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什么用心？--简评新华网《中国财富向少数人集中 疑垄断腐败是重要根源》
任凭
中国当前的暴富阶层主要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即新生资本家。中国两极分化出现，主要是吴敬琏之类鼓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的，是吴敬琏制造的市场经济新体制的产物，比如国企私有化国资流失工人下岗、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导致民生三座大山、资本家在股市楼市粮食领域投机谋取暴利，这些都是市场经济的弊端。腐败（权力资本化，官员为资本家服务获得巨额报酬）也是重要因素。再有就是国企高管高薪，而国企高管高薪恰恰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重要内容。纯粹的市场经济必然带来两极分化，这是全人类的共识。而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竟然认为“贫富急剧分化背后有两大主因，一是腐败，二是垄断。而非市场因素的“财富集中”，正是当下贫富差距拉大的最重要根源。”。两个问题即可让吴敬琏露底：
1、像俄罗斯那样，将全民所有的企业如石油、煤炭、铁路、电信等产业资源贱卖给资本家寡头究竟是制造两极分化还是消除两极分化？
2、既然人性都是自私的，为何小布什、奥巴马都声称自己是代表全民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何不把美国政治私有化回到皇帝时代？为何国企官员必然会腐败会自私自利？为何国有企业必然搞不好？毛时代的国企官员都腐败吗？毛时代国企都没有效率吗？
文章1：
美咨询公司：资产超百万美元的中国家庭达67万个
2010年12月05日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
本报讯（记者陈小茹）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12月2日在北京发布题为《中国财富管理市场：机遇无限挑战犹存》的报告。报告称，中国已有67万个家庭拥有百万美元以上的资产，位列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不过，这一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数的0.2%。
报告显示，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中短暂减速之后就恢复了快速增长。中国财富规模2009年同比增长28%，达到5.4万亿美元，其中现金和存款的比率达到61%。这份报告的负责人预计，在强劲的经济、私营企业崛起、资本市场发展的带动下，未来中国财富市场会保持持续增长。
从报告统计的最新数据来看，尽管中国百万美元资产的家庭数量居全球第三，但比率仍然非常低，百万美元资产家庭户数仅占所有中国家庭数的0.2%左右。据统计，在美国，拥有百万美元以上资产的家庭有471.5万户，占全国家庭总数的4.1%；在日本则有123万户，占日本家庭总数的2.5%；而在瑞士和中国香港，这一比率更高，分别为8.4%和8.8%。
波士顿咨询公司大中华区合伙人梁国权2日表示，大力培育家庭年收入在10万到100万美元之间的中产阶层，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报告也指出，香港是中国内地富裕人士青睐的投资和移居地。截至2010年6月，香港投资计划下的入境人士中约有80%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已经成为中国日益重要的离岸财富管理中心。
文章2：
“六个如何”考验自由派的智商
--略评左右派的六大分歧
何雪飞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1/201009/182497.html
左右派的核心分歧之三：如何看待当今的两极分化与腐败
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主要是由国企私有化改革国资流失、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产业化、跨国资本在中国获得高额利润等新自由主义改革措施带来的。比如改革开放后尤其是98年后，中国大力学习资本主义的房地产业，制造了多少暴富的房地产商，制造了多少房奴，这项政策为两极分化贡献很大。再比如98年后大规模的国企私有化运动，几乎整个国民经济、整个国有资产被一小撮新生的资本家鲸吞，无数亿万富豪诞生，工人阶级大规模下岗失业处境悲惨，这又为中国两极分化做了多大贡献？资本家们在股市、楼市甚至粮食领域的投机又获得多少财富？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就业、物价市场化制造的六座民生大山又压垮了多少工人农民？可见，中国两极分化主要是自由派鼓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的。
中国国企改革、国退私进的私有化进程伴随的国有资产流失是共和国第一腐败大案，其腐败金额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的腐败金额总和，其危害更是难以估计。但由于追究国资流失可能会撼动资改派的私有化路线，所以资改派官僚一直竭尽全力阻止劳动者对国资流失的追究，资改派甚至猖狂到命令司法机关对涉及工人维权、国企改革案件不予立案的程度。伴随着国有企业被资改派扼杀，多少劳工大众失去了国家主人身份，沦为受资本家阶级剥削的奴隶。由于中国不能侵略其他国家，中国劳工阶级的苦难程度远远高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资本来到人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其他国家一样是极其血腥的，中国的国资流失及私有化进程，和英国资产阶级搞的羊吃人、美国资产阶级搞的屠杀印第安人，日本资产阶级屠杀中国人一样，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最无耻地资本运动。
