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教育的若干盲点
周济部长调动了，人们对教育越来越多的质疑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事关千家万户、子孙后代，教育与人才培养是通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由之路的关键所在。教育部，就是主管中国未来和希望的国家部委，是个大部，是权力部，也是个难部。中国教育是悲哀的，整个一代又一代新公民被教育成不知工农，不知人民，不晓得奉献，不懂得愤怒的新人，从这悲哀中我们可以窥见到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使人悲愤，令人堪忧。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教育的积弊，非一朝一夕所致，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中国教育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决不是周济部长一个人的过，周济部长就是有心杀贼也无力回天，说周济部长不作为，事实上，他就是如何努力作为也难见成效，教育现存的主要问题大多数都不是周济部长在任时产生的，也不仅仅是哪一任部长的问题，而是在更高、更有权威的顶级领导人手上产生的，周济敢向哪一项问题动大手术？教育有困扰国人的症结问题，这些症结问题久治不“愈”，悬而难决，不禁令人深思：其根源是否找准？措施是否对症下药，矢中其的？所有这些都到了该冷静地思考的时候了。庸人作为靠近三十年的教育一线工，目睹了几十年的中国教育现状，了解些教育底细，就此亮亮自己的陋见，谈几个问题。
一、拿“素质教育”取代“党的教育方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早就完整地提出了我们党的教育方针，他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后来又添上“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中国这些年的教育只讲“素质教育”，不讲党的教育方针。素质教育是资改派所宣传的“普世价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西方教育的文明成果”，没有阶级性，虽然也有它的合理部分，但它不适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能等同于党的教育方针。资改派崇拜、迷信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要补资本主义的课，牵着中国教育改革的鼻子走，说中国要搞素质教育，实际上是全盘渐西化。资改派什么都要与资本主义国家接轨，却要装腔作势，千方百计的迷惑百姓，他们以学习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为幌子，放着代表国家根本教育方向的党的教育方针不执行，却偷梁换柱，暗暗地塞进来一个资本主义的“素质教育”。
谈到中国当前“素质教育”方向的教育改革，不能不谈到前两年当班主任时，我与学生发生的一场冲突。学生是高三年级，他们有少数人谈恋爱，我作为班主任，在班上讲了这个问题，又分别和这“两对”学生个别谈了。不料，这“两对”学生过了两天竟然找上门来（在我家里）责问我：《中学生守则》没有规定中学生不准谈恋爱，你班主任为什么不允许我们谈恋爱？我毫无设防，被问懵了，只好胡诌，“《中学生守则》虽然没有，但《中学生守则实施细则》里有”，学生不知是出于对老师的尊重，还是也没有认真查对过《中学生守则实施细则》，竟然被反问住了，他们转攻为守，与我又谈了些话就走了。事后，我马上查对了《中学生守则实施细则》，睁大眼睛反复看了多少遍，也没有见任何条文有对这方面的规定和要求，我不由得对同事感叹到，这中学生谈恋爱的防范问题，我们只有一道防线，而且是最后一道防线——这就是我们教师，今后学生谈恋爱事情的看护，我们只好听天由命了。中国的《中学生守则》和《中学生守则实施细则》被西化了，变成了西方的中学生守则了，这类守则让人不可思议。这件事让我至少想了三个问题。（一）、我们毛泽东时代教育上的恋爱观、恋爱管理就合理、科学，适合中国国情。那时大学生都不允许谈恋爱，记得我们在校受高等教育的时候，才恢复高考，有老三届的学生年龄大，有相互爱慕，学校控制得很严，他们难越雷池；中学生更不允许谈恋爱，很少有学生违反这方面规定。从现代科学角度来讲，中学生、大学生不谈恋爱有利于身心健康，有利于集中精力学习、工作，有利于贯彻执行国家的计划生育的法规和政策，这对中华民族，对中国人种，对中华民族的振兴都是非常有利的，干嘛这方面就要以西方为师呢？把西方的生活方式、恋爱观都学到我们学校里来，那不是“西化”又是什么？不能这样西化、人性化，谈“人性”更要谈国情，过于突出强调人的自然性，而忽略人的社会性，显然不符合现代人类社会的发展要求，更不符合中国国情。都讲教育要适合中国国情，但中国国情究竟是什么，有些人始终没有弄清。我们还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呢，这个任务美国，法国、日本是没有的。你讲“以人为本”，首先还得讲利弊的大小的问题，其次才是“是”与“非”的问题。学习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也是有方向的，不能变成无头的苍蝇，到处乱飞、乱蹦。（二）、前些年我感觉到中国的教育有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下进一步应证了。