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之人按］
中国正在内忧外患中迅速发展，崛起之势引人注目。西方发达国家宣扬“中国威胁论”，中国学界则应对以“和平崛起论”。前些时间央视大型史论片《大国崛起》热播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然而，该片展示的历史视角不够全面，结论有些片面，于历史和逻辑都值得深入探讨。近些日子，我们网站已经转发了一批讨论“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的文章，从诸多角度进行了初步讨论，包括了对该片赞扬和批评的声音，并于12月10日下午组织了一次讲座，正面阐述了一些关于“大国兴衰的历史经验”。为了更为深入地探讨这个话题，我们又于2006年12月17日星期日上午9：00在北大资源宾馆写字间三层1308号举办一次专题研讨会，应邀的专家学者围绕“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由央视史论片《大国崛起》引发的思考”这个主题发表各自见解。
下面是田辰山老师的演讲稿，经演讲人审阅：
“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研讨会的发言
田辰山
夏威夷大学政治学博士
北京外国语大学文教专家
2006年12月17日于文化书社
《大国崛起》这部文献片，我是在接到这个研讨会的通知之后才去买了一套，把这12集看了一遍。看的过程中，记了一些笔记，有一些即兴的想法，记录下来，然后准备了一篇下面的发言稿。
首先，我想说在整体上，我是肯定这部文献片的。它比播出《河殇》的时代要成熟多了。它具有高瞻远虑的气势。立意很高，比起改革开放以来任何时候的立意都高。在高立意之下，它很有启迪性，向观众提出了许许多多问题，引起大家的关注和思考。我们今天来开这个会，也是这个文献片达到的一个很好的效果。在这方面，我愿意祝贺撰稿者编导者的成功。我觉得是个好文献片。对今天所处的时代，面对的前途，进行了很有意义的探讨。
但是说实话，从中国角度来说，我不太赞成大国这个提法，我们过去的词汇是列强。这里有个话语结构问题。它变了。我想说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宣扬西方大国的崛起？它崛起的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文献片表达的效仿西方崛起做大国的意图是比较明显的，至少对它们是很羡慕的。
为什么对大国这么感兴趣？为什么要做大国？我们过去一百年中受到的屈辱，要强国，要强大，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我们这种欲望，要摆脱饱受欺辱的弱国地位，这与想做大国是两个概念和两个逻辑。不是一回事。我们不要做大国，更不要做的是西方式的大国。这一点这个文献片似乎有所表达。我们主张世界各国无论大小，要独立自主，一律平等；要合作，要团结，要共同发展，要为创造一个和谐国际大家庭共同努力。这比任何什么大国主宰世界都要好，也对国际社会的民主化更有促进。
另外，之所以不要任何大国主宰世界，就是因为除了个别例子之外，几乎每个大国的崛起，都伴随着血腥的历史过程。很遗憾，这是文献片讲得很不明确的地方。这一点，在对大国崛起的描写中，笔墨是很不到位的。
这也就让我们想到这部文献片所使用的话语结构是不很客观的。这是一套欧洲中心主义很严重的话语结构。应该说，这套话语结构与我们引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一定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很好的理论，它对资本主义分析入木三分，迄今为止，没有什么其它的理论在这方面比它更高超。它绝妙精彩的科学分析魅力，至今还影响着千千万万的人们。它的理论迄今在很多方面仍然具有效力。但是我们仍然要一分为二，对一切事物都要一分为二。我们应该认识到，很遗憾地，马克思主义带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这应该是我们今天进行理论创新的一个理由，一个在创新中应当对待的问题。
我想指出的是，文献片的对西方民主、科学和私人资本主义的描写性语言是有严重逻辑问题的。这三个概念是需要很好地用辩证分析方法来理解其深刻的含义的。对这三个概念，是不能将其绝对化、普遍化的。这三个属于需要放到西方的思想传统中去找到它真实的含义，然后我们再决定怎么对待它。到今天为止，我们对这些词汇存在很大的误解，包括自由、人权、法治、人治等等一系列术语。对它们如果“食洋不化”，会使我们迷失方向，会误导人民，会把中华民族的发展之路，引导不正确的方向上去。
