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江|《毛泽东的大业之道》：三、运营管理篇 为人民服务

　　三、运营管理篇

　　为人民服务

　　《道德经》有言，“治大国，若烹小鲜。”

　　确实，治理一群人构成的组织机构乃至国家，如同烹制鱼鲜美食，需要多种“调味品”的合理搭配、且适时适量地投放，需要根据目标和状态掌握和调整好“火候”，需要适当的“搅动”一番但不能随便“剁碎”，等等。可见，需要周全和细心。

　　众所周知，社会上有一种对比毛泽东和周恩来工作风范的说法——毛泽东是“举重若轻”，周恩来是“举轻若重”。果如此的话，毛泽东恐怕做不好“烹小鲜”的运营管理之事。

　　其实，毛泽东风范属“举重若轻”之言虽不无道理，但不能一概而论。作为大党、大军、大国的领导者，且心怀崇高使命、追求千秋大业，毛泽东以“举重若轻”之心迎接强敌和艰难的同时，依然重视并遵循“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哲理。在引领党政军团队拼搏奋进的过程中，他都会认真地谋划策略方法、指导执行管控、强调关键细节，完全一副“烹小鲜”的姿态。渐渐地，在“为人民服务”的基石上，通过探索中的前进、前进中的探索，毛泽东在组织事业的运营管理方面留下了许多毛式风范亮点，对追求大业的人士很有启示。

　　现在一起看看，毛泽东如何“烹小鲜”。

　　（1）严抓核心业务，夯实大业根基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的发刊词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前面说过，“统一战线”的价值是“把自己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以增加胜算；“党的建设”的价值是“从组织上巩固和壮大核心力量”，以提高核心能量。显然，对于长期处于强敌和危难重围中的中共，这两个法宝价值非凡。

　　但是，这两个法宝都是为了提高胜算，而“武装斗争”则是实现使命宗旨所需要的核心业务。其价值所在，可借用德国名家俾斯麦的一句名言——“当代的重大政治问题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

　　可见，“武装斗争”这个在地球各个角落长期存在且随处可见的事务，在中共的事业征途中的价值特征是“必不可少”。因此，毛泽东将其与另两个原创型的法宝并列，视为中共致胜的一大法宝。

　　毛泽东的此番见解实乃科学。因为中共的事业目的是改天换地的社会性大变革，会遭遇强力的抵抗和反击，其中最大的障碍莫过于敌对的武装力量。这可是致命的障碍，如果不能消除，轻者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重则大枪端起来，根本不给你说理的机会。这样，不仅改天换地的目标无法实现，红色事业的参与者们都会消失。因此，建设自己的武装力量，认真开展武装斗争，消除敌方的武装力量，是改天换地的关键核心业务，是毛泽东和伙伴们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后找到并牢牢抓住的致胜法宝。

　　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武装斗争就无法建立稳固的政权，自然无法实现改天换地的伟大目标。

　　事实上，毛泽东和伙伴们找到并重视武装斗争不容易。

　　且看，中共的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以及一大的十几个代表，毛泽东、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李达、张国焘等人，几乎都是文化人出身。他们虽然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走到一起创办中国共产党，但并未有创办军队上战场的初衷。他们与孙中山早期行为一样，只玩文化人的政治，将打打杀杀的事视为另类，不屑一顾。

　　事实上，毛泽东本人也是被血淋淋的现实所震醒的。

　　大家知道，尽管打小就敢于对抗父亲的“暴政”，文化知识起步于私塾，且从小在虔诚信仰佛教的母亲身边长大的毛泽东，耳闻目染的都是慈悲心怀，从小到大都是一个帮助弱者的善良人。当他走出山村、树立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且通过师范学校习得广博的社会学知识后，依然有很长时间的探索。先后有过君主立宪、资产阶级改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提倡过“温和革命”和“无血革命”，类似于“非暴力不合作”式的革命主张。为了避免社会“起大扰乱”，避免“强权换强权”，他还曾呼吁：“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毛泽东的“温和革命”主张在现实面前一败涂地。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之后，通过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接触，以及学习《共产党宣言》等等书籍文章，毛泽东最后才将马克思主义视为“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并尽其一生去追寻和实践。

　　但是，参与创建了共产党并投身大革命运动，并不等于毛泽东就重视武装斗争。史料记载，在国共合作、北伐大军威猛之时，毛泽东的工作重心一直在农民运动、宣传工作、组织建设等等方面，而且多是以国民党高级官员的身份工作，没有涉足共产党的枪杆子。即使在提醒警惕蒋介石、反抗国民党右派的进攻时，也是力求“以理服人”，没有提出建立自己的军队之类的主张。直到蒋介石发动4.12政变、无数共产党人血流成河之后，毛泽东才清醒过来。

　　随后，在刀光剑影的背景下，在1927年8月7日，面对茫然与忧伤的伙伴们，毛泽东发出清醒的声音：“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随后提出颠覆性的主张：“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句话渐渐演变成毛式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毛泽东“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理论得到伙伴们的认同，并上升为红色事业的核心业务。毛泽东本人也就此脱下长衫、离开文职工作岗位，开始领导武装斗争。而且，为实现改天换地的使命并有效地巩固成果，从“推翻旧世界”到“建设新世界”的各个时期，毛泽东一直高度重视这个“核心业务”，为之倾尽心力。

　　为了抓好这个核心业务，毛泽东主动离开城市来到山村，领导第一支打着镰刀斧头旗帜的红色军队发起秋收起义。并在起义失利后不离不弃，开始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为了抓好这个核心业务，毛泽东依托大本大源，发力军队治理的根本性变革，经过“三湾改编”、“古田会议”等重大事件，以及持续不断的呕心沥血，逐渐实现了“党指挥枪”、“官兵平等”、“军内民主”，打造出一支全新的红色军队。

　　为了抓好这个核心业务，毛泽东苦心积虑学习研究军事科学，依托军事攻防的胜败规律制定出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思想和高明的战术智慧，使得麾下的军队在总体弱于敌人的情况下总能克敌制胜，一步一步发展壮大。

　　为了抓好这个核心业务，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明确提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建国之后，为了抓好这个核心业务，毛泽东高度重视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在战胜“钢多气少”的美军后，将与武器装备密切相关的重工业、国防工业作为工业化的龙头，优先安排。

　　为了抓好这个核心业务、有效应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核讹诈，在工业与科技基础十分薄弱的情况下，毛泽东决断上马“两弹一星一艇”工程，并坚持推动，使得中国很快成为世界“核俱乐部”成员，为自己的家园撑起了“核保护伞”。

　　为了使得这个核心业务有可靠的后备资源、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大战，毛泽东决断上马三线工程，有效地提升了国家的战略性防御纵深，弱化了敌人的进攻胆气，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上策落到了实处。

　　这就是严抓武装斗争的毛泽东！

　　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后发现“枪杆子里出政权”，确定“武装斗争”是必不可少之事，毛泽东便将理想回归现实，秉承使命天道，变身文人为武将，从“慈不掌兵”到“为所当为”，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个核心业务之中。在他的领导下，红色战队不仅成功地“武装夺取政权”，为实现改天换地的宏伟目标垫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有效地“武装保卫政权”，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2）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走起

　　领导者的日常工作就是做出各种决策。决策有对有错，需要力争正确、尽量少出错。而决策是否正确，主要看两点。一看方向是否偏离正道，即是否符合核心理念与科学原理；二看可行性如何，是否能够执行，是否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较大的收益。

　　毛泽东引领中共缔造和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大大小小的决策无以计数。总体上看，他的决策正确率很高。虽然失误难免，但重大错误很少。

　　作为一个大党、大军、大国的领导者，在风云变幻莫测的大舞台上，决策很少出错，实属不易。原因固然很多，最重要的当属毛泽东大力倡导并一直坚守着这么一个方法论——理论联系实际。

　　众所周知，“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共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且这个三大优良作风的概念是毛泽东于1945年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首次概括提出的。不过，毛泽东在此之前就大力倡导并亲力实践“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

　　且看，1942年2月，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毛泽东对“理论联系实际”提出了经典表述：“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为了伙伴们在重大决策中少犯错，毛泽东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问题称为党领导中国革命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号召全党要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用富有“中国气派”的科学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同时，专门批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党八股之类脱离实际的理论空谈风气，“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

　　为了让伙伴们更清醒地认知和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提出用马列主义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要做到“有的放矢”。他强调，“马克思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为了让伙伴们明白“实际”的价值，毛泽东提醒并强调“矛盾的特殊性”。正如他晚年接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时所言，“我那一篇文章，叫《矛盾论》，其中一段叫‘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并不单独存在，就存在于特殊性之中，人类是看不见的，看到姓杨的、姓周的，看到大人、小孩，但是看不见‘人’。”

　　为了让“实际”不虚，毛泽东不断强调和督促伙伴们做到实事求是。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为了让“实事求是”成为中共的一个核心原则，让骨干们摆脱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脚踏实地去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毛泽东于 1941年冬为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

　　为了各地区各领域的骨干们能够认真践行实事求是的原则，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告诫，“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警示，“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毛泽东不仅大力倡导和督促“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更是身体力行。他是马列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也认真研读过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但从不背诵原文，也很少拿原文内容来教导下属。他所做的，只是理解其中的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在此基础上确立中共的使命宗旨和事业方向，然后结合中国社会的现实、当时的时局和趋势等实际情况，制定一个个重大决策，引领红色事业越过陷阱、绕开险滩，弱中求强、险中取胜，一步一步走上康庄大道。

　　在基本力量方面，毛泽东透彻地认知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是农村农民的土地问题， “谁掌握了农民，谁就将赢得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将赢得农民。”因此，他脚踏实地，将农民作为中国革命事业的基本力量，而不是工人。同时将土地改革作为红色事业的基础和重心，而不是依靠土豪。

　　在政权建设方面，毛泽东脚踏实地，确定“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而不是先攻打中心城市，更不是靠口号和选举。

　　在军事战略战术方面，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实情，确定游击战、运动战为主，而不是阵地战；确定歼灭战而不是击溃战。

　　在工业发展方面，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发展目标和时代现状，确定基础性的重工业先行，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不是先发展消费型轻工业。

　　在社会运作和治理方面，毛泽东根据组织理念和国情，确定“放手发动群众”、“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群众路线，而不是靠行政命令来驱使。

　　此外，面对各种问题，毛泽东也有明确的指示，“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

　　......

　　就这样，毛泽东高举“理论联系实际”的大旗，不偏离理想信念的正道，以实事求是的理念为基石，脚踏实地地将理想信念演绎成一个个正确的决策，引领并督促伙伴们避开了“愿望很好、策略很正、结果很差”的恶果。使得旗下的红色战团得以在夹缝中求生存，并快速崛起，战胜一个接一个的强敌、克服一个接一个的艰难，在推翻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的征途中创造出一连串举世瞩目的奇迹。

　　（3）密切联系基层，避免信息失真

　　“密切联系群众”是毛泽东圈定的中共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其核心是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工作不偏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

　　为鼓励和督促大家密切联系基层群众、不要在面上夸夸其谈，1942年3月8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

　　毛泽东是这样号召的，也是这样做的。

　　事实上，毛泽东并非神人，他做的很多事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原因就是他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当然，他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并非仅仅是信仰使然。正如他所言：“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和必要的侦察，以及对相关情况的大量思考。”作为身居高位且高度负责的领导人，毛泽东深知源于基层一线的真实且完整的信息多么重要。从投身红色大业伊始，他就不断深入基层，以掌握真实信息。

　　且看：

　　1925年到广州后， 毛泽东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对个人经历作了这样的概括：“教过一年书， 做过两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一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共32天，毛泽东到湖南湘潭、湘乡、衡山、礼陵、长沙五县，行程700多公里，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中共“八七”会议后，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到大上海时，时任领导瞿秋白力邀毛泽东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拒绝了，明确地说：“我要上山下湖，到山林里去跟绿林好汉交朋友。”

　　后来，因为联系群众收益匪浅，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会议上告诉大家，“我这个人凡事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问同志们，问老百姓。打仗也是这样。”

　　当然， 1950年之后，由于身份问题，毛泽东难以直接与普通群众面对面地对话沟通，多数时候能够密切联系的只是中基层干部。此时，熟读《资治通鉴》等历史书籍、重视历史经验教训的毛泽东，对历朝历代、各阶层官员都有用虚假信息、不完整信息欺上瞒下的现象自然明白，而且公开批评过党内的形式主义、党八股现象。因此，他依然努力寻找机会与基层群众接触。同时，努力与基层保持顺畅的联系，而不是看报告听报告，防范被虚假信息、官样文章架空。

　　一个重要事例就是他的出行和出行方式。

　　为与基层保持顺畅的联系，毛泽东经常出行，到国内各地走访、考察。他离京的出行方式，火车为主，很少像周恩来那样乘坐飞机。对此，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出于安全原因，中央规定禁止毛泽东乘坐飞机。此言固然不假，但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毛泽东喜欢临时召见附近的地方领导人，当面与他们对话沟通，听取他们的汇报。乘坐火车出行，专列可以随时停车，飞机就不行了。

　　为避免被虚假信息、官样文章架空，在与各级干部见面、听取汇报时，毛泽东强调口头汇报而不是书面汇报，也不欢迎念报告式的口头汇报。他说，“有什么办法使人听了不致忘记？讲存在的问题，要举事例，把人指出来，不举事例等于无用，别人不好懂。”他还多次明确表态：“谁要念稿子，我就打瞌睡，以示反对。”

　　且看：

　　1952年10月28日，毛泽东外出视察途经徐州，刚下火车，就提出听汇报。徐州市负责人表示事先不知道主席要来，没有准备。毛泽东说：我就爱听没有准备的汇报。

　　1956年春节期间，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康世恩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康世恩照着提纲念了一段，毛泽东即打断说，“你不要念了，我这里也有本本，就随便说吧。” 接着，整个汇报便在毛泽东和康世恩的一问一答中进行。

　　1957年9月初，毛泽东在武汉召集湖北省委负责人王任重和一些地委书记座谈。开始是领导听汇报的座位环境安排，毛泽东提出这是“三堂会审”，不合适，要求改成氛围融洽的圆桌会议，没有主席台，不要记录席。同时明确，“可以不按提纲发言，畅所欲言、言无不尽。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否则就会浪费时间。”

　　这次汇报过程中，毛泽东对下属们头一天的拘谨表示失望，对第二天的畅谈表示满意，直言不讳地说：“你们不能看眼色行事，尤其不能看我的眼色行事。”

　　很多向毛泽东汇报过工作的干部，都觉得毛泽东提问题总是很细、很专、很深，且常常宏观、微观兼具。毛泽东向汇报人所提的问题，看似随意而问，实际上事先是有所考虑的，大都与工作中的需要有关，与他正在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有关，故而有针对性，为了进一步了解问题、寻找解决办法。

　　可见，毛泽东珍惜每一次与中基层干部接触的机会。

　　当然，毛泽东反对拘谨的汇报，也理解下属们在自己面前拘谨的原因。因此，听汇报之时会他经常主动创设一种轻松愉悦的谈话氛围，选择汇报人所熟悉的或相关的话题、以轻松幽默的方式开场。一来增进对汇报人的熟悉和认识，二来消除对方的拘谨、活跃谈话气氛。如他所言，“就是要采用这种方法，把空气搞得活泼些，使大家不拘束。”

　　为避免远离群众、信息失真，毛泽东还曾创立一个高招。他身边的卫士回乡探亲时，都附带在家乡实地调查的任务，回来后要汇报。而且，为了让他们做好这件额外的任务，毛泽东专门为警卫人员在基层做调研制定了一个《出差守则》，有五项明文规定：

　　“一、保密。不能让人知道是毛主席的警卫员，更不能说是毛主席派来的；二、态度要好。好态度才能得到真实情况，不要摆架子，尊重地方领导和老百姓的意见；三、宣传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四、提高警惕，不要上反革命的当;五、调查内容为；生产、征购、合作社、人民生活等情况，人民对当地工作人员、对当地政府的意见。”

　　正是因为倡导并践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毛泽东对国情民情有真实的认知，对该做什么、该怎么做有很好的把握，他的思想和行动很务实很有效。并以身作则，为各级干部树立了与下属和基层民众对话的榜样，切实地促进了“密切联系群众”作风在党内的落实。

　　此外，毛泽东密切联系群众、密切联系基层，还体现在他的文风。

　　众所周知，毛泽东熟读经书、文采十分了得，诗词文赋信手拈来。但是，他撰写的文章，包括一系列高屋建瓴的大作，鲜有高高在上的“仙气”，多有朴实无华的“地气”。因为他知道，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文化水平不高，他们需要的不是感叹和迷茫，是清醒和明白。

　　对此现象，日本1962年的《防卫年鉴》中有描述：如果说古代孙子的兵法是哲学性的，克劳塞维茨的兵书是科学性的，那么毛泽东的兵书则是彻底的现实性的东西;前两者是以研究兵法的人为对象，而后者则能为每一个士兵所理解。

　　总之，毛泽东密切联系群众、密切联系基层，确实自始至终，并受益匪浅。其特征与价值，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的演讲中的一段话是极好的说明。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他革命思想的萌芽，救国治世的抱负，革命道路的探索实践，无不起于民、植根于民。他“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连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是从中国近百年来和‘五四’以来的革命运动、多少年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产生的人民领袖。”

　　（4）循环牵手群众，求取善始善终

　　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使命宗旨，以“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为事业纲领，以“密切联系群众”为行为风范。这是毛泽东为中共确定的几个核心元素，彼此关联，互为支撑。

　　但是，还没完。

　　为使伙伴们对这几项核心元素有清醒的认识、在日常工作中切实体现并落实，1943年6月，在起草《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时，毛泽东第一次从方法论的角度阐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并有细致的说明。

　　毛泽东提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 (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 集中起来 (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是基本的领导方法。”

　　至此，毛泽东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具体方法，对“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纲领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提供了落实的规矩，引导和督促各级干部在日常工作中不背离纲领、不偏离路线、不脱离现实。

　　这就构成了纲领、作风、方法论三位一体“群众”思维，将中共各级组织的日常工作自开始到结束都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融合在一起了。加上整个良性循环的积累过程，各项工作都趋向于善始善终。至少不容易出大问题。

　　其实，毛泽东提出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方法论，用西方现代管理的风格来定义，属于“双向参与循环型”管理方法。

　　第一步是自上而下的参与——管理者深入基层了解需求意愿，随即提出并实施方案。

　　第二步是自下而上的参与——基层人员执行后对管理者提出修正意见，督促管理者修正完善。

　　随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参与不断循环，直至上下满意。

　　简单对比一下可以看出，一种西方流行的PDCA法，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法很类似。

　　所谓PDCA法，是一种源于西方企业界的工作任务管理法，由四个过程单元组成：

　　Plan——制定工作计划；Do——执行；Check——检验；Action——总结与优化。

　　由此可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仅充满红色背景，而且是出色的工作任务管理法。

　　当然，好方法也需要认真地用。为使各级领导干部们用好这个方法，毛泽东有专门的教导和提醒。

　　毛泽东说：“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这是三个重要方法。”

　　毛泽东提醒检查要及时，“必须随时掌握工作进程，交流经验，纠正错误，不要等数月、半年以至一年后，才开总结会，算总账，总的纠正。这样损失太大，而随时纠正，损失较少。

　　毛泽东还教导各级领导干部：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对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对下面来的错误意见也要听，根本不听是不对的；不过听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给予批评。

　　诸如此类的教导很多。而且，毛泽东不仅是这样指导和督促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他主持或参与的许多工作事项中，都有许多群众意见的痕迹。

　　在农村实施土地改革、颠覆千年封建模式，是毛泽东确定的大政方针。起源是广大农民对“耕者有其田”的渴望、对深受剥削压迫的痛恨。毛泽东旗下的队伍所到之处，基本上都会尽快开展土改。对于这项重要工作，毛泽东不仅下达明确的指示，还经常过问各地的土改情况。发现不当之举时，如普遍地提高成份、侵犯中农、贫农团的孤立主义，以及唯成份论、乱打乱杀乱捕乱封门、土地分配中的绝对平均主义，等等，不管是过“左”还是过“右”的偏差，毛泽东都很重视，会认真地与相关人员探讨，提出纠错的指示。

　　建国初期，为配合反击党内贪腐的“三反”运动开展的“五反”运动，既有中共中央的分析，也有群众的意愿。反击的对象是党外的违法工商业者，城镇民众参与度很高。一段时间后，“五反”运动中出现职工民众行为过激、斗争扩大化、资本家自杀、大量工商业停业或半停业现象。毛泽东发现问题后及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提出了原则，规定了权力，使得运动得到控制。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部分农村在大搞合作社的基础上，兴起了新型农村合作治理模式——公社，并在中共中央的推动下很快席卷全国，成为农村的普遍模式。但是，由于全新探索、脱离现实等多种原因，在农村公社化的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过度的集体化军事化，大食堂，供给制，平调，这些“一大二公”的大公社体制，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造成很大的伤害。为挽救这个新模式体制，自1958年底始，毛泽东亲自领导了纠正大公社偏差的工作，并于1961年2月上旬开始，毛泽东提出并亲自领导编制一套《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六十条》）。

　　在制定过程中，毛泽东要求，“把这个条例草案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读给和讲给人民公社全体党员和全体社员听，……同时，征求他们对于这个条例草案的各种修改意见。”

　　就这样，经过多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完成了人民公社“宪法”之称的专项条例的编制工作。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新体制，其为城乡二元体制的巩固和工业化的初步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

　　人民公社“宪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毛泽东亲领工作小组制定的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更是如此。

　　那是1953年底至1954年初，毛泽东主持制定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采取了领导意见和群众意见相结合的方法。除了专门起草小组外，广泛征求党内外各界人士的意见，并将“宪法草案”全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发动全国人民广泛参与修改讨论，参加讨论的人数达1.5亿，共提出修改意见130万条，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民立宪”的历史先河。

　　就这样，尽管毛泽东主抓的工作也有失误，但他依靠“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总是能够及时纠错、修正、完善，或是及时刹车，重大工作上鲜有错上加错、一错到底。

　　（5）纲领措施并重，实现道器变通

　　“要实现原则，就要使它具体化，使它能得到多数人的同意，多数人都来执行。坚持真理是会遇到困难的。毛主席不仅指出了原则，而且还制定具体的政策、策略来实现这个原则，每个历史时期的政策都是适合这个时期的。”

　　这是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报告中的一席话，道出了毛泽东有效地引领团队开展工作的一个出色亮点。即毛泽东在安排任务、部署工作时，既有挥斥方遒的指示——纲领性的原则、政策，又有实施所需要的策略、方法类的措施。这就让大家不仅明白“要干嘛”，还明白“怎么办”，容易做到“知行合一”。因此执行起来方向不易走偏，行动容易生效。自然，结果就是上下之间同心同德、通力协作，大业因此而成。

　　借用一句古典名言，这就是“道器变通”。

　　所谓道器变通，源自《易经·系辞上》的一句：“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此句的大意是，理论性的是“道”，执行性的是“器”，道落实到器就是“变”，能够得以推广就是“通”。如能面向大众做到这四个方面，就能成就一番事业。

　　事实上，虽不知毛泽东是否受到此句古典名言的启发，毛泽东就是像他一生的事业伙伴周恩来所说的那样，不折不扣地倡导和践行“道器变通”。

　　且看：

　　1948年春，毛泽东从检讨纠正土改等工作中的错误倾向入手，对政策和策略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提出名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不久，他再次强调，提出“没有全般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中国革命是永远不能胜利的。” “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并于4月1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里，完整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土地改革工作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将“道”落实到“器”身上。

　　毛泽东一贯倡导“群众路线”，其中的“密切联系群众”是“道”，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器”。

　　抗日战争期间，关于国共合作方面，毛泽东确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总原则是“道”；先斩后奏、先奏后斩、斩而不奏、不斩不奏四个可操作的策略是“器”。关于战略战术方面，毛泽东确定八路军抗日以游击战为战略，这是“道”，在《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中的一系列具体内容，则是“器”。

　　《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深入分析后指出持久战将经过三个阶段的“道”：“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对于中国军民如何挺过这场战争最艰难的第一和第二阶段，毛泽东提出了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等等。这就是“器”。

　　胜利来临之际，为防范腐败堕落，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是“道”。紧接着确定的“六个不”——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就是“器”。

　　对在押的国民党战犯的处理方面，毛泽东提出的“道”是教育改造。同时提出相应的“器”，一是不审不判不杀；二是有病的治病、有伤的养伤，给以人道主义待遇；然后是组织政治学习，组织参加劳动改造；时机成熟后组织外出参观，与亲人会面；等等。

　　如此这般事例，还能找出很多。

　　毛泽东就是这样，在引领团队开拓事业的过程中高度重视执行效能，既给战略层面、纲领层面的“道”，又给与“道”匹配的战术层面、措施层面的“器”，并引领和督促大家认真地“变”。各阶段、各项重要工作，莫非如此，最后“通”了，将为人民谋幸福的意愿变成现实的大业。

　　无怪有人说，“毛泽东很了不起的一点是把战略思想科学化和具体化了。” 还有人说，毛泽东治国理政所烹的“小鲜”，真是“既好看，又好吃”。

　　（6）明确大政方针，保障运作效能

　　战略战术篇中介绍过，毛泽东高度重视并督促下属重视战略战术。同时，毛泽东明白各级指挥官们的军事智慧高低不平，因此，在给信任给实权的同时，自己亲力亲为，为各战场上的各级指挥官们提供纲领性的战略战术指导，如1947年12月底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

　　一、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三、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四、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五、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六、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七、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八、在攻城问题上，…。九、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十、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

　　因为有了明确的战略战术纲领，各级指挥官在各种战场势态面前都有一个思维基准，在战略战术上不易出大错，容易取得好的战果。

　　毛泽东的这个措施不局限于军事工作，其他方面也如此。他认为，“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因此，大到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小到某些具体的事项，毛泽东关注到的都会提出明确的大政方针，引领党政军在相关领域的运作，保障和促进工作效能。

　　保障和促进工作效能的大政方针，对国家而言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莫过于宪法。毛泽东对此很清醒很重视，他曾有言：“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

　　建国伊始，由于多种原因，没有立刻制定宪法，用一部《共同纲领》作为临时宪法。1953年，国内基本正常，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在望之时，毛泽东启动了制定宪法的日程，亲自挂帅，率领专项工作小组离开北京来到杭州，以“搞宪法是搞科学”的态度专心开展制宪工作。期间，毛泽东亲力亲为，主持参与各项具体工作，消除障碍、吸取建言、研究资料、撰写内容、听取反馈。修稿完善，等等。

　　至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宪法之外，毛泽东主持制定和发布的专项型大政方针不仅很多，而且各时期都有。

　　且看：

　　抗战伊始，为了全民族的根本利益，毛泽东倡导和推进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同时，为保护中共的切身利益，毛泽东确立了中共在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开展军事斗争的总原则。为了军队将领们对这个总原则的认识更清楚更准确，毛泽东还提出了“先斩后奏”、“先奏后斩”、“斩而不奏”、“不斩不奏”四个可操作的策略，把中共独立自主的总原则具体化。

　　关于土地改革，毛泽东提出了土改工作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的总政策。”

　　1949年4月，毛泽东进驻北平后，根据形势发展和现状，针对社会需要，及时提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简称“四面八方”方针，作为城市经济工作的纲领。

　　在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同时，毛泽东提出辨别香花和毒草有6个政治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正是因为有这些明确的大政方针，让大家明白了在工作中该怎么办，不会陷入迷茫、疑虑和争论不休，引领方方面面的工作走上了正道、提高了效能。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有一条清楚的轨道”，“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

　　（7）建立章法规矩，促进基层管理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各个时代、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毛泽东也不例外。从开始担任党政军领导者之时起，一直到晚年，他麾下的将帅之才虽然很多，但与庞大的需求相比还是严重不足。毕竟，新中国成立时文盲率超过90％，这一数据足见各行各业人才匮乏现象之严重。

　　尤其是城乡各地，面对全新的政务、工业、农业，能够担当管理责任的干部，十分稀缺。而且，这类人才培养更是“百年树人”这般漫长。

　　怎么办？总不能等着人才成长起来了再前进吧？那可是“百年树人”啊！

　　面对这么个客观现实，务实的毛泽东没有抱怨什么，而是对大家提出任务的同时为他们提供实用的章法。

　　且看，1934年，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形象地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可见，毛泽东懂得“过河”需要“桥”和“船”之类的有效方法，不能两眼一抹黑瞎摸。

　　而且，毛泽东强调解决方法问题，不局限于领导者自己原创。正如他于1943年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一般和个别相结合”。意思是要求领导人员具体地直接地从基层工作中取得经验（各别），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一般），渐渐演变并充实成为普遍性的内容。

　　毛泽东是这么倡导的，也是这么做的。他经常针对普遍且重要的需求，亲自主持或参与制定专项的章法规矩。当他发现基层中的优良素材、认为有推广应用价值时，会主持或安排再加工、提炼、完善。不管是自己原创的还是源自基层的，编制出通用的东西后再提供给中层基层的管理干部，让他们的日常工作有章可循。这样，哪怕基层干部们的水平不高，对于自己该做什么、该怎么做，也能有基本的头绪，明白基本的尺度，不容易糊里糊涂地出大错。

　　早在江西创建红色根据地之时，毛泽东就做了很多为基层定章法的事。在调查的基础上，综合各地情况，他写出了《乡苏维埃怎样工作》。加上《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还有张闻天编写的《区苏维埃怎样工作》。这些章法条例和解读资料，使得文化水平偏低的苏区干部对基层政权工作有了基本且完整的认识，明白了自己的日常工作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不该怎样做。

　　这方面的典型案例，还属后期的东西。主要是指导党组织工作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指导工业企业工作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简称《工业七十条》）、指导农村公社工作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六十条》）。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是毛泽东于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报告中提出的。针对长期积累的权力问题、纪律问题、党内矛盾、缺乏统一性等等问题，毛泽东跳出具体的问题，在长篇的讲话中抽出专章讲授《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从方法论的高度牢牢地把相关争议聚焦到党委会工作方法这一根本矛盾上。在这篇两千七百字的专项工作方法中，毛泽东提出了党委会的十二条工作方法。基本要素如下：

　　一、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二、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讨论。三、委员之间要“互通情报”。四、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五、要学会“弹钢琴”。六、要“抓紧”主要工作。七、要对情况和问题胸中有“数”。八、开会要出“安民告示”便于准备。九、要“精兵简政”，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十、注意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十一、力戒骄傲。十二、划清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

　　随后，在1958年初，为适应全新的社会环境，毛泽东主持商议和拟定了面向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内容几乎面面俱到，全盘指导各级党委人员开展各项工作。

　　《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是中共中央于1961年9月颁布的。这套一万八千余字的专项条例，源于毛泽东看到并十分赞赏的《鞍钢宪法》。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共中央组织班子专项编制的“工业七十条”，在“总则”之下有十个章节，分别是：

　　“计划管理”，“技术管理”，“劳动管理”，“工资、奖励、生活福利”，“经济核算和财务管理”，“协作”，“责任制度”，“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党的工作”。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是毛泽东提出并亲自领导编制的一套条例。于1961年2月上旬开始，草案版本于1961年中旬颁布实施。

