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软实力篇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战争时期，毛泽东领导的军民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环境，且强弱差距巨大、生存环境险恶，却依然生存下来并发展壮大，最后战胜强敌。
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领导的军民以“一穷二白”之身躯、在“弱不禁风”的农耕社会基础上起步，面对数不胜数的艰难困苦，却很快步入现代社会，取得令世人感叹的成就，成为列强敬畏的实力型大国。
这一切奇迹般的成就，背后是超强的软实力。
软实力，一种无形的力量，因为无形而显得有些神秘。
其实不神秘，与硬实力联系在一起简单对比一下就很清楚。
所谓硬实力，就是由各种物化要素、即各种看得见的东西所构成的实力。而所谓软实力则正好相反，是由各种非物化要素、即各种看不见的东西所构成的实力。
至于哪些是构成硬实力的物化要素、哪些是构成软实力的非物化要素，因单位不同而不同。多数情况下，构成硬实力的物化要素主要有武器装备、工业设备、制造产能、金钱，还有粮食、钢铁、石油等等物质。构成软实力的物化要素主要有组织体制、规章制度、群体文化、人员素质、品牌形象、科技水平，等等。
可见，软实力不神秘。
不神秘，但是作用巨大，经常胜过硬实力。正如《道德经》里所言：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
因此，要创造非凡大业，需要构建强大的软实力。尤其是硬实力弱小的情况下，要迎战硬实力强大的对手、克服硬核型的困难，没有强大的软实力，几无可能。
在这方面，毛泽东的作为堪称世界极品级经典。不夸张地说，毛泽东领导下的团队之所以在各个时代各个领域都有非凡的表现，根本原因在于超强的软实力。
最明显的例证，莫过于几场战争的对比。
1900年，八国联军二万人，直接攻入大清王朝的中国，不到两个月就攻下首都北京。
1931年，弹丸之国日本，兵不血刃占领民国治理下的东北全境。1937年中旬开始，不到2年，蒋介石政府统辖的中国沿海大中城市几乎都被日军占领。
1950年代初，以武力最强的美国引领的十六国联军几十万人，以压倒性的火力优势进攻，在中国国门之外被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军队挡住并击退，三年之久徘徊在中国确定的停战线附近，远离中国边境。
美国军事历史学家沃尔特.赫尔姆斯在《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中从对手的角度评论说：“从中国人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中，美国及其盟国已经清楚地看出，共产党中国已成为一个可怕的对手。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
须知，抗美援朝主要时期，中国与对手的装备差距比前两个时期更大，结果却截然不同。为此，世人感到昔日散乱萎靡的“东亚病夫”，变成了“雄赳赳气昂昂”的威武之师。以至于流出一句惊叹：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
何谓中国军队“毛泽东化”?
简而言之，就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不过，毛泽东的主要对手蒋介石对此有更详细、更宽泛的评说。
媒体报道，蒋介石败走台湾后，曾对比分析过自己和对手。他认为，共产党方面之所以能以弱胜强、战胜自己，主要是因为八个优势：一是组织严密，二是纪律严厉，三是精神紧张，四是手段彻底，五是军政公开，六是办事调查，七是主义第一，八是干部不准有私产。
虽说蒋介石的感悟还很不够，但关注点很正确——全是“软”的，没有“硬”的。
关于战场内外的“毛泽东化”，有西方学者这样评说：毛泽东的中国象一个人，道德、信念一致，不知道贫穷劳累，也不知道这个国家有多强大，每天都感觉在为这个国家做贡献，又感到满足，空气都属于他们。
可见，所谓“毛泽东化”，就是能创造奇迹的超强软实力。
那么，毛泽东是如何让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民“毛泽东化”呢？无法一一细数，下面这些要素堪称关键要素。
（1）正视决定因素，着力善恶本源
世人皆知软实力的价值非凡。但是，究竟价值如何？有人提供了算法公式：
竞争力量=(基本实体+经济能力+攻防能力)×(竞争意志+组织程度)
当然，算法公式内的各种因素怎么确定，依然难解。不过，其中的软实力元素“竞争意志+组织程度”都是人群的表现。可见，锻造强大的软实力需要在人群的思想和行为上下功夫。
毛泽东也许不知道这么个公式，甚至“软实力”这个概念都未必知道。但是，他明白“事在人为”这个简朴却至真的道理，知道武器的威力如何、机器的效能如何、一件事能不能做成，都受制于具体的人。因此，他在事业舞台上对人的重视远超对物的重视，且在各个时期都有相关的表达。有代表性的如：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
兵民是胜利之本。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
当然，毛泽东关注和重视的决定因素不是空洞的人，不是敷衍了事的人力，而是有心之人、用心之人。为此他明确提出，“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还专门强调“真正的铜墙铁壁”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其实，未登上历史舞台、还在探索世界的毛泽东，就感悟到人心的价值。因此，他在1917年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作文，被老师杨济昌打满分100分。不过，因为历史原因，原文早已失传。网上的《心之力》文贴未得到证实。虽然如此，一些与毛泽东的理念和行为基本匹配、且彰显人心价值的内容，依然可以作为毛泽东重视人心的印证。
且看：
救国救民计，惟有自强国民心力之道乃首要纲领，然民众思维心力变新、强悍者是为首要之捷径！
夫闻“三军可夺其帅，匹夫不可夺其志”，志者心之力也。
天之力莫大于日，地之力莫大于电，人之力莫大于心。阳气发处，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改朝换代，为民谋福，惩治贪墨汉奸，又有何难！
血肉现生灭之相，心性存不变之质，一切有灵生命皆与此理不悖。盖古今所有文明之真相，皆发于心性而成于物质。德政、文学、艺术、器物乃至个人所作所为均为愿、欲、情等驱使所生，精悟则可改天换地。
心为万力之本，由内向外则可生善，可生恶，可创造，可破坏。由外向内则可染污，可牵引，可顺受，可违逆。修之以正则可造化众生，修之以邪则能涂炭生灵。
正是因为明白“心为万力之本”，且“可生善，可生恶”、 “可牵引，可顺受，可违逆”，需要“修之以正”，毛泽东在将孙中山眼里的“一盘散沙”、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民众作为依靠力量的同时，将牵引人心走上正道作为事业的基石、永恒的重心。
政治建军、思想建党，要求“党内生活政治化”，提出作风要求，提出“两个务必”的警示，强调人才要“又红又专”，不放松思想教育，倡导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都是毛泽东思想的灿烂亮点，是他始终高度重视且坚持推行的要素，看似各自独立、彼此无关，本质上却是紧密相连，都是牵引人心走上正道。
正确认识力量的决定因素——人，始终着力牵引人性善恶的本源——心，持续不断地扶持内外的“正气”，持续不断地祛除内外的“邪气”，实现正气压倒邪气、战胜邪气之效果。这就是“毛泽东化”的大门钥匙。
（2）组织起来，汇聚强大合力
毛泽东有言，“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此话不假，但他还在一些场合提出了前提条件——在共产党领导下。即这些人是组织起来的人，不能是一盘散沙。否则，不可能产生创造奇迹的巨大力量。
事实上，把各阶层、各类人组织起来，汇聚成能够创造奇迹的强大合力，是毛泽东最重视的，也是他引以为豪的。
中华民族被动挨打之时，他忧伤地说，“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
为了民族崛起事业的成功，他坚定地说，“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中华民族站立起来、以弱胜强打败美国领着的十几个国家的联军之后，他兴奋地说，“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专业人士金一南教授评说，“20世纪初，孙中山讲，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20世纪50年代，西方讲，新中国已成为全世界组织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仅仅半个世纪，天翻地覆，由一盘散沙变成全世界组织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这是中国共产党给中华民族做出的重大贡献。”
诚然，这个重大贡献是集体性的；不过，第一功臣就是毛泽东。
事实上，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这个民族恐怕还是散沙。为此，西方人士感叹，“毛泽东是把沙子拧成绳子的人。”
组织起来的价值，究竟有多大？
一个西方专业人士克莱因设立了一个算法公式：
国力=(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能力)×(战略意图+国家意志)
这里，克莱因把“国家意志”定义为“国家可以动员其内部力量有效地实现战略目标的素质”，最高值1分。其中民族凝聚力约占33％，政府首脑的领导水平和效率的高低约占34％，人民大众对国家战略与国家利益的关心程度约占33％。
其实，撇开算法公式也容易理解组织起来的价值。
简而言之，人的生命机能相差不大，各样优劣之处。在群体性社会环境里，人的优等劣等不按人种分，没有“生理性优等”和“生理性劣等”，但有按组织状态分的“状态性优等”和“状态性劣等”。
处于有组织状态为“状态性优等”，处于无组织状态为“状态性劣等”。
同样是一堆人，无组织的个体群只能是“低等”的乌合之众，对阵时任人宰割，困难时孤立无援。有组织的集合就可以演变成“高等”的强势团队，对阵时锋芒强劲。困难时互相帮助。
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的实例业已说明，100个无组织的人，敌不过10个组织起来的条件类同的人。人类社会并非“落后就要挨打”，而是“无组织就要挨打”。
而且，科学角度来看，作为有感情有思想的动物，人能主动、自动组织起来，而低等动物不能，这是人与低等动物的本质性区别。人一旦处于无组织状态，就等于退化到了低等动物状态。
再看，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德国、印度、柬埔寨、中国等都发生过集会踩踏死人事故。然而，1976年中国唐山大地震时开滦煤矿吕家坨矿，困在井下一千多职工则是零伤亡脱险。因为，前者是无组织状态，属于“状态性劣等”，正常时期都生成了灾祸闹出了人命。而后者是有组织状态，属于“状态性优等”，特大灾害面前却做到了零伤亡脱险。
可见组织起来的价值！
前面提过，金一南教授评价说，“由一盘散沙变成全世界组织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这是中国共产党给中华民族做出的重大贡献。”其实，还有一个评价，“强大的组织能力，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密码。”
那么，毛泽东是怎样引领中共做“组织起来”这门功课呢？
这个问题一个小节说不清，本书里面的诸多章节内容，都与组织起来相关。
不过，“组织起来”最基本的特征，可以从一个日军高级将领的话语中看出，
1939年1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说过：“华北治安战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
可见，组织起来的是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战斗力十分了得。
而“组织起来”最基本的要素，则可以从抗战期间一个国民党高级政治情报官员呈给蒋介石的报告中看出端倪。
1943年5月8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派遣，少将徐佛观以军事联络参谋的身份进驻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延安。在延安期间，他对中共党政军是诸多方面做了认真观察和深入研究。据徐佛观后来回忆，在延安期间，他与毛泽东有过五次以上的长谈，并诚恳地向毛泽东请教过“应当怎样读历史”等问题。
就是这个徐佛观，给蒋介石呈现的报告中指出，“中共之秘诀，在于以农民党员为发展组织之对象，故其组织能深入于社会里层。党之组织深入于社会里层以后，第一步先以各种方式变社会为绝对之战斗体，由此战斗体中以产生军队，发展军队，于是军队遂能与社会结为一体。”他还强调，中共“其领导之方式，在党内确系采取民主集中制，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这份令蒋介石感叹及嘉许的报告，道出了毛泽东引领中共把民众“组织起来”的关键要素——依托严格的组织纪律，深入基层，党政军融为一体。
确实，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先从党组织建设入手，各级党委、党支部，组织部、组织委员都是核心，自上而下地建立党组织，并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和规范的组织生活。然后，将组织建设延伸到各领域、各类型、各年龄。工会、农会、妇联、青年团、少先队，等等。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只要共产党的军政人员到了，就会建立基层组织，把“一盘散沙”的人拉到一起，不断地组织各种活动，渐渐地，这些零零散散的人们成了一个个团体，被组织起来了。
事实上，毛泽东一直重视组织起来，而且一直强调。为了让伙伴们一直重视组织建设工作，毛泽东经常有相关提醒。例如，1964年曾有人提出“民兵工作三落实”的顺序是“政治落实、组织落实、军事落实”，毛泽东对此表示不同意见。他专门批示，提出“组织落实”是第一项。原因就是首先要解决有没有，要能够让一群分散的人集中起来，然后才谈得上其他。如没有“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都无从谈起。如没有“召之即来”，又何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可见，毛泽东强调先把人拢在一起，然后是政治方面的精神锻造，最后才是专业的修炼。无疑，这是毛泽东做好“组织起来”这门功课的秘诀。
就这样，毛泽东通过组织起来的思想和行动，引领共产党政权彻底突破了“皇权不下乡”的千年困局，使得共产党的政治版图几乎覆盖政权所及的全部地理版图，将隐藏在民间的零散民力汇聚成强大的合力，为创造奇迹夯实了基础。
（3）以人为本，赢得上下同心
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的国共之战过程中，有一个独特的名称——解放战士。
所谓解放战士，就是刚从国军俘虏兵转变为解放军战士的新战士。多长时间内算是解放战士，没有什么具体的标准。
将俘虏兵收入自己的阵营不是共产党军队的特点，但是，从武器装备到人员都取自于敌军，“解放战士”成了部队的主要来源，而且战斗力发生惊人的变化，绝大部分“解放战士”很快从消极兵油子变成了不惧牺牲的勇士，涌现出许多著名的英烈人物，这确实是毛泽东旗帜下的特点。
典型事例发生在淮海战役期间。
媒体报道，淮海战役开始时，粟裕领导的华东野战军有36.9万人，战役期间伤亡达10.5万人（28.4%）。按照西方步兵战“崩溃点理论”，进攻部队伤亡达33%时将崩溃。粟裕麾下的部队非但没有崩溃，反而连续作战，越战越勇，越打越强，越打越多，到战役结束时，兵力竟然增至55.1万人。增加的主要是“解放战士”。
淮海决战第一阶段，黄伯韬兵团十二万人被华东野战军包围在碾庄，其中八万人当了俘虏，多半变成了共军，参加了淮海后两个阶段的作战，并取得非凡战绩。
个别济南战役期间更换身份的“解放战士”，到淮海战役结束时，仅仅三四个月，就当上了副排长。
为什么会这样？
认真细致且方法凑效的政治思想教育当然是主要原因，还有一个看似简单的现象——官兵平等，当官的不打当兵的。
一个红色阵营的人物也有类似的感悟。
半个世纪前，有位开国上将在某单位的干部会议上讲话，其中一句话感人至深。他说，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千方百计去寻找、参加毛委员领导的队伍，原因只有一个：毛委员领导的队伍，当官的不打当兵的。
官兵平等，当官的不打当兵的，本质上就是以人为本的尊重。这么简单的现象，为何如此给力？
因为，人性使然。
古人云，“兵家之道，贵在上下一心。” 还有，“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更是，“上下同欲者胜。”
可见，一个团队有没有锋利的战斗力、能不能取胜，里面的人、尤其是身份不同的人，是否同心、同欲，至关重要。而是否同心、同欲，源自内心的感受，装不出来。只有顺应人性，才能赢得人心，才能上下同心同欲。
说到人性，可以描绘的很复杂，也可以用马斯洛五级需求概念一目了然地认识。就是温饱的生理需求、安全保障的需求、认同与情义的需求、受到尊重和重视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而对人的心态和言行影响最大的，就是第三级（认同与情义）、第四级（受到尊重和重视）的需求。不夸张地说，是否有被视为自己人的认同、平等、友善、尊重、重视，决定了心态和行动。
对此，古人早就感悟。《论语》名言“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认同和尊重需求的表现。而《孙子兵法》之言“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说的就是尊重的重视的巨大力量。
《心之力》的毛泽东，一直重视人性，坚持“以大本大源为号召”来引导人心向善，因而将顺应人性的正当需求作为事业的基石，将对底层人员的认同和尊重作为治军和理政的原则。为此，在构建共产党特色军队的第一站“三湾改编”中，就推出了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官兵同灶吃饭、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繁琐的礼节、经济账本公开，等等，构成基本完整的红色军旅文化，毛泽东称之为“军队内的民主主义”。
这个“军队内的民主主义”，核心就是以平等体现对弱势的尊重。为此毛泽东有言：“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这些原则要实行有效，都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
前面的事例和毛泽东自己的论述显示，毛泽东旗帜下的军队和民众能够上下同心，并非毛泽东有什么“魔法”，只是他懂得以人为本，并认真地教导和践行以尊重弱势为基础的人性化治理，因而消除了心理上的隔阂、赢得大家发自内心的“一家人”认同感。这个认同感就是“一盘散沙”变成“一根绳索”的粘合剂，是将民众组织起来的基石。
事实上，自井冈山时期开始，只要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个人就有了组织、有了依靠，就不是、也不再愿意做一个人世间的孤魂野鬼；团队就不是乌合之众，且不易散乱。一旦因故失散了，基本上都会主动去寻找队伍、尽快归队，不会随意脱离。
这方面。毛泽东自己都受到震撼，留下深刻记忆。
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讲到了这样一件事情：湘南暴动、并井冈山会师后，部队壮大了，人也多了。但因井冈山地方太小，养不了这么多的人，生活困难。因此有些部队同志要求下山，回湖南去过年。但是，下山的一些部队突然被民团包围，毛泽东得到信息后从井冈山上带人下山去接应这些部队，并提出：分散突围，然后到一个地点集合。到了集合地一清查，只少了一个担架兵。大约两三个月后，部队回到井冈山，发现了那个担架兵。原来他是找不到集合地，只好自己回井冈山。
这一次战斗打得那么激烈，分散突围后一个不少地归队。与过去行军当中逃亡很多的现象可谓天壤之别，因此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
将以人为本的真经落地，就是这么惊人。
借用《老子》名言，“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以人为本的尊重，堪称“毛泽东化”的“毫末”、“累土”、“足下”。
（4）使命领军，铸就仁义劲旅
上海市纪念新中国成立90周年和上海市解放90周年的过程中，一个重头戏是宣传解放军攻占上海后在马路边上睡觉的事迹。据报道，1949年5月的此情此景感动了无数上海市民，让这些市民们对共产党的印象从疑虑恐惧变成了信任赞誉。当时还是年轻资本家的荣毅仁先生一早出门看到此情此景时，说了一句话，“国民党回不来了。”
为何睡在马路上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因为，他们是拥有武器、强过平民的军人，是战胜了敌人的威武之师，他们有为所欲为的实力。但是，疲惫不堪的他们、包括不少伤员，没有去叨扰市民，而是睡在露天的路边，以最大的自我约束、自我牺牲，展现了对弱势民众的尊重和关爱。
尽管“不准进民房”的命令是陈毅下达的，能够彻底执行的根源，则是这支军队是唱着“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的军歌成长壮大的。
仁义之师，威武之师！这是人们对毛泽东麾下的军队的评价，基本特征就是刚柔相济的战团。对敌人很刚强，对民众乃至放下武器的敌人则很柔和。这支军队之所以成为这样一支仁义劲旅，毛泽东倡导和督促落实“党指挥枪”的原则是根本。
因为征途上的遭遇，毛泽东高度重视军队，不断发出呼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同时，毛泽东明白“心为万力之本”，只有崇高的信仰才能激发和聚合蓬勃的力量，因此，他在危难时期将“党指挥枪”作为军队建设和运用的原则，要求“支部建在连上”，班、排建里党小组，营团设党委。这就将党由一个抽象的概念转化成战士们身边的实体，每时每刻都凝聚军心、引领前进。