为什么？因为英美自由主义思想很流行，但是似乎人们对自由主义思想的内在逻辑很不在意。自由主义的理念听起来很好听，但在逻辑上，它是建立在一些假设上的。没有这种假设，就没有自由主义的理论。我在这里提几个最重要的假设：第一是上帝的存在；第二是人性是邪恶的不变的；第三是自然状态的假设，第四是契约的假设。也就是说，不管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你在接受自由主义理念的时候，你实际上已经接受了这四个前提或者逻辑。自由主义的一套理念，是从这四个前提逻辑上衍生出来的。
第一，自由、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追求无限制积累个私人财富的权利，这些权利是谁给的？是怎么具有神圣性与合法性的，是上帝。是上帝的假设成为这些权利具有神圣性与合法性的保证。
第二，是因为人性是邪恶的-上帝都无法改变的，是因为假设的曾有过一个“人与人的自然状态”是互相残杀的战争状态，是个人生命都不能保证的环境，所以才有个人自由概念的逻辑性产生。个人自由首先是免除死亡的威胁。为了免除死亡威胁，个人要有实力或竞争力作为保护自己的条件，这个实力就是物质的、政治权力的。为了个人生命安全，个人就要无限制的增长个人的实力。否则任何其他比自己实力强大的个人都会伤害自己。这就在逻辑上产生了追求个人物质积累和政治权力的自由概念。这个自由而且要变成天赋的权利，这就又与上帝的假设连接在一起。
第三也是因为前三个假设，在逻辑上发展出契约的假设。因为人性是邪恶的，因为是出于个人与个人相互残杀的自然的状态，所以有结成契约的必要。也就是说，个人可以任意邪恶，但是要有一个契约，在互相残杀，危及任何个人生命的时候要止步。因为人都是邪恶的，不可能谁给谁权利，所以必须由上帝来给，这一点也联到上帝的假设上去了。在这里接下来的逻辑是，这契约是人的法，后来的形式是宪法，但是它是从上帝的自然法延续来的，是服从上帝的自然法的。所以契约也是上帝的意志，因为上帝给予了个人自由的权利。
第四，自由主义的假设前提，不包括任何个人如何对自己限制的理念，也即如何从自己做起，共同营造包括其他个人自由的环境和条件。因为人是邪恶的，是不可改变的，这样的规定是不合乎逻辑的，是人做不到的。
第五，正因为这样的假设，在它们的逻辑上使我们很容易确定，所谓自由，实际是对个人欲望的不加约束，也必然是对人性邪恶的不加约束。自由主义的自由概想，是对任何非限定的外在障碍而言，所以它是一个绝对概念。
在这几个假设之上建立的一系列理念，就使我们不会再停留在字面上去理解它们。民主不是什么大多数人的权益，而是专指权力制衡的政治机制。为什么要制衡，又是人性恶的前提逻辑。因为人心险恶，历来如此，世上没有好人，任何个人上台不制衡怎么能行？这个逻辑是如此必然得来的。为什么反对人治，还是这个逻辑；人人都是坏蛋，任何个人掌权都是坏蛋掌权，怎么能不反对。为什么法治比人治好？这样也是不言自明的了。法治也是制衡，就是契约，就是限制个人行为的。所以在这里逻辑又走向自由的相反方向。但法治的假设是具有神圣性质的，因为它是上帝自然法的延伸。所以个人自由到了法这里也只好向回走了。
知道了这些假设，知道了自由主义的理念都是建立在这些假设之上的，问题就出来了。一个是，这些假设如果本身就存在问题，或者说从另一个文化传统出来的人，根本就不接受这些假设，会怎么样呢？比如说，我不认为有什么上帝，我不相信人性都是邪恶的，甚至我相信人性总体上是好的，我根本不认为有什么人类的一个“自然状态”，我认为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契约这么一回事。比如说，休谟对契约论就大有微词。如果是那样，在这些假设上建立起来的一套自由主义的话语结构还有什么让人相信的可能性呢？恐怕一点也没有了。
但是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却在于这些假设不仅仅是假设，从思想传统和心理状态上来说，它们是西方某些人群的信仰。上帝存在，人性邪恶而且无法改变，人类经历过互相残杀的自然状态，契约的建立，不仅是一种假设，而是作为一种真理被人们信仰。这就麻烦了，它不仅仅是社会管理问题，不仅仅是操作问题，不仅仅是政治问题，利益问题，不仅仅是意识形态问题，而且是某些人群的精神支柱问题，是文化和宗教问题，是牵涉整个文明的传统问题。所以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的说法也就不奇怪了。
