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的出路在哪里？

无论任何人物、事物、概念，或好或坏，或正面或负面，一旦被神化，批评不得，必然带来严重后果，直至祸国殃民。从王明当初奉共产国际指示为教条，到文革中尊毛泽东讲话为最高指示，到毛邓之后的把改革捧上神坛，概莫能外。

 改革这个词，本来是一个中性词语，是好是坏，必须要看改革的内容实质——我不是听你说什么，而是看你做什么，结果是什么。但是改革一旦被文人们捧为“不可动摇”，批评不得，就变成了藏污纳垢，贪污腐败，抢劫掠夺，厚颜无耻的犯罪庇护所及遮羞布。

百姓心中有杆秤，对于所谓的绝非以公平为基础的改革，戏言道：改革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郎咸平先生则说得更透彻：“目前我们的改革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只要打著市场化的招牌，就可以无恶不作！”难道我们改革走到今天的现状不正是如此吗？

谈论改革，就不能脱离改革的具体内容，譬如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国企改革，教改，医改，房改，等等。离开了这些具体内容，抽象地评说改革的利弊优劣，没有任何意义。

本人虽才疏学浅，但位卑未敢忘忧国。故此，将自己基于上述理念有感而生的、多年来累积的观点、见解发布于此，以为志。

先说农村改革。

我05年11月10日曾在大连车迷网论坛上发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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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近日播出的“翟城故事：一个农村合作社的故事”令我感慨良多。联想到几年前《凤凰卫视》专访南街村的节目，再回到不久前凤凰策划的李敖大陆之行，使我益发对这家媒体和它的领导团队充满了敬意。他们在有限的自由空间里，尽最大的可能，运用最机智的手腕，向国人和世人发出自己的声音，让影响潜移默化地渗入到我们这个社会。这是多么艰巨和高尚的使命啊！

上个月，出差北京期间，我拜访了当年的导师孙先生。孙先生是应用数学学科的一位高人，他把数学模型应用于经济规划、能源规划等诸多领域如探囊取物，在N维向量矩阵求解算法上，他已经处于领先地位。在我读学位期间，他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课，就是运用数学方法，严格推导证明了100％的计划经济体制和100％的市场经济体制同样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那天晚上，我们师徒之间进行了一次长谈。其中我提到，八十年代初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片厂曾经制作了一部片子《访日见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大学里放映过。影片分上下级，上级好像是专门介绍日本的工业发展道路——以东芝为例，下级则专门介绍二战后日本的农民如何组织起来，组建农业组合，搞日本式的农业合作化的。二战后，日本农村的经济状况甚至比中国还要糟糕，本来就人多地少的农民为了在战争的废墟上崛起，逐渐探索出来一条合作化道路：他们把各家的土地、牲畜、农业机械集中到一起，共同使用，农户们分工协作，共同生产。农业组合集体采购种子、农药、化肥等农资，劳动成果则由农业组合统一安排经销。然后按照参股农户的贡献大小，分配收入。而我们中国当时【注：指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是什么现状呢？当时中国农村正在经历一场生产关系大倒退——把已经建立起来并且相当成熟的农村合作社拆散，分田单干，生产资料也瓜分一空，搞起了所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些人为了证明当年反对合作化道路主张的正确性，不惜倒行逆施。中国广大的农村，在尝到了杀鸡取卵的短暂甜头之后，很快就陷入接连不断的困境中了！尽管每年中央一号文件几乎都是关于农业问题的，年年表态要解决三农问题，但是三农问题是越陷越深，积重难返，城乡差距也越拉越大。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顽强顶住了一些人倒行逆施的少数农村，如大邱庄、南街村、华西村等，则稳步发展，共同致富，建成了真正的和谐社会，让那些分田单干的乡村羡慕不已，同时也追悔不及。