不久，他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明确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这就将党的崇高使命扎根到军队的基层，作为军队的行为纲领，给军队注入了鲜明的灵魂。
当然，使命领军不能空洞，毛泽东在这方面很用心。他坚持“党指挥枪”为基石的政治建军，连以上各级设立党代表的“双首长制”模式贯穿全军，以思想教育引领军队建设，夯实了仁义加威武的基础。
他要求官兵们明白自己“人民子弟兵”的身份，他号召并要求大家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努力“为普天下受苦人求解放”。
他号召并强调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他号召大家正视不测，“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教导大家“为人民而死，死得其所！”要求大家“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为了“党指挥枪”真正落实，毛泽东给中共军队的政工干部很高的地位。很长时间不论军事政治的大事全由政委、教导员、指导员说了算，后来才有所改变，作战指挥方面由军事主官负责，其他所有军政大事都有政治主官拍板。此外，军队各级党的书记，绝大多数得由各级政工领导担任，组成上级党委的成员，也基本全由各下级单位的政工领导入选。连指导员是营党委委员，营教导员是团党委委员，团政委是师党委委员，等等。但是，连长、营长、团长则不进上级党委。
事实上，战争年代，红色军队中政工主官的权力始终比同级军事主官大，“党指挥枪”落实的很到位。也正是因为毛泽东的倡导、坚持和落实，共产党军队很快突破了“将贵智，兵贵愚”这个数千年来神州烽火中通行的治军带兵古训，锻造出有红色灵魂的非凡军队——不是炮灰，不是打手，更不是奴才，是有人格尊严并懂得为自身和劳苦大众权利奋斗的自觉战士。
而且，为了“党指挥枪”真正落实，毛泽东一直倡导让全体指战员铭记使命、明白战略意图，以便大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灵活机动地完成任务。例如，遵义会议不久，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不仅向营以上干部集中传达了遵义会议的决议，还通过发宣传单、开会等方式，向基层干部战士具体宣传。
因为坚持“党指挥枪”的使命领军，且有效落实，以崇高信仰为灵魂的共产党军队，官兵们都不仅是军人，更是心怀使命感的仁人志士，无论干什么都有高度的自觉性。对敌作战时刚强凶猛，不靠督战队督战；对普通民众时热情友善、出手相助，不需要军官发令强迫；为人处世心里有组织信仰有行为准则，不会漫无边际。而且，因为战略意图宣贯到基层，大家知道目的，能够主动发挥，并且快速进步。因此，战斗力远胜对手。
对于取得“小米加步枪战胜飞机加大炮”成就的军队，毛泽东有感言，“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
同样，对手也有类似的感悟。蒋介石败退台湾后承认：国军“这种没有灵魂的军队自然非走上失败道路不可！”
不仅如此，国外某知名智库通过对上甘岭战役等朝鲜战场上重大战役的研究，发现以“支部建在连上”为基石的“党指挥枪”，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证实，世界上的军队只要指挥员被消灭、建制被打乱，就溃不成军了。唯独中共军队不同，即使指挥员牺牲了、建制打散了，甚至军人受伤被俘了，仍能成立党组织，重新投入战斗。他们的结论是：“支部建在连上”的“党指挥枪”，是中共军队的“战略武器”。
确实，亲历者回忆，上甘岭的597.9高地一号坑道里面，有多个不同连队的战士，总共是88个人，含伤员55人，由八连连长李保成指挥，组建了“坑道党支部”。在这个临时党支部的领导下，他们坚守坑道14昼夜，歼敌1765人。最后反攻表面阵地，将布满381个弹孔的红旗重新插回了上甘岭的主峰。
如此强劲的战斗力，世上恐无双！
事实上，没有共同信仰共同使命的任何一群人组成的任何机构，都只是被动型、身体型的集体，没有真正的组织型竞争力。只有基于共同信仰共同使命的机构，才是主动型、精神型的集体，才有强大的组织型竞争力。
此外，“党指挥枪”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得军队的武力受控于政治，能够跟着政治层面的战略思路走，而不会受制于战役战术思想，不会因为武力的强弱而做出错误的行动。毕竟，武力强盛的优势不受节制地过度使用，很容易转化成毁灭国家的致命缺点。同样，武力羸弱的劣势不受激励地积极应用，则很容易激发他人的狂妄野心。
例如，二战之时的日本和中国，就是因为武装力量背离了政治层面的战略而出错，给各自的民族带来巨大的伤害。
使命领军，党指挥枪，价值无与伦比！
（5）即刻启动，迈出关键一步
中国军队“毛泽东化”的起点，不是八一南昌起义，也不是秋收起义之初，而是秋收起义之后、转战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之时搞的“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的细节早有很多书籍文章描述，无需细说。其中的核心要素，以“支部建在连上”为骨架形成了“党指挥枪”的原则，以“建立士兵委员会”为基础的“军队内部民主主义”，以及带动的“官兵平等”文化，促成了新型官兵关系。经过不断的积累、延伸、发酵，这支军队变成了一支全新的军队，既是战无不胜的威武之师，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仁义之师。这就是“三湾改编”的巨大价值。
作为“毛泽东化”的起点，“三湾改编”的价值在前面的“以人为本”、“使命领军”章节中已有相关解读，这里也无需重复。但是，毛泽东通过“三湾改编”还给后人留下一个启示，那就是即刻启动，抓好增强软实力的组织文化建设，不拖延。
看看“三湾改编”的背景。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随后因为进攻受挫严重，毛泽东否定“浏阳直攻长沙”的指示，把部队引向罗霄山脉的农村，寻求建立根据地。途中经常遭遇敌军和地主武装的偷袭，部队伤亡不少。9月29日，起义部队翻越了大山口，来到一个群山环抱、没有地方反动武装的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当时，5000多人的秋收起义部队仅剩不足1000人和48匹战马。基层士气低落，士兵逃亡现象严重，高层则是军阀习气严重，军官们没有“党指挥枪”的概念，对政治思想工作不在意，部队主官、师长余洒渡提出各种异疑，军官们多人反对，基层士兵们也麻木不仁、没有热情。
就是在这样凄惨艰难、阻力巨大的环境下，毛泽东坚持改编主张，坚持不懈地努力，耐心解释、说服、引导、教育，终于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众所周知，功到自然成。而这个功到就是积累，积累需要基础，基础就是第一步。同时，万事开头难，迈出第一步至关重要。尤其是组织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建设这类，典型的“重要但不紧急”事项，很容易一拖再拖，延误大事，直至积重难返、无力回天。很多企业就是这样，把企业文化建设当成是大公司事，等业务稳定了再说，等这段麻烦事处理完了再说，等等。
毛泽东没有在困难面前迷茫退缩，在第一时间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使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脱胎换骨。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延伸、发酵，这支军队就成了“毛泽东化”的无敌雄师。
（6）双向发力，巩固核心理念
“党指挥枪”、“政治建军”、“官兵平等”、“人民子弟兵”，这些与旧军队完全不同的理念，起步之时自上而下都很陌生。该怎样做？没有前例，没有共同的认知，党内党外、军官士兵都有迷茫、有不解、有抵触。同时，因为没有具体的规矩，文化低、素养低的官兵们旧习难改，违背核心理念的现象时有发生。
对此，毛泽东明白，要将正确的理念从字面和口号变成现实，很不容易。不过，毛泽东没有姑息、没有放弃，发现背离核心理念的问题时，有说服教育，但不停留在说服教育，更是从纪律和认知两个方面采取有力措施来纠正错误、防范走偏，不断巩固明确的核心理念。
纪律方面，就是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都知道“无规矩不能成方圆”，建立规矩很重要，而且不是那么简单。但是，共产党军队很长时间没有繁杂的制度，只强调简单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而这个简单的规矩，就是围绕核心理念一步步制定和完善的，堪称红色军队核心理念的具体化。
还在三湾时，发生红军官兵自己随意吃老乡红薯的现象，老乡对此有意见。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给部队规定了“不拿老百姓一块红薯”的纪律。后来变成“不拿工人、农民、小商人一点东西”，最后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不久，部队开到茶陵，在打土豪筹款时，发生个别官兵将没收的财物据为己有的事件。于是毛泽东又有针对性地提出“打土豪归公”的纪律。后来改为“筹款要归公”，最后确定为“一切缴获要归公”。
听指挥的纪律，属于军人的天职，也是“党指挥枪”所需要的，毛泽东自然不松懈。先是“行动听指挥”，后来改为更鲜明的“一切行动听指挥”，排序也从后面挪到了第一位。
纪律之外的几项注意，更是“人民子弟兵”理念的体现。
早期的注意规矩是六项:一、上门板;二、捆禾草;三、讲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后来逐渐增加、修改，演变成八项注意: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就这样，言简意赅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新型人民军队的行为准则，将毛泽东确定的核心理念明确化、具体化，逐渐巩固在指战员们的心里。
纪律很重要，毕竟带有强制性。要让核心理念得到巩固，还需全军上上下下有一致的清晰认知。尤其是各级军官们的思想观念，需要脱胎换骨式的转变。为此，毛泽东坚持不懈地努力，在1929年12月。在福建古田召开的红四军（朱毛红军）第九次党代会上，发布了他主持起草的共产党建军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简称《古田会议决议》）。
就是这份2万多字的《古田会议决议》，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军队建设的经验教训，从八个方面提出明确的章法——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兵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
《古田会议决议》在红色军队建设中的巨大价值，已有无数资料，此时无需多言。简单列举重心，解决了一系列的单纯军事路线思想，明确并强化了“党指挥枪”、“官兵平等”等核心理念。明确了军队“执行政治任务”的政治使命，并强调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同时，明确要求党内的思想和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强调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强调进行正确路线教育，批判了极端民主化思想和非组织观点等错误倾向。此外，专项提出了“废止肉刑”、“优待伤病员”等凝聚军心的基石，旗帜鲜明地与旧军队和旧式治军思想划清了界限。
如此这般，通过纪律和决议，“毛泽东化”的基因得以系统、鲜明、具体、透彻地注入红色军队的肌体，核心理念得到巩固，在“毛泽东化”的大道上阔步前进。很快，红色军队演绎成具有先进文明和强劲战力的综合体，成为红色事业的开拓者和守护神。
（7）持续锻造，壮大核心力量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时代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源自毛泽东于1954年9月15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
都知道，共产党建党伊始就有崇高的追求，就是奔着救国救民而成立的。但是，要成为民族复兴的核心力量、担负起沉重的责任，绝非有良好的初心即可。且看中共成立之时的一大代表，13人，一段时间后就有多种归宿。
第一种，坚持并继续，成为核心中的核心。2位——毛泽东、董必武。
第二种，坚持但已献身，成为先烈。5位——邓恩铭、李汉俊、何叔衡、陈潭秋、王烬美。
第三种，由于种种原因一度脱离了组织，但是信仰依旧在，后来重返组织、继续奋斗。1位——李达。
第四种，由于种种原因脱离了组织，放弃了信仰，成为普通国民。1位——刘仁静。
第五种，由于种种原因脱离了组织，且因生活问题投身敌营，建国后才深刻检讨和回归。1位——包惠僧。
第六种，彻底背叛了组织，成为组织乃至民族的敌人。3位——周佛海、陈公博、张国焘。
与自己一起创建共产党的同仁们都这样，后来加入的，还能指望一直稳定吗？还能指望不变初心吗？为此，毛泽东高度重视共产党自身的组织建设，并于1937年8月在《矛盾论》中提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不久的1939年10月，又在《共产党人》的发刊词一文中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尽管“党的建设”排在最后，其实是共产党“三大法宝”的首位。因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党的建设”如何，直接影响那两个法宝的威力。
身处风起云涌、变幻莫测的社会，责任重困难多，危险与诱惑无处不在，...怎么办？为了让这个核心力量不衰弱、不溃散，能够扛得住压力、挡得住诱惑，能够持续发展壮大、发出强劲的核心能量，毛泽东下了很大的功夫。
首先，明确“思想建党”。
1929年底，“古田会议”期间，面对身份背景形形色色、思想观念千姿百态的党员，在强化“党指挥枪”的同时，毛泽东就提出“党内生活政治化”。他明确要求，“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强调对党员进行充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使党员的思想政治化。同时，自江西苏区时期，毛泽东就已经放弃以开除、逮捕或刑罚来解决党内分歧的办法。他认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并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要将党的建设作为“伟大的工程”来进行，共产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并且在重要关头，通过整风运动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和党性教育。
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思想上建党的纲领，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集团的利益出发”的理念，作为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根本要求。
1957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继续强调：“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思想建党”的明确和坚持，将共产党追求崇高使命的信念从高层落到基层，使得来自各阶层的上上下下的党员成为同心同德的同志，真正“走到一起来了”。
第二，强调“党内民主”。
尽管有相同的信仰，如果得不到尊重，依然难保团结一心。为此，毛泽东正视“官大一级压死人”封建家长制文化的危害，在倡导“军队内的民主主义”的同时强调“党内生活民主化”。1938年10月，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面对相对稳定的环境和党内生活中的封建文化现象，毛泽东更是突出强调党内民主问题。他指出：“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党内民主”的强调和坚持，使得党内生活没有深深陷入“官大一级压死人”封建家长制文化之中，保护了大多数党员的崇高信仰和积极奉献的热情。
第三，组织建设核心化。
毛泽东将组织建设作为当组织的一个核心职能，每个党委都下设组织部。而且，如果三个人成立一个最小单位的组织，三个人的分工是：一个负责全面工作，相当于书记；一个负责宣传工作；一个负责组织工作。这样，以党员的吸收、审核、管理为主的组织工作，成为党组织的日常重点，使得党组织能够不断吸纳优秀的新人，同时能够及时清理变质者。
第四，组织生活常态化。
前面提到过，蒋介石败走台湾后有过对比反省，他提出的共产党八个优势的第一项是“组织严密”，这方面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确实远胜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
重视大本大源的毛泽东，深知“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习以为常之后容易麻木不仁等等人性的弱点，为了让党员们始终保持初心，且能够清醒地与时俱进，毛泽东指导党组织建立常态化的组织生活。
基本是两个模式：
一是组织生活会。这是以党支部为单位、全体党员参加的会议，一般是每季度或半年召开一次。主要作用是统一支部全体党员的思想，增强党性和组织观念，加强支部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二是民主生活会。这是一个党组织单位内的党员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每季度或半年召开一次，集体学习讨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主要目的是在领导班子内部分清是非、增进团结、克服缺点、改进工作，促进领导班子思想作风建设。
正是因为这种常态化的组织生活，才使得党员经常受到党性原则教育和警示，才能产生“组织严密”的效能。一旦放松或是形式主义，那就难以控制了。近期媒体经常报道的党政干部堕落的事例，大多数堕落者有一个共同的原因——没有组织生活，没有人提醒警告，从诚惶诚恐到肆无忌惮。
第五，组织纪律严格化。
蒋介石提出的共产党八个优势的第二项是“纪律严厉”。这方面毛泽东有独特的一套，党的纪律和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样，不复杂不啰嗦，都是围绕纲领性原则的规矩，言简意赅。
“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核心的组织纪律就这么简单明了，坚定地执行，产生了强大的组织效能。
毛泽东就是这样，正视社会文化和人性，抓住关键要素并坚持不懈，锻造和发展壮大核心力量，为成就非凡大业提供保障。
也正是因为强大的核心力量指挥和控制军队，共产党的军队有叛徒，但没有出现过成建制的叛逃，无论对方是日本人还是蒋介石。而且，张国焘、林彪这样的大人物叛逃时，身边的警卫人员都没有跟着走。
与此相对应的是，抗战期间二百多万国民党军队成建制地投靠日军，解放战争时期上百万国民党军成建制地向共产党起义或投诚。
对比一下就知道，毛泽东用心锻造核心力量的价值非凡、成就巨大。
（8）关紧私利引擎，消除涣散基因
组织起来的民众具有“状态型优势”，能够汇聚成强大的竞争力和创造力，一盘散沙的民众则一事难成。此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但是，尽管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基因是“和为贵”，形形色色的人要“和”在一起却不容易，需要人们都有良好的心性素养，此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可见，要在社群形成组织起来的“状态型优势”，需要在民众心里注入“和”的“君子心”、排除“不和”的“小人心”。
所谓“君子”、“小人”，没有标准，有形象的描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即公义之心多一些的就是君子，私利之心多一些的就是小人。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几句看似无关的名言警句联系在一起，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要形成组织起来的“状态型优势”，需要弱化各阶层人员的私利欲望，使人们少一些“小人心”、多一些“君子心”。
重视“大本大源”的毛泽东对此很清醒，在战争时期与和平建设时期都有切实的措施，将“小人心”控制在很弱的程度，将负作用最大的人性弱点对组织起来的障碍降到很低。
对此，老对手蒋介石有感悟。
前面提到过，蒋介石败走台湾后有反省对比，他认为共产党因为八个“软”优势取胜：一是组织严密，二是纪律严厉，三是精神紧张，四是手段彻底，五是军政公开，六是办事调查，七是主义第一，八是干部不准有私产。而且，最后一项“干部不准有私产”，蒋介石认为最重要。
蒋介石有这样的感悟，当然有原因。作为一个长期掌管军政大权的元首型人物，他对抗战胜利后接受大员们“五子登科”的现象及随后的快速崩溃印象深刻。他知道，他旗下的要员们、将军们，就是因为私产而不顾“党国”利益，人心涣散，方方面面都无法形成合力，很快被共产党打败。因此，蒋介石认为干部有没有私产对成败的影响巨大，共产党“干部不准有私产”是最重要的优势。
且不说蒋介石的感悟是否透彻，至少他将“干部不准有私产”视为共产党的一大优势，没有错。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人性中难以泯灭的“自我”意识容易引发无限度的自私与贪婪，“利”对心态和言行的驱使力量远大于 “义”。同时，人类社会的利益既通用又有限，人们很容易为利益而争夺，利益就成了社会矛盾的根源，此所谓“钱为万恶之源”。如果有权力的干部群体陷入高烈度的私利争夺，大家都是“小人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更难以“合”，自然无法组织起来。不仅如此，整个社会也无法弘扬崇高的理想和为社会公义而奋斗的精神，道德败坏将成为普遍现象。
