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安徽省小岗村18位村民率先实行“大包干”，开启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被邓小平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第一次飞跃”。
36年后的今天，在黑龙江松嫩平原腹地，克山县仁发现代农机合作社把握农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离”新趋势，在“包”的基础上做好“合”的文章，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建立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农业生产关系，在推动农村改革“第二次飞跃”中趟出一条新路。
6月上旬，广袤的黑土地已披上一层新绿。记者来到克山县河南乡，探访“仁发”这个既是农机合作社，又是种植合作社，还是土地合作社的“三合一”综合经营性合作社，看他们4年来，如何破解制约现代农业发展的体制机制矛盾和深层次问题，在由亏到盈，由小到大，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土地规模化、生产现代化、分配合理化、管理民主化，促进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亏损的教训——
7个出资人包了1000亩零散土地，因为缺乏与农民的合作，没有形成经营规模，结果大农机派不上用场，还要花钱雇“小四轮”耕种，最终提取折旧后亏损187万元
见到合作社理事长李凤玉时，他正要去地里进行每天例行的“巡视”。合作社的场库里，威风凛凛地矗立着一天就能“消化”2000亩地的约翰迪尔、凯斯等大马力拖拉机。“我们合作社有100多台(套)各类农机具，现在40多台正在地里忙活，给玉米打药，为马铃薯追肥，还有的在耕地松土。”
蓝天白云下，一垄垄庄稼齐整得像用格尺画出的线条，直直地通向天边。在这个硕大的静态布景下，只有远远看去如甲壳虫般的农机在穿梭移动，耕耘作业。
“我们现在经营土地有5万多亩，总盈余达5328万元，社员每户分红两三万元，亩均近千元。”望着这幅现代化大农业图景，回忆起最初“合作社亏损，出资人赔钱”的尴尬境地，李凤玉仍唏嘘不已。
59岁的李凤玉成年后的人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至26岁，作为一名拖拉机手，他的梦想就是在东北这片土地上，实现全程机械化，把土地的潜能充分挖掘出来。第二阶段是26岁开始任仁发村的村支书，一直干到现在。第三个阶段就是2009年底，他旧梦重拾，牵头创办农机合作社，成为理事长。
“当时乡里召集全乡9个村开会，说上面有支持发展千万元农机合作社的政策，其他村都不作声，我想到村里一家一户都还是用小四轮作业，要是有大农机，打破犁底层，一亩地最低能多打300斤粮，效益很可观，就站出来说想试试。”
要建合作社，第一步就是找伙伴。开动员会的时候，参加的人有好几百，尽管大家都认识到国家有政策是好事，但又觉得是新生事物，心里不托底，结果没人响应。后来总算动员了包括村干部、收粮户、开拖拉机的共6户人家出资入社。
7个人中，李凤玉出资550万元，其余6户每家出50万元，总共凑了850万元建场库，财政配套了1200万元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乡政府院子倒出来给合作社做了场地。就这样，仁发现代农机合作社正式成立了。
2010年开始运营时，合作社以每亩240元的市场价从农民手里包了1100亩地。“这1100亩地总共有27条，条条不挨着，大农机派不上用场，还要花钱雇‘小四轮’耕种;指望着大机器放到外地去给人家代耕赚点，结果受气不说还没挣到钱。”李凤玉说，秋后一算账，不提折旧的话只盈利13万元，要是按规定提取折旧反倒赔了187万多元。
刚起步就陷入困境，有几家要撤股，想把50万元投资要回去，个别社员甚至提出退社要求。那阵子对于李凤玉来说特别难熬，“一听敲门声心里直翻个儿，头一次尝到了躲债的滋味，火上得满嘴起泡，我挨个给他们打欠条，后来心一横，都动了分农机的念头。”
转机发生在2011年春耕前。黑龙江省农委主任王忠林调研合作社运营情况，来到了仁发，向满面愁容的出资社员问明原因后，给他们指出了失败的症结。
“你们这个合作社实质不是合作社，是几个出资人的合作企业。合作社缺乏与农民的合作，没有抓住土地这一农业生产核心要素，没有形成经营规模，没有很好发挥现代农机作用，自然就没有经济效益。”他建议实行土地入社，把合作社办成农民自己的合作社。
启示：土地规模经营是合作社生存发展的基石。缺乏连片土地这个劳动对象和核心要素，即使有充足的资金、机械和人才，合作社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土地规模经营不能强制，只有采取符合法律政策规定、群众乐于接受的方式有效整合农民手中少而散的土地，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才能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科技化水平，才能推行现代经营管理方式、不断转变增长方式。