　　“制定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把人民公社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作一个系统的解决。有了这个条例，公社各级干部和全体社员对于人民公社是什么性质，对于公社各级应该作什么不应该作什么，就可以有一个统一的、全面的、正确的了解。”这个近一万三千字的农村公社“宪法”，背景和目的可见一斑。其中的六十项条例分成了九个章节，分别是:

　　“农村人民公社在现阶段的性质、组织和规模”，“人民公社的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员大会”，“公社管理委员会”，“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生产队管理委员会”，“社员家庭副业”，“社员”，“干部”，“人民公社各级监察委员会”。

　　这就是毛泽东，既不当只会发号施令和批评指责的“甩手掌柜”，也不以“信任”为由被动依靠下属。而是正视管理干部的漏洞和短板，亲自出手，以完善的章法规矩保障基层的需要、促进基层的运营管理。

　　在毛泽东的带动下， 1961年前后，相继出台了很多类似的规矩。简称《高教六十条》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商业40条》的《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科学14条》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等等。无疑，这一系列具体领域的管理条例，直接改善各领域各机构的日常工作，对国家整体运作和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8）顺应社情变更，及时修正调整

　　毛泽东和他的伙伴们组成的是一个使命集团，而不是利益集团。因此，有核心理念，还有很多重要的原则、纲领，用于指导大家的思想和行动。

　　一般而言，原则纲领是基于核心理念而确定的，属于大政方针层次，不应轻易改变。但是，当形势发生较大变化、原定的原则、纲领不适应形势时，不能刻板地继续。

　　毛泽东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和切实的把握。每当社会环境和形势出现明显变化时，或是重要因素出现量变到质变的转折时，毛泽东总是与时俱进，在不背离核心理念的前提下，对相关的大政方针进行修正和调整，向大家发出新的指导指示。

　　例如，早在江西创建苏区根据地时，“打土豪分田地”就是中共治理农村的一个基本纲领。到了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主要矛盾由国内的阶级矛盾变成了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以“减租减息”取代“耕者有其田”的土改政策，并将其写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降低内部冲突的烈度、稳定后方，赢得全民族的团结抗日。十年后，1946年5月4日，面对新的形势，中共中央发布了《五四指示》，将过去的“减租减息”变成了“斗地主分土地”的土改，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和帮助，大大加快了推翻国民党政权的进程。

　　再看，按照共产主义理论，中共夺取政权后就要打倒资本家。但是，1950年代初，基于当时的形势，毛泽东指示各级组织以接管的方式打倒官僚资本家和西方列强资本家，对民族资本家则是暂时维持现状，并帮助他们恢复和发展生产，在此期间，实行的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政策。这些举措稳定了人心，在较短时间内摆脱了生产萎缩、交通梗阻、失业众多的恶性循环，保障了基本的民生需求，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还有，国共攻防转折时期，中共于1947年12月底召开了12月会议。毛泽东主持确定了适应新形势的一系列重要的大政方针。包括前面多次提到的十大军事原则，还有新的土地改革的重要政策，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经济纲领。

　　不久，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损失大部，夺取全国胜利、建立新中国的目标不再遥远。在这一重大历史节点上，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

　　正是因为毛泽东在大政方针上的与时俱进，中共的事业总是及时跳出过去进入当下。该转弯时转弯，该变速时变速，该柔和时柔和。因此减少了障碍和困难，顺畅地迈过一道道“门槛”。

　　（9）善待敌营个体，成就感天动地

　　看两个事例。

　　事例1：1945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愚公移山》报告中说到：昨天有两个美国人要回美国去，我对他们讲了，美国政府要破坏我们，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但是我们第一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第二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

　　事例2：1955年7月，毛泽东会见末代皇帝溥仪的叔叔载涛时问到：“你和溥仪还有来往吗？”载涛有些紧张，连忙回答：“他是战犯，我怎么会和他来往呢？”毛泽东笑着说：“我们要消灭的是整个剥削阶级，而不是哪一个人。你们家族要关心他帮助他，共同使他改造成为新人。听说溥仪学习得不错，你可以去看看他。”

　　上面这两个事例，印证了毛泽东的一个治国理政之策——将具体的个人与阶级阵营等整体型概念区别对待，而不是混为一谈。

　　众所周知，毛泽东领导共产党闹革命，以改天换地为事业目的，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和使命宗旨。剥削阶级、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侵略者、反动派，等等，都是敌人，彼此之间是你死我活的矛盾，需要通过多种斗争方式从组织上、体制上、文化上推翻他们、消灭他们。对此，毛泽东作为一位革命家表现的很坚定，命令“将革命进行到底”！要求“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同时，毛泽东还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以大格局视线面对具体的人和事，把来自敌方阵营的个人与其所属的国家、党派、阶级、集团等等体制型机构区别对待。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不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毛泽东都有基本一致的行动策略，教育改造他们的思想，而不是消灭他们的肉体。即使很困难、很漫长。

　　对此，毛泽东的两段话，有比较完整的解读。

　　土改政策方面，他说:“除对极少数犯了重大罪行的地主，即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及坚决反抗土地改革的犯罪分子，应由法庭判处死刑或徒刑而外，对于一般地主只是废除他们的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废除他们这一个社会阶级，而不是要消灭他们的肉体。”

　　对待俘虏方面，他在《论政策》中强调：“对敌军、伪军、反共军的俘虏，除为群众所痛恶、非杀不可而又经过上级批准的人以外，应一律采取释放的政策。其中被迫参加、多少带有革命性的分子，应大批地争取为我军服务，其他则一律释放；如其再来，则再捉再放；不加侮辱，不搜财物，不要自首，一律以诚恳和气的态度对待之。不论他们如何反动，均取这种政策。”

　　瞧瞧，多么大的格局，多么仁慈的善心！

　　而且，毛泽东不仅这么说，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这方面的事例很多，首先是优待俘虏。

　　优待俘虏，从红军时期在纪律条例中规定“不虐待俘虏”开始。对于战场上俘虏的地方士兵或低级军官，一般不做战俘处理。不搜身不虐待，伙食比自己的士兵还好。国内的俘虏，原留的留下来，想走的给路费。

　　对入侵我国、罪行累累的日军，大家都很痛恨。但是，对日军俘虏，则如毛泽东对记者所言：“我们仍然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战的下级干部给以宽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责骂，向他们说明两国人民利益的一致，释放他们回去。有些不愿回去的，可在八路军服务。将来抗日战场上如果出现‘国际纵队’，他们即可加入这个军队，手执武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事实上，八路军不仅有优待日军俘虏的明文规定，还为日军战俘建立了“延安日本工农学校”。这诸多善待俘虏的措施，使得许多日军俘虏的心灵受到感召，变成了“日本八路”，投身到抗日战场上。据报道，先后有数十位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牺牲在抗日一线战场上。

　　1945年，中共军队进军东北后，更是把三万多日本军民转换成自己的战士。他们加入了四野，为人民军队培养飞行员、在战场救护伤员，直接上战场杀敌，等等。许多人荣立战功、获得了各种军功章，还有不少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其中最突出者，当属原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的林弥一郎部。在中共军民的感召下，这支队伍的飞行员20名、机械师24名、机械员72名以及其他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一起加入了中国空军的摇篮——东北老航校，是航校的技术骨干。后来，这里培养了飞行员160人，其中23人参加过开国大典的阅兵。曾经的空军司令员王海、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以及曾经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张积慧等人，都是从这里起飞的。

　　对此，1956年6月27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接见日本代表团时说到，“我们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医生、护士、技术员参加了解放战争，这些更增强了我们与日本人民缔结友好关系的信心。日本的军国主义确实是残酷的，但协助我们的日本人民有很多。”

　　与善待日军俘虏相似的案例，还有对日本战犯、国民党军战犯、“满洲国”战犯的改造。因为战犯们大多数是高级军官或官员，具有年龄大、级别高、文化水平高、固执己见等等特征，日本战犯还有一种“优越感”，改造的难度确实很大。但是，经过战犯管理所党政军干部的长期努力，在毛泽东的政策感召下，战犯改造取得了令世人震惊的成功，包括末代皇帝溥仪、蒋介石心腹干将杜聿明等人，都洗心革面且心服口服，脱胎为热爱新中国的公民。

　　以杜隶明为例。

　　作为多次担任蒋介石的钦差、指挥辽沈战役、淮海战役的头等战犯，杜隶明被俘后心灰意冷、多次意图自杀，在改造期间也想以慢性自杀方式结束生命。但是，杜隶明没有病死，困绕他多年的四种疾病也在功德林期间被治好了。1959年，杜隶明第一批被特赦。他在代表首批被特赦的战犯讲话时声泪俱下：“党和毛主席对我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给予特赦，我无限感激。誓在有生之年，继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自己成为新人，永远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无论遭受狂风暴雨的阻碍，生死以之，决不反顾！”

　　杜聿明所言是真心话，其他改造经历类似的人基本相同。有人调查发现，所有经过改造的日本战犯，特赦后几乎都成为中日友好的和平使者，一直到死都不反复。而所有经过改造的国民党战犯，在毛泽东逝世后也没有什么人否定毛泽东，更无咒骂之言。至于那个受到毛泽东关爱的皇帝溥仪，无论是谈话还是写作，都充满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衷心感谢和爱戴。

　　这样的成就震撼海内外，感动人民感动中间派，岂是消灭肉体可比？！

　　与战俘战犯不同的另一类人，也是毛泽东善待的对象。

　　都知道，新中国是推翻国民党政权后建立的，国民党政权不仅有该打击的反动高官，还有很多中基层官员和职员。新中国成立之初，尽管财政经济面临严重困难，毛泽东依然指示，“中国已归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负责并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样送给别人去。国民党的一千万党、政、军人员我们也要包下来，包括绥远的在内，特务也要管好，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 根据毛泽东的表态，对不反抗新政权的上千万军政公职人员，实行“包下来”的留用政策，不让他们失业。

　　再看，还有一个独特的事例。即在赫鲁晓夫突然撕毁中苏之间的协议、全部撤回在华苏联专家之时，毛泽东指示善待这些要离开的专家，给他们开欢送会，对他们表达真诚的感谢。此举让那些专家们大为感动，为收拾残局做好了铺垫。

　　总而言之，致力于体制上文化上的改天换地，同时善待来自敌方阵营的每一个个体。毛泽东的这个区别对待的政策有效地减少了社会性的敌对，增强了社会大众的归属感，确实是一项感天动地的大赢之策。

　　当然，善待敌营的个体，毛泽东有原则有底线，必要时会对一些人严惩不贷。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民愤极大者、在社会上大搞杀人放火爆炸等恶性破坏事件者，如血案累累的恶霸、土匪、特工、邪教头目，在当地影响力很大，如果不杀，百姓恐惧难于消除，新政权也那于开展工作。因此。对抓到的这些人就不是教育改造，而是本着“平民愤”、“护政权”、“增信心”、“保平安”等目的，处死了一批。

　　不过，即使是对这类人，毛泽东还是尽量善待。在社会基本安定、政权基本巩固后，毛泽东立刻对“杀”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他指示：“对可杀可不杀的那一部分人，应当判处徒刑，或交群众监视，用劳动去改造之，不要杀。……已经解决了问题、群众已经满意了的地区，即不应再杀人了。”同时，他对捕人批准权和杀人批准权作了严格的限制，并通过全国公安工作会议规定：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

　　事实上，“死缓”就是毛泽东的一个创造，源于毛泽东提出的、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可大部分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政策，以观后效。正是这个政策的实行，保全了大部分犯死罪分子的生命。

　　（10）政权覆盖基层，赢得全盘效能

　　俗话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意思是说，封建时期皇权所到之处都是帝王的疆土。

　　此言不虚。但是，主权不等于治权。事实上，几千年封建时期，中国一直是“皇权不下县”的政治状态。即政权机构的最底层是县衙门，再往下面的乡村就基本没有皇家机构了，治理乡村的权力大多由本地豪门士绅掌控着。

　　同样，国民党政权的县政府之下，几无政府建立的政权机构。乡村治理与大清朝没什么差别，都是本地豪门士绅以保长、甲长之类代理人的身份统治着乡村。直到毛泽东领导中共夺取并巩固政权后，才在广大的乡村建立起直属中央政府的基层政权机构，把治权从土豪们的私人手里夺了回来。

　　中央政府在乡村广泛建立基层政权机构、直接治理乡村，既理所应当、也顺理成章，值得专门解读吗？

　　值得。因为一个地方的治理模式决定了治理的成本和所得收益，以及这份收益的归属和分配。从效益的角度来看，治权比主权更有价值。这也是当初中英就香港回归谈判时，英国提出“以主权换治权”方案的原因。

　　形象一点看，主权只是一个共识概念，就如一个标签，最重要的是统治权。

　　对此，一个西方名人有言：毛泽东突破了“皇权不下县”的千年困局，共产党的政治版图几乎覆盖政权所及的全部地理版图。

　　用“突破千年困局”来评价，可见其价值巨大。究竟有多大的价值，这里难以展开。简而言之，以下几点很明显。

　　首先，抛弃了土豪劣绅背靠政权力量去盘剥民众和代理政权收税的“准封建化”模式，实现了旧式乡绅的私权力和私人领域“公共化”改造。

　　第二，消除了恶劣的“政权内卷化”的现象。这个由西方社会学专家提出的概念，基本现象是：民众负担极重、但政府所得不多，并从结构上架空了中央政府，弱化了国家能力。使中央政府从结构上失去了对农村税收的有效控制，连带丧失了对地方政府的有效控制，并最终丧失对乡村社会的控制。

　　第三，消除了乡村行政公务的垄断和高成本服务，提高了便利性、降低了成本。民众负担较轻且相对公平，但政府能够集中的人力物力资源却很大。

　　第四，重建了政权与民众的关系，构成了民众的组织优势并赢得了自下而上的支持，使得乡村政权机构能够在极低成本下运作，并具有较高的执行力。其执行力表现远大于旧式乡绅把持的保甲组织，但运作成本却远低。

　　以上几点足以显示，毛泽东突破“皇权不下县”局面、将政权落到基层的巨大价值。

　　毛泽东重视政权的落地，而不是表面文章，一个看似不相干的事件是很好的印证。

　　大家知道，平津战役最后实现了北平的和平解放。但这是谈了很久才达成的效果，在谈判期间双方还打了几场硬仗，天津等地都是被四野用武力攻占的。这样的局面，自然是因为谈判双方的条件有很大的差别。其中最大的差别就是治理权。

　　傅作义谈判条件的核心是，在华北地区建立所谓的“联合政府”，且这个“联合政府”有独立的军队，高度的自治权。无疑，这与此前傅作义集团在国民党政权中拥有的“准藩镇”地位相仿。共产党方面条件的核心则是军队和政权完全归顺共产党，傅作义和他的下属官员们在新政权里担当合适的职务。

　　正是因为核心意愿的本质性差别，造成谈判困难。只是在中共强大的军事压力和自身武装力量损失惨重的情况下，傅作义才在最后关头顺应了共产党方面的条件。

　　此后中共与国民党军政系统的谈判，基本都在这个底线之上。因此，中共建立的新郑权完全取消了国民党政权的封建化“藩镇”治理模式，地方统治者的私人利益不再与私人军事实力相联系。这就隔断了行政权力与私人性武装力量的关联，消除了统治阶级军阀化、进而造成军阀割据和内战的隐患。

　　不夸张地说，“支部建在村里”、“政府建在乡里”，对红色事业的意义不亚于“支部建在连上”。但是，难度更大。因为，面对的是全国人口90％以上的乡村人口，新政权所服务和依靠的农民几乎都是文盲，几千年封建文化具有强大的惯性，可谓困难重重。但是，这一切没有阻止毛泽东的决心和步伐。

　　为在乡村建立现代文明色彩的政权机构，毛泽东领导中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委派干部下乡，开展扫盲运动，大力培养当地干部，变革选举制度，及时进行纠错指导，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鼓励和发动群众监督工作、揭发恶行，树立典范榜样、推广优秀经验，开展整风教育、严惩叛徒败类，等等，都是一步一步探索和实践的措施。

　　经过长期的努力，中共基层政权建设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赢得了全盘效能，也为后续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垫定的坚实的基础。“小推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这类奇迹般的现象，更是中共基层政权成功的典型例证。

　　（11）合理集权分权，统筹责任权限

　　“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中共一直强调的组织原则，彰显出毛泽东作为中共最高领导者所拥有的至上权力。

　　权力，人类社会运作和治理的关键元素，是个人和组织身份地位的象征和追求的目标，因为它体现了实现意愿的效能。要组织一群人做事，就需要适当的权力。且这个权力的大小，直接影响事务的性质和成败。

　　经常因为权力不足而坐看事业损失严重的毛泽东，明白权力的价值，珍惜遵义会议后拥有的领导权。同时他明白。在各地担任党政军要职的伙伴们也需要足够的权力，才能担负起责任并创造出色的成绩。因此，他很重视权力分配问题。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都会从工作效能的角度来考虑权力与责任的关联。

　　在权力管理方面，毛泽东的突出亮点主要有两个。

　　其一是中共特色的“虚君共和”。

　　对此，毛泽东有言，“我是历来主张‘虚君共和’的，中央要办一些事，但是不要办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市去办，他们比我们办得好，要相信他们。”可见，毛泽东的“虚君共和”主要是强调给省市地方政府足够的权力，不要由中央一统天下。

　　在这方面，毛泽东的思路主要体现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之“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章节中。

　　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

　　同时，他告诫大家，“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

　　他还针对一些部门的工作提出批评，“给地方压力很大。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这种情况，必须纠正。”并提出要求，“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

　　在此章节的最后，毛泽东强调，“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这就是毛泽东倡导和推动的“虚君共和”，力求中央和地方都有相应的权力、管好各自的“一亩三分地”。

　　毛泽东在权力管理方面的第二个亮点，是通过组织架构和职能调整进行重组，以顺应形势变化或自身重新设定的战略。

　　例如，对军史略有兴趣的朋友大都知道，解放战争期间中共有四大主力集团，分别为第一野战军（西北野战军）、第二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第四野战军（东北野战军）。但是，对于与这四大野战军同级的军区，则知道的不多。

　　其实，这些个野战军和军区的设立与调整，都是抗战胜利之后的事，是在原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的基础上设立的。

　　当时，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准备应对国民党军的进攻，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中央发令，以军队为核心调整党政军组织架构。主要内容是扩充兵力、编组能够机动的突击力量（先叫兵团，后称野战军），要求各区组建的突击力量能够实行跨区域、远距离的大机动作战。当然，要给各军区保留适当的地方部队，用于在本区域独立或配合作战。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的命令还明确规定，这类主力机动兵团须直接受中央军委和中央局指挥调动，不隶属于当地军区的建制。但是，军区要负责野战军的各项后勤保障。这就把机动兵团与军区的关系和责权问题说清楚了。

　　为顺应战略需求，毛泽东和伙伴们不断发出整改指示和督促。例如，1947年12月3日，为督促东北民主联军分为野战军和军区，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一份电报中，对相关内容有说明，“现时关内各解放区均分前后方，前方以野战军司令员、政委统率野战兵团，后方以甲级军区（又称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统率地方兵团及乙级军区（又称小军区）及军分区，并管理本区范围内的动员、训练、兵工生产与负责供给前方。两者的司令员或政委，依各区情形，有兼的有不兼的。”同时明确提出，“对于今后野战军愈向新区行动和发展，愈需要有此区分。东北野战军今后作战任务扩大，主力将逐步南进，东北甲级军区亦应及时成立。”

　　在毛泽东和伙伴们的指示和督促下，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为东北军区与东北野战军，8月份后这两套指挥机关正式分开行动。这就为四野在解决东北全境之后挥师入关解决平津、大举南下直捣海南做好了铺垫。

　　这些事例说明，毛泽东重视权力的集中与分配管理，心态上倡导“虚君共和”，架构上追求“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努力争取权力与责任的匹配，追求不同层级和不同领域之间“相得益彰”，以适应事业发展的需要。无论是在架构上还是态度上，他都没有置之不理或简单地顺其自然，而是及时发出指示采取行动，且有足够的力度，并取得了良好的收益。

　　（12）整合左膀右臂，治国理政给力

　　治大国若烹小鲜，需要高超的技艺和适当的“调味品”。更重要的是让大多数“食客”满意，还要让“营养师”们认同。因此，“主厨”需要与众多的“食客”和“营养师”保持联系，以保障治国理政在品质上少出偏差、不出大错。

　　这就需要适当的体制。

　　大家知道，治理国家的体制不是新东西，古往今来一直都有。在毛泽东领导中共建立新政权之时，就有现成的两大模式。一是欧美模式，二是苏联模式。但是，毛泽东一不学欧美二不抄苏联，而是依托自身的核心理念和实际国情，确立了一套独特的“一个躯体两条臂，民众精英齐出力”的体制。即以中共政权体系为躯干，配以文化知识水平较高者为主体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加上以普通民众为依托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二者如左膀右臂般支撑核心躯干。

　　这个治理体制，既不会像西方多党制议会制那样为了争论而争论、无法整合力量向前进，也避免了苏联那样拒绝党外人士、远离基层民众而偏离正道。这么一个人民民主与贤能政治并举的体制具有独特的优势。在保障中共政权根基不被动摇、全国高度组织化的基础上，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事业纲领落地。同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泛吸收各方有识之士的建言，弥补党内和基层群众的不足。

　　简单对比一下现代股份公司治理体制就可以看出，如果把中国视为一家股份公司，全体国民是股东。那么，中共党政机关就是公司的决策和运营管理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就是公司的监事会，人民政协就是公司的理事会。事实上，毛泽东和他的伙伴们就是把中国当成一个整体来经营的，他确定的这个体制很匹配信念和现实，很科学。

　　当然，毛泽东主导创立这样的体制也不容易，主要反应在“左膀右臂”方面。

　　首先，建国初期，因为夺取政权的速度远远超过预期，毛泽东和伙伴们对以城市为中心的国家治理缺乏必要的准备，自信心也不太足，因而延续民国时期的“政协”概念和模式，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吸纳大量的民主党派和其他人士加盟新政权，并担任政府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之类的要职。对此，因为“打天下坐天下”的惯例，党外人士不敢上任，党内不少人则看不惯、有意见。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为此做了不少工作，才使得新政协体制运作起来。

　　到了1954年，在全国进行普选和筹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了，许多政协委员们担心政协的存在和价值。为了消除大家的疑虑，毛泽东于1954年12月19日召集有党内外几十人参加的座谈会，对今后政协的问题作了专门说明。既肯定要保留政协，也说明了政协是党派性的统一战线组织，不是权力机关，主要是进行政治协商。为鼓励政协委员们重视自己的责任，毛泽东强调，“政协要把各方面的意见反映给我们，由我们加以处理。所以，政协大有事做。”

　　此外，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专门用一个章节阐述“党和非党的关系”。其中也明确提出要保护民主党派、团结党外人士，骂我们的也要养起来，等等。无疑，这些都有利于政协的保留和发挥实际的作用。

　　1954年开始，建立和落实人民代表大会制，也不容易。

　　一方面，“父母官”身份风气、“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习气，在几千年封建文化惯性的驱使下很快感染了新政权的官场，很多原本朴素的干部逐渐远离群众路线的真谛，对平民百姓也不像战争时期那样尊重了。同时，大量的基层民众更难摆脱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对自己的身份和学识缺乏基本的自信，对政府官员毕恭毕敬，参加人民代表大会也只是走个过场，不敢认真提意见提要求。

　　为促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效果，毛泽东和伙伴们做了很多努力。一方面，对人大代表的身份很认真，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的代表大会，都会安排一定比例的工人、农民、士兵及其他普通劳动者充任代表，让人民在治国理政和地方政务的管理中真正发挥作用。

　　此外，毛泽东倡导和鼓励直接从基层选拔人才担任国家和地方的高级领导。经过长期的努力和积累，于1975年出现一批来自基层的国家级领导干部。例如，农民陈永贵、工人孙健、工人吴桂贤，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工人姚连蔚、营业员李素文，担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而且，为了让他们保持本色，他们没有相应职位的工资，仍在原工作地拿原来的报酬，每天只有中央的1.2元生活补贴。同时，为了使他们不脱离基层，有利于参与管理与决策，毛泽东还要求他们每年用三分之一时间在原单位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在国务院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三分之一时间从事调查研究。

　　毛泽东就是这样，依托自身的核心理念和实际国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确立中共牵手精英与民众共进的执政治国体制。在稳定政权、保障运作的基础上，较好地汇聚了各阶层的热情和智慧，整合成强大的治国力量，使得中国这条大船走得更安全、更顺畅。

　　（13）抓大但不放小，保障整体成效

　　“抓大放小”是一种领导工作方法，有一定的道理。毕竟与领导职责相关的事务很多，而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如果像诸葛亮那样事必躬亲，不仅容易过劳，大事也难抓好。

　　不过，领导大群体开拓大事业的领导，不仅大事很大，小事也不小。如果一味地抓大放小，那些“小事”的职能机构就感受不到重视、体会不到压力，容易出问题。或是不上心，或是干着急，或是在迷茫中瞎闯，等等。时间一长，小事就变成了大事，而且是很麻烦的大事。

　　因此，如何面对形形色色的大事小事，是领军人物头疼的事。

　　在这方面。毛泽东拿捏得很好。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建设时期，他都重视整体效能，主抓大事但不放手小事。这就使得各项工作都能得到推进，赢得良好的整体效果。

　　其实，主抓大事但不放手小事，不仅是毛泽东的工作风格，还是他的一个管理思想。并形成和推出了原创的管理概念——弹钢琴，用于指导各级党政干部开展工作。

　　那是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报告中，毛泽东于提出一套《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里面的十二条工作方法中，第五条就是“要学会‘弹钢琴’”。在这里，毛泽东以弹奏钢琴的动作为参照，形象地说明如何抓工作。他提出：

　　“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钢琴有人弹得好，有人弹得不好，这两种人弹出来的调子差别很大。党委的同志必须学好‘弹钢琴’。”

　　当然，工作中学会“弹钢琴”需要心中有“谱”，尤其是演奏好“主旋律”，即中心工作，这是重点。因此，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弹钢琴”条款之后的第六条，毛泽东就指示要抓紧主要工作。他这样强调：

　　“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伸着巴掌，当然什么也抓不住。就是把手握起来，但是不握紧，样子像抓，还是抓不住东西。我们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紧，所以工作还是不能做好。不抓不行，抓而不紧也不行。”

　　可见，毛泽东重视整体效能，要求大家学会“弹钢琴”；同时提醒大家要重视主要工作，抓紧抓好主要工作。

　　其实，毛泽东“抓大不放小”的思想很早就有了，并一直在实践和总结归纳。1943年中旬，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报告中，毛泽东就对做好领导工作有相应的指示。在那里，他明确提出：

　　“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因此，一个地区的总负责人，必须考虑到该处的斗争历史和斗争环境，将各项工作摆在适当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无计划，只按上级指示来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和凌乱无秩序的状态，上级机关也不要不分轻重缓急地没有中心地同时指定下级机关做很多项工作，以致引起下级在工作步骤上的凌乱，而得不到确定的结果。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

　　显然，毛泽东在这里强调，领导开展工作要有中心意识和轻重缓急意识，要统筹全局，有重心、有秩序、有计划地开展工作，避免杂乱无章。而且，毛泽东不仅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这么做，还要求他们做好向下的工作管理，一层一层地正确引导，以赢得良好的效果。

　　后来，建国以后的大大小小会议、会谈中，毛泽东也不断提醒大家重视工作事项。

　　他告诫，不要多端寡要、即“眉毛胡子一把抓”，不要因此陷入“混沌沌之中，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什么当驴狗子，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

　　他强调，“要有重点，有重点就有政策。没有重点，平均分配，就无所谓政策。”

　　他指出，“不要想在一个文件里什么问题都讲。为了全面，什么都讲，结果就是不解决问题。”

　　他教导，“文件要分主次，看主要的，无关重要的、与你毫无关系的你就跟着别人画圈好了。...要是让你批，让你拿主意的文件，就要认真对待了。”

　　不仅如此，对于什么是“中心工作”、“主要工作”，毛泽东也有相应的论述。“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是他的一个说法。“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全局上面。……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是他的一个警示。

　　此类语句还有很多。简而言之，全局性、战略性、关键性、前瞻性的事项，都是毛泽东强调的中心工作、主要工作，是领导者该重视并抓紧抓好的工作。

　　总之，前面一系列的内容显示，毛泽东一直很重视领导者的工作，并有相当完整的思路。

　　事实上，尽管这些内容自他对伙伴战友的指导，实际也是他自己的风格。

　　抗战初期，毛泽东确定并强调，“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为我军的主打战略战术。同时明确指示，“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这就抓住了中心，使得敌后根据地和八路军武装快速发展壮大，进而成功地牵制了日伪军，彻底挫败了敌人“以战养战”的战略。

　　辽沈战役开战前夕，毛泽东抓住全局胜败的关键，确定了先打锦州、“关门打狗”的方案。面对四野司令林彪“理由充分”的异议，毛泽东紧盯中心、不离不弃，坚持不懈地指示和指导。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强力干预下，林彪服从了这个战略决策，先打锦州，随后很快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辉煌胜利。

　　新中国成立伊始，不仅百废待兴，更是困难重重。肃清国民党残余、剿匪、黄赌毒、土地改革、整顿工商业、修复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生产、突破西方封锁，等等，都很急迫很紧要。此时，毛泽东认为，经济生产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能否生存、新生政权能否站稳的根本。因此，在不放弃各方面工作的同时，将“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定为当时的“中心工作”。他说，“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

　　因为抓好了“中心工作”，解放区的天空日渐明朗，人民大众对共产党的信任和支持不断增强。自然，其他的难题就好办多了。

　　除了重视“主旋律”，毛泽东对其他工作也不放弃，一些重要工作的细节也会关注。

　　1933年，在中央苏区时，发展红军和根据地、打好反“围剿”战争是中心工作。与此同时，毛泽东强调抓好经济工作。他指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

　　1953年，朝鲜停战谈判期间，毛泽东对谈判场所、谈判代表的宿舍、各种用具、设备和食品等等，都要求精心地布置和准备。因为，这些都直接影响谈判的效果。

　　事实上，建国之后，毛泽东领导中华儿女快速迈向工业化、现代化，创立和推动全新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文化，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工作都需要他关注。政权建设，党的建设，政治思想教育，外交，国防，文化，教育，卫生，工业，农业，科研，宣传，统一战线，等等，可谓漫无边际。在这样的环境下，毛泽东总是与时俱进、抓好当时的“中心工作”。同时，及时关注一些“小事”。如战犯改造问题、中医中药问题、农业机械化问题、干部到基层参加劳动问题，等等。而且，在《论十大关系》中，通过强调重视一系列的“关系”继续提醒大家重视“弹钢琴”，在抓好中心、重点的同时，关注其他的工作。例如，他强调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的利益，不能只顾一头；既要提倡艰苦奋斗，又要关心群众生活。

　　总而言之，毛泽东重视工作事务管理，各阶段都重视并主抓当时的重大事务，同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放弃其他工作。因此，红色事业基本上都是“轻重缓急兼顾、有条不紊齐步”，鲜有某个方面严重滞后的现象，整体成效出色。