正是因为私产对“和”与“合”的破坏力巨大，重视将“一盘散沙”组织起来的毛泽东下了很大功夫，党政军，自上而下各级有权之人，皆无称得上资产的私产，生产资料、矿产、物产、金融产品，等等，一概与个人权力无关。
战争时期，供给制，官兵基本相同，或有所差别，但差距很小，都在大家接受的范围内。和平建设时期，则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待遇的差别既有适当控制、并且公开透明，无法营私舞弊。同时，房屋、汽车之类价值大的物品也没有私人属性，相关机构单位分配安排。还有，那个时代不倡导休闲娱乐，有的都是花钱很少、集体型的红色文娱活动，几乎没有享受腐败的环境。
一句话，没地方捞分外钱财，有钱也没什么地方腐败。这就把私利欲望的“动力引擎”基本关闭了，“小人心”没有什么力量了。
正是因为这些措施，毛泽东时代居民家庭收入差异很小、很稳定，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几乎为零，人心涣散的基因荡然无存。因此，全社会自上而下的“小人心”得到有效遏制，“君子心”得到有效保护，个人之间、群体之间源于私利的隔阂、猜疑、分裂、抵触、仇视、冲突、争斗现象很少发生、烈度很小。这就使得正义、道义高于私利的家国型价值观得以重塑，国与家的关系从对立关系演变成统一关系，和谐、合作成为全社会的主流文化。即使是十分困难的时期，人们也依旧把心思主要放在承载责任的“义”上面，人心涣散的现象也很少出现。
这一切，为“组织起来”垫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9）民主集中机制，决策科学及时
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一个组织机构内部裂变衰败的主要源头是决策治理人物，因为权力与影响力成正比，且“上梁不正下梁歪”。
决策治理人物导致裂变衰败，主要是这两个原因：
一是独木难支。即只有一个“老板”型的人物，无法形成团队的力量，容易因领导者个人素质上的重要漏洞短板引发重大的错误，导致组织失效或溃散。
二是杂乱无章。虽有几个人构成的领导班子、但最高领导或是一意孤行的独裁方式，或是任由大家争论不休而无力定夺，导致组织失效或溃散。
可见，大大小小的群体组织机构要避免衰败，需要遵循“一个篱笆三个桩”的道、借力“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术，搭建一个决策治理的领导班子，并遵循科学的议事理事章法。
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以“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为抓手，不断号召督促，引领中共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类机构强化决策治理体制，防范内部裂变衰败。
在集体领导方面，毛泽东重视并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反对苏联的“一长制”。1953年8月，他强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 1953年12月，他又强调，“集体领导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党组织的最高准则，它能防止分散主义，它能防止党内个人野心家的活动，因此必须特别强调和认真实行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制度，而决不可以不适当地过分地去强调任何个人的英雄作用。”
在关于党委工作方面，他强调，“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
在民主集中制方面，毛泽东提出，“民主集中制”是保证党的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一项重要机制。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重申并归纳了“四个服从”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为民主集中制的落实垫定了基石。
纪律之外还有章法。为发挥好民主集中制的效能。毛泽东在《关于健全党委制》中强调，所有重要问题都必须提交党委会，发扬民主讨论研究，集思广益，形成决定，然后执行。强调各级党委“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
为强化民主集中制，他还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提出，“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当然，他不仅强调和指导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同时亲力亲为，以身作则。
史料记载，自从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五人书记处”书记后，毛泽东很长时间与他们一起商议和决策。后来，各项重大决策也是与中央政治局常委及相关人员一起商议决定的。例如，建国前夕，政协会议上选择确定国旗、国歌的过程中，毛泽东都是抛开自己的偏好，尊重他人提出的、有说服力的意见建议。
而且，为了将民主集中制完整地落实，毛泽东注意避免自己的观念态度影响他人。会议上需要明确观念的，他总是等其他人表态后再最后表态；需要在文件上定夺的，他也是等其他人圈阅表明意见后再最后圈阅自己的意见。
就这样，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使得各级组织的领导都有“一个好汉三个帮”的效应，各机构的副手、委员、参谋长等非一把手的干部，乃至非决策层的普通干部，都能感受到认同和尊重，班子成员易于同心同德、不易离心离德。
事实上，同是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比起西方议会式民主要优越很多。民主集中制的前提是认真吸取基层意见，决策层集体商议，最后少数服从多数拍板，决策一旦形成，就变成组织机构的统一意志，雷厉风行地执行。而西方议会式民主，几乎就是拖沓无休止的辩论。看似热热闹闹，实际上是效率低下、议而不决，只会“刹车”，不会启动。
此外，民主集中制的集体领导，对软实力构建的价值不停留在高层。毕竟这种体制既有集思广益又有快速决断，成功率高，对上上下下的士气都有激励。自然，整体的软实力会水涨船高、越来越强。
（10）强调关键作风，强化实干效能
播种一种行为，收获一种习惯；播种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种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
上面这句广为流传的励志名言，道出了行为风范对人生命运的决定性价值。而行为风范的另一个名称，就是作风。
确实，无论什么人，行为风范决定为人处世的状态，决定事业成就和人生成败。所以，古人留下警示“做事先做人”。
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政体系的干部，担负着救民族于危难、振兴民族大业之重任，若无优秀的组织作风，自然无力担当起此番重任。毛泽东对此十分清醒，高度重视。他明白，在硬件环境资源和实力远逊于对手、面临诸多现实困难的情况下，共产党要战胜对手赢得成功，必须脚踏实地做好各项该做的工作，而且要不断进步。为此，他不断提醒和强调务实不务虚，反对盲目行事，批评形式主义。并抓住关键要素，于1945年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概括提出共产党人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
理论联系实际，核心是将普遍原理与客观现实相结合，务实不务虚，重实效不重教条，是务实型的作风，其价值主要体现在科学可行。
密切联系群众，核心是遵循为平民百姓服务的使命，工作不偏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是使命型的作风。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不偏离使命初心，同时赢得最丰厚的资源。
批评和自我批评，核心是突破虚荣心的制约、不断提高个体的工作能力和整体的工作效能，是进步型的作风。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保持责任心、消除抱团前进的主要障碍。
背离现实做不成事，需要务实型的作风——理论联系实际；背离群众做不了好事，需要使命型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整体水平能力徘徊不前成不了大事，需要进步型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的价值由此可见，这也是毛泽东把“三大作风”作为共产党的核心文化元素、突出强调的原因。
为倡导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将“实事求是”的大旗高高举起，不断强调反对本本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形式主义。他提醒，“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为倡导密切联系群众，毛泽东高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旗。他提醒，“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他强调，“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他告诫，“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
为倡导同志之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高举“民主”的旗帜，将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提升党员干部的道德水平和素养、提高党的凝聚力与战斗力的必要措施。他提醒，“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为提升效果，他重点提醒，“党内批评要抓大的方面，要抓主要矛盾，决不能停留在一些无关痛痒的细枝末节上，否则就会出现本末倒置、轻重不分的奇怪现象，这不仅不能对党的事业带来半点好处，对个人性格的养成也会造成负面影响。” 他特别强调，“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
就这样，毛泽东坚持倡导和强调起关键作用的“三大作风”，引导和督促各级干部脚踏实地、不忘初心、不断提升素质技能，使得党政军体系的实干效能不断强化和提升。
（11）承担导师责任，传道授业解惑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被宣传为“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泽东对这种高调宣传很反感，对身边的人说，只愿意剩下“Teacher”这个词，其他的统统去掉。
确实，“教师”或“导师”是毛泽东的一个自我身份定位，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职业性教育就是在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也在长沙的一个小学当过教师。到了1921年，毛泽东填写《少年中国学会终身志业调查表》时,在“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栏填写的是“教育事业”，在“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栏填写的是“教育学”。
后来虽然离开校园、走上大舞台，毛泽东一直不忘“传道授业解惑”的师道，农民运动讲习所、抗大、各种会议场所，乃至田间、街头，都是他的讲台，各界人士、各类主题，他都不懈地谆谆教诲，可谓全天候、全方位的导师，是一个罕见的集领袖与导师为一身的“君师合一”型人物。
当然，深知“大本大源”效能的毛泽东。尤其重视思想观念的“传道授业解惑”。一旦有机会登台讲话，总是贴合场所、主题认真地准备，然后给大家一番丰厚的教导。偶然遇到的问题，如果他感觉很重要，就会立刻进行教导，不会漠视不会拖延。
毛泽东有准备的“传道授业解惑”，案例很多，最典型的莫过于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
一、《为人民服务》
此文源自毛泽东于1944年9月8日在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追悼会上所作的演讲。 在纪念这位普通战士的追悼会上，毛泽东发出一系列充满崇高使命的号召，给全党全军乃至普通民众极大的激励。尤其是整理成文的标题“为人民服务”，以及后来延伸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仅成为共产党的核心理念，还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崇高信仰，引领和激励中华民族的文明升华。
经典名句如下：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
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二、《纪念白求恩》
这是毛泽东在1939年12月21日为纪念来华的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大夫的悼念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以白求恩的事迹为依托，具体且鲜明地赞扬了白求恩的多项精神，号召全党向白求恩学习。
其中留下了许多内涵丰富的段句，感动和激励了无数中国人。经典名句如下：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对技术精益求精。
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三、《愚公移山》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的闭幕词。在这个闭幕词上，毛泽东以“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为素材，号召和激励党政军民蔑视一切强敌和困难，勇敢并坚持不懈地奋斗，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由于毛泽东的号召和激励，“愚公移山”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坚韧不拔、不懈奋斗精神的典型用语和口号。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于1957年提出的“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又成了鼓舞全国人民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动员口号，是无数人间奇迹背后的精神支柱。
经典名句如下：
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
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除了“老三篇”，著作等身的毛泽东还留下许多“传道受业解惑”的名篇。哲学方面的代表作有《实践论》、《矛盾论》，政治方面的代表作有《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军事方面的代表作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文化方面的代表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组织建设方面的代表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反对自由主义》，国家治理方面的代表作有《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等。毛泽东的这些传世之作分别从不同方面起到了“传道受业解惑”的作用。
除了有准备的、大篇章的教导，毛泽东即刻开展的“传道受业解惑”，更是随处可见。一次在抗大讲课时对学员怨气的回答，是一个典型事例。
当时，因为现实的困难，抗大学员们大量时间用在与学习无关的艰苦劳动中，不少从国统区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还不够成熟，抱怨说“什么军政大学，干脆叫劳动大学”。毛泽东听到这个抱怨后，明白背后的隐患，没有漠视，也没有简单地批评，而是利用上课的机会“传道受业解惑”。
他先不谈抗大学员的劳动，而是从劳动创造人，创造了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基本原理讲起，然后重点讲述了作为革命者参加劳动锻炼的意义。看到学员们认同了，他就转到现实环境，从青年的抗日热情、抗大规模与学员数量、教学质量、经费资源等方面谈过来，明确指出，要适应现状、办好抗大，解决大家的吃、穿、用、烧，大量的服务性工作，不能削弱前线的力量来弥补后方的力量，只有靠大家一起艰苦奋斗。
毛泽东这么一席系统的现场教导，立刻从思想观念这个源头上消除了青年学员们的怨气。他们纷纷表示，愿意继续在抗大学习和劳动，努力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
毛泽东就是这样承担导师责任、做一个思想启蒙者，为身边的人传道授业解惑，这也是他领导的队伍普遍“毛泽东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12）弘扬理想主义，激活仁心义志
革命理想高于天！——来自《长征组歌》之 “过雪山草地”中的一句歌词，堪称中共组织文化和毛时代中国社会文化的一个鲜明特征。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一个利益集团，而是一个传承崇高信仰和担当民族重任的使命集团。而且，毛泽东无论在党内担当什么职务，始终依托崇高信仰大力弘扬理想主义情操，并因此激发了全党、全军、全民族的仁心义志，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各阶层，惊天动地的人物、事迹、现象层出不穷。
毛泽东大力弘扬追求崇高信仰的理想主义，可圈可点的事例很多。且看：
在给中共早期领导人罗章龙的一封信中，毛泽东明确表示自己不赞同“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点滴改良，突出强调“主义”的极端重要性。他提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道趋赴。”
在三湾改编之后和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明确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愿意吃苦闹革命的留下；吃不了苦的、为混口饭吃及养家糊口的，发路费给你走人。
毛泽东经常在抗大讲课，在课堂上他多次强调抗大学员要下一个“十分坚决彻底”的决心：“我们第一个决心是要牺牲升官，第二是牺牲发财，第三更要下一个牺牲自己生命的最后的决心。”
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提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追到张思德的《为人民服务》中提出，“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强调，“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1959年6月，毛泽东在诗词《七律.到韶山》中感慨，“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还有很多诸如“为普天下受苦人求解放”的号召，充满崇高信仰的理想情操。
正是因为毛泽东大力弘扬理想主义，激活了各路精英和平凡民众内心中蕴藏的大仁大义之心，无数人心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志，以不屈的信念投身到共产党领导的摧毁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事业中。尽管这个事业充满艰辛和风险，温饱难以保障，奔波难以停息，且随时可能身陷囹圄甚至牺牲生命，他们义无反顾，并为之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这些人中，有的原本是军政大员或专业精英，可以安享荣华富贵，却在红色事业艰难起步之时带着全部的家当投入，如贺龙、叶挺、傅连暲，等等。
有的是富家子弟，本可以借助长辈的资源、轻松潇洒地当成功人士、过富足的小日子，如井冈山时期的张子清、肖国华、蔡会文，还有国民党要员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等等。
有的本是青年才俊，可以选择正规的“党国”仕途，轻松自在地混日子；或已在官场打拼多年、拥有了令人羡慕的身份地位，却冒着杀头的风险当共产党的地下党，为红色事业全力奋斗。如多次挽救党中央的熊向晖、在台湾牺牲的吴石将军、白崇禧的秘书谢和赓、傅作义的秘书阎又文，等等。
有的原本是蒋介石欣赏且看重的干才，有资历、有能力、有机会，只要跟着蒋介石就有高官厚禄，却离开蒋介石选择共产党，走上艰辛且危险的道路。如在战场上救过蒋介石命的黄埔一期生陈赓。
许多被捕的共产党人，只要简单退缩一下即可活下来，却在严刑逼供面前坚忍不拔、在高官厚禄面前毫不动摇，义无反顾地走上刑场，如瞿秋白、方志敏、江竹筠，刑场上办婚礼的周文雍、陈铁军，还有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