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其根本原因是宪法被资改派颠覆了：所有制上，生产资料已经是私有制占主体。分配方式上，已经是以按生产要素即按资分配占主体。新生的资产阶级侵吞了国有资产后，他们凭借对中国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无偿地占有了中国劳动阶级的大部分劳动成果--即剩余价值。
资本家剥削对两极分化的贡献比官员腐败对两极分化的贡献要大很多。苏联解体前，右派官员们的腐败已经达到了顶点，但由于在公有制条件下，其获得财富受到种种限制，而且其腐败是非法的，遭受左派及人民清算的威胁。正是这批右派腐败官员推动了苏联的解体，摇身一变成为新生资产阶级，大搞私有化。我们看到，苏联地区在解体后实行市场经济、大搞私有化后，其基尼系数迅速上升。
官僚腐败的根源，第一是制度上缺少了监督，毛时代有一整套监督干部的制度，这些都被自由派改革家以推进改革反对极左的名义给破坏了。这使各级官员以改革的名义为所欲为、挟改革以令天下，以改革的名义无法无天。而在自由派的核心理论里腐败也成了改革的润滑剂，因为如果官员都不腐败，那么毛时代的体制就会运作良好，还有什么理由搞全盘西化。如果不让官员们获得利益，官员们怎么会热衷于侵害劳动者利益的私有化改革？第二是文化上发生紊乱，毛时代大公无私的文化被自由派消灭。自由派们倡导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自私自利、个人主义、自由至上、金钱万岁的理念成为社会共识尤其是成为改革派官员的共识。制度是有人来制定、人来执行，如果官员们都极端自私一门心思要搞腐败，再完备的制度也无法约束他们，都会被他们找到腐败的漏洞。
逻辑与事实十分简单明了：那些信奉自由主义、信奉自私自利逻辑的的官员十分容易腐败，而那些信奉毛泽东思想信奉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的官员则相对清廉。
远的不说，近几年来查出的腐败官员，哪个是真诚信仰毛泽东思想的？就说所谓比较干净的知识分子学者型官员吧，已经落马的前统计局官员邱晓华、商务部的郭京毅等人，这些人都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彻彻底底的反毛分子。自由派官僚赵系人马的核心人员，赵紫阳、万里、任仲夷等人及其后代哪一个干净，他们提拔的那些官员哪个不是腐败分子？最近的贪官陈绍基、王华元、黄松有，哪个不是反毛分子？那些大搞国企私有化、侵吞国有资产的官员，不都是反毛集团资改派群体一员吗？不都是《炎黄春秋》之后台的徒子徒孙吗？引发通钢事件、依棉事件等无数国企改制事件的那些资本家集团背后有哪些官员为之服务，这些官员从资本家手中获得多少利益，恐怕自由派的核心及后台比中国人民更清楚！
自由派极其崇拜美国，极其推崇美国模式。但美国的那些官员，从克林顿到希拉里，从老布什到小布什，从切尼到保尔森，哪一个不是大搞官商勾结、大搞权力资本化的高手？从高盛到摩根，从孟山都到凯雷，美国哪个大财团不是大搞商官勾结、大搞资本权力化的高手？
在当前中国共产党干部里面，有很少一部分人相对比较清廉，这些比较清廉的官员都是有共产主义信仰的，都是毛泽东的拥护者。自由派官员赵ziyang赵太爷等人提拔的那些信仰美国自由主义、认同个人主义自私自利那套逻辑的“普世价值”派、“西化派”官员，无一例外，都是大搞官商勾结，大搞权力资本化的腐败分子。
自由派们能举出一例毛泽东思想信仰者、真正的共产主义信仰者成为腐败分子的吗？
官僚腐败获得的财富从根本上看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税收形成的财政收入，即公款、国库，第二是拿手中权力为资本家服务从而获得利益。而后者其规模数目远远高于前者。前者属于一般性腐败，通过进行审计可以得到有效监督。当前突出性的官员腐败不再是贪污公款之类的初级型腐败，而是更加隐蔽、无法监督的腐败，即利用手中权力为掌握巨额财富的资本家阶级服务从资本家手中获得非法利益。
当前官员腐败主要是通过替资本家服务而从资本家手中获得服务费。那么官僚腐败所得将远远少于资本家剥削劳工所得。在国有企业资产全面流失殆尽、国民经济整体上私有化后，整个国民财富已经被资本家阶级攫取。所以从根本上看，腐败官僚所得的非法收入，仅仅是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的一个零头。
所以腐败官僚只是依附在资本家阶级身上，参与了剩余价值的瓜分而已——这是中国实现市场经济、大搞私有化后官员腐败大面积上升的根本原因。这是资本主义的必然表现——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就是资本家阶级控制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在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也大量存在政府官员利用手中权力为资本家服务，从而瓜分全世界劳动者剩余价值的现象，甚至许多官员本身就是资本家，如布什家族、切尼家族及保尔森、高盛财团等等。
只要实现公有制、实现按劳分配，中国的两极分化状况则会基本缓解。腐败官员们也丧失了为资本家服务从而参与瓜分剩余价值的机会，腐败现象就会得到大面积解决。在此基础上加强人民群众对干部的监督，杜绝干部对国家财政等公共财产的贪污，那么腐败问题也就会随之彻底解决。
文章3：
资产超百万美元的中国家庭达67万个说明什么？
蔡律
据媒体报道，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12月2日在北京发布题为《中国财富管理市场：机遇无限挑战犹存》的报告。报告称，中国已有67万个家庭拥有百万美元以上的资产，位列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从报告统计的最新数据来看，尽管中国百万美元资产的家庭数量居全球第三，但比率仍然非常低，百万美元资产家庭户数仅占所有中国家庭数的0.2%左右。据统计，在美国，拥有百万美元以上资产的家庭有471.5万户，占全国家庭总数的4.1%；在日本则有123万户，占日本家庭总数的2.5%；而在瑞士和中国香港，这一比率更高，分别为8.4%和8.8%。这份报告的负责人预计，在强劲的经济、私营企业崛起、资本市场发展的带动下，未来中国财富市场会保持持续增长。
