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央行超发43万亿人民币引发通胀 推农产品上涨》
央行超发货币当然不对，但央行超发货币不是百姓收入低下无法忍受通胀的根本原因。问题在于，在私有化的市场经济体系下，中国社会的生产资料被人数极少的资本家阶级垄断，利润被资本家们攫取，工人工资低下，生活贫困消费不足，财富分配已经两极分化。--这是宪法规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问题。
央行发行的货币大多是用来刺激资本投资（注：如宽松贷款利率，房地产贷款，刺激了房地产投机猖獗。90年代以后，金融业主要为大资本家服务，普通民众如工人农民甚至中小企业主要贷款融资，何其困难？），因此央行发行的货币大多流入资本家阶级手中，资本家阶级吃喝玩乐过皇帝生活都消费不完这些货币资本，于是这些剩余资本投机炒作绿豆等副食品，引发了通胀。
如果央行发行的货币通过计划经济体系（如80年代给工人普遍加工资）流入普通百姓手中，如果没有资本家投机，即便是货币增发使物价有所上涨，也不会对老百姓生活产生根本性影响，因为百姓的收入得到大幅提高。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在私有化市场经济资本炒作下，物价上涨了，但是百姓工资收入没提高，这才是最危险的事。所以，通胀的原因在于经济所有制的结构，在于在私有化与市场化经济环境下，央行发行的货币大多都流入资本家手中，被资本家阶级控制。
周其仁、谢国忠、吴晓灵等人不去追究私有化市场经济的病根，不想办法增加对大资本家的税收增强政府财力建设福利社会，甚至不主张限制资本家对食品的投机行为，却借通胀说事，鼓动央行进一步市场化与独立权，鼓动国企进一步私有化市场化。
周其仁们认为：因此投机资本存在，因此要将石油、电力、铁路进一步私有化，让资本家投机资本进入。这就是改革出了问题要靠深化改革解决的白痴逻辑：投机资本出了问题，不去限制资本投机、限制市场经济副作用，反而要进一步放纵扩大资本投机来解决。
这些新自由主义学者试图让国内外的资本家的投机资本进入石油、煤炭、电力等领域，其结局最终只能是进一步的两极分化与更超级、更全面的通货大膨胀。
周其仁、谢国忠、吴晓灵等人充分暴露出了资本家走狗的本质，其用心何其阴险，其智商又是何其低下。
简评《刘鹤：改革必须有顶层设计 不能走民粹主义道路》
众所周知，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宗旨。建设五有社会，消除两极分化，是党中央近期的重要主张。而刘鹤，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十二五”规划《建议》的主要执笔人之一，却通过批判民粹主义，试图阻击破坏五有社会的建设。“十二五”规划继续让新自由主义分子主导和实施，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必然被架空。
刘鹤文章中说：
“处理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国际上有很多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拉美国家的教训。拉美国家发展战略一度出现失误。首先是坚持内向型经济和重化工业的发展战略，使得普通劳动者失去了就业机会，没有收入，大企业高度垄断。此外，在处理增长和分配的问题上，走上了民粹主义道路，对穷人承诺不切实际的高水平福利、教育，但政府实际上没有足够财力支持。政策重点没有放在扩大就业、改善教育、改善公共服务等最基本的方面，而是以民粹的态度来呼应短期的社会舆论，致使两极分化愈演愈烈，最终导致恶性的政治周期。从军政府到民选政府的不断动荡，不停地印钞票，引起超级通货膨胀(super inflation)，导致资本外逃，经济长期大起大落，教训非常深刻。”
刘鹤所言真是颠三倒四驴唇不对马嘴。其实拉美问题的症结恰恰是刘鹤所主张的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外资化等新自由主义政策带来的。
详见：
拉美的国企被私有化，国家财富生产资料甚至银行都被跨国垄断资本控制，政府哪来的财力搞社会福利？由于社会两极分化，很多拉美政客想搞政治投机，给民众许诺要解决社会福利问题，但是这些政客又不敢像委内瑞拉查韦斯那样把外国资本收归国有，因此没办法解决社会福利问题。
刘鹤之所以反对所谓民粹主义、之所以曲解拉美教训，认为拉美之问题是民粹主义，连基本逻辑都没有，其目的是进一步在中国搞新自由主义，进一步维护新生资产阶级暴富阶层的利益。刘鹤之类歹毒意图就是：通过攻击所谓民粹主义来阻击阻扰党中央建设五有社会福利社会、扭转两极分化趋势的努力。因为要搞社会福利，必须消灭新生暴富阶层即新生大资本家，最起码也得加大对他们的税收，否则福利社会无从建起。刘鹤为了替暴富阶层服务，可谓绞尽脑汁，赤裸上阵，连基本逻辑都不顾了，连党章、宪法都要抛弃。
看看刘鹤的介绍：刘鹤，58岁，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他是《建议》的主要执笔人之一。因工作关系，参与过从“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四个五年计划的筹备工作，对国家制定长期规划的工作可谓知之甚深。刘鹤本人是经济学家，是“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的发起人。众所周知，“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组织，这个论坛网络了中国全部新自由主义学者，如吴敬琏、樊纲、周其仁、张维迎、楼继伟、易纲等人就是其中的骨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全面私有化、两极分化严重，外资控制了大部分产业，中国社会中国经济逐渐面临崩溃，“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对此“功”不可没。
刘鹤之类新自由主义学者主导中国改革开放究竟到何时？
附文1：
央行超发43万亿人民币引发通胀 推农产品上涨
http://www.bj.xinhuanet.com/bjpd_sdzx/2010-11/02/content_21293442.htm
央行超发43万亿人民币引发通胀 推农产品上涨
谈佳隆
中国经济周刊
央行超发43万亿人民币引发通胀 推农产品上涨
10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作出了令外界颇感意外的加息之举。
为什么中国货币政策转向来的那么突然？