再看，“两弹一星”工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专家们，大多数是新中国建国伊始抛弃在欧美的安详富足生活和设备先进的事业平台，投身到一穷二白的祖国，从事艰难困苦且隐姓埋名的工作。如钱学森、钱三强、王大珩、郭永怀、程开甲、华罗庚、曾昭抡、朱光亚、孙本旺、唐敖庆、黄昆，等等。事实上，23位被共和国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专家中，有21位有过欧美留学的经历。而且，他们中的20位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还有，“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句曾经风行大地的口号，与“人往高处走”的世俗风尚完全相反，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真实且普遍地存在。在那个时代，不仅有常态化的上山下乡，而且每当城市机构组织人员支援农村、支援边疆的时候，单位领导从不用担心人员不够，为难的是报名的人太多不好选择。
这一切，都是理想主义情操的体现。
基于崇高信仰的理想主义，价值就是这么巨大。正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言，“这个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心灵感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上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以贯之地弘扬崇高使命至上的理想主义，引领军民激活了潜藏在内心深处的仁心义志、突破了低等动物型的人性劣根，引领上上下下形成了义薄云天的崇高信念，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强大力量。
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13）弘扬集体主义，引领众志成城
“学习雷锋好榜样，放到哪里哪里亮，愿做革命的螺丝钉，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 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中的一段歌词，彰显集体主义在那个时代的光芒。
集体主义，那是毛泽东大力弘扬的一种精神，也是他领导的组织机构和社会环境中的普遍现象，并产生巨大的效应。价值如何？最经典的评价莫过于本篇篇头的那句话——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事实上，毛泽东引以为豪的、国内外敌人恐惧的“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齐心协力是主要特征。而齐心协力的两大基石，一是共同的信仰，二是集体主义精神。为了实现他早年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中倡导的“民众的大联合”、聚合民心民力去改造世界，毛泽东在弘扬理想主义的同时，注重培育集体主义精神情操。
且看：
1945年5月31日，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文中，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而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
1939年12月21日，在《纪念白求恩》中，毛泽东提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理念，强调“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国际主义的精神，共产主义的精神）”，号召大家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1944年9月8日，在《为人民服务》中，毛泽东开篇就指出：“我们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同时教导大家，“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督促大家，“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报告时，毛泽东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夺取全国政权后，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再次升华，指出“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此外，在1960年初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公私兼顾”，教导大家“先公后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
就这样，在毛泽东和伙伴们的坚持努力下，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的集体主义精神情操，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具体要素，成了中共最高的政治原则和最重要的政治行为。因此引领国人突破了民族文化重大弱点——短期个人利益为中心的小农意识，使得中华民族从一盘散沙变成组织性最强的民族，各领域各项目的协作呈现出 “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的非凡效果，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能。
战争时期，各战区、各路兵马、各个部队，一声令下即上战场，不惧牺牲、不计自身利益，为其他部队做辅助打配合，为全盘布局做棋子。
建设时期，各部门、各地方、各阶层，一声令下就全力以赴，不计利益、不算得失、不怨辛劳，为看似毫不相干的人和事做服务做贡献。
无数事例证明，基础条件匮乏的中国，能够高效率地完成高科技高难度的“两弹一星”这类巨大工程，“大公无私”基础上“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的大协作功不可没。
首先，技术上彻底地破除了私有观念。不管是什么样的研究机构，无论是花了多少心血得出的最新成果，只要持一纸介绍信，且符合保密的规定，所有最新成果都会无条件地呈现，没有一丝一毫的保留。这就使得有限的技术力量和经费能够空前地节约和有效地利用，避免了许多的浪费和拖延。
同时，毫无条件的全力配合。例如，在卫星项目过程中遇到一个难题，需要四个完全一样的小弹簧。项目单位反映到主管的聂荣臻元帅那里，希望请工业力量比较强的上海帮助解决。聂荣臻给相关领导写了个小纸条，该领导给在上海的主管领导打了个电话，主管领导连夜召集上海几十个单位的老工人技师开会，一个校办工厂的老工人说他能够实现，回去之后连夜就把符合要求的弹簧做出来了，合计不到24小时。在这样的过程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讲条件讲价钱，所以几乎没有耗费什么谈判时间和交易费用。
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军民团结如一人！就是这么神奇。
（14）弘扬英雄主义，强化血性斗志
著名作家郁达夫在纪念鲁迅的大会上说过，“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
确实，在“弱肉强食”为核心的“森林法则”主导国际关系的大环境中，在人类面对许多艰难困苦的大环境中，一个民族有没有英雄、对英雄的态度如何，决定了这个民族的生存状态和未来。
然而，由于长期的封建社会环境，以及一统天下的儒家文化过度强调“和”，我们这个民族缺乏英雄主义的文化元素，普通人乃至军人，血性不足、斗志懦弱，不敢面对强大的敌人和困难。无疑，这种懦弱的文化是对抗强敌、攻坚克难的一大短板。
然而，这又是红色事业的刚需。战争时期，要面对实力远胜自己的对手并战胜它们，需要战场上的英雄。建设时期，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快速修复家园、实现工业化、步入现代化，需要各行各业的英雄。而且，不能少，要一大批，且层出不穷，才能在逆境中活下来、立起来、向前进。
毛泽东对此很清醒，很重视。在大力弘扬集体主义、批评以突出个人为主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同时，大力弘扬与集体主义交织在一起的英雄主义。
且看：
1935年，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在陕北召开了瓦窑堡会议。毛泽东大声呼唤，“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1939年9月16日，面对制造摩擦内耗的国民党军，毛泽东宣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945年4月24日，在中共七大上所作《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号召，“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同时宣示，“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随后不久，在中共七大的闭幕词中，毛泽东号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1946年8月6日，在延安杨家岭接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谈到气势汹汹的敌人，毛泽东放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1959年6月底，毛泽东回到阔别三十多年的家乡，赋诗一首七律《到韶山》，在诗中感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1963年2月19日，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将军汇报中印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情况时提到“我们的战士靠的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毛泽东当即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到了1969年4月，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的讲话中专门说到：“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当然，倡导英雄主义，不局限于号召，要需要实际行动。从红军时期开始，毛泽东就以多种实际行动引领大家崇敬各类英雄烈士。
例如，1949年9月30日。开国大典前日，毛泽东亲自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奠基仪式，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书写“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题词、起草碑文，并在奠基典礼上亲自朗读了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还有，经常倡导和出席为英烈举办的追悼会，书写挽联、致悼词。如在白求恩的追悼会上发表《纪念白求恩》讲话，题写挽联“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在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讲话，题写挽联“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出席彭雪枫追悼大会并题写挽词，“学习雪枫同志的英勇精神”；等等。
除了为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词，毛泽东还为一些烈士群体或个人的纪念场所题词。例如，为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题字“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为刘胡兰烈士陵园重写的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为罗哲烈士题写墓碑“罗哲烈士之墓”，为方志敏烈士题写“方志敏烈士之墓”。
积极公开纪念、号召学习之外，毛泽东还很注意对烈士家属的抚恤，对主管机构多次提出具体的指导和督促。而且，自己私人出资，资助李淑一等烈士家属。
对活生生的英雄，毛泽东同样有切实的行动。
例如，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有人主张要把擅自开枪反击苏军的孙玉国抓起来。毛泽东不仅拒绝惩罚，还下令把孙玉国由一个营级干部直接提拔为大军区副司令。
就这样，毛泽东大力弘扬英雄主义，突破了“和为贵”造成的柔性过盛、血性稀缺的民族文化重大弱点，唤醒了中华民族的全民尚武和铁血精神。使得中华民族成为充满血性和斗志的民族，彰显出强大的战斗精神。毛泽东的旗帜下，各个时期、各类场景，各色人物，无数凡俗儿女变成了英雄豪杰。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黄继光，杨子荣，杨根思，刘胡兰，吴运铎，焦裕禄，王进喜，钱学森，等等，前赴后继地展现出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
都知道“少年强则中国强”，但是，如果没有洋溢着英雄主义的社会文化，“少年强”只能是幻想，又何来“中国强”呢？
（15）弘扬自强精神，升华奋斗信心
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缺乏自信都难以在人世间安身立命。想要战胜对手、跨越障碍、快速前进，成就一番大业，更需充分的自信心。
然而，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和生产机器打开大清国的国门之后，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受到极大的打击，大多数人在列强面前只剩卑躬屈膝的奴性，在西方的先进科技和工业面前只剩诚惶诚恐的膜拜。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依靠穷人起家的共产党要领导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追赶上百年的落差，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民面临巨大的挑战。
毛泽东对此十分清醒，他承认，中国“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同时他批评，“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他深知，中共是一个大党、中国是一个大国，没有“小鸟依人”的出路，必须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强起来，才能摆脱被动、赢得与列强平等对话的资格。因此，毛泽东在坚持政治、军事、外交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大力弘扬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为核心的自强精神，引领民众在西方领先的领域摒弃自卑和畏缩心态，树立 “我本一流”的自信心。
为了振奋民族的信心，毛泽东一贯强调，“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要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叫做自力更生。”他提醒和督促党政干部，“我们一定要有自己奋斗到底的决心，要信任和依靠本国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其实，早在1935年红军长征抵达陕北不久，毛泽东就激情豪迈地鼓励全国人民，“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同时，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明确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这一纲领性的原则。
而且，面对西方列强封锁的威胁，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里放言，“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他提醒：“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后来，1958年6月17日，毛泽东在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所做的批示中再次强调，“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和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主义，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为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毛泽东争取的援助都是工业化的产业基础，如苏联援建的156个大项目，都是大规模、高难度的工业化基础项目，而不是生活型轻工业。
为了恪守“独立自主”的原则，当苏联政府提出租用海南岛土地开橡胶园的意愿时，毛泽东回答，“我们聘请苏联专家，种好后卖给你们。”当苏联政府提出中国多卖水果、由苏联加工水果罐头时，毛泽东回答，“把设备卖给我们，我们用水果罐头抵债。”当苏联领导赫鲁晓夫提出要在中国搞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时，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拒绝。
为了给增强挑战高科技大项目的信心，毛泽东亲力亲为，号召和启动“两弹一星”和核潜艇等工程，建言和批复在上海研制生产大型商用飞机。
为了给奋斗在独立自主一线的人们鼓劲，毛泽东经常出面鼓励。1956年1月10日，他到江南造船厂，视察正在建造的6603中型鱼雷潜艇。1958年5月，由“一汽”试制的我国第一辆“东风”牌71型小轿车进京展示，毛泽东在中南海试坐后高兴地说：“坐上我们自己的小汽车了！”
......
毛泽东就是这样，用自己的言行不断鼓励自立自强，引领华夏儿女抛弃“低人一等”的自卑和“崇洋媚外”的奴性，敢于闯入完全陌生的领域，快速实现零的突破，快速向先进水平靠拢。
也正是因为全民族的自信、自尊、自豪得到树立和修复，且各行各业的成就都促进了全国人民的自信自豪自尊，使得中国进入了“成就与精神互为促进”的良性循环，“敢想敢干敢创造”成为常态型社会风尚，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策得以高效能地落实，中国才能通过二十多年的努力走完西方国家一百多年的工业化道路，有了门类齐全且配套的完整工业体系和科研体系，多数重要领域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对于毛泽东强调和推动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国策，外界也有诸多赞誉。例如，日本NHK电视台介绍毛泽东的纪录片的结束语：“在中国越来越依赖外国的今天，或许不难理解，中国人对毛泽东的敬仰之情。中国人从那段自力更生的历史中获得了自信、力量，继续建设自己的国家，这就是毛泽东精神之所以不死的原因。”
附：毛泽东弘扬精神情操小结
为了对毛泽东的大业之道有具体的描述，将毛泽东弘扬的精神情操分成了理想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自强不息的精神几个主题。其实，这些精神情操没有明显的界限，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种解读，也是互为交融互为促进的一个整体。
在毛泽东的引领下，中共及其领导的机构和社会，充满积极崇高的精神文化氛围，快速破解了积压数千年之久的民族文化短板难题。
对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文化，以下描述有代表性：
从萎靡变成昂扬，从低俗变成高尚，从孤独变成携手，从麻木变成敏锐，从懦弱变成勇敢，从脆弱变成坚强。
民众的自信心、自我认同心很高，感到工作有价值、生活有意义，幸福指数高，奋斗热情高。同时，中国的自杀率、精神病率、社会犯罪率，创全球最低。
中国人彻底摆脱了卑贱与卑劣，实现了精神重生！
使得中华民族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精气神，全民族全社会充满昂扬的正气和不懈的斗志。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难险阻，战天斗地成了常态。
在非凡的精气神基础上，政治、军事、科研、工业、农业等领域，创造出无数震惊世界的奇迹，给外界和对手强力的震慑。
涌现出一系列代表性的精神符号——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红旗渠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三线精神，北大荒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
那是一个六亿人民皆尧舜的时代，那是一个在物质贫乏的条件下苦干之余依然追求高尚精神境界的时代，那是一个多数人为了民族和国家的未来牺牲自我的时代。
全中国人集体做出牺牲，逆转了中国社会的坠落轨迹，走上了追赶人类工业文明的进步之路。
一位西方学者曾感慨的说：“毛泽东的中国象一个人，道德、信念一致，不知道贫穷劳累，也不知道这个国家有多强大，每天都感觉在为这个国家做贡献，又感到满足，空气都属于他们。”
......
