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840年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出现了一批正眼看世界的仁人志士，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他们首先看到的西方枪炮的厉害、造船业的先进，无法战胜他们，感觉到中国在军事技术和经济制度上学习西方，形成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革思想雏形。后来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实权派，在这些萌芽了的改革思想基础上操纵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改革——“洋务运动”，以为以此就可以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就可以战胜西方;但是黄粱美梦很快被打断，甲午战争败在邻近此之前一直拜中国为师的小日本身上，再一次逼着中国统治者反思，寻找失败的根本原因，最终发现制度有问题;于是开始了政治体制改革，像日本一样变君主专制制为君主立宪制，改革现存的多项封建专制制度，限制皇权增加政府机构部门的权力、增加议会民主权力和民主成分，实行有利于现代国家管理体制，以期达到在政治、经济、军事都赶上超越西方，求睡狮猛醒自强抵御列强的侵略和殖民，于是就开始了政治上改革的“戊戌变法”。
一、 由于戊戌变法引发了戊戌政变。
戊戌变法本质上是一场消弱皇权，增加民主的一场政治改革，由原来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经济改革向一场改革国家政治体制的政治改革。
戊戌变法也称百日维新。由于甲午战争的中国方面一败涂地，致使维新派发动了“公车上书”等强大政治攻势，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康粱等维新派依靠光绪皇帝发动的一场资产阶级政治改革运动，变法由光绪皇帝领导，维新派推动光绪皇帝颁发《明定国是》上谕，深入经济、教育、军事、政治及官僚制度等多个层面，希祈大清国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然而后期遭到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反扑，发动了戊戌政变，变法仅经历了103日就告终，守旧派势力重新掌权，慈禧太后重新垂帘“训政”，维新变法在戊戌政变后宣告失败。
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势力之所以发动这场政变是因为以光绪皇帝为首的维新派要求变法改革，在政治上模仿英国日本减少皇权、扩大政府部门的权力，学习仿照西方制度建立现代国家机构和部门，增加这些机构部门的权力，使封建官僚的特权受到损伤，故而封建官僚便联络他们的代表人物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夺回被光绪皇帝康有为实行新政所失去的那部分已经享受两百多年多少代人都在享受的封建特权。
所以政治体制改革是有阻力的，需要攻破敌方的坚固阵地，往往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二、慈禧太后再次捡起改革招式来减缓社会沦陷的速度。
戊戌政变后由于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不断加紧，中国正在步入半殖民地化的深渊，摇摇欲坠的气数已尽更大的劫难来临了。随着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辛丑条约》的签订，大清王朝危在旦夕，迫使他们不得不再次损害封建贵族的自身利益(为了整体利益损害局部利益)，进行挽救危亡的改革——慈禧太后为首的再次实行“新政”。
慈禧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逃到了西安，回到北京后从1901年到1905年，先后颁布30多道上谕再次推行新政(改革)：1906年，光绪奉慈禧谕旨，宣布“预备仿行宪政”，1908年，宪政编查馆颁布九年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清单，慈禧和光绪帝发布《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谕》;同时社会上要求速开国会、速立宪法的呼声更趋高涨。
清末“新政”实际上是一场更具近代化性质的改革，下了更多的猛料，比戊戌变法更有进步性，更靠近资本主义性质。政治上，它在承袭戊戌变法裁汰闲衙冗官的思路的基础上，设立外务部、商部、学部、巡警部、邮传部等新的政府机构，使传统的六部体制不复存在;经济上，肯定了戊戌变法时奖励工商、发展实业的各种措施，还颁布《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商会简明章程》等多种经济法规，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法制保障;军事上，戊戌变法时的主张为整顿团练、令八旗改练洋操，并着手改革军制，而新政则致力于用现代化军队建制编练新军，军队成分、武器装备和指挥水平明显改善;文化教育上，戊戌变法时提出改革科举制度、设立新式学堂、奖励游学,新政则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大规模地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士人出国留学，并参照日本模式制定出中国最早的学制——《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
慈禧太后所代表那些封建老官僚因为无任何回旋余地，不得不硬着头皮在进行改革;但并没有因为这场改革更贴近资本主义性而为社会所接受，远不足以使社会各阶级、阶层感到国家已有新的气象和起色，新政建立不起来根本性的长效机制，没有起到加强清朝统治的效果，最终只能被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取代。