近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中欧陆家嘴(19.21,0.05,0.26%)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吴晓灵在上海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坦言：“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央行存在货币超发的问题，特别是2009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采用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在我看来，此次央行希望通过加息向市场释放中央决心调控通货膨胀预期的意图，以及货币政策回归稳健的信号。”吴晓灵说。
有学者评论认为，此次央行加息不仅是“极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终结，更是对过去10年，甚至30年过度依靠货币推动经济的一次重要的货币政策转向。
货币超发43万亿元
“央行加息其实来的太晚了，货币超发已经那么严重，早就应该实施收紧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这样告诉记者： “我们看到包括绿豆、姜、蒜、辣椒在内的农副产品轮番上涨其实都是央行货币超发的结果，多余的钱在市场中乱窜，多年累计起来的过量货币已经给中国经济实体带来了巨大的通胀风险。”
根据国家统计局披露的数据显示，今年9月我国CPI同比上涨3.6%涨幅创下23个月新高；当月食品价格更是同比涨幅高达8%。那么，CPI的同比逐步增长是否是由货币超发引起的呢？
“通胀无论何时何地皆为货币现象”——这是货币学派创始人弗里德曼的一句经典名言。按照货币学基本原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每增长出1元价值，作为货币发行机构的中央银行也应该供给货币1元，超出1元的货币供应则视为超发。而在新兴市场国家由于市场化改革等原因，资源商品化过程加剧，广义货币供应量适度高于经济发展GDP增长也是合理的。但过高的货币供给却极易带来通胀。
通货膨胀与货币超发之间存在的关系也得到众多中国学者的认同。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经济学家周其仁近日即在其博客中警示“货币老虎越养越大”。
据统计，2009年底，我国33.54万亿元的GDP规模，是1978年3645.2亿元GDP规模的92倍。但同期，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广义货币=流通中现金+银行活定期存款+储蓄存款+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却从1978年的859.45亿元增长到2009年底的60.62万亿元，为705 倍。
吴晓灵直言：“过去30年，我们是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根据官方数据，2000年，我国GDP总量为8.9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为13.5万亿元，是GDP的1.5倍，多出了4.6万亿元，而到了2009年，我国GDP总量为33.5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为60.6万亿元是GDP的1.8倍，比差多出了27.1万亿元。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广义货币供应量与GDP之间的比例在进一步加大。根据央行数据显示，今年9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已经达到了69.64万亿元，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前三季度GDP达26.866万亿元计算，超发货币将近42.774万亿元。
央行操作独立性不足？
有学者认为，近年来的货币超发，其最大的诱因，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带给中国的通货紧缩之忧。
2008年12月，时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经济学家樊纲在上海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曾暗示称：“央行掌握货币发行权的时代，要出现通货紧缩的情况也并不容易。”
这意味着在经济危机之后，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即有通过超量的货币发行来托住经济增长的想法。
由此，200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的“争取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17%左右”目标，最终却是以增长27.7%表现出来的，高出10个百分点。
有学者认为，正是央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过去30年(特别是近10年)央行“积极”推动货币超发的情况推向了极致。吴晓灵在解释原因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过去那么多年出现货币超发的情况，存在央行调控不到位的问题，一方面央行自身有一个成熟的过程，调控技术逐渐成熟的。另一方面，我国的央行操作独立性还有待与提高。”
但吴晓灵也表示，中国的央行不可能在指定货币政策的时候有独立性。“中国的央行是内阁成员，在操作上如果有更强的独立性，我认为调控起来可能会更好一些。”
虽然吴晓灵认为过去30年相当超量的货币都被新增商品(资源、土地等等)的市场化吸纳，但她仍然无法接受目前央行实行的超高的货币供给是“理所应当”、是“合理”的。
吴晓灵建议，如果中国政府将“十二五”规划期间GDP增速下调到7.5%～8%之间，未来几年的CPI控制目标上调到4%，那么未来几年广义货币增长率应该控制在13%～14%以下来应对流动性泛滥。从未来两年的央行货币政策来看，逐步收紧货币供应增幅并消化过多货币供应是当务之急。
如何消化超量货币
如何消化超量货币？这是一个极为复杂而难解的问题。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人民币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势必会形成从跨境贸易结算的结算货币进而成为各国的储备货币，如果这样的话，从长期来看是否就并不需要担心超量人民币的出路问题了呢？
