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央视二套节目播出了“理想主义的日子”，以纪录片的形式报道了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三十年来的成功经验。这一纪录片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对于困扰了我国多年的农村问题，南街村的成功经验无疑值得探讨、令人深思。
30年前，由安徽凤阳小岗村带头实行的“分田单干、包产到户”，曾在短期内带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粮食的增收。但是自80年代中期起至今的20多年里，农业就再没有多大起色。自2004年中央免除农业税后，农村有所改善，但仍然不如人意，农民平均年收入目前维持在人均劳动力5000元左右。
农村实现共同富裕应该走什么道路，经过30年的“摸着石头过河”，至少已经摸出来一块“石头”。在“分田单干、包产到户”的小生产模式下，农民回到较为原始的耕作方式，极大地束缚了现代农业和农村集体企业的发展。正如原小岗村村长严俊昌在2006年村民大会上的反省：“‘分田单干、包产到户’的大包干只能解决一时吃饱肚子的问题，解决不了共同致富问题”，表示要学习南街村。安徽财政厅下派挂职干部、小岗村书记沈浩在参观南街村后也题词：“
在一些坚持走集体经济道路的农村，比如南街村、华西村、刘庄等，村民都过上了真正意义上的富裕生活。南街村统一分配给所有村民新房，家有三代则分92平方的三室一厅，家有两代则分75平方的二室一厅。家具、彩电、空调都是集体免费分配。实行了从幼儿园至研究生阶段的教育和学费、医疗、养老等福利方面的完全公费。南街村有机械化的现代农业园，有方便面厂、啤酒厂、调味品厂、食品厂、彩印厂等共20多个企业,自己修建了公路，建有文化园、图书馆、展览馆、健身乐园。
南街村的成功，曾引得一些中央领导前去参观。如果说当初一些领导出于南街村的实践与小平同志的“单干”路线不一致，不便表态，那么，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发展农业规模经营，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社”精神，其实就是对南街村模式进行了肯定。正如08年底重庆市委副书记张轩带领30余人考察后所说：“南街村已实现了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的梦想，实现了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这里已不是一般概念上的农村，而是社会主义新农村了”。
而在以小岗村为代表的全国绝大多数农村，农民只是解决了温饱问题，发展和富裕却是个奢谈。小岗村除了在98年为迎接中央领导人视察、由安徽省政府拨款300万元修建的一座大包干纪念馆、一条八公里长的公路，其自身的状况只能算脱贫了，农民也大多靠在外地打工为生。最近，才有某民营企业来办了个葡萄园，但农民的收入仍然非常低。对比南街村的成功与小岗村的不如人意，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问题出在一刀切的政策上。
自78年开始推广个人承包制以来，到1981年，实行不实行承包责任制成了检验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甚至一个领导者是不是改革者的唯一标准。南街村也曾按上面的政策把村里的土地承包给个人，把两个小企业承包给个人。但承包结果，由于种地收益低，耕地被抛荒，而承包给个人的企业，村民们的工资兑不了现，承包者个人却大发横财。南街村在80年代中期果断地把土地集中起来实行规模经营，把承包给个人的企业收回，走集体经济模式，这与当时的中央精神“分田单干、包产到户”很不合拍，是冒了风险的。
南街村走上共同富裕的实践说明，要避免一刀切。如果说“不管姓社姓资，只要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曾促进了民营私有企业的发展，但它在最近也成了“逢公必反、逢私必赞”的教条主义的借口。比方说，尽管南街村这30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却被个别别有用心的媒体如“南方都市报”竭尽全力地否定。比如，他们说南街村是靠贷款发展起来的。但是，如果不是南街村在91年就靠自身实力和积累发展成了亿元村，谁会贷款给它吗？那些规模大的私营企业，哪些又不是像南街村先靠自身取得初步成绩，继而获得贷款得以继续壮大的呢？南街村现有资产26亿，为国家贡献了10多个亿的利税，难道不是成绩吗？南街村解决了村里人3000多人所有的各种教育、医疗、养老福利，提供了1万多人的就业机会，减轻了国家和社会的负担，不是贡献吗？他们也批评南街村的家长制作风，不要说南街村，可以说整个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和他们的企业，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为什么单挑南街村而不批那些民营企业家呢？太明显了，因为南街村姓“公”不姓“私”。如果南街村搞私营，这些人就会屁颠屁颠的要叫好了。新闻报道，对事件的报道要看其方方面面，正、反、中间几面都要看，都要问，要听取不同的声音，特别是对南街村这样在改革中敢于试验、敢闯、成绩突出但肯定也会有不足的村集体。南都报对南街村三十年来巨大的成就轻描淡写，对其问题无限放大，没有当面询问南街村领导这些问题是怎么回事，也没有听取过南街村代表的只言片语和解释，在其报道洋洋洒洒的篇幅中，没有一句话来自南街村领导和代表。作为一家大型媒体，南都的这种偏离了媒体最基本报道原则的所谓“新闻”报道，只能向世人昭示其险恶用心罢了。
改革要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能像过去“逢私必反”，也不能像现在某些人“逢公必反”，一刀切。要允许各种不同的做法存在，勇于试验，互相竞争，相互取长补短。
当然，如同任何一个企业一样，南街村也不是没有问题。由于规模不断扩大，贷款数量在过去几年也大大增加。怎么做好扩大规模后的管理和监督、开源节流、拓展新的增长点、科学决策、改善家长式管理（当然，中国的众多民营企业都存在家长式管理，但也都取得了巨大成功，都有待进一步完善），都是南街村要面对的问题。南街村领导在央视节目中主动坦承这些问题，也表明了他们的诚恳与决心。
当然，比起问题，南街村的成绩是值得肯定的，它现有资产26亿，历年来为国家贡献了10多个亿的利税，解决了3000多人历年来所有的教育、医疗、养老福利，提供了1万多人的就业，大大减轻了国家和社会的负担。
对比南街村与小岗村两条道路、不同的结果，联系到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改革“发展规模经营、建立新型农村合作社”的精神，南街村模式对中国农村的改革而言，才是一条更合适的路径。尽管邓小平同志在1990年提出的“两个飞跃”的思想中的第二个飞跃，就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但他和相关领导一直没有赋予实施。而南街村走的，正是这一条道路，只不过它没有经过“第一个飞跃”、提前20多年就走上了这条共同致富道路。
最近，重庆市作为全国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已经开始学习南街村经验，允许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直接入股，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合作企业。随着这些试点的成功，将会有更多的农村集体走上南街村共同致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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