问题之一：如果中国资产超百万美元的中国家庭占所有中国家庭数的比例位列全球第三，中国财富藏富于民，理应可喜可贺，可惜只占0.2%左右。贫富差距正不断拉大，这不是两极分化又是什么？
问题之二：贫富差距正不断拉大的原因被社会各界诟病，中国内地富豪数量的增长主要依赖三个方面的因素，即股指上涨、房价上涨和G D P的快速增长。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土地、资源、资本 这3种生产要素发挥了巨大的财富调整力量。房地产、矿产、证券等成为“最赚钱”的暴利行业，少部分人借此一夜间站到社会财富的顶端。当前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问题，包括大量“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违法犯罪，偷税漏税，腐化官员，投机炒卖，巧取豪夺，官商勾结掠夺公共资源和社会财富。高房价加剧中国贫富两极分化，在以“房产”为门槛的“财富拉力赛”中，普通劳动者与投资者之间的收入“ 鸿沟 ”加速变宽，加剧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社会经济分层态势。
分析人士指出，在房地产领域，“虹吸效应”已然显现。作为一种经济现象，虹吸效应指的是各种经济要素向条件好的地区集聚和流动。由于炒房行为带来的巨大收益，越来越多的炒房客和炒房资金涌入房地产，在推高楼价的同时，房屋升值的好处越来越多地被炒房者所获取，而普通老百姓的刚性需求则受到抑制，需要花费更多的金钱来购买房子，财富变相缩水，只能“望房兴叹”或因购房而成为“负翁”。值得一提的是，炒房者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而是玩着“击鼓传花”的游戏，不断吹起楼市泡沫。一些炒房者与开发商合谋，不断推高房价，囤积大量房源，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记者在全国15个省区市采访了大量专家学者和基层干部群众，大家比较认同可以用白色、黑色、灰色、血色、金色5种“颜色收入”来概括当前形形色色的收入。5种“颜色收入”既相对独立，也有交叉的地方。具体来讲，“白色收入”指正常的工资、福利等企法收入；“黑色收入”指通过贪污受贿、偷盗抢劫、欺诈贩毒等违法手段获得的非法收入；“灰色收入”指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收入，在我国当前非常普遍；“血色收入”指那些突破人类文明底线，以牺牲他人的生命和用鲜血榨取的收入，如黑砖窑、黑煤窑等；“金色收入了”指利用黄金、股票、期货等资本获得的收入。
问题之三：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远超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并逐年攀升。经济学上经常用一个名词叫“基尼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差距。按照国际惯例，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状态，在0.3至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 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社会动乱随时会发生的危险状态。
数据表明，自9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的基尼系数仍在以每年0.001个点的速度提高，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2001年为0.459，2002年为0.460(《学习时报》9月16日)，已经超过国际公用的基尼系数警戒线0.4。扩大的趋势表明我们尚未找到遏制扩大之策，要对差距保持足够充分的重视。
国家统计局等6部委1997年联合进行的城镇生活调查结果表明，占调查户8﹒7%的富裕家庭占有60%的金融资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但贫富差距也拉大了。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33迅速增大，1994年突破警戒临界点0.4，目前已超过0.45。”“20年间，中国从一个收入差距很小的国家跨入收入很不平等国家行列，速度之快世界上少有。”(《财经》2002年5月)国家计委的研究人员指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40个收入差距超过国际警戒线水平的国家与地区之一(有人则认为已经接近了国际警戒线)。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显示，近年来劳动报酬收入所占国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基尼系数从1982年的0.249逐渐飙升至2008年的0.47。这就标志着中国的社会贫富差距已超越了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为0.4的警戒线。财政部最近给出的关于城市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统计数字显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的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仅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