此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曾担心人民币国际化之后会对央行控制国内信贷规模产生影响。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境外人民币增多的话，对于央行调控广义货币会产生影响，考验央行调控能力。”
但从短期来看，人民币国际化来化解货币超发既不现实也不可行。吴晓灵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要计算货币供应量只能以国内的通货膨胀目标为主，调控该国的货币供应量要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如果要加入国际流通因素来衡量或调控货币供应量则难以做到。
周其仁则在其博客中坦言，根据中国改革的早年经验——“水多了加面”，比较合理的政策组合似乎应当是：或动员更多的资源进入市场，以消化源源不断超发的货币；或减慢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但必须严格控制货币的超发。
“最糟糕的组合呢？就是既听任货币被动超发，又在市场化改革方面畏首畏尾、裹足不前。”周其仁写到。
刘鹤：改革必须有顶层设计 不能走民粹主义道路
时间:2010-11-01 08:35 :刘鹤 记者 胡舒立 朱长征 杨哲
刘鹤在北京城一家普通宾馆和我们见面。他脸上略带连续工作之后的疲惫，但随着交谈的深入，便又兴奋起来，说到紧要处，更是双目炯炯。
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称《建议》)公布的次晨。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在10月18日发表，九天后的27日晚，《建议》全文公之于世，立即成为舆论焦点。
中国从1953年推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其间有蹉跎曲折，但是，“五年制”的经济规划模式一直延续至今。2005年中央决定由“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时段不变而内容更着眼于治国方略。“十一五”规划将在2010年结束，将于2011年启动的“十二五”规划必然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关系重大。
当然，更重要的背景还在于“十二五”《建议》的出台时机。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中国都处在历史发展的关节点上。后金融危机时代复杂的国际环境，人均GDP将达4000美元的发展关键期，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矛盾，改革胶着期的期待与焦虑，各种因素相互影响之中，“十二五”规划的问世显得格外重大，其透露的改革路向、政策方针和政府工作重点必然引来八方关注。
“十二五”规划《建议》制定工作正式启动于今年4月2日，整个工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接领导下推进。起草组组长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副组长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建议》的筹备工作则早从2009年初即已开始，中财办和国家发改委组织国内67个部门，上万名专家参与，有针对性地对相关30个重大课题开展了研究。此外，前世界银行高级官员、第一任驻华首席代表林重庚还接受委托，Spence、Diamond、Romer等一批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国际著名的重量级经济学家与筹备规划《建议》的中国官员、学者举行多次面对面交流，并就中国向知识型经济转型、城镇化道路、服务业发展、社保体制建立等议题展开深入研究，于去年12月形成初步书面建议。《建议》起草工作启动后，起草组深入省区市调研，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使得起草过程本身成为一个充分吸收民意、逐步凝聚共识的过程。
最终形成的《建议》近两万字，12部分共56条。宏文重心何在，思路如何解读？在细读文献之后，我们采访了刘鹤。此时，他已经从起草《建议》的驻地“下山进城”，转至北京某宾馆，投入即将于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文件起草工作。
刘鹤，58岁，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他是《建议》的主要执笔人之一。因工作关系，参与过从“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四个五年计划的筹备工作，对国家制定长期规划的工作可谓知之甚深。刘鹤本人是经济学家，是“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的发起人。或因此背景，与之交谈，更多地感觉是在与一位学者交流，思考的愉悦中充溢着真诚。现将采访实录摘要如下——
转变到了临界点
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形成倒逼机制，不转不行
财新-《新世纪》：此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在起草时，与以往有何不同的重要背景？
刘鹤：首先是国际背景不同。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制定了从“六五”到“十一五”六个五年计划。如果说“十二五”和以往最大的不同，首先是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碰上了国际金融危机，而且国际市场总需求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前，国际间存在东亚出口模式、美国高消费模式，还有资源供给国的经济模式，形成三角循环，世界经济处于黄金期。金融危机基本打破了这些模式。“十二五”规划最明显、最突出的思考是，未来的全球市场在哪里？为前几个五年计划提供了供给的经济增长点在哪里？更重大的问题是，怎么创造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