从戊戌变法到新政，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改革的洪流在经历一番曲折后，又重新回到原来的航道，被更彻底、更高级的革命性改革所取代。
三、中国前三十年的重大政治民主改革。
主要集中体现在1975年宪法的两条重大民主规定：
第十三条 大鸣、大放、在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第二十八条 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
1975年宪法由“四大”和“罢工自由”构成的社会主义大民主，是建国后政治民主的最大改革，这种改革具有革命性的跨越，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标志性成果，也是国际共产党主义事业建设的重大突破和重大成果之一，用现在时髦用语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穿越。它超越了美国民主欧洲的西式民主，更有利于人权的保障与发挥，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华丽转身，只有中国人民得天独厚地享有。
四、新时期改革的攻坚战主要攻在政治民主化上。
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重点还是改革，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到了八十年代前期就开始了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要改什么，当然是改革那些不适合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其中一项基本内容就是“政治民主化”，后来高喊的攻坚也就是把把政治民主化这个“坚”给攻下来，但是进入九十年代攻坚的内涵在悄悄发生转变，公知们在暗地里塞进他们自己的私货——在暗度陈仓，走美国化的民主道路，所以改革开始瞄准邪路走。
公知们经常唠唠叨叨说美国民主，但你可曾思考过，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经历了二三百年已经已经处在成熟期，而且已经常态化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虽然借鉴了苏联模式，但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民主只有三十年的阅历，根本没有定型，中国的社会主义大民主正在探索、建设、修葺期间，它不够完善是非常正常的，你怎么能说这又不是，那也不行呢?出现了小的乱子有人就说是动乱，损害了他们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他们就强加上“错误发动”。
他们喋喋不休要走美国化的民主道路，美国的民主比前三十年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集体开辟的人民民主就一定高级，就一定真实广泛吗?其实不然，美国的民主比较社会主义大民主的人民民主，它的广泛性不是绝大多数，它的真实性难以惠及底层的平民百姓，在基层那些公司老板就很难给他们打工的雇佣个人给以真实的自由民主。就今天美国式民主而言，它也吸收了中国当年人民民主的许多积极成分，所以才让我们看上去很华美，很动人，很有诱惑力，才实现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华丽转身。
五、从曾国藩的感觉到王震的历史经验的感慨。
1867年曾国藩的幕僚私下推断，大清帝国不出50年就会灭亡。曾国藩听后，无奈哀叹道“我日夜望早死，不愿看到国家抽心一烂、土崩瓦解”。如果慈禧太后当时有这样预感和清醒地认识大清面临的是绝境，那么她就不会为了眼前的小利而保护官僚保守派的既得利益至大清王朝要灭亡的大局不顾，会支持光绪皇帝等维新派的变法改革，不会得到了芝麻而丢了西瓜，而发动戊戌政变。
王震将军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说过：毛主席至少比我们早看五十年。是的，近代以来在世界范围里，有谁能和毛主席比肩，他们都只能望毛主席的项背。如果王震将军早十多年发现这个问题，当时就理解了毛主席的远见卓识，及时帮助社会主义改革者纠正改革的偏差，中国的改革就不会走这么多弯路，甚至会走上邪路的危险。
正在探索、创新、建设之中的社会主义民主，还没有完全定型，还需要不断的充实、完善、提高，但这是坚定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巩固人民政权的一种探索，对马列主义的伟大发展，是让共产党保持革命党的本色而不变修的重要思想;不可能一蹴而就，你要拿显微镜照射来挑毛病当然能挑出一些，然而要知道这些革命性改革完全符合辩证法，任何生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怎么可能全是利而没有弊呢?显然你不应该因此“人必自辱然后人辱之”地自废武功。
我们没有理由删除、废止前三十年创立的人民民主这种社会主义大民主形式，再去拼命地赞美西方民主，进而不顾一切地移植西方民主。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就首先在宪法和法律的制定上具有人民性，把法律制定在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基础上。依宪治国在国家方针政策的执行上要时时处处对照宪法，依照宪法纠正偏差和错误，凡是与宪法相冲突的终止和废除，而随意性的“依宪”就根本谈不上“依宪治国”，那是在糊弄百姓。
石台中学张新国 2014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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