　　（14）五级工作体系，全面促进效益

　　2015年左右爆发的令计划案件，除其本人和家族及其他人员的违法违纪事件震惊全国外，他与兄弟姐妹的姓名也一度成了社会热点。因为，他们的姓名分别为令路线、令方针、令政策、令计划、令完成。而这五个名字，则是毛泽东时代的五大相关联的概念。更形象地说，这是毛泽东治国理政的五级工作体系。

　　简要如下：

　　第一级，路线。

　　路线是为长期的或一定时期的政治目标而制定的综合性指南和行为准则，是指导党政军各项工作的最高层次的政治纲领。

　　因为是最高层次的纲领，且是适合方方面面的，因此很少。毛泽东时代最典型的路线有这几项：

　　群众路线——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

　　过渡时期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的路线——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和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主义，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

　　第二级，方针。

　　方针与路线类似，是为政治目标而制定的指南和行为准则。但不是综合性的，而是针对具体的领域、具体的要素，是具体工作领域的基本原则。

　　因为是具体的指南和行为准则，不同领域不同要素都不同。而且，因为重视方向，毛泽东对方针十分重视，从战争时期到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或推动过的方针很多，涉及方方面面。其中，典型的如下：

　　群众路线的方针——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延安抗大的教育方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教育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体育方针——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文艺与科技的“双百”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的“百花齐放”，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的“百家争鸣”。

　　建国前后的城市经济工作“四面八方”方针——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

　　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对待错误者的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工业化轻重缓急的方针——先重后轻。

　　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基本工作方针——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

　　第三级，政策。

　　政策，定义型的概念比较多，简而言之，是针对某项工作。某些人员的实施性行为准则。与方针类同的是针对具体，与方针不同的是，方针是原则性指导，涉及面很广，可以是各方面的指导原则。政策是实践性指导，而且重心是政治角度，涉及面较窄。

　　对于政策，毛泽东有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并且，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的一份党内指示报告，就叫《论政策》，可见毛泽东对政策多么程度。

　　自然，毛泽东制定的大大小小的政策非常多，典型的如下：

　　在《论政策》中，毛泽东强调的俘虏政策是：“对敌军、伪军、反共军的俘虏，除为群众所痛恶、非杀不可而又经过上级批准的人以外，应一律采取释放的政策。其中被迫参加、多少带有革命性的分子，应大批地争取为我军服务，其他则一律释放；如其再来，则再捉再放；不加侮辱，不搜财物，不要自首，一律以诚恳和气的态度对待之。不论他们如何反动，均取这种政策。”

　　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毛泽东明确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底线，“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对他们的后续表现要“一曰看，二曰帮”。

　　对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土地改革工作，毛泽东明确的政策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建国初期至公有制改造，毛泽东确定的对民族资本家的基本政策是，先保护帮助，再共担共享，最后有偿赎买。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确定的对待国内外战犯的基本政策是，改造思想，一个不杀，有病治病，分期释放。

　　至于第四级的计划和第五级的完成，需要针对具体的机构、时间、事项、依托具体的专项政策，一般是具体的当事人自己安排，这里没有毛泽东的相关具体事例。不过，这方面，毛泽东有诸多相应的指示和教导。例如，他曾提出，工作要“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这是三个重要方法。” 他还要求，“必须随时掌握工作进程，交流经验，纠正错误。”“不要等数月、半年以至一年后，才开总结会，算总账，总的纠正。这样损失太大，而随时纠正，损失较少。”

　　可见，毛泽东十分重视工作过程管理和彻底实现工作目标。具体而言，重视章法和秩序，反对随性和无序；重视执行到位、反对形式主义、蜻蜓点水；重视修正改进，力求高质量实现目的，反对半途而废、尾巴一堆。

　　而且，无数事例见证，毛泽东确实重视工作过程和效果。他出手的大事小事都不是蜻蜓点水，而是有计划有章法，周到布局然后且一抓到底。这足以证明，毛泽东是“做事有计划、完成效果佳”的楷模。

　　当然，“路线、方针、政策、计划、完成”构成一个工作体系，也许并非毛泽东有意而为之，但确实是他领导和带动下逐渐形成的、治国理政的完整型工作体系。事实上，这既是毛泽东重视并践行“道器变通”的成果，也是红色事业在各领域各项目都成效显著的重要法宝。

　　（15）全盘计划体制，突破后发劣势

　　前面介绍过，蒋介石认为中共战胜国民党的一大优势是“干部不准有私产”，应该说这个评价很准确。因为，人心若被高价值私产牵引，就会把责任道义抛在一边，更别说为追求崇高理想而奋勇献身了。

　　对此，毛泽东一直有清醒的认知，并有切实的措施。建国之后，为使得中共保持崇高理想信念，毛泽东依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方式把权力和私利基本隔离，对党政干部保持初心、继续奋斗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据说，毛泽东曾经有言，新旧社会的根本区别是“所有制变更了”。可见生产资料公有制在他心目中价值巨大。

　　不过，毛泽东和伙伴们选择生产资料公有制，大搞计划经济，意识形态之外最重要的不是遏制干部的私欲，而是快速发展起来，以突破中国在工业化现代化方面的后发劣势。毕竟，建设现代化的强国、为人民谋幸福，才是红色团队的宗旨性目标。但是，基础几乎为零、资源十分匮乏的环境中，怎样才能以更低的成本实现更大的效能，自然是评估与选择经济体制和运营模式的关键。

　　事实上，选择公有制、抛弃私有制，是毛泽东深思熟虑的结果。

　　且看，1965年5月，毛泽东在井冈山与一些人谈话时，多次谈到国家发展道路问题。

　　一次与汪东兴等人谈话时，毛泽东说道：“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初心、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

　　不久，与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谈话时，毛泽东说道：“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就不安稳了。”

　　可见，毛泽东选择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道路，并非单纯的意识形态使然。这里既有“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理想信念，又有“知己知彼，百战不贻”的战略思维，更有透视世界舞台格局、明辨经济社会现象本质的高屋建瓴智慧。这诸多因素综合在一起，促使毛泽东做出了这个道路抉择。

　　当然，建国初期资本家恶搞新政权、逼得中共搞三反五反的现实，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是毛泽东做出这个选择的一个原因。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这个选择很务实。

　　因为选择了公有制，国家出面，产生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的独特效应。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被西方严密封锁的环境中，经过认真系统的统筹规划，借助苏联的大力援助，大型工业化项目纷纷上马，快速启动。而这些钢铁、石油、矿产、化工，还有制造现代化飞机坦克军舰的大项目，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犹如天方夜谭，靠私人资本根本无法起步，更别说成功。

　　因为选择了公有制，中共既是经济建设的管理者又是执行者，责任重了很多。为了国家快速崛起，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伙伴一起，建立了自身的国家型计划经济体制，统揽全局，谋划和实施国家建设与发展的“五年计划”。在一个接一个的“五年计划”中，根据发展的轻重缓急和国家的资源，对全国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分布和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等作出规划、规定方向和目标。这就避免了发展的盲目性和无序竞争，节省了大量资源，实现了国家层面的“成本最低、效能最高”。

　　因为是政府主导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全国一盘棋，统筹兼顾地运作，不会因为涉及私人资本而中断或大幅度抬高成本。加上全国人民“吃两辈子的苦、出三辈子的力”，短短的二十多年走了别人一两百年的工业化之路，建立了基本完整且不受外界影响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不仅大多数工业产品能自己制造，还有现代国防工业体系、现代公路铁路交通体系、现代水利工程体系、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现代义务教育体系、现代医疗保障体系，等等，基本稳定地解决了8亿人的衣食住行。

　　因为是政府主导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由强有力的政权统一配置资源，“重要不紧急”的高难度工程得以及时发展，产生了举世瞩目的“举国体制”效应。使得中国在基础条件十分脆弱的条件下，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策略，办成了只有极少数发达国家才能办成的大事。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导弹驱逐舰，核潜艇，等等。还在交通、通讯、能源、水利等领域做了很多，有很大的整体效益、长期效益。

　　无可争辩的事例随手拈来，证明毛泽东选择举国计划经济体制是务实的选择，发挥了巨大的效能。使得中国突破了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劣势，快速崛起成为与西方列强在国际舞台上平起平坐的实力型大国。

　　（16）全面整合力量，快速齐步前行

　　前面介绍过，毛泽东领导中共政权突破了“皇权不下县”的千年困局，共产党的政治版图几乎覆盖了政权所及的全部地理版图。使得乡村政权机构能够在极低成本下运作，并具有较高的执行力。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本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提出并亲自领导编制了一套《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及时纠正了乡村大变革探索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错误，挽救了人民公社这个全新的乡村经营和治理体制。

　　尽管全国性的人民公社已成历史，毛泽东赞赏和推动这个全新乡村体制的事例，依然是值得学习借鉴的运营管理智慧。

　　大家知道，1950年代初期，我国9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无数个乡村，状况很差。农业产业与几百年前没什么两样，农村乡井也是荒凉落后，毫无现代社会气息，农民们则是贫苦加文盲，只有体力和传统经验。因为缺乏农业机械、缺乏水库水渠，缺乏科学知识，只能靠天吃饭。而且，一家一户的小农模式，在天灾人祸面前十分脆弱，遇到点事就毫无办法，大多数农民有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也难以持续地搞好生产、改善生活。

　　这样的状况与毛泽东的愿望相差甚远。而且，毛泽东要把中国社会尽快带入现代化，农村农业的现代化是他心中的常态化大事。对于中国农村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毛泽东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工业化不能只靠国家一条腿走路，在农村还要有自己的工业化。因此，他不认同苏联在乡村搞的局限于农业的“集体农庄”模式，要探索中国自己的农村农业发展模式。

　　同时，因为从小在农村长大、长期在农村生活，毛泽东明白，若不能找到合适的模式将农民们组织起来，政府难以推进农村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当人民公社体制出现后，毛泽东很关注。在看到探索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之时，他看到这种全新乡村体制的巨大潜力，能够将农民们组织起来迈向现代化。为此，毛泽东抛弃了苏联“集体农庄”模式，亲力亲为为人民公社体制喝彩、纠错、把关、改进。

　　在毛泽东和伙伴们的共同努力下，很快形成了农、工、商、学、兵相结合、并且政社合一的乡村综合体——人民公社。

　　这个中共全新原创的乡村综合体，与原有的合作社有本质性的不同。它不是农民们自行合作的单一生产体，而是由政府机构出面组织、运作并分级管理的综合体。可以说，是政府为大股东兼经理、农民为小股东兼员工的综合体。其业务也不局限于农业，而是农、工、商、学、兵兼顾。

　　这就彻底颠覆了传承几千年的小农经济，从法理上整合了乡村几乎所有的资源，形成了面向集约化、现代化的乡村综合经济建设发展平台与体制。使得乡村能够把“散沙”整合在一起形成合力，开启农村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同时，农村农业的现代化与以“工业化”为主体的城市现代化遥相呼应、互为支撑，切实推动了中国广大乡村摆脱原始困境、高速度且全方位地迈向现代文明。

　　至于这个人民公社体制发挥了什么作用，以下内容可作参考。

 将零散的农户组织起来，使乡村能够高效能地应对各种天灾人祸，使普通农户能够抗拒较大的天灾人祸。

 形成集约化的农产品交易体制，解决了国家与分散农户交易成本过高的难题，为国家工业化建设提供原始积累，从而使中国的工业化得以顺利进行。

 国家建设工程需要占用乡村土地等资源时，能够快速完成移交等工作，不会对工程项目造成阻碍、增加成本。

 国家推行涉及农村农业的政策时，能够快速、全面地布局和落实，不会遭遇大的阻力。

 传统的家庭式小农经济快速向现代化大农业转变，以机械化为基础的农业现代化得以推进并初具规模。

 乡村居民成为国家组织机构的成员，个人和家庭遭遇严重困难时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和帮助。

 在人多地少、资本稀缺、季节性强的环境下，以很低的成本组织民众完成各类大中型工程。水利、道路、开垦农田、改良农田、电力、广播、通信，植树造林，等等，以极低的成本取得明显的进步。

 启动之时十分勉强地供应5亿人温饱所需农产品，结束之时已能稳定保障8亿人的温饱所需的供应，并有实际的提高。

 使得医疗卫生、教育、邮政、银行、副食品供销、公共交通等系统快速在乡村实现零的突破，使得乡村初现现代文明气息。

 现代化的农业农村，保障国家工业化所需的基础关键资源。同时，农村不断提高的现代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的需求，又为工业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大市场。城乡发展得以互相支撑、互相促进。

 乡村工业化得以启动和发展，遍布乡村的集体工商业机构的发展，使得农业现代化后造成的农业劳动力过剩问题能够就地解决，几亿农民步入现代文明的同时不会引发大规模的流动，不会影响城乡平衡。

 乡村快速、整体性地步入现代文明，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的目标得以实现，促进了国家平衡，降低了国家运营管理成本。

　　可以说，尽管这个独创的乡村体制模式在各方面存在不少缺陷不足，有些方面过犹不及，但依然是一个方向正确、效能卓越的起步探索。假如没有政社合一的乡村综合体，封建农耕模式的中国农村不可能只用二十多年就彰显出现代文明色彩，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也会慢很多。

　　（17）以规矩保稳定，以布局促平衡

　　世界上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工业化的主要依据，就是看其工业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否达到70％以上。根据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1978年中国工业总产值达4231.0亿元，占当时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是74％，农业的比重是26％。而在1952年，中国工、农业产值比重分别是30％与64％。可见，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国民经济体系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国超速从大农业社会进入了工业化时代。

　　再看，有人将能找到可靠数据的25项工农业主要产品进行统计分析，对全球所有国家地区从1950年到1975年的增长速度进行比较。25项产品总量数据比较结果是：中国21项第一，3项第二，1项第三；24项人均产量数据比较结果是：中国20项第一，3项第二，1项第五。

　　客观事例证明，毛泽东时代以超高速度实现了工业化，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和国家经济社会状态有巨大的变化。

　　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显示，从农业化社会进入工业化社会、国家经济社会状态大变局的过程中，社会动荡现象频发。因为“人往高处走”，人们容易向富裕区域发达区域流动，这种盲目流动会造成很多动荡。而且，发展速度越快，自发的盲目性流动也多，社会动荡也严重。

　　但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以世界最快的速度迈向工业化，却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因人口盲流引发社会动荡。无疑，这是毛泽东治国理政的一个亮点，是毛泽东全盘考量、统筹兼顾的结果。具体而言，主要是两点。一是二元化的规矩，二是大平衡的布局。

　　所谓二元化的规矩，就是建立规范的城乡二元户籍体制，限制国民的随意自然流动。同时开启“农转非”之门，根据工业化的进展需求，将一批批农业人口转化成工人或其他的体制内职员，保障工业化需求。

　　这个二元化的规矩的主要价值，就是限制无序且大规模的盲流及其引发的社会动荡。如果没有严格的限制，“人往高处走”造成农村人口随意盲动，走的肯定是农村中素质较高的人员。这不仅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对缺乏人才的农村更是雪上加霜。因此，设立全国性的大规矩，有效地稳定了农业生产、维护了社会安定。

　　不仅如此，留住大多数农村人口，也为农村产业多元化做好准备。因为毛泽东为中国确立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是城乡两条腿并进的模式。即城镇发展以国有经济形式为载体、以大规模企业为主体的国家工业化；农村在迈向农业现代化的同时，发展以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经济为载体、以中小规模企业为主体的乡村工业化。如此这般，实现全国性的城乡互补，共同迈步进入现代社会。

　　而且，为了走好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之路，毛泽东不仅重视限制农村人口的盲动，还采取大平衡的布局阻挡中西部地区人口向东部沿海地区的盲动。

　　众所周知，建国初期，我国的工业布局极不合理，70％以上的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少数城市，内地、尤其是边远地区很少甚至没有现代工业企业。毛泽东正视历史遗留的现状，重视全国一盘棋，自1950年代伊始，在引领中国迈向工业化的过程中将“合理布局、缩小差距、平衡发展”作为一项纲领，快速将辽阔的中西部地区从手工业社会带入现代工业社会。

　　首先，开始布局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时，毛泽东就考虑到平衡工业发展问题，拒绝了苏方把援建项目几乎都安排在东北及沿海大城市的意见。在毛泽东的运筹下，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与苏联方面进行多次协商，最后双方同意把106项民用工业企业中的21项、44项国防工业企业中的21项放在西部。

　　此外，“一五”计划规定，生产力布局的原则是：在全国各地区适当地分布工业生产力；使工业接近原料燃料产区和消费地区；使工业的分布有利于巩固国防；逐步地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水平。按照这样的原则，“一五”开始建设的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摆在内地的472个，占68％；摆在沿海的222个，占32％。同时，铁路交通也根据工业布局相应地进行建设。

　　随着“一五”计划的完成，在工业稀缺的中西部地区建立了一批现代轻、重工业基地，其中钢铁、电力、煤炭、石油、有色金属、兵器、航空、建材、电子电气等企业初具规模，并初步形成了相互衔接关系。此举极大地改善了幅员辽阔的内地的经济面貌，初步改变了沿海、内地不平衡的关系。

　　此后，“三五”计划开始，“四五”计划时期，毛泽东发起的三线建设工程快速发展。到1980年“五五”计划期末，在“三线”的13个省、自治区共投资2000多亿元，建成数千个项目，建立起了具有相当规模、门类齐全、科研和生产相结合的现代工业交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当代社会学家费孝通评价，三线建设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没有当初的三线建设，就没有现在西南、西北的工业基础。

　　也正是因为全国一盘棋的整体布局，显著地缩小了地区差异，并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在快速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中西部地区的人口没有向东部沿海地区盲动。反而是东部沿海地区大量的知识分子、技术工人逆向流动，到落后的地区工作生活。当然，这是有组织的有序流动，不是盲动，掀起的是社会激情不是社会动荡。

　　因为毛泽东的大规矩和大布局，中国快速工业化的激烈变迁时期，没有因人员盲动造成剧烈的社会动荡。城镇与乡村呈现的是稳定的大局，沿海与内地则是日渐平衡的大发展。

　　（18）高举道义大旗，引领自动自发

　　1971年，借助中美开始接触的东凤，杨振宁教授得以回到阔别26年的祖国，探亲访友四个星期后返回美国。因为很多人想了解这个神秘的东方大国，杨振宁经常应邀在各地发表演讲，向美国民众介绍自己的所见所闻。

　　在一次演讲中，杨振宁介绍自己此行最深的印象是，“为人民服务”已成为全中国人民生活的主调，似乎中国的每一个人做事都以“为人民服务”为基本原则。

　　他说，“到中国几天后，我就体会到这句话的巨大意义。因为这句话不但是同事们每天谈论的主题，而且也是他们每个人每天不论在公共场所或私下里用来批评自己以及批评别人的生活和工作的标准。”

　　他还以自己在学校和工厂食堂吃饭的感受举例说明，“我觉得那里的伙食比我们这里学生食堂的伙食还好一些。后来我知道那些食物好吃的一些原因。其实在中国很多方面都朝这重要的一点走去，就是现在全国的每一个人做事都以‘为人民服务’为基本原则。如果厨师们煮的食物不好吃，就不是‘为人民服务’，就会受到大众的批评。因此他们必须为人民尽力服务。”

　　对此现象，杨振宁先生还有自己的总结，“我认为——这可能是我片面的了解——中国的领袖懂得怎样引导人民的力量和一切活动去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几乎是同一时代，一个英国著名医生洪若诗（中文名）在港大医学会等单位演讲会上作的题为《我在新中国十五年》的演讲中，介绍了中国发生的一个手指接驳手术。那是需17个小时的一个极度集中而细致的集体工作，若其中一条静脉或者动脉阻塞了，就要再多花七个小时，把它重新驳通，这样就总共要花24小时。这样的手术在中国成功了，靠的是一群医生护士们的忘我努力。

　　究竟这种忘我精神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不是为名，又不是为更高的薪酬，他们为的是什么？洪若诗医生在演讲中问道，然后他回答说：他们的努力，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人民服务，是为了新中国的未来而作出的。

　　接着，他继续提问和解释：这种目标又从何而来呢？——是从毛泽东思想来的。在中国，很多很多中国人就是这样在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下，真正的要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而努力工作。而这件接驳手指的手术不过是这种精神的一个例子！

　　这两个人举证的事例及他们的感悟，让我们认识了毛泽东引领民众做好工作的要点。即以崇高的道义感召，让民众的心灵深处有一股强大的自我约束加自我督促的力量，进而使得大家不计私利、自动自发地做好工作。

　　确实，毛泽东高度重视人的“自觉能动性”，“政治挂帅”则是毛泽东围绕“自觉能动性”的主要思想。其重点是强调精神作用，将政治工作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通过弘扬理想主义、集体主义、大公无私等元素的政治思想工作唤起内心的热情，而不是用物质奖惩来控制和激励。

　　事实上，因为是“铁饭碗”，失业危险基本没有，工资基本固定，物质奖惩也几乎空白。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职业环境里，要让人们做好工作，不能依靠强制性的管理手段，必须另找门道去促进劳动者自愿努力、积极工作。因此，毛泽东将重心放在激活“心之力”方面，强调用政治思想工作唤起内心的热情。正如他于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所言，“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有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源于军队和党内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理念，很快随着政权建立延伸到普通民众，成为全国人民的价值观。后来更是通过课本中传授“老三篇”，让广大的青少年都将“为人民服务”铭记于心，并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渐渐地，在一代接一代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理念的劳动者心中，劳动变成了光荣与神圣的使命，而非谋生过程。各行各业、各个角落，都呈现出杨振宁教授、洪若诗医生感受到的卓越职业风范。

　　对此，毛泽东逝世三、四十年后还有人在网上调侃：“毛主席不该政治挂帅。无论什么事，都上升到政治高度，上升到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上，弄得没有一个人敢坑民害民，没有一个人敢玩忽职守。商店里没有一样有毒食品让老百姓吃，没有一辆质量不过关的机器让老百姓用。”

　　同时，还有人提出一个强烈的对比性比喻。他们说，以金钱激励为主发展生产，是将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分离，其方式和效果都类似原子弹的核裂变。毛泽东以“为人民服务”来激励生产运动，则是力求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的聚合、统一在一起，这种激励的方式和效果都类似核聚变的氢弹。自然，二者差别巨大。

　　毛泽东的“政治挂帅”就是这么厉害！

　　其实，毛泽东以“政治挂帅”促成“自觉能动性”，背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例如，《道德经》第六十章的“治大国，若烹小鲜”名句之后，便是“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大意就是，以大道来治理天下，就可以各安其位。鬼魅神灵不会作乱，威权人士不会作恶。大家都能和谐融洽，道德风尚满天下。

　　此类哲理文句还有很多。且看：

　　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汉书》

　　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足以乱矣。——《荀子·君道篇》

　　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盐铁论》

　　这些哲理文句，都是看到了制度问题的背后是人的问题，人的所作所为是心灵驱使。因此倡导通过道德教育将人们引向君子，使得民众勤奋、社会和谐。

　　可见，毛泽东高举“为人民服务”的旗帜，引领人们自动自发地积极工作，依托的是中华优秀文明理念。当然，古人的哲理无数人都明白，只有毛泽东通过不懈的努力使之变成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并取得非凡效益。

　　（19）较真现实难题，发力一抓到底

　　“老大难，老大难，老大较真就不难。”民间的这句俗语揭示了中共能够在苦难中实现辉煌的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很较真。

　　都知道“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走好人生路确实不易。要领着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人聚在一起干大事，那就更难了。逆境中的障碍与漩涡，顺境中的懈怠与狂傲，迷局中的困惑与乱象，等等，形形色色的“不如意”层出不穷，对领军人物都是考验。好在毛泽东对征途中遇到的难题很较真，多数难题得到及时有效的化解，中共的红色事业才能够在一幕幕“不如意”的环境中生存、发展、取胜。

　　确实，对工作事项较真，毛泽东可谓一以贯之，各个时期、各个方面都如此。每当他感觉出问题时，都会很警惕，认真思考前因后果，尤其关注积累的后果。一旦他认为此事不是小事、有“星火燎原”之势、需要重视时，即会尽快采取行动。

　　而且，他有所行动时都很认真，一抓到底，而非蜻蜓点水。用他的话来说，凡办事，要看得到，抓得起，抓全局，抓得紧，抓得对，抓得住。对此，他的战友薄一波也有言，毛泽东自己“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

　　毛泽东很较真，首先表现在他经常写文章、做报告。因为，毛泽东写文章、做报告几乎都是针对某个问题，而且几乎都是他主动发文，很少是他人要求的。可见他对问题的敏锐和行动的快捷，这都是较真的体现。

　　毛泽东写文章报告不仅很多很快，而且对自己的每篇文章报告都很认真，不发空论，重在解决问题。他曾有言：“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

　　简单来看，毛泽东以问题为导向的文章报告，多有以下特点：

　　时效性——关注动态、及时回应。尤其是在关键时刻、转折时期，及时针对势态特征和团队需求发出领袖的声音。

　　针对性——针对自己的分析判断和对象的实际需求，通过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系统性——内容完整，回答方向性的问题、全局性的问题、事关全局中的具体细节问题，及时指出未来需要注意的问题，指出解决问题的原则和具体办法。

　　强化性——重点问题经常讲、反复讲、有系统地讲。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经手的文件资料也很较真。对于呈送给他、需要他审核批复修改的文件，几乎都会亲自修改，而且十分严谨，决不简单走过场。而且，经毛泽东修改的文件资料，基本有三个特点：一、标题改到有吸引力；二、论据改到无懈可击；三、核心要点改到具体明确。

　　如此对待文章报告、文件资料，可见毛泽东对工作问题多么较真。

　　其实，毛泽东对出现的问题很较真，除了及时出手、一抓到底，还很重视效率，重要问题会全神贯注地投入，中间不停顿。对此，毛泽东身边的人有说法。他们感叹，毛泽东全神贯注时太不一般，那可是集中精力，排除干扰，一鼓作气，通宵达旦，废寝忘食，直至他自己满意。

　　因为大党大国的领袖身份，毛泽东涉足的重要问题举不胜举，他全神贯注较真的事例也很多。

　　例如，1938年，为帮助党内外跳出抗日的战略性迷茫，毛泽东发力撰写《论持久战》。为办好此件大事，毛泽东九天九夜全身心投入，精力高度集中，常常废寝忘食。期间曾经两天两夜连轴转，双眼已经布满了血丝，深夜里依然在昏暗的油灯下不停地写。饭菜热了一遍又一遍，送了一次又一次，催了一回又一回，他就是顾不上吃。第七天的深夜，脚上的棉鞋被炭火烧着了，他竟毫无觉察，依然在奋笔疾书，直到脚被火烧痛了，他才突然发现。写到第八天，因为持续劳累，体力过度透支，他感到头疼又旋晕，已经想睡觉而不能，只好请医生来诊治。

　　再看，1953年底至1954年初，为了“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毛泽东全神贯注地投入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编制工作中。

　　启动之初，为了消除党外人士的误解和担忧、让宪法顺利编制发布，毛泽东亲力亲为，与周恩来一起认真倾听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意见。随后，不厌其烦地多次召开民主人士会议，多次做说服、解释工作。

　　启动之后，毛泽东率领专项工作小组离开北京来到杭州，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起草工作中去，历时两个多月。

　　编制之前，为吸收各国宪法之所长、为我所用，毛泽东广泛研究世界各类宪法。有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也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还有旧中国政府的宪法。其中，法国的宪法，苏联1918年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宪法和1936年的苏联宪法，孙中山搞的《十九信条》和《临时约法》，等等，毛泽东研究多遍，还认真阅读了斯大林关于苏联宪法的报告。通过研究，毛泽东提出学习孙中山搞的宪法性质文件的简明特点，新中国的宪法也要简明扼要。

　　编制过程中，毛泽东和小组成员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搞出来的稿子都要反复讨论，不行的就推翻重来。先后毙掉七、八个稿子。

　　为了使宪法草稿治理更高，毛泽东还邀请语言专家叶圣陶和吕叔湘、法律专家周鲠生和钱瑞升为小组当顾问，从语言和法律角度把关。

　　就这样，从1954年1月9日开始，到2月17日，用了近40天的时间，搞出了初稿。随后又是反复研究推敲、通读通改，于2月24日搞出了“二读稿”，于2月26日搞出了“三读稿”，于3月9日搞出了“四读稿”。这才将草案工作告一段落，把稿子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然后，又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的修改意见修改完善。

　　党内高层通过后，毛泽东返回北京，又组成由中共领导人和民主党派领导人参加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进一步修改宪法草案的日常工作。修改以后，又将“宪法草案”全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发动全国人民广泛参与修改讨论，参加讨论的人数达1.5亿，共提出修改意见130万条。至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回顾一下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制定的过程，就知道毛泽东对工作有多较真。

　　正是因为毛泽东的较真，敏锐地发现问题，看出现象中蕴藏的严重隐患和广泛需求，并及时出手、一抓到底，无数“重要但不紧急”的势态才没有演变成“重要且紧急”的危局，红色事业才得以在一幕幕“不如意”的环境中顽强地“从善如登”，而不是“从恶如崩”。

　　（20）设缓冲减抗阻，跑小步软着陆

　　解决问题当然希望能够一步到位，但是现实中总有许多干扰和障碍，需要抛弃一蹴而就的幻想，将一大步分成几个小步，形成适当的缓冲，减少抵抗的阻力，以小步快跑的方式软着陆，逐渐解决问题。

　　小事如此，毛泽东面对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大事更是如此。他曾有言，“一时办不到的事，必须允许逐步去办。”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他也经常放弃一步到位的愿望，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突破障碍、解决问题。

　　例如，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已成为党和红军的主要决策者，伙伴们都认为应该由他接替博古的领导职位。但是毛泽东不同意，而是提议张闻天（洛甫）接替。因为张闻天原本常委，又是与王稼祥、王明、博古同为在莫斯科学习过的、深受共产国际信任的“四大金刚”之一。由他接替，党内和共产国际都容易接受，阻力小，可以“软着陆”，有利于党和红军的团结。

　　全面负责党政军的工作后，毛泽东更是注重“小步快跑”和“软着陆”。

　　且看，平津战役时期，为保护好文化遗产、减少军民伤亡，毛泽东确定了和平解决的目标。同时有一个原则，傅作义所属军队必须放下武器接受改编。但是，傅作义提出自己的“联合政府”方案，与中共的方案有本质性的区别。为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保留了目标和原则，策略上则是军事打击与保障权益的承诺并举。消灭了傅作义的主力部队35军，短短的29小时攻占了天津，一步一步施加压力。同时保持接触谈判，继续展示和平解决问题的诚意。

　　就这样，在刚柔并济的压力与缓冲的交互作用下，傅作义放弃了自己的“藩镇”方案、接受了中共的方案，北平和平解放的目标实现了。

　　再看，1949年春，为加速进军江南的进程、减少双方的伤亡，毛泽东希望李宗仁和白崇禧接受国共双方代表达成的协议，不要阻拦解放军渡江。为此，在坚守红色事业信仰与原则的基础上，毛泽东给这两位桂系头目开出独特的缓冲条件。暂时保留李宗仁代总统的身份；暂时不改编桂系部队，不主动进攻他们；只要桂系军队不出击，解放军三年不进广西；和谈成功后、建立国防军时，可以请白崇禧指挥30万军队；等等。