问题四：贫富差距的加剧和社会矛盾的扩大，两极分化迟早会酿成社会动荡。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志在与弟弟邓垦谈话时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晚年曾数度警告说，：“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他还说：“如果改革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当高房价泡沫，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最受影响的是恰好是低收入阶层，对富豪不受影响。目前中国最穷的中哪些人？最底层的劳动者肯定是最穷苦的人。首先是农民:农民占中国国民总数的75%，按照中国社科院的调查，城乡财富拥有比例是 96： 4；农民财富拥有额仅为城市人口的1/72，用百分比显示是1.388%。相比城市人，农民构成了我国穷人的主体。
据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数据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城镇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近2亿人，占城镇总人口的45%，非常不满意者约3200—3600万人，占城镇总人口的7%—8%。原因是他们没有任何生存资源（农民尚有土地），一旦失业下岗必将面临生存危机。据不完全的统计：中国过去几年有约4000万国有及集体企业的职工下岗。他们中年轻一点的下岗职工还有办法去再就业或自己创业，而那些女四十男五十岁的人一旦下岗，面临着最艰难的局面。还有一部分放长假和“内退”的职工，生活费用和各种保险也有很大一部分没有保障。
下海、经商、办企业，其中极少数人在这一大批淘金者中脱颖而出，进入了富裕的行列，靠知识、技术、智慧、勤劳致富，这部分人我们应该保护。另一种人的致富则是站在体制内，抱铁饭碗，吃大锅饭，以权谋私，以权谋钱，损公肥私，贪污受贿而富裕起来，靠的是权力，靠的是贪污贿赂，靠的是官商勾结，靠的是偷税漏税，靠的走私贩毒，靠的是贩卖人口、贩卖文物，靠的是机会不平等……对此党纪国法不容。收入分配体系的不健全，社会分配不公是造成收入差距过大，直至两极分化的直接原因，资源要素分配不公，加剧了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
有人说，泡沫即财富，财富即风险，富贵险中求，货币是源头，两极分化迟早会酿成社会动荡。这种现象不早解决，分配制度将会影响政府政策公信力，失去民心的政府是容易出问题的。
蔡律 2010年12月5日
文章4：
新华网：中国财富向少数人集中 疑垄断腐败是重要根源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12/09/c_12864152.htm
2010年12月09日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中国百万家庭世界第三的背后
中国在社会财富增长加速的同时，出现了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倾向。贫富差距已经逼近国际公认的“红线”
12月2日，国际知名的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中国财富管理市场：机遇无限 挑战犹存》报告称，2009年，中国百万美元资产家庭的数量达到670000户，位列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同时，中国财富市场从2008年底到2009年底增长了约28%，达到5.4万亿美元。
原本针对银行等财富管理者的报告，泄露了中国的财富秘密。社会财富迅速流向富人的同时，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在日益扩大，迫在眉睫的收入分配改革正在艰难中谋求破局。
财富来自何处？
作为一份财富管理报告，波士顿咨询公司很尽职地提醒：管理机构应该关注“财富来自何处以及如何被创造”。
报告起草人之一、波士顿咨询公司大中华区的董事经理蔡辉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介绍，虽然企业家仍占绝大多数，但 “高净值人士” (指管理资产额超过100万美元的个人)数量正在日益增加，包括企业高管、专业投资者和独立型富人(指财富源于家庭成员资产继承或赠予的高净值人士，即富二代) 。此外，企业家群体正从房地产、制造业和大宗商品等领域向制药和高科技等行业扩展。
在蔡辉看来，作为最早从金融危机中恢复的经济体之一，有三大基本驱动因素帮助中国保持其财富创造的快速步伐：强劲的经济增长，私营企业的崛起和资本市场的发展。
“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今年第二季度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加上政府一系列刺激经济投资和刺激消费的计划，让更多的富人在强劲的经济增长中登上舞台。”
报告显示，中国中产阶级群体(包括拥有10万美元到100万美元管理资产额)的个人财富在过去五年内以年均超过12%的增长率增长。迅速崛起的中产阶级为银行提供了巨大的机遇，从2007年起，中国的私人银行服务开始雨后春笋般出现。
波士顿的研究还发现，中国的财富地域正在扩张，“2009年百万美元资产家庭所拥有的财富一半以上集中在六大地区：广东、上海、浙江、北京、江苏和山东”。而在中国十二五规划中，中西部地区将吸引更多的投资，这将为财富从沿海地区扩展到内陆地区打下坚实的基础。
“中国政府正致力于将经济增长范围扩大到这些沿海地区以外的区域，以创建一个更加平衡的经济发展模式。”蔡辉说。
财富快速集中
报告同时指出，虽然中国的富人家庭已居世界第三，但只占所有中国家庭户数的0.2%左右。蔡辉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这一比例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比如美国是4.1%、瑞士是8.4%，而香港则达到了8.8%。
尽管中国富人家庭占总家庭的比例很低，其占有财富比却很高。同样是波士顿公司，在其2007年5月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中曾提醒，0.4%的中国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
