机中的中国》)，上中下三册，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Salient Feature of China’s Heritage, in China in Crisis, Vol. one , Book one

　　【何老后来所写的《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或《论文化大革命》均以此文为蓝本】

　　1969

　　《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1969, 2001，香港中文大學。The Loess and the Origin of Chinese Agricultur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75, no.1, 1969.《美国历史学报》,1969年10月号刊印。

　　何老：1968年春开始构思，暑期完稿，就教于李惠林、劳干。1969年1月寄中文大学，此时撰写英文文稿。(《读史阅世》，页385)

　　马中译，《中国农业的本土起源》，《农业考古》，1984/1(原载于《农业的起源》(Mouton 出版社，1977年)

　　1973

　　《周初年代平议》，《香港中文大学学报》，第一期，1973，庆祝创刊。

　　该文重刊印于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编，《武王克商之年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丛书》，1997年。

　　1974

　　《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七十年代》，1974年3月号

　　【另题名《论文化大革命》，1974年1月28日定稿，后来改为上述题名。2206年又在《春雷之后》重刊，重刊前编者征求何老意见，并由何老亲自定稿，虽有所删减，但主要内容未变。外界所传何老晚年对此文后悔，不愿再提，与事实不符。】

　　1975

　　The Cradle of the East: An E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 5000-10000 B.C.,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75 )

　　【The Cradle of the East：An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5000-1000 B.C.(1975)】

　　《东方的摇篮：新石器时代及有史早期中国技术及理念本土起源的探讨，公元5000-10000 B.C.》(或《東方的搖籃:紀元前5000至10000年華夏技術及理念本土起源的探索》

　　何老：中国史上最基本性最大的问题;中国史上最大最坚的城堡(《读史阅世》页381)

　　何老：生平著作中，投入感情(理智过滤过的)最多。(页390)

　　《中国的资源与经济前景》

　　1976

　　《中国钢铁工业的现状与展望》

　　1984

　　Paleoenvironment of NorthChina, A Review articl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 43, No. 4,1984,8月。

　　1985

　　《南宋至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2、3、期。

　　1988

　　《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1988年

　　1991

　　《「克己复礼」真詮--當代新儒家杜維明治學方法的初步檢討》，《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1年12月號。

　　《华北原始土地耕种方式：科学、训诂互证示例》，《农业考古》，1991/1(1968年完稿)

　　1992

　　《原禮》，《二十一世紀双月刊》，1992年6月號。

　　1994

　　《從愛的起源與性質初測《紅樓夢》在世界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中國文化》，第10期，1994年8月

　　1995

　　《「天」與「天命」探源：古代史料甄別運用方法示例》，《中國

　　哲學史》(北京)，1995年第1期。.

　　《商周奴隸社會說糾謬;附錄：「亞細亞生產方式」說辯要》，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中央研究院)，第7卷第2期，1995年

　　9月

　　《中國歷代土地數字考實》1995，台北聯經出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8出版"中國古今土地數字的考譯和評價",為同書異名。

　　1996

　　《華夏人本主義文化：淵源、特徵及意義》，《二十一世紀》，

　　1996年2月及4月號連載。

　　1996-1998

　　1996年、1998年在美国发生的一场罗友枝(Evelyn Sakakida Rawski)教授同何炳棣教授的大辩论：

　　1996罗首先发难

　　1996罗友枝(Evelyn Sakakida Rawski)：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刊载于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5, No. 4(November, 1996)。

　　何老反驳：1998

　　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载于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7, No. 1 (Feb., 1998), pp. 123-155)

　　参考：

　　何老于1966年发表 的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载于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6, No. 2(Feb. 1967))

　　1998

　　《廿一世紀中國人文傳統對世界可能做出的貢獻》，《廿一世

　　紀的中國與世界--数理资讯与语言文化》,香港：商務印書館，1998年7月。

　　《儒家宗法模式的宇宙本體論》，《哲學研究》(北京)，l998第

　　12期。

　　1999

　　《我國現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孙子兵法》》，《历史研究》(北京)，1999年第5期。

　　2000年

　　《司馬談、遷與老子年代》，香港中文大學「邵逸夫爵士傑出訪問學人講座」，2000—2001。全文稍先刊於《燕京學報》新九期，2000年11月

　　何老说，这是他生平难度最高的一篇论文，之所以让《燕京学报》刊登，是要弥补匡正早年史识与考据能力之不逮。(《读史阅世》，页131)

　　2001

　　《中國思想史上一項基本性的翻案：《老子》辯證思維源於<孫

　　子兵法》的論證》，「首屆蕭公權紀念講座」，2001年11月21日，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2

　　《有關《孫子》《老子》的三篇考證》2002. 8中研院近史所

　　2003

　　何炳棣，刘雨，《夏商周断代工程基本思路质疑——《古本竹书纪年》史料价值的再认识》.《燕京学报》，2003，新(14).

　　2004

　　《讀史閱世六十年》2004. 5允晨文化;香港商務印書館, 2004; 2005广西师范大学

　　《中国文化的本土起源：三十年后的自我检讨》，2004年2月，香港

　　何炳棣、刘雨，《「夏商周断代工程」基本思路质疑——古本《竹书纪年》史料价值的再认识》，《燕京学报》新第十六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2007

　　《從莊子天下篇首解析先秦思想中的基本關懷》，《台大文史學報》，

　　2007年3月

　　2008

　　《國史上的大事因緣解謎-從重建秦墨史實入手》，2008.6.17，中研院講演題目

　　庆祝何炳棣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庆祝何炳棣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 年。

　　2010

　　《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从重建秦墨史实入手》，5月14日在清华大学演讲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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