事实上，因为毛泽东大力弘扬这些崇高的精神情操，民众不仅从身体上组织起来了，更从精神上组织起来了。因此才使得这个被列强踩在脚下很久的民族重新站立起来了，并迸发出非凡的活力，彻底摆脱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咒语。
诚然，毛泽东旗帜下的这些浩然正气，并非完全由他创造出来的。“吾善养浩然之气”的先哲孟子有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可见，大多数普通人的内心都有基本的正气，只要有适当的环境、受到适当的引导和激发，就会被激活和升华，演绎并释放出非凡的浩然正气。
当然，这很不容易。
正如古人之言，“欲得其中，必求其上；欲得其上，必求上上。”同时，“求其上者得其中，求其中者得其下，求其下者无所得。”这些都是人心人性的本源之道，毛泽东很明白，因此懂得该如何让红色战团充满浩然正气。他不仅坚持不懈地努力，还经常借鉴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精华，如“夙夜在公”，“国而忘家、公而忘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忠报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等，将其吸纳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红色文化之中，以至高的精神境界为标准，将全民族的精气神激发到无与伦比的境界。
还需明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想主要、集体主义、英雄主义、自强不息的精神等等崇高且朴实的情操，只有在“天下为公”的社会环境里才能真正得到普遍性的弘扬和落地。离开了必要的社会环境，一切大仁大义的情操都只能是空想、空文，或是特殊时期的个案，难以变成常态化的普遍现象。
（16）高调现身说法，驱散污秽阴云
电视剧《毛泽东》中有一段剧情：1945年8月底，应蒋介石三封电报的邀请，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飞抵重庆开展国共谈判。就在蒋介石安排的欢迎宴会上，中央社记者发出带有攻击性的刁难问题。
中央社记者：“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抗战时期，贵党所属之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不打日寇，却专门制造摩擦，扰乱正面抗日战场，这些事实有目共睹，则抗战之胜利，何来共工？”全场气氛为之一僵。毛泽东反而笑了：“不着急，你的第二个问题呢，一起问完吧。”中央社记者：“我第二个问题是，贵党抗战不出力，当此胜利之际，却违反中央军令，大肆争抢受降，意图扩大割据，这算不算是窃取中央政府血战八年得来的胜利果实？”
毛泽东微笑着道：“这位记者朋友，我也请教你两个问题好吗？你说共产党争夺胜利成果，证据何在？”记者：“华北、华中那么多日占区都落到你们手里了，这还不是证据吗？”毛泽东：“好，那我再请教第二个问题，这么多日占区，为什么中央政府的部队没去接收，却被我们先接收到了呢？”记者：“这……你们挨得近嘛，所以趁机占便宜。”毛泽东：“我们挨得近，这句话说对了。你刚才说，八路军、新四军不抗日，现在又说我们离日寇更近，按照常理，不抗日的军队，应该离敌人越远越好，为什么政府的主力远在西南、西北，而你口中不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却都出现在敌人眼前呢，这，岂不是自相矛盾？”
这是电视剧的剧情，也许是编剧“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产物，未必真实。不过，毛泽东确实很重视团队的形象，有条件就现身说法，用自己的言行驱散对方泼洒在共产党人身上的污秽和阴云，树立和巩固共产党人的积极形象，进而感召民众，增强活力。
例如，抗战时期，无数热血青年知识分子离开相对安稳富裕的大后方城市、奔赴更艰苦更危险的延安，大多数人是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的影响。这是西方记者第一次全面描述中国共产党和红色武装的书籍，其中大量文字细致地描述了中共党政军的著名人物，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为了澄清谣言、还原鲜活的中共领导人形象，毛泽东坦诚地面对这个外来的记者，先后与斯诺畅谈了十几次，将自己的出身、童年经历、青年时的困惑与闯荡、投身革命的过程娓娓道来。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以“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为章节记录了这次口述。无疑，这是《红星照耀中国》中最具吸引力的章节，也是国统区无数热血青年奔赴延安的核心动力。
不久，193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延安会见了中央社记者刘尊棋、《扫荡报》记者耿坚白和《新民报》记者张西洛，就抗日战争及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阐述了共产党的主张。
这次会见三家来自国统区的记者，毛泽东也是很重视。接到采访申请后立刻安排，第二天即会见，接受采访。在这次会见过程中，毛泽东明确提出尽快召开国民大会、实行民主政治的主张，斥责了一些反共分子要取消“边区”的胡言乱语。
在会见中，毛泽东对国统区的记者们强调“共同抗日的党派就是友党，不是‘异党’。” 要求取消反共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就帮助民众削弱国民党媒体的错误影响，强化了“统一战线”的影响。
在会见中，毛泽东第一次对外公开提出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政治原则，同时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对不断制造摩擦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严正警告，震动很大。
最后，毛泽东提出了三大政治口号，“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期的基本口号，也是对国民党的明确要求，在全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帮助许多人清醒地认识到国内政治局势中存在的严重危机，并建立是非的标准。
这次采访之后，海内外多家媒体发表报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同《红星照耀中国》一样，消除了许多泼在共产党形象上的“青面獠牙、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唯利是图”、“封建割据、游而不击、没有文化、不讲道德、不遵章法”之类的污秽。
毛泽东就是这样，适当的时候高调现身说法，用自己的言行举止让社会各界人士对共产党人有正确的认识。尽管前面那个电视剧中的剧情可能是虚构的，但是，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确实做了很多宣传公关工作。
虽然国共双方代表的谈判举步维艰，但毛泽东在谈判桌外的社交活动却异常丰富。在重庆的43天中，他拜访和会见各界民主人士、拜访和会见国民党各派政要、参加国际活动、出席各种联欢会与宴会、接受各国记者采访，等等，以自己的睿智与气度，使国民党宣传中“青面獠牙”、“没有文化”的“赤匪”、“土共”形象一扫而光。
在自己还未掌握社会舆论话语权时，身为最高领导，亲自现身说法，很有必要，也很有价值。
（17）高调精神激励，呵护高尚情操
一个令人感慨的故事：
邓稼先是我国“两弹”元勋，长期奋斗在原子弹氢弹研发一线，并因核辐射而身患癌症、英年早逝。
1985年，老同学杨振宁在北京看望病中的邓稼先，聊起了家常。杨振宁问邓稼先，作为核武器研制功臣，国家给了他多少奖金？因为这不属于保密信息，邓稼先竖起2根手指坦言相告，“奖金20元，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
杨振宁十分吃惊，难以理解。但邓稼先所言属实，没有隐瞒。当时国家对科学工的奖励是依据国务院1955年颁布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的暂行条例》，条例规定，一等奖奖金为1万元人民币。原子弹和氢弹爆炸科研团队被评上一等奖。但当时政府只给他们颁发了证书，没有奖金，直到1985年才补发奖金。而且，参与者都有功劳，都应该发到。因为邓稼先所在的单位人太多，1万元无法分配，单位垫上了不少钱，才按10元、5元、3元三个标准发到每个人手中。
虽然1985年的10元还算是钱，但是比起邓稼先200多元的工资，依然微不足道。
做出了重大贡献却几乎没有奖金，这种现象在毛泽东时代不是个例，是普遍现象。主要原因是，毛泽东重视和倡导精神激励，反对物质激励。
且看：
1935年10月21日，在毛泽东的部署下，彭德怀直接指挥和率领红军将士在吴起镇大败敌军，缴获多多。此战的战略价值很大，毛泽东很高兴，也只是赋诗一首赞扬彭德怀：“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然而，一分钱的奖金都没有。
林彪率部进军东北，三年时间后赢得辽沈战役的大胜利，随后又是平津战役胜利的主要领导者。就这样的功绩，东北野战军没有得到什么物质奖励。不久的1949年3月，毛泽东在西柏坡见到林彪时，也只是轻松幽默地夸他几句，同样没有一分钱的奖金。
1953年，国内外形势大为好转，公安部队指战员在内卫和边防战线艰苦奋斗履行职责，各方面都创造了光辉的业绩，涌现出一大批英雄模范和先进个人。为表彰先进、推动建设，公安部队党委于1953年8月召开公安部队首届功模代表会议，请领袖毛泽东给题个词。毛泽东欣然题词“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但一分钱奖金都没有。
1960年代初期，我军新建的地空导弹部队组建伊始便旗开得胜。尤其是地空导弹二营打下多架当时最先进的U2侦察机，战绩辉煌。毛泽东很高兴，主动提出并于1964年7月23日接见屡建功勋的“英雄营”全体人员。但是，一分钱奖金都没有。
对于钱学森的价值，毛泽东有评价：“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5个师呢，我看呀，对我们说来，你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而且，钱学森在领导我国火箭导弹事业中的价值和贡献让毛泽东很满意。就是这样，毛泽东也只是抽空与他会面交谈，在宴会时邀请他坐在自己身边，没有给他发什么奖金。
还有其他战斗英雄、劳动模范，毛泽东也没有对他们本人或亲属有额外的物质奖励，对烈士也没有规定的抚恤金之外的东西。只是亲切接见、友好会谈、热情赞扬。例如，1964年12月26日，他过生日之时，邀请正在北京开会的钱学森、王进喜、陈永贵、邢燕子、董加耕几位劳模一起吃顿便饭。1966年9月15日，邀请已病逝的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上天安门见面、合影留念。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只给精神激励但不发奖金？是没钱还是抠门？
都不是。毕竟，以他的身份，自解放战争后期开始，给大功之人、楷模人物一点物质奖励还是做得到的。他之所以只给精神激励不发奖金，是因为金钱型的物质激励对他弘扬的理想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自强不息的精神等等高尚情操有很大的负作用，用奖金方式来激励情操高尚的人物事迹，只会好事变坏事。为了呵护大家的高尚情操，避免激励走偏、适得其反，他反对物质刺激，对情操高尚的卓越者只是高调的精神激励。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毛泽东的担心没错。试想一下，因为全力以赴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者，最大的幸福和继续奋斗的动力，不是别的，就是自己这份为国为民的热情，即“君子”之心。而且，这份幸福不是虚的，是马斯洛人性五级需求的最高层“自我实现”得到满足的那份幸福，多少钱都买不到。与此同时，身边的人、社会大众，会因为他的事迹而受到感动，情操会得到升华。
假如给他发一笔一笔的奖金，身边的人对他的敬仰之心会下降很多，“只是为了钱”的认识会逐渐弥漫，他本人因“自我实现”的幸福感和“仁人志士”自我认同这份动力源也会因此减小，难以保持这份高尚的情操和奋斗的动力。很快，个人由“君子”型的高尚者变成了“小人”型凡俗人，为事业不顾一切奋斗的“君子”越来越少。相应地，随着榜样的力量在消失，民众的情操标准跟着下降，对私利斤斤计较的“小人”越来越多，社会风气日渐平庸颓废。
一旦向钱看了，人格与金钱挂钩了，光荣就玷污了，自豪感和奋斗热情就消失了。
这就是毛泽东所警惕的，也是他只重精神激励反对物质激励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毛泽东麾下的军队，打赢了没有奖金，上上下下冲锋陷阵都奋勇，而且军队里面一直保持高昂的斗志。反观蒋介石麾下的军队，现大洋摆在那里，上上下下被督战队逼着都不冲，队伍里面少见高昂的斗志。这个明显的对比说明，在弘扬崇高精神信仰的环境中，精神激励的效能远胜物质激励。这也直接证明，毛泽东只重视促进“君子”心的精神激励、反对促进“小人”心的物质激励，实属高明之举。
当然，那些各行各业的楷模没有辜负毛泽东的信任和期望，一心为公做奉献，几乎不想个人金钱利益。例如，媒体报道钱学森回国后先安排住在一套老式公寓里面，不久相关机构多次提出，按标准为钱学森盖一幢独立的小楼，改善他的生活条件。但是钱学森认为这是脱离群众、搞特殊化，断然拒绝。此外，1962年，钱学森的两本专著出版，有几千元稿费，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也被钱学森转手捐给了国家。
可以肯定，钱学森拒绝金钱和豪宅是心甘情愿的，他的内心是十分幸福的。
（18）端正文艺方向，传导积极能量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榜样不局限于真实的，艺术创作出来的人物事迹同样具有强大的感召力，直接影响民众心理和社会文化。对此，毛泽东很清醒。
而且，志在改天换地的毛泽东明白，国民心性塑造是国家战略要素，需要高度重视。因此，他大力倡导和督促文化艺术宣贯积极向上的情操、传导正能量，对社会文化起到“扶正固本”的作用。
扶正固本，本是中医一个主要治疗原则。扶正就是扶助正气，固本就是调护人体抗病之本。通过扶正固本以促进生理机能的恢复，以达到正复邪退、治疗疾病的目的。
生理需要扶正固本，心态精神上更需如此。要在党政军乃至全社会形成丰厚的理想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引领大家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需要内涵与之匹配、且有强大感召力的文艺作品。
但是，由于数千年封建文化“附庸风雅”的强大惯性，文化人高人一等的普遍心态，来自西方的“创作自由”思想，诗情画意小资情调的魅力，加上对文艺作品强大的社会效应缺乏认识，诸多原因使得文艺界的大多数人、包括亲近共产党的文化人，“不愿意歌功颂德”、“要揭露现实的黑暗之处”，因此对创作“扶正固本”的作品不在意、不上心，甚至有抵触。为了突破现实的困境，端正文艺工作的大方向，毛泽东下了很大的功夫，亲力亲为，做看很多工作。
这方面最典型最重要的，莫过于延安文艺座谈会。
那是1942年5月，为化解当时文艺工作方面的种种矛盾，毛泽东与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凯丰出面发出请柬，邀请在延安的绝大部分文学家、艺术家们一起举办一个文艺工作座谈会。为办好这个座谈会上，事先做了不少准备，发出的是“请柬”而不是“通知”。同时，凡是当时在延安的中共高层领导，朱德、王稼祥、任弼时、博古、陈云、康生，等等，都参加了。可见毛泽东对这个座谈会的重视。
在这个座谈会上，毛泽东针对文艺工的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工作与学习、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批评问题、歌功颂德问题，等等，逐一作了精要阐述。同时，对当时有一定影响的八种错误观点逐一进行了剖析，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这个根本性、原则性的问题。
无论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还是其他时期其他场合，毛泽东都倡导文艺贴近人民大众、贴近生产生活。在延安，建国后，很多场合，他讲了很多要点，主要如下：
1、他强调文艺工作的目的和价值，不是自由玩闹。
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
一首歌曲、一部电影，实际上就是一场政治课。文艺作品和舞台作为宣传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
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
2、他要求文艺工端正心态，正确认识自己，认真承担“战士”责任。
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即“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而“文化军队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
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3、他提出重要的质量标准，不可自以为是。
毛泽东提出并倡导文化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方针，同时明确辨别香花和毒草有6个政治标准。
(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事实上，毛泽东不仅通过教育指导来端正文艺工作的大方向，还对优秀的作品积极表彰赞扬。例如，1938年5月，他得知诗人柯仲平的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受到群众的欢迎，便立即索要诗稿，亲自批道：“此稿甚好，赶快发表”。1939年5月，他观看了《黄河大合唱》演出。当演唱结束时，毛泽东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都站起来，大声地叫了几声“好”。1964年，他观看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后很高兴，还认真地提出修改意见——将“打虎上山”中的一句唱词“迎来春天换人间”改为“迎来春色换人间”，提升艺术感染力。
以上内容显示，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确实很上心。至于这份用心的价值，法国枭雄拿破仑曾经有言：“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精神和剑；最终说来，剑还是要被精神所征服。”与此类似，我国著名油画家吴冠中有一句话：“艺术只有两条路，小路，娱己娱人，大路，震撼人心。100个齐白石抵不了一个鲁迅。”
其实，不仅如此。从国家民族的生命力的角度来看，最温和且最致命的，就是文化导向。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道义导向，审美导向。各类文化艺术产品都可以通过设计的内涵展现出这两个导向——“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什么是英雄、什么是败类”，等等。既可以弘扬正道、高歌大仁大义，也可以颠倒黑白、颂扬颓废堕落。不管是什么，通过艺术的魅力，借助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的效果，逐渐改变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进而改变国家民族的风气，改变国家民族的命运。
毛泽东这样下大力气端正文艺工作的大方向，就是引领和督促文艺界多走“大路”少走“小路”，多弘扬正道、高歌大义，少颠倒黑白、讴歌庸俗和堕落。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文艺界的作品风范在多次起伏后逐渐走上正道，脱离现实、无病呻吟类的作品渐渐少了。新创作的文艺作品基本都是紧贴大变革、大奋斗的大时代特点，充满积极向上的精神情操。这些作品呈现在社会上，无论是读小说、听歌曲还是看电影，人们总是热血沸腾，起到了“扶正固本”的作用。