我们的应试教育与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差不多，主要不同就是体现在考试范围不同，中国的“科考”制度害了我们的孩子，更有可能害了我们的未来和他们的未来，害了我们中国的未来！我们的教育管理，没有针对社会主义这个性质进行充分认识，基本上是照搬照套西方的教育管理，跟当年洋务运动后中国办新式教育没有什么两样，基本上都是从资本主义国家那里学来的。现在中国的教育理论都是从外国翻译过来的，许多中国的教育家跟中国的经济学家差不多，都是翻译家，原版照套，囫囵吞枣，没有参照几千年中国的思想文化，这也体现了中国人缺少自信、自尊，有些自轻自贱，有民族虚无主义。以我为主，洋为中用，怎么去操作，怎么去实施？我们对鲁迅先生说的“拿来主义”理解了吗？（三）、全盘渐西化。多年来，我们反对全盘西化，但资改派却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搞全盘渐西化，他们在西方文化教育的冲击之下大开城门，包揽接纳，却要玩贼喊捉贼的游戏，蒙混过关，欺骗善良的中国百姓。有人每时每刻都在盯着“修正”党的教育方针，其实并没有多少主见，改来改去无非都是为了接轨，无非是借口与时俱进而去毛化，拉近与资本主义的“素质教育”的距离罢了。
二、回归到党的教育方针上来力度太小。目前我国存在着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和本位主义，许多地方党政领导，不能识大体，顾大局，不能从战略高度来认识国家的教育。中国教育要解决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问题，回归到党的教育方针上来就必须重拳出击。去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加强青少年的身体素质教育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一次开天辟地大事。教育部，也很快拿出来了配套措施，作为基层教育工，我们为之振奋，但到了基层还是雷声大雨点小。教育越到基层，越不能做到“教育为本”，地方党政领导把教育当成什么？他们把它当成点缀而去装饰门面，当成体现自己的知识水平高的标签；再就是迎合家长胃口，让家长们的子孙成龙成凤。我们考核地方党政领导的政绩没有很好的纳入教育这一块，没有把考核把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算进去。在目前的中国，要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不是花拳绣腿的功夫能解决的，要从政令必出中南海这个战略高度来设计规范这个问题。纠正教育上背离党的教育方针，要有大于反腐败的力度，从高层做起，高屋建瓴，自上而下，要像当年总设计师恢复高考一样，亲自干预，事必躬亲。温总理在北京的学校听课、调研，应该开教师及学生座谈会，还要到犄角旮旯去看了看，最好是“微服私访”，现在的各级领导弄虚作假的水平比过去哪个时代都高，“不入虎穴”，你“焉能”得到“虎子”？现在教育上也难免假大空、腐败、形式主义，不了解实际情况，你就无法为国家、为人民定夺，不能解决中国的教育的根本性问题，不能真正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
三、“望子成龙”、光宗耀祖的传统思想文化树大根深。一直以来，在望子成龙的冲动下，许多父母把孩子当成了自己梦想的延续，为了孩子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为了自己能在同事、社会面前获得尊重，父母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投给了孩子，把所有的宝都押在了孩子的身上。其实大家也看到了，对于子女的这种没日没夜的学习考试，对于 死读书，读死书，对于孩子从小就没了童真，没了思想，没了道德，甚至没身体，成为名副其实的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绝大多数家长都是非常担忧的，甚至极端仇视的，但又无奈于社会大环境，又无法放弃望子成龙的传统思想。前两年我在网上看到一件事，中国一留美人员，在美国的家里打了孩子，被美国相关部门判为虐待子女，孩子被判为由别的家庭抚养，导致了包括在国内的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都表示要联合起来夺回孩子的抚养权。这反映了两种文化的差异，两个不同的国情。中国的独生子女是小公主、小皇帝，中国的传宗接代传统思想根深蒂固，这与与西方国家的子女国家化观念大相径庭。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国内那就没什么大不了的，是司空见惯的，中国的国情是望子成龙，管理从严，与美国一比较就可以看到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文化传统决定了我们的青少年是国家的、社会的还是停留在口头上，实际上是家庭的，私人的。我们的青少年注重个人奋斗，搞中国的教育必须充分考虑这个国情。这要求我们把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接班人作为我们教育的目标，而不是以培养大款、大腕、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作为目的。