2008年8月，美林集团与欧洲最大的咨询公司凯捷咨询在北京联合发布的《2008亚太财富报告》指出，截至2007年底，中国共有41.5万位个人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富人。从财富平均拥有量来看，中国百万富翁人均掌握资产达510万美元，高于340万美元的亚太地区平均值。
专家指出，中国财富向富人的集中度正在以年均12.3%的速度增长，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中国已成为全球财富最集中的国家之一”。
但是，财富快速集中的背后是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显示，近年来劳动报酬收入所占国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基尼系数从1982年的0.249逐渐飙升至2008年的0.47。这就标志着中国的社会贫富差距已超越了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为0.4的警戒线。
与贫富差距相对应，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绝对差距也在逐年扩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介绍，目前中国的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当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
而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的2倍到3倍，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差距可能更大。截至2008年底，机关公务员退休金水平是企业的2.1倍，事业单位月均养老金是企业的1.8倍。
苏海南认为，造成财富集中的因素十分复杂，既有市场自然选择因素，有转型期的特定结构性、体制性因素，还有腐败、市场失序等非正常因素。“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市场因素的财富集中，甚至是市场经济富有效率的表现。但中国要警惕非市场因素的财富集中”。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分析说，贫富急剧分化背后有两大主因，一是腐败，二是垄断。而非市场因素的“财富集中”，正是当下贫富差距拉大的最重要根源。
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
随着不同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加大，中国的分配格局失衡导致的诸多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去年两会期间，部分委员呼吁，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己经走到亟须调整的“十字路口”，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十分迫切，“必须像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一样，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
2009年8月，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在向全国人大汇报工作中提出，中国将深化收入分配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今年年初开始，中央高层同样频频释放信号，要求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作为“十二五”期间的重点任务。
2010年1月8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会上指出：“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加城乡劳动者劳动报酬，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
2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讲话时亦特别指出在做大蛋糕的同时，“把蛋糕分好，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随后坊间传出消息，国家发改委正抓紧修改《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不久将上报国务院。但此后，这份被寄予厚望的“意见”却迟迟没有下文。
12月初，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港出席“亚洲论坛”时透露，中国今年底或明年初将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但他没有透露具体内容。
多次参与收入新政征求意见的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收入分配改革牵涉到各种利益的博弈，这是其迟迟未出台的最大原因。
杨宜勇说，这项改革很难入手，因为涉及太广，它是一个各方面配套改革的结果。改革的最大阻力在于富人，在于高收入群体，还有垄断企业和一部分企业主。垄断企业的收入是肯定要改的一部分，也是难度最大的一部分。
“本轮改革没有非常明确的时间表。但是中央提出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这当中就隐含了国民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前提。目标年份应该瞄准2020年。”