带地入社实现规模经营——
“七条承诺”吸引成百上千的农民带着土地加入合作社，土地的规模效益凸显出来：2011年自营加代耕共实现盈余1342万元，是2010年盈余的100倍;农民每亩土地获得纯收益710元，是当地土地流转价的近3倍
“要把土地连成片，就得给农民算账，用效益把大家吸引来。”省农委的同志给大家出主意：提高土地入社保底价格，并依法将财政补贴收益部分，平均量化给社员，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对合作社的扶持政策。
调研组走后，李凤玉的心一下子敞亮了。他像迷路的人终于看到指路明灯一样，脚步一刻也没有停下来。
他们7户成员开会讨论决定：合作社要把发展方向放在组织化、合作化、规模化上，以提高土地入社保底价格、土地折资等同投资参加年终盈余分红、国家补贴资金产生效益社员平均分配、实行民主决策一人一票、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等“七条承诺”吸引农民带地入社，促进土地向合作社聚集，向规模经营要效益。
随后，合作社印发了《致全体村民的一封公开信》，7名社员和乡村干部挨家逐户宣讲“七条承诺”，为农民算入社土地保底账、规模经营增产账、统购统销节本增收账、国家政策扶持效益账、打工额外收益账等最直接的好处。
合作社党总支书记卢玉文告诉记者，当时土地流转最高价为每亩240元，合作社给农民的保底价是每亩350元，高出110元。大伙坐到农民家炕上开始掰手指头算账：“一家平均20多亩地，一亩收入200元，一年4000元，还得搭上劳动力。入社后，每亩保底能拿到350元，一年就是7000元，年底还分红，一个劳动力在合作社干活，工钱一年至少两万，要想出去打工，也负责给介绍，算下来一年差不多4万块钱。4000和4万，就是1∶10的关系。”
为了确保土地连片规模经营，给在家村民算账的同时，他们还想方设法与在外打工村民取得联系，组织专人到打工地面谈。李凤玉专程到秦皇岛说服39户村民以870亩土地入社。
合作社的做法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土地入社的积极性。不到两周时间，合作社成员就由7户发展到314户，合作社自营土地，一下达到了1.5万亩。
有了土地，大家开始甩开膀子干起来。春季，合作社与客户签下农产品销售订单，根据订单在连片的土地上种植了1.3万亩玉米和2000亩马铃薯。通过产前统一购买生产资料，选用高产稳产品种，产中采用大垄双行播种、大型喷灌、强化农作物田间管理等措施，统一组织标准化种植，产后统一销售，降低了成本、提高了产量、增加了效益，土地规模经营的效应显现出来。
转眼又到了秋后。一算账，社员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2011年自营加代耕共实现盈余1342万元，是2010年盈余的100倍;农民每亩土地获得纯收益710元，是当地土地出租价的近3倍;农民出资由上年分文未分到投资回报率达到31%。
“离乡不丢地，不种有收益。”以土地入社的农民纷纷表示，“现在不种比自己种收入高出一大截，腾出身来还可以再打一份工。”曾经因泄气“不想干了”的出资人杨斌感叹道：“过去全家四口人26亩地，靠种地一年才5000多元收入，只能维持基本生活，后来靠收粮攒了点钱，又从亲戚朋友那儿七拼八凑了50万元，那会又眼瞅着要打水漂;现在行了，每年都能分十几二十万，本儿已经回来了。”
“路子对了，才能有这么好的效益。”通过前后两年的对比，李凤玉深切感到，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只靠一腔热血不行，重要的是，要让社员有收益，让利益把农民拧成一块，这样农民才能感受到合作社是自己的合作社，才关心合作社，才自愿加入合作社。
启示：在代耕、租赁和入社这三种土地向合作社流转的主要形式中，只有土地入社才能既解决土地规模化问题，又能解决农民组织化问题。土地入社的方式坚持了家庭承包制度，土地所有权仍属集体，经营权交给合作社，农民保留了承包权和收益权。在这种方式下，土地不仅成为农民参与合作社分配的重要依据，也成为与合作社联系的纽带，这在农民只能拿出土地参加合作社的情况下至关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民与合作社成为利益共同体。
收益分配向带地农民倾斜——
实行以土地分配为主，国家投资收益平均量化及公积金记在个人账户等同投资，做到“未分配盈余为零”和没有“无主”财产，有效解决了如何保障农民收益和发展资金瓶颈等问题
2012年看分钱了，动真格的了，周边学习村、二河村、大河村的农民都主动找来，合作社成员增加到1222户，入社土地3万多亩，这一年的盈余达到2759万元;至2013年底，合作社成员发展到2436户，入社土地50159亩，盈余5328.8万元，固定资产3295万元。