四、教育的“条条”与“块块”领导权混乱、低效。中国的“条条”与“块块”改革，很大程度上是急近功利，从经济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从人民的需要出发，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来作为指导思想。该“条条”的却“块块”了，该“块块”的却“条条”了。教育改革也是这样。上个世纪后期的八十年代末，第二次中国教育改革以前，中下层学校还是以“条条”管理为主，随着“分灶吃饭”深入，开始分到地方，甩了包袱，成为“块块”，当时我是基层教育一线工（初级中学校长），有幸亲历了这场中下层教育“被改革”的过程。安徽是全国的教育改革试点省，全省教育改革试点会议在黄山召开，我所在的乡作为试点的代表乡，派了分管教育的乡长参加了这次省里的教育改革试验工作会议。乡长回来后就跟我讲，“什么教育改革？我们不懂教育，我也不同意这样的教育改革，这种教育改革无非是叫我们乡里以后多拿点钱”。可见，当时的教育改革出发点就存在严重问题。就是这样的改革还是试点成功了，推广到全国，而且一推行就是二十多年。我们的实际情况是，越到基层那里的党政领导文化素质就越低，就越少有人懂教育。我们这里，不该办学校的地方办了学校，该办学校的地方不办学校，就是一些地方党政领导不懂教育科学发展的结果。教育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是就整个国家而言的，对于地方领导来说，根本就成不了“本”（因为你培养的人才，都考走了，绝大多数不会回来为本地服务），越到基层教育在党政领导眼里的“价值”就越低，从这个实际出发，从国情、省情、县情、乡情出发，教育管理应该是以“条条”为主，而不是以“块块”为主。如果说当年是中央财政不济所采取的权宜之策，那么现在中央政府就有这个能力、有这个经济条件把它收回成“条条”为主了，这就能很好的在教育这一块解决“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问题”。如果改成了以“条条”为主，那教育部就集中了权力，不怕地方的教育“诸侯”不听命令、不听指导，如果他们违背党的教育方针，抗命不遵，那杀它几只鸡儆儆猴就行了；对于地方教育主管部门来说，掌握了生杀予夺大权，各级校长不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撤换了算事，反正当校长的人才有的是，贤者、能者上，烂者、庸者下。如今的中国人都是官迷，你要是有权拿掉他的乌纱帽，他就要权衡利弊轻重，就不敢以“红顶花翎”来抗衡党的教育方针。
五、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越来越严重。资源分配问题使我想起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中国开始普及教育的时候，那时实行人民教育，发展基层教育，许多知识分子，从大城市、大地方走向农村，走向小地方。那时偏僻的乡村小学都有老师住校，中学有许多名牌大学毕业的老师，农村的孩子也有好的学习环境，高考恢复，农村学校也能考出与城里学校一样的好成绩；那时的各级党政机关，确实以人民利益为重，把教育放在突出的重要的位置上；那时知识分子，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思想指导下，精神风貌焕然一新，他们责任感大，事业心强，无怨无悔。每与人论起那个时代，常常是津津乐道，神采飞扬。八十年代初，我们从学校毕业时有一个援藏名额，同学们踊跃报名，学校不得不反控制，谎说没有援藏名额。我经常给同事们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著名的汉语言学家张狄华教授，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他是中国语言协会的常务理事，中国汉语言界有影响的人物，可是他却在安徽芜湖的安徽师范大学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呆在芜湖这个小地方，不计较个人的生活得失。如果与时俱进到现在，那他就绝不会留在芜湖，最起码也得到省会城市合肥，还有可能到南京、上海、北京。那个时代基层充实了许多人才，许多青年人知识分子抱着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为社会主义祖国献身的精神，在基层教育工作及文化事业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克己奉公，做出了自己的应有贡献。那时的地方政府也非常重视教育，所到之处最好的房子基本上就是学校，最好的条件都要让给学校。所以那时国家不富裕，教育资源紧缺，但基层教育还是办得红红火火，普及教育发展得异常迅速。如今就不同了，改革开放使“三农问题”明显突出出来，教育的城乡差别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教育资源越来越走向富裕的地方、向大地方、向大城市集中。近期，中央高度关注教育的资源分配问题，但地方党政领导还是无动于衷，在城市化的大潮推动下，教育资源还在继续向文化发达的地区靠拢。要真正落实教育资源均衡化就必须做到：（一）、城乡一体化要落实到实处，而且要加快速度。（二）、中央政府大力实行教育资源均衡化，地方政府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三）、倡导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使广大知识分子热爱人民、热爱农村、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六、寄宿学校管理有难度。寄宿学校学生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学校对他们的学习、生活、工作、休息全包下了，一天二十四个小时，一个月二十七八天，一年三百多天，都由学校、老师负责，时间长、任务包罗万象，学校、老师背着的是难以想象的包袱。这不等同于城里的不寄宿学校，这里的工作量比没有寄宿学生的学校要成倍增长，所以编制上不能千篇一律，教职工的编制最起码应该多个几分之几。为此，还应该在教育部里要设立农村基础教育教育局，贫困地区教育局，配套的还要将所有的完全中学都收为市级管理（不包括县级市），由市政府和市教育主管部门来直接管理学校教育。