　　尽管因为白崇禧的错觉、李宗仁的犹豫而没成功，这依然堪称顺势而为、有序缓冲、追求小步快跑软着陆的一个经典事例。

　　到了建国初期，尽管消灭剥削是共产党的信念，且中共有这个能力，毛泽东依然是有原则有区别，有刚性有柔性，对不同私有资产不同策略。国民党军阀及四大家族官僚的资产、西方洋商在华资产，直接没收接管为全民国有。对于普通民族工商业资本，则采取适当缓冲、循序渐进的方式。

　　首先，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政策。这些举措稳定了人心，在较短时间内收拾起旧中国生产萎缩、交通梗阻、失业众多的烂摊子，保障了基本的民生需求。然后，通过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等过渡方式逐步改造，接着，按照“四马分肥”的原则分配利润，将企业利润分成国家征收的所得税金、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奖金和资方的股息红利四部分。最后，通过支付“定息”对资本家的资产和股金进行“赎买”，完成了公有制改造。

　　显然，这些缓冲有序地衔接加在一起，小步快跑地完成了根本性的变革，且社会形势安定，软着陆。

　　其实，毛泽东不仅在具体事项上重视有序衔接加小步快跑，在整体发展思路上也有缓冲和软着陆思维。

　　例如，在1955年3月，在一次大会上，他还有专门的论述。他说，“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

　　不久，在纠正“大跃进”过程中的错误时，毛泽东经过深入思考，提出我国正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并说从“不发达”到“比较发达”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再有，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中有言，“社会主义消除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在苏联模式中也很稀薄。毛泽东根据现实，对“社会主义消除商品经济”观念提出异议。他的观点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商品生产不是要消灭，而是要大大发展；价值法则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需要重视价值规律；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在发展商品生产的同时，限制商品生产的消极作用。

　　毛泽东就是这样，顺应发展形势，坚守原则纲领，同时立足现实，采取适当的缓冲以减小阻力，进而实现小步快跑。带着中国一步一步向前走，以软着陆的方式实现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大变革。

　　（21）善于多管齐下，及时顺应变化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一句歌词道出了一个社会现象，变化快。同时告诫世人，要及时行动，顺应大变化。

　　前面介绍过，毛泽东重视效能，反对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极端化，强调有重心的同时并举。如“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等等。

　　其实，除了强调将看似对立的东西整合在一起的同时并举，毛泽东还善于将看似无关的东西搭配在一起的多管齐下。尤其是组织状态、社会形势、内外环境等重要因素正在或需要发生重大转折时，为尽快顺应形势和需求，他总是多管齐下，应用多项策略措施，以提升效能、快速适应这个变化快的世界。

　　且看，毛泽东早期的一个大手笔——三湾改编。

　　众所周知，三湾改编是人民军队建设和治理的颠覆性变革，价值巨大。但是，改编之时背景复杂，且形势日益恶化、方向思想混乱、传统习气严重、上下军心涣散。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恶劣的情况下成功实施改编、实现军队大转型，正确的观念之外，多管齐下的策略起到很大的作用。

　　首先，压缩编制。将原来的“师”压缩改编为“团”。既顺应现实，又减少军官层次和数量，减少政治性整顿的阻力，提升治军的效率。

　　第二，来去自由。想离开队伍回家的一律放行，留下武器即可，不再抓回来枪毙。此举让士兵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不用担心没有出路，更多的人放弃立刻逃走回家的打算，自愿跟着毛委员再走一走、看一看，军心稳定很多。

　　第三，支部在连上。通过“支部在连上”的基石，大力发展党员，使得排有党小组、班里有党员，实现“党指挥枪”的根本目标。

　　第四，开展军内民主。通过严禁打骂下级打骂士兵等措施，消除军阀习气。加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实施军队内部议事民主、士兵委员会有监督军官审查经济的实权等措施，促进官兵平等，凝聚和振奋军心。

　　第五，明确纪律。改编之后及时跟进，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和修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使“人民子弟兵”的理念随时随地有体现。

　　如此多管齐下，自然力道强劲、效果出色，军队尽染红色。

　　看了毛泽东多管齐下改编军队的策略，再看看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治理城市的多管齐下策略。

　　大家知道，自1927年创建农村根据地开始，到1948年中，中共的政权工作都是面向农村。1948年秋冬时分开始，因为军事斗争形势的突发性变局，中共不断接管大中型城市。如何接管和治理这些城市，无疑是中共面临的重大考验。

　　对此，毛泽东审时度势、吸取经验教训之后多管齐下，引领政权快速在城市站稳并迈步前行。他确定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清醒选择治理城市的基石。毛泽东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

　　第二，为治理城市铺平道路、扫除障碍。通过舆论宣传，强化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批判“天下是农民打下的，农民要坐天下”的思想，在政治上确立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同时组织农民出身的党员干部参观大工厂及工业品展览会，使他们对工业和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有直观的感受。

　　第三，以务实的行动赢得认同。当时的城市贫民很多、生活艰难，工商业者也有很多困难。中共进入城市后，立刻实施救济，帮助工商业者解决原料、资金等问题，促进恢复生产扩大生产，解决社会运作和工人吃饭的间题。同时，指导和督促业主改善劳动条件、降低劳动强度、提高工人待遇，并发展福利事业、提供民生保障。

　　第四，强化推进党组织的建设。当时的城市除了少数地下党，党组织几乎空白。中共政权建立后，立刻加强工人群体中的党组织建设，吸引一大批工人入党，提升工人党员的数量和比例。

　　就这样，中共政权很快在城市站稳脚跟，城市运作很快走上正道。

　　毛泽东就是这样，正视并重视重大变化，拓展思路，多管齐下，引领事业快速顺应变化、走上正道。

　　（22）尊重批评意见，借力发力向前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为人民服务》中的这段话，内容不多，却有很丰富的内涵。

　　首先，彰显了毛泽东尊重批评意见的态度——认真对待，虚心接受，及时修正。第二，列出具体的事例——接受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精兵简政”意见，以此印证尊重批评意见的不能务虚，要说到做到。第三，告诉大家借助批评意见改进工作的大好处——事业兴旺。

　　由此可见，毛泽东尊重批评意见、及时纠正错误改进工作，不仅是他的阳光心态，也是他引领红色事业日益兴旺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善待批评意见、借助批评意见改善事业，最重要的是心诚。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倡导者，毛泽东确实很心诚，对待批评意见一不惧、二不拒，总是虚心面对、认真反省、有错必纠。即使提意见者态度不好，或是自己原本没有错，依然尊重批评意见。

　　例如，1941年夏季的一天，陕甘宁边区雷电交加，一个县长遭雷击身亡。有个农妇闻讯后大骂：咋不叫这雷劈死毛泽东呢！接着又骂共产党。很快，保卫部门把这个农妇抓了起来，并准备枪毙她。消息传到毛泽东那里，他立刻下达禁杀指示，并约见这位农妇，询问缘由。得知她气愤咒骂自己和共产党是因为公粮任务太重，又逢三年旱灾，交不起，家里除了种子已无颗粒存粮。

　　得悉实情后，毛泽东非但没有责怪她、处罚她，而是肯定她的意见提得好，以粮食和奶羊相送，以表感谢。随后不久做出决定，把应征公粮数额减少20％，开展大生产运动，精兵简政，切实减轻边区人民的负担。

　　再看，前面介绍了一个误解事例。那是1944年的一天，在中央党校礼堂开大会时，有人当众批评毛泽东，指责他起草的电报里面有句话，“对原四方面军的干部的信任与工作分配应与其他干部有所不同，但不应有歧视…”显然，这显示对原四方面军干部的不信任，因此导致旅级团级干部拉人离队出走的严重事件。

　　毛泽东明白自己没有“有所不同”的歧视性想法，肯定是收发报过程中出错了，对自己的批评不该接受。身为最高领导的毛泽东可以简单直接地否定，但是他没有这样简单应对这个错误的批评，而是在说明情况后邀请原四方面军的同志派代表去电报局查实。并说道，“如果我的电稿是‘有所不同’，我任同志们如何处置都行；如果电稿中是‘一视同仁’，那就请同志们谅解。”

　　经当场查验，电文稿是“一视同仁”，毛泽东没有犯歧视性的错误。面对这样的情况，毛泽东没有沾沾自喜为自己解脱，更没有训斥给自己提意见的下属，而是以领袖的身份承担责任，甚至承担王明路线主导时期中央所犯严重“左”倾错误的责任，号召大家团结一致，消除一切因过去历史关系而发生的任何隔阂。

　　毛泽东就是这样，以坦荡胸怀面对批评意见。不管是诅咒自己的还是误会自己的，一概认真对待、查询缘由。有缺陷错误就虚心接受、及时纠正改进；被误解了就说清楚，号召大家吸取教训，但决不打击报复。因此，引领中共不断纠正自身的错误、不断迈步前进，赢得事业的兴旺。

　　（23）重视反对意见，防控势态走偏

　　前面说过，毛泽东尊重批评意见，虚心接受有价值的内容并及时修正错误、改进工作。但是，并非所有意见都是批评性质，一些意见属于反对性质。对这些反对意见，毛泽东也很重视。

　　一般而言，批评意见是对工作的实施性方面的否定性意见，涉及的是策略、过程、方法、程度等方面。而所谓反对意见，则是对工作的基准性方面的否定性意见，涉及的是路线、方针、纲领、原则等方面。

　　简而言之，批评是对“术”和“度”的否定，反对是对“道”的否定。这是本质性的区别，自然不能以相同的态度去面对。

　　对此，毛泽东很清醒，区别对待。但有一点相同，都很重视。为此他曾有言，“你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

　　那么，毛泽东是如何重视反对意见的呢？他的事业伙伴陈云有感悟。

　　据媒体报道，陈云特别推崇毛泽东注重收集反对意见的做法。在1947年初的《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报告中，陈云专门指出，“各种资产阶级的、假马列主义的错误思想，为毛主席的真马列主义的正确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毛主席的著作都是采取这个办法写的。如写《论持久战》，他先收集速胜论和亡国论的论据，经过分析、批驳，得出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这个正确的结论。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主席首先批驳只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或者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或者只要抄用北伐战争的经验，就可以解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错误意见，然后提出必须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尤其是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律和战略战术的正确主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是先批驳文艺是超阶级的、文艺工无所谓阶级立场的观点，进而阐明了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

　　可见毛泽东确实重视反对意见，没有漠视、置之不理，会针对反对意见一一辨析。这就顺应了《道德经》之“反者道之动”一说，借用反对意见、批评反对意见，没有让他人感觉反对意见有道理。因而强化了自身主张的说服力，控制势态不会走偏。

　　不过，毛泽东重视反对意见，逐一分析与批驳，不是什么都论及，有选择有重点。

　　例如，《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明确列举并旗帜鲜明地反驳的只有两个——“亡国论”和“速胜论”。因为这是抗日战争战略方面的主要错误，也是“持久战”思想的主要对立面。只要把这两个反对意见的错误说清楚、将“持久战”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讲明白，就够了。

　　当然，毛泽东重视反对意见，最典型的案例还是延安文艺座谈会。

　　当时，许多文化人从各地来到延安，追随共产党去抗日、去革命。但是，其中的很多人在文艺创作思想观念方面却不愿意遵循中共中央的精神。中共倡导面向平民大众、宣传红色文化、歌颂英雄模范等等，很多文艺人士的头脑中却充满与之相悖的思维，涉及面很广，且都有自己的一番道理。例如，“人类之爱”和“爱是永恒的主题”、“暴露黑暗”而“不歌功颂德”、使用“讽刺笔法”、“还是杂文时代”等主张，“主义妨碍文艺创作”、“教育意义是文艺创作的绳索”的观点，等等。

　　对此，毛泽东没有漠视，没有把这些东西简单视为小资情调、文人弱点、自以为是的傲气和自由散漫的习气，而是站在塑造民族文化的高度来看待这些反对意见。为了帮助文化人纠正这些反对意见、引领他们走上正道，保障红色文化事业不走偏，毛泽东决定召开专项会议，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重视这些反对意见，毛泽东把会议定为座谈会，而不是报告会。而且，是以请柬的方式邀请文化人参加，内容是交换意见，不是以通知的方式，也不是听报告。不仅如此，这份请柬也很有分量，粉红色的，落款是毛泽东和凯丰（中央宣传部长）。

　　为了开好这个座谈会，毛泽东和伙伴们在会前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毛泽东先后约见了丁玲、周扬等20多个文艺家，调查情况，听取的意见，与他们共商文艺方针问题。还请周扬、舒群、肖向荣三个人帮助初拟参会人员名单。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也专门把丁玲、刘白羽找去谈话，商谈座谈会问题，做好相关准备。

　　为了体现对文艺工作的重视，毛泽东提出，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凡是能够参加会议的，都要求莅会。最后，被邀请参加会议的文艺工连同中央和一些部门负责人，共一百多人。

　　为了解决好这些反对意见，文艺座谈会举行过三次全体会议，几十位党内外人物发言讲话。而且，毛泽东自始至终地参加了这三次会议，并多次讲话。在总结性发言时，针对当时有一定影响的八种错误观点，逐一进行了剖析和批评，从而彻底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最后，留下了名垂青史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将延安文艺界人士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引上了他所希望的正道。

　　重视文艺界的反对意见，认真细致地应对，确实很给力。

　　总体看来，毛泽东明白“反者道之动”这个理，对于潜在危险很大的反对意见，他会重视，认真调查，并提出科学且有说服力的理由，一一辨析批评。这就避免了错误观点“有理”的印象，将错误观点的破坏力扼杀在摇篮之中，同时强化了正确主张的感染力，使得重要领域的势态不会偏离正道。

　　（24）善用人间烟火，突破隔阂屏障

　　前面介绍过，毛泽东正视“山头”的现实和危害，重视削弱山头习气，与来自五湖四海的下属们保持适当距离，少有亲密的私人关系。

　　不过，这不等于毛泽东不食人间烟火、不重私人情意。只是他的私交对象不是党内事业伙伴，也不是血缘关系和乡亲旧友，主要是党外人士。例如，柳亚子、张澜、章世钊、黄炎培、沈钧儒，等等。

　　而且，毛泽东不仅与许多党外人士保持友好的私人关系，还经常利用他们与其他人的私人关系，在某些重要时期请他们出面，牵线搭桥、传递信息，以促进某些重大事项的成功。

　　且看，建国前夕，程潜担任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中共与他接触、吸引他起义。除了在长沙的地下党积极开展工作外，毛泽东也亲自过问，委托与自己、周恩来及程潜都熟悉的国民党元老级人物李明灏出面斡旋。首先请他前往长沙，将毛泽东起草的《赞同程潜和平起义方针和部署》的密信送给程潜。同时，因为军权在国民党名将陈明仁手里，动员陈明仁起义是和平解决湖南问题的关键。毛泽东还是请李明灏出面去劝导。因为这个李明灏是陈明仁的老师，他们的私交也很好。

　　尽管多有波折，程潜和陈明仁还是于1949年8月4日率领38位国民党高级将领联名发出起义通电，正式宣布即日起脱离国民党政府，服从共产党的领导。

　　其实，湖南程潜和陈明仁起义过程中，毛泽东派出的和平使者不只是李明灏。有恩于毛泽东的章世钊，也应毛泽东之约出面做了很多工作。

　　章世钊，毛泽东恩师兼岳父杨昌济先生在北大的同事，毛泽东称他为“行严老”。早在1920年，章士钊就在上海工商界名流筹集了两万银元，交给毛泽东。这笔钱的一部用于资助赴法勤工俭学，一部分用于湖南革命活动。后来，章士钊一直帮助中共，曾不顾危险出面拯救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对章世钊一直很敬重，他们的私交也很好，是毛泽东的老乡长、老熟人。

　　策动湖南军政要员起义的过程中，章世钊出力也不少。

　　其一，他曾写信给陈明仁，要他看清局势，认清前途，投靠人民。他在信中还特别引用了毛泽东对陈明仁评价的话——“当年，陈明仁是坐在他(指蒋介石)的船上，各划各的桨，都想划赢，各为其主嘛，我们会谅解他，只要他过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而以前在东北战场与四野血战、对四野造成很大伤害，正是陈明仁最担心的。章世钊把毛泽东的这句话传递给陈明仁，无疑给了陈明仁一颗大大的“定心丸”。

　　还有，程潜与中共接洽正欢之时，1948年12月25日，中共公布了一个43名国民党战犯名单，程潜也在其中。自然，他很不爽，有言：“其所谓战犯如系和谈对象而言，则和谈无从谈起。”与中共接触的热情小了很多。毛泽东得知后，专门找到与程潜交往很深、当时正在西柏坡的章士钊，让他想法转告中共和自己对程潜走和平之路的期望，并表示只要程潜能与共产党合作，不仅既往不咎，还将受到礼遇。不久，趁程潜被蒋介石召到南京时，章士钊专门从上海到南京向程潜转达了毛泽东对他的期望。程潜这才放下了思想包袱，积极考虑部署起义。

　　这个与毛泽东私交很好的行严老，还帮助毛泽东做了很多。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章士钊都在帮助老朋友毛泽东。

　　例如，1949年初，章士钊等人受民国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委托、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成员身份到北平面见毛泽东时，因为知道章士钊与上海的青帮头目杜月笙私交不错，毛泽东请他为共产党得天下帮个忙，给杜月笙带个话，“回去后，可以告诉他：上海解放以后，只要他和他们的青帮弟子站在人民一边，我们是欢迎的。”

　　自然，这句话带到了。杜月笙后来虽然没有留在上海，他的青帮弟子也确实没有在上海给新政权添乱。

　　还有，为了促进海峡两岸和解，章士钊曾于1961年、1964年两度赴港。

　　最后，1973年5月，章士钊92岁之时，受毛泽东和周恩来委托，携带中共中央致蒋介石的密函，带着儿女、秘书、医生护士以及厨师，乘专机从北京飞赴香港，通过他的各种老关系，跟台湾国民党联系，争取开启两岸和谈之门。

　　这些事例显示，毛泽东不仅食人间烟火，而且善用人间烟火，经常借助私人情意突破因政见和对抗历史造成的隔阂，并多有成功。

　　（25）正视特殊秉性，特殊政策照应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提出，矛盾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他强调要了解矛盾的普遍性，更要重视矛盾的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是解决问题的正道。

　　毛泽东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一视同仁、力求公平公正的同时，他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特殊问题特殊处理。治国理政的不少大事小事，都有某种“特殊化”的影子。

　　例如，前面提到过，毛泽东为促使李宗仁和白崇禧放弃武力阻挡解放军渡江，给他们一个特殊政策——解放军三年不进广西，让桂系继续治理。这个特殊政策虽然没有变成现实，但是一个与广西有关的特殊政策，却成了中国的一个普遍性的特殊化政策。

　　这就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国策。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汉族之外有55个少数民族。1950年代，因为民族习俗独特、交通不便等原因，少数民族基本聚居在一起。总体上看，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的地缘特征。而且，历朝历代直至民国时期，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都不怎么和谐，地方政府与中央政权关系不佳。更重要的是，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较大的民族，聚居地面积大、地理位置重要，还都与国外接壤，是外国势力分裂中国的重点对象。

　　面对这样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现状，毛泽东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引领中共确定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实行独特的政权治理方式。既不与汉族区域完全相同，也不搞容易造成分裂的民族自决联邦制，而是在统一的共和国体制内实行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即在那些地方成立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具有政权性质的区域自治政府，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力。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机关。”这就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新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确定下来，并于1954年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随着时代的步伐，我国先后设立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共计五个省级自治区。还有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昌吉回族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等等，共计三十个地级自治区。更有丰宁满族自治县、岫岩满族自治县、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芷江侗族自治县、乳源瑶族自治县、白沙黎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北川羌族自治县、巴马瑶族自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等等，117个自治县(自治旗)。

　　这样的区域自治模式，关注了特殊区域的特殊情况，顺应了历史、融进了现实。因为各个民族自治区建立的也是中共政权，只是很多地方主官由少数民族人员担当。这就既保障了国家政权的一体化，又使得少数民族没有受大汉族欺压的感觉，历朝历代都有的、对中央政府的逆反情绪消失殆尽。自然，少数民族聚居区域的政权建设顺利，治理管控顺畅，有效地防范了外部势力利用民族问题挑衅闹分裂的现象。

　　在对待少数民族这个特殊群体方面，毛泽东还有多个“特殊化”。

　　第一，建立专门面向少数民族的大学。

　　1949年12月，确定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的国策后，毛泽东根据这个国策的需要和少数民族人才匮乏的现实，做出了培养大批少数民族干部的指示。1950年6月，决定在北京建立中央民族学院。同年11月，周恩来总理主持政务院第60次政务会议，批准了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提出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1951年6月11日，中央民族学院正式开学。

　　第二，建立少数民族专用的文化中心。

　　那是在国家建设步入正轨伊始，毛泽东就提议：我们是个多民族国家，新中国成立了，以后每年都会有许多少数民族同胞来首都北京参观访问。建一座民族文化宫，不但可以作为各民族大团结的象征，而且还可以作为少数民族同胞活动的中心。不久，建国十周年前夕，毛泽东亲笔题名的“民族文化宫”，就以首都北京著名的十大建筑之一的形象矗立在长安街上。

　　此外，毛泽东在决策国计民生的政策时，都会考虑少数民族的特殊性，会有相应的特别条款和措施，包括直接的财政补贴，以减少他们的压力、增加他们的福利。

　　自然，民风朴实的少数民族多有感恩回报之举，国家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历史上常见的民族性反叛现象几乎绝迹（外来势力引发的西藏达赖集团叛乱除外），大大小小的自治区都有良好的发展，还出现了“库尔班大叔骑着毛驴上北京去见毛主席”的传世佳话。

　　（26）虚心学习借鉴，认真引以为戒

　　作为后发者，起步之时向先行者学习，模仿他们的招式开始启动，具有风险小、探索成本低、成功率高等优点。无论是生产物质产品还是开启社会体制，起步之时学习借鉴他人，显然是正确的思路。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如果发现他人的东西有缺陷有错误，那就不能继续模仿了，应当引以为戒，跳出他人的错误，改善自己的工作。

　　毛泽东很重视这些，在《论十大关系》中专门阐述“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明确提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中的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不久，在概括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时又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要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实践的。对“老大哥”苏联的态度，是一个典型事例。

　　在确定了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体制之后，以当时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榜样，是不二的选择。因此，195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学习苏联”，学习苏联的社会和经济体制。但是，一段时间后发现不少弊端，随即调整，1950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的是“以苏为鉴”，从“学习”降到“借鉴”。

　　关于向苏联及其他先进国家学习和借鉴，毛泽东有不少论述。

　　他指示，“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的教条主义教训。教训就是理论和实践相脱离。”

　　他强调，“学习苏联及其他外国的长处，这是一个原则。但是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

　　他于1956年4月专门提醒，“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是对的，但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

　　毛泽东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作为国家最高领导，在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认真学习借鉴苏联经验的同时，他对苏联的缺陷和错误、以及与中国国情不匹配的元素保持清醒，并引以为戒，引领中国避开了不少错误。

　　带着一群助手认真研读苏联的“国策型”教科书，是一起典型事例。

　　网上有一篇回忆录，名为“和毛泽东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多次为毛泽东做助手、陪伴并辅佐毛泽东开展专项工作的邓力群。

　　此文记载，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与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一起，离开北京来到杭州，专项学习和研究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社会主义部分”。

　　在杭州前后25天，除去三个星期天和1960年元旦，实际研读21天。每天下午读，一般从四点左右开始，一直到九点左右吃晚饭为止。有时从三点、五点、六点开始读，到七点、七点半、十点结束。1959年12月26日，毛泽东66岁生日，读书也没有中断。

　　在此期间，毛泽东到上海开会一次，随后又带小组及新增人员到广州，在白云山把余下的部分全部完成。

　　整个学习和研究过程非常严谨规范。助手们轮流朗读，讨论，记录，整理谈话纪要。毛泽东更是认真，一边听朗读，一边看书本，时不时在一些提法下面划横道，或者在旁边划竖道，打记号。有时候划了以后就发表议论，或长或短。有些段落毛泽东没有发表具体的议论，只是说“对”、“好”、“正确”、“赞成”、“同意”，或者“不对”、“不正确”、“不赞成”、“不同意”，或者是一两句肯定或否定的评语。

　　邓力群回忆，在此次研读过程中，毛泽东的通过谈话和批注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看法。

　　关于经济和产业，毛泽东说，“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

　　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和人民的权利，毛泽东说，“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他强调，“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毛泽东不仅对苏联教科书中的一些内容提出反对意见、在国策上引以为戒，而且对这套教科书本身的缺陷提出批评，教导大家引以为戒。

　　他批评书中的方法论，“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他强调，“虽然有些地方也承认矛盾，但不过是附带地提起。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一个最大的缺点。”

　　毛泽东还从作家角度批评此书。他指出此书的结构不佳，“是几个人分工写的，你写你的，我写我的，缺少统一，缺少集中。因此，同样的话反复多次讲，而且常常前后互相矛盾，自己跟自己打架，没有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体系。”他批评们水平不高，“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

　　虽说批评本身就蕴藏着引以为戒的告诫，毛泽东对伙伴们还是有具体的提醒。

　　他明确指出，组成班子编写教科书需要有主心骨，“要写一本科学的书，最好的方法，是以一个人为主，带几个助手。像马克思写《资本论》、列宁写《帝国主义论》那样，才是完整、严密、系统的科学著作。”

　　他强调，“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政治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瞧瞧，毛泽东学习经验和吸取教训多认真！

　　事实上，在这次专项读书活动之前，毛泽东已经对苏联模式中的很多问题提出了反对意见，并在治国理政之时引以为戒。例如，他在1958年谈到“十大关系”的问题时就说过：“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是否还可以找到别的办法，能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而且，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文中，开篇就明确提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相关的具体内容显示，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多项经济、政治方面的理念，都与苏联模式不同，或是有所调整。

　　这就是毛泽东，既虚心地学习借鉴他人的好经验，又对他人的缺陷错误引以为戒。无疑，他的此举和相关教导，对红色事业的健康发展十分有益。

　　（27）倡导强调认真，促进工作效能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对留学生讲话时留下的经典名言，是毛泽东大力倡导和强调认真的代表之言。

　　前面介绍过，毛泽东对工作事项很较真。文中引用了一句民间俗语，“老大难，老大难，老大较真就不难。”形象说明老大较真的价值。

　　其实，不仅是老大较真就不难。任何人面对任何事，较真都是好现象，有助于解决问题、做好工作。反之，简单的小事也做不好。借用一个话语套路就是，“你若较真，难也不难；你不较真，不难也难。”

　　对此现象，毛泽东很清醒很重视。同时，他深知较真精神是传统文化中的一块明显的短板，不够认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普遍性弱点。而且，这块短板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对解决问题、成就大业十分不利，需要发力突破。因此，他不仅自己对工作很较真，经常“小题大做”、出手就一抓到底。同时大力倡导和强调认真，努力引领大家摆脱传统文化短板的制约、构建现代文明社会需要的认真文化。

　　确实，我们这个民族缺乏那股较真的劲。

　　数千年的封建体制，天高皇帝远，官大一级压死人。官场盛行的是“明哲保身”、“难得糊涂”、“给人面子”、“得饶人处且饶人”，等等。各级官僚为了各自的私利欺上瞒下、阳奉阴违、徇私舞弊，外加走过场、和稀泥等等，各种不认真的文化充满衙门内外。

　　同时，数千年的农耕时期，社会没有组织，民众缺乏文化，家家户户独自面对强大的大自然和官僚，皆知自己势单力薄。因此，“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没什么人较真。而且，小作坊式的手工业的种类和数量很少，工匠很少，严谨细致的工匠精神虽然不少，但没能成大气候，“差不多”，“马马虎虎”，“过得去”，“还凑合”，“能对付”，“不差这点”，各种不认真的文化充满城乡市井。

　　总之，多种原因造成这块明显的文化短板。

　　对此，鲁迅先生有言，“不管碰到什么事，都是无所谓。这种‘无所谓’的态度只要不改掉，最终都不能使中国出现新面貌。”他还有针对性的对比，“中国把日本全部排斥都行，可是只有那认真却断乎排斥不得。无论有什么事，那一点是非学习不可的。”

　　面对这样的现状，毛泽东通过各种场合、各种渠道、各种方式，大力倡导和强调以诚信、严肃、真实、细致等元素为主的认真精神。除了发出“共产党就最讲认真”的经典号召和督促，还有许多灿烂的作为。

　　因为最讲认真，毛泽东亲自拟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每一项都是坚决彻底的高标准严要求。

　　因为最讲认真，毛泽东高举“实事求是”的旗帜，批判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形式主义，号召大家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宣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求大家做足功课。他还借助传统经典，强调在工作中要不刻板的“虚怀观是”、平等友善的“和气察是”、广纳建言的“去偏归是”、老老实实的“去伪存真”。

　　因为最讲认真，毛泽东提出要求时总是很严肃，力度很强。例如，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因为最讲认真，毛泽东除了在大事上较真外，在小事上也丝毫不马虎。例如，建国伊始，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回国途中，在东三省有过三次“发火”，都是因为当地领导干部用上等酒菜宴席接待他，而这样的接待违背了他确定的“两个务必”。对此，他严肃批评，告诫全党：“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也不要学。”

　　再有，每次外出工作时，吃饭都按标准吃简单的工作餐，并按标准支付餐费。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喝茶，都按规定付费。还有，宴请党外人士、劳动模范等人，都是自己的工资或稿费中出钱，没有公款报销。

　　因为最讲认真，毛泽东经常赞扬诚实的伙伴、下属。例如，1958年，在一次军委常委会议上，毛泽东特地赞扬“聂荣臻是个厚道人。”不久，1960年元旦，中央开会。毛泽东从常委开始问，元旦社论看过吗？一路都答看过，到余秋里这里的回答是：“报告主席，我没看过。”毛泽东听了，立刻赞扬余秋里是老实人。

　　因为最讲认真，毛泽东自我批评时都很诚恳、很具体，而非蜻蜓点水般的走走形式。例如，1944年延安的审干结束时，毛泽东先后在中央党校、行政学院对审干工作中的错误做了严肃的恳切的自我批评。还有，1953年8月12日，中央财经工作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围绕财经工作做自我批评，具体说了自己的六项不足。

　　相关的言行事例还有很多。

　　总之，不管什么场合什么事务，毛泽东总是大力倡导和强调认真，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做表率。在他的带动和督促下，中华民族的这块文化短板得到有效的修补。在毛泽东时代，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好面子、和稀泥、走过场、马马虎虎，得过且过之类的现象，减少了很多；同时，重视实情、讲究原则、踏踏实实、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等等特征的现象，则是日趋普遍。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源自大庆油田的“三老四严”精神：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对待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

　　无疑，“三老四严”精神及大庆油田的成功，是毛泽东强调认真的一大成就。

　　（28）先行充分调查，避免误判瞎抓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源自毛泽东1930年所作《反对本本主义》第一节标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名句，彰显了毛泽东对调查的重视。

　　调查不够不决策，条件不备不行动。——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对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小小概括，彰显了充分调查的战略价值及其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

　　确实，毛泽东高度重视调查，工作思路和决策几乎都是以调查为基础，并不断教导和督促伙伴们搞好调查。如他曾经所言：“我的经验来历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

　　事实上，先行一步开展充分的调查，是毛泽东群众路线之“一切为了群众”的体现，是“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理念的具体化，是“从群众中来”方法论的实践。

　　同时，这也是毛泽东对工作较真、实事求是的一个明显特征。对此，前面也有所论述。不过，因为这个元素具体内涵很丰厚，需要单独解读一番。

　　毛泽东重视调查，许多经典事例都与调查有关。

　　1927年初，为了切实了解农民运动的情况，毛泽东特地到湖南乡村做了32天的调查研究，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此后，毛泽东又做了多次面向农村的调查、写出了《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兴国调查》、《寻乌调查》等等报告。这些调查使毛泽东对中国农村状况有了深入透彻的认识，为他确定“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农村土地改革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湾改编”的核心是支部建在连上。毛泽东提出这个方案，是因为他经过调查发现，在军心涣散、逃兵众多的环境中也有军心稳定、没有什么逃兵的队伍。那是一个建有党组织的连，还有一个由靠近党的积极分子主持的排。因此，毛泽东感受到基层党组织的价值，提出了连上有党支部、排里有党小组的建军大策。

　　名篇《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于1956年历时近2个月的时间，与34个部委的领导座谈后梳理出来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我只是总结了别人的意见，不是我的创造。”

　　1960年，为纠正农村中的“共产风”，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兵分两路下去调查。他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听取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湖南和广东七个省市的汇报，并主持了“三南”（中南、华南、西南）会议。最后综合了全国的调查，形成了著名的“农业60条”。

　　为了担当起领导中国迈向工业化的重任，毛泽东多次深入新兴的现代工业企业开展调查。例如，为了熟悉冶金工业，仅在1958年就考察了重庆钢铁公司、武汉钢铁公司、大冶钢厂、大冶铁厂、上海一钢、马鞍山钢铁公司、合肥钢厂、邯郸钢铁厂，等等。

　　因为重视调查，除了“发言权”名言外，毛泽东还有很多教导大家做好调查的文章。例如，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1937年编好的《农村调查》文集，1941年为中共中央写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等。在这些文章和其他文章与讲话中，毛泽东对调查的理念及方法论，都有许多精彩论述，可谓丰富多彩。

　　关于调查的理念，毛泽东有认真严肃的教导、他说：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

 真理是调查研究得来的。我们靠真理靠正确吃饭，不要靠官职吃饭。

 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

 调查研究，这是比什么大学还要好的学校。

 中央机关就是加工厂，把各地的情况、问题、经验，收集起来。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由表及里，找出规律，才制定政策。因此，真正的知识在下面。政策源泉于下面。

 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

 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

 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先了解情况，然后才有好的处理。只有进行调查研究，才能作到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方法对。

 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

 第一书记要自己下去钻一钻，真正的知识不在机关里，而在下边，在工厂、农村、学校里。没有原料制造不出政策来。

 要满腔热情，眼睛向下，甘当群众的小学生，尊重群众，与群众交朋友，才能调查出实情来。其次要有科学的态度，不要自以为是，不可先入为主，不要事先定好“调子”、“框框”去限制调查的人或束缚自己，不要怕听不同意见，经过调查来检验自己原来的判断和决定。

 我们要大声疾呼，唤醒这些同志： 速速改变保守思想！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

　　......