（19）重视舆论效应，强调新闻纲领
毛泽东有言，“凡是要夺取一个政权，总是先制造舆论，做意识形态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阶级也是这样。”
显然，毛泽东是将舆论与政权得失联系在一起了。可见，他对舆论效应十分重视。
大家知道，1925年10月初至1926年5月底，毛泽东在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创办了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政治周报》，将国民党宣传工作由“一潭死水”变成了“风生水起”。何况，毛泽东本是文人出生，且心怀天下，明白媒体舆论不仅是话语权的体现，更是评判权的体现。对与错、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等等，人们大多依靠主流媒体的舆论导向来判断。
对此，民间俗语有说法，“说你对，不对也对；说不对，对也不对。说你行，不行也行；说不行，行也不行。”
而且，因为媒体舆论的强大评判作用，人们会积极追随舆论导向的价值观，社会风气会随之改变，直接牵动社会发展的方向和速度。可以说，正确的舆论导向能迫使坏人坏事收敛，错误的舆论导向也能使好人好事抬不起头，并让很多人堂而皇之地作恶。事实上，这种“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巨大社会效应，毛泽东从未忽视，因此他将“笔杆子”视为与“枪杆子”同样重要的武器，对媒体舆论宣传工作十分重视，并一直有切实的行动。其中，最典型也是最完整的指导，发生在1948年初春天，一场类似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谈话。
那是1948年4月2日，毛泽东途经晋绥边区时，会见了《晋绥日报》和新华社晋绥分社编辑人员，发表了关于如何搞好新闻宣传工作的讲话。这是毛泽东作为中共领导人唯一一次到一家报社编辑部发表谈话，也是毛泽东少有的对新闻宣传工作的系统性指导。涉及到新闻宣传工作的性质、作用、任务、文风，等等，后来梳理成了两千六百多字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文。
其中的重点要素如下：
党的方针政策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通过报纸让群众认识到党的政策和自身利益的一致性，从而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奋斗，是党报宣传的应有职责。
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
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就需要这种战斗的风格。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
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从而让广大群众了解、知晓，进而认同、拥护与支持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
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
办报要认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
要改进报道策略和宣传方式，实事求是，辩证分析，正确看待和解释问题，不要简单地否定错误现象。
报纸工作人员向群众学习，慢慢使自己的实际知识丰富起来，使自己成为有经验的人，也才能够把报纸工作做好，能担负起教育群众的任务。
改进报道策略和宣传方式，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才能真正做到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坚决反对捕风捉影、弄虚作假、虚构胡编的“客里空”现象。
瞧瞧，多么系统的纲领性指导啊！
事实上，此次对新闻宣传工作的指导性谈话，价值上不低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对文化艺术工作的指导性讲话。只不过因为规格较小，且参与者没有什么名人，所以社会影响不大。
除了这次系统性的谈话，毛泽东还经常对相关人员提出具体的指导。尤其建国之后的《人民日报》，作为“党的喉舌”，主导舆论方向，刊登的文章内容几乎是社会各界评判正确错误的第一依据。因此，毛泽东对《人民日报》尤为重视，经常通过单独谈话和公开批评发出指示、进行敲打。其中特别强调，报纸办得好坏，要看你是政治家办报还是书生办报。而他是提倡政治家办报的。
这方面，1957年至1966年期间先后兼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吴冷西，有详实的回忆，并写作出版了回忆录《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
网媒爆料，建国后毛泽东对新闻宣传工作的指示，有以下重点要素。
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
新闻宣传要重视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斗争，不可漠然置之，麻木不仁。
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作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
屁股决定脑袋！客观的基础是立场，新闻表现什么思想、什么主题、什么倾向，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先站稳立场。
新闻不是完全自由。凡是符合人民利益的都有自由，凡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都无自由……不自由的情况依据不同的阶级利害关系而不同。
在一个时期应有一定的方向，宣传要有重点，抓住当前的主要任务。
要辩证思维，两点论，看问题要全面。要看到正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
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一方面需通过调查，追根问底。一方面可通过比较周围、前后左右、古今中外，发现真经。
要头脑冷静，要当促进派，但要当冷静的促进派，不能做冒失的促进派。鼓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
要考虑国际影响。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不要引人枪打出头鸟。
要多下基层搞调查研究，只有真正调查到一手资料，才更便于指导我们的工作，只有了解群众的需求才能制定出可操作、可实现、符合民意的政策。
新闻报道不是做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必须扫除“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除“夸夸其谈”的作风。
简单对比一下就知道，上世纪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毛泽东对新闻宣传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一致。
首先，在总体上，毛泽东强调重视使命性的责任和实际的引领效果，要面向基层民众，调动大家一起明明白白地奋斗。具体一些，要求体现鲜明的政治立场，以实事求是的作风采写新闻，不可弄虚作假。
其次，面对具体问题方面，毛泽东要求新闻工保持冷静理性的态度，以辩证思维的方法来分析解读，不可走极端，还要深入基层、了解实际。
此外，毛泽东还对新闻工作机构的领导者有专门的要求。要他们树立全局性的政治意识，紧跟发展形势，突出工作重点，等等。
正是因为毛泽东的这些指导和督促，红色新闻宣传工作有了基本完整的规则，主流媒体的舆论导向在立场和文风上没有出现大问题，对社会风尚和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占据舆情高点，掌控话语大权
你跟他（美国）谈规则，他跟你谈利益；你跟他谈利益，他跟你谈人权；你跟他谈人权，他跟你谈政治；你跟他谈政治，他跟你谈宗教；...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掌握了真理，而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话语权。
——网上流传的一句话，彰显话语权的重要性。
所谓话语权，是一种“软权力”。蕴藏着“话语框架”的圈划权，还有“道德优越感”的效能，对舆情有强势的引导力。拥有某领域的话语权，就占据了该领域的制高点，可以任性地对他人进行评说，可以表扬批评，甚至惩罚制裁，直接引领社会舆论风向和民心民意归属。
国家之间、机构之间、个人之间，争论难免。虽说“有理走遍天下”，但如果不善控制话语权，有理也会处于下风。何况事务存在多面性，经常是各有各的理。因此，在对抗性强烈的竞争环境中要占据上风、赢得主动，需要努力掌握话语权。
对此，毛泽东很清醒，面对国内外强敌时都尽力控制话语权。网上一度流传所谓某外国政要人物的一段话，有相关的一个说法。这段话的中心要点是，“外交就是内政”，“民众的政治责任感的强弱，也就在相应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外交的强弱”，毛泽东“在中国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后，在外交领域，他使中国在世界上的存在感变得非常卓著。曾经有一段时期，毛泽东毫不畏惧与美国对峙并一路走来。”
且不管此言是否出自西方政要或是哪路名人，中心要义还算客观。事实上，毛泽东毫不畏惧与之对峙并一路走来的不仅是美国，还有当时很强大的苏联，并且在话语权上处于上风。而在夺取政权之前，就毫不畏惧与硬实力远胜自己的蒋介石集团对峙，一路走来并在话语权上有压倒性优势，极大地促进了胜利。
国内媒体由自己掌握，话语权好办一些。国际上的话语权，可不是自己能控制的，但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虽然在很多方面落后于其他大国，确实在国际舞台上很有话语权。毛泽东是如何做到的呢？
不复杂。
中国古代圣贤之士孟子有言，“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毛泽东对此很认同，各个时期都秉承“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之道，引领军民开拓事业，稳据道义高位。同时大造舆论，高调宣传自己的道义理念，努力掌控舆情话语权。
国内版经典道义理念：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人民当家做主！
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
将革命进行到底！
......
在国内，高歌反帝、反封建、反抗剥削压迫、打倒土豪劣绅、站立起来、当家做主、废除不平等条约、继续革命，等等理念，对仁人志士和普通民众有极大的号召力与凝聚力。形形色色的强敌、灾难都难以伤到毛泽东旗帜的根基，“踢开党委闹革命”也没有伤到共产党的形象和政权。
国际版经典道义理念：
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坚决反对种族歧视！
反对帝国主义！
反对霸权主义！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
在国际舞台上，毛泽东经常高举和平、民主、平等、反侵略、反压迫、反霸权等道义大旗营造声势，引来一大批国家和民族的追随，与美国、苏联长期对峙时理直气壮。彼此之间或是势均力敌，或是中国处于上风。
毛泽东就是这样秉承“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之道，把事情做好的同时把话说好，高举道义旗帜大造舆论，把话语权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里，凡事都能有板有眼地说道，稳居舆情的制高点，在对峙和争锋中占据有利地位。
（21）倡导光明正大，引领团结正道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产生于1943年6月晋察冀边区的经典歌曲，彰显团结的价值。这也是毛泽东高度重视的领军要素，是“毛泽东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正如他在诗词《八连颂》中提出名言“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所显示的那样，毛泽东对团结的价值十分清醒、高度重视。而且，正如网传一个美国人的形象说法：“毛泽东是一个把沙子拧成绳子的人。”毛泽东对团结的高度重视不局限于态度，而是具有卓越的实操能力，引领旗下的众人走上了团结的正道，“组织起来了”。
当然，这不容易。
大家知道，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基因是“和为贵”，但是大多数的“和”是 “面和心不和”。同时，“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是普遍心态。因此，人与人之间多的是表面的“一团和气”，缺的是坦诚基础上的认真合作。即使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也难以长期保持团结。毕竟千人千面，各有各的“山头”，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优势短板，且受多种人性弱点和民族文化短板的主导，情绪重于理智，应付多于认真。
组织起来不容易，但是很必须。为此，毛泽东围绕团结持续发力，言传身教并举，且持之以恒，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其中可圈可点的很多，最基础的基石、最核心的纽带，莫过于他到晚年特别提出、与“团结”并列强调的“光明正大”。
“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是1971年后，毛泽东强调的“三要三不要”，是他对党政军干部们提出的政治原则。这里，毛泽东将团结、光明正大与根本的马克思主义并列，可见他对团结和光明正大十分重视，并将这二者密切关联在一起。
事实上，任何一个组织机构的一群人，只有大家都光明正大，才能有真正的团结。如果某些人之间不能光明正大地坦诚相见，最多只是面和心不和。而且，只要有那么几个人搞搞阴谋诡计，那就不可避免地分裂。所以，“光明正大”堪称“团结”最基础的基石、最核心的纽带。
基于这个认识，为了让共产党的组织走上团结的阳光大道、拥有“比铁还硬比钢还强”的力量，毛泽东说了很多。
1944年，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中，毛泽东提出：实行两条原则：（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如果没有“言者无罪”一条，并且是真的，不是假的，就不可能收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效果。
1955年，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强调：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造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1956年，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中,毛泽东教导：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
此外，毛泽东深知“光明正大”有两大难点。一是认真地对别人提出批评意见，二是认真地向别人做出自我批评。为突破这两大难点，他将批评和自我批评列为共产党人的“三大作风”之一，要求大家公开不同意见，走一条“团结—批评—团结”的道路。为督促大家重视、形成良好的风气，他专门强调，“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
为鼓励大家光明正大地发表不同意见，他强调以斗争促团结，实现真正的团结，而不是表面一团和气、背后深藏隐患的虚假团结。为此他曾有言，“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就能长久，否则就不能长久。”
当然，要光明正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斗争求团结，需要高层作出表率，这方面毛泽东也是当仁不让。无论是策略问题还说原则问题，他都公开自己的意见，同时尊重别人的意见。批评别人时注意对方的委屈，被批评时注意反省自己。
典型事例是一次毛泽东与彭德怀和周恩来三人之间的谈话。
众所周知，“百团大战”是彭德怀指挥的著名抗战战役，取得了很好的战绩。同时，也让日军和国民党看到了中共军队快速发展的强大实力。随后，日伪军就把军事重点放在打压在八路军、扫荡根据地方面，国民党方面则是加大封锁和摩擦，给中共的生存和事业造成很大困难。因此，不少人对彭德怀有意见。
不久，在延安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有些人对彭德怀搞“百团大战”提出了批评，一些言辞很过火。因为事先不知道会对自己提出批评，且一些人的批评很重，彭德怀感到很委屈、很生气，会后要求与毛泽东交换意见，还要求周恩来做中间人。
就这样，三个人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坐到一起交换意见。
谈话伊始，毛泽东开门见山：“咱们定下个君子协定：第一，把话讲透。第二，可以骂娘。第三，各自检讨，不准记仇，不得影响工作。”
接着，毛泽东认真地对彭德怀说：“我先给你作检讨。造成这样子的后果，责任全在我，事先没得向你通气，事后又没得向你作解释，这也是老同乡我的不对。……‘百团大战’是无可非议的。从组织手续上讲，你战前对军委有报告，当时军委和我个人也是同意了的。如果讲缺点的话，那就是军委回电未到，你就提前动作了，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嘛，……若说有错，首先错误在我，我不但同意了，给你发了电报，还向你提出这样的大战役是否可以多搞几次。”
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彭德怀积在心里的委屈及埋怨顿时消失。他感激地抬起头来，轻声地说：“同志间的了解、信任胜过最高奖赏，有主席今晚这席话，就是现在叫我去死，也是死而无憾了。你还是了解我的，倒是我对你有误会，甚至有埋怨情绪，还要请你原谅，我是个粗人呀!”
“不！你是个有勇有谋，智勇双全的将领，在革命处在危难关头，你都是站在正确路线一边，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支持，是帮助了革命。遵义会议上你老彭投的一票是颇有分量的啊!好吧，请你多给我提点意见吧。”毛泽东接着说。
这时，周恩来笑着说：“君子协定的第一条是把话说透，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哟。”
“那好，”彭德怀紧接着说：“言不透，意不明，话不说完，心不静。说我老彭有莫大错误我都能听下去，说我老彭有个人野心，反对你，是帮助蒋介石，杀了老子的头，我也不认账。人怕伤心，树怕剥皮嘛!……对你，我只有一条意见，会前应该给我老彭打个招呼，叫我也有点思想准备。”
最后，彭德怀意味深长地说：“你毛泽东，我彭德怀，他周恩来，我们在党内都要自觉地接受党的监督和约束，办任何事都要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谁也不能头脑发热、独断专行、随心所欲。否则的话，势必给党和人民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如果发生了这种反常的事，那么对我们来说，就是欠了党和人民的债，是有罪的啊！”
毛泽东听到彭德怀这一席带有“教导”味的话，没有一笑了之，他握住彭德怀的手，深情地说：“你讲得太好了，我建议将你的这个观点，写到我们的党章里去，恩来同志，你不反对吧?”