七、教育工，尤其是教师两头受气。作为教师我们经常在一起议论，大家伙都反对那种死读书，读死书，摧残青少年的教育，但又无能为力，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不得不又去从事那于心不忍，摧残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的教育教学工作。受气的原因主要出自两方面。一方面的气来自于家长、社会这一头，作为家长都要求孩子不顾一切挤高考这一独木桥，上清华北大，上名牌大学才是龙子龙孙，才实现了列祖列宗的期望，才是家族的荣誉，只有实现了家长的梦想，他们才重视教育，尊重学校，尊重教师；基层党政领导也迎合家长的胃口，体现“臣民”所需，看教育，大体上、本质上只看高考的人数，其他方面都是应对上级检查做做样子而已。另一方面的气来自于高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他们搞教育检查，又关注素质教育，看看党的教育方针的落实。二者相互矛盾，互相对立，相互干扰，这对于学校教育工，尤其是教师来说，典型的里外不是人、两头受气。
八、职称评定没有抓住要害。职称评定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产物，它的目标就现在的大环境而言是很难实现，它的延续性很难持久。
说句狂话，还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职称评定之初，我就看出了这其中的猫腻。之所以要搞职称评定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这就要求职称评定必须建立在公平、公正、科学、合理的基础上。职称评定关键在“评”，当时的社会环境是人们“一切向钱看”，人情至上，人心私向，精神滑坡，缺少基本的主人翁意识和当家做主思想，这样的社会环境你怎么“评”？这之前的40%工资的评比就评成了赔了夫人又折兵。发展了几年，道德水准又下降了，你更没法“评”。现在学校里出现了某一教师三十出头，就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学校还有高级职称岗位，他就被聘用了，一直到六十岁退休他都享受中学高级职称待遇；而另一个教育教学能力比他强的教师，由于没有赶上前一班车评定，落下来了，或者评了高级职称，却被前面的高级教师长期占据了，没有高级职称“岗位”，到他六十岁退休时还享受不了中学教师的高级职称待遇，这样的人生天壤之别就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但这样的事现实生活中并不一定少见，所以到现在这样的职称评定难以支撑是意料之中的事。
职称评定很“滥”，假、大、空，材料都是教师自己准备，弄虚作假的机会非常多。本来有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有教师档案，还有新建的教师业务档案，评定职称时完全可以依靠这些东西，但实际评定中还是教师自己准备材料，这么大的间隙让许多人钻了空子。还有许多地方有“评”定变成了“指定”，校长负责制，校长有权指定。评定职称的方式可以说是绞尽脑汁、费尽心机的设计，但还是很不公平、公正，事与愿违。有些地区评定的方案始终不能稳定化，朝令夕改，飘忽不定，叫老师们无法把握。
职称评定不能说是错误的，但方法要科学，结果要合理。最科学的职称评定方法，首先应该是征求被教育对象——学生的意见，如果教师的职称评定连被教育对象的意见都不被采纳，这“评”的基本依据也就没有了，那还能叫“评定”？如果一个教师的教育教学成果连学生都不承认，那他还能“高级”到哪儿去？那样结果肯定不是科学合理的，那一定是很荒唐的，古今中外也难以找到这样“评”的先例（除了封建社会）。要评得以学生意见为主，要大家评，集体评，搞少数几个固定专家评，漏洞太大。
其次，职称评定还要从教育教学成绩两方面来衡量，从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全面发展来衡量，具体情况还可以根据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教育对象，不同的教育教学环境来评。
还要注意职称评定像围棋段位评定一样只升不降，“评”了以后，“聘”无法则，“聘”无民主。
九、教育腐败愈演愈烈。教育这一块随着社会腐败的越来越严重，也被污染，也不能成为圣洁之地，而且腐败还在不断的滋长蔓延，成了贪腐的“重灾区”之一。教育界的丑闻时有发生，极大败坏了教师队伍的整体形象。在我的身边，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刚走马上任的市里某学科教研员，向他的业务主管的直接下级公开索要财物，他还是个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在私欲膨胀教育制度的教育下，基本素质都没有，就是这样的“人才”还是很快被提拔重用，升任到高等学府的副校长。教育的产业化也是腐败的一个重要源头，教育的产业化是在国家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的大背景下，而学校却亟需要扩大发展的特殊境遇中必然的畸形的选择。教育的产业化使得学校类似营利企业，依靠向学生提供本为公益性质的教育机会，攫取而非创造了庞大的收益。教育可以也应该为产业实践服务，但教育本身不应建立在产业化营利性基础上，因为教育的本质就是不应以营利为目的一个公益事业。