　　关于调查的方法，毛泽东有系统具体的教导。他说：

 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要下马看花，过细看花，分析一朵“花”，解剖一个“麻雀”。

 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到很大的益处，这是比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开调查会要注意调查技术，一是要定好调查的纲目，二是要选好到会的人，三是要采用讨论的方式。

 领导干部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的四个渠道：一是从群众来信中了解情况；二是交敢于讲真话、实话的知心朋友；三是亲自到基层搞调查，不仅看好的，还要看差的；四是派身边工作人员专门下去搞调查，也可以利用他们回乡探亲的机会了解情况。

 纲目要事先准备，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会众口说。不明了的，有疑义的，提起辩论。所谓“调查纲目”，要有大纲，还要有细目，如“商业”是个大纲，“布匹”，“粮食”，“杂货”，“药材”都是细目，布匹下再分“洋布”，“土布”，“绸缎”各项细目。

 调查不但要自己当主席，适当地指挥调查会的到会人，而且要自己做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

　　......

　　如此丰厚的事例和教导，可见毛泽东对先行一步开展充分调查的重视，也说明肯尼迪的“调查不够不决策”概括不无道理。

　　（29）直面宏观矛盾，引导科学分寸

　　史料记载，毛泽东公开发表的许多文章，并非一开始就以文章形式出现，而是先有口头报告、讲话，然后经过梳理之后形成正式发表的文章。如《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论持久战》。而且，毛泽东很重视教导和宣传工作，口头报告讲话梳理成文后一般都会很快发表，少有拖延。

　　但是，有一个例外，即《论十大关系》。

　　媒体报道，1956年初，为探索国家发展道路、化解现实的困难，毛泽东历时近2个月的时间、与34个国家部委的领导分别进行座谈。一番梳理之后，毛泽东于1956年4月2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十大关系的专题报告，形成了《论十大关系》报告内容。但是，随后很长时间，这份报告的内容只在中共党内高层传达，没有整理成正式文本公开发表。期间，多次有人提出公开发表的建议，都被毛泽东否定，只同意下发征求意见。直到那次口头报告二十年后，在毛泽东逝世后的1976年12月26日，1万2千字左右《论十大关系》才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

　　据报道，无论是公开前还是公开后，看到听到《论十大关系》内容的人们，对此文都有很高的评价。而且，其中的许多纲领性原则性的论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我国建设探索的重要指导方针。但是，毛泽东一直不同意公开发表，因为他自己不大满意。

　　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论十大关系》的内容很好、毛泽东却对其不够满意呢？那可是他费了很多时间精力、调动很多人参与的事呀。

　　有媒体爆料，毛泽东说过，“我只是总结了别人的意见，不是我的创造。”还有传闻说他曾经讲过，《论十大关系》里面没有什么科学性的结论、实际的方法，价值不大。

　　细细看来，《论十大关系》中确实缺乏很科学的结论和解决十大关系难题的科学方法。例如，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中提到，“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希望军委讨论一下。”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提到，“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等等。显然，这些都是不确定、待研究的。

　　不过，这不怪毛泽东。因为一切都是动态的，里面提出的十大关系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除了纲领性原则性的指导，确实无法提出科学的数据和可行的方法论。

　　其实，不管毛泽东为何对《论十大关系》不够满意，直面治国理政中的种种相互关联、影响大局的矛盾，沉下心开展调查分析，系统性地呈现出需要破解的种种问题，以纲领性的指导意见引领大家注重综合性的平衡，科学地调理各类矛盾、协调相关的关系，把握好分寸，避免盲目的愚蠢之举。这本身就是成就大业的卓越之举，有丰厚的价值。

　　其价值所在，简单而言有以下几点：

　　首先，主动正视问题，深入挖掘问题。

　　众所周知，严重的问题不是存在问题，而是不愿不敢直面问题、不想不去解决问题。只有正视暴露的隐藏的问题，努力发现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已有3年多，中华大地掀起了建设高潮，焕发出勃勃生机。同时，自身的建设和发展中开始暴露很多新问题，苏联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也逐步显露。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毛泽东居安思危，看到全新的事业背后必有以前未有的困难、需要全新的思维，主动并务实地进行全方位的调研，并综合在一起梳理。这是《论十大关系》的缘由，也是其价值丰厚的基础。

　　第二，有明确的基石，思维不易跑偏。

　　毛泽东做事较真，重大事项都有明确的目标和纲领性的原则。这次为发现问题、探索前行策略的行动，开篇就说明了自己投入这么多的时间精力且兴师动众的要素。

　　他明确了目的所在，“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还明确了现实背景，“我们工作中间还有些问题需要谈一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第三，高屋建瓴地定义问题，系统完整。

　　为了发现问题、探索道路，毛泽东本着自己强调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理念深入调查，与43个中央部委的领导干部座谈，然后归纳梳理。他没有简单地按照座谈对象、内容来整理成43个主题，而是聚焦目的、立足背景，高屋建瓴地整合成10个以矛盾关系为中心的问题——1、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2、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3、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4、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5、中央和地方的关系；6、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7、党和非党的关系；8、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9、是非关系；10、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显然，这十个以矛盾关系为中心的问题，紧贴当时的国情特色，基本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的主要方面，而且确实是执政官员需要清醒面对的问题。因此，人们能够通过这些问题，对治国理政和发展有充分的、体系化的认知。

　　最后，对重点要点都有清晰的纲领性指导意见。

　　尽管毛泽东说过，这份报告“我只是总结了别人的意见，不是我的创造”，自己只是“原料的加工厂”。但是，他在“加工”的过程中不仅高屋建瓴地提出十个大问题，还对很多重点要点提出了清晰且具体的纲领性指导意见，让大家明白该怎样面对这些问题。

　　例如，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主题中，毛泽东提醒，“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

　　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主题中，毛泽东要求，“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

　　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主题中，毛泽东倡议，“我们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冒下命令。在这方面，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还有，“省市和省市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地方和地方的关系，也要处理得好。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

　　在“是非关系”主题中，毛泽东明确，“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

　　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章节中，毛泽东强调，“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无疑，这些指导让大家清醒很多，懂得该如何科学对待这些宏观的矛盾关系，在工作中如何把握好分寸。所以，听到的看到的都鼓掌叫好。

　　不夸张地说，《论十大关系》堪称治国理政的系统工程论。只不过还是框架，以及基本原则，有待进一步的深化、优化、科学化和具体化。

　　总而言之，尽管毛泽东自己对《论十大关系》不够满意，他在此项报告出台过程中的所作所为，以及报告中的诸多纲领性思想观念，依然是他治国理政的一个精彩亮点，是成就大业的大手笔。

　　（30）详解内部矛盾，减少运转耗损

　　前面提到，毛泽东于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十大关系的专题报告，后来被梳理成1万2千字左右《论十大关系》。但是，直到毛泽东作报告的二十年后才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

　　随后不到一年，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很快，1957年6月19日就在《人民日报》刊印了梳理好的全文，近2万4千字。

　　全面论述治国理政中的重大矛盾关系和应对方略的报告，1万2千字左右；专门论述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2万4千字左右。并且，毛泽东在会议上就人民内部矛盾作报告后不到四个月，就公开发表。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内部矛盾问题十分重视。

　　确实，毛泽东对内部矛盾问题很重视、很上心。原因很简单，他对矛盾有清醒的认识，明白矛盾的多项特征和正反作用，一直高度关注社情变化、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到了1957年，中国城市乡村基本都迈进了社会主义的大门，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逐渐淡出，非对抗性的内部矛盾日益多样并快速积累，国家建设和发展中出现许多新问题。而此时，身边的伙伴们却普遍缺乏必要认识和应对思维。或是依旧以敌我矛盾之心面对内部矛盾，或是漠视现实存在且影响不小的内部矛盾，或是在矛盾面前不知所措，等等。毛泽东知道，如果伙伴们不能处理好各种内部矛盾，不信任、不合作、抵触对抗、互相拆台等等现象将泛滥，各领域的人、各项事业都会受到很大影响。如果在误解基础上激化成敌我矛盾，那就会发生惨剧。毛泽东因此感到有潜在的大危机，导致他下功夫梳理思路，给大家做了一个专题大报告。

　　当然，作为哲学名篇《矛盾论》的，毛泽东针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离不开《矛盾论》中的核心要素。

　　首先，矛盾具有普遍性，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同时具有特殊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两方面都需要看得到。

　　其次，不同质的矛盾需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决，要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要明白这一点，要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重视并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同时，要明白在一定条件之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互相转化。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努力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还有很多关于矛盾的原理性知识，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都有体现。而且，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盯着特殊性、抓住主要矛盾、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决的原则，毛泽东对人民内部矛盾在基本情况做出基本说明后，列出了一系列具体的特殊性矛盾，并对各项特殊性矛盾提出了论述和指导。

　　这里，毛泽东别具一格，以综合性主题和专项性主题交叉的方式进行论述。具体的章节主题有：1、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2、肃反问题；3、农业合作化问题；4、工商业者问题；5、知识分子问题；6、少数民族问题；7、统筹兼顾、适当安排；8、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9、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10、坏事能否变成好事？11、关于节约；12、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因为这是一篇2万4千字左右的报告，涉及面广，高价值内容信手拈来，这里不易展开。只需看到，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首先阐述大局和综合性的内容。他以“经济建设为主”、“过渡时期”等特征为依托，以“人民”概念的范围为引导，说明了适应面。随后明确提出一系列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各类人之间、利益之间、工作关系之间。同时强调，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原本一些对抗性的可以在“空前统一的国家”环境中被转换成非对抗性的矛盾。

　　随后，毛泽东对各主题展开系统的论述。其中，主要矛盾是重点，针对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提出指导性的意见。一方面立足当时的社会环境特征，一方面借鉴过去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章法、注意要点。

　　在报告中，毛泽东提醒大家正视客观存在的内部矛盾，注意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要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他告诫，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

　　在报告中，毛泽东强调，全新的社会制度需要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他要求大家要重视客观规律和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在实践中去解决。

　　在报告中，毛泽东多次号召借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主方法， “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他强调，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尤其是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

　　在报告中，毛泽东还引用自己在《论十大关系》中的论点，大力倡导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事业服务。号召大家努力弱化“敌我”意识，控制矛盾，降低矛盾的负面影响，保护团队的民主风气，稳定组织的运作活力。

　　在报告中，毛泽东还教导大家都要注意改造思想，提醒大家学会在矛盾中追求平衡，要求党员干部尊重知识分子、改善同他们的关系；让人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对错误观念批评教育；科学和艺术方面要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时提出辨别香花毒草的一系列标准，既号召大家不要轻易上纲上线，又减少错误和盲目的争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携手共进；各行各业各项工作都要力争统筹兼顾、平衡发展；等等。

　　尽管这里只是蜻蜓点水一般，12个主题章节、2万4千字左右细细道来的报告，足以显示毛泽东对内部矛盾的重视。可以肯定，这份报告帮许多人扫除了迷茫、理清了思路，各个领域、各个群体之间的许多矛盾得到缓解和淡化，没有被激化成对抗性的敌我矛盾。自然，打击工作热情的现象少了，运营管理中因内耗造成的损失少了，工作效果和运营效能提高了。

　　（31）欢迎内部批评，反对公开唱衰

　　众所周知，毛泽东重视批评意见，在名篇《为人民服务》中明确提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而且，他将“批评和自我批评”列为共产党人的“三大作风”之一。

　　但是，与此同时，毛泽东却不赞同文艺界人士的“揭短”创作思路，在文艺座谈会上大力倡导他们多创作“歌功颂德”的作品。

　　这并非是毛泽东的自相矛盾，而是他的内外有别之策。

　　众所周知，毛泽东对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有一个划分，一种是对抗性的敌我矛盾，另一种是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对这两种矛盾，毛泽东的策略不同。对敌我矛盾，以打击和专政为主；对人民内部矛盾，以说服教育为主。

　　这就是毛泽东内外有别策略的典型。

　　除了敌我性质的内外有别，毛泽东治国理政时还重视区分小众与大众。小众是内，大众是外，策略思路经常内外有别。例如，中共体系的党政军人士是“内”，社会大众及党外人士就是“外”；高中层干部是“内”，基层普通工作人员就是“外”；具体责任部门机构是“内”，其他机构就是“外”；等等。

　　当然，毛泽东的内外有别之策没有单纯的善待、严格之分，而是基于工作目的和具体情况确定的不同策略。

　　本主题开始提出的，毛泽东欢迎批评意见，却反对文化人通过作品公开“揭短”，还要文化人多“歌功颂德”，就是内外有别之策。

　　首先，批评是直接面向中共党政军人士，甚至是直接面对领导干部，接收信息者是小众，属于“内”。此时，善意的挑剔和督促对人对事都有益，毛泽东都真心欢迎，强调“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事实上，欢迎批评意见既能帮助队伍进步、促进工作改善，后续的社会影响也很积极。

　　然而，文化人创作的作品是面向大众的，通过媒体、书籍、舞台等传达到社会，接收信息者包括形形色色的人，属于“外”。此时，需要的是通过文化艺术作品来宣传红色事业的成就、歌颂在平凡岗位奋斗的民众，以激发人们的热情，引领正气盎然的组织文化、民族文化。如果文艺作品多“揭短”少“歌功颂德”，民众看到的多是灰暗色调，不见光辉形象，那就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未来，还会跟着降低对自己的要求，整体的文化氛围也会越来越消沉。

　　这就是毛泽东欢迎批评意见却要求文化人“歌功颂德”的原因所在。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在延安面对文化人强调，人民大众的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号召他们把揭露、讽刺的手法多用于敌人身上，而不是用了描绘内部的自己人。

　　几个漫画家的亲历，更精细地注释了毛泽东的内外有别之策。

　　大家知道，漫画最大的魅力在于讽刺。文艺创作要少“揭短”多“歌功颂德”，还能用讽刺性的漫画来描绘延安的某些问题吗？这是当时在延安的漫画艺术家的困境。

　　1942年8月19日，《解放日报》刊登了华君武所创作的《1939年所植的树》。此画本是针对一小片树林，但人们感觉是嘲讽陕甘宁边区的植树造林，因此引发了很多人的不满和争议，漫画家们更加迷茫困惑。不久后的一天，毛泽东专门邀请华君武、蔡若虹、张谔三人到自己的住所见面，交流漫画创作之事。

　　谈论了一番、有了基本认识后，华君武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问题：“有一次桥儿沟发大水，山洪把西瓜地里的西瓜冲到河里，鲁艺有些人下河捞西瓜。但是，他们捞上来不是交还给种西瓜的农民，而是自己带回去吃了。这样的漫画可不可以画呢?”

　　毛泽东回答说：“这样的漫画，在鲁艺内部是可以画的，也可以展出。而且可以画得尖锐一些。如果要发表在全边区性的报上，那就要慎重。因为从整个边区来看，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是好的。如果发表在全国性的报上，那就更要慎重，因为影响更大。对人民的缺点，不要老是讽刺。对人民要鼓励。以前，有一个小孩，老拖鼻涕，父母老骂他，他改不了。后来，他的小学老师看见他有一天没有拖鼻涕，就表扬了他，从此，小孩就改了。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潮，不要冷眼旁观，要热讽。”

　　毛泽东的回答，让三位漫画家心悦诚服。

　　这次谈话，毛泽东对漫画创作的意见主要有三点。一是讽刺对事不对人，要与人为善，不进行丑化；二是漫画上的文字说明具体一些，避免批评一个点却打击一大片；三是讽刺漫画只在小范围公开，最好是局限在具体的单位里面张贴，增强批评的影响力，又不会扩大负面影响。其中专门强调，在用漫画批评或讽刺时要区别个别和一般、局部和全局的关系。

　　可见，毛泽东在宣传教育方面确实重视内外有别。毕竟个别和局部就是小众，是一种“内”；一般和全局就是大众，是一种“外”。

　　也正是这种欢迎对“内”批评、反对向“外”唱衰的内外有别策略思维，引领文化宣传教育等各项重要工作各得其道，不会让文化艺术偏离正道而好心办错事。

　　其实，毛泽东重视内外有别，不局限于文化艺术、宣传教育，在信息发布方面也有所不同。

　　前面提到过，毛泽东于1956年4月作报告《论十大关系》，毛泽东口头讲完后自己也没有认真梳理，伙伴们多次提出公开发表也被他拒绝，最后是在他逝世后才公开发表。原因是他对这份报告不大满意。

　　但是，细看一下可以发现，毛泽东不同意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也是内外有别。因为，《论十大关系》谈的是中国建设、发展和治理的大政方针，很多内容只适合党内高级干部学习思考，不适合大众知晓。一些涉及外面的内容，更不适合在当时向外界公开。

　　且看：

　　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主题中有文，“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这段文字直接批评东方阵营的兄弟国家，当时公开发表恐怕不利。

　　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中有文，“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办呢?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在我国的原子弹工程还没启动或没完成的时候，公开发表这段秘密性质的内容也不妥。

　　在“党和非党的关系”中有文，“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如此大动作的机构改革，没有详细的论证和试验探索，直接公开发表也不妥。

　　此外，还有不少批评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内容，以及一些未确定的初步变革构思，涉及很多部门的工作、很多人的工资，等等。在当时的大环境中，这些内容适合党内高层干部们了解，不太适合面向全国及面向世界公开。

　　这些事例都显示，毛泽东待人接物一视同仁的同时，会注意内外有别。对党内、党外、干部、群众等不同的群体，引导和促进的策略方法有所不同。当然，一些适合小众的信息也不会向大众公开。这种因人而异、各得其道的策略，平淡中蕴藏着务实求真的睿智，亦是成就大业的必要谋略。

　　（32）重视班子建构，及时选配人手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这句经典俗语，说明了领导者的价值。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毛泽东的这句名言，说明了他对干部价值的重视。

　　确实，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商业、企业，任何一个组织机构的状态和前景，领导者的影响巨大，几乎决定了组织机构的趋势和成败。而且，因为毛泽东主导下的中共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方式的“集体领导”，各大区域、各重要事项，都有一个由多个干才搭配组成的领导班子。因此，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各个领导班子就是各地各项红色事业的决定因素。

　　对此，毛泽东很清醒，很重视。事实上，毛泽东在努力掌控政治路线的同时，一直重视干部的选拔与任用。当然，作为大党、大军、大国的最高领导者，领导党政军民克服巨大的困难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涉及的面实在是太大，关联的人实在是太多，毛泽东不可能面面俱到。但是，对于一些重要区域、重要项目的“决定因素”，毛泽东确实很重视，亲自出面选配人手、搭建班子调整班子。

　　且看，1945年夏秋时分，抗战硝烟正在散去，毛泽东和伙伴们审时度势，决定抢占东北。鉴于东北地域辽阔、战略价值巨大，且当时在苏联红军的掌控之中，中共就近以华北为主，调集号称两万干部十万大军的力量快速进入东北。为了做好抢占东北、经营东北的大事，毛泽东钦点林彪为军事主帅，并配备一批优秀的党政军干部陆续出关。包括四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陈云、高岗、张闻天。还有李富春、罗荣桓、李立三、蔡畅等20个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占中央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

　　1945年9月13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在沈阳成立，彭真任书记。10月中旬到达沈阳的林彪是彭真的手下，归其指挥。

　　到1945年10月31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正式成立，林彪出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分别任第一、第二政委。至1946年1月初，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彭真为总政委，林彪为总司令。此时，林彪与彭真平级。

　　194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向东北局发出由刘少奇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的东北局主要领导干部重新分工的电报：“目前东北形势严重，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五人组成东北局常委……”

　　这样，当时仅是中央委员的林彪当上了东北局第一把手，他的副职中有三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彭真、高岗。同时，另一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也在东北，任林彪手下的合江省(今在黑龙江省的一部分)省委书记。

　　东北局班子搭建和变更过程显示，毛泽东重视搭建班子，重视班子的合力搭配，更重视“班长”的能力与工作重心的匹配。随后的东北形势走向和结局证明，毛泽东选用军事才华出色且有根据地经验的林彪当“班长”，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其中还有一个人，罗荣桓，也是毛泽东重视班子搭建的典型事例。

　　罗荣桓元帅，十大元帅中唯一的政工干部型元帅，林彪的主要搭档。自红军时期开始，毛泽东就安排罗荣桓与林彪搭档，原因就是，林彪军事才能出色，但个性内敛偏激、听不得批评、难于相处，同历届党代表都难以搞好关系。罗荣桓则是原则性强，同时包容大度，在非原则性问题上具有灵活性。因此，1930年春末夏初，毛泽东便安排罗荣桓担任林彪任军长的红四军的政委。随后，东北野战军（四野）也是这样的安排。无疑，罗荣桓老实厚道、宽容忍让，顾全大局，弥补了林彪性格偏狭、难以共事的不足，这样的搭档安排很有价值，是林彪军事才华得到很好发挥的重要保障。

　　除了用心做好重要区域的班子建构，毛泽东还重视跨部门合作的项目班子搭建。

　　例如，1948年11月中旬，因为淮海战役迅速发展、多个机构的部队加入战场，原有的各野战军和军区各自为政的方式难以整合与协调战场运作，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即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统筹淮海战役前线一切。

　　还有，1948年12月11日，中央军委决定组建平津前线司令部，由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统一指挥在华北的参战部队。随后不久，194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平津前线的总前委，林彪为书记，统一领导平、津、张、唐地区的作战和接管等一切工作。

　　在班子建构方面，毛泽东对一些全新机构的领导班子更是重视。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前期及随后的一段时间，红色事业踏进了很多全新的领域，成立了很多全新的机构。这类新机构的主官，毛泽东都会认真关注，选配适当的人员。

　　例如，1949年筹备海军时，毛泽东选择晕船的“旱鸭子”萧劲光出任海军司令。原因正如他对萧劲光所言，“我们搞海军的基础很差，现在除了起义人员带来的舰船、装备，一无所有。你做过改造旧军队的工作，有经验，也了解我们部队的传统。还有，我们搞海军要争取苏联的帮助，你留过苏，懂俄语，了解苏联部队情况。这些都是有利条件。”

　　同时期筹备空军时，毛泽东选择坐飞机会晕机的刘亚楼出任空军司令，原因也类似。他与周恩来商议时说过，“刘亚楼在苏联留过学，据说，俄语说得很不错，回国后又兼任过东北航校校长，对航空有所了解，我看他是未来空军司令的最合适人选。”

　　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新四军创始班子，公安部首任部长，等等，毛泽东都亲自出面，选配人手，鼓励指示，为重要区域重要项目搭建好“决定因素”。自然，他的这份用心有良好的回报，基本没有出现“将熊熊一窝”的局面。

　　（33）重视班子效能，控制人事矛盾

　　俗话说，“家和万事兴。”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毛泽东说：“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红歌唱道：“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可见，一群在一起干事的人，应该团结。尤其是领导班子，更应保持团结，才能带好队伍。

　　但是，千人千面，每个人的性格习惯喜好等等都不同，即使怀有同样的信仰、追求相同的目标，也难免有矛盾。如果班子里面的核心人物之间矛盾闹大了，彼此之间面和心不和、关系冷漠、沟通不顺，甚至互相抵触互相拆台，他们领军的队伍就无法形成强大的力量，相关的事业也无力兴旺。

　　为此，毛泽东在搭建班子时注意选配合适的人，如安排罗荣桓与林彪搭档。同时大力号召、指示，督促大家搞好团结。但是，家大业大，山高皇帝远，有才能的多有自以为是的毛病，等等原因，使得班子不够团结、核心人物关系不好的现象很常见。这样的现实无法避免，毛泽东也没有躲避，而是针对“矛盾的特殊性”和“矛盾的普遍性”，分别有所行动。

　　对于各区域各项目的领导班子之间的矛盾，所谓“特殊性”就是具体的某个班子里面的矛盾，所谓“普遍性”就是普遍现象。

　　客观地说，因为毛泽东和身边核心伙伴们的长期教导和以身作则，矛盾冲突激烈的“特殊性”现象不多。典型的事例，都发生在远离中共中央所在地、且班子成员比较特殊的新四军。不夸张地说，毛泽东对新四军领导班子成员的关系特别关注，为维系主要领导之间的关系下了很大功夫。

　　首先，新四军成立初期，军长叶挺是脱离中共多年的党外人士，副军长项英则是在江西苏区时与毛泽东身份相当的老资格，在遵义会议前后的一段时间，还与张闻天、周恩来一样，位居毛泽东之前。而且，由于两人不同的出身和经历等等原因，他们的性格喜好和习惯差别很大，对新四军的建设和作战思路也矛盾重重。毛泽东了解这些情况后，对叶挺和项英能否团结共事非常重视。毛泽东曾几次致电嘱咐项英:“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挺的地位和作用。”明确指示，“军事指挥叫叶挺来办”，“请始终保持与叶挺同志的良好关系”。

　　可惜，由于多种原因，叶挺和项英的关系没有改善，叶挺三年时间内四次负气出走，新四军治军涣散。发生皖南事变这样的悲剧，这两位关系不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改组，新班子接管。虽说教导和督促未必有效，毛泽东依然关注新四军的领导班子。当然，班子变了，矛盾的对象变了。一个是新四军代军长兼军分会主席陈毅，一个是华中局代书记、新四军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饶漱石。

　　两位主官，一个领军，一个管党。陈毅豪放洒脱，不拘小节，坦诚大度。饶漱石严肃严厉，习惯从政治原则上看事情，让人畏惧。两个人的性格有互补性，算是不错的搭配。但是，这两人的关系就是搞不好，彼此看不顺眼，互相挑剔抵触，关系越来越紧张。最后发生到饶漱石在整风会议上公开点名、上纲上线地批判陈毅，致电中央要求换人。

　　面对这种严重对立的矛盾，毛泽东没有置之不理，也没有各打三十板。

　　首先，毛泽东安排陈毅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使双方脱离接触，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影响新四军的战斗。

　　然后，对满怀委屈怨气的陈毅，毛泽东采用“拖一拖”战术，让他消消气再谈，以免过度情绪化影响效果。

　　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主动约陈毅谈话，既倾听委屈，又就事论事地批评，并指出陈毅性格上的缺陷，建议陈毅向饶漱石和华中局作自我批评。

　　在陈毅发出自我批评的电报后，毛泽东致电饶漱石并转华中局和新四军军分会，强调“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等等，把他们二人之间的矛盾性质弱化，把陈毅的问题与路线错误摘开，帮助他们化解矛盾。同时，要饶漱石向新四军干部们解释说明，给他们两位和解搭建“台阶”。

　　后来，面对饶漱石不依不饶、陈毅更加激动的情况，毛泽东保持耐心，通过写信和谈话，在更高的层次上开导陈毅：“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

　　尽管势态发展没有尽如人意，在毛泽东的努力下，新四军领导班子的矛盾没有激化，新四军的战斗和发展没有受到大的干扰，陈毅也逐步认识到“自己过与不及两种毛病则所在多有”。这种实事求是的反省，使得陈毅打通了思想情绪堵塞的关节，在政治上更加成熟，政治分寸拿捏的更恰当。

　　除了亲自出手帮助解决个别领导班子的“特殊性”矛盾，毛泽东对领导班子的“普遍性”矛盾也很重视。

　　前面介绍过，毛泽东为提高各级党委机构工作效能，制定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其实，这更是毛泽东防范和化解领导班子“普遍性”矛盾的工具。

　　那是1949年3月，历史大转折时期，工作重心需要从农村转向城市，各项权力需要从分散转向集中，党政干部普遍感觉困难很多，工作过程中矛盾重重。这些情况及隐患，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暴露明显。加上王明在会上为自己的错误极力狡辩，引发了众怒，大家希望毛泽东给出指示，化解矛盾。

　　面对这样的局面，毛泽东认为，争论无法避免，矛盾需要控制，且需要科学的工作方法为工具来控制。因此，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总结报告中，毛泽东没有纠缠王明的错误等具体问题，而是提出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力图从方法论的高度、通过明确的规则，引导各行业、各层级的领导班子，让大家在日常工作更好地践行民主集中制，在落实核心理念的同时减少矛盾争论，保障工作的效率效果。