从国内来看，按世界银行标准，中国已经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今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会超过4000美元。中国将呈现很多新的发展阶段性特征，面临很多可以预见的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我们关注怎么避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从全球范围来看，“二战”以后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顺利跨越这道坎，而大部分国家只能至此徘徊不前。中国如何迈过这一陷阱向更高水平迈进？这就要求国家制定非常明确的发展战略，实现小康目标。
财新-《新世纪》：这次的规划《建议》的关键词是什么？
刘鹤：前面已谈到，“十二五”规划建议特别强调主题、主线，明确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贯穿“十二五”规划建议的关键词。
财新-《新世纪》：转变发展方式已经提出多年了，《建议》将此提升到“主线”的位置，该如何理解？
刘鹤：过去提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增长方式就是提高效率，这涉及罗默(Paul M. Romer)的新增长理论(new growth theory)，就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增长的知识含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多是改进供给效率。而十七大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包括三个内涵，第一要转变总需求结构，要从出口、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转向消费、出口、投资协调拉动增长。第二是转变供给结构，从依靠第二产业拉动增长，转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特别是服务业要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三，就是转变要素投入，从数量扩张转向依靠知识、科技、管理等全面提升。这次提出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们的认识又有所深化：不仅是经济层面，如果消费不扩大，民生不改善，社会建设不跟进，整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不能落实。同时，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改革是不可能的，这是《建议》的基本逻辑。
财新-《新世纪》：外界注意到，中国的理念已经提出很久了，但现实中推进不太理想。这次是不是有充足的理由认为是“动真的”？
刘鹤：一个月以前，中美经济学家举行了第二届颐和园对话。其中有一位劳拉？泰森女士，是美国奥巴马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委员。她认为我们转变发展方式是十分认真的，也是可信的。美方经济学家认识到，在全球经济中，中国已经扩大消费，美国储蓄虽然有变化，却是波动的，而中国扩大消费则有成效。我们深切认识到，外部经济形势变化，是真变了，不是假变，是长期变，不是短期变。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央立即做出判断，这次危机表面上是对增长速度的冲击，实际上是对发展方式的冲击。所以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09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这一点。2010年初，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李克强等四位领导人均强调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以说，这是中央领导层的战略决策。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形成倒逼机制，不转不行。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城市化加快，服务业发展，存在着巨大的内需空间，老百姓有过上好日子的强烈愿望，我们必须满足人民群众的期待，这是转方式的内部客观动力。所以，这一转变是能够见实效的。
财新-《新世纪》：过去推进不尽如人愿，一方面是认识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这一转变的难度使然。现在有了深刻的认识，那么，有什么可以克服困难的方略呢？
刘鹤：从中国长期历史的进程来看，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相统一是事物成功的关键。如果没有压力，中国的事情认识再好也做不成。内部本身的动力常常需要外部压力来激活。所以，现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天时、地利、人和俱备，可以说到了一个临界点。
财新-《新世纪》：如何处理“保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
刘鹤：在转变中促发展，在发展中促转变。保增长是保就业，因为没有就业就没有民生。但是，仅有速度的路子已经走不下去了，因此要调结构。从某种意义上，两者是统一的，增长的内涵是调结构。调结构并不是过去说的调整三个产业的比例关系，其首要内容是扩内需。如果不调结构，产品卖不出去，市场交换实现不了，就无法获得增长。
在调结构的过程中，需求结构变了，产业结构需随之调整，供给结构要相应跟进。《建议》提出要改造制造业，创建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服务业，就是希望供给结构能够跟进需求变化，增强供给体系的效率和弹性。
财新-《新世纪》：强调“转方式”或“调结构”，是不是意味着要牺牲一些增长速度？有没有这个承受力？