但是，在“改革＝正确路线＝真理”这样一种官方逻辑之下，执政党却很少宣传大邱庄、南街村、华西村这些典型，更不肖说对其做深度报道了。因为，那样一来，不啻于对所谓的改革——自我标榜高于毛路线的最大功绩——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然而，皇帝的新衣终究会被人说破。姜柏林等人正是那说破皇帝新衣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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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姜柏林和他的农民合作社实践，参见：

《南方周末》【特别报道】“合作社”归来？

而湖北省洪湖市洪林村党委书记叶昌保在《我对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点建议》更是将洪林村坚持不懈走农业合作化道路取得的可喜成果，与那些随波逐流搞分田单干的农村做了鲜明的对比。叶书记的建议，我以为是对中国农村发展出路的最好回答。

现摘要如下：

〖    ……我个人认为，应把重新明确农村发展道路问题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下面，我想对自己的这点建议，从两个方面谈一点肤浅的看法。
    
        第一：对农村发展道路，我为什么强调“重新明确”四个字?
    
       我之所以强调这四个字，是因为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特征的农村改革在经历了近26年后，就目前而言，全国农村发展大致走出了两条路：一条是以家庭经营为主，“各搞各”，集体经济几乎为零，这在全国是绝大多数；另一条是以集体经济为主，搞“共同上升、共同富裕”，家庭经营几乎为零，有资料显示，走这样发展之路的村庄在全国有7000多个，按占全国农村比例来说，是极少数。

        对这两条路，上到中央，下至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从农村改革开始一直到现在，实事求是地说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观点和态度。但我们只要将这二条路下的一个绝大多数和一个极少数稍作对比，就不难发现：“三农”问题恰好出在绝大多数身上，而其余的极少数不仅几乎没有，反而在全国农村和当地农村还十分出类拔萃，如河南的刘庄和南街、山西的大寨、江苏的华西、北京的韩河等等。

       即于此，我认为，现在应该是上到中央，下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重新明确农村发展道路的时候了。这个问题虽然十分敏感，但不容回避，也不能回避。小平同志说过，发展是硬道理。辩证唯物主义也告诉我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既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各搞各”只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发挥一定的作用，那么我们就应勇敢地认真地面对现实，大胆地来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这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反对回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的“一大二公”，也要反对搞“刮风式”的全国农村“一体化”。在这之中，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有一点可以明确，那就是农村还是要走以巩固壮大集体经济为主的发展道路。

……

       ……在这里我还想毫不谦虚地结合我们洪林的情况说一说。我们洪林村现有256户，1281人，农工商企业19家，资产总额2.8亿元，其中自有资产积累户均53．5万元，人均16．5万元。村民享受着学前及九年义务教育免费、医疗免费、水电半价、社会统筹养老保险等十多项福利。1982年以来，我们村先后被评为全省文明单位、红旗单位、最佳文明单位、全国创建文明村镇示范点、全国文明村镇创建工作先进单位等，村党委先后二次被中组部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连续三轮被湖北省委评为全省村级党组织“十面红旗”。
 
    我是1970年担任洪林村支书的，至今已34年了。回首洪林近34年的发展历程，我觉得我们能在“吃粮靠返销、种田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起点上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除了有党的富民政策的鼓舞和引导，有各级组织、各级领导、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大力关心和支持，有全村父老乡亲的共同努力外，关键是我们稳健地走出了一条适合村情的发展之路。这条路就是“巩固壮大集体经济，共同上升、共同富裕”之路。

……

       ……2003年全村实利税1600多万元，其中日均上缴国家税金近2万元。
    
       洪林村发展到今天，既没有百万富翁，也没有贫困户，普遍存在于农村的“上学难”、“就业难”、“养老难”、“计划生育难”、“社会治安难”等问题，在洪林均不仅不存在，而且在有些方面毫不谦虚地说做得还可以。如在就业方面，在洪林的外来务工人员就达1300人。在养老方面，全村男60周岁、女50周岁以上退休人员月均可领到350余元的社会统筹养老保险金；在扶贫帮困方面，我们通过开展以“互联帮带”为主要内容的“双带”活动，从1987年至今，已与洪湖市全市108个村支部建立了“互联帮带”关系，帮助其中24个村脱贫致富，12个村跨入了省地市先进行列。而在此期间，我们先后为帮带互联村折借资金 270多万元，代培各类技术管理人员280多人，捐资30万元帮贫困村建校1所；在村民文化生活方面，我们有投资达300多万元的洪林文化宫这个基本阵地，有管乐队、秧歌队、龙灯队、腰鼓队、礼仪队等八支基本文体队伍。
    