“我举双手赞成！”周恩来说。
核心团队的三位推心置腹，相互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把话说清说透。大家都消除了心灵深处的阴云，收获了真正的团结。
毛泽东就是这样倡导和践行光明正大，引领大家走上团结的阳光大道，赢得了“比铁还硬、比钢还强”的力量。
（22）削弱山头习气，巩固团队合力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为人民服务》中的这句名言，道出了一个普遍现象，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的人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经历。其中，某些人有一些共同之处，或是有过某种交集。这就容易形成“山头”。
所谓“山头”，就是一些人因为有共同之处而亲近、逐渐形成的非正式小团体。一个机构里面有了一个或多个“山头”，就容易产生裂痕、影响团结、影响正常的工作。正如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 里面描述自由主义的第一类表现，“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
“自由主义”是“组织起来”的大敌，致力于“组织起来”的毛泽东将山头习气视为自由主义的第一类表现，可见他对山头习气的重视。同时也说明，尽管不像国民党体系那样派系林立，中共体系内的“山头”也明显存在。
回看一下就知道，因为历史原因，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共党内军内总有几个大“山头”和复杂的派系。延安时期的“山头”主要有中央红军（老井冈）、四方面军、陕北红军及二方面军等几个，建国后则演变成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南下干部、游击队干部、老革命、留用人员等等大“山头”，若细分一下更是山头派系林立。而且，这些“山头”的形成和演变纯属自然。尤其是重情义的中国社会，山头主义、朋党政治、圈子文化，是几千年中国政界的顽症，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山头”就在那里。即使“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鲜明，也不可能通过命令来取消“山头”。
毛泽东对此很清醒，“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他正视“山头”的现实和危害，明确指出，“山头，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着的东西，不能简单地宣布取消了事；我们的原则应该是承认山头，削弱山头，最后再消灭山头。”
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事实上，他一直致力于用崇高的理想信念和任人唯贤的作风来团结人、凝聚人、感召人，同时认真地对山头习气进行打压，努力削弱党内的山头习气、减少“山头”的负面影响。
首先，在用人方面，毛泽东对来自五湖四海的伙伴们一视同仁，没有“嫡系”、“非嫡系”之分，而且注意平衡来自各方面的人。例如，在1955年军衔评议时，毛泽东就专门提出要求，“照顾方方面面、不搞山头主义、一碗水端平。”
延安时期发生的一场“逆转”风暴，也是一个典型事例。
那是1944年的一天，在中央党校礼堂开会，学员们现场向中央领导和八路军各部首长提意见。期间，原红四方面军改编的129师军法处处长丁武选上台发言，直接批评中央最高领导毛泽东，指责他口头上反对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自己却偏心。
丁武选批评毛泽东，早期因为张国焘的错误而产生偏见，使得四方面军的干部跟着倒霉，造成许世友等人“出走”事件。不仅如此，中央于1942年7月2日给129师发的一份电报，《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里面有句话为“对原四方面军的干部的信任与工作分配应与其他干部有所不同，但不应有歧视…”显然，这封电报的内容，有对原四方面军干部不信任的意思。因为这分电报内容的传达，129师的干部们很伤心、很气愤，出现旅级团级干部拉一些人离队出走的严重事件。
面对下属的严厉批评，拟定电报的毛泽东心情沉重，向大家说明电报内容在传递过程中出问题了。随后，请原四方面军的同志派代表去电报局查实。他说，“如果我的电稿是‘有所不同’，我任同志们如何处置都行；如果电稿中是‘一视同仁’，那就请同志们谅解。”
随后，129师派出的五位代表将电报原稿带来在大会上宣读，并出示给全体与会者。毛泽东的电文稿上清清楚楚写着“一视同仁”。显然，“有所不同”不是毛泽东的错，毛泽东没有歧视原四方面军干部，没有“山头”习气。
在用人方面不受“山头”所困，在工作交往方面，毛泽东同样注意影响，有意约束自己，尽量避免在同志关系上夹杂浓厚的私情。因此，他对待来自各方的伙伴都一样，没有明显的亲疏感。他与党内高级干部的交往，基本是不拘礼节、朴实的友好，不会板起面孔当老大。轻松之时，他会热情幽默地大家笑谈，但没有称兄道弟那般亲热之举。
这方面，媒体有很多爆料。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记忆中，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这样亲密无间、可以生死相托的战友之间，也基本没有出现超出伙伴式战友关系的私人关系，毛泽东热情洋溢对待党内高级干部只有极少几次。例如，1948年，粟裕从前线赶到城南庄参加军事会议，毛泽东大步迎出门外，同粟裕热情握手。那是因为他与粟裕已有十七年未见面了。而且，粟裕曾经于1929年当过毛泽东的警卫连连长，两人朝夕相处几个月，有很深的战友情。
事实上，无数人的回忆显示，毛泽东对待党内战友，远没有他对待党外人士和基层人员那样亲切热情。
有一个现象也是旁证。都知道毛泽东烟瘾很大，党内也有不少高干有相同的喜好。但是。他与那些人一起开会或谈话的时候，没人给他递烟，他也很少请别人吸烟。
直到晚年，他依然重视防控山头主义。尤其是一些重要机构，因为主要领导人长时间不变，容易形成新的“山头”，催生和增强官僚主义、自由主义的风气。为控制大局，毛泽东于1973年底搞了一个震动中外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命令下达10天内，各军区司令员都到达了新的工作岗位。而且，每个司令员仅带了10人以内的原班工作人员到新岗位任职。
对此事项，毛泽东的有几个说法。
“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
“八届十中全会决定，要交流干部嘛！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的主要干部。共产党员要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能东能西，一切行动听指挥，调动一下有好处，也是加强集体领导，反对山头主义，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重要一环。”
可见，毛泽东此举除了确保“党指挥枪”的基石，再就是削弱新的“山头”，保障全国一盘棋。
毛泽东就是这样，正视有着厚重民族文化特色和现实历史背景的“山头”，谆谆教诲加以身作则，将党内军内的山头习气大为削弱。这就填平了“嫡系”与“非嫡系”的人际鸿沟，巩固了大大小小团队的合力，使全党全军的良将英才心悦诚服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了共同的目标一起迈步向前。
（23）组织化大动员，聚成民力惊天
1948年底到1949年初的淮海战役，中共旗下的60万解放军，进攻并战胜武器装备优于自己的80万国民党军，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原因固然很多，充沛的后勤保障是一个重要原因。为此，战役指挥者之一的陈毅元帅曾深情地感叹：“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确实，在近70个昼夜的淮海战役过程中，解放军80％的弹药和粮草是由88万辆大小推车运送的。共计540多万民众支前——为解放军提供后勤服务。其中，脱产三个月到半年的常备随军民工约24万人，脱产一周到三月的二线转运民工约120万，在本地不脱产民工约400万。而且，很多人是倾家荡产去支前、不惜生命去支前。
那么，这么多的支前民工是怎么冒出来的？他们怎么会不辞辛苦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服务战场？一帮来自各地的农民又是怎样有序跟进、且适应不断变化的战场局势？
显然，不是发一个命令式的公告就行，也不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足以解释的。如此热情的精神、庞大的人流、复杂的事项，背后是扎扎实实的组织工作和大张旗鼓的动员。简而言之，是组织化的大动员。
基本情况是这样的：当支前计划层层下达后，中共基层组织就会开展动员，号召和鼓励大家支援解放军、保卫胜利果实。这样的动员不是一次，可能是很多次。同时，各村的基层组织会做好具体的安排和说明，谁合适去，去干什么，他出门后他家的地由谁代管，出工的补助怎样计算、怎样发放，支前受伤或牺牲了怎么抚恤，等等。老百姓关心的东西都有安排有说法，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加上出发后一路上的继续动员，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就这样不惧牺牲不怕吃苦，跟着解放军纵横驰骋。
这个现象的背后，就是毛泽东对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的高度重视和督促指导。作为群众路线的核心，“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需要在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两个方面同时下功夫、做文章。这是毛泽东一贯重视并强调的，也是他炉火纯青的领导激励艺术的理论源泉。
在这方面，毛泽东在多个时期、多篇文章、多个场合，有很多鲜明的主张。
关于动员和组织群众的价值，他指出：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没有群众的广泛参与，任何工作都不可能取得成功。
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抗日），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
以发动全民族的力量，这是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的“唯一无二的方针”。
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
怎样动员和组织群众，他强调：
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广泛动员群众参与。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
要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大张旗鼓地动员群众，让群众自觉自愿地亲身参与社会治理工作，不能简单地强迫命令，不能包办代替。
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其次，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
怎样做好动员和组织工作？他教导：
要采取“群众化”的方式去号召群众，了解群众最迫切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最吸引群众的口号。一方面提出的口号要与群众最迫切需求相结合，充分满足群众的利益；另一方面要与群众政治觉悟和文化素质相结合，口号要简单明了容易为群众所接受。
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
正是因为毛泽东高度重视并带头，组织化的大动员在中华大地上创造出许多奇迹。其中最典型的不是淮海战役的民工支前，而是举国积极参与的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期间，中央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围绕这面政治旗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动员，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了全国同胞的爱国热情。全国各行各业、上上下下，都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之中，先后有2000多万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参战士兵们怀着为祖国而战、为父母而战、为亲人而战的心情上战场，国内的民众则纷纷捐钱捐物、参与制作炒面等后勤保障工作。这就使得抗美援朝真正成为一场全民的反侵略运动，为硬实力远逊于对手的志愿军战胜强敌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值得一提的是，民脂民膏被“金元卷”搜刮殆尽的背景下，民间捐献热情高涨、数额巨大。媒体报道，截至于1952年5月底，全国民众共捐款55650.37万元，可购买米格-15战斗机3710架！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毛泽东的组织化大动员，就是这样威猛。
（24）深入透彻互动，排泄委屈怨气
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要提高勇气。同时，在心情不爽的时候也要跳出过去，要提高活力。毕竟，心里充满委屈和抱怨是难以热情地开展工作的，一群身负重任的骨干们都这样的话，是很麻烦的。
对此，“心之力”的毛泽东自然不会漠视，并将干部们的心情作为“平天下”的一个重要元素。因此，在日常工作中坚守原则的同时，毛泽东待人接物多是轻松友好，经常以风趣幽默的姿态与人对话交流，努力化解大家在领袖面前的拘谨。
不仅如此，1957年7月，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报告中，毛泽东专门提出了一个“六有”政治局面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当然，美好的愿望确立为明确的目标，不等于愿望就能够变成现实。对于自己确定的目标，毛泽东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尽力推动落地。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的过程，就是毛泽东努力促成心情舒畅、生动活泼政治局面的典范事例。
首先，三年艰难困苦岁月的尾声中，毛泽东通过各种渠道，感到各级干部有很多迷茫困惑和委屈，心情不爽、精神不振、思路不清，需要认真地地帮他们排解委屈怨气、梳理工作思路。因此，1961年11月，在听取中央局准备召开地委书记会议的汇报时，毛泽东提议扩大范围、改编主题，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重新确定大会的方向，由征集粮食会议改为总结几年来的经验教训、鼓足干劲的大会。
为了开好这个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提出多项具体的要求，如：好坏经验都要讲清楚，要讲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中央领导人要主动与各级干部交心。关于错误的责任，毛泽东强调，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检讨。地方只要求改，不要求检讨。
会议从1962年1月11日召开，以总结经验教训、统一认识、鼓足干劲为目的，针对大跃进以来的错误和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民主集中制，倾听基层干部意见，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以迅速扭转国民经济困难的局面。
会议原定春节前结束。但是，会议期间毛泽东参加了多个小组的讨论，感觉很多县级和地区级的领导人对省委领导有意见而不敢讲，不能畅所欲言。“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为了实现会议“出气加鼓劲”的目的，毛泽东在会上宣布，要大家出气，畅所欲言，把话说完，趁热打铁，延长会期，跨越春节，以彻底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这一宣布，获得全场极为热烈的长时间鼓掌。
会议期间，毛泽东大力倡导畅所欲言，不给压力，开“出气会”。“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能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我们几个常委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此言赢得热烈响应和积极成果。
会议期间，毛泽东带头作自我批评，承担最高领导的责任，“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并带动几位中央领导向下属们致歉。
就这样，在毛泽东的策划和引导下，开了一个超长时间的“神仙会”。时间跨度为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的近一个月，参加人员为五级领导干部共7118人。为保障会议效果，有关人员尽可能多的参与，防止不传达、不贯彻、不执行；并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防止言而未尽、半途而废。因此，会议期间，确有很多干部把积压多年的怨气发了出来，会议也确实成了中基层干部的“出气”大会，较好地实现了“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25）公开困难实情，群策群力前行
在《为人民服务》中，毛泽东号召大家，“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此外，有一段与这句话类似、但更加完整的倡导，“我们应当把世界进步的情况和光明的前途，常常向人民宣传，使人民建立起胜利的信心。同时，我们还要告诉人民，告诉同志们，道路是曲折的。在革命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物，还有许多困难。”
而且，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提出，“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
可见，毛泽东在“一切为了群众”理念后面的“一切依靠群众，一切相信群众”的号召，不是空谈。他确实把人民群众视为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重视依靠群众的力量来面对困难，相信群众会与共产党人一起努力突破困难。
例如，抗战期间，日军对中共根据地的残酷扫荡加“铁桶式”封锁，国民党政府完全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和被服等物资，同时调动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延安及各根据地一度生存十分艰难，面对生死存亡的困境，毛泽东没有隐瞒，会上会下多次提出，要么饿死，要么散伙各自活命去，要么自己动手来克服经济困难。
因为公开了困难，加上积极的生产自救动员，根据地军民群策群力、共同奋斗，轰轰烈烈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很快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的，打破了日军和国民党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解决了军民生存的大问题。
还有，建国初期，毛泽东得知血吸虫病长期困扰江南、对民众健康危害，十分忧心。指示“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并坚持过问，引导各方力量参与。
1955年11月17日，在杭州听取卫生部领导关于防治血吸虫病情况的汇报时，毛泽东强调要充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要研究更有效的防治药物和办法。同时强调要发动群众，不依靠群众是不行的，要使科学技术和群众运动相结合。
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各界代表时，向流行病专家苏德隆教授详细询问了有关血吸虫病的防治情况，鼓励苏德隆好好研究黄浦江钉螺问题。
正是因为毛泽东多次出面整合党政力量、调动科学技术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引领疾病医疗防控专业力量和全民性的民众力量参与治理，至50年代末，我国农村的血吸虫病防治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事实上，向下属、向民众公开困难实情，看似“不得已而为之”之举，其实还是赢得群策群力的良方。因为，人们只有感受到信任和尊重，才有一起奋斗的热情。向他们公开困难，就是对他们的信任和尊重。也只有这样，才会赢得他们对这些困难的重视和参与热情。
此外，都知道“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但是，如果不让“臭皮匠”们知道遭遇了什么问题，三十个“臭皮匠”也抵不过一个诸葛亮。
一切依靠群众，一切相信群众。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公开困难，确实是毛泽东把群众组织起来的一个科学之策、高明之举。
（26）分段引领鼓劲，巩固热情信心
马拉松长跑高手们虽然各有各的技巧，但许多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每次比赛之前先将比赛路线仔细勘察一遍，记住沿途比较醒目的标志物，将40多公里远的终点分解成若干个看得见的小目标，比赛之时一个目标接着一个目标去奔跑。因为一个一个目标看得见，跑起来不易泄气，能顺利地跑完全程。
个人的长跑要靠小目标引向大目标，引领一群人追求伟大的事业更需如此。因为伟大事业的目标更长远，可能需要很多年甚至几代人的坚持努力。因而需要阶段性的目标，使得大家在奋斗过程中看到希望所在并保持信心，一路奔向远大的目标。
毛泽东在引领大家追求大目标的过程中，就注意到这点。作为中共的创建人之一、长期的最高领导者，毛泽东自然要经常教导大家铭记“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宗旨型的大目标，号召大家“为普天下受苦人求解放”。同时，他会把这个大目标落实到看得见的小目标，使得党政军的干部们能够保持热情、持之以恒地向前走。不会因为距离大目标太遥远、看不到成功的希望而心灵疲惫，甚至放弃。
例如，延安时期，毛泽东不断强调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近期目标）和共产主义（远期目标）结合起来。他提出，“在中国，任何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同时具有现时实际任务与将来远大理想两种责任的。并且应该懂得：只有现时的实际任务获得尽可能彻底的完成，才能有根据有基础地发展到将来的远大理想那个阶段去。”他要求，“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提出，“我们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我们必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建设新中国，也一定能够达到这些目的。”他还明确提出。全党同志要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深刻认识“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而“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军及全国颁布了毛泽东确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明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阶段目标。
1957年初、毛泽东提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末至1960年初，毛泽东提议加上国防现代化。