　　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毛泽东提出了十二条工作方法。

　　前三条侧重成员间的组织原则：一、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二、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讨论。三、委员之间要“互通情报”。其中，毛泽东强调，“书记和委员，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区党委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

　　第四至九条侧重具体方法：四、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五、要学会“弹钢琴”。六、要“抓紧”主要工作。七、要对情况和问题胸中有“数”。八、开会要出“安民告示”，便于准备。九、要“精兵简政”，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其中，毛泽东强调，“先做学生，再做先生”。

　　最后三条侧重工作作风：十、注意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十一、力戒骄傲。十二、划清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在此，毛泽东在分析批评王明错误时，依然强调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这十二条工作方法的主题及强调的几点显示，毛泽东对班子效能非常重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对防范和化解班子的“普遍性”矛盾很有价值。

　　总之，毛泽东正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重视各级领导班子成员的关系，无论是特殊性矛盾还是普遍性矛盾，都有积极的行动。无疑，这样的行动很重要、很务实，对缓和干部之间的矛盾、促进运营效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4）问道客观规律，一路多有收益

　　“经常”一词，可谓最常用的汉语单词，其中却蕴藏着一个朴实的哲理。即经不离常，常垫定经。

　　经者，堪称经典的理论也；常者，常态化的现象也。“经常”在一起，意思就是正确的理论源自常态化的现象。而常态化的现象，就是客观规律。

　　可见，客观规律才是最重要的理论。

　　也许毛泽东没有玩过这番文字游戏，但是他高度重视客观规律、将客观规律作为开展工作最重要的依据，却是众所周知。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这就告诉大家，客观规律是标准，必须准守。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高举“实事求是”的大旗，明确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就从理念上将客观规律定义为行动的向导，要求大家念好一部部“真经”。

　　在武装斗争的工作中，毛泽东严格遵循“强胜弱败”的客观规律，战术原则上明确要求“以十当一”，通过集中优势兵力、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等等策略，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这就把全局和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局部的“强”，在具体的战斗、战役中形成“以强击弱”之势，进而赢得一场接一场的小胜利。渐渐地，战场战役规模越来越大，积累越来越多，演绎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奇迹。

　　夺取全国政权后，解决中国人吃饭的问题成了毛泽东费心费力的大事。在全世界都操心粮食紧缺的时代环境中，要依靠世界7％的耕地解决世界近四分之一人口的吃饭问题，难度可想而知。此时，毛泽东依然向客观规律求助。经过认真的调查分析，在前人经验和专业著作的基础上，毛泽东于1958年提出农业的“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即：土壤、肥料、水利、良种、合理密植、植物保护、防止病虫害为主的田间管理、工具改革。

　　在这套基于客观规律、系统性的农业发展战略思想指导下，各项科研和实际工作同步展开，加上高效能的组织化、集约化运作，几亿农民的艰辛付出，粮食总产量从1950年的13212.5万吨，增长为1979年的33211.5万吨。在人口翻一番的背景下，我国的人均粮食拥有量从240公斤左右增长到340公斤。无疑，这是世界罕见的奇迹。

　　类似的现象还有很多。

　　当然，这些奇迹的背后是无数人的心血。为了让大家的心血不白费、少浪费，毛泽东经常提醒和强调客观规律。在发出工作指示时，也是依托客观规律，不给伙伴们过分的压力。

　　初到延安的1936年底，毛泽东在红军大学授课《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强调，“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重视战争的规律，我们应该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也应该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最后，我们还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1949年11月11日，中央军委正式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1951年初，志愿军空军参战，迎战飞机数量、飞行员经验都远胜自己的美国空军。毛泽东知道空军技术含量高、我方人员陌生、成长需要时间、生手难敌熟手等等客观现实和客观规律，对空军参战发出的指示是“一鸣则已，不必惊人。”

　　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中央机关就是加工厂，把各地的情况、问题、经验，收集起来。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由表及里，找出规律，才制定政策。因此，真正的知识在下面。政策源泉于下面。”

　　还有一次听取薄一波汇报时，薄一波提到要“紧跟上主席的思想”。毛泽东回答说：“什么紧紧跟上我的思想?是紧紧跟上客观情况，掌握客观规律，按客观可能办到的就办，不可能办到的就不办。”

　　即使在激情过分的“大跃进”环境中，毛泽东依然保持对客观规律的敬畏。

　　那是1958年初夏，江南一些省份兴起了“大跃进”热潮，受到一线领导的赞扬和倡导。毛泽东看到《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大跃进”宣传文章后，对这种为国家快速发展而积极奋斗的精神很赞同，在刊登文章的报纸上面作了在批语：“提法很好”。

　　随着大张旗鼓的宣传，“大跃进”风潮席卷全国，不久出现严重偏差，冒进、浮夸现象蔓延且愈演愈烈。面对这样的形势，毛泽东基于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敬畏，坚决反对 “放卫星”、“放大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类形形色色的浮夸和冒进言行，在多个场合的口头和文句中都有批评。

　　例如，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批评：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管他作假不作假，没那么多东西，就要造假。毛泽东还在会上反复强调，要“压缩空气“，要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并且，在他于1958年确定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明确要求“从1956年起12年内的粮食亩产量，黄河以北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达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河以南达到800斤。”

　　还有，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亲自撰写了一封信，对象是全国从省级到小队长六级干部，以《党内通讯》的名义发布。毛泽东在信里说：“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可见，毛泽东在鼓励跃进精神的同时，依然不忘客观规律这本“经”。因为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是毛泽东的一大特征，“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是他引领事业的基本原则。跃进奋斗的精神，他热情鼓励；违反客观规律的冒进，他坚决反对。

　　在毛泽东的批评和督促下，经过近九个月纠“左”的较真努力，“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瞎指挥得到初步遏制，形势开始有所好转。

　　显然，毛泽东确实将客观规律作为行动的向导，将各项工作深深植根于客观规律，没有异想天开，没有逞强，并因此受益匪浅。

　　当然，毛泽东重视客观规律代表的实际现状，并努力推动大家实事求是，并不等于都得到很好的执行。治国理政过程中的某些重大失误，根源不是毛泽东的战略思维，而是违背了毛泽东依托实际的思维。正如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对前期经济工作问题反思所言：“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问道客观规律，总是八九不离十，并基于客观规律思考和行动，引领走正道，避免出问题。这就是毛泽东的管理风格，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这样。

　　（35）回顾历史痕迹，活用正反启迪

　　1965年7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刚从海外归来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一行时，问李宗仁的机要秘书程思远：“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吗?”程思远感觉茫然，不知如何回答。毛泽东没有再问，意味深长地给出答案：“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以前我们人民解放军打仗，在每个战役后，总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然后轻装上阵，乘胜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虽说其中有谦虚之意，毛泽东说自己“靠总结经验吃饭”，确实道出了他的一个成功秘诀——勇于自我否定，善于自我提高。具体一点就是经常回顾历史的痕迹，从中吸取正面的经验和反面的教训。因而不易重蹈覆辙，更添前人智慧，自然走得更顺畅、更成功。

　　当然，毛泽东“靠总结经验吃饭”，并非局限于他举例的“人民解放军打仗”。事实上，正如他自己所言，“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追求美好未来的毛泽东一生都高度重视历史的经验教训，经常有相关的声音和行动。

　　且看，

　　1928年11月，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既讲到湘赣边界割据的成功经验，又讲到4月和8月两次失败的教训。

　　1935年1月底，遵义会议后重掌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在土城战役中失利，红军损失惨重。在扎西会议上，毛泽东总结出三条教训：一是敌情没有摸准，二是轻敌，三是分散了兵力。正是吸取了这一仗的教训，毛泽东以“四渡赤水”的神来之笔，留下了战争史上的“得意之作”。

　　抗日战争初期，为一致对外，中共再次与国民党合作，结成统一战线。从莫斯科回来的王明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毛泽东铭记大革命时期被动顺从国民党招致大屠杀的历史，坚决抵制王明的主张，在国共合作中牢牢把握军队的独立自主性，避免了中共被国民党溶化乃至瓦解的恶果。

　　1965年，随着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一些领导干部头脑又有些发热，再提大干快上。毛泽东则提醒说：“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

　　尤其是转折关头转折时期，毛泽东更重视回顾过去的痕迹。

　　1936年12月，转折关头，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其中既总结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前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又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教训。

　　1949年6月30日，大转折时期，毛泽东发表长文《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从纪念“七一”和总结中共一路走来的历史经验切入，反映了毛泽东在此大转折时期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其中多处涉及经验教训方面，且都是毛泽东特别强调的。例如，“一是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二是积孙中山探索四十年的经验和中国共产党探索二十八年的经验”，“三是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无产阶级为什么‘取得了基本胜利’”。

　　建国初期，外交政策是一件大事。毛泽东选择“一边倒”，虽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更有历史经验教训。他曾说过，孙中山根据自己的外交历程得出结论，无论如何乞求，西方列强都不会帮助中国的革命，只有苏联会给予适当的帮助。

　　前面几项事例说明，毛泽东重视回顾自己和身边人过去的痕迹。不过，这不是全部，毛泽东的视野不局限于此。他不仅重视从“小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也善于从古今中外的“大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

　　这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借用《甲申三百年祭》的事例。

　　那是1944年3月，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面世，毛泽东阅读后，感悟到其中蕴藏的丰厚价值。因此，他把该文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文件。明确提醒伙伴们在胜利到来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向全党敲响“我们决不做李自成”的警钟。

　　与借鉴《甲申三百年祭》相似但不同、且广为流传的，还是毛泽东通过中华历史名著吸取经验教训的事例。所谓“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在毛泽东的事业征途中多有体现。

　　谈到毛泽东的生活，许多人的脑海里会浮现毛泽东读书的形象——手捧一本厚厚的古典书，身边是一大堆古色古香的书。这个印象深入人心，因为毛泽东一生孜孜不倦、博览群书，尤喜中华经典名著。其中，我国“史学双璧”的《资治通鉴》、《史记》，以及史学巨著《二十四史》等等其他历史名篇，都是毛泽东爱不释手、不断研读的名篇。通过研读这些历史名篇，毛泽东以史为鉴，从中吸取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营养。

　　媒体报道，《资治通鉴》全书294卷，另有《目录》30卷，《考异》30卷，全书共300余万字。自《周纪》迄《五代纪》，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

　　关于这部书，毛泽东晚年有言，自己读了“一十七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还评价说，“《通鉴》是一部值得再读的好书。”至于为什么喜欢，毛泽东在1954年冬与历史学家吴晗的一次谈话中说到：“《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可见，毛泽东重视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并确实从《资治通鉴》里吸取了很多营养。

　　源自三国时期诸葛亮的“观人观大节，略小故。”源自唐朝魏徵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等等，都是毛泽东在《资治通鉴》读本上标注和评说的，也是他后来经常在工作中应用的。

　　再看《二十四史》，我国历代史学家精心编撰的纪传体史书合集，毛泽东尤为重视、相伴一生的一部巨著。有些史册和篇章他反复研读多次，并用红蓝铅笔在书上留下了大量符号和批语。批语包罗万象，有关于战争的战略、战术解读，有关于统治者治国方略的评价。还有他对史实、史迹广泛发表真知灼见，毛泽东还将那些对当今社会有所启发的思想内容加以勾划，并加以诸多注释和说明。

　　毛泽东精心研读史书的事例，举不胜举。而且，毛泽东研读历史绝非只是读书，而是注重联系自己的当今实际，经常分析历史人物的境况和各种条件，充分考虑修史者的历史局限性，并加以现代视角的解读。对史书中的历史名人、历史典故，毛泽东更是吸取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例如，“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是毛泽东对项羽的一个评价，广为人知。其实，这个评价之外，毛泽东还通过阅读史书总结出了项羽一生中的多个致命错误。一是项羽在鸿门宴上对范增的建议置若罔闻，将刘邦放走;二是项羽过于相信楚汉所订立的鸿沟之约，对刘邦毁约东进的估计不足;三是项羽建都彭城，放弃沃野千里、雄关垒座的关中地区，造成了重大战略失误。而项羽这个人之所以犯下这些错误，就源于他“不爱听别的不同意见”，不能采纳良策。

　　此外，刘邦、刘备、曹操、诸葛亮、李世民、朱元璋、成吉思汗，历史长河中的这些“风流人物”及相关的重大事件，都给毛泽东很多启示，或正或反，对毛泽东成就大业起到积极的作用。

　　也正是因为自己从大小历史人物和事件中吸取到丰富的经验教训，毛泽东不断教导和鼓励伙伴们多上“历史课”。

　　在抗日战争刚刚转入战略相持阶段之际，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号召：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

　　为增强伙伴们对历史痕迹的重视，他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明确提出：“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的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同时，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强调，“不了解我们党的过去，就不明白我们将要走向何方。”与此类似的还有，“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他还专门提到，善于总结经验，是我们党自信的表现，“对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对当前的形势和前途都有明确的认识，因此我们有巩固的信心。”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把总结历史经验的重要性提升到认识论的高度。他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他还强调：“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

　　为让大家重视经验教训，他曾经批评：“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而欢喜主观主义地自作聪明地发表许多意见，因而使自己的意见变成不切实际的空论。”他还明确指出：“错误有两重性。错误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员，很好地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对革命有好处。失败是成功之母”。

　　为帮助大家拓展视线。借鉴他人的经验教训，毛泽东督促大家以诚恳的态度虚心接受意见。他教导：“失败确是成功之母。但是虚心接受别人的经验也属必需，如果样样要待自己经验，否则固执己见拒不接受，这就是十足的‘狭隘经验论’。”同时，他鼓励大家，“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他的本事就大了。”

　　毛泽东还曾经借用唐代文学家韩愈的诗句来教导大家重视历史，他说：“‘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什么叫“古”?“古”就是“历史”，过去的都叫“古”，……“今”就是现在。我们单通现在是不够的，还须通过去。……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

　　而为了让大家正视历史书籍中的虚假内容，毛泽东认真教导说：“如果因为历史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证实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如此这般，可见毛泽东非常重视历史，善于以史为鉴，并有自己满意的收获，因此他说自己 “靠总结经验吃饭”。后人则有言，毛泽东善用“古今中外法”，即以历史为镜、以外国为镜，解决当今中国的问题。

　　无疑，向历史学习是毛泽东成就大业的一个高招、一个经久不衰的亮点。

　　（36）善用基层经验，推动以点带面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进入了毛泽东时代。这个时代与以前的数千年有根本性的不同，毛泽东谓之“换了人间”，开展的是“改天换地”的宏伟大业。

　　因为“换了人间”，又要“改天换地”，到处都是全新的工作和重重的困难，迷茫困惑很多，磕磕碰碰难免，错误问题不断。同时，因为那个岁月上上下下激情燃烧，各行各业的奋斗过程中，不断涌现出灿烂的亮点。或是一个群体，或是一种方法，或是一套规矩，或是一种精神。

　　毛泽东如何看待这些灿烂的亮点呢？

　　前面介绍过，毛泽东善于总结自己的经验和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其实，毛泽东还重视来自基层民众的实践经验。他不仅放言“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强调“力量的来源是人民群众”，而且多次提出相关的具体指示。

　　例如，早在1948年3月，毛泽东有言：“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前委的领导同志们，在对自己领导的各项重要工作发出决议或指示之后，应当注意收集和传播经过选择的典型性的经验，使自己领导的群众运动按照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现在是成千万的人民群众依照党所指出的方向向着封建的买办的反动制度展开进攻的时候，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不但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

　　到了1960年代，全新的领域全新的探索，毛泽东更加重视基层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要求各地党政负责同志，要他们把基层的一些典型经验总结出来，上报中央。

　　基于这种理念和思维，毛泽东对各行各业涌现出的亮点都很重视，一经发现就会有所行动，挖掘、加工、鼓励、推广，将来自基层的好经验好做派在全国的范围推广应用、发扬光大。

　　这方面最经典的案例，莫过于“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

　　毛泽东要领导中国进入现代化，高度重视现代国家的血脉——石油，建国伊始就下了很大功夫，调派干将、组织军队转业到石油工业，等等，力求突破中国贫油的困境。建国十周年之际，发现大庆油田，开启松辽石油大会战。到1963年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毛泽东了解相关信息后发出非常高兴，被石油工人“革命加拼命”精神所感动，随即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将大庆油田树立为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

　　1964年3月底，毛泽东南下视察和调研时，从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汇报中了解到陈永贵和他领导的大寨大队。大寨的干部在陈永贵带领下，坚持政治挂帅，始终坚持在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还有口号“参加生产，领导生产”。面对严重洪涝灾害造成的损失和困难，陈永贵强调不等不靠、要自力更生，还总结出“自力更生十大好处”，硬是不要国家一分钱，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发展生产。此外，陈永贵在管理上也有一套办法，来自实践，与农民们一起商议，有制度，不繁琐，干部工分与社员工分有差别但不悬殊，防止了高工分现象，等等。这些事迹让毛泽东大加赞赏。经过更详细的了解后，毛泽东认为大寨干部和全体大寨人的精神及作为很有价值，值得在全国农村推广。于是将大寨树立为农业战线的旗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除了这“两大”，还有很多来自基层的典范，被毛泽东推向全国。

　　1950年春天，新中国刚刚成立，大上海社会复杂、矛盾重重、形势严峻。在此艰难时期，毛泽东及时发现并推广了“上海打退四月危机的经验”，即：调整公私关系，实行公私兼顾政策；改善劳资关系，照顾双方利益；适当减少税收；救济失业工人；开展自我批评，纠正工作中的缺点，等等。

　　1951年，新中国面临抗美援朝战争、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恢复生产等艰巨任务，东北局创造了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运动的经验，主要做法是“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民主运动”，“首长负责、亲自领导”，“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加强思想领导，提高群众的积极性”，“争取群众，使坏分子孤立”，“不断地研究新的问题与经验”，“深入检查，及时反映情况”，等等。毛泽东认为这些措施很全面、很实际，于是将东北局的报告转发全国，要求党政军各级领导重视“东北的经验”。

　　1960年3月，中共鞍山市委发现马宾主持创造的鞍钢经验，即以加强党的领导、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群众性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核心的一整套管理经验，整理后经辽宁省委转报中央。毛泽东阅后兴奋不已，对鞍山市委这个关于鞍钢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和企业管理经验的报告作了六百多字的批示，而且命之为“鞍钢宪法”，以区别于苏联的“马钢宪法”，将这个管理经验提到“宪法”高度发给全党。

　　1963年11月，毛泽东在审阅公安部的一份报告时，其中的“诸暨县的经验”（即“枫桥经验”）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并做出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不仅如此，毛泽东进一步找有关方面的负责人来商谈如何总结推广，作出详细、周到的部署。在毛泽东的发现、关注、批示、部署、推广下，“枫桥经验”应运而生，在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域树起了一面创新群众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旗帜。

　　我国农村合作医疗自1958年兴起后一波三折，1968年，在乡村医生覃祥官的带领下，湖北长阳县的农民又自发办起合作医疗，效果不错。毛泽东看到宣传资料后，批转湖北省长阳县乐园人民公社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并称赞“合作医疗好”。

　　此外，前面介绍过的“南京路上好八连”，还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等等，也是源于军队基层、毛泽东积极推广的灿烂亮点。

　　众多事例证明，毛泽东善于发掘和推广基层经验，很多来自基层的好经验被他推向全国并发扬光大，发挥出灿烂的以点带面效应。

　　（37）重视信息资源，借得思路要点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长征组歌》里的这句词，对毛泽东在战略战术的布局和指挥方面做出了一个精辟的总结，给世人留下毛泽东“神机妙算”的深刻印象。

　　固然，毛泽东在险象环生的战场上总能做出恰当的定夺，屡战屡胜，高屋建瓴且实事求是的高超智慧无可挑剔。但是，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不可漠视，那就是信息资源。

　　简单浏览一下历史事件就知道，毛泽东“神机妙算”的背后都有重要的信息，鲜有的失败也多是因为信息错误在先。例如，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亲自布局指挥的第一场战斗——土城战役，就因信息错误而失败。

　　当时，为摆脱敌军的尾追，在得悉尾追之敌郭勋祺部只有4个团6千余人后，毛泽东提议利用土城一带的有利地形，设伏围歼此敌。但是，开打之后却十分艰难被动，总司令朱德亲率陈赓领导的干部团参加战斗，也只是打成对峙局面。最后只好主动撤退，放弃原定计划，开始了四渡赤水之战。

　　此战失利对毛泽东打击很大，一直到晚年还念念不忘。之所以失利，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情报有误。军委电台监听到敌人的电报，但是因某个失误造成大的偏差，来的敌人不是情报说的4个团6千余人，而是2个旅、6个团的1万多人，还有大批后续部队。而毛泽东根据错误的情报，派出一军团去打赤水，因此埋伏的兵力严重不足，伏击打成了相持，失利了。

　　土城战役失利的一个关键原因是情报失误，同时，毛泽东大量的“神机妙算”则是基于信息情报的准确。

　　例如，长征途中的“巧渡金沙江”。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中央红军近3万人，依靠6条勉强可用的木船，经过9天9夜，从容地渡过了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之所以这样从容不迫，因为军委情报部门一直监听破译敌人的电报，各路敌军的动态、什么时候能赶到金沙江，毛泽东和伙伴们都掌握得很清楚。

　　深知信息情报工作对红军摆脱危机的价值的毛泽东，自然很感谢一线的战友。为此他还专门表扬电报监听破译部门，赞誉他们是“长征路上的灯笼”。

　　还有，长征最后落脚地的选择，更是毛泽东重视信息资源、依据重要信息分析决断的典型案例。

　　那是1935年9月，因张国焘的严重错误造成红军分裂，毛泽东率不足一万人北上，急需一个落脚点。领导们在俄界会议上确定的计划是，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但是，在甘肃南部的一个小城镇哈达铺，毛泽东从一张报纸上得知刘志丹、徐海东领导的红十五军团在陕北有根据地的信息。根据这个信息，毛泽东改变计划，率领红军前往陕北，同刘志丹与徐海东领导的红军会合。

　　10月19日，红军到达陕北保安县（今志丹县）吴起镇。至此，长征结束，毛泽东和伙伴们安家在陕北根据地，开启了延安时期。

　　这几个事例足以证明毛泽东对各种信息情报的重视。

　　其实，毛泽东不仅自己重视，还不断告诫事业团队的伙伴们。他曾说过，“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

　　而且，为了确保有充足的、真实的信息来源，毛泽东一直重视搜集和梳理外面的和敌方的信息，著名的《参考消息》就是基于这个目的诞生的。

　　媒体爆料，早在江西苏区初创时期，毛泽东就与朱德一起接见和鼓励几位源自俘虏的电讯报务人员，对他们表示热烈欢迎，希望他们“好好地为红军建立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很快，红军的电台开始工作，抄收“中央社”电讯和截抄敌军电台之间的联络通报，这些外界信息和敌情就是最早的“参考消息”。

　　不久，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之日，油印的《参考消息》创刊，送给与会代表参阅。此后，无论是在苏区还是长征途中，一部电台作为“新闻电台”，坚持抄收“参考消息”，作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观察形势、指挥战斗的重要情报信息。

　　长征到达陕北后，1935年11月25日，《参考消息》复刊。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多次指示新华社要重视搜集国内外的情况，尽可能多地抄收外电，还为他们增加翻译人员。随后，毛泽东根据《参考消息》公开的及内部汇报的信息，及时做出许多重大决定，撰写了许多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文件，文电、文章、谈话、评论和报道，在促成红色事业方面起到重大作用。

　　为了及时了解各方面发重要信息，毛泽东可谓十分上心。例如，在延安时，由于条件所限，新华社每天的参考报道和传递方式，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他常常在晚上亲自到新华社看刚抄收并译出的参考电讯，大半夜由警卫员提着马灯陪同前往也是常见的事。而且，他到新华社看参考电讯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并常就时事问题发表看法，提出需要注意的方面。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事业舞台大了很多，日理万机，也更加重视各方信息。他不仅坚持亲自阅读厚重的《参考消息》，而且每每遇到重要之处，总是划线或圈点；有疑问处则打问题或写下质疑；有差错还认真地予以修正；对一些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文章，作眉批旁注，并推荐给其他领导或身边工作人员阅读。

　　为了充分发挥信息资源的价值，毛泽东强调客观真实。他在对新华社机构的指示中，多次强调向中央提供参考报道要全面，正面的反面的、好的坏的都要反映。而且，他尤其重视外界同我国唱反调的言论，并积极利用。例如，1957年6月24日，他看到《参考资料》刊登的美国《新共和》杂志的一篇文章后，在给陈云的批语中写道：“17页有一句话，值得研究一下。这一句话是唱反调的，但也应当促使我们注意。”

　　后来，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更多的信息，毛泽东不断提议和督促扩大《参考消息》的发行。1956年，他提出把只限党内外高级干部看的《参考消息》扩大发行到县委以上干部。1958年他又指示：“要把《参考消息》的阅读范围扩大到全国的高等院校学生。” 1970年夏，毛泽东指示，《参考消息》扩大发行到基层党支部。

　　在毛泽东的重视、关心和大力提倡下，至毛泽东去世的1976年，日报型的《参考消息》的发行量已达到870多万份。

　　这就是毛泽东，倡导并强调“研究时事问题须先详细占有材料”，以便作出正确的分析判断。为此，他不仅毕生重视并大力倡导调查研究，还把审阅各种信息情报视为间接性的调查研究，予以高度重视。在他的带动和引导下，中共中央1941年作出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规定：要“收集敌友我三方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的各种报纸、刊物、书籍，加以采录、编辑和研究”。

　　自然，因为重视信息，毛泽东经常处于“耳聪目明”的状态，能够及时地审时度势、正确地判断决策。

　　（38）强化报告规则，保障整合治理

　　成就一番事业，需要及时得到充分且真实的信息，作为决策的依据。同时，需要的信息量与事业舞台的规模密切相关，在信息采集方面，需要与时俱进。

　　对此，毛泽东一直重视，并一直依靠各路信息赢得了“用兵真如神”的成就。而且，随着红色事业的蓬勃发展、规模领域剧增，家大业大，全新探索，地区差异，形势多变，加上毛泽东对工作质量的高标准严要求等等原因，毛泽东及时并大幅度提升了信息资源的管理力度，以保障决策中心及时得到充分且真实的信息。

　　那是1947年底，大转折时期，各战场风起云涌、形势复杂多变。一方面，新战场不断拓展，新区域不断占领，新举措不断推出；另一方面，新事务不断冒出，新问题不断涌现，新矛盾不断产生。面对这样的形势，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需要及时得到各地的详细信息，以分析形势、发现问题、纠正错误，制定和修正各项原则、方案，等等，保障全国一盘棋的整合治理。

　　但是，因为多种原因，各路首长们向中央的汇报很不足，有些人只在中央问了才回答，而且不详细不充分。对此，毛泽东很不满，决定加强管理。于是，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于1948年1月7日颁布实施。

　　这个制度明确规定，从当年起，“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并且按照过去规定，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其内容是，关于该军纪律，物质生活，指战员情绪，指战员中发生的偏向，克服偏向的方法，技术、战术进步或退步的情况，敌军的长处、短处和士气高低，我军政治工作的情况，我军对土地政策、城市政策、俘虏政策的执行情况和克服偏向的方法，军民关系和各阶层人民的动向等。综合报告内容要扼要，文字要简练，要指出问题或争论之所在。”

　　很快，当年的3月25日，毛泽东又提出了补充指示。明确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前委，除已规定的报告制度务须严格遵守外，对于向下级发出的一切有关政策及策略性质的指示及答复，不论是属于何项问题，均须同时发给中央一份。下级向他们所作政策及策略性的报告，其内容重要者，亦须同时告知中央。每一个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均有单独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随时反映情况及陈述意见的义务及权利。”

　　瞧瞧，如此具体、详细的要求，还有什么信息会遗漏呢？

　　而且，毛泽东不仅明确了制度，还认真督促。在给各地各班子的电报中，不断重申严格执行报告制度，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既要“以身作则”，还要“严格督促所属”执行。

　　他要求各机关，“彻底消灭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正确态度，彻底纠正存在着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

　　他要求各部队，“严格执行及时的和完备的报告制度，将这件事作为一种绝对不允许违反的指令。对于事前请示事后报告的内容，必须是有分析有结论的，而不是空洞无物的；必须是既说优点长处，又说缺点错误，而不是只说优点长处不说或少说缺点错误的。”

　　同时，对于表现好的及表现不好的，毛泽东都会有直接的反应，并向大家公开。

　　当年3月14日，毛泽东收到邓小平给中央的报告后，在批语中高度评价，批示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转发，同时指出：“要求你们每两个月做一次（每年共六次）的综合性的工作报告，就是要求你们将这种策略与政策的规定、策略与政策在实行后的结果及根据这种结果而作出的你们的自我检讨（这些就是你们日常工作的主要工作）向我们作报告。”

　　当年的8月15日，对于半年多都没提交报告的林彪和东北局，毛泽东以中央名义起草了一封长达2000多字的电报，对他们提出严厉批评。

　　电报指出，他们的沉默，“使我们完全不了解你们在这件事上何以采取这样的敷衍态度？”

　　电文提出标杆，“我们五月间即告诉你们，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综合性报告，并将邓小平同志来电转给你们阅读。你们的环境比大别山好得多，何以你们反不能做此项报告？”

　　电文严肃批评，“在这件事上，在你们的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

　　而在8月20日收到林彪的检讨和综合报告后，毛泽东及时复电给予肯定，同时指出向中央做综合报告的必要性、重要性和高价值。他告诫林彪：“此种综合报告和各个具体问题的个别报告不但不相冲突，而且必须有此种报告、并要有多次此种报告之后，才能使我们看得出一个大战略区的全貌。对于写作此种报告的同志亦有一种好处，就是他必须在写作时既要联系又要超脱各项具体问题、各项事务工作，在全局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一会，而这种思索则是一个领导同志所不可缺少的。缺少了此种思索，领导工作就会失败。”

　　随后，8月22日，毛泽东再次以中央名义致电东北局，指出：“你们这次检讨是有益的。”否则，“就不可能克服完全不适用于现在大规模战争的某些严重地存在着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

　　8月23日，毛泽东又在给下级机关的指示中，要求各领导机关依照东北局办法认真检讨，“不能因为做几次综合报告，就不检讨这个长期在党内首先在各高级领导机关内存在着尚未解决仅在近年来才开始认真解决的关系重大的问题。”

　　将这里的最后一句拆开来看，“长期在党内”，“首先在各高级领导机关内存在着”，“尚未解决”，“仅在近年来才开始认真解决的”，“关系重大的问题”，可见毛泽东对严格规范的报告制度多么重视，多么严肃。

　　不久，1948年9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升级为《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该《决议》就各项工作中哪些决定权属于中央、哪些必须事前请示中央并得到中央批准后才能付诸实行、哪些必须事后报告中央备审，都作了详细的规定，正式确立了包括综合报告和其他各项工作报告在内的一整套完备的请示报告制度，同时也明确了党的各级组织的权限和责任担当。

　　就这样，在红色事业突飞猛进、家业巨大且日益复杂之时，毛泽东及时并大幅度提升了下级向中央的工作报告要求，使得中央得以对全局保持耳聪目明，在制定决策、指导工作、修正错误等方面能够提高效能、减少失误。而且，此举不仅有益于中央对全局的有效掌控、有益于全国一盘棋的运筹帷幄，加强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并对各区域各机关的高级干部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他们不断前进，成长为具有综合思考分析的领袖型栋梁。