刘鹤：这次《建议》没有提具体的增长速度指标，具体指标要留待有关部门制定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来定，最终须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虽然这次没有提到数字，但是在提到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目标的时候，提到了四大宏观指标，里面特别强调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我们认为，适度的增长是必要的，但对中国来说，经济长期平稳健康协调发展更是至关重要。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扩大，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相对低于“十一五”时期，因为基数大了，不可能总保持11.4%那样的高速度，会呈现自然递减。
新发展方式的基本逻辑
三点格外重要：创造世界前列的大市场，稳步推进城镇化，高度关注民生
财新-《新世纪》：这次规划《建议》的基本逻辑是什么？有哪些亮点？
刘鹤：如前面所提到的，这次《建议》的基本逻辑是，适应内外条件变化，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扩大内需和加快改革。扩大国内需求的重点是改善民生，改善民生的实质性问题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转方式、扩内需、改善民生，最根本的东西是要创造新的体制机制条件予以支撑，这是高度强调改革的原因。通过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创造一个新的环境，使得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够在“十二五”期间取得实质性进展。
从内容上看，有三点格外重要。
第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定位。中国经济要把握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新定位，创造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合作的新优势。我们既要保持制造大国的地位，这是我们的比较优势，又要成为居全球前列的大规模的市场。《建议》提出，要逐步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这是核心、关键的一句话。对国内来说，是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扩大中等收入人群，实现共同富裕。对国际社会来说，我们要应对全球经济市场总需求不足的新挑战，因此，要创造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内大市场。面对1929年大危机，凯恩斯学派的主张是创造总需求。这次金融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存在着怎么创造总需求的问题。世界缺乏一个新兴的中等收入群体作为一个巨大需求方。目前，中国GDP总量占全球的8.5%，消费约占世界的5.4%，我们希望通过实施“十二五”规划，在全球GDP份额比重上升的同时，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也能位于全球前列。
第二，扩大内需必须稳步推进城镇化。城镇化意味着更多的就业和服务业比重的提高，意味着更大规模的中等收入阶层，意味着规模效益提高，意味着现代公民理念的形成，其深层的意义非常丰富。《建议》强调了城镇化的形态和模式问题。中国历来有“大城市派”和“小城市派”之争。有的认为应该多发展大城市，或者巨大城市、国际大都市，而且认为这是世界潮流；另外一派认为中国应以小城镇为主。现实问题是，一些大城市堵车、拥挤、地价上涨、房价上涨，虽然有工作机会，但是，农民工生活成本太高。小城镇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前提是要有国际市场。市场是决定城市化模式的重要因素，但国际市场出现了明显变化。这次《建议》特别强调，要把大中小城市网络化，通过基础设施一体化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为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合理分工，大城市提供市场，中等城市界定产业分工，小城市、小城镇增强居住功能，形成合理的经济圈和生活半径，既能够转移农业人口，又能避免某种城市过大过小的弊端。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是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同时，要保护农民工的权益，建立相应的制度，包括医疗、教育以及其他公共服务。
第三，高度关注民生，特别要处理好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关系，既能创造社会财富，又能公平分配社会财富。这是《建议》阐述的重点问题，虽然这个内容没有在同一章节表述。
处理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国际上有很多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拉美国家的教训。拉美国家发展战略一度出现失误。首先是坚持内向型经济和重化工业的发展战略，使得普通劳动者失去了就业机会，没有收入，大企业高度垄断。此外，在处理增长和分配的问题上，走上了民粹主义道路，对穷人承诺不切实际的高水平福利、教育，但政府实际上没有足够财力支持。政策重点没有放在扩大就业、改善教育、改善公共服务等最基本的方面，而是以民粹的态度来呼应短期的社会舆论，致使两极分化愈演愈烈，最终导致恶性的政治周期。从军政府到民选政府的不断动荡，不停地印钞票，引起超级通货膨胀(super inflation)，导致资本外逃，经济长期大起大落，教训非常深刻。再一个教训就是金融危机。对于其起因，国内外一个共识是美国采用宽松货币政策，但我们要看到，盲目提高没有支付能力阶层的住房产权率是金融危机的重要起因。