1975年1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就这样，毛泽东在远大目标的基础上灵活引导激励，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落实到一个个看得见的阶段性目标，使得旗下的队伍在漫长的征途中一直能够看到希望，进而保持奋斗的热情和成功的信心，坚定不移地向宗旨目标迈进。
（27）弘扬己方优势，升华信心斗志
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过程中，红色阵营的实力长期处于劣势。要在战场上赢得胜利，需要能够战胜强敌的信心，以支撑敢于迎战的斗志。
毛泽东对此很重视，不仅在日常中大力弘扬为崇高事业奋斗的志气，在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的大战前夕，或是队伍士气有些低迷的时期，还会从现实条件和战术力量等方面入手，弘扬己方的优势，帮助大家增强胜利的信心，升华迎战的斗志。
例如，1930年11月开始的第一次反“围剿”。对手是蒋介石调集的十万大军，兵分八路，采取的战略是“长驱直入，分进合击。毛泽东领导的江西苏区只有四万红军，且武器装备远弱于敌人。自然，胜算很小，信心缺乏，斗志不高。
为提升信心和斗志、打好这场反围剿，毛泽东一方面制定“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大力宣讲此战略战术的克敌制胜价值，还在誓师大会上亲自拟定对联，以这种方式让大家增强信心。
上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
下联：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与此同时，毛泽东向大家解说了敌必败、我必胜的六个条件：
1、苏区军民一致，人民积极援助红军，这是最重要的条件；
2、红军可以主动选择最有利的作战阵地，设下陷阱，把敌人关在里面打；
3、红军集中了优势兵力，可以一部一部地歼灭敌人，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
4、可以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拣弱的打；
5、可以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然后再打；
6、可以造成敌人的过失，乘敌之隙，加以打击。
这些战略战术以及相关的优势分析，合情合理，得到大家的理解和认同。自然，大大增强了红军上上下下反“围剿”的决心和取胜的信心，为这次反“围剿”垫定了胜利的基石。
此外，在抗日战争初期和抗美援朝之处，毛泽东都有相似的举措。
抗日战争初期，国人普遍看到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武器装备、官兵战术技能等方面比我们强一大截的优势，看不到自己有什么克敌制胜的优势，且整个正面战场的败多胜少，因而“亡国论”盛行。为增强军民战胜日军的信心、鼓舞军民的斗志，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等文中列举了中国的一系列相对优势。
例如：“日本政治动员比较快，但范围有限，而中国的政治动员虽然进行得慢，但深度和广度则比日本要大得多。”还有，日本进攻中国之举“威胁了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利益，而日本吞并中国东北，同时也在大陆方向上对苏联构成了严重威胁，从表明上看，日本固然是把中国孤立起来了，但是，从全球战略上看，日本本身已经空前孤立，目前，中国只是与日本作战，而在不远的将来，日本将不得不与中美苏同时作战。”
再看，抗美援朝之初，武器装备方面悬殊的差距，使得人们谈到中国时几乎不提“优势”二字。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依然向大家呈现出我军的优势。正义之战，士兵战斗力强，士气高，后方近，兵力多，战术水平高，等等。无疑，这些客观的相对优势让大家在一片“漆黑”中看到了几束“微光”，增强了迎战世界头号强敌的信心和斗志，是“以卵击石”并赢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就是这样，在茫茫的黑暗中发现并发出光明的信号，把队伍从昏睡中唤醒，激活大家迎战强敌的信心和斗志。
（28）淡化敌方优势，保护己方斗志
无论是军事战场上还是工程阵地，战胜强敌都需要高昂的斗志。同时，恐惧是扼杀斗志的致命“杀手”。因此，身为领导，要着力维护迎战和拼搏的斗志，要防范恐惧风气钻进团队、削弱勇气和信心。
在这方面，毛泽东很上心。一句“战略上藐视敌人”的名言，既是战略智慧，也是他树立的阻挡恐惧气息的“高山”，让恐惧气息难以侵入他旗下的红色战团。
与这句名言相当的还有一个经典概念——纸老虎，以及与这个“纸老虎”相关的一个批评。
话说1945年8月，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毁灭性武器原子弹现身。8月6日，美国轰炸机在日本广岛投下一枚代号“小男孩”的原子弹，导致广岛14万人死亡。8月9日，美国再次在日本长崎投下一枚代号“胖子”的原子弹，造成长崎约8万人死亡。两次原子弹爆炸，加上苏军快速进军中国东北并打败日本关东军。逼迫日本天皇裕仁于1945 年8月15日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采用外国通讯社的消息，对原子弹的威力大肆渲染。延安军民也和外界一样，对原子弹的威力“谈虎色变”。毛泽东看到《解放日报》的报道后，立即把中宣部帐陆定一叫来，严肃批评了一番，指责这篇报道“为美国佬进行义务宣传”、“在政治上对我们不利”，并叫停渲染原子弹威力的报道。毕竟，蒋介石集团是中共的强敌，美国是蒋介石的后台老板，不该渲染敌方的优势。
一年后，依靠美国的支持，蒋介石公然破坏和谈协议，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就在硝烟弥漫之时，1946年8月，61岁的美国作家安娜·路易丝·斯特朗来到延安采访毛泽东。谈到内战时，斯特朗问道：“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你们怎么办？”
毛泽东回答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其实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哪件新式武器。”
顿了顿，毛泽东又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没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很快，“原子弹是吓人的纸老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几句气吞山河的话传遍世界。毛泽东原创的“纸老虎”概念随即在世界上广为流传，英语词典中也新添了一个词汇——Papertiger。
自然，包括“原子弹”在内的美式先进武器装备的威慑力虽不至于烟消云散，确实被淡化了很多。红旗下的军民鲜有因敌军武器装备先进而心生恐惧，红色战团迎战强敌的斗志一直很高昂。
（29）及时布道造势，驱散消沉阴云
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为人民服务》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关于重庆谈判》
毛泽东的这两句经典语句虽然出自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景，却有一个共同点，鼓励大家看到光明的未来。
确实，伟大的事业需要高昂的斗志。但是征途漫漫，无论怎样弘扬自己的优势、淡化敌方的优势，面对强敌和艰难险阻，以及不断出现的挫折打击，队伍难免情绪消沉。如果只是少数人、短时间，可以忽略；多数人、长时间的消沉，就不可漠视，需要有人及时出手，驱散人们心头的那一片片“阴云”。对此，毛泽东保持了清醒，在多个时期及时出手，或是布道式的教导，或是导演某个行动来造势，给大家打气。
例如，红军初创时期，因为自身弱小、敌人强大，且看不到光明前途的苗头，许多红军将士们情绪消沉低迷。栋梁人物林彪也为“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而忧愁。发现这种情况后，毛泽东及时应对，1930年1月5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就是后来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章。
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毛泽东系统并具体地论述了中国社会的特征，说清楚了红色区域（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的可行性和大好前途，帮助大家学会透过表面看实质，看到敌人表面强大背后的多处弱点，看到自身弱小背后的诸多优点，等等，明确地说明，革命的“星星之火”不仅可以、而且很快就会“燎原”。
最后，毛泽东以充满革命浪漫主义情调的文笔结尾——中国革命高潮“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此文的发出，为艰难中的红军将士们点亮了“心灯”，驱散了弥漫在红区的消极情绪， 稳固了军心，促进了“星星之火”的快速燎原。
再看，1938年，日军的攻势依然强劲，国军连连战败，共产党的军队还很弱小，军民的斗志不高。面对这样的形势，毛泽东不仅用巨作《论持久战》弘扬中国的优势、给自己的队伍和全国人民打气，还在其他场合及文章中不断发力，驱散消沉之气。
1938年4月9日，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三大队开学典礼上，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在革命的大浪潮中遇到困难便动摇退缩的人在历史上是有的，希望你们中间没有这样的人，你们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建设新中国而永不退缩，勇往直前，要坚决地为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奋斗到底！”
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有一个“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主题。在这里，毛泽东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我们必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建设新中国，也一定能够达到这些目的。”同时郑重地指出：“对于我们，失败主义是罪恶，争取抗日胜利是责无旁贷的。”
除了及时通过教导拨开迷雾、鼓舞士气，毛泽东还善于抓住适当的主题渲染造势，驱散大家心头的萎靡之气。
且看，1946中旬，蒋介石自以为武力远胜中共，撕毁国共“双十协定”，指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地方和军队，全面内战爆发。至年底，在毛泽东“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战略思想指导下，共产党军队放弃了一百多座县城，收缩战线。蒋介石以为稳操胜券，狂傲宣称“三个月消灭共军主力”。自然，中共旗下的部分军民因没有足够高的战略视线、不了解实情等原因而情绪低落。
为振奋军民斗志，迎战国民党军的进攻，毛泽东不顾几个伙伴“不祝寿”的约定，以1946年12月1日朱德60岁生日为契机，以延安为中心，从11月底报纸发文开始预热，重要地区同步，正式、隆重、高调地为朱德祝寿。
从11月29日起接连三天，延安城大张旗鼓，党、政、军、农、工、商、学各界，纷纷举行庆祝活动。祝寿过程中，在中央大礼堂大厅举办了非常热烈的祝寿仪式，《解放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祝贺朱德六十寿辰的祝词和《朱德将军年谱1886—1946》，中共中央及各中央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等为朱德六十大寿题词、撰文、致电，以示祝贺。商界献赠红色骏马最引人注目，还有共产党领导的各地区、各部队、友好人士等各方的贺词，也通过各种媒体发表报道。
如此轰轰烈烈的祝寿活动，给延安和各解放区送来强劲的喜气，很快吹散了弥漫在人们心头的萎靡消沉之气，各地党政军民的斗志得到了康复。
这就是毛泽东，正视人性的弱点和素质的差别，事业低潮、大环境氛围不佳时，及时发出有力的声音、采取有效的措施，彰显力量和信心。使大家看到希望、消除恐慌，增强信心，防范队伍在低迷散漫中丧失战斗力。
（30）驱散藏毒彩云，巩固使命真经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唐朝诗人杜甫名作《春夜喜雨》中的名句，不仅用诗情画意描绘出自然现象，还道出了文化领域的一个重大原理，即“潜移默化成大事”。
事实上，文化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文化产品能够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实现对人心的强力引导。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是如此。因此，重视大本大源、强调“扶正固本”的毛泽东，很重视文化艺术作品中蕴藏的导向。在大力倡导弘扬红色信仰的同时，对内涵与红色理念相悖的“低级红”、“高级黑”的作品很警惕，一旦发现就立刻采取行动，防范“毒气”蔓延。
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就是典型事例。
电影《武训传》，1948年在北京开拍，历经坎坷波折，1951年初终于制作完成并上映。
从艺术角度看，该片是一幕老套的“苦情戏”，它叙述的是清朝末年，山东聊城堂邑县一个叫武训的乞丐，在地方乡绅的支持下，用乞讨得来的钱兴办“义学”的故事。故事很感人，一般人看了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只会被武训的所作所为感动。包括中共党内人士的很多人，也是如此。
但是，毛泽东不这么看。因为善于透过表面看本质，毛泽东发现这部“苦情戏”有问题。通过调查报告、讨论文章等资料了解情况后，毛泽东看出这部电影里讴歌的武训，与红色事业倡导的人物形象相差甚远。影片中感人的剧情，传承的文化内涵与红色信念截然相反。例如，从“个人主义”角度出发看社会，渲染“个人之爱”，宣扬“个人奋斗”，赞赏乞讨的奴性思想意识，赞赏“乡绅”，倡导“改良主义”，等等。这些几乎都是歌颂和推行封建色彩浓郁的旧文化，与中共当时正在广大乡村推进的新文化相抵触，与红色事业的精神情操完全相反。由此，毛泽东看出这是一部影响力很大的“毒品”。
而且，这部电影上映后还好评如潮，这让毛泽东在气愤之余很震惊。为驱散这朵外表绚丽、毒性很大的“彩云”，在百业待举、百废待兴，同时还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之时的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
在文中，毛泽东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象武训这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统治者的伟大斗争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极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应该歌颂的吗？”
在文中，毛泽东感叹，“《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于到了如此之多，说明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
为让大家清醒。毛泽东批评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象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电影《武训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甚至向这些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
这就是毛泽东，透视社会现象和文化作品的内在根本，透过绚丽的迷雾看到内在的价值元素。对危害大的现象、作品高度警惕，并立刻行动，开启“鼓风机”驱散藏毒的“彩云”，巩固践行红色使命的“真经”。
当然，毛泽东不否认武训这个人的初衷，理解他在当时的处境和追求，批判的是《武训传》这部电影所宣扬的价值导向。而且，他对《武训传》的批判是就事论事谈思想认识，没有针对该电影导演、演员等主创人员。为减少副作用，毛泽东还专门派周恩来与主创人员谈话，帮他们放下思想包袱。
（31）用心亡羊补牢，修复组织健康
格物，致知，意诚，心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源自《礼记·大学》的经典元素，道出了成就大业的哲理，也显示出大业之道的艰辛。引领一大群人追求基于崇高理想之远大目标的毛泽东，需要旗下的这一大群人都能遵循这套哲理、克服重重障碍，一起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境界。
一个人要达到这样高的境界都不容易，带领一群人奔着这么高的境界去，艰难险阻可想而知。对此，毛泽东有清醒的认识，并一直在努力。
他将“党的建设”作为共产党赢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告诫同仁，“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并明确提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为了搞好以干部队伍为主的“党的建设”，毛泽东从体制上掐断了干部们的“财路”，从源头上减少他们的从恶之心。同时认认真真地当导师，对他们谆谆教诲。弘扬理想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自强不息的精神，强调三大作风，等等，可谓煞费苦心。
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如人性本身的弱点，与使命信念相背离的传统文化因素，文化知识水平低下，思维格局的不足，等等，总有一些人辜负了毛泽东的付出和期望，在格物、致知、意诚、心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某个环节或多个环节上出问题了，对组织的事业造成不利。而且经常是在某个时期、很多人出现同样的问题，甚至是严重的问题。此时，换人既不可能也不应该，怎么办？
毛泽东没有逃避这个挑战。面对党内普遍性且较为严重的问题，他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以修复组织肌体的健康为目的，十分用心地“亡羊补牢”。
修复组织肌体的健康，毛泽东“亡羊补牢”的策略主要有两种。
其一，高调“反对”的批评加教育。
毛泽东深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仅适合他倡导的革命之火，很多他反对的“野火”若不及时扑灭也容易燎原。因此，当他发现某种不良现象对组织的健康和事业不利、且有普遍性的特征时，他立刻对不良现象及时归纳，拔高层次，以某个“主义”类的概念专门提出来，以明确的“反对”姿态发出强力的批评和警示。
简单回顾一下，毛泽东旗帜鲜明反对过的“主义”不少，可简单分为两类。
一类是大“主义”，主要如下：修正主义，唯心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单纯军事观点，等等。
一类是小“主义”，主要如下：主观主义，经验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分散主义，新军阀主义，风头主义，盲动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形式主义，党八股，等等。
不管是大“主义”还是小“主义”，毛泽东对这些蕴藏的危险隐患的“主义”都会高举“反对”的令箭，对相关人员进行专项批评加教育，唤醒团队，督促改正，以争取“亡羊补牢”的效果。
其二，专项“运动”的整顿加教育。
发现某种不良现象很普遍且很严重、高调“反对”也难以奏效时，毛泽东就会加大力度，以惩罚严重错误、整顿组织风气、阻止并扭转错误倾向为目的，开展专项的运动。
例如，延安时期，为阻止和扭转王明带来的恶性影响继续蔓延，毛泽东发起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鉴于深重的思想之弊和惨痛的实践教训，毛泽东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作为开展整风运动的关键，将“实事求是”上升到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
建国初期，许多党内干部忘记了毛泽东强调的“两个务必”，严重错误甚至违法事件不断出现，而且蔓延之势迅猛。为遏制这股正在快速蔓延的歪风，毛泽东投入很多精力，针对党内干部发起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为让大家重视“三反”，他提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为把“三反”运动搞好，他强调，“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到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
史料记载，在1951年底到1952年的那段时间，毛泽东为指导“三反”以及后来的“五反”运动，亲笔起草了许多文件，批转了大量的报告，写了众多的指示、批语和书信。据统计，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就达50件；收入《文稿》第三册的达183件，约占该册全部文稿的五分之二。
正是因为毛泽东的用心投入，建国初期泛起的、背离崇高理想信念的私欲低俗风气，才被很快扼杀在摇篮之中。有学者说，“一个‘三反运动’管了共产党三十年的纯洁”。
当然，以整顿党内干部队伍为目的的政治运动还有。不管成效如何，都是毛泽东用心“亡羊补牢”的体现，是他致力于修复组织肌体健康的实践型探索。
对于在党内开展政治运动的原因，早在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就用通俗的语言阐述过。他说：“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
至于政治运动是否应该、是否可行，这些年来社会上各有各的说道，这里无法深入剖析。但是，从人性的角度来看，要从格物、致知到治国、平天下的征途上一路走下来，人们不仅需要和风细雨般的心灵滋润，也需要疾风骤雨般的心灵涤荡。
且看，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习以为常，则麻木不仁；感性力量大于理性力量；自我意识高于公义意识；好了伤疤忘了疼；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天下之祸不生于逆，生于顺；还有煮蛙原理、鲶鱼效应、破窗原理，...都是人性弱点的见证。即使共产党的门槛高、入党审查严，素质优良的人们入党后也难以保持崇高的初心和奋斗的热情，过一段时间积极性可能会消沉，会被人性的弱点控制，更关心自我。欲推动这一庞大组织并力一向，则需于尊尊教诲之中针对已突出的“恶疾”及时下点“猛药”，方能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警醒并回归初心、重振斗志。
毕竟，平静的湖泊里练不出彪悍的水手！
而且，“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事实上，对于担负重大使命的组织机构，适当的政治运动有如下价值：
警醒麻木的心，重塑崇高信仰和积极心态。
震撼消沉的意志，重塑坚定的信念。
深入细致的启发教育，升华思想境界。
发现和淘汰跟不上团队步伐的人员。
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方向。
整合团队的力量，保持和增强团队活力。
至于运动中的误伤，是悲剧，也确实难免。须知“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得矫枉”，若因害怕误伤几个君子而放过上百个小人，那就是“因噎废食”，恶果连连。
何况，无辜者受冤屈，既有决策指示不够清晰完整的原因，更多的是具体执行过程的过激性偏差，并非决策层面的错。
不管怎样，毛泽东将《论语》名句“欲得其上，必求上上”的告诫落到了实处。在组织肌体内部有“野火”蔓延之时，以“求上上”之心大行“亡羊补牢”之道，使得他旗下的组织多数时期保持在“上”的状态，担负起了治国、平天下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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