　　总之，看似不起眼的报告制度，实乃毛泽东治国理政的大手笔。

　　（39）光大传统资源，促成丰厚效益

　　媒体报道，应诺贝尔奖委员会邀请，北京时间2015年12月7日晚9点一刻左右，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用中文发表题为《青蒿素的发现：传统中医给世界的礼物》的演讲。在演讲结束之前，她谈了一点中医药， 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开题——“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这句话的背后，是毛泽东珍惜传统资源、努力推动发扬光大，促成巨大社会效益的一段历史。正如屠呦呦演讲过程中描述， 40多年前中国科学家发现青蒿素的历程十分艰难，因为科研条件十分有限。但是，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和督促下，青蒿素从这一宝库中发掘出来了。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已有数千例的疟疾患者得到了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有效治疗。

　　屠呦呦演讲结束前感言，“通过抗疟药青蒿素的研究经历，深感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二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当具有更大的开发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大自然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植物资源，医药学研究者可以从中开发新药。中医药从神农尝百草开始，在几千年的发展中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对于自然资源的药用价值已经有所整理归纳。通过继承发扬，发掘提高，一定会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从而造福人类。”

　　事实上，这段感言既是屠呦呦的心声，也是毛泽东长期倡导和大力推动的工作。

　　回望近现代历史痕迹可知，上世纪20年代开始，在西医西药见效快、洋人高明的风气影响下，北洋政府。民国政府排斥中医药，将中医药学视为“旧医”，指责其“在科学上无根据”，等等。而且，随着西医西药的普及和发展，传统的中医药学临床应用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和考验。

　　至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在医药界和社会上的认知形象依然不好。除少数中医界人士高调并神秘化，说中医“不科学”、中药“不卫生”、中医药为“封建医”的否定声音占据主流，大多数中医师被淘汰出医疗院所，中医药形象暗淡、前程堪忧。

　　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毛泽东坚持为中医药站台、代言，大力倡导和推动中医药的应用和发展。屠呦呦引用的那句话，出自毛泽东于 1958年10月11日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的批示。在那个批示中，毛泽东不仅高调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而且明确要求“今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还提出愿望，“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人至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为引起大家的重视，毛泽东在批示中还指示，“要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指示和附件发出后，可在《人民日报》发表。”

　　与这次批示相似的言行，毛泽东还有很多。

　　1949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代表时，从保护和发展中医药这一宝贵的祖国文化遗产出发，提出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技术，搞好中医工作，发挥中医力量。

　　1953年12月，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汇报工作时说，“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

　　1954年，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否认排斥中医的现象，毛泽东放言：“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

　　他还说：“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我国人民疾病诊疗仍靠中医的仍占五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千万（而且多半在城市里）。因此，若就中国有史以来的卫生教育事业来说，中医的贡献与功劳是很大的。祖国医学遗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反而受到轻视与排斥，对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指示未贯彻，中西医的真正团结还未解决，这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错误一定要纠正。首先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思想上要改变。”

　　除中医外，毛泽东对中药、针灸、中医典籍也很重视。1954年，毛泽东专门作出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中药有几千年的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富，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应组织有学问的中医，有计划有重点地先将某些有用的，从古文译成现代文，时机成熟时应组织他们结合自己的经验编出一套系统的中医医书来。” 同年，他又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院。”

　　1955年4月15日下午，毛泽东派汪东兴到针灸专家朱琏住处看望并传达指示：针灸是中医里面的精华之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前途很广。

　　而且，为了中医“撑腰”，毛泽东曾经说过，自己去当卫生部长，把中医事业抓起来。还有，他不惜先后撤掉王斌、贺诚两位卫生部副部长，彻底改变了中医被压制的困难处境，也给许多中医人才提供了施展抱负的空间。

　　未曾涉足医学的毛泽东，如此赞赏和推动中医药，当然有原因。

　　首先，他有亲身经历。

　　作为一个1893年在中国湖南一个偏僻山坳里出生长大的农家孩子，毛泽东和家人的头疼脑热之类的疾病，只能靠本地的中医和中草药，且肯定有效果，否则毛泽东和亲人及老乡们的命运就要改写。

　　再有，毛泽东投身红色事业后，很长时间在乡村奔波奋斗，他麾下的战士、身边的伙伴，以及他自己，各种伤病，有一些靠西医西药，但是西医西药严重匮乏，经常靠中医中药，并取得了实际的治疗效果，挽救了许多战士的生命。对此，毛泽东曾经指出：鉴于根据地缺医少药，必须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他说：“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

　　例如，毛泽东本人在延安时期曾患风湿性关节炎，发作时往往痛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仍不见效。后来，靠当地名中医李鼎铭先生给他把脉开药治好了，这更使毛泽东认识到中医药的神奇功效。毛泽东又介绍李鼎铭为八路军的干部、战士治病、为八路军培养中医。很快，中医中药成了八路军必不可少的医疗方式。

　　建国之后，身为国家领导的毛泽东，虽然有西医专业人士照顾和服务，依然经常请中医给自己治病。上海名中医章次公，山东著名的老中医刘惠民，等等，都为毛泽东治过病，他们高超的医术和良好的疗效，让毛泽东对中医中药充满信心和感激。

　　此外，作为一个深谙中华传统文化的哲学大师，毛泽东与中医界人士接触过程中，深切感受到中医学中蕴藏的丰厚文化。因此，他将中医视为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为此他说过：“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问题，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问题。”此外，1955年，毛泽东在一次会上严肃地指出：“中医进修西医化了。看不起中医药，是奴颜婢膝奴才式的资产阶级思想。”

　　当然，习惯辩证思维的毛泽东不走极端，在充分肯定中医药学的同时，他也看出中医药学的历史局限性，并明确提出，要求业界人士重视并加以提高。

　　其实，早在1913年，20岁的毛泽东就曾在《讲堂录》笔记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这应该是毛泽东最早对中西医学方面的辩证论述。

　　后来，他多次说过类似的话。“看不起中医是不对的，把中医说得都好、太好，也是错误的。”并多次强调，对中医“必须有全面的、正确的认识，必须批判地接受这份遗产，必须把一切积极因素保存和发扬。”

　　在毛泽东一系列批示和大力督促下，中国医学界涌现出西医学习中医的热潮，数以万计的专业人士投入中医药的学习之中，培养了一大批西学中人员。其中，包括诺奖获得者屠呦呦在内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中医或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技术骨干和学术带头人。

　　而且，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具体指示和要求，“中西医结合”，“中医进大医院”，“中医进医科大学”，“中医要出国”，“中药要发展”，“要建立研究机构”，“要出版中医中药书籍”，等等，都得到适当的落实，并产生了丰厚的现实效益。一方面弥补了西医的不足、使得全国性的医疗保障问题更快地解决；同时，促进了中医中药的科学化和现代化，提升了中医中药的实际效能；还有，在世界上引发了“中医热”和“针灸热”，使得中医中药迈步进入西医主导的区域，为今天中医药事业蓬勃发展、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垫定了厚实的基础。

　　（40）大做会议文章，高效解决问题

　　“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

　　一度流传甚广的民间谚语，道出了那个时代民间对国共两党的认知，也揭示了毛泽东喜欢的一种工作方式——开会。

　　简单回顾一下毛泽东创建和维护“红色大厦”的历程就会发现，构成关键节点、解决重大问题的，是形形色色的会议。

　　且看：

　　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明确并强化了“党指挥枪”、“官兵平等”等核心理念，明确要求党内的思想和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等等。这些全新的东西，旗帜鲜明地与旧军队和旧式治军思想划清了界限。

　　1934年12月进入贵州后，以遵义会议为中心，前有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后有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通过这些会议，修正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错误军事路线，使得红军没有闯入蒋介石布下重兵的陷阱；然后毛泽东进入最高决策层，领导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追堵拦截。

　　1942年5月2日开始，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召开了三次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和当时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出席了会议。被邀请参加会议的文艺工连同中央和一些部门负责人，共一百余人。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发表的谈话，被整理成指导红色文化事业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2年春节前后，在毛泽东的策划和引导下，开了一个五级领导干部参加的“七千人大会”。通过这个多层级、大规模、长时间的“出气会”，总结了经验教训，让大家把积压多年的怨气发了出来，较好地实现了“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再次鼓足了干劲。

　　此类事例举不胜举。

　　事实上，毛泽东喜欢开会、善用会议方式解决问题，不是简单的喜好，而是他的一项原则性的方法论。这个原则就是他一直强调的“民主集中制”。试想，如果没有一起开会、让大家发言，领导者独断专行，何来民主？如果只是给大家各自说话的机会，分散的人们自说自话，但不能在一起形成决议，又如何集中？

　　为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能够通过会议方式得到落实，毛泽东于1949年3月份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发表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有明确的倡导和督促。

　　首先，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前三条明确提出：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党委会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讨论，各党委委员要“互通情报”。显然，这就是说大家是“一班人”，要开会讨论问题、解决问题。

　　而且，在“互通情报”里面，毛泽东强调，“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规定几条，问题就解决了。有问题而不摆到桌面上来，就会长期不得解决，甚至一拖几年。”由此可见，毛泽东认为大家一起开会，既是他一贯倡导的“光明正大”，也是高效率解决问题的必要举措。

　　此外，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里，毛泽东还明确提出，书记、副书记如果“不善于处理自己和委员之间的关系，不去研究怎样把会议开好，就很难把这‘一班人’指挥好。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休想带领千百万人去工作。”

　　可见，毛泽东对会议多么重视。

　　正是因为看到会议的价值、重视通过会议解决问题，毛泽东对待会议很认真，遇到问题就会想到召开合适的会议。因此，除了例行性的大会，还有很多临时策划组织的会议。例如，前面提到的遵义会议、延安文艺座谈会、“七千人大会”，还有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1959年3月在郑州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61年3月在广州的中央工作会议，1963年5月在杭州的中央工作会议，等等。

　　而且，在策划和组织会议方面，毛泽东重视实际效能，围绕会议目的做好前期准备和过程控制。

　　例如，实现红色事业大转折的遵义会议。召开之前，毛泽东与重量级人物张闻天、王稼祥频繁并深入沟通，形成合力，促成会议召开。在开会前夜，毛泽东细心准备发言提纲。因此，在会议上毛泽东的发言，以鲜明的观点和充分的论据赢得了大多数人的信服，实现了纠正错误军事路线的目的。

　　一系列的事实证明，开会在毛泽东的眼里不是小事，而是“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光明正大”的理念加上高效能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因此，他自己遇到问题时总是及时地策划组织适当规模的会议，并认真准备和控制。而且，在策划和组织会议上，毛泽东很少自我限制。规模上，该扩大就扩大，不受身份之类的限制；地点上，该召开就在当地召开，不受地点限制；时间上，该延期就延期，把问题解决才结束。

　　自己身体力行的同时，毛泽东通过号召和规矩，不断倡导和督促伙伴们做好会议文章，及时解决问题。

　　无疑，这是“共产党会多”的原因，也是毛泽东事业征途中的一个亮点。

　　（41）就地从零到一，快速破局崛起

　　丰硕的收获往往需要厚积薄发，厚积薄发需要良性循环，良性循环需要一个平台。至少有那么一个机构，有几个人在那里张罗和行动，才有“水到渠成”的可能。否则，“水”到了也是四处瞎流，成不了“渠”。

　　尤其是很多大事，遥远的宏伟目标，需要漫长的时间，还需要充足的资源。但是，人们经常感觉“两手空空”，缺乏条件，难以起步。怎么办？

　　万事开头难！但是，不突破这个难，不实现零的突破，就没有后来的循环积累，那就什么事也干不成，什么理想都只能停留在幻想阶段。对此，毛泽东很清醒，当做就做，及时启动，而不是等到“条件具备”、“时机成熟”。

　　事实上，毛泽东参与和领导红色事业的过程中，几乎都是处于艰难羸弱的状态中，战争时期和建设时期的大多数事项，按常理都是“没法做”、“不可能”。但是，那些事情都做成了，很多还是震惊世界的奇迹。这些奇迹的产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将“现在”作为“第一时间”，不管现实条件如何，就着眼前的条件迈出第一步，实现零的突破。然后进入循环和积累，逐渐步入佳境、实现目标。

　　且看：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深知需要建立一支全新的军队，才能实现宏伟的目标。但是，军官们反对，士兵们愚钝，自己也没有什么威望，且能不能活下去都未知。就是这样的条件下，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迈出第一步——“三湾改编”，“古田会议”。后来，一步一步地教导督促，成就了一支震撼世界的“毛泽东化”的军队。

　　创业和成长阶段，为了解决人才稀缺的困境，毛泽东在江西在延安创办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等等院校。毛泽东开办这些人才基地时，既没有教室、教材，更缺乏合适的教师。就是这样的背景下创办的学校，在毛泽东坚持不懈的推动下，为红色事业培养了大量的急需人才，解决了“一将难求”的大问题。

　　在江西苏区时，毛泽东领导苏维埃政府多次召开经济建设大会。在大会上，毛泽东尖锐批评声称战争忙“没有闲功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要等战争胜利了“才能进行经济建设”等错误认识，强调“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

　　1950年代中期开始了工业化，毛泽东没有因为中国现代工业几乎为零、基础十分薄弱等原因而缓步慢行，而是从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起步。须知，这些工程生产的产品几乎都是苏联同时期的先进产品，科技水平都是当时世界一流水平。仅以战斗机为例，跳过了螺旋桨式的双翼机、单翼机，也跳过了苏联的早期喷气式战斗机米格-9，直接仿制苏联当时生产和装备空军的米格17。对此，毛泽东有有专门的论述，他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

　　1950年代中后期，为打造自己的“核盾牌”，在科技、工业、专业人才与项目需求相距“十万八千里”的情况下，毛泽东指示启动了“二弹一星”和核潜艇项目，在三年严重困难时期也没有停顿。进而创造出震惊世界的奇迹，使得我国很快具备了“三位一体”的核反击能力，保障了我国生存发展需要的和平环境。

　　1970年夏季，毛泽东根据国家的需要和上海的工业基础发出指示，在上海造飞机。当时的上海，没有制造飞机需要的工厂、研究机构，连一个人、一块地、一张图都没有。就是这样的环境下，上海飞机制造厂成立，运-10飞机研制项目启动。经过短短的十年，按全经济级布置可载客149人、最大航程超过8000公里的大客机运-10，于1980年9月26日试飞成功，被誉为世界航空工业史上的奇迹。

　　再看，1965年夏季，著名的6.26指示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再次召见卫生部长钱信忠等人，讨论改善农民医疗条件的问题。毛泽东提出，要培养面向5亿多农民的医务人员，“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高小毕业生学 3 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当一些人强调缺陷时，毛泽东说，“这总比去庙里拜菩萨、吃香火好，比没有好。”

　　在毛泽东“降低条件起步”的指示下，普及农村医疗卫生的工作在全国迅速展开，大量的“低水平”医务人员、条件简陋的乡村卫生院、卫生站在农村出现。到70年代末，实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的目标，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誉为“以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是“不发达国家实现初级卫生保健的独有典范”。

　　与降低标准起步、推动在农村普及医疗相似的，还有在农村普及基础义务教育。此事更早，1957年春天，在一场“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毛泽东提出，“在农村，教育要强调普及，不要强调提高，不要过分强调质量...”。正是在毛泽东的这个指示下，农村基础教育工作没有因为教师、教室、教材等“影响质量”的东西所阻挡，在基础条件薄弱的农村快速普及，使得分散在山乡角落里的适龄儿童都能就近上学，步入现代文明。

　　这类事例还有很多。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正是毛泽东这种不受客观条件约束、不等“条件具备”、“时机成熟”，以“只争朝夕”之心就地取材，强行迈出第一步的章法，为各项事业搭建好了基本的班子、铺设好了基础的平台，使得红色大厦在看似不可能的基础上快速崛起，奇迹不断涌现。

　　至于这种及时行动的价值，西方名人也有相应的感悟。例如，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有言，“成功地将一个好主意付诸实践，比在家空想出一千个好主意要有价值得多。”“如果你不采取行动，世界上最实用、最美丽、最可行的哲学也无法行得通。”

　　可见，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在看似无法开始的环境中强力破局起步，那可是成就大业的力举。

　　（42）倡导复合模式，促进整合效能

　　在毛泽东时代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概念——三结合。

　　这个概念源自鞍钢的经验，是“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一部分。原意是鞍钢在技术改革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原则。1960年3月，鞍钢的这套经验被毛泽东发现后大加赞扬，还被他冠以“鞍钢宪法”，向全国推广。随后，这个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两参”，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一改”，还有这个“三结合”，就成了中国企业运营管理的“标配”，并很快渗透到各行各业。

　　尤其是这个“三结合”概念，不仅在各类企事业单位盛行，也是各级党政机构人事班子的组成导向。同时，“结合”的工作层面、工作领域、人员类型，不再局限于鞍钢经验中的具体模式，几乎涉及到方方面面。最普遍的，也是影响最大的，就是领导班子的“老中青三结合”。

　　领导班子的“老中青三结合”，顾名思义，就是将不同年龄段的干部组合在一起，搭建一个有老年、中年、青年干部的领导班子。这就将老年人的经验、中年人的稳重、青年人的活力整合在一起。只要班子里的老中青之间有良好的协作关系，这个领导班子就既有前进的激情又有稳重的智慧，还能借鉴过去的经验教训，提高工作效率，不容易重蹈覆辙。

　　自然，相对靠论资排辈组成的年龄相仿、资历相仿的班子，“老中青三结合”构成的领导班子的效能更高。

　　其实，虽然“三结合”概念始于1960年、源自鞍钢经验，毛泽东却是更早就倡导这种复合模式。因为他一直强调“密切联系群众”，反感苏联的“一长制”，批评苏联“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他强调，“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同时，他大力倡导知识分子劳动化、工人农民知识化，倡导专家与工农密切合作。基于这些原则性的思想，毛泽东在鞍钢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出台前前后后，一直倡导和指示复合模式。

　　当然，毛泽东知道，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人组合起来不容易，需要突破传统且强势的尊卑心理。因此，他经常发出声音，鼓励弱势群体勇于参与、号召强势群体接纳。他曾呼吁，“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是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他还强调，“不要为大学问家所吓倒”。

　　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下，“三结合”为代表的复合模式在各领域的重大工程项目上得到发扬光大，并发挥出积极的作用，明显促进了效能。

　　宏观方面，国家重点工程是全国一盘棋，各地、各行各业，几乎无界限的“一家亲”，围绕一个目标全面参与。不仅有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工厂的“三结合”，还可以向其他机构提出援助。这就使得各项工作在遇到大障碍之时不会陷入绝境，只要中华大地上有，一般都能找到资源、人才、办法，进而解决问题，向前迈进。

　　具体项目的微观方面，则是各种各样的“三结合”。日常工作方面，有领导干部、科研人员、工作人员的组合。专项攻关方面，有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一线技术实操人员的组合。

　　例如，上世纪震惊世界的大客机运-10，研制过程充满“三结合”的时代烙印。包括“设计、制造、使用三结合”，“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产、学、研三结合”。

　　更早一些诞生的我国第一型自主研发的军用飞机强-5，更是如此。

　　那是1960年代初期，国家举步维艰时期，强-5的研制工作被搁置。最艰苦的时候，总设计师陆孝彭带领剩下的14人继续进行研制。这14人包括设计员、工艺员、工人。为了以最少的力量把研制工作继续下去，这个小团队的每个人都身兼多职，几乎都“结合”在一起。身为总设计师的陆孝彭也兼任试制车间主任，经常亲自扛着零件，候在机床旁插空加工。

　　正是这样执着并整合力量的坚守，使得强-5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下来了，并且一步一步向前走。不仅没有胎死腹中，还成了一代名机。

　　总之，无论是鞍钢模式的“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还是一度普遍存在的领导班子“老中青三结合”，亦或后来演绎出的形形色色的“三结合”，在毛泽东的倡导和推动下，多类人员组成复合型团队的模式，使得有明显身份差距的群体之间形成了相互认同、理解和支持的关系。这就减少了隔阂，促进了交流，整合了力量，使得“人多力量大”从理想变成了现实，明显地促进了工作效能。

　　事实上，各行各业的无缝合作，专家与一线工人农民密切合作，成为那个时代普遍的社会风气，使得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石油大会战及大庆油田的诞生，两弹一星的快速突破，大型水利工程的成功，都是各领域党政领导、科技专家与一线工人农民“三结合”的结晶。

　　（43）重视突发难题，及时发力破局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句俗语道出人世间的不易。

　　确实，“好人一生平安”只是祝福不是现实，形形色色的天灾人祸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一旦遭遇突发型的危机难题，靠自己的力量往往难以应对，急切需要强有力的支援。个人也好、机构团队也罢，莫非如此。

　　家大业大的领导者毛泽东，对此很清醒很重视。一方面，他重视班子搭建和班子效能，努力安排合适的人到合适的岗位，要他们团结协作、独当一面。同时，当某地某项目发生突如其来的重大危机险情，且现有的领导班子无力应对时，毛泽东不会停留在督促和批评上，而是及时派出得力干将，帮助或主持具体的工作，提升解决问题的效能。

　　派陈云奔赴上海应对不法投机商挑起的经济战，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早在渡江战役前，毛泽东就对上海的接收和治理十分重视，亲自选定陈毅出任上海市长，从香港及其他地方抽调懂经济、熟悉上海情况的各类人才加入接管队伍，包括潘汉年、夏衍、许涤新，等等。可谓殚精竭虑、运筹帷幄。

　　但是，陈毅率精兵强将接管上海后，那些唯利是图的投机商，却想乘着共产党在上海立足未稳之机大赚一笔，于是，他们置民生与社会稳定于不顾，掀起囤积居奇造成物价飞涨的“两白一黑”商战，还大肆贩卖黄金美钞银元扰乱金融市场，发起抵制人民币进入流通领域的金融战。可谓一浪接一浪，招招凶险。因此，尽管接收治理的准备工作做了很多，上海的班子还是难以应对投机商们发起的经济战，为此向中央告急求救。

　　面对上海的危机和陈毅的求助，毛泽东高度重视，派出被外界称为“经济沙皇”、深谙经济规律和经济斗争策略的陈云，让他到上海协助陈毅指挥经济战线上的“淞沪大战”。在陈云的精心算计和布局下，红色政权多管齐下、布控高明。几个回合下来，那些在商场和金融市场老谋深算的老板们被打得一败涂地，不得不“俯首称臣”。自此，大上海的资本家们领教了中共治国理财的能力，再也不敢发起经济战，红色政权在大上海站稳了脚跟。

　　毛泽东就是这样面对“东边日头西边雨”的家业，当下属遇到难以应对的麻烦时不会坐视不管，而是及时调兵遣将，给下属有力的支持。无疑，这种“全国一盘棋”的举措将稀缺资源的作用充分发挥，是破解突发性难题的高招。

　　当然，如果大环境整体出现大麻烦时，那就不是调兵遣将了。此时，毛泽东会及时行动，面向全局，通过政策、方法等措施来指导和督促各地的行动。

　　例如，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范围的粮食严重短缺。在此严峻形势面前，毛泽东和伙伴们不仅以身作则尽力节约，还及时指导和督促补救工作。

　　1960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在这项紧急指示中，要求各地抓紧秋收已经完毕的时机，大规模地动员群众，采集和制造代食品，以克服困难，渡过灾荒。

　　不仅如此，紧急指示还根据中国科学院的建议，推荐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杆麦粉、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等若干代食品。并提出具体的参考方法，主要是发动城乡大小食堂，土法为主，自己动手，自做自吃。

　　尽管没有根本性扭转粮荒困境，这个紧急指示确实给人们提供了帮助，对缓解灾难的影响起到了实际的作用。

　　显然，无论是调兵遣将还是紧急指示，毛泽东的相关行动对于遭遇突发难题、难以应对的人们，都是一场“及时雨”。

　　（44）重视积压难题，精心督导破局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无疑，中国这么一个大国，“难念的经”很多。尤其是非人力因素造成的麻烦事，根子在大自然，长期存在且危害巨大。面对这样的大麻烦，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要么一声叹息留给后人，要么搞点小救援、来点小修补，然后继续过自己的奢侈生活。

　　因此，当毛泽东领导伙伴们推翻旧世界、执掌政权后，厚厚一本“难念的经”中有不少是长期积压的难题。对这些给民众生活生命危害巨大的麻烦事，毛泽东没有像历朝历代的君王那样得过且过地应付，而是高度重视，精心督导，力求尽快破解积压的难题。

　　最具代表性的有两个事例。一是治理水患，二是治理血吸虫病。

　　水，人类生存的第一资源，使得江河两岸成为人们居住的村落城镇的首选地。因此有了“黄河是中华民族母亲河”的一说。但是，我国的各条大江大河在滋养中华民族的同时，雨季时分也时不时地给两岸造成破坏，甚至经常带来毁灭性的伤害。洪水猛兽，排山倒海，一泻千里，东冲西决，泛滥成灾，等等，显示出洪涝灾害的巨大威力和人们对水灾的无计奈何。

　　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建设新世界”的蓝图还没开始，淮河、黄河、海河就接连爆发洪涝灾害，多个地方受灾严重。毛泽东为之痛心的同时，高度重视江河水患频繁、防灾抗灾乏力这个历史遗留的大难题，亲力亲为，精心督导水患治理工程。

　　面对现实的水灾，毛泽东首先将重视化为实际的督促，在相关的报告资料上详细批示治理意见，提出根治思想。并提出具体要求，还以领袖身份发出号召。

　　此事源于1950年6、7月。当时，淮河流域发大水，1300余万人口受灾。毛泽东流泪阅读了华东局的灾情汇报电报后批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问题。如何，请酌办。”随后再做指示：“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

　　在毛泽东的督促下，1950年8月底就召开了全国治淮会议，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为督促根治思想落地，毛泽东于9月21日再次督促周恩来：“治淮开工期，不宜久延，望督促早日勘测，早日作好计划，早日开工。”

　　为让大家重视，毛泽东还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就在淮河治理工程启动不久，尽管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时期，且台湾海峡形势紧张，国内方方面面百废待举，为解决这个积压几千年的大难题，毛泽东亲自批示，把两个原准备投入抗美援朝的野战师集体转业，改编为水利一师和水利二师，开上治淮第一线，直接担任佛子岭水库和薄山水库的建设攻坚。如此，以治淮工程为标志，新中国治理江河水患、兴修水利的人民战争，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铺天盖地地打响。

　　此后，毛泽东一直高度关注水患治理，发出相应的号召，给各地方政府、各相关机构压上了不可推卸的“治水”重任，为启动和持续开展各项治水工程垫定了基础。

　　因为深知治水之难，毛泽东不想脱离一线。1952年10月底，毛泽东不顾身体疲惫和安全隐患，把组织上强行给他安排的休假时间用来考察黄河。这次行动，他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亲自去黄河下游考察，认真、系统、深入、科学，以实际行动带动大家深入实际，根治黄河隐患，发挥黄河效能。

　　在此期间，毛泽东多次提出，“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这句话后来广泛流传，成为一代人治理黄河的口号。

　　在指导治水工作中，毛泽东一方面强调要科学规划，全面规划；一方面强调要依靠群众、动员群众。这就为治理水患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两大关键因素垫定了坚实的基础。

　　就这样，在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亲自督导下，决策、资源持续到位，二十多年的工程效果远胜以前几千年的积累，水患治理成就震惊世界。到1970年代后期，全国流域性水患得到全面遏制。

　　再看看，毛泽东如何治理血吸虫病。

　　许多人知道，七律《送瘟神》是毛泽东的诗，分二首。此诗是应景之作，是毛泽东看到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新闻报道后诗兴大发的作品。为一个小县消灭一种疾病而诗兴大发，可见这个血吸虫病在毛泽东心中很重。

　　确实，这是一种广泛存在于江南、严重危害乡村民众健康的一种寄生虫病，病原体是遍布田间的钉螺。危害之大，使得1950年上海郊区县里面患者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有的乡村人亡户绝。用毛泽东的批示语来说，“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一个或者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到疫情的威胁。”

　　无疑，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大难题，“华佗”们上千年来都没办法的事，毛泽东也可以叹息加拖延。但是，毛泽东没有这样消极对待这个大麻烦。执政伊始，通过群众来信得知血虫病的情况后，他就将治理好血吸虫病当成新政府的责任。一方面派出医疗队到重点区域救助治疗，抢救病人，以解燃眉之急。一方面发出指示，“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并坚持过问，亲自安排和督促各项工作。

　　为治理好血吸虫病，毛泽东不仅认真倾听汇报，还安排身边工作人员去调查，经情况反馈给自己。

　　为治理好血吸虫病，1955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度发出了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同时，在与华东地区的几位负责人商讨农业发展规划时，专门请在北京的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来杭州，报告关于防治血吸虫病情况。在随后的讨论中，毛泽东提出。要充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要研究更有效的防治药物和办法。当得知管理粪便、管理水源、消灭钉螺等任务艰巨时，毛泽东提出，要发动群众，要使科学技术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并且根据当地干部和群众的意见，确定把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与发展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不久的1956年1月，毛泽东视察江西时，向江西省多个领导人了解江西血吸虫病情况。为打赢防治血吸虫病的战役打下了基础。随后，1956年２月，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发出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全党动员、全民动手，消灭血吸虫病”。

　　然后，为治理好血吸虫病，很长一段时间，毛泽东都亲自过问相关工作，对专项会议、专家等细节都用心过问。先后提出“要充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要研究更有效的防治药物和办法”；“要依靠群众”、“使科学技术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指示。针对治理血吸虫病的综合系统工程、不能单纯依靠卫生部门的客观现实，毛泽东还提出“ 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成立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为整合各方力量齐心协力奋斗做好了铺垫。

　　经过毛泽东的精心督促、协调安排、具体指导，党政力量、疾病医疗防控专业力量和全民性的民众力量，都参与到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因此，到1950年代末，就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到1970年代中期，血吸虫几乎灭绝，这就破解了性质恶劣且长期无力解决的难题。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毛泽东就是这样，正视积压的大麻烦，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竭尽所能，亲力亲为，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去迎战。

　　若无领袖的此等用心，何来群策群力的辉煌奇迹？！

　　（45）关注全新项目，跟进督导鼓励

　　史料记载，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期间参观了制造吉斯汽车的斯大林汽车厂。当他看见高大的厂房里，一辆辆汽车驶下装配线时，连声称赞之余感慨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他还对随行人员说：“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大工厂。”

　　毛泽东如此感慨，确有原因。

　　众所周知，自十九世纪后半期开始，工业化水准就是国家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的象征，并对国家的命运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是，由于多种原因，他引领红色团队接管政权之时，中国的现代工业既薄弱又落后，象征现代工业的那些产品基本都是0。因此，面对邻家的现代化工厂，毛泽东感慨万千。

　　当然，他对现代工业的情怀没有停留在感叹上，而是大力推进工业化建设。在抗美援朝还未结束但趋于稳定之时，毛泽东就开始大力推进全国的现代工业建设。为体现工业化的重要性，毛泽东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将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比作“主体和两翼”，密不可分、互为前提。