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必须有长期、冷静的战略眼光，真正关心人民的利益，非常负责地处理这个问题。所以，这次《建议》特别强调几条，第一，强调就业。特别强调发展小企业和微型企业来创造就业，创造各种制度环境改善就业条件；第二，强调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第三，强调教育。劳动者能不能增加收入，最终取决于是否具备市场适应能力。《建议》高度重视教育质量和公平；第四，强调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强调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强调机会公平，同时要调节高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打击违法收入。最后，强调要引导社会舆论和社会心态，鼓励大家共同奋斗。
财新-《新世纪》：“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提法，和以前“让一部分先富起来”也不一样。
刘鹤：小平同志早就讲了这两句话。我国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以后，必然要走共同富裕道路。但是，究竟库兹涅兹曲线（注：收入分配状况随经济发展过程而变化的曲线——编者注）会以什么形态在未来的十年内逐步伸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成效。
财新-《新世纪》：你个人认为“刘易斯拐点”会在“十二五”期间出现吗？
刘鹤：刘易斯的理论存在很大争议。“二元结构”会不会趋同，最终取决于劳动力的知识和技能。所以，“刘易斯拐点”的内涵和定义首先需要明确。现在的问题是，有技能的劳动力明显短缺，不适应市场需求的依然过剩，呈现结构性特点，我们很难用是不是出现拐点来判断。但我倾向于认为，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的谈判能力发生了明显变化。
财新-《新世纪》：联系到城镇化进程，你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工资成本会较快增长吗？
刘鹤：我不认为会急剧增加，而是稳步提高。一部分市场适应能力强、知识背景扎实的人，工资上升速度会比较快。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会明显增强，这将有利于收入增长。
改革必须有顶层设计
改革到了一个新阶段。在过去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和面临各种各样新的重大改革议题条件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稳步协调推进
财新-《新世纪》：在谈到推进各方面改革时，《建议》用了“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这个表述，这个新词有何意义？另外，说到改革的优先顺序，汇率、费改税和资源税、资源产品价格改革，等等，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顺序？
刘鹤：“顶层设计”指的是主体结构和主要模式。有了这个设计之后，才谈得上其他。提出这个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改革30多年，现在到了一个新阶段。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过去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和面临各种各样新的重大改革议题条件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稳步协调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顶层设计，包括主要目标以及先后顺序。具体的顺序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安排。
财新-《新世纪》：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改革，《建议》列得较细。这些年，改革呼吁不断，但一直是走走停停，可能与政府权力较大，又担心通胀影响增长有关。这次的决心如何，会不会在考虑实施的时候又因担心波动而停顿？
刘鹤：最近油价调整了，资源税也在一些地方试验，我们会从实际出发加快推进改革。以什么机制调整价格，存在很多技术性环节的问题。我想指出，对“供求决定价格”的理解需要深化。最近，我与美国同行讨论时了解到，同样是电价，同样说供求，我们和美国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美国涉及公共产品价格的决定需要通过模型(model)精细测算，通过听证，然后再到州政府批准。消费者、生产者收益或损失算得非常细，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么简单。现实往往与微观经济学理论不一样。理论是静态的，没有限定具体利益关系。这种经济体只存在于虚拟的孤岛，在现代社会中不存在。逐步理顺资源产品价格关系，完善重要商品、服务、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关系国计民生，需要非常科学和审慎。
财新-《新世纪》：我们注意到，对汇率改革，《建议》中加了一个定语，“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确认了今年6月以来的汇改。
刘鹤：这个表述已有共识，就是渐进式改革。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能理解几个基本问题：首先，美国失业不是中国汇率造成的，因为美国现在的失业主要在建筑业，而不是制造业，失业群体缺乏市场技能，他们的失业与人民币汇率无关。
另外，“十二五”期间，中国有自己的改革议程，既包括汇改，也包括资源税、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和工资调整，这有一个顺序问题。逼迫人民币迅速大幅升值的想法是对中国情况不了解。最后，我们反对“汇率战”，希望通过合作实现共赢。
财新-《新世纪》：在对外开放方面，过去的重点在于对外出口及吸引投资，现在是对外出口和进口并重，引资和“走出去”并重，是不是意味着对外经贸政策的转变？
刘鹤：与其说是政策改变，不如说是环境和条件变化。中国现在已经成为第一出口国，我们不希望贸易顺差过大。从出口来说，主要是改善品种、提高质量、调整结构。
来源:财新-《新世纪》2010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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