由于应试教育的烈火越烧越旺，学校、社会、地方政府、家长评判教师的工作态度、工作能力、工作效果的根本标准就是考试成绩，由于多年来放松了对教师的思想教育工作，导致大部分教师，只知道自己的教学成绩，不知道“育人”的重要性；部分教师不注意自身品德修养，自私、狭隘、贪婪、极端个人主义，跟在社会后面腐败；在国营企业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实施的同时，教育上也搞起了校长负责制，现在校长的个人权力很大，又无有效监督机制，这也是教育腐败的一个重要源泉。有些学校领导和教师甚至贪得无厌，相当一部分校长并没有把主要精力用于抓教育，而是沉溺于茶楼酒馆，吃喝玩乐，沉溺于迎进送出，不是把学校看作孩子成长的摇篮，而是看作自家的一个私营企业，丰厚的利润是他们唯一的目的。大学教育急功近利、学风浮躁乃至舞弊丛生，学术抄袭屡禁不止，合伙骗取国家及企业科研项目，教授、教师甚至配合学校造假。这样的校长、教师很难为人师表了，这样的教育引导，把我们的青少年引向了基本素质越来越低，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根本缺乏，社会责任感基本没有。这样的青少年难当接班人的重任。
十、学生的民主意识越来越淡漠。我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青少年必须从小培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意识，了解参与民主政治的途径和方式，感悟参与政治权利的意义，增强政治责任感，体现主人翁觉悟。现在的教育领导、教师没有多少人有民主意识，学校的教育中没有民主的位置，教学中更难见民主光景。现在的学生，民主意识非常淡漠，许多初高中学生，甚至是大学生不知民主为何物？多年来，学生的民主意识成滑坡趋势。八十年代中前期，初中课本上还有一节专门讲民主的问题，到后来被删除了，九十年代高中课本上的民主问题几乎不讲了，到这期课本，才有所觉悟，才增设了这方面的内容，给人以亡羊补牢的感觉。
十一、青少年不关心国家大事，缺少应有的社会责任感。这是个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讲到这个问题，首先要从青少年的思想道德素质讲起。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前进方向，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学生要在践行公民基本的规范的基础上，不断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标，努力做一个有坚定理想信念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现在的许多青少年思想道德素质不高，爱憎不分明，缺少社会主义的荣辱观，基本没有远大的理想。学校这方面教育、这方面活动开展得很少，教育主管部门开展一些活动，也基本是走走形式，放放空炮。各种考试什么都考，就是不考时事政治，许都地方、学校连“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考试都不考时事政治，学校的课程设置重理轻文，重死的基本知识，轻思想教育、育人教育，尤其是政治教育课程开的少。我们古人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思想，宣传教育的不够。由于落后文化、腐朽文化仍然在通过各种渠道侵蚀着人们的思想，败坏社会道德，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学生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分清什么是是非、善恶、美丑，倡导学生扶正祛邪，扬善惩恶，加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育，加强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鼓励青少年关心国家大事，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教育问题由来已久，多而繁杂，远不止上述这些，可以说是林林总总，举不胜举。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首先在全国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在此基础上，坚决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坚决落实“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目前对于中国教育来说，不是急于找党的教育方针的瑕疵，如何去“修正”；不是学习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就要照搬照套人家的资本主义教育，就要摸着石头过河；而是要解决面对党的教育方针的贯彻不力，落实无动于衷的问题，是资改派对党的教育方针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问题。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中央就要花大力气，依靠人民群众监督，实行人民当家做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依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打一场教育回归的人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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