多次参与讨论的杨宜勇在接受采访时深有感触地说，分蛋糕最简单的就是不能让分的人先挑，应该让公众参与到切蛋糕的过程中来，“每一个人都是主体，类似于集体谈判，一个公民自治的时代，不谈是自己的事，谈不好也是你自己的事。都不愿意付出，都想搭便车，那就没有便车可搭”。
迟福林说，必须推进政府转型，对国有资本配置实施战略性调整。缩减行政开支，降低行政成本，才能有更多的政府收入用于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只有敢于在行政支出改革上动真格，才能够提振社会对收入分配改革乃至对整个政府的信心。”
而苏海南则建议，应该把控制收入差距不合理扩大纳入到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中去。他认为，财富集中是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之一，但对财富集中的情况要有区分，要保护合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打击非法收入。“当务之急，是对通过占有资源、资本运作、权钱交易获得的暴利群体加大收入调整的力度。” 本刊记者/王维博 文/舒琳 彭玺睿
文章5
吴敬琏：向旧体制回归现象非常不好 一定要挡住
2010年12月02日 中国改革
http://finance.sina.com.cn/economist/jingjiguancha/20101202/17519046647.shtml
转变发展方式从哪里入手
吴敬琏
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指出的，我们要解决长期经济问题，根本问题在于想办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认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点就在于提高技术、知识、信息这些生产要素在整个经济增长中的地位。
抓手何在
转变发展方式要从哪里入手？
第一，对于主要靠加工工业的发展来支撑高速增长的大部分沿海地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依托现有制造业的产业链尽量向“微笑曲线”(形似微笑嘴型的曲线，两端朝上，在产业链中，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设计和销售，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附加值最低。——编者注)两端延伸，发展服务业，即产业服务化。但是，不是说所有企业一下子就延伸到头了，还需要有做代工的企业。
第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和前面一条不是绝然分开的。在传统产业里面，只要在一个技术上突破，就很快会从旧的加工业中脱颖而出。我本来对于我们掌握新技术的能力也没有强烈的信心，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多次到地方调研，发现中国接近世界前沿的技术很多。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外国人早就发现，虽然中国教育质量有问题，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数量最多。
根据欧盟一份报告，从2004年开始，中国的研发费用超过日本，列世界第二位，加上改革使得体制机制获得进步，把生产力解放出来，技术上不断进步。但是，令人失望的是，这种新技术往往在产业化过程中比较艰难，大部分企业都没有很好地利用。但是，技术突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特别是2008年出现金融危机以后。根据经验，每一次金融危机过后，市场经济都会有很大的调整，一定会或大或小地出现技术革命。中国既然有一定的技术条件，又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且有较好的制造业基础，在一些产业面临着革命性发展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机会，从而能够构建起自己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我们最近调研发现，有几个产业是有希望的，一个是信息通信产业，一个是新能源汽车中的动力电池。
现在转变发展方式的情况怎么样呢？各省、市、县都采取了新措施，但是效果差别很大。我接触到的一些地方，苏州、无锡、常州“十一五”早期就开始行动了。但是，他们首先遇到一个问题：当地大多是外资企业，而且研发机构都在境外。当然，技术的溢出效应是不可阻挡的，可是，它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没有承接的项目。而本土企业利用三年时间的发展，逐步进入了研发创新过程，使得产品变得有技术含量、有知识含量。所以，这三个地方在这一次金融危机情况下与别的地方相比更有生机。
“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九五”计划以后转变增长方式的，已经初见成效。广东定了几个发展重点，信息通信产业、电动汽车、LED照明(半导体照明)。就信息通信产业而言，他们觉得自己有两个短板，一个短板是核心芯片没有，另外一个就是液晶屏问题。为此，它就采取措施把短板补起来，随后取得突破性进展。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还停留在一般号召上，有些地方出现一哄而起、赶浪头、同构化等值得注意的苗头。不少省级规划、地级市的规划、县级市的规划基本上是将发改委报告改头换面一下，都发展什么“战略新兴产业”，如新能源等，但这个地方的优势是什么、怎么能够扬长避短？想得很少。很好的设想，如果一哄而上，最后也会出问题，光伏、风电就是这样。有关部门常说“有保有压”，刚刚是保的产业，过两天就变成压的了。反复出现这类问题，我们就要总结，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明确实现产业转型是靠市场的力量来推动的，还是沿袭过去政府主导的老路？