正在田间指挥打药的刘友如今找到了“干事业”的感觉。他说家里20亩地，以前全家种地收入也只有五六千，现在不用种，年底“净落”小两万。由于刘友在农药方面是内行，合作社农药的采购、选配、指挥喷施都由他负责，一年工资五万元，再加上奖金能拿六七万元，儿子开农机，一年三四万元，媳妇儿媳铲地、锄草、掰玉米、起土豆，打打零工，也能赚上一两万元，家里一年收入十几万元。
社员的积极性和合作社的收益为什么能“芝麻开花节节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高度重视收益分配，兼顾各方利益，尤其是让带地入社农民充分受益。
卢玉文给记者算了笔收益分配的细账，讲明了土地折资和出资人、国投资产如何按比例分配利润：以2011年为例，合作社总收入2763.7万元，扣除机具折旧、场库折旧、机械维修、驾驶员工资、管理人员工资和土地经营投入1421.5万元，全年盈利1342.2万元。按每亩土地350元兑现土地保底费用525万元后，盈余817万元。
把结余的817.2万元，按当年参与资金2622万元(包括7家大户注资850万元、国家补贴1324万元、农民土地折资525万元、上年未分盈余13万元)进行分配，每元分得3角1分钱。其中入社农民、7户出资人、国投资金按出资比例分别分红163.4万元、268.9万元、384.7万元。
384.7万元的国投利润再由314户社员平均分配，户均红利12251元。土地“保底”分红、土地折资分红、国投利润分红这三项分红累计，平均每户社员共得到分红34677元，每亩土地平均效益710元。
在合作社成立之初，采取的是“土地保底+二次分红”分配机制，农民亩收益2011年、2012年分别达到710元、730元。这种分配机制，使合作社在发展之初信誉不高的时候，迅速跨过了“社员由担心到放心、由顾虑到信任、由自家经营低收入到入社后逐年高回报”的过程。
2011年出资人投资回报率为31%，2012年为44%。出地社员感到投资回报率偏高，为此在2013年初，主动提出取消保底，通过成员代表大会表决，实行“盈余共沾，风险共担”的分配方式。
在李凤玉看来，实行“土地保底+二次分红”也是合作社从初级走向中级、从承担风险走向风险共担的必由之路。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再给保底，说到底还有承包租赁的成分，不是合作关系，对他们来说也是“带着风险搞经营，踏在浪尖求发展。”
取消保底后，合作社把入社土地等同于交易量，盈余分配向入社土地倾斜。出资人心里都明白“是农民的土地救活了大家，没有地，形不成规模，用不了大机械，也就产生不了这么大效益。”为此，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提高土地入社的分配比例，降低了投资分配比例。具体是将总盈余5328.8万元的74%按土地面积分配，比《合作社法》规定的“盈余返还60%以上”的指标高出14个百分点，总盈余的26%按资金分配。按照这种分配方式，农民每亩土地分红达922元，比2012年又增加了192元。
仁发合作社分配方式的另一个亮点就是“国家政策，雨露均沾”，将国家补贴形成的资产及其收益平均量化给当年每个社员。
合作社在成立之初并没有实行国家补贴平均量化，以为国家补贴是给出资人的，农民也感觉合作社是几个出资人的合作社，所以没有参加合作社的积极性。
后来大家才知道，国家投资，如果只是少数人得了好处，多数成员没得到，实际上国家的投入成了个人投资的匹配资金。国家对合作社的支持是对入社的广大农民的支持，是对所有入社成员“联合”的支持，因此在国家补贴面前合作社成员人人平等，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党和政府惠农政策的普遍性。
到2013年末，合作社累计国投资金2076.5万元，国投资金分红685万元，平均每亩地分得收益136元。国家投资收益平均量化，不仅增加了成员收入，也放大了国家惠农政策效益。合作社国投农机具资产1734万元，平均到2436户，每户7118元就实现了全程机械化，补贴散户最高可补到20万元也实现不了全程机械化，国家财政补贴效益放大了几十倍。现在虽然合作社成员增加，国家补贴分给每个人的收益“摊薄”了，但由于规模效益已经逐步显现，个人收益未减反增。
合作社还探索了将提取公积金记入个人账户等同投资的办法，有效调动了全体成员投资发展合作社的积极性。
2011年经社员代表大会表决，合作社开始提取公积金，将盈余的817.2万元，提取50%，按分红比例记入每个成员名下，等同于投资。这样合作社有支配权，成员有所有权和收益权，不仅成员之间产权明晰，而且不同年份也利益清楚，社员们都愿意提取公积金。目前，合作社累计提取公积金2800多万元，正常经营基本“不差钱”。
大家意识到，合作社实行联合所有，财产是大伙的，每一分钱都应体现在成员身上，为此做到了“未分配盈余为零”和没有“无主”财产。“将来利益还要继续向农民倾斜，因为这是活力源泉。”李凤玉说道。