　　自然，作为最高领袖，推进工业化建设要面面俱到，不可偏颇。但是，对于他在苏联感叹时提到的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之类，毛泽东确实有所“偏心”，关注的更多。原因很简单，那些属于现代工业的代表型项目，作用大，影响大。

　　且看，汽车工业方面。

　　第一汽车制造厂筹备工作报告被提到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一起讨论这个工厂建设问题。1953年6月9日，毛泽东亲自签发了我国工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为建一个工厂而发文。

　　随后的6月下旬，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了第一汽车制造厂即将破土动工的喜讯。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欣然提笔，在一张8开的宣纸上，写下了11个遒劲有力的大字--“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

　　而且，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种汽车的品牌“解放”，尽管有多种缘由的说法，归根结底，是毛泽东确定的。

　　后来， 1958年2月13日上午，毛泽东来到长春，到第一汽车制造厂视察。期间仔细询问汽车生产的方方面面，参观快结束时感慨地问厂长饶斌：“什么时候能坐上我们自己的小轿车呢？”这句话给一汽的工人们打了一针强心剂，全面促进了国产小轿车的问世。而当国产“东凤”轿车汇报展示时，毛泽东热情有加，兴致勃勃地当场试坐，满面笑容地赞颂，“好啊，终于坐上我们自己的小轿车了。”

　　再看，拖拉机产业方面。

　　拖拉机是农业机械化的基础，也是毛泽东高度关注的现代工业产品。为推动中国的拖拉机产业，毛泽东很用心。

　　首先，要建设中国第一个拖拉机制造厂，需要选择合适的地方。因涉及到农业机械化过程、工业布局、国防安全等等，还有很多城市都希望把中国第一家拖拉机制造厂建在自己的土地上，选址颇费一番周折。1954年1月8日，从国防安全和全国工业布局的角度统筹考虑后，毛泽东定夺，在九朝之都洛阳建设中国第一家拖拉机制造厂。于是，国家计划委员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正式决定中国第一个拖拉机制造厂选在洛阳市。

　　后来，毛泽东也一直关注这家企业。1958年3月，在《第一拖拉机厂跃进规划》报告上专门批示：拖拉机型号、名称不可用洋字。各种拖拉机的样式和性能一定要适合我国的气候和地形；并且一定要是可综合利用的；其成本一定要尽可能降低。

　　同时，1958年5月18日，毛泽东还就安东机器厂试制成功三十马力单缸轮胎式拖拉机一事，题写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语。

　　此外，对飞机、舰船等价值大、象征性强的产业，以及工业化的基础产业，毛泽东也一直很牵挂。

　　例如，1954年，新中国制造的第一架飞机初教-5，在南昌的国营320厂（现航空工业洪都集团）成功首飞。毛泽东闻讯后十分高兴，亲笔写信祝贺。

　　1958年2月12日至13日，毛泽东到沈阳视察期间，专门到两家航空工厂视察——沈阳410工厂（沈阳黎明发动机制造公司）、沈阳112工厂（沈阳飞机工业集团）。

　　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在上海市市长陈毅一行的陪同下，来到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03型潜艇的厂区，参观新中国建造的第一艘潜艇。毛泽东围着静卧在船坞上的潜艇整整转了一圈，一边仔细察看潜艇的形体，一边听取技术人员汇报潜艇的建造情况，并不时地插话提出一些问题，对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奋斗精神给予赞赏鼓励。

　　再看，工业的母鸡——机床，也是毛泽东关注的一个重点。

　　1956年6月初、1958年9月中，毛泽东两次视察武汉重型机床厂。第一次工厂正在建设中，第二次刚竣工投产不久。每次都认真了解情况，仔细倾听汇报，并提出多项具体的意见建议。

　　1958年、1960年两次在中南海瀛台专门为毛泽东等领导举办机床汇报展览，毛泽东很认真地观看、与机床行业专业人员沟通，并强调：“我们坐汽车、坐飞机、坐火车，是坐在机器里面，所有这些机器都要用机器来生产，这些机器就是工作母机，这些工作母机是最根本的。”

　　1960年，毛泽东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教师专门讨论过机床问题。

　　就这样，毛泽东在大力推进全面工业化的同时，对现代工业的代表型项目和基础型项目更加关注，且多有体现。领袖的这番关爱对这些全新的高难度项目的建设者带来强劲的动力，对项目的起步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提前建成、提前出产品的奇迹不断涌现。

　　（46）精于预先准备，善于边干边学

　　前面介绍过，毛泽东重视预先准备工作，力求以充分的准备求取胜算，因此形成了战略战术智慧中的一个经典原则——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如此重视预先准备，要求有把握，还敢冒险吗？对于突如其来的重要事务，敢于应对吗？

　　这个疑问有些多余。因为，毛泽东还有一个同样堪称经典的指导原则——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两个原则搭配在一起，是毛泽东的一个亮点。

　　努力前瞻，做足准备工作，以防不测；重要且紧急事件爆发时，及时出手边干边学。毛泽东应对重大事件之时，都有相关的痕迹。

　　且看，抗美援朝之预先准备。

　　大家知道，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即命令其驻远东的空、海军参战，随即拉起一帮小弟披上“联合国军”外衣大举进攻朝鲜。9月中旬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战况急转直下，金日成于10月1日向中国政府发出“直接出兵入朝参战”的求援电。

　　接到求援电后，经过多日的思考和讨论，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正式发布了关于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10月19日，志愿军主力部队渡过了鸭绿江，并于10月25日打响了抗美援朝的第一仗。

　　从接到求援电到数以十万计的主力部队过江参战，不到20天的时间，在汽车都很少的时代，怎么做到的呢？

　　其实，在接到求援电之前、朝鲜军队气势如虹之时，毛泽东已经开始了准备工作。

　　就在1950年7月13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作出决策，令位于河南的战略预备队第13兵团，下辖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军紧急开赴东北，加上第42军和炮兵第一、第二、第八师等组成东北边防军，之后又将第五十军编入，加强东北边防力量。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先后两次致电东北军区，要求东北边防军务于9月30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还批准了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报告，将部分高炮部队部署在鸭绿江边的朝方一侧，以确保鸭绿江大桥的安全，保证日后顺利出兵。同时，毛泽东还决定，将第九兵团和第十九兵团调至津浦、陇海铁路沿线地区，以策应东北边防军。

　　正是这样高屋建瓴的预见，加上充分的准备，才有“出乎意料”的出兵效果。按毛泽东的话来说，“所以，到后来当帝国主义过三八线后，我们才有可能出兵。否则，毫无准备，敌人很快就要过来了。”

　　自然，面对世界上武器最先进、火力最强、从未交过手的敌人，“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是必不可少的原则，也是志愿军战胜美军的一个重要因素。

　　再看，重返联合国之边干边学。

　　史料记载，1971年10月25日半夜，联合国第26届大会上，以压倒多数通过“两阿”提案，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接纳中国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美、日炮制的“双重代表权案”成了废案。很快，中国收到了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电报：邀请中国派代表团赴会联合国。

　　得知这个出乎意料的胜利消息后，总理周恩来召集有关人员紧急开会研究，然后向毛泽东汇报时说：我们刚才开过会，都认为这次联大解决得干脆、彻底，没有留下后遗症。只是我们毫无准备，特别是安理会比较麻烦，现在就参加，不符合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教导。我临时想了个主意，让熊向晖带几个人先去联合国，作为先遣人员，就地了解情况，进行准备。

　　毛泽东回答说，“那倒不必喽。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了电报吗?我们就派代表团去。让乔老爷（乔冠华）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

　　同时，毛泽东针对周恩来的担心提出，“毫无准备怎么办?我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我也讲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现在请总理挂帅，抓紧准备。最重要的是准备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

　　随后，毛泽东就准备工作提出一系列具体的指示。

　　总体上，毛泽东提出，“这次你们去，不是去告状，是去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志气，灭超级大国的威风。给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国家呐喊声援。第一篇发言就要讲出这个气概。”

　　在报告的内容方面，毛泽东提出，“第一，要算账”、“第二，要讲讲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形势的变化”、“第三，要讲讲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态度”、“要宣传五项原则”、“要旗帜鲜明”、“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等等。

　　对于如何应对联合国舞台复杂的风云，毛泽东还提出了很多，帮助大家做好准备。

　　他提出，要“以勇为本”，更要注意“为将当有怯弱时”。代表团团长就是“将”，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送你们两句话，一句是我写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句是田家英帮我写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他强调，在联合国的方针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要搞统一战线。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要平等协商，等等。

　　在毛泽东的鼓励和指导下，1971年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了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的全体会议，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成功地打响了进军联合国舞台的第一枪。

　　这两个大事件的相关内容显示，毛泽东既精于预先准备、避免猝不及防，又善于边干边学、在运作过程中修正完善。因此能够有效地降低被动的风险、增强主动的权益，面对重要且紧急的事件时能够及时接招、并打出精彩的“组合拳”，赢得上佳效能。

　　（47）正视疑难障碍，传授尚方宝剑

　　无论在什么岗位上工作，都会遭遇困难，理当自己努力，不可依靠他人。但是，现实中确有一些障碍，当事人自己难以突破，需要外力的支援。尤其是在某些特别的障碍面前，需要“尚方宝剑”。

　　对此，毛泽东很清醒。在坚持督促指导下属们尽职尽责的同时，关注他们的实际困难。发现某些障碍单靠他们自己难以逾越、需要自己授予“尚方宝剑”时，会及时伸手相助，给相关人员实质性的帮助。

　　且看：

　　1954年初，毛泽东的表侄文炳璋由部队转业，回到了家乡，并担任了湘乡县石城乡武装部长之职。他到职后，听到了社会上有一些对文家（毛泽东母亲家族）成员的反映，便着手了解，发现确有一些人因为去北京见过毛泽东而讲大话，有的人还很骄傲，不大听从地方干部的管理。文炳璋感到这是一种不正的风气，于是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了棠佳阁文家中有人“不大服政府管理”的情况。

　　毛泽东接到这封信后，立刻想到这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封建文化现象，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他很反感，不容许亲属因为自己而以一副“皇亲国戚”的姿态骄横乡里。同时，他明白传承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很普遍很强势，即使亲戚们低调，基层干部们对他们也会另眼相看。因此，基层干部和亲戚们都在“皇亲国戚”的文化影子中，单靠他们自己难以突破这个障碍，需要自己的帮助。

　　于是，1954年4月29日，毛泽东给湘乡县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明确表态：“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

　　这就给家乡的基层干部们授予了突破障碍的“尚方宝剑”。有了这炳“尚方宝剑”， 对“皇亲国戚”们的管理就顺畅多了。

　　再看，建国初期，大量国民党时期的政府官员、公务人员、知识分子都留用到新政权的相关机构里。同时，大量出生工农、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干部们在新政权的各机构里履职。自然，很多工农干部担任领导，留用的精英们多数是被领导者。

　　尽管有预见有准备，办了工农速成中学等等培养干部的机构，但是技术精英和文化精英需要“百年树人”的过程，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培养出来，各行各业的专业性骨干人员还是留用的精英。这就冒出了一个问题，很多机构的领导者的专业水平远低于被领导者。一段时间后，社会上蔓延起一股“外行领导内行”的说法，弄得很多缺乏专业知识的党政干部不知所措，不敢履行自己的领导职责。

　　发现这个现象后，毛泽东感到问题不小，工农干部凭借一己之力难以逾越这个障碍，需要给他们一臂之力，让外行能够坦坦荡荡地领导内行。为此，毛泽东针对“外行领导内行”发表专题论述。

　　为帮助大家扫除心理障碍，毛泽东指出：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的规律。可以说，人人是内行，又人人是外行。世界上有一万门行业，有一万个科学技术，有一万种职业。一万行，每个人只能主要地精通他那一种、他那一行，对这一种他就是内行，对那九千九百九十九种来说他就是外行。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毛泽东具体地解说：如梅兰芳会唱戏，但他只会唱青衣，而旦角就有青衣、花旦、武旦、老旦、丑旦五行。五行，梅兰芳只会一行，唱老旦不行，他唱老旦就不如李多奎。

　　为了让大家清醒，毛泽东强调：政治家是搞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是搞群众路线的。这个问题我们要很好研究一下。因为有许多工程师、学者看我们不起，我们有些人也看自己不起，硬说外行领导内行很难。要有点道理驳他。我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如梅兰芳叫他当总统就不行，他只会唱戏。

　　为了促进大家进步，毛泽东教导：对于我们党的领导工来说，除了本行之外，对其他行业也摸一摸，略微熟悉一下是必要的。

　　自然，有了毛泽东发来的这炳“尚方宝剑”，很多人的这块心理障碍消失了。

　　毛泽东就是这样，正视下属遭遇的、他们自己难以排解的障碍，不漠视实际困难，不等待开口求援，及时出手适当的“尚方宝剑”，帮下属扫除障碍。

　　（48）重视非常困难，务实布局防范

　　毛泽东有言，政治就是“把自己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这是他的战略层面智慧，也是构建统一战线的基础。

　　但是，在对待具体工作方面，如同“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章法，毛泽东有一个与之相反的策略，即“把困难想得多多的，把胜算想得少少的。”

　　当然，毛泽东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但说过含义相同的话，“世界上的事情你不想到那个极点，你就睡不着觉。”

　　确实，毛泽东经常把困难想到极点，并一一细数，务实防范。

　　且看，1945年5月，抗战胜利的曙光已显现，中共事业的方方面面都一片光明，如毛泽东所言，“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强大过，革命根据地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多的人口和这样大的军队，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和国民党区域的人民中的威信也以现在为最高，苏联和各国人民的革命力量现在也是最大的。在这些条件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应当说是完全可能的。”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在中共七大作报告的“结论”中，在阐述“国内形势”时，毛泽东一口气列举了可能遭遇的“十七条困难”。

　　第一条，“外国大骂”。英美的报纸和通讯社现在都骂共产党，“将来我们发展越大，他们会骂得越有劲”。

　　第二条，“国内大骂”。是大骂，不是小骂，骂我们“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毫无人性，等等”。

　　第三条，“准备被他们占去几大块根据地”。

　　第四条，“被他们消灭若干万军队”。将来我们的军队有可能发展到150万，“被他搞掉三分之一”还剩100万；被他“搞掉一半”还剩75万。

　　第五条，“伪军欢迎蒋介石”。伪军“摇身一变，挂起蒋介石的旗子，欢迎蒋介石，欢迎阎锡山，使我们很不好办。日本人撤出的地方，他们马上就占了，我们来不及”。

　　第六条，“爆发内战”。

　　第七条，“出了斯科比，中国变成希腊”。就是说，有外国力量干涉中国内政，帮助蒋介石打我们。

　　第八条，“不承认波兰”，即我们党的地位“得不到承认”。

　　第九条，“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将来如果形势不好，“蒋介石、斯科比两面夹攻，到处打枪，有些党员就向后转开步走，跑掉了，散掉了”。“我们准备散掉三分之一，或者更多一些”。

　　第十条，“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

　　第十一条，“天灾流行，赤地千里”。

　　第十二条，“经济困难”。

　　第十三条，“敌人兵力集中华北”。即“日军退出华南、华中，把兵力统统撤到华北”，并“提出和平妥协的条件，跟英、美讲和”，挤压我们党和八路军。

　　第十四条，“国民党实行暗杀阴谋，暗杀我们的负责同志”。

　　第十五条，“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党内“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不满意等等”。

　　第十六条，“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

　　第十七条，“其他意想不到的事”。

　　显然，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列举的这17项，可能性很大，危害性很强，需要警惕和防范。

　　而且，在列举一大堆困难的同时，毛泽东批评党内回避困难的现象，告诫大家，“现在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黑暗”，提出“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更要有“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的“精神准备”。他说：“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事。”

　　无疑，这与毛泽东“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一脉相承，是原则落地的章法。事实上，如果不把应对重大困难、保障根基安全的准备工作做足，何来“准备”与“把握”？

　　在这方面，毛泽东确实一直很重视。

　　例如，1945年夏秋季节，毛泽东应约赴重庆谈判，周恩来随行。他知道此行有危险，甚至有生命危险。为此，出发前夕，毛泽东郑重提议，他与周恩来离开延安期间，由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同时，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二人为候补书记，以便在毛泽东、周恩来二人都不在的情况下，书记处还能保持5个人的建制，中共中央的核心团队还能正常运作。

　　不久，国民党军进攻延安之时，毛泽东根据战略需要，认为中共中央应该留在陕北。在强调信心的同时，毛泽东看到严峻的现实。1947年3月29日至30日，转战到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时，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决定将中央“一分为三”，以避免被“一锅端”。

　　其一，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组成中央前敌委员会，率中央机关和军队总部继续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

　　其二，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由刘少奇为书记，率部分中央机关干部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其三，由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邓颖超等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总司令，率领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大部分工作机构到晋西北临县地区统筹后方工作。

　　如此，三套中央级的班子分别在不同的地方，避免“一锅端”的重大危险。假如位于前沿的一套班子出现危险，下一套立即顶上去，避免全国各地的党政军团队因群龙无首而陷入混乱。

　　还有，渡江战役前夕，在1949年1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不要想美国不出兵，而是准备美国出兵并准备与之打”。随后，毛泽东在发给全军高级指挥员的文件中也明确指出：“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作战计划之内的……，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之时，我们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

　　当然，这些计划不是停留在思考上，而是有相应的军事部署。1949年初，毛泽东指示二野、三野协力经营东南，做好随时可能发生的战略防御；命令二野两年之内留在华东不做新的机动，四野只经营湘鄂赣三省，暂不向两广前进，一旦华东有事，即行策应。

　　这种防范美军的部署可谓是重兵布阵，并为此放缓了解放全国的步伐。可见毛泽东对可能的困难和危机十分重视。

　　也正是因为重要时期把困难看到“极点”、做足充分的准备，毛泽东才能长期在敌强我弱且风云变幻的环境中“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从而避开了很多的凶险。

　　（49）明确责任风尚，突破关键障碍

　　1937年，毛泽东发表了经典鸿文《矛盾论》，从哲学高度向世人详细诠释了矛盾的社会现象与特征。

　　1949年春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针对日益庞大的机构、日益繁杂的人员、日益多样的工作，以及日益复杂的矛盾现象，毛泽东与时俱进，发表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从组织原则、有效方法、工作作风三个方面，详细列举了十二条要求，力求通过明确的章法来减少误解隐患，减少各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的矛盾，保障工作顺畅。

　　1957年，毛泽东再次与时俱进，根据当时建设新中国为中心的现实需要，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号召大家努力弱化“敌我”意识，控制矛盾，降低矛盾的负面影响。他强调用讨论、批评、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各项矛盾，尤其是有权势的党员干部面对普通劳动者时，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

　　多篇雄文显示，毛泽东高度重视矛盾，极力教育和引导大家正视矛盾、预防矛盾、化解矛盾，减少矛盾对事业的阻碍。

　　不仅如此，毛泽东明白，一切都是事在人为，一切矛盾都会落到人与人之间。因此，要化解工作中的矛盾，需要高度重视人际关系。尤其是干部之间的人际关系。需要有明确的章法，帮助大家在人际关系中找到切入点，消除造成各种矛盾的关键障碍。

　　确实，“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组织机构里面“人和”至关重要，大多数矛盾都是因为关系不和造成的。因此，1942年2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整顿党的作风》主题报告时，毛泽东在论述“宗派主义的问题”的内容中，针对当时常见的党政干部人际关系问题详细论述。

　　他首先说，“就一般情形说来，凡属外来干部负领导责任的地方，如果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弄得不好，那末，这个责任主要地应该放在外来干部的身上。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同志，其责任就更大些。”

　　他随后说，“军队工作干部和地方工作干部的关系也是如此。... 如有纠纷，应该双方互相原谅，而各对自己作正确的自我批评。在军队干部事实上居于领导地位的地方，在一般的情形之下，如果和地方干部的关系弄不好，那末，主要的责任应该放在军队干部的身上。必须使军队干部首先懂得自己的责任，以谦虚的态度对待地方干部，才能使根据地的战争工作和建设工作得到顺利进行的条件。”

　　他还说，“在老干部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地方，在一般情形之下，如果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弄得不好，那末，老干部就应该负主要的责任。”

　　简单归纳就明白，毛泽东将改善人际关系作为切入点，对破解人际关系困境提出了明确的章法。一是互相原谅，彼此之间认真地自我批评；二是强势地位者先行一步，首先开展自我批评。

　　虽然很简单，其实很关键，因为击中了要点。

　　大家知道，若无相互的信任，就无高效的协作。而在不经意间积累了矛盾、缺乏信任的情况下，如没有互相原谅的心态和尊重对方的实际行动，双方就难以重建互信，自然无法坐下来沟通具体的事项。所以，毛泽东要求大家互相原谅，认真地向对方开展自我批评，以重建信任、携手前行。

　　但是，自我批评有一个大障碍——“面子”，这是一个大问题。而且，每个人都容易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都容易把对方的错放大、把自己的错看小，都有“委屈多、责任小”的感觉。因此，几乎都在等待对方主动开口自我批评。为破解这个难题，毛泽东提出明确的要求。尽管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其实就是一类——权力地位更高的，即强势一方。

　　这个要求很科学。既让领导者明确自己的责任，又让先行一步的自我批评能够产生引导效能。毕竟，弱势一方更脆弱、更胆小，且更容易被强势人物的谦恭所感动，容易跟上上司的节奏，突破“面子”进行自我批评。

　　如此这般，隔阂消除了，互信修复了，矛盾的关键障碍消除了，工作事务中的具体问题就好协商解决了。

　　就是在毛泽东提出强势一方先行、认真自我批评的精神指导下，不少积累的矛盾得到化解或缓解。

　　例如，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有峡甘宁边区政府、八路军留守兵团两大机构。因为多种原因，二者之间纠纷不少，各有各的理，双方多次找中央评理，矛盾依旧难解，且不断积累。在毛泽东此番讲话之后，军地双方都有自我反省，军方先行一步向地方政府开展自我批评，并提出“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口号。

　　此举赢得地方政府的积极响应。他们向军方做了自我批评，提出“拥护军队、优待军属”的口号。

　　如此这般，双方的矛盾弱化了、关系改善了，还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双拥”文化。

　　再有，新四军改组后，军长陈毅与兼政委饶漱石成为搭档。但是两人因性格反常大等原因不和，关系越来越紧张，经常影响工作。毛泽东在调解的过程中，虽然都有劝导，还是以强势一方为主。因为陈毅年龄更大、参加革命的资格更老、到新四军当主官更早，相对饶漱石属于强势一方。因此，毛泽东将陈毅作为劝说重点。而且，劝说的重心也是让他多想自己缺点，多原谅对方、主动自我批评。

　　在毛泽东的劝导督促下，陈毅认真地迈出了“和”的步伐，矛盾得到缓解，工作效能得到改善。

　　对陈毅的醒悟和行动，毛泽东的评价是“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可见毛泽东对“家和万事兴”的透彻认识和高度重视。同时，“一通百通”也是这两点责任与风尚之非凡价值的精确评价。

　　总之，毛泽东构建的通向“人和”的康庄大道，十分简单，也十分通畅。

　　（50）指令明确具体，授权充分有据

　　宏伟的大业需要许多人参与，自上而下各有分工、各负其责，又互相牵连互相影响。各路人马既要按照总部的部署采取行动，又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相应的对策、以有效应对变幻莫测的形势。这就需要最高统帅把握好分寸，既要下达明确的指令、让一线指挥员明白该干什么以及该怎么办；又要给他们充分的权力，让他们能够大胆地随机应变，不会因等待指令而错失良机、甚至招致失败。

　　在这方面，毛泽东拿捏得很好。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然而，因为早期一直在一线指挥具体的战斗，毛泽东在成为全军统帅、主导战略的同时，对具体的战役也很关注，会向战场一线的指挥班子发出战役性的指令，下达的指令还很具体。这就使得一线指挥人员能够充分理解统帅的战略意图，还能借助统帅的战术智慧。

　　事实上，许多经典战例的的战术智慧中，都闪耀着毛泽东的智慧光芒。

　　当然，毛泽东明白，上司指手画脚很讨人嫌，而且“强扭的瓜不甜”。因此，下达指令时总有充分明确的说明，而非简单的命令，在条件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甚至不惜等待，一定要一线指挥人员从根本上理解自己的战略意图。

　　但是，情况紧急之时，毛泽东不会刻板，有变化。例如，平津战役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时，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向东北野战军的林罗刘指挥班子发出极其简洁明确的紧急指令，要求他们立即执行。当天不久，再发出一份2000余字的电报，详细地说明自己上封电报命令的理由。在这份电报中，毛泽东全面展开了他对平津决战的思考，精辟地分析了平津战役以及淮海战场的战局发展及相互关系，使得看上去那样错综复杂、扑朔迷离又变幻莫测的军事形势豁然明朗。

　　这就在保障执行效率的同时，让前线指挥班子感受到了尊重和重视，站的更高看得更全、更远，提升了战役指挥的战略效能。

　　再看看毛泽东的授权。

　　大就知道，自秋收起义到苏区反围剿，毛泽东长期担任一线指挥人员，经常被高高在上的领导“辖指挥”。因为自己的亲身经历，毛泽东明白，上面清楚的事情，底下不一定清楚；下面的具体情况，上面也不一定全知道。需要尊重一线人员，给他们适当的处置权。尤其是战场情况瞬息万变，请示汇报可能贻误战机，一线人员需要足够的机动自主权，方能发挥出大家的主观能动性。因此，身为统帅的毛泽东很尊重战场指挥人员的意见，作战指示电文最后都有“熟筹见复”、“视情况且酌定”、“行动方向让你们自决”，等等，给战场指挥班子以充分的授权，使得他们有足够的胆气见机行事。

　　而且，对于战役战术智慧出色的指挥员，毛泽东授权更充分。例如，在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曾多次赋予粟裕军事指挥大权。

　　1946年，山野、华野集中行动，毛泽东电示：“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负责。”

　　孟良崮战役前夕，毛泽东电示粟裕：“当机决断，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

　　豫东之战中，毛泽东电示：“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要请示。”

　　济南战役前夕，毛泽东两次指示：“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

　　淮海战役之时，粟裕根据形势变化，把战役的起时间由1948年11月8日晚改为11月6日夜间。当日夜间把作战部署上报中央军委和总前委，同时下令部队执行。11月7日，中央军委对粟裕的“机断专行”做出肯定，毛泽东授权粟裕“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

　　此外，毛泽东给一线指挥员的机动权不局限于行动之前，即使执行命令后行动展开了，只要一线指挥员提出异议且有根有据，毛泽东依然会认真分析，对合理的变更要求予以放行。

　　例如，平津战役之进攻天津的过程中，中央军委原定的是先打塘沽，四野的三个纵队也认真执行了。但是，攻打一阵后发现，形势很不利，进攻很不易。因为塘沽这一带沟渠太多，而且是盐碱地不结冰，我方的兵力展不开，敌方依托工事防守，这种易守难攻的地形不仅不适合大规模作战，而且一旦打起来伤亡大，得不偿失。三个司令员商量后向上级发电报，将困难和情况说明，提出“改打天津”。

　　接到四野转来的电报后，毛泽东认真分析了一番，接受了三位司令员的建议：不打塘沽，改打天津。

　　无疑，这个调整，既降低了损失，还加速了胜利。

　　毛泽东就是这样指导重大项目，既下达明确的指令，又给予充分的权力。使得一线指挥人员明白自己该干什么、该怎么办，还能随机应变。自然，胜算率更高。

　　（51）严格严厉督促，及时热情关爱

　　大家知道，自古就有“慈不掌兵”一说，因为“兵”事难免血雨腥风，需要刚硬之心。事实上，这是心地善良且追求大业者必须面对的挑战。

　　毛泽东，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事业的核心理念，对素不相识的普通民众都充满爱心，可谓大善之人。在他的事业征途中，经常遭遇“慈不掌兵”的挑战。好在他明白，“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而统帅的决心和力度又直接影响执行的效果。因此，在指挥伙伴们奋斗之时，毛泽东刚柔并济，该严厉时十分严厉，对奉献者和英雄们又及时地赞赏激励。这样，既使得战略战役目的得到实现，还让伙伴们保持奋斗的热情。

　　例如，1948年12月，平津战役初期，为让傅作义清醒认识形势、将他逼到谈判桌前，中央军委下决心消灭傅作义的主力部队35军。当时，急需阻挡敌35军撤回北平，并将其消灭在新保安一带。然而，因为事发突然、距离遥远，多路参战部队的进展达不到中央军委的要求。为达成这个战役目的，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给各参战部队发出一封封加急电报。电文里面，“你们必须明白”、“你们必须坚持执行”、“务必全军立即行动”、“如被突走，由你们负责”、“是极端错误的”，等等措辞严厉的“死命令”内容不断出现，给各参战部队带来极大的震撼。

　　在毛泽东一封封“死命令”的强力督促下，各参战部队克服艰难困苦，将似乎不可能的任务完成了。取得胜利后，毛泽东致电各路参战部队的领导人，对平张线上作战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凡此均堪庆贺，应予嘉奖”，此次行动“对于大局极为有利”。

　　再看，几乎同一时期，淮海战役开打一个多月后，进展顺利。因为是60万对80万的“夹生饭”，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强力督促下，部队连续作战、长期作战、日夜作战，艰苦疲劳至极点。以粟裕为首的一线指挥班子，请示中央军委和华东局：“部队连续作战，日夜不停，并常吃不到油盐，甚为疲劳。建议由华东局、军区首长予参加部队慰劳，平均每人（指战员）能分到香烟5包、猪肉半斤，举行会餐，恢复体力”。

　　第二天，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复电指示：“粟陈钟张所提，亟应照准。兹由军委决定，凡我华东、中原参战部队，前线人员，一律慰劳以每人猪肉一斤，香烟5包，凡不吸烟者，得以其他等价的物品代替。此项款由华东、中原两军区按所属范围分担。”

　　瞧瞧，不仅是立刻同意，还给每人还多加了半斤猪肉。在那个年代、对那么多人，这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还有，建国初期，毛泽东下令进军西藏。这是十分艰难的任务，刘伯承司令员称进军西藏为“第二次长征”。因为艰难，进藏部队中有一些人有些消极、畏难情绪，毛泽东虽然理解，仍然严厉督促，“要告诉进藏部队的同志们，去西藏，对个人来讲，一点好处也没有，但大有益于国家民族。”“是共产党员，要举起手来到西藏去。谁叫你们是共产党员！”

　　严厉督促的同时，毛泽东对进藏部队也十分关心。1952年5月23日，在丰泽园接见进藏部队领导张国华时，毛泽东关切地询问：“现在进藏部队的情况怎样？能吃饱肚子吗？” 随后又详细询问了部队的有关情况，提出指示。而且，当张国华在门口告辞敬礼时，毛泽东微笑着说：“不用啦！不用啦！”他用左手轻轻拍了拍张国华的肩头，又用右手紧紧握着张国华的手，亲切地说：“我的江西老表，你们此去，山高水险，路途遥远，要多珍重！”此举让 张国华激动得热泪盈眶，说不出话来。

　　这就是毛泽东，心怀大仁大义的使命，严厉督促伙伴们不惜牺牲去奋斗，同时真心关爱奋不顾身的战友们。因此突破了“慈不掌兵”的魔咒，以大爱之心引领伙伴们不断奏响胜利的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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