关键是切实推进改革
过去走的老路对现在影响很深。如果继续走老路，它就免不了像过去那样，由政府去审核攻关的项目，政府组织力量，政府指定研发单位，政府指定产业化责任机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个新问题。讲了20多年还是没有转变过来。“十一五”规划纲要制定之前有一个大讨论，提出症结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大家讨论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四条：第一，政府保持了太多对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第二，以GDP增长速度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第三，财政体制缺陷(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收入结构，重要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等)，促使各级官员不能不追求物质生产部门的高速增长。第四，市场没有发挥作用，要素价格扭曲，特别是生产资料的价格扭曲鼓励资源浪费。
前面讲的是“破”得不够，在执行“十一五”规划的时候，我们深切感到“立”得不够。“立”什么呢？就是有利于或者是鼓励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还有待建立。30年来，中国人的技术创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这些先进技术的产业化进程步履维艰，有的技术干脆还没有开始产业化就夭折在摇篮里，有些企业成了“小老头树”，就是长不大。这就是制度环境不佳导致的结果。现在的技术发展非常快，你不能够做强，人家就超过去了。更糟糕的是碰到了垄断，干脆就把创新扼杀了。因此，不仅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还要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和社会舆论环境。正如科斯所说：最能激励创新、激励创造性发挥的诀窍就是，他对社会的贡献和他本人所取得的报酬差别越小，作用越大。
总而言之，不管是破除制度性障碍，还是建立一个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环境都有赖于改革。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只有推进改革才能建立有利于发挥创新精神的经济社会基础。这两年，有个非常不好的现象是向旧体制回归。对此，我们需要打破阻力，一定要挡住，不开倒车，切实往前推进改革。
政府如何在转型中正确地发挥作用
21世纪以来，改革推进得比较慢。不管是改革，还是创造环境，还是推进转型，政府确实是一个关键性因素，如何发挥其作用是一个重大问题。要真正让政府发挥自己在推进转型中的作用，前提是要推进自身改革。目前，中国政府在执行自己职能时，存在着“越位、错位和不到位”的偏差，各级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又管不好的事，而不少应该由政府管理的事却没有管或没有管好。针对这种情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终取决于政府自身改革成效。关键中的关键，乃是转变政府职能，限制政府权力，建设法治下的有限政府，履行政府应有职能，建设有效政府。
必须明确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政府在增长转型上的重要作用是提供公共产品，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中共十三大提出，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第一句话还有争议。政府怎么调节市场，含义是什么？第二句话没有争议，企业由市场引导的，不是由政府引导的。
具体来说，就有一个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应该做什么？现在，中央要求转变发展方式，各级政府都重视起来了，过去许多不作为的地方政府开始作为了，一些地方政府过去受人指责，厂家说政府不作为，但是，现在出现的问题就不是原来的不作为，而是为所不当为。比较普遍的问题有五种。
第一，指定技术路线。这对产业的实质危险性很大。最大的教训还是日本。当年，日本通产省和日本广播公司在整合高清技术电视的时候，认定了一条可模拟式，结果，美国发明数字式而使得日本大量的资本和研究力量的投入全部泡汤，而且人类进入了数码时代。
第二，用行政指定、评定的方法去决定哪个是创新企业。
第三，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本质上说，从事什么职业，从事什么活动，这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说为了公共利益需要禁止某一些人进入，那也需要通过立法来规范。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非禁即入”，没有法律明文禁止都可以自行进入。
第四，利用行政权力垄断市场与民争利。国企本该退出的领域却坚持不退。
最后，政府习惯于介入“竞争后”的企业活动，补贴本地企业。
当然，政府需要有所为。第一，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提供基本社保、良好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尤其是基础科研体系；第二，用公私合作(PPP)的方式提供共性技术和组织竞争前开发；第三，按照外部性大小，用补需方的方式对节能、环保产品提供补贴；第四，做好规划和协调工作。
吴敬琏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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