启示：仁发合作社做到“未分配盈余为零”和没有“无主”财产，妥善处理按土地分配和按资金分配的关系，合理安排国投资产收益和个人资产包括提取公积金所得收益的归属，保障了合理分配。他们的实践表明，收益分配合理化是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建立科学分配机制，既要保护出地人利益，又要兼顾出资人利益，既要让社员充分得利，又要留足发展资金，促进经营主体持续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
社务管理科学民主——
实行重大决策一人一票，严格财务管理，采用绩效工资，进行农机单车核算，建立起的一整套社务管理制度，有效解决了如何使合作社规范运作、永葆生机活力的大问题
今年，克东县永泉乡勤政村的大部分土地跨县入了仁发合作社。27岁的村民魏洋洋告诉记者，以前也有来村里想承包土地的，但村民心里不托底，但是加入仁发，大家却非常乐意。他说自家60多亩地全部入社，看中的不仅仅是收益，还因为仁发是个“农民自己说了算的合作社”。
合作社不按出资额表决，而是一人一票，赋予每个成员同等民主权利。重大事项都是由理事会“拿点子”或其他成员提建议，然后再提交成员代表大会集体讨论通过，再由监事会全程监督执行，并做到及时公开重大决议落实和财务收支情况。
社员们说，几年来，修改章程、接收新社员、种植业结构调整、取消保底金等决定，都是由社员代表大会集体表决通过的。“认可的就能通过，一些看不好的就否决，大家都愿意参与。”
理事会认为仅靠规模经营终会触碰增收的“天花板”，必须创新经营思路，在延长产业链条上做文章。为此今年春天，向成员代表大会提交了发展黄肉牛养殖、粮食仓储、绿色有机生产基地建设、甜玉米粘玉米加工4个项目的发展计划。现场有63个社员代表，每人代表30户。前3项顺利通过，已在今年实施。而在表决甜玉米粘玉米加工项目上，只有28人同意，由于未超半数，就没通过。
“没同意的人觉得要投入2000多万元，万一市场不好，咋办?但经过我们考察，前景是真好。但是不通过，就运作不了。”面对建社以来第一个被成员代表否决的工作计划，李凤玉既惋惜、又欣慰。惋惜的是，他认为能为合作社带来效益的加工项目，未能得到多数社员同意并实施;欣慰的是合作社民主管理已经落到了实处，出资人和少数人说了算的现象已经不可能发生，合作社发展步伐将更加稳健和富有生命力。
合作社建立了严格财务管理制度。实行财务核算、预决算和审计制度，建立固定资产折旧制度，足额提取机车装备折旧并专户存储，每个季度都将财务收支情况张榜公布，让社员对每笔收支情况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合作社来一分钱大家有份，花一分钱大家都知道。制度规范了每个人，又让每个人受益，现在收割时掉个玉米棒子也要捡起来，因为多收一粒粮食，我们就多一分收入。”
合作社还严格了绩效工资制度。据介绍，最初合作社7名管理人员只分红，不挣工资。虽然工作任务完成得较好，但是每个人还没有真正做到各尽所能。经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管理人员实行目标责任制，以绩效定工资。完成目标后以年度总盈余2%作为工资总额，理事长挣工资总额的20%，其他人员挣工资总额的80%，有效地调动了管理人员的积极性。
农机单车核算制度也是合作社的一个创新。“农机状态不好，会影响作业。在改革农机管理模式之前，因为没和自身利益挂钩，眼瞅着螺丝松了，驾驶员也不拧一下，螺丝掉了，也不管去买;不会心疼油，离家十几里地，中午开着机车回家吃饭。”机务队长李德臣说，现在驾驶员实行全员招聘，单车核算，农机具、作业量、柴油、修理费都承包给个人，定好作业量、用油和修理费标准，“自负盈亏”。作业量超了、节约油有奖;作业量没达标、浪费油就罚，极大地调动了驾驶员工作积极性。
李德臣称，一年200马力左右的车，作业量为1.6万亩的话，每亩2.5元，一年能挣4万元左右。“现在驾驶员为了保证作业量和收益，都惜时如金，惜油如金，对农机也倍加爱惜。”
启示：只有确保成员的主体地位，处理好能人治社与民主管理之间的关系，建立现代管理模式，在规范的制度框架下组织生产经营，做到产权明确、分配合理、权力平衡、管理规范，才能不断提高合作社的经营和管理水平，确保合作社沿着规范健康有序的道路不断发展壮大。
仁发合作社的一系列探索和创新，不仅使生产效益大为提高，获得土地从事耕种的农民能够致富，更重要的是，能够使转出土地的农民也受益，能够使广大农民各得其所、都得到合理的报酬。
他们的发展实践证明，越是强调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农民越愿意参加合作社;越是考虑到合作社成员的共同广泛的利益，每个合作社成员的收益越高;越是坚持提取公积金记在个人账户等同投资，合作社社员越愿意提取公积金;越是尊重合作社社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合作社的发展就越规范;越是强调合作社规范发展，合作社发展就越快、越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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