       当然，洪林村相比全国先进兄弟村还有差距，但从洪林发展历程和洪林所取得的成绩来看，这些成绩虽然有限，但我觉得洪林也不失为全国解决“三农”问题的一只 “麻雀”，通过解剖洪林这只“麻雀”，也不能不说明，解决“三农”最根本的还是要把农村发展道路确立好。正所谓纲举目张，我相信，只要我们抓住了“农村发展道路”这个纲，“三农”，问题就一定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要知道，从整体来说，全国农民的绝大多数在当前乃至今后一个较长时朗，无论是文化素质，还是技能素质都还无法凭“各搞各”去参与市场竞争，去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只能坚持走集体经济为主的道路，去扶持、引导、带领他们不断提高自己、发展自己。〗

    伟大的思想家老子在《道德经》第六十章中谆谆告诫世人特别是执政者：“治大国，若烹小鲜。”即治理国家应遵从社会规律，不可朝令夕改、随心所欲，否则社稷不宁，百姓遭殃。

       然而1949年建国以来，我们天不怕、地不怕的执政者是否遵循了先贤的教诲呢？如果说前30年耽误在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层出不穷的争斗、内耗上，那么改革开放之后这几十年则一次次栽在了经济基础、生产关系领域“摸着石头过河”式的胡乱试验上了！如果说物理、化学试验失败了可以重来，那么在经济基础、生产关系领域关系到全民族、全社会的“试验”（如人口政策、农村的集体经济瓦解、医改、教改、房改等等），一旦失败（有些要经过多年以后才能显现），后果不堪设想，而且很难回到起点重来了！

【历史背景】

1978年12月，安徽省风阳县犁园公社小岗生产队，20名代表写下契纸，要搞分田到户，表示如搞不成，甘愿坐牢。

1979年3月，王任重副总理召开了7省负责人会议，纠正单干风。安徽省委书记万里不同意纠正，他讲：“你们不要强加于我们，我们也绝不强加于你们，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1980年春末，万里接替王任重的职务，大力推行包产到户，到年底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由年初的1%上升到15%。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给中共负责人讲：“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怕影响集体是不必要的。”

1980年9月，中共发出了75号文件，通知各地可以支持包产到户。从此在中国农村掀起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变集体经济为包产到户的大改变。到1981年12月底包产到户达到40％，1982年12月底达到80%，1983年底达到98%，全国恢复了单干化，847,894个生产队改为村委会，12,702个人民公社改为乡镇人民政府。仅仅3年时间，就把毛泽东时代建起的农村集体经济基本解散了。

包产到户到底怎样，农村情况有目共睹。河南农民有一首诗：“耕地累死牛，用水打破头，拖拉机不用了，大块地成了花布头。”安徽农民有一首诗：“集体分掉了，干部瘫痪了，机器锈掉了，公房倒掉了，大田变小了，科学种田停下了。”“辛辛苦苦30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中国农村人多地少，农事结束，闲人成群，能工巧匠，自谋职业，其他劳力没人组织，只好背乡离井，外出打工。

单干种田非常困难，耕地出钱，浇水出钱，化肥出钱，治虫出钱，忙禄一年等于白干。有农民讲：“面对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干一年，七折八扣拿走了，算来不如不种田。”有的农户为了花钱，宁愿种花种草也不种粮。有的农户只要口粮田，不要责任田，造成一些土地荒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