我想在这个认识上去理解大国的崛起，就比较清楚了。某些西方大国的崛起秘诀在那里，就不难回答了。那就是亚当•斯密的《富国论》的逻辑。什么逻辑呢？就是人为一己个人的私利在市场的充分发挥，人为一己无限制积累财富的战斗，成为无穷无尽的强大动力。再加上政府对这种机制提供的政治保障。但我们不能忘了，亚当•斯密就在这同一部著作中明确地指出了：那是少数富人向多数穷人的战争。
现在有一种说法，文献片也持有这种观点，似乎这样的大国在国内是民主的，只是在国外是霸权的。尽管国外的表现不让世人满意，国内民主还是好的。然而了解到自由主义的几个假设及其理念的建立，其中的内在逻辑也跃然纸上了。搞大国主义，在世界称霸与在国内搞自由民主，其中有一条必然的逻辑，它就是自由主义。对内搞自由民主人权，对外搞霸权这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这就是我为什么说需要我们分析自由民主人权是什么意思，它们在西方思想文化历史社会范畴之中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能只从字面理解的原因。自由主义在经济上无非就是搞私人资本的无限制的升值和积累，它的膨胀发展必然超越国界，过去是侵略和占有殖民地，在今天恐怕就是建立全球性的有利于私人资本无限膨胀的经济体系。尽管手段由于历史条件不一样，目的是一个。人类面临的一切关系到自己生存的前途问题，都与这样的发展，这样的大国主义，必然联系。
历史似乎给我们留下了太多费解的问题。人类似乎在自己的历史面前显得竟然那么无能为力，无法破解自己制造的疑团。大国的崛起竟然是那么一个难解的问题。我在思索的问题是，是不是人类自己把自己搞糊涂了。可能本来是个十分简单的问题，是个象康德所意味的、连幼儿园里五六岁小孩都明白的道理，但是人类自己把它搞复杂了，搞得让自己失去了辨别的能力。我在想，是不是人类的全部问题就是一个如何认识一己和一己的一个集合概念的“人”。说开来，就是一个把一己看成是脱离一个集合体的“人”毫无瓜葛的独立实体，是与“人”永远处于排斥冲突的一己，还是与“人”无法分开的互系体的问题。如果说人类在许许多多方面都有过重大的进步，恐怕唯独在这个认识上的进步很可怜。也是不是可以说，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包括所谓大国崛起的这五百年，人类都是越演越烈地在一个小小的怪圈之中翻滚，这个怪圈就是一己和“人”这个难解难分的怪圈。这是一个一己总试图摆脱“人”而让自己独立出来（即所谓的自由），而又屡屡失败的过程，这恐怕就是迄今人类的历史。不管一个大国它多么荣光，多么不可一世，它也始终在这个小小的怪圈之中。
所以，在这个怪圈的意义上，我似乎看不出有什么人类的新思维。而且今天，常常是，越是唱的所谓思维“新”，它包裹的东西可能越是陈旧。常常是，旧思维，起了个新名而已。但是名字变了，语句变了，其本质的逻辑没有变。语句变了，不过是因为人变了，人的态度变了。人的路向变了。这一点，我觉得人人都有必要张大眼睛看，琢磨，不能因为谁标榜“新”，就认为他真的是新。
最后我想说，我们就是大国，用不着刻意去做大国。我们人口多，地幅广袤。如果我们提倡做大国，对以往的大国讲起来津津乐道，这个意义的大国，与我们说的我们现有的地理广大，人口众多的大国概念，就不是一个意义了。我认为还是不要做这种津津乐道的大国，更不要做超级大国。我们只是世界的一员，是与大国小国一样的平等的一员。我们要的是有一席之地，有说话的权利，我们只能负起我们应有的责任，这就够了。我们也希望和力争无论大小国家，都和我们平等，都有一席之地，都有说话权。这就是我们要的和谐民主的国际社会。看到这一天，就是满足的事情。我们不仅不做大国，也不希望世界由任何大国主宰，这就是人类的进步，人类的新。否则一切新都是假的。这就是历史的进步。这就是跳出怪圈。人类不能科技发达了，科技发达仍然由旧的思想支配，而思想行为几乎不进步甚至倒退，还是让大国兴衰主导的历史剧反反复复上演起来没完。
我们要站起来，而不是崛起。站起来是因为过去站不起来，让别人骑在头上。站起来是争取平等，而不是翻过身来做同样的事情。总结人类历史的经验是正确的态度，对大国的理解也是必要的。但是需要注意不能宣扬大国主义。当然我不是认为文献片就是宣扬大国主义的，但我们应当警惕，要强大起来和大国主义两个概念之间，如果没有警觉，它们之间就没有一个严格界限，是很容易向一方面滑过去的。这里我们应当有一个区分和一个适当掌握的尺度。我们应当注意我们过去中文翻译词汇是列强。大国主义就是列强论。
（2